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革,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原载: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期
摘要:清代蒙古人的定居游牧只是局部存在,并没有对整个蒙古社会构成影响。从1950年到1980年期间,我国政府推行定居游牧,使蒙古基层社会发生了极大改变。伴随着许多固定建筑物和设施的建设,定居游牧导致了人与畜的相对稳定,而人畜固定则为政权网络向下延伸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清代的蒙旗制度体系中,旗的政权功能简单,基层几乎不存在权利空间;在定居游牧下,苏木政权具有了权力的空间和复杂化得功能。与此同时,蒙古人民的草原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任意游牧,被动地适应草原生态,过渡到人为地改变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