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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6 14: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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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东风汽车未来发展战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表现在产品上的差距，其实是由产品背后的人的因素所导致的。东风公司与国际汽车巨头的真正差距，是在队伍上；有了一支过硬的队伍，技术可以学出来、设备可以造出来。东风公司的崛起，必然要求首先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然后才能真正解决技术方面的问题。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同时也是一项极其伟大的工程，因为它将不仅改变中国汽车工业目前的被动局面，而且造就中国汽车工业未来崛起的民族精神，这条伟大的创造之路、复兴之路，值得东风公司现任领导人去践履。
一、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东风公司强大的根本之路
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是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全面合资后，东风汽车公司面临两方面重大危机：一是自主权力、自主能力甚至包括自主意愿的严重丧失，二是职工队伍的精神涣散。由于这种权力、能力和意愿的丧失，东风汽车的自主品牌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和信心日渐削弱，如没有决断的措施、坚强的力量，其结果就是彻底沉沦，直到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由于采取一系列资本主义政策，工人阶级主人公的地位彻底丧失，职工队伍精神涣散，如不另劈炉灶，辨证施治，东风的精神和凝聚力将不足以保证度过即将到来的难关。
摆在东风公司面前的，有3条路可走。
（一）走资本主义道路
走资本主义道路，企业内部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
一是产权改革，化公为私。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把产权模糊的公有制改为产权清晰的私有制，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必由之路。这套理论以美国新制度学派的科斯（R.H.Coase）、阿尔契安（A.A.Alchian）和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弗里德曼（M.Friedman）等为代表人物，对中国企业界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所谓“科斯定理”受到中国企业界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派势力的亲睐：“清楚的权利界定（翻译成今天中国企业界的话语就是所谓‘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什么是“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呢？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亚洲版传人张五常解释道：“高斯（科斯）定律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张五常说：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产权清晰论“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主义）奄奄一息。”
二是分配改革，按资分配。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与此相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按要素分配”的原则。二者的根本分歧源于商品的价值来自何方、企业的价值来自何方以及如何理解“价值创造”过程。
企业是制造产品、销售产品（包括服务）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是生产商品的经济组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认为，劳动是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唯一因素，企业将销售商品的部分收益分配到员工个人手上，其数量的多少，应该以劳动者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多少为唯一标准。但是，“按要素分配”的原则认为，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不只是劳动，而是三种资源即“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三类资源被简称为土地、资本、劳动，即所谓生产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的人力资源又被分为“劳动”和“企业家才能”。因此，生产三要素论又演变成为“生产四要素论”（注意，这里已经把劳动者和企业家割裂和对立起来），因而是“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四个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西方价值理论史上更为庸俗的价值论还宣称，不仅生产要素，而且自然力、畜力等因素也创造价值）。
既然价值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当然就应该按生产要素分配：工人得工资，资本得利润，土地得地租，管理者得年薪。这就是奠定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之一——“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的分配公式。
重温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就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当今中国企业界不断搬出“生产要素价值论”这个早已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的古董，原因在于，他们必须在表面上虚伪地保留社会主义的名号，才能在暗中实现骨子里向往的“资本剥削”和“官僚剥削”的资产阶级利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只能是工人的活劳动。“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的这种二重性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用的形式上的具体耗费，马克思称这种劳动为具体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是人的脑力、体力等等的耗费，马克思称这种劳动为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商品中包含的价值量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劳动者的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一部分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原有的价值。商品的价值创造过程，从定性上来说，是指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从定量上来说，商品制造过程中所创造价值量的大小，决定于体现和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当然，仅有生产还是不够的。商品价值的实现，最终要通过等价（在具体的实际的个案中，交换不一定等价）交换。所谓“等价”，是指商品价值相等，而不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相等，因为交换的商品是使用价值不一样的商品，其使用价值无法比较谁大谁小，只有按照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抽象劳动亦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互相比较，才能知道交换商品各自价值的大小。
因此，企业实现产品变商品、商品变货币直到货币回笼，真正的原因乃是由于工人的劳动物化到原材料上，物化到半成品上，物化到产品上。资本，无论是货币资本还是实物资本，最终为工厂提供的无非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材料而已，这些材料的消耗或增殖，只是将一堆没有生命的材料转化成了另外一堆新的、理化性质不同的材料而已。这一堆新的、理化性质不同的材料拿到市场上能够卖出比原先购进那堆旧材料所花费资金更多的价钱，是材料本身创造价值了吗？当然不是。材料自身绝对不会创造价值；它之所以能够增值，完全是由于工人的劳动所致。
劳动价值论清楚表明，劳动才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力量，但是现实中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却能够大行其道。资本为什么能够获取商品出售的大部分利益？原因在于下面这一点：资本拥有者以其占有的资本作为要挟，除非劳动者让他索取大部分利润，否则它不会将这笔资本投入生产。劳动者除了一身皮囊以外，身无长物，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协约。要知道，资本家没有了工人可以比工人没有了资本家活得更长久！“按要素分配”的分配制度之所以横行于世，正是资本主义丛林法则的演绎而已；资本主义的核心本来就是丛林法则，可“生产要素价值论”偏偏要论证“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这除了满足资产阶级的道德自慰，还能说明什么呢？。
由“按要素分配”的分配制度继续推导，自然也就有了今天国有企业的年薪制度了，因为“管理者才能”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列为一项单独的“人力资源”了。问题是，国企管理者无法证明，为什么商品价值的大部分来自他们的管理行为？为此，他们经常援引一种不完全归纳法，譬如：前任负责人手上，企业赢利很少，甚至亏损，到了他这一任手上，企业扭亏为盈，效益增加。前后两相对比，赢利的原因就被归结到他的身上了。为什么原因不是全体员工的呢？一个最好的领导，就是一个触媒，他能够激发员工的责任感和创造能力，但是做“触媒”本来就是他的角色，他有什么理由要获取远远高于普通员工工资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年薪呢？这种年薪，难道不就是从资本利润中分割出来的吗？说到底，国有企业年薪制从根本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国有企业官僚利用强势地位强迫普通工人接受的一种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
产权制度改革，产权的私有化，是确立资本主义的基石；分配制度的改革，年薪制的实行，是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必然途径，因为在今天的大工业背景中，所有者已经不可能对企业管理亲历亲为，他必须通过聘任的管理者来延伸他对剩余价值的汲取渠道。跟管理者一起分肥，是当代资本主义最现实的组织路线。尽管毛主席生前一再嘱咐不要对少数人搞高薪，但是如果我们决意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高薪制就是必然的选择。不刺激个人私利，不放大丛林法则，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也不会得到管理层的支持。
走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对东风汽车公司来说并不是一种最差的选择。首先，年薪制在东风公司已经实行，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其次，走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有利于东风公司跟合资对手（外国资本主义汽车企业）在制度上对接，过去一直存在的人浮于事、懒散怠惰等现象可以从负的方向得到抑制，也能在生产管理上更多地融会贯通资本主义企业的先进经验；第三，东风汽车挟洋品牌攻占民族市场，5年内基本上可以领先国内。只要在东风公司内部产生一个俾斯麦政府式的资产阶级领导班子，5年后面临的危机也许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有几种形式。第一种是“只做不说”，也叫“不争论”，鱼找鱼路，虾找虾路，各顾各、自顾自闷头发财；第二种是“正做反说”，明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偏要扯上社会主义的旗帜，这种做法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糊弄人民群众，因为他们总以为人民群众是一帮白痴，看不懂他们的手段；第三种是“又做又说”，这种人大多是私营企业主和他们在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但是，社会主义仍然是今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标榜的旗帜，至少也是形式上的旗帜，因此对于像东风公司这样的特大型国有企业来讲，即便要走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只能“只做不说”，而不能“又做又说”。
本文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对资本主义持整体的、彻底的否定态度。但是，在东风公司已经全面合资的现实情况下，却只能正视这一局部的现实。资本主义对整个中国来说绝对是灾难，因为中国的历史积淀、经济构成、资源状况和现实国情完全不同于欧、美、日、韩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我国巨大的农业人口所带来的发展困难就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但是在局部，譬如在东风公司，发展资本主义却不能说是最下策。这是因为，东风公司的肉体已经被绑上了资本主义的战车，但是屁股上还盖着封建社会主义的纹章。与封建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肯定是一种进步。
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是选择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由于工人阶级缺乏管理经验，暂时没有力量将全部资本主义企业接收并自己经营，但社会生产又不能因此而停滞，因而无产阶级政府作出让步，形成一种在无产阶级政权监管和工人阶级直接监督下的、允许资本主义生产运作的临时经济政策。必须指出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一旦失去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府和工人阶级的监管，就会立即蜕变为自由资本主义。以中国的国情和东风公司现在的格局，选择自由资本主义将摧毁东风公司现有的经济基础，使之完全蜕变为外国资本的附庸；相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比较接近东风公司的实际，也对东风公司的发展相对有利。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险在哪里？主要风险在两个方面。
一是职工群众能否稳定，能否通过。
EVA造成民怨沸腾，但是还没有触及工人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所以目前还看上去稳定；如果一旦进行MBO或全面私有化，谁敢保证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谁都害怕动乱，谁都不希望动乱。所以,即便要走这条路，最好也是自上而下地通过改革,逐步走上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
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自身严重的政治短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非没有过自己的政治舞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曾经明确地提出要将中国引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共产党将带领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无产阶级共同建设国家（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刚解放时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相当友好，希望团结他们共同建设新中国，并且还提出过“剥削有理”的口号。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短视缩短了自己的历史寿命：当国家处在关键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表现每每都是让共产党失望——首先是在战时囤积大米、棉纱、煤炭（当时所谓的“两白一黑”）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搞投机倒把，与穷苦老百姓为敌；后来又拒绝满足劳动者加工资和民主管理的要求，野蛮剥削工人阶级。这些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骨髓深处流淌出来的贪婪汁液，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得中国在资本产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基本上从整体上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由此而提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记住这段历史，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无借鉴意义。即便能够在东风公司内部产生一个坚强的资产阶级领导班子，我们也必须特别小心。历史不能重演，历史不要重复。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既然可以让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也可以让民族资产阶级灭亡。
（二）走封建社会主义道路
封建社会主义，决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改头换面了的、甚至更坏的封建主义。
封建主义实施人身依附和人身控制制度，封建社会主义则建立一套功能极其强大的精神依附和精神控制的潜规则。
封建主义公开地、直白地宣称自己的政治权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百姓从肉身到土地都是皇帝的家私；封建社会主义表面上完全与之相反，它公开竖立的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实质上仍然实行极权统治。长官意志是决策准则，人身依附是组织特征。
这样一条道路，它的特征，它的危害，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惯性，不需要理论上的阐述，当代中国人基本都有感同身受的体验。这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封建社会废墟之上的，一方面，它对旧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否定的。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就这一点进行过多次斗争，但是，意识形态的改造，决非依靠行政命令和几次政治运动能够完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的构建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历史地承袭了封建社会制度下强大的封建主义意识，甚至要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找到它可以继承的因素，因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由一个断裂的地方自己生长出来。列宁曾经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说它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同样，我国资本主义历史浮浅，社会主义更多地是直接从封建主义那里延续下来，客观历史如此，它不得不把封建意识携带到制度上的社会主义中来。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封建主义意识，结合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很容易就形成了封建社会主义的模式。中国社会主义遭受挫折，这是主要原因。
这种封建社会主义的模式，反应到企业特别是特大型国有企业，就是没有制衡或很少制衡的个人权威、长官意志。它追求的不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权力,而是追求没有制衡的、超越集体的绝对权威和权力；一级级单位从上到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下级运用“民主”时，其实都在揣摩上级的旨意——这种“民主”怎么可能反映真实情况？这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怎么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议事决策上如此，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就更容易出问题。夜莺被屠杀之后，猫头鹰就开始歌唱了；民主被窒息之后，独断专行、官僚腐败就开始盛行了！没有了民主监督的地方，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少腐败；有多少权力,就有多少阻力。官大一级压死人,层层飞扬跋扈,层层俯首帖耳,形成一整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官场链，而一线工人、普通职工由此更加丧失了说话的权利和地位，更不要说监督了。
跟大形势想仿，如今的二汽，涉及到职工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问题，各级基本上都习惯暗箱操作。
职工的政治利益主要体现在提干上。二汽提干从形式上是有组织考察的，但是一把手的保荐才是起实质性作用的因素。一把手要保荐一个干部，所依据的是哪些因素？工作能力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主要的还要看被考察者跟一把手的关系。由于二汽是一个移民城市，以各个单位一把手为中心辐射出去的关系网就主要由姨表亲戚、老乡、同学和酒肉朋友构成。那些被提拔上去的，很大一部分不是因为业绩突出，而是因为上述四种原因。这些被提拔上去的人，最终当然就把持了二汽各个部门的权力，他们渐渐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个人要想跻身这样共同体中，必须从政治上的拜江湖开始。这从客观上打击了真正的优秀人才，他们并不是完全不会拜江湖，但是他们即便迫不得已想拜江湖，也永远比不上那些庸人们脚下轻车熟路、内心轻松舒畅。优秀人才跟一般庸人在拜江湖上存在一个根本的分歧。优秀人才总还是有廉耻感的，一般庸人则完全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只要能够当官，拿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做交换也是在所不惜的。在二汽的现实官场活动中，买官卖官、跑官要官这些现象并不是没有，有些地方、单位还相当普遍，只不过方式上更隐蔽而已；至于吃喝嫖赌，既是进入二汽官场的通用门票，也是二汽官场内部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职工的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分配上。二汽的分配制度，是在前述EVA的基本框架下，以“官本位”为导向，对工人进一步盘剥的制度。EVA已经决定了年度总体上的两极分化，但就连平时的经济分配也要充分体现“按官取酬”的特点。二汽工人的工资或奖金，基本上都是秘密发放的。当工人手中的工资或奖金增加了100元时，他们不能确切知道车间主任或科长手中的工资或奖金增加了多少，更不能知道他们的厂长手中的工资或奖金增加了多少。一般来说，他们只能按惯例猜测一个大概数：科长、厂长手中增加的工资或奖金比他们的要高一个数量级。反过来，当工人手中的工资或奖金减少了100元的时候，他们的科长、厂长却完全有可能什么都不减少！
通过基层的接触，我们知道无论是何种名目的钱，到了工人手里都要层层剥皮。厂里划拨给车间的奖金和薪酬，那是“毛钱”，车间往往要扣留部分出来，作为车间领导活动经费；车间把剩下的部分划拨到班组，那还是“毛钱”，班组长还要扣留部分出来，作为班组长的活动经费。这样几经周折，最后能够到了工人手里的，那才算是“净钱”。不过，“净钱”跟“毛钱”相比是打了很大折扣的。这个折头，都放在车间主任或班组长那里，将来车间主任或科长请厂长、班组长请车间主任或科长——大家一起去吃喝嫖赌的费用就由这些“活动经费”中开支。这一切，之所以如此公开，首先是因为二汽财务上已经漆黑一团。工厂财务部门发放出去的薪酬，竟然不需要每个工人的签字，而只需要车间主任或顶多班组长一级干部的签字回执就可以了——这倒真是“三个代表”的现实注脚：工人们不仅经济地位低微，而且连最后一点可怜的财务知情权也由他们的领导给“代表”了。
封建思想，特权思想，金钱思想——这些封建主义的货色，决不可能有利于二汽的长远发展，更不可能发挥二汽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它一方面造就在位官员的腐败，另一方面腐化官员以外的职工群众。职工群众中如果有被提拔成为干部的，他们往往也会选择他们曾经猛烈批判的道路，而这，正是中国社会大气候浓厚金钱思想的影响和二汽长期以来不对基层职工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交互结果。
这样一条道路，尽管对二汽的发展来所说是最最下策，但也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作为东风公司决策人，无论如何不能只考虑一个官僚集团的利益，而应该把二汽整体的长远利益作为自己奋斗的政治目标。对这样一条道路的彻底否定，应该成为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共识。
（三）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一条最难的道路，但也是最有希望的道路。
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在工农阶级的感受中，世界永远是少数人的世界，痛苦永远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到了鸦片战争至1949年这段大约一百年的时间，中国工农阶级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百年，是外国人欺压中国人、少数中国人欺压大多数中国人的百年。这一百年即使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百年，也是差不多最黑暗的百年：当外国人欺压中国人的时候，中国工农阶级响应中国封建大地主阶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号召抵御外侮；一旦外侮减弱，中国封建大地主阶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更加专心致志地剥夺和压榨那些先前一同抵御外侮的中国工农阶级，以使他们不至于因为外敌的退却而享受到稍好一点的生活。所以，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不是“中国政府站起来了”之后，当土地、生产资料从大地主、大资本家手中没收过来交给工农阶级之后，当工农群众见了干部不再需要磕头甚至还能够给干部提批评意见之后，当干部和一般工农群众平等参加劳动之后，工农群众怎能不感谢共产党、怎能不感谢社会主义？
中国工农阶级接受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解放后的20年里不仅在宣传上、而且在实质上占据主流地位，并非那时候人民对社会主义有多么理性的思考和认识，而是对比了从前的黑暗和当日的光明，从感性上不得不接受它的结果。这20年，我国进行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践履的是一条相当纯粹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是，我们在这条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并不彻底，而且随后越来越偏离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究其原因，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仅仅依靠制度改造就能够轻易完成的事业，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还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经过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就的同时，封建主义意识开始抬头，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崛起。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和权力世袭意识、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人生观，这些腐朽没落意识在绝大部分人头脑中复活了。虽然中国在制度上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在一般官员和大部分人民的观念中，封建主义意识和资本主义意识都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变成一个混合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诸种因素的混合体：它有一件社会主义的外套（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分配的按劳取酬；政治的民主集中制；计划经济），在这件社会主义的外套上面长的是一颗封建主义的头脑（打天下的当然就要“坐天下”；“坐天下”当然喜欢政治上“一言堂”的长官意志和官僚作风；经济上保护“官本位”等级特权；掌权的官员开始注重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人民的利益），而在这件社会主义的外套里面，包裹的又是一副带有资本主义胎记的肢体（私有制的分田到户；自由竟争；不劳而获；按资分配）。正是为了将这个混合体（社会主义外套、封建主义头脑、资本主义肢体）改造成为较为纯粹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期望一举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但是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仅成为今天的人们拿来否定毛泽东的一段被扭曲的、疯狂的、暴虐的历史。
但是，透过这段众说纷纭“文革”历史，建国以后的20年社会主义实践、“政治清明，经济复苏，人民淳朴，就连大自然也展露出健康纯洁的本来面目”的社会主义景象，已然转变、进化为成一种社会主义基因，深深植入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正是因为这段黄金时光的照耀，使得今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无论遇到多么沉重的挫折，都一定能够从黑暗和沉沦中警醒过来，这，就是中国工农阶级比其他没有社会主义经历国家的民众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今天中国任何一个企业，不管是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还是合资企业，特别包括体现了国家利益的特大型企业，只要坚持彻底、纯粹的社会主义道路，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是会赞成的。就算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欧美好讲天赋人权，强调人的个体的自由；中国好讲天下为公，强调整体的和谐——这也是国有特大型企业工人阶级容易接受真正社会主义的一种社会的、历史的依据。
那么，就今天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目前对具体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有些不仅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排斥，但是，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的四大标志都能够得到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可：
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富裕，逐步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
二是宏观规划，整体调控，发挥集体力量，解放生产力，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三是按劳分配，与理想信念教育一起，共同促进工人劳动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四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提高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具体到二汽这样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应该走怎样的道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还是要借鉴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遗产——《鞍钢宪法》。
《鞍钢宪法》的精髓在于：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所谓政治挂帅，指的是企业的发展必须保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必须将最广大工农群众的社会需要作为自己的生产目标而不是把利润作为自己唯一的生产目标，必须以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为动力，必须真正体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当然，政治挂帅必须特别提防那种极左的或形“左”实右的动辄扣帽子、动辄上纲上线的口头政治。一个企业，只要在生产目标、发展依靠的动力、工人阶级地位等几个方面把握住了大方向，应该说就是把握住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问题。
所谓加强党的领导，指的是企业党组织必须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近些年来，党的理论和实践上出过不少问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首先在党员领导干部中丧失，一些平庸、混乱的思想入侵党的头脑，靠这些平庸、混乱的思想怎么能够凝聚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会产生自发的马克思主义，而要靠党的理论灌输和教育。这就要求党的理论首先是正确的，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精神支柱，只有在彻底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才能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然而，我们当前的理论彻底吗？东风汽车公司甚至已经没有一种凝聚职工的政治理论了。
所谓大搞群众运动，指的是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摈弃这些年来“专家治厂”、“精英治厂”的思想路线——这也正是《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的精神所在。
其实，不仅在社会主义企业，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也特别重视发挥工人的智慧和力量，只不过西方现代经济管理理论中用了一个含糊其辞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说法而已。
《鞍钢宪法》本来是中国工业的宝贵经验，但是中国自己却把它丢弃了，反而是西方对它进行了研究和利用，反过来，换了一付外国的面孔又在中国企业出现，譬如“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的生产管理模式。
全面质量管理的“三全”，指的是“内容与方法的全面性；全过程控制；全员参与性”。这是地地道道的“鞍钢宪法”的海外镀金版和“海归”过程。全面质量管理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后来在西欧与日本逐渐得到推广与发展。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引入中国，二汽为此进行过非常认真的培训和推广，几乎所有职工都参与过“全面质量管理”工作。日本人强调的“团队精神”以及全面质量管理的“全员性”，正是汲取“鞍钢宪法”中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而产生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丰田精益生产方式”。
随后是欧洲和美国对《鞍钢宪法》的改造。美国汽车工业“后福特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汲取了《鞍钢宪法》的精髓，福特公司着手改造“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时，特别强调了“团队精神”；瑞典VOLVO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在1988年将“装配线”改造为“装配岛”，使工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8至10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1995年2月1日，美国国会甚至辩论“团队合作法案”在企业的实施。
反观我们，企业管理理论东拼西凑，土洋搀杂，根本不成体系；企业管理实践“给啥吃啥”，生搬硬套，照抄照袭，囫囵吞枣。一会是“全面质量管理”，一会是“一个流”，一会是“定置管理”，实践过程中总是抓住一些皮相的东西从形式上反复推广宣传，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鞍钢宪法》，也不在于“全面质量管理”是否跟二汽水土不服，更不在于我们没有将装配线改成“装配岛”，我们的真正问题在于既抛弃了《鞍钢宪法》，也没有彻底、认真地落实过《鞍钢宪法》的东洋版方案“全面质量管理”，更没有把工人放到一个有个性的“人”的位置上去考虑，怎样使他的工作更能全面发展、更有趣味性、更具挑战性。
二、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凝聚人民群众。这是由中央企业的政治性质决定的。
（一）中央企业的政治性质
中央企业，是国有企业的骨干分子，主要分布在能源、化工、航空航天、交通、金融等区域，这些区域要么技术含量高，要么决定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格局，要么全面影响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在国家经济生活的通盘棋局中，中央企业恰如一颗颗处于战略要塞位置的重要棋子，“活一颗则活一片，死一颗则一片死”——如此特殊地位，并不仅仅是中央企业后天发展所致，而是从一开始国家就设定了这样的政治目标：国家要通过中央企业来保障国计民生，保证政权稳定。因此，比起一般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先天地有着浓厚的政治属性。
中央企业，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其性质总会发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一个团体对于社会的影响，特别是该团体经济活动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随着团体规模的扩大，其影响力不只是呈线性增长，而是呈指数增长。在小规模的团体里，经济问题往往表现得相对单纯，用产品市场、供求关系、人力资源等等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但是当团体规模变大时，经济问题也会随之改变自己的面貌，它的政治色彩也要变得越来越鲜明。一旦企业规模突破某一个临界平衡点，它的政治色彩就要超过商业色彩，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如此。我国中央企业不仅在规模上宏大，而且由于其先天赋有的社会主义性质，更是具有政治色彩的社会主义大型经济组织：它不仅处于国民经济的战略要塞位置，而且规模宏大，制约着国民经济总量的起伏；它不仅关涉数以万计的企业职工，而且关涉数以亿计的全国人民。因此，比起一般的国有企业，我国中央企业的政治属性在它对国民经济的后天影响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突出和加强。
列宁说过，“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问题最后集中表现为政治问题，正是上述量变到质变的逻辑必然。在这个逻辑发展的过程中，经济问题不断迭加、增大乃至最后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宏观走势，而且还影响到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对此，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脱离政治理念去谈论经济问题，要么自欺，要么欺人，要么二者兼而有之。政治理念对于经济运动、特别是对于宏观经济运动，从来都具有统摄作用。
像东风汽车公司这样的巨型集团，其本质特征已经迥异于三五百人的小厂。它的内部生态环境已然具有作为一般社会形态的重要特征，它的对内对外策略更像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而不再像三五百人的小厂那样，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生产、联合、协作等等范围之内。它的生产经营活动直接关涉国计民生，是中国钢铁工业、石化工业、玻璃工业、铝制品工业和橡胶工业最直接的推进器。所以它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经济组织。对于一个简单经济组织来说，它只要有了明确的经济目标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东风公司这样的中央企业来说，不仅要有经济的目标，而且一定要有政治上的理想，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去理解东风公司的发展轨迹，设计东风公司的未来。只有这样才能凝聚群众的力量，保证这艘巨轮在经济发展的滚滚洪流中不致偏离航向，并最终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胜出，自立于世界汽车工业的不败之林。
列宁还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中央企业是中国工农无产阶级的企业，而不是哪个私人资本、外国资本或官僚资本的企业。因此，它更要特别关注如何“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它不仅要解决制造产品、谋求利润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产品为谁制造、利润如何使用、如何分配的问题；不仅要解决谁管理、管理谁、怎样管理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依靠谁、团结谁、壮大谁的问题；不仅要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而且要解决企业自身利益与国家全局利益乃至全国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总之，既要注重眼前的经济效果，更要注重企业的发展过程和未来走向。巩固、扩大东风公司经济基础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满足眼前的赢利，而是要将目标定位到打造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企业上来，确保东风公司在效率和公平之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均衡发展，只有这三个均衡实现了，才能实现东风公司的永续发展，才能确保东风公司无愧于中国人民寄予的厚望，才能确保东风公司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第一位的支柱企业。
（二）意识形态对中央企业的凝聚作用
面对未来，如何从政治的高度来制订东风公司的发展战略，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完成对全体职工思想的统一。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这些观念和观点，并不完全是社会自己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在分析所有社会成员的客观生存和思想状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意识形态不仅反映社会存在，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再造工具改造着社会存在。在这个改造过程中，人民获得了大致相同的社会观念、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观念，从而汇总成为一种主流思想。只有这种主流思想、价值观念形成了，人民才能真正认可、认同政权，并通过政权的施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繁荣。
像东风公司这样的特大型中央企业，要想“做强做大”，首先是要凝聚全体职工。凝聚全体职工，就要充分运用意识形态的功能。
改革开放28年来，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正统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念分崩离析。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过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精神文明建设一直处于滑坡状态。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崛起，必然地、客观地提出了重新塑造意识形态的要求。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以消费为导向、以商品拜物教为标志，它在中国崛起后，把既往的意识形态的存在——特别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通捕来，放到它的法庭面前进行无情的审判，而这场审判唯一依照的法律就是货币，因为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有的观念和理念最终都必须用货币来表达。物的世界丰富了，但是同时人的主体地位被打得粉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不得不自觉地扭曲，以适应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无情审判，否则就会被打入另类（在这一点上，连西方的许多人文知识分子都对市场自由经济持严厉的批判态度）。
另一方面，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的彷徨、迷茫，也助长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松懈和混乱。尽管先后有“三讲”、“三个代表”直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但是在党员队伍中起到的作用并不令人乐观，至于党外一般群众，收效更微。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气候下，一般团体要想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非常之难，但是对于东风公司却要容易许多。原因如下：
一是完全合资以前的三十多年里，东风公司的经济成分完全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绝大部分职工感受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感情；
二是东风公司起于一无所有，建于一片荒芜的崇山峻岭之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战斗历程已经化作一种精神，融入了绝大部分职工的血液中；
三是从建厂起东风公司就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只要我们愿意发掘，就能够继续发挥巨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四是东风公司地处内陆腹地，与那些沿海开放城市的企业相比，职工受资本主义世界观影响的程度较小；
五是苗圩时期的铁腕治理方式虽然源自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理念，但是客观上确立了威权主义在整个东风公司的地位。
上述一到四项是正激励方式，第五项是负激励方式。如果说，上述一到四项的正激励方式仍然不足以保证在东风公司全体职工中建立一整套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第五项的负激励方式就会充分发挥它的威权主义功能，对前面四项予以补充和强化。“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0年前和10年后的今天，在职工群众中引起的感受和起到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在这10年中间，我们的职工群众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前，他们之中的确有一部分人懒洋洋地躺在社会主义的屋檐下混日子，但是现在这些人明白了，如果不为这幢社会主义的屋子添砖加瓦，那就只能到资本主义的屋檐下去乞讨了，而资本主义，对于他们、对于绝大多数基层工人来说，绝对都不是福音——严酷的现实已经教育了他们。
（三）在东风公司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
在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遭逢巨大挫折，但是这不仅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反而从反面证明了，社会主义一旦偏离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就会失败这一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是由其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所决定的，是由其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没有变，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也不会过时，唯物史观至今还是认识人类社会的最科学的方法，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别的理论可以替代。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宪法明确规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的伟大学说，而且特别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在东风公司，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研究、指导和解决有关企业宏观方向的重大问题。
第二，确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只有依靠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把东风公司全体职工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积极性调动起来，向着崇高的目标前进。这几年，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严重侵蚀工人队伍，个人主义、私欲私利大行其道，职工队伍的向心力、凝聚力大不如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方面，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内因方面，是我们自身疏忽了对职工队伍的教育和锻炼，特别是疏忽了对管理层的教育和锻炼。因此，要从管理层开始，自上而下地开展广泛深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教育，激励广大职工把远大理想和现实任务结合起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强大的东风公司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第三，重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建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要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为建设强大的中国汽车工业而奋斗终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只有在“三观”上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才能使职工正确地处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等等关系问题，才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对待和处理人生和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融汇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
（四）东风公司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操作原则
在实际操作中，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注意和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实效性。理论只有掌握了群众，才具备对现实进行改造的力量。因此，在现实操作中，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首先必须从它的实效性出发，把理论的逻辑力量与现实的事实力量结合起来；必须把思想的严谨与表述的生动结合起来，做到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解开群众思想上的困惑，用身边熟悉的事例说明深刻的道理，使理论真正为群众所掌握；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立足于群众的实践活动，倾听群众的心声，努力运用各种宣传教育形式，使社会主义思想和观念深入人心；必须关注群众的实际问题，了解群众心理变化的特点和趋势，做到既统一思想又尊重差异，既引导群众又服务群众。
艺术性。艺术熏陶是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文化艺术把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群众也必定把文化艺术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所谓艺术性，一方面是指在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寓教于乐的原则，避免干枯的、教条式的说教；另一方面是指在文化艺术娱乐活动中要注重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人生观念。
东风公司的宣传和教育机构并不缺少，但是目前大多被商业化风气所侵蚀。在未来的意识形态建设中，这些宣传和教育机构应该加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宣传。
层次性。必须尊重群众思想多层次性的客观事实，把先进思想教育作为主旋律，把分层次作为基本原则和方法，通过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教育，提高东风工人整体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共产主义道德水平。
所谓突出主旋律，就是必须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
所谓认清多样化，区分层次性，是指对党员干部和对群众的要求标准不一样。对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念来要求，通过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实现先进性和层次性的有机结合，在公司内外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道德风貌，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提高整体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对职工群众，在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进性要求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工人队伍现状，从他们现实的道德水平出发，在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同时，也要适当允许（允许并不是提倡）他们在一定范围运按传统道德观念行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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