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金融危机下在京的韩国人(图)

蓝天雄鹰

内文导读——

　　以前，韩国人真舍得花钱 

　　我的韩国朋友们，都很困难 

    要是韩国人都走了的话，中国人也难挣钱啊


老马（化名）头一回去望京，是十几年前。那会儿的望京，留给他的记忆像是农村，到处是菜地、玉米地，一下雨，路上全是烂泥。 

　　望京，早先有“望见北京城”的意思。它位于北京的东北部，四环以外，五环以里，离首都机场近，现在是北京规模最大的新兴社区之一。 


　　老马再来望京时，满眼看
到的都是楼，远处是高楼，近处是高楼，处处是高楼。一幢幢20多层
的塔楼、板楼，硬挺挺地矗在地上。站在望京的楼丛中，老马有些分不清东西南北，眼晕。 

　　夜晚的望京，是另一番风情，跟北京别处不同，满街霓虹灯广告牌和店铺的招牌，闪烁着韩文标识。身边来来去去的人，虽然看不清脸，但能听见他们说的是“叽里咕噜”的韩语，能闻到浓浓的化妆品味儿。一时间，老马恍恍惚惚地：“我这是在北京呢，还是在首尔？” 

　　这一切，让老马真切地感受到，望京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片昔日的菜地，已变成沸腾的现代都市。一些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像索尼爱立信、LG、松下、摩托罗拉、诺基亚、奔驰、西门子等都入驻望京。在这个新兴的社区里，不光住着中国人，还住着大批外国人，尤其是韩国人。据说最多时，十来平方公里的望京，住着七八万韩国人，是北京有名的“韩国城”。 

　　朋友们一个个在望京置了业，不少人把房子租给外国人，再用月租还贷。眼看着房价一天天上涨，老马心也活了。他的家仍在三环路内狭小的房子里。 

　　到了2006年，在房价更快地上涨前，老马咬牙贷款，在望京置了个三居室。拿到房钥匙后，他转身就奔进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不到两周，房子顺利租出。到2008年奥运年，望京的房价已经从几千元一平方米，涨到了1．5万元左右，房租也创了新高。 

　　朋友们偶尔会聚在望京，吃吃红京鱼、韩国烤肉啥的。席间，大家畅谈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设计着自己的中短期消费规划，比如买台好的液晶电视啦，换辆新轿车啦，有人还想再买房。 

　　去年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时，老马只是从电视上知道金融危机来了。但他琢磨：自己既没买海外投资基金，也不持有美国国债，金融风暴，刮在大洋彼岸，离自己很遥远，没啥关系。 

　　但很快，他听说韩国成了金融危机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老马开始关心有关韩国经济方面的报道，查看中国银行的外汇牌价。不妙的是，韩元一直走低，不断地贬值。虽不是学金融出身，但老马也能明白，只要韩元贬个不停，他的房租也就会降个不停，因为自己望京的房里，住的就是韩国人老金一家。

蓝天雄鹰

老金是一家韩企驻中国代表，夫妻加上俩念书的孩子。随着韩元节节下跌，他们一家人在望京的消费，像房租、学费、保姆费等等，都比以前贵了百分之六七十，生意也难维持。老金熬不住了，在合同到期前，搬离望京，举家回国。金融风暴终于刮进老马的房里。


　　春节前，老马开始寻找新的租户。他发
现，以前在居民楼里的小中介，有些不见了，人去屋
空。房地产网上出租房子的广告陡然上升，一页一页的。中介公司的业务员告诉他，现在是出租房子的人多，真正租房子的人少，望京的租金下降了许多，差不多有1000元到2000元。以前租6000元的房子，现在能租个4500~5000元就不错了。

　　“也许春节一过，韩国人又‘呼呼’地回来了。”老马抱着这样的希望。果然，春节后有一股小小的看房潮，但只持续了一两周的时间，老马家便又门可罗雀。

　　房子空了一个月，又是一个月，老马渐渐地发愁了。

　　以前，韩国人真舍得花钱

　　小文是朝鲜族人，高中一毕业，就跟着老乡扎进望京，有八九年了，算是一个“老望京”。因为语言相通，朝鲜族人在望京找工作有优势。小文在中介公司当业务员，专帮来望京的韩国人找房租房。

　　房地产中介公司，在望京遍地都是，几乎每个小区都有几家甚至十几家。当初韩国人选择在望京居住，一是因为离机场、亚运村、燕莎商圈等地近，二是房子新、干净又相对便宜。一开始，他们是住在望京的花家地，然后移居到南湖东园新盖好的回迁房里。望京西园三区、四区建好后，大批的韩国人又聚居到这里。再往后，望京地面上冒出了夏都花园、大西洋新城、宝星园、克拉斯、华鼎世家等新楼盘，陆陆续续地，韩国人散居到各个小区。

　　干业务员久了，小文也有了经验，了解韩国人的居住习性、选房标准。比如爱扎堆、爱住新楼盘，喜欢房子里有地热，电冰箱最好是双开门的，厨房里要装净水器等等。哪个小区、哪座楼盘里韩国人多，住着哪类阶层的韩国人，小文门儿清。

　　春节前，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形成大批韩国人退租、退房、卖房的高潮。一些急于回韩国的，押金不要也走人。望京街头空空荡荡，到了夜晚，不少小区黑灯瞎火，萧条了许多，让人感觉金融危机下的这个冬天，更加寒冷。

　　春节过后，从韩国回来的新租客远远少于往年，租房的韩国人，好多是早就住在望京的人。有的是卖了房想租房的，有的是想趁租金低换处更好的房，有的则是因为手头紧，不得不由大房改租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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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韩国人，年初刚租下一套两居室，110平方米，月租4500元。到了该交房租时，他提出要降价。房东的老婆，以为望京的房地产市场还跟奥运前一样火——那时候，她家房子喊价是7000元，当时租房子特别容易，看中房子的韩国人，像怕房子跑了似的，赶紧付订金。可是，现在都金

融危机了，韩国人受的影响又那么
重，所以小文劝房东：你就降点吧、降点吧！现在望京都啥样
了，能有人租你房就不错了。否则，房子空着，你也得交物业费、取暖费，小一万元呢。房租再怎么便宜，也比你掏钱养房强吧。但房东的老婆不听劝，结果人家房客马上退租，收拾收拾东西，搬到一套更便宜、更好的房里。

　　现在，小文他们签上一单比过去难多了。韩国人看房越来越挑，越来越细，要求也越来越高。望京的空房多，找房的人不转上个十套八套，是不会出手的。中介业务员更辛苦了，收入却缩水不少。

　　小文租住在地下室里。过了春节，她发现不少回家过年的人没回来。回来的人，好多也是闲着，打扑克、玩游戏、睡大觉。各个小区门口等着拉活的黑车，排得一溜一溜的。

　　“活不好找。”在家政公司打工的刘爱玲也说。她曾在韩国人家里当保姆。一般住家保姆，月工资是3000来元。另一种，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3点过去，只管打扫、做饭，一个月1000元。

　　在望京，很少有中国人家里雇保姆的，顶多用个小时工。也在韩国人家里干过保姆的小李说，韩国人真舍得花钱。整天不上班，就在家看个孩子的女人，也要雇个保姆，自己在电脑上玩，出去健身。她干活的那家太太，经常不做饭，叫外卖，一个孩子一顿能吃一张比萨饼。她至今也搞不明白韩国人的消费习惯：“你看他们吧，舍得一次花好几百块钱打高尔夫球，但几块钱的菜钱，还讨价还价的。”她的东家，以前总说中国东西便宜，但后来房租都快付不起了，只好回国。

　　这段日子，刘爱玲常去家政公司里等小时工的活。小李也常怀念前几年，在望京挣钱时的快乐时光。她干保姆，老公干装修，俩人挣钱后买了辆车，专在望京拉活。后来，一家韩国人包了他们的车，一个月4500元。她曾经的理想是，在望京的南湖菜市场里租上个小摊位，卖点什么。

　　“里边卖泡菜的，一年能挣三四十万呢。”她眼馋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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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韩国朋友们，都很困难

　　南湖菜市场，是望京最大的农贸市场，里边的东西花样多，档次高。像海鲜，就有活鲍鱼、帝王蟹之类。榴莲、山竹、血橙、加拿大樱桃等高档水果，也应有尽有。这个菜市场最大的特色是，韩国人做饭的食材，里边都能买到。


　　“姨姨家”泡菜店，是市场
里最有名、开业最早的泡菜店之一。老板娘叫金银婵，是个韩国
人，早年从事铁人三项运动，现在天天晚上游泳，身体壮实。她穿了件桃红色T恤，涂桃红色口红，理短发。负责站柜台的是俩女店员，个矮的是朝鲜族人，个高的是河南人。

　　金银婵以前住在韩国首尔，2001年，因为儿子读书，一家三口来到北京。闲在家里太闷了，南湖市场一开，她就租了个摊位卖泡菜，如今已8年。

　　“我做的泡菜，干净、好吃，你也尝尝。”金银婵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道。接着，她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的小店有名的，他们都喜欢我（的泡菜）。”“别看我的店，才十几平方米，但是很有名的，韩国国家电视台KBS，都来采访过。”她反反复复地夸赞着自己的小泡菜店。

　　“姨姨家”有自己的泡菜加工场，雇了8个人每天做泡菜。刚开店时，客人少，后来越来越多。朝鲜族店员说：“我们的泡菜好吃，跟别家不一样，原因是用的调料都是从韩国来的，像盐啦辣椒面啦，水用的是矿泉水。盐吧，咱们的盐有点苦，他们的盐不苦。做的都是泡菜，味道是不一样的，你尝尝！”

　　每天关店后，金银婵都要去泡菜加工厂，亲自兑料、调料。放多少盐，抓多少辣椒面，由她一手掌握。金银婵认为做泡菜最重要的一条是“诚心”。韩国人做泡菜有这么一说：“味道都在手尖上”。朝鲜族店员解释道：“像咱，都是用筷子拌菜，他们做泡菜全靠手抓，这样拌得匀，能出来味道。泡菜的味道全靠手抓出来。”

　　中午刚过，泡菜店里客人稀少，偶尔来的几个，也是老板娘的朋友，坐下聊天喝咖啡。除了各种小菜，“姨姨家”还卖从韩国进口的调料、干鱼、咖啡等食品。一个女人进来抓了一把小鱼，喜欢地说：你看这小银鱼，多干净，多整呵！有头有尾，银白银白的。

　　站在货架前，金银婵指指点点地介绍道：“一般中国人，韩国泡菜喜欢，韩国调料喜欢，像大酱、辣酱、烤肉酱、咖啡都喜欢。”她还说，来买东西的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中国人进来了，东张西望，拿样东西，翻来覆去地看，问来问去，买的时候显得犹豫。韩国人进门后，直奔要买的东西跟前，拿上货，交了钱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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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午，没有一个韩国人是来买泡菜的，反而是中国人，一会儿进来一个地买。有个说普通话的小伙子，一下子买了50多元钱的泡菜，一大塑料袋。他讲：“姨姨家”的泡菜正宗，比超市里的新鲜。买50元钱，能吃一个月。“辣白菜炒五花肉，超好吃！”


　　问及卖泡菜，一年果真能挣三四十万元吗？朝鲜
族店员一听，马上“叽里咕噜”地翻译过去
了。金银婵听了“哈哈”大笑，未置可否。“我们员工多，开销大，挣得多，花得也多。”天天站柜台的河南店员小声地说：好的时候，一天卖一千块钱，轻松得很！

　　“现在差了。”金银婵叹息道，“韩国人都回国了，我们的客户，至少走了三分之一，营业额少了一半。”她接着讲，好在中国人越来越多，所以生意还行，能挣钱。

　　金银婵是教会唱诗班的班长，每周日做礼拜。现在，每次做礼拜，她都发现人又少了。“我的韩国朋友们，都很困难。每个星期都有人回韩国，十个十个地走。”

　　要是韩国人都走了的话，中国人也难挣钱啊

　　李明哲开的店，叫“豚玛露”，在望京西园三区和四区之间，临大街，店在二楼。“豚”为小猪，“玛露”在韩语里是“地板”的意思，直译过来就是“坐在地板上吃小猪肉”。

　　“豚玛露”是家地道的韩式餐厅，客人进门后，脱鞋上地台，席地而坐用餐。卖的是韩式火锅，还有肘子、包肉、酱汤。这里从服务员到厨师，都是中国人，除了老板李明哲。他来北京已经13年了，先是在北京联合大学读烹饪系，现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念研究生，读旅游企业管理。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回店里，在菜味上把关。

　　2002年，李明哲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实习时，遇见了他的中国太太。俩人同在这家饭店实习，一个在餐厅，一个在厨房。现在儿子都5岁了。“孩子慢慢长大了，我得有个稳定的收入，而且我也想边干边学，做跟自己专业有关的事。更主要的是，我对北京奥运会，抱了太大希望。”2008年5月，李明哲开起了“豚玛露”。

　　“豚玛露”的前身，也是家韩餐馆，由一个朝鲜族人开的，卖脊骨土豆汤，因为不对韩国人的口味，生意一直不好。但李明哲很有信心，来中国前，他在首尔一家五星级饭店的餐厅干了7年。

　　他在北京劲松、五道口、北苑等地儿住过，开店选址，他还是选在望京。“我仔细考察过，望京西园三区和四区，是韩国人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的‘豚玛露’选在了三区和四区之间，又靠马路，人流量大。”当时是奥运会前，正是房租最贵的时候，店的转让费就有40万元，加上简单装修、做广告、交房租押金等，李明哲花了差不多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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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都说我，成本太高了。但是，我对奥运会期望更高。”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和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都给李明哲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那像是整个国家的转折点，不光是生活环境，人的文明素质改变了，餐饮旅游业，也一下蹦上了个新台阶。“饭馆很火暴，世界杯的时候，进一个

球，餐厅就免费送一桌客人
一瓶酒，真热闹。”

　　结果，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餐厅的客人，反而比以前还少。过了奥运会，韩国人多了，生意又慢慢好起来。火的时候，晚上全满，后来的人要在门口等着。整个二楼一共四家餐厅，家家生意都好，到了晚上，吵吵闹闹的。

　　然而好日子太短暂。现在，“豚玛露”对门的餐厅，黑着灯，锁着门，已经倒闭。隔壁两家虽在营业，但是个个赔钱。

　　“对门那家是烤五花肉的，关门了。左边这家卖炒年糕，右边卖烤肉，生意都不好，亏损经营。卖烤肉这家，一个月房租就要6万，早就受不了了。想转让，但没人敢接。”

　　李明哲最大的压力就是每个月的房租。“太贵了，一个月3万块。虽然房东主动降价，一个季度8万块，但现在生意太差，所以，还是很贵，压力很大。”

　　作为一个正念旅游企业管理的研究生，李明哲很喜欢搞调研，自己设计问卷，实地踏查，到处走访。他很关注望京的房租问题，觉得很复杂。“我们很少能跟房子主人签合同。有一手房东、二手房东，中间还有中介公司，房子转一次两次，租金就被抬起来了。”他希望能有人管理一下，或者借鉴一下韩国式租房办法。如果房租问题能解决，那做生意的韩国人，压力就轻多了。

　　“要是韩国人都走了的话，中国人也难挣钱呵。”

　　一定得熬过这段时间

　　去年10月，李明哲感觉到金融危机来了。“韩元在慢慢贬值，最厉害的时候，1块人民币，能换到240韩元了。也就是说，3000块人民币的房租，一下变成6000块了。吃的也贵，学费也贵，生活压力太大。所以，好多人撑不下去，只能回国。留下来的人，日子也很困难。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太大了。”

　　因为韩元贬值的原因，他说现在一份汤，在韩国吃的话是3万韩元，在他这里吃，差不多要5万韩元。一个菜，在韩国吃要5000韩元，他这里，折算下来将近一万韩元，比韩国贵了近一倍。所以，韩国人不来“豚玛露”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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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李明哲现在在中国挣到钱，再汇回韩国，就等于挣了两倍的钱。问题是，他根本挣不到钱，是赔钱经营。房租是按季付的，上个月刚交了钱，一共是8万元，亏空两万多。

　　“房租是我最大的问题，‘豚玛露’现在一直在亏，而且亏得越来越厉害，下个季度的房租，

我都不知要到哪里筹钱。”李明哲如
今又不能不干，否则，他投入的60万元钱，就再也收不回来
了，损失更大。

　　“只能坚持！我们留下来的人都这样说。一定得熬过这段时间。”他在菜上改改，更实惠便宜，吸引更多的客人。一家四口来吃的话，点一个火锅，再加赠送的小菜，就够了。李明哲改变了经营战略，以前韩国客人占80％，现在只占40％，中国的回头客慢慢多了。他说在望京，餐饮这个行业竞争很厉害。有的老手，甚至这样干：一道菜成本是30元，他只卖25元，赔本经营，吸引客人，天天人满，给人生意火暴的印象。坚持几个月后，把店转给不熟悉这行的新手，从转让费上赚钱。

　　李明哲叹了一口气，说道：“金融危机让我改变了很多。”以前，他大吃大喝，大手大脚。突然经济危机了，手上一点现金也没有，如今得想办法省钱。过去，他每周都跟朋友聚会，喝酒聊天儿，三百五百地花，金融危机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现在，他少喝酒、少聚会、不去歌厅、不打高尔夫球。他家辞了保姆，请了小时工，每天也只做两小时。能不开车尽量不开，省油钱。

　　韩元贬值前，从韩国拿点钱过来消费，可以在望京过得很舒服。物价便宜，想吃什么吃什么，即使不懂中文也能生活，门店标志牌都有韩文，还有很多朝鲜族人，韩国商品处处可以买到。这样的望京，总让李明哲有回家的感觉。

　　现在一切都变了。“我的好多朋友，都困难，大家压力都很大，都快坚持不住了，硬扛着。其实不光是餐饮业，望京的娱乐业也受影响。”

　　要照以前，周日晚上7点，正是生意最火的时间。如今，李明哲回头数了数，“只有6桌，4桌是中国人，两桌是韩国人。”餐厅一共210平方米，18桌。8点刚过，餐厅里一桌客人也没有了。

　　高档的韩餐厅日子更难过，因为房租更贵，装修费更高，倒闭的也多。以前，这类餐厅的主要客户多是韩国大企业、国家企业在北京的驻在员。现在，许多都撤回了韩国，即便没撤的，规模也缩小了，人没留下几个。

　　李明哲经历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他在北京上学，因为学费压力太大，所以离开了中国。但很快，三四个月后他就回来了。这次，他感觉不一样，更厉害，“可能时间也会更长”。

　　这场金融危机，李明哲说学到很多东西，尤其要向中国人学习。“比如学习节俭，手里得留有现金，否则维持不了生活。”而以前，他总是很享受高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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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京西园三区、四区，比以前冷清多了。过去走在路上，总是碰见熟人。‘安宁阿塞吆’（韩语‘你好’），不停地打招呼。现在，走好远，也见不到一个韩国人啦。”


　　坐在空无一人的店里，正经历人生艰难时期的李明哲说：“当然很愁。我还在读研究生，要养

老婆孩子，下个季度的房租，我还不
知道去哪里借。真希望金融危机快点过去，我要撑不住了。”

　　一旦沾上中国的土，人即便回国了，也会老想着中国

　　温大成的办公室在望京金隅国际29层。这天，正赶上北京刮强风，狂风“嗷嗷”地吼叫着，在楼缝间蹿来蹿去，冲撞着玻璃窗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办公区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连饮水机上的水桶也是空的。下午两点，温大成匆匆忙忙地从外边赶回办公室。

　　1992年，中韩刚刚建交的那一年，温大成就到了中国，是头一批来北京做生意的韩国人，他说那会儿在北京的韩国人才一百来人。他在赛特大厦里办公，做贸易。

　　“生意太好做了，来的韩国人少，中国通也少。”后来，他去了中粮广场，在一家高档韩餐厅“寿福宫”里当经理。

　　按当时的规定，外国人只能住在固定的几个地方，像燕莎、赛特、亚运村、国贸等。“不可能住在望京，那里还是农村呢。”当时温大成住在朝阳公园西门，虽然住的条件好，但孩子的教育问题解决不了，找不到辅导孩子的家教。因为只有一户韩国人，儿子也没人玩。

　　望京发展起来后，温大成也搬到望京。他住在望京最好的楼盘“克拉斯”里，200来平方米，租金只要一万多元，而朝阳公园那边，同样面积的房，一个月2．5万元。温大成说自己喜欢住望京，生活方便，韩国食品什么都有，关键是能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

　　但现在，望京起了变化。“我的朋友、邻居们都走了，我心里难受。”他苦着脸说。

　　“温总，我现在特别困难！”不少在望京做生意的韩国老板，向他诉苦。

　　温大成担任在京的韩国中小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韩国人在北京的中小企业，主要以服务业为主，餐饮业占很大一块。他说整个北京城，韩国人和朝鲜族人开的韩餐厅，一共有49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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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每月开一次会，这几个月，每回开会，他都发现一些人不见了。十个人里头，能有两三个看不到了。据他说，望京起码有25％的韩国人回国了。在望京和五道口，有两家韩国银行，外换银行和友利银行，它们主要的客户都是韩国人，听说如今客人减少了60％。


　　据温大成了解，韩国人在望京的餐饮企
业，现在30％已经倒闭，10％稍稍挣钱，其他活得都很
艰难，处于挣扎中。造成这种局面，他认为，是因为这些韩餐厅定位不好，针对的是韩国客户，而他的经营方向却不是这样。

　　温大成自己也干餐饮业，北京温家餐饮有限公司，他有12家名叫“大长今”的韩式快餐连锁店，主要卖全州拌饭，共有10种。开店选址时，他避开了望京，而是把店开在中关村、西单、王府井、朝阳公园等地儿。他雇了250名中国员工，99％的客人是中国人，日均客流量800人。“如果是针对韩国人，那我不如就在首尔开，何必跑到北京来？”这个经营策略，让他躲开了金融风暴，连锁店没有受到重创。

　　到“大长今”连锁店吃饭的，主要是年轻人。温大成不做广告，但每个月都搞各式各样的促销活动，培养中国的客户群。他的促销活动是文化加餐饮，比如从韩国请人来表演乱打，演唱歌舞，搞拌饭大奖赛、有奖竞猜等，一等奖可以免费吃一年拌饭，或者去韩国旅游。

　　“我对拌饭进行了改造，针对中国人口味。中国人喜欢咸一点，甜一点，多放味精。就是辣，中国人的辣，跟韩国人的辣也不一样，中国人喜欢的是麻辣。而且，我们的拌饭便宜，一份拌饭，有汤有饭才25块钱。”

　　眼下，对别人来说是危机，在温大成看来却是机遇。因为他的主要客户群是中国人，挣的是人民币。同样一份拌饭卖25元,由于韩元贬值的原因，25元人民币，以前相当于3000多韩元，现在相当于5000多元。这样，温大成等于比原先多挣钱了。现在，很多餐厅倒闭，房租也下降了，以前一平方米10元钱，现在只要5元。正好借机扩张，温大成想在中国开999家连锁店。

　　“不知道为什么，一旦沾上中国的土，人即便回国了，也会老想着中国。假如1元人民币，能兑换到150韩元的话，韩国人也许就又回来了。”

　　这天，郁闷的老马在网上闲逛，随手点开望京社区网，坛里一个帖子吸引了他的目光：《韩国人撤了，望京社区该怎么办》。一个网友回帖：嘿嘿，望京这么好的设施别闲着，咱们自己享用吧。

　　“对呵！干嘛我空着大房不住，窝在小宅子里？”老马决定自己先拉动一下内需，从“蜗居”搬往“豪宅”。搬家那天，东西进门后，他瘫坐在沙发上，想喝口水，打电话让楼下的小超市送桶“农夫山泉”。

　　他拨通了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温软的声音：“奥巴赛吆。”老马听不懂，捏着电话，一下子愣住了。 　(记者 董月玲 文并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