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容:芨芨草
席慕蓉/文
生命其实是一种不断的修正与再修正,学习也是。
昨天早上,打电话给内蒙古的一位文友,为了想确认一下关于芨芨草的知识。想不到,曾经告诉过我许多牧草属名的这位朋友,这一次,他却认为我应该去请教专业的植物学家才对,所以就给了我一位刘教授在北京的电话。
怕太冒昧,也怕退休了的教授或许会有午睡的习惯,我等到傍晚才拿起话筒拨出这个号码,想不到电话那端刘教授的声音非常年轻,而且非常热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幸好打了这通电话!
因为,原来我所得到的讯息是说,凡是有芨芨草出现的地方,草场就开始退化了。其实,刚好相反!
刘教授说:芨芨草生长在有轻度盐硷地的草场上,凡是它丛生之处,就会有地下水。它是草原上的原生植物,一大片一大片地生长,在它生长的地方,冬天积雪较厚,所以对草原湿润极有帮助,它是可以指示地下水的植物,牧民若要打井,通常都会在它的附近寻到水源。有芨芨草的地方,周围其他的牧草都会长得又多又好,牧民喜欢它,因为它所创造的环境极为耐牧,所以居民点常是在芨芨草多的地方,有时有些居民点就直接以“芨芨草”为名,当然,用的是蒙文的名字。
在内蒙古东部与中部的草场上,芨芨草的蒙文名字叫“得力思”,因为草质太粗,所以牲口并不会去吃它。但是,在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一带的荒漠草原上,芨芨草的蒙文名字却叫作“通格”,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是骆驼吃的草,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是骆驼喜爱的一种牧草。
刘教授却说,并不是骆驼爱吃它,而是生存的条件太艰难。所以,在草场好,牧草种类繁多的地方,即使是骆驼,也不见得一定要去吃芨芨草的。
在电话里,刘教授还给了我许多关于其他牧草的知识,并且答应我,以后还可以打电话向他请教。
放下电话,我心里充满了感激。这十几年来,在蒙古高原之上,有多少朋友,无论他们是学者是诗人是作家是行政官员还是草原上的牧民,对我所提出的问题,总是敞开胸怀来回答,他们的真诚与热情引领着我,一步步地走进游牧文化的丰美世界里去。
这几年来,在台湾,我常常带着我在蒙古高原上所拍摄的幻灯片去学校演讲,心里其实也有些疑虑,害怕自己也许会说错,而影响了听众的认识。所以在演讲的题目上,我比较喜欢用“我所知道道的游牧文化”这样的字句,而绝不敢只用“游牧文化”这样的题目。有朋友笑我:
“你所讲的‘游牧文化’,不就等于‘你所知道的游牧文化’吗?这中间有什么差别?”
我却认为,在这二者之间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对于游牧文化本身,我所知的仍然太浅太少,我真正能够传达的,不过只是经由我的生命现场所引发出来的讯息而已。
譬如芨芨草。
第一次见到的它,是从草叶末梢剪下来的已经枯黄了的小小瘦瘦的一束,装在一个原本或许是摆一把扇子等物件的狭长纸盒里。那年应该是一九八七年,我的公教人员身分还不被允许去大陆的时候,香港的摄影家林东生先生拿着相机去为我的原乡拍了许多相片。同时,在四十天的高原旅程之后,他还又托朋友给我带来两件礼物,一件是一把手工制的蒙古小刀,另外一件,就是这一束装在盒中的芨芨草。
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这束草的名字,只知道是采在我父亲家乡的附近,因为,察哈尔盟明安旗这几个字在新的地图里已遍寻不着了,所以,只能猜测大概是在那一带而已。
草已枯黄,但是,在盒中的短笺里,林东生告诉我,当他在可能是我父亲的草原上把草摘下来的时候,草色原来是青青的。
那年春天,母亲逝世,我无从与她分享这些从原乡传来的讯息。所以,当初冬的季节,父亲从德国回到台湾来开会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林东生在蒙古高原所拍到的相片,以及这两件礼物都拿给他看了。
在那年年底所写成的一篇散文《在那遥远的地方》里,我曾经如此记述:
父亲把小草拿在手中,好像也感受到我朋友在其中所放进的细致心思了,他微笑地赞许着:“唉!这孩子。这还真是我们那儿的草哩!”
父亲还说,这草应该叫支节草,或者是枝节草,他记得字典里应该有这个草的名字。可是,那天晚上,我查遍了家里的几本字典也查不到。父亲一直说:“应该有的啊,应该有的啊。”
小草仍握在父亲的手里,灯光下,父亲的手背上好像又新添了一些虬结的筋脉,在做一些细小的动作之时,父亲的手已经开始微微地颤抖了。
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原来应该有的都再也找不到丝毫踪迹了。父亲啊!如今我们无法肯定的,又岂只是一株牧草的名字而已呢?我们甚至连那块草原的名字也查不到了啊!
在今天的地图上,那块草原当然还在,可是却不再是原来那个古老的名字了。察哈尔盟明安旗的标帜已经不存在,那个名字已经随着过去的金色岁月从这个世界上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只剩下一片辽阔而又沉默的土地,和一些模糊的故事。
还有青碧青碧的支节草,从眼前一直一直长到天涯。
可是,谁能料到呢?这篇文字完稿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廿六日凌晨。就在一年多之后,一九八九年的八月一日,政府终于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前往大陆的禁令,在八月二十几号的时候,我人已置身于父亲的草原之上了。
然后,我就见到了一丛又一丛父亲几乎忘记了它的名字的这种牧草,并且也终于知道了它的汉文名字。
在汉文里,它叫作芨芨草。
然后,十几年又过去了,在这十几年之中,我对原乡的一切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由于蒙古高原上许多朋友们的引领,这一大片对我而言曾经是那样沉默又模糊的土地,如今却是充满了无限惊喜的全新世界!
而且,与父亲母亲还有外婆相连相系的记忆,也是无处不在的。
二○○五年的十二月开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给了我一系列六堂课的课程,每堂两个钟头,让我在“敏隆讲堂”讲述我所知道的游牧文化。
第一堂的课题定为“迢遥长路”,我觉得在讲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先向大家解释一下,一个自幼生长在汉文化世界里的蒙古人,如何一步步地发现原乡,发现游牧文化,又如何一步步地从“旁听生”走向“发言者”的漫长过程。
我拟了一些图表,也准备了一些相片,在这堂课里,是真心想要跳脱出来,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席慕蓉”的成长与转变的。
可是,谈何容易啊!
当那张一九九○年我在父亲的草原上所拍摄的芨芨草相片出现之时,按原有的进度,我应该好好向听众解释一下我与这牧草之间的关联,但是,才刚说到父亲那年把草拿在手中,却怎么也说不出正确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哽咽住了。
强烈的悲伤让我心疼痛,只好暂时静默下来,在暗暗的讲堂里转过身去注视着发光的银幕,画面上,一位穿着红衣的蒙古少女正站在逆光的草丛间,背对着斜斜的落日,因而,她身旁的芨芨草每一枝每一株都在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这样就是一生了吗?
什么是记忆?什么又是遗忘?
父亲是在一九九八年的冬天逝世的。就在前一年,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海北和我飞到德国去探望他的时候,父亲的身体好像还没有什么异状,只是偶尔会向我们抱怨,怎么会把许多歌的歌词都忘记了,而且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
父亲说话的时候带着很诧异的表情:“可是,都是唱了这么多年的歌啊?”
跟随着自己这么多年的记忆,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消失的呢?我想,父亲真正要说的,应该就是这句话吧。
而父亲曾经是个多么爱唱歌的人!
前几年,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好友哈达奇·刚先生特意带我去他的一位朋友家里,因为,这位朋友有位长辈,应该是他的伯母吧,曾经是我父亲的邻居。
这位朋友向我转述听来的话语,他的伯母说过,她家和我父亲一家在草原上算是距离稍近的邻居,常常会在傍晚时分听到远远传来的少年美好的歌声,她就不禁会微笑,并且在心里对自己说:
“哈!那个爱唱歌的孩子回来了。”
这位朋友还再强调一次,他的伯母曾经形容,我年少时的父亲歌声是何等的嘹亮!
已经是那样久远的记忆了,在转述给我听的时候,这位朋友的伯母也已经过世多年,可是,我多么感谢他为我留存了这一幅珍贵的画面。
画面上,在穹庐里的妇人正俯首展现出会心的笑靥,而穹庐之外,远远的,在马背上放声高歌的少年慢慢横过青碧的草原,夕阳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在他的身前身后,是一丛又一丛的芨芨草,每一枝每一株都在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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