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污染共存亡”利在何方?
冯永锋
环境保护的有关部门最近颁发了一个通告,不许垃圾填埋场、焚烧场建设在城区里边。去年,同样是环境保护部门颁发了另外一个类似的通告,要求高污染企业与居民区“保持距离”。利用这两个通告提供给我们的“火眼金睛”,我们独上西楼、踮起脚尖,放眼全国,惊讶地发现,如今迈上小康的中国人,要想活在清净纯洁的地方,几乎没有了可能;同样,中国的企业要想与居民区保持距离,也只能是痴心梦想。
有的地方,是居民区里混入了企业: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无孔不入的企业摸黑进驻,发展上一段时间后,贪图其利税的政府,越来越犹豫难决:因为不知道是搬迁企业划算,还是搬迁居民划算。有的地方,则是企业区里混入居民,中国有许多经济技术开发区,或者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始的时候,都只是纯企业入住,几年后就不行了,房地产商见缝插针,一栋栋商住楼、商住两用楼、居民楼、商场、农贸市场如野生植物一般长满所有的空地。而更多的地方,则是污染企业与居民区同时并存,同时发展,几乎是你盖一栋楼,我就建一个工厂,双方谁也不肯让谁。于是乎,全中国都同时出现一个让人难以忍受又天天在忍受的现象:每个人都在“与污染共存亡”,每种污染都在居民的身边徘徊不去,随时与居民“零距离”,甚至是“负距离”。
这两年,有些居民似乎开始主张个人的权利了,于是对身边在建、未建或者已建的污染企业保持高度的警惕,千方百计想把其弄走,想让其关门,或者要求得到相对高额的赔偿,以抵挡身体和心灵遭受的伤害。在法院仍旧扭扭捏捏不肯立案、政府迟迟疑疑左右讨好的时候,“环境难民”想要到些赔款似乎是没有门的,让其搬迁似乎也无处可搬;面对居民提出的“企业不走我们走”的思路,政府也百般无奈,因为他们放眼自己管辖的地界,发现没有一处可让搬迁者从容落脚、安居的空地。由于人口的高度压力和盲目的扩张,中国不仅生态空地已经几乎没有,就是给“生态移民”、“环境污染移民”提供的周转空间也无处可觅了。
“与污染共存亡”的处境其实与距离没有关系,住得离污染物近,你可能会警惕些,受到的直接伤害会严重些,但距离远未必等于你可以与污染物隔离,不等于你的生命被赋予了免疫,住得远甚至让你丧失了本应有的责任心和警惕性。就像一个非常注意饮食的人,也无法避免吃下不健康、不安全的食品一样。污染物会随大气飘散,会随水扩张,会被土壤“消纳”后再如实地归还给人类,因此,不论是住在污染企业身边,还是住在表面上山清水秀之处,无论你身居大杂院还是住在独栋别墅中,你每天都和所有人一起,在分享着中国环境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的“不可承受污染之重”。
难以耐受的污染让许多人奋起,甚至有一些高尚的人,还不仅仅主张人类自身的权利,开始无私地为无告的大自然代言,因为事实非常清楚,任何污染物排放出来后,遭殃的首先是自然界,是河流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土壤生态系统、空气生态系统,其次才影响到人类。这些被逼到角落而奋起的一些抗争、对话、诉讼、上访,对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不仅对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用,对其他地方的环境污染受害者也会有所启迪的道义支持。
中国目前大体有三种民间环保活动,一类可称之为宏大公益型,一类可称之为区域公益型,一类可称之为自益维权型。当前中国最稀少的是区域公益型,而最有发展前途的,是自益维权型。因为自益维权者多了之后,必然会有一些群体为了“区域环境公益”而执着奉献。
因为自益维权者多了之后,自益者身边的污染企业,就得开始改善企业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企业环境责任的践行才有了社会监督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成败的关键,首先就在于环境污染受害者有没有能力“自益维权”;而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中至为关键的“公众参与”,前提也是在每个关注身边环境的公民,对自己的权益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表达通道。
自益维权型其实也可称之为自私维权型。一个国家的公益事业,其实是建立在个人自私得到足够尊重的基础上才成形的。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受到污染伤害或者生态伤害的影响之后,他们开始起来维护生命的尊严,开始以法律允许的各种手段主张受害者的权益——同时顺便为自然公益主张些权益——之后,如果他们个人的主张得到较好的满足,那么他们一定有余力来关注自然公益,或者说,关注“跳出人类自私”之外的公益事业。一个健康的社会,首先是个体权益得到充分尊重的社会,个人能够对自己的生命有相对把握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可能出现对自己负责的公民,而对自己负责的公民,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有能力对自己负责时,环境“污染者”才可能成为环境的修复者,谁污染谁负责才成为可能。
“与污染共存亡”的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有许多人还无力主张自己的权利,或者说,中国有许多人还无法满足个人的自私或者说自益。而对污染企业说不的过程,恰恰是个体生命觉醒的过程,是个人权益维护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制度设计日益完善和合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在生态文明帮助下,走上新一轮进步的过程。
以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欲望,以中国的资源禀赋、能源结构、发展模式和文化内力与中国仍旧继续在膨胀的人口来思考,你很容易就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今后的命运,大概仍旧是无法避免与“污染共存亡”的,不是数个污染企业包围着居民小区,就是污染企业身边被无数个居民小区包围;这种“中国式生存”,就像每个每天也在排放污染物一样,是难以逃脱的宿命。因此,“与污染共存亡”的出路,可能不是要求企业搬迁,或者设法自己搬迁,最好的办法,是督促企业成为 “零排放”工厂,是督促自己成为零排放个人,是督促社区成为零排放社区,是督促政府成为零排放区域的促进者和监督者。(2008.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