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潜伏中国长达37年的日本间谍的自述 zt

henanhujaa

核心提示: 这本名为《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被称为青桐战士》的书，披露了日本自卫队向中国派出间谍，刺探军情的重大内幕。该书的作者是潜伏中国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


近日，一本印着“世纪大独家”、“国家持续隐蔽的战后最大禁忌”字样的书摆上了日本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架。这本名为《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被称为青桐战士》的书，披露了日本自卫队向中国派出间谍，刺探军情的重大内幕。该书的作者是潜伏中国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

诡秘的海南之行

20世纪80年代一个炎热的夏夜，海口市一家高级宾馆的豪华套间内，一个略微秃顶的日本男人蹑手蹑脚地拎着皮箱来到窗子旁。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台酷似收音机的机器，熟练地架好机器、对准波长。传出的声音开始有些嘈杂，但慢慢变得清晰。

不知道是因为门外传来了簌簌的衣服摩擦声，还是本能使然，这个日本男子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紧缩，神经质地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仅几秒钟时间，他拔下天线，把机器扔到床下，迅速按下电视机的开关，一个箭步冲到床上，看起了电视。两分钟后，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他假装睡眼惺忪地打开了门，两个强壮的男子冲进了房间，环视一周后，其中一人说：“原来是电视”。日本男人心中一阵战栗，但他的脸上仍挂着疑惑的表情，用日语向来者提问，两名中国男子很快就不耐烦地走了。

这个日本人就是阿尾博政，日本自卫队派驻中国的间谍。藏在床下的机器，是他从台湾带来的受信机。阿尾知道，他差点就大难临头，来人很可能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

地狱般的特种训练

1930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片法西斯狂热中度过的。少不更事的他，很快就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1959年，阿尾博政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日本自卫队。等待他的是“地狱”般的训练生活。刚进学校，他就碰上了每年一度的对抗性马拉松竞走，看似平常的比赛，却有一个要求——全体队员必须同时到达终点。“这项比赛要求必须把落后的人员拉着一起到达目的地，这最适合培养团队精神，同时也唤醒超越个人体力界限的能量”。此后，他苦练实弹射击，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枪支，刻苦训练匍匐潜入的技巧——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之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所有艰苦的训练，在阿尾博政面前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渐渐地，他获得了上司的赏识，很快就升为小队长。不久，连队长推荐他参加一个神秘的研究课程—— 特种部队训练。他面对的是更加苛刻的“地狱”训练——美国留学归来的训练员每天都给他们安排超越体力与精神极限的训练项目，比如，一个人在黑熊出没的树海中度过一天一夜；携带1天的食物，进行3天的高强度训练…… 一些营员终于因为无法忍受而自杀。但阿尾博政却从不退缩，他在多年后仍很感激这段经历：“特种部队的训练培养了我，让我在任何严酷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作战的自信。这对我今后作为秘密谍报员十分有益。”

对华间谍战的老手

结束在特种部队的训练后，阿尾博政被分到了一个名为“武藏机关”的部门。这是日美共同建立的谍报机构。他很快接到了第一个任务——以新宿的一间公寓为据点，侦测俄罗斯的情报。其间，他施展美男计，骗得一名俄罗斯旅行团女翻译的信任，让她为自己拍摄俄罗斯军事机场的照片。

随着工作的深入，颇有“追求”的阿尾博政感到，自己只不过是美国的一条“走狗”。他多次向上司提议建立日本犭虫立的情报机构。半年后，他的建议终于得到批准。但上司告诉他，“要建立独自的情报机构，你必须辞掉在‘武藏机关’的工作，还要真正退出自卫队。”这意味着他不仅会失去养老金，连工资也没法保证。尽管如此，阿尾博政还是离开了“武藏机关”，并为自己的谍报系统起名为“阿尾博政机关”。

开始时，“阿尾博政机关”主要从事国内谍报工作。为此，他卖过菜，办过洗衣粉销售店，甚至当过运货司机……

阿尾博政的隐忍终于得到了回报。1972年3月，他被自卫队上层机关召见。上级指示：“不久的将来，日本就要和台湾断交。日台关系会变得很复杂。从日本安全保障的大局出发，需要有人监视台湾。希望你能完成这项任务。”就这样，阿尾博政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了台湾。不久后，他又在台湾间谍部门的委托下，将目光锁定中国大陆。

由于有经济学家的身份，阿尾博政很快就以“民间交流”为借口频繁出入中国大陆。一开始，他找不到其他门路，就用秘密相机拍摄中国的街头景象，或到新华书店里搜集中国的各种出版物，并想法设法搞到了一些非正式的出版物。通过日益丰富的人脉关系，阿尾博政渐渐找到了更多的侦测机会。一次，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介绍下，他被安排到部队去交流。在部队参观期间，他看到很多军事设施和武器。他不动声色，要求和部队人员合影留念，借机拍下了当时中国最尖端的军车。 日本和台湾都急切地想知道海口空军战斗机的配备情况。阿尾博政多次接到命令：必须寻找一切机会刺探相关情报。开始时，阿尾头绪全无，只能不断在海口的机场乘坐飞机，观察海口机场的情况。几次之后，老练的他终于发现，海口机场的一个角落多出了一个掩体。阿尾博政兴奋不已，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那正是军用飞机的格纳库！机上人多，左右都是中国人，阿尾博政在几秒钟之内就想出了对策——他换了座位，坐到了最后一排。飞机起飞前，他拿着相机疯狂地按下快门，就这样，掌握了中国最新战斗机型号的情况。

久而久之，阿尾博政成了对华间谍战的老手。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即便在退休后，阿尾博政都没有真正离开对华间谍战这条战线。如今，已经78岁的阿尾博政继续担任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仍然关注着日本的对华谍报活动。

百年对华情报战

阿尾博政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国家机密，将自己的对华间谍行动写成书？有分析认为，他试图通过此举，让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对华谍报活动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新时期，像阿尾博政这样的老牌间谍，一直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关注、监测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

实际上，阿尾博政在书中披露的情况只是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从18世纪就已开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活动达到高潮。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将大量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纠集起来，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开始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的情报。后来，他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情报战更加猖獗。特别是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向中国派出了难以计数的谍报人员。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

二战后，日本派间谍大规模潜入中国，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派出一批精通汉语的谍报专家，以使领馆为主要阵地，通过不断发展与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以及华侨的私人关系，刺探我国情报。同时，他们向名目繁多的民间代表团、民间机构，安插大量的谍报人员，打着“交流、参观”的旗号，大肆窃取中国的经济、技术情报。

几年前，两名日本国公民以考古为名，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擅自测绘，最终在江西境内被抓获。被我国警方缴获的资料中，就有他们特别标注的部分军事设施的详细位置。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同年，国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他从1995年开始，为日本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了大量中国的机密文件复印件，内容从“邓小平的健康状态”、“中国的对外政策”，到“中国领导人对解放军的内部讲话”等，不一而足。

另据报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近来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千家，遍布大中城市，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

henanhujaa

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即出自这个典故。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中国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为“支那”。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至今因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

henanhujaa

从文化角度来看，头山满大力支持孙中山，北一辉当宋教仁的秘书，宫崎滔天不惜倾家荡产支持孙中山革命，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是在日本右翼组织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中召开的。还有大川周明等人的角色和作用。。。所有的这一切，同后来的日本大举侵华都是一脉相承的。

宫崎滔天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的确是不惜倾家荡产的。1905年，宫崎滔天促成孙中山和黄兴合作，后来黄兴去世，宫崎专程从日本赶赴湖南奔丧。宫崎的行为感动了两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给宫崎写信，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这两位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毛泽东。1922年宫崎滔天因病去世的时候，孙中山痛呼“中国人民失去一良友”。

同样地，在华蒙古人对蒙古国的某种情节，也许同头山满、北一辉或者宫崎滔天一样，到头来如果过了火，人家蒙古国的蒙古人也未必真的会接受。

henanhujaa

在华蒙古人对蒙古国的某种想法和情节，肯定不会是虚假的。

不过，在华蒙古人同蒙古国的蒙古人还不一样。再说了，在华蒙古人普遍实力单薄，也没有更不可能存在什么组织性-------在中国，一切非官方的组织都是不会有什么生存空间的-------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华蒙古人也无能为力有什么实质性的举措。

但是，血浓于水，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变得。。。只能说都会有所变化吧，不敢说就一定会变得好起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绝大多数在华蒙古人对蒙古国的那种情节，也许同宫崎滔天或者北一辉的那种“大亚细亚主义”情节类似。

henanhujaa

在日本战犯中，有一个人，到头来连个战犯的头衔都也没有混上。这个人，就是策动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曾经留学德国，后来发表演说称，下一场战争将是飞机能够环绕地球一圈的时代，著名的“满蒙是帝国生命线”的口号也是这位石原所提出来的。

不过，这个石原其实是个很亲华的日本人。这个家伙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公然宣称满铁、关东军和日本政府应该吸取张氏军阀的教训，应该在满洲建立一个理想国家，甚至还惹恼了满铁。

在九一八之后，石原则提出，日本应该见好就收，着重消化满洲和朝鲜半岛，同时尽可能同蒋介石言和，并做好对苏防御以及对美战备。结果被关东军内部的少壮派视为“老朽”、“绊脚石”。

所以，石原后来很早就被赶回了老家。结果到了战后，东京审判时，这位石原君连个战犯的头衔都也是没有混上的。

怎么说呢，石原先生和大川周明一样，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听起来非常匪夷所思，主张“亲华”，而“亲华”的具体手段就是直接派兵占领中国的“侵华”，以帮助改造中国纳入大亚细亚。在这种自我赋予的神圣感中，无数日本人挥舞着兵器在一片刀光剑影之间试图完成解放亚细亚，解放支那的神圣使命，却难以摆脱近乎悲剧的历史悖论。

在海外论坛上，本人也经常哀叹自己不成器，没有能耐，手头没有几十亿欧元，没有能力在外蒙发动政变搞工业化进程。也许，对于货真价实的蒙古国的蒙古人来说，本人的这种态度有点类似于石原莞尔吧。

henanhujaa

内田良平(Uchida, Ryohei,1874-1937)，号硬石，日本福冈县人。东洋语学校毕业。1894年为支援朝鲜东学党，参加右翼组织天佑侠，前往朝鲜活动。1897年经宫崎滔天介绍，认识孙中山先生，其後曾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0年中国东南互保局势形成後，策划组织敢死队前往中国谋杀大吏，以便革命党趁机起义，遭孙中山反对，因而中止。1901年倡导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细亚主义与天皇主义，组织黑龙会。1903年参加对露(俄)同志会，主张对俄宣战，又周旋於孙中山与黄兴之间，促成革命党的团结，使同盟会得以成立。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曾借其住处举行筹备会，内田亦列席会议。後来他成为日本右翼组织领袖之一。

守护者

如果谁想了解日本的话。就去看冰冷雨天的博客。

里面的文风感觉与河南说的差不多

难道河南也看冰冷雨天的博客。或者看过俞天任的冰眼看日本系列。

所谓的东条英机其实在日本军界高层被称为东条上等兵，是很不受人待见的家伙。有时候就连天皇都忍受不了这个家伙。至于为什么会称它为东条上等兵呢。具体内容请看冰冷雨天的博客。


http://icy-rainy-day.blog.sohu.com/


里面有很多介绍日本的内容

habur

日本人想占便宜，想进出亚洲，什么大亚洲情节都是虚构的。现在的日本人血统都西化的很厉害，每年有几十万年轻女性去欧美进行试婚改良。这是日本人搞得很大的骗局 你们千万别太幼稚

henanhujaa

冰冷雨天和愈天仁，这两个人我从来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去看了。

不过，问题是，日本亲华侵华在先，我们这些后辈在经过了几近一个世纪之后回首那段历史在后，因此有类似的观点也毫不奇怪。

在华蒙古人，特别是内蒙古的蒙古人，将来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内地的“蒙古人”，就犹如河南、四川再不云南福建的那些散居在中国人当中的侵华蒙军的遗老遗少一般。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呵呵。。。

那个时候，这票“蒙古人”来看蒙古国，就会类似于19世纪末期日本人看中国那样的了。

其实，在19世纪末期，日本的确是有理由说自己才是中华正统。因此，从大力扶持孙文黄兴，到干脆自己赤膊上阵挎着刀子背着三八大盖去搞大东亚共荣圈，都是一脉相承的。

比如说，假设明天我若要有了50亿欧元，那么我立即会买张飞机票跑到乌兰巴托去组党，然后准备搞工业化。但是，在货真价实的蒙古国的蒙古人看来，我的这种行为大概是有点不可思议的。

论起传统文化，日本、韩国、朝鲜、越南(?)、新加坡、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汉地十八省，其实是儒家文化圈的，茜臧则是同印度、尼泊尔属于一个佛教圈子的，内蒙古和蒙古国以及新疆还有哈萨克斯坦，这些子则是游牧文化圈的。

当年鼎力支持孙文的那些人，很多后来都成了侵华的急先锋。这些子东西，是不能简单地以“利用孙文”，或者是“孙文勾结日本”来定论的。日本侵华，在文化上，也有某种。。。很暧昧的东西在里面，甚至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合法性吧。

当初孙文和黑龙会的人一起，谈的就是借用日本的力量，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口号，在深受儒教思想的日本，那是有点类似于哪天蒙古国总理跑到了呼和浩特在内大和内师大发表公共演讲，说是要在内蒙古地区发放三百万张绿卡，描绘一张工业化后的新蒙古的蓝图，欢迎在中国学业有成的蒙古人回去建设一个工业化的新蒙古那样的感召力的。你别说，要是真的有一天，蒙古国总理跑到了呼和浩特发表类似的公共演讲，那么绝对是万人空巷。

那个时候，孙文在日本这样说，一下子日本知识分子中的那种潜在的大中华情结和大亚细亚主义就马上被唤醒了，所以那帮子日本人支持孙文就是叫个不遗余力。当时，满洲本来就是打算留给日本的，作为日本勤王成功之后的酬谢。因此，这样的鼓动，在日本的影响可想而知。直到今天，孙文在日本仍然还是很有地位的。

蓝天雄鹰

说来说去就是满洲人，蒙古人，汉州人，日本人都想独自成为大东亚地区盟主，结果是拆了建建了拆，最后谁都没把谁搞定，争相去当添白人的屁股。
讨论以前都没有意义了，关键是现在如何合作共赢，现在还来得及，非洲弟兄还不很落后，资源很丰富，我们去帮他们搞搞建设，换回点资源。
日本和汉州显然是受孙子兵法中“远交近攻”的毒害太深了，现在的潮流是“远攻近交”，欧盟内部老民主了，美国对古巴，委内瑞拉很少动粗。

henanhujaa

孙文黄兴，这些子人的基础是海外华侨和日本。到了后期，孙文又深受列宁与苏俄的影响。

辛亥革命，基本上是日本人在不遗余力地帮忙。北伐战争时，就是苏俄、共产国际与黄埔军校的故事了，北伐的对象，也就是所谓的北洋军阀集团，前身则是满清的袁世凯小站练兵。然后再在1927年，蒋介石投靠了英美，而中共则发动了南昌起义。再后来，到了1945年，苏联打垮关东军，并奠定了中共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基础。

怎么说呢，当年朱重八、徐达和常遇春，的确是完全依靠中国本土的力量，来做到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但是，到了满清后期，情况就不同的了。

满清在表面上的垮台，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及与之同期的蒙古民族革命。但是，比较彻底地肃清满清的遗毒，那是北伐战争的事情了。真正彻底地断绝了满清复兴的最后可能性，则是苏联红军。在那个时代，满洲人将宝全部压到了日本人的身上，甚至在蒋介石那里都没有人。而蒙古人，当时的宝押的比较多。有押在列宁身上的，还有押在中共身上的，当然也有押在关东军和蒋介石的身上的。

苏联红军逮捕亨利·溥仪，这才宣告满清的彻底终结。在80年代以来，一些满洲人试图通过影视作品来重新建立满洲的民族性，但是，怎么说呢。。。他们可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共产主义浪潮席卷亚洲大陆，蒙古人在这个时期，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民族国家，一个自治区，两个自治共和国。但是，在市场化大潮席卷过来的时候，随着民族主义的复兴，蒙古人的民族意识复兴的比较早。不过，蒙古人还并没有真正地领教过中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复兴呢。。。从长远来看，内蒙，也就这样子的了。今后内蒙的走向，只要不闹出大乱子，不弄出大灾难，就算是万幸。毕竟，在中国最容易干的事情有三个：1.反日，2.反满，3.反蒙。

德飘

——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之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他是属蜥蜴的啊，太假了，还有看电视那段，连电磁学的三角定位都不知道，国安都是吃屎的啊

henanhujaa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孙中山欲向日本出让满洲记

“据内田良平回忆，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曾对他说：‘即使俄国乘革命之机夺取中国之领土，亦不足深忧。革命政府一旦成立，清朝政府必将奔逃满洲，以俄国为后援，以维护其国命。为此，新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结成同盟，攘击俄国，与俄国之冲突终不可免。由此可以认为，革命愈早发生愈为有利。本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

“1906年，孙中山曾游说日本朝野人士，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故日本亟应援助革命党’。”

“1907 年，庆亲王奕匡力致书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伊藤征询内田的意见，内田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他向伊藤建议说：‘纵令日本驱逐孙文出境，中国革命亦不能避免。日本为长远着想，压迫革命党殊不明智，故不如劝孙自动离境。 ’”

“在《孙逸仙之革命与满洲犭虫立》一文中：‘孙逸仙与黄兴俱长期流亡日本，接受有志人士之援助，与我辈亦有长期交往，我辈亦曾给予相当援助。彼屡屡向我辈陈述：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上述主张，孙逸仙在座谈中一再重复，此在有志人士之间殆为众所周知之事实。’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还说：1900年惠州起义之前，孙中山曾通过清藤幸七郎之姐，访问日本妇女界著名人物下田歌子，请她协助尽力筹措军费。下田称：‘革命成功之日，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答‘可以’。”

“1913 年春，孙中山访问日本时，曾对桂太郎说：‘日本真正理解中国，能协力建设新中国，即使将满洲等地提供给日本也没有关系。’山田纯一郎也回忆，当时，桂太郎曾向孙中山说起日本人口增加的趋势，表示将来日本除向满洲发展外别无他法，询问孙中山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满洲成为乐土，孙中山表示同意。”

“1915 年末或1916年初，孙中山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密谈，再次表示：‘为了立即打倒专制横暴的袁世凯，确立全体国民所支持的革命新政府，收到中日结合的实际效果，希望日本至少以预备役将兵和武器编成三个师团，支援中国革命军”，在此一条件下，‘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给予日本’。据记载，孙中山当时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土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无庸讳言，富有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孙中同并说，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会运动家河上清访问广东军政府，孙中山又曾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代款。’他说：‘这样，我们就能够推进到扬子江流域，将我们的政府迁移到华中的某一战略要点，然后，向北京进军。’他声称，一旦完成任务，为了中国和她的邻国的完全解放，将与日本结盟，并且宣布‘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一原则。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对此，孙中山解释道：‘当然，我们乐意将满洲保持在自己手中，但是，我们不像你们那样需要它，我们认识到你们巨大的正在增长的人口迫切需要活动场地，中国在南方有丰富的发展余地，千万中国人民已经或正在去苏门答腊、爪哇、西里伯斯岛、婆罗洲、海峡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暹罗、缅甸等地，成为富裕者，并且每年寄回家乡几百万美元。这样广阔的区域合法属于亚洲，它们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比满洲更能给人以指望’。”

据日本陆军参谋佐佐木到一的记载，当年，孙中山曾对他访问广东时说，‘将来国民党实现对中国的统治的时候，必定将满洲委托给日本’。

“高崇民《上半生简述》云：‘1915年袁世凯阴谋要作皇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21条。孙中山为换取推翻袁世凯，主张把东三省让给日本。我在日本留学东京时，亲耳听到中山这种错误主张，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当时也反对。’”

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为筹措北阀资金，曾与日本人密约一千万贷款“租让满洲”，终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认为孙要价太高，压一压价。但不久因隆裕太后即时认可清帝优待条件下诏退位而避免。在杨文中也有详细证据。孙中山还曾与日本台湾总督密约，帮助日本人镇压台湾反日志士，以换取日本人支持他以台湾为其革命的基地，在杨文中也有陈述。

henanhujaa

从满洲的彻底灭亡来看，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命有七尺，莫寻一丈”

在满清后期，早已力不从心，那个时候还不赶紧收缩力量，而是继续来耍弄手腕，强撑这个大架子。

撑到最后，那就不是撤退，而是溃散。一旦溃散，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了。

henanhujaa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呵呵。。。

其实，有不少人叫嚣要在中国取消民族，但是，真的敢取消民族吗？

很多东西，都很难说的。甚至可以这样来说，如果真的取消了民族，那么恐怕就是中国内乱指日可待的了。

henanhujaa

身份证蒙满的存在，就是为了。。。。

怎么说呢，如果没有敌人，那么就会内乱。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来制造出一个敌人。

henanhujaa

假设这个地球上，由于某种奇迹，突然间，除了蒙古人之外的其他的一切人都消失了。

那么还会剩下来蒙古人吗？不，不会的！在那个时候，蒙古人这个概念也将很快地消失，接着就是内乱。因为在那个时候，蒙古人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了的。

因此，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蓝天雄鹰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在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上。 2日，《大公报》王芸生又写了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即刻派人送来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得知此事挺身而出。 1943年2月，他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河南的灾荒：

“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1943年10月，河南灾情报告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派出两名官员去河南实查。当确知此事为真时，蒋介石这才同意拨2亿元纸币作为灾荒救济款，同时令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

救济款送到河南是次年3月，2亿元纸币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当地政府官员又为如何分配这笔巨款吵个没完，最后干脆将这笔钱的大部分存入银行，让它养息增值。小部分发放下去，发放时还要扣除农民往年的欠税款。

对于国军在战争中的大败，白修德采访了一位国民党军官，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军的横征暴敛。可这位军官却认真地回答说：“百姓可以饿死，士兵不能饿死。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那么日本人就会来接管这个国家。”

蓝天雄鹰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一边

守护者

孙文黄兴，这些子人的基础是海外华侨和日本。到了后期，孙文又深受列宁与苏俄的影响。

辛亥革命，基本上是日本人在不遗余力地帮忙。北伐战争时，就是苏俄、共产国际与黄埔军校的故事了，北伐的对象，也就是所谓的 ...
henanhujaa 发表于 2010-4-15 12:03

满洲人所谓的那些影视作品清朝戏、所谓的辫子戏真是为了那个原因搞出来的？

不是那些黄汉们的胡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