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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O型先民的可能来源,希望能对历史上所传戎狄的源流有一个更接近事实的推断。
网络上流传的东西,很多把O或是O3写成汉人基因,这显然总带着民族沙文主义倾向的,其实O和O3广泛分布于现代东亚、东南亚和北亚、中亚人群中之,并非某个族群所独有,更何况他们的形成早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蒙古人的O主要为O3,这与古代东北地区的夫余应当关系不大,虽然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考虑到韩国是O2分布比例较高的族群,其相关民族日本和南通古斯(满族等)都有相当的O2,推测夫余应为O2。而O3则主要分布于汉人和其他东亚、东南亚人群中,网络上有些人一口断定,蒙古人的O3来自汉人的影响,这种猜想显然太多莽撞。虽然还极少古代DNA的研究,但体质人类学的证据还是存在的,或许根据这些我们能够做出一些更贴近史实的推断。
在匈奴之前,内蒙地区的古代人群主要是古代东亚类型下的古西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比如最早的新时期时期遗存东蒙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呈现出古东北类型,特点是高颅与阔面的结合,而现代东亚人(汉人等)是高颅与狭面的结合,而北亚(包括历史上的鲜卑契丹)是低颅与阔面的结合,匈奴是中低颅与阔面的结合。
夏加店下层文化是还是以红山文化的遗民为主体,但有了一些高颅狭面的古华北成分。红山文化后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相当于汉人的夏朝与早商。殷商的遗骨成分非常复杂,或许可以反映出当时东亚和北亚地区人群的复杂情况。统治阶层的情况来看,殷商王族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一致,是高颅与阔面的结合,也就是说介于现代东亚人和现代北亚人之间。这样,我的猜测是,C型为代表的老亚洲人与O型为代表的新亚洲人在今天的内蒙东部与东北地区相遇融合形成了最造的新石器文化、红山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此时气候环境突变,一部分红山古人北上,给古代阿尔泰人带来了O的血统,而一部分南下也就是殷商的出现。
殷商的平民墓主人主要是古代华北类型,与现代汉人东亚类型接近,父系方面应当很少C型老亚洲人的影响。殷商王族的一定北亚特色并没有很大程度的影响现代汉人的父系血统,情况应当与后来鲜卑、契丹、蒙古、女真、满洲等汉人的影响类似,因为人口数量少,仅局限于一定时期的贵族阶层。
殷商还有大量的祭坑内和陪葬的人群,这些人群估计是商的临近敌对民族,最初公布时的结果很让人吃惊,有着大量的类美拉尼西亚人群、类爱斯基摩人群、甚至少量类高加索人群。今天的美拉尼西亚人是太平洋岛国人群,他们的父系是C型老亚洲人与K、M、O等各系新亚洲人的结合,现代爱斯基摩人是美洲人的标志基因Q与乌拉尔人N的结合。他们在东亚出现并不新奇,事实上,北京山顶洞人可判断的三例人中,一女性是类美拉尼西亚、另一女性是类爱斯基摩。类高加索人种的出现同样也不新奇,匈奴时代的蒙古草原就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存在,而山东淄博(齐国国都)的母系遗传研究也证明2500年前、2000年前、到其后不同时期,遗传特征从类高加索人种到类中亚人群再到东亚人群的过渡。
内蒙西南地区的主体成分是古西北类型、与东部的东北类型一起,他们可能是蒙古人O3和其他O型先民的主要来源,但他们肯定不是汉人,而是当时汉人所说的戎狄,这与后来体质人类学学者所说的“戎狄非胡”。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代之而起的是风格迥异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以草原青铜文化为代表的游牧文化,但血统上还是以高颅阔面的古东北类型,但混入了很多低颅阔面的北亚类型,而他们的青铜文化应当源于草原上的高加索游牧民,可能就是塞种。夏家店上层文化古人应当就是汉人所说的戎,北亚为主的东胡的南下融合了戎,也为其后的草原民族带来了更高比例的O,但东胡汇入西伯利亚和西部草原的成分应当很少,因此西伯利亚和突厥人的O比例很少。
狄的成分更加复杂,赤狄白狄等等之分,可能也就证明了他们跟本不是一类人群,应当是汉人对西北诸游牧民族的泛称,而这些成分最终汇合在古代匈奴人的民族共同体中,匈奴唯一三例研究分别是,今天阿尔泰人主导的C、乌拉尔人主导的N、美洲原住民主导的Q。加上可以肯定一定程度存在的成分,如上文提到的内蒙的古代西北型(假设O为主体)、与西北、北部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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