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蒙古—2006蒙古国留学日记 姚克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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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蒙古—2006蒙古国留学日记  姚克成著

来源-北方新报：http://www.northnews.cn/news/serialise/Index.html

（第1-5篇）

核心提示 2006年2月28日～8月25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副教授姚克成第二次以普通访问学者的名义去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学习。在此次留学蒙古国的178天中，姚克成不仅和国内外的蒙古学界朋友一起考察了蒙古国西部的历史文化古迹，还参加了第九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除此之外，他还利用自己的方便条件，参加了不少学术研讨会、社会调查、外出旅游和其他文化考察活动，尽自己所能，把亲眼所见用日记的方式记了下来。从今天起，本报开始连载姚克成副教授的纪实作品《蒙古日记》。　

    平平安安第一天
　　2006年2月28日，是我第二次留学蒙古的第一天。
　　今天遇到的难事不少，但是有众多学生和朋友的帮助，不少困难都得到了顺利解决。6时，我从家里出发时正赶上北京下小雪。我担心五环路和机场高速路路滑不好走。可是，由于赵路的精心驾驶，再加上没有雾，途中一切都很顺利。
　　到达机场以后，我又开始为如何应付行李超重一事犯愁，因为去年一位赴蒙古国留学的朋友就因为行李超重支付了150元的费用。我的行李大概超重不少，估计150元也未必打得住。幸亏得到了伊藤郁佳的热心帮助，使我不仅未付行李超重费，还得到了紧靠头等舱的经济舱最好座位F3号座。
　　伊藤郁佳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日本名古屋办事处的雇员，几年前曾经在北京大学的短期班学过汉语，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兼课时教过她。2005年，伊藤郁佳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日本名古屋办事处招聘为翻译兼雇员，2006年1月来到北京首都机场工作和接受培训。
　　航班原定的起飞的时间是9时20分，因故推迟起飞了十五六分钟，到达乌兰巴托机场时是11时46分。飞机还没有落地，飞机上的广播就说乌兰巴托的白天气温是零下15度，几乎是北京城区冬天的最低气温。
　　我取出行李，顺利地通过了机场海关、边防和卫生防疫等部门的检查，12时左右向机场出口走去，还没有走到门口，就远远看到了我国驻蒙古国使馆的文化二秘周晶和商务二秘郭钢在门口等我。他们是开着私家车专程来接我的。看来有学生帮助的感觉真好。
　　周晶还向我介绍了蒙古国国立大学外事处工作人员——年轻漂亮的蒙古姑娘奥云扎尔嘎勒。我们约好明天在她的办公室见面，办理有关手续。
　　我是1970年8月开始学习蒙古语的, 转眼间与蒙古语和蒙古文化结缘已经是第36个年头了。
　　我第一次来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是在1989年8月~1990年7月，至今已经过了16年，之后曾经多次到过乌兰巴托和蒙古国的其他地方，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受，此次在自己56周岁的时候再来蒙古国学习，为的是在退休前为教研室教材建设尽力做些工作，同时还想到蒙古的牧区多走走，搞些关于蒙古语言、民俗与社会的调查研究。
　　郭钢和周晶把我送到了蒙古国国立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宿舍。我的房间号码是303室。放下行李以后，郭钢和周晶又请我到一家英文名称为“MODERN NOMADS”（英语，“现代牧民”之意）的蒙古餐馆吃了一顿可口的蒙古饭，说是为我接风。
　　下午，收拾完房间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便去301房间找到了朋友推荐的自费生陈永霞。陈永霞是从辽宁省朝阳市来到这里学习英语的，我也是辽宁省人，算来也是同乡。我从交谈中得知，陈永霞来蒙古国学习快满5年了，今年夏天毕业。她想在蒙古考研究生，有可能的话同时拿英语硕士和蒙古语硕士两个硕士学位。
　　陈永霞不仅向我介绍了这里的生活情况，还给我拿来了一些炊具，之后又带我去附近超市购买了不少生活用品。这个小老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鼓励她说：“物以稀为贵，只要你能够精通蒙古语并且熟悉蒙古国情况，将来定有用武之地。”
　　在小陈的帮助下，我购买了这里的电话卡，给老伴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平安到达，一切都很顺利。
　　今天很累，不过一想遇到了这么多的好心人，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累也很高兴。但愿此次蒙古留学顺顺当当，平平安安。
　　奇特的警告与意外的惊喜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一是来邻屋做客的蒙古客人夜里12时左右才走。他们边喝酒边唱歌，吵得我无法休息。考虑到自己刚来这里，以后还要和大家长期相处，只好耐着性子。我坐在电脑前写日记，凌晨1时才上床睡觉。
　　因为刚到一个新的环境，躺了很久才渐渐入睡。迷迷糊糊之中突然被一阵紧迫的敲门声惊醒，只听到有人在用力砸外屋的门，却没有听见敲门者说什么。我怕是酒鬼闹事，没有起来开门。敲门者见没人理他，也就停止了敲门。大概过了半个来小时，敲门声再一次响了起来，而且比第一次敲门声更急更响。奇怪的是敲门者仍旧一言不发，只是敲门。我打开灯一看表，是凌晨4时30分。敲门者敲了一会儿，见没人理他，就不再敲了。等了半天也没见动静，估计可能走了。可是，我却再也睡不着了。因为天还没有亮，我只好躺在床上考虑今天的安排和以后的工作。
　　第二天早晨，我同隔壁的邻居提起此事。他说，这也是他来这里半年多来第一次遇到这事。可能是外面的酒鬼从窗户爬进楼里闹事，也可能是本楼内的人喝多了。
　　上午，我先后去了我国驻蒙古国使馆和蒙古国国立大学外事处报到和办理有关手续。在使馆里，我见到了师兄高树茂大使和其他几位校友熟人。老朋友们在使馆相逢，畅谈同学往事和共事经历，大家都很高兴。
　　下午，我又为准备生活用品和购买手机卡去了一趟附近的超市。结果发现超市里的商品大多比北京贵不少。尽管如此，因为生活的需要，贵也得买。没想到因为自己的无知，竟然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看到冷藏柜里的西红柿和黄瓜很鲜嫩，我就各自选了一份，其中黄瓜标签上的数字是“280”（2条小黄瓜），西红柿标签上的数字是“600”（9个小西红柿）。我以为，这两份蔬菜的价格共计880图格里克。按照人民币1元在银行兑换145图格里克的比价计算，共计约合人民币6元左右。我心里暗自思量，谁说乌兰巴托的蔬菜比北京贵得多，这个价格不算贵。于是，交款时提前在菜上放上了1000图格里克。等到收款员一说“2225”，我才知道标签上的数字表示的是那份蔬菜的重量（克数），不是价格。再一细看收款小票，上面写道：黄瓜1公斤2590图格里克，西红柿1公斤2500图格里克，才发现价格竟然是北京同类蔬菜价格的三四倍。
　　晚上，使馆的柴文睿参赞在巴彦郭勒饭店旁边的一家新加坡餐馆请我和文化处的周晶母女二人吃饭。周晶的女儿乳名宝宝，天真可爱，再过3天就9周岁了，在读小学，在饭桌上还摆上书本做作业。我和柴文睿是老朋友，14年前在使馆一起相处2年，所以彼此的谈话非常轻松投机，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20时45分，我打开电视，只见蒙古国家电视台的“论坛”节目中正在直播一个题目为“蒙古国的水”的专家讨论。除了主持人之外，参加讨论的还有八九位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其中就有我在中蒙两国第二次边界水会谈中认识的蒙古自然环境部水研究院院长乾德玛尼。专家们就蒙古国的水问题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乌兰巴托的地下水下降、采矿引起的水污染、慎重对待向中国输水、如何学习借鉴韩国蓄水用水的先进经验，等等。
　　大约21时许，我正对“蒙古国的水”的专家讨论看的来劲。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打开房门一看，竟然是韩国檀国大学蒙古语教研室的室主任李圣揆教授。出于礼貌，我关掉电视，同他认真聊了起来。
　　原来，李圣揆就住在这栋宿舍的405室。他是在阳台上看见我搬进了303室，就主动来看我了。我知道李圣揆在蒙古国访问，但是没有想到也住这栋宿舍。李圣揆侧重研究蒙古历史。我们2003年7月在韩国相识，2005年8月在呼和浩特的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重逢，这次又相见于乌兰巴托。
　　李圣揆告诉我，明天下午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到蒙古国国立大学视察工作，15时左右去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的文献教研室和蒙古学研究中心。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沙格达尔苏伦教授和文献教研室的乔伊玛教授请我也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能够有这样一个同时见到蒙古国国立大学著名学者的大好机会，我当然很高兴，于是商定明天14时30分与李圣揆一同应邀前往。（1）
    再次见到蒙古国总统
　　今天是我到蒙古国的第三天。10时许，我们进修生的班长格日勒扎布到我房间来了。我昨天找了他3次都没有见到他，就给他留了一张纸条，说明自己已经来过，希望与他见个面，了解一下情况，再与其他的进修生认识认识。这不，格日勒扎布见到我的纸条后，主动找我来了。我可能是这批进修生中的年纪最大者，主动找格日勒扎布的目的是表示对他和所有进修生的尊重。因为进修生中能人不少，我应该夹着尾巴做人，好好向他人学习，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我在和格日勒扎布交谈的过程中向他通报了蒙古国总统今天下午将去蒙古国国立大学视察、韩国李圣揆教授转达了乔伊玛教授对我的邀请等情况。格日勒扎布说他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待向蒙古国国立大学的有关人员问清情况以后再作决定。
　　格先生离开以后，我又去了一趟附近超市，购买生活和工作用品。这家超市的规模不大，商品的种类也不太多，我需要的有些东西没有买到。看来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想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安排就绪也挺不容易，有些东西等到需要使用时才发现没有，而在宿舍附近的超市里又不能把自己需要的东西一次买齐。这两天我忙于生活琐事，蒙古国国立大学有关单位的领导们忙于准备迎接蒙古国总统的视察，所以，我想见的人员尚未见到，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计划仍然未落实，我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炊具准备得差不多了，我又买回了油盐，但是没有酱醋。我第一次给自己做了一顿像样的午饭——一锅大米饭、一碗西红柿鸡蛋紫菜汤、几片香肠。
　　吃饭时，格日勒扎布来给我回话了。他说，他从蒙古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巴达姆道尔吉处得到的答复是：参加接待蒙古国总统视察蒙古国国立大学的人员仅限于他们本校有关单位的有关人员，不邀请外国的进修生。所以，我们也就甭去了。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去了，于是把已经拿出来的西装又放了回去。
　　由于这几天一直没有睡好，得知这次活动取消后，我头一着床就睡着了。14时30分，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我。我打开房门一看，是李圣揆准时来找我了。我向他说明了蒙古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巴达姆道尔吉谢绝中国进修生参加此次活动的情况，所以我不请自去不太合适。李圣揆说，乔伊玛昨天叮咛请你一定参加。说罢，李圣揆马上拨通了蒙古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沙格达尔苏伦的手机，说明了我的顾虑。沙格达尔苏伦再次邀请我一定参加。于是，我急急忙忙换上西服，同李圣揆一起来到了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蒙古文献教研室。
　　在蒙古文献教研室的里间小屋里，我见到了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和蒙古学研究中心的领导、该院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和几位国家重大奖项的获得者，总共八九个人。只见他们全都西装革履，每个人都佩戴一枚本人所获最高荣誉的勋章。大家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外国人中，除了李圣揆和我以外，还有在蒙古学研究中心担任访问教授的德国蒙古学家吴都·巴克曼博士。因为在场者我全都认识，所以和他们逐一握手问候，并且让别人给我们照了几张合影。遗憾的是，只照了四五张照片，相机就显示电量不足了。由于来时匆忙，我连备用电池也没带。
　　我们总共10来个人被安排在蒙古文献教研室的里间等候。大家围坐在一个摆满蒙古学研究中心人员科研成果的矮桌周围，等候蒙古国总统的视察。由于这是恩赫巴亚尔当选蒙古国总统以后第一次视察蒙古国国立大学，所以该校领导格外重视。我先用眼睛扫视了几遍蒙古文献教研室的里间里展示的藏书、经卷、佛像、法器和该中心学者的科研成果，然后便和身旁的蒙古国的老师愉快地交谈起来。
　　大约16时，在蒙古国文化教育科技部领导和蒙古国国立大学校长钢朝格的陪同以及一大群记者的簇拥下，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来到了这里。钢朝格校长首先向总统依次介绍了在此等候的10来名人员，其中特别介绍了李圣揆、吴都·巴克曼和我。
　　对于恩赫巴亚尔总统我并不陌生，他在1991~1993年曾经先后担任过蒙古国文化艺术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蒙古国文化部长，当时我在我国驻蒙古国使馆担任文化二秘，在工作上和他有过多次接触。1993年10月，他率领蒙古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我又作为中方翻译全程陪同，去年10月他访问北京大学时我们也见过面，所以他向我点了点头。
　　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铁木尔陶高向恩赫巴亚尔总统认真汇报着该中心的概况和成果。恩赫巴亚尔总统一边听着，一边拿起几本书看着，有时还问几个问题。我本来想多拍几张照片，但是由于照相机电量不足，只照了两张就彻底没电了。
　　回去后回想参加这次活动的过程，我觉得，蒙古国国立大学看重的是北京大学，而不是我个人。所以，自己要更加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为祖国争光，为北京大学争光。
　　晚饭后，我正在电脑前工作，桑斯尔闭路电视台的收费人来到我房间收费，我向他交纳了3、4月份的闭路电视费，一共是8000图格里克。这样我就可以收看包括我国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在内的50多个频道了。看来他们国家闭路电视的收费比我们国家高不少。
　　我向那个收费人索要收费凭据，他随手给了我一个小票。等他离开以后，我戴上老花镜一看，才发现上面的服务起止日期是2006年1~2月，落款日期是2006年2月9日。可是，今天的时间是2006年3月2日。他以后若说我没交3、4月份的闭路电视费，我还真没有有效凭据。（2）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第二天上午，我用手机给国立大学外事处的奥云扎尔嘎勒打了两次电话，她都没接。改发手机短信息以后，她马上答复我现在可以来拿护照。到那儿以后，我才得知外交部把我的签证改了，由原来蒙古驻华使馆签署的一次停留90天改成了一次停留30天。奥云扎尔嘎勒还说得把我的签证改成学生签证，这样才能给我办理在蒙古国停留半年的居留证。但是，如果照此办理，不仅我临来前办理的一年期多次往返签证完全作废了，而且我要中途回国看病办事还得再次申请出入境签证。
　　为了在留学期间方便参加中国北大历史系与蒙古国家历史博物馆拟定联合进行的蒙古西部区历史文化考察以及回国检查自己的黄斑变性眼病，今年1月，我托朋友向蒙古国驻华使馆特意申请了一年期多次往返签证，签证费为1200多元。因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只能给国家公派留学生承担一次出入境的签证费，所以我自己承担了超出部分的费用720元。现在看来，这720元人民币可能都要打水漂了。更重要的是，万一我有急事需要回国，不仅要再次申请出入境签证，而且还得等待。更何况我的老母亲今年94岁高龄了，为把我们兄弟姊妹抚养教育成人，她老人家吃了不少苦。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我来蒙古国学习的事情一直瞒着她。万一母亲有事，我能马上回去吗？
　　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办理居留证一事闹得我有些心烦意乱。但是，此事也不能埋怨奥云扎尔嘎勒，因为她只是一个办事员，没有决定权。为了尽快摆脱烦恼，同时也是出于对她的尊重，我换个话题说道，落实我的进修计划一事是否请她给国立大学的有关学院领导打个招呼。她说：“既然您都认识他们，您就直接找他们商量好了”。
　　好在蒙古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不重，当官的大多比较平易近人。不少人能官能民，今天当部长，明天下台若无人聘请，就会失业。我的感觉是，蒙古国国立大学的校长甚至比中国北京大学的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办事员都好接触。于是我同意自己去找同其交流的两个学院的院长。
　　晚上，蒙古国国立大学的一位副校长请我吃饭。他去中国北京大学访问时我参加过接待陪同，后来他出差路过北京，我也帮助过他。他出于答谢，特意提出请我吃饭，我谢绝未成，就答应了他的邀请。在离留学生宿舍不远的一家餐厅里，我们边吃边聊，谈得很投机，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拜见老大哥和恩师策先生
　　3月4日，是星期六，这天早晨，我从电视播出的天气预报得知，乌兰巴托今天晴，白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度，夜里最低气温零下16度。这里的节气大概比北京晚1个月。不过，我来乌兰巴托后的这几天并不冷，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临，有的人已经穿上了春装。
　　上午，我去看望了一位在此办公司的王先生。因为他比我年长三四岁，是老大哥。他是北京人，曾经在内蒙古插过队，当过赤脚医生。我们1999年4月在乌兰巴托相识。当时我作为国家黄金管理局蒙古国考察团的翻译，和该局的成副局长以及杨志刚、吴均匀、鲍海文等三位技术干部一起，应蒙古国圣吉业投资公司的邀请，到肯特省的宾德尔县进行过沙金矿的考察。考察途中，瞻仰了成吉思汗的诞生地——德龙宝勒道格。该地位于现肯特省的达达勒县境内。
　　德龙宝勒道格位于三湖温泉疗养院不远的一个高岗上，高岗上堆起了一个挺大的敖包，敖包旁立了一块石碑，碑上有用传统蒙古文刻写的成吉思汗生平。德龙宝勒道格的周围风景优美，我记得有不少的松树林（可能是樟子松，我们老家叫它“黄花松”）。出于对成吉思汗的崇敬，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我先在敖包附近拾了几块石头放到了敖包上，然后围着那个敖包顺时针转了三圈，最后由在敖包上放上了10元人民币。
    三湖温泉疗养院那个地方实在是美。四周是一片松树林，林中有不少高大的松树。疗养院内还有一块高大石碑上刻有成吉思汗的雕像。我记得雕像下好像写了一行字，内容是“纪念成吉思汗诞辰750周年”。看到疗养院服务员给我们生火取暖用的劈柴竟然是笔直的松树圆木劈成的，我觉得真是可惜极了，在城里若是买那样一根圆木该有多贵啊！遗憾的是我们在那里只停留了一天。
　　那次考察途中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发生了许多趣事 。比如，看到了马和牛在野外产仔的情景，有过同蒙古国朋友一起打猎（包括打狼）的经历。老王当时负责考察队的后勤保障，为大家的生活和考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在宾德尔县的野外考察时，住在一户布里亚特猎民家，房东的女儿发烧好几天了。老王利用自己的医术治好了房东女儿的病。房东为了感谢老王，特意送给他一张野狸猫皮（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反正是一种野生的猫科动物）。由于我们曾经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而且老王比我年长，所以，我来蒙古国，自然得去看望老大哥。老王请我和几位一起参加过1999年考察的朋友们在他的寓所吃了午饭。大家叙旧谈今，聊得很高兴。③
　　下午，我从老王的寓所直接去了我们的老专家——蒙古国科学院院士策伦索德诺姆先生家。策先生1962年毕业于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此后一直在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侧重研究蒙古国古代文学和佛教文学。策先生工作勤奋，治学严谨，著述甚丰，曾经获得蒙古国国家奖，1988年2月至1990年7月在北京大学东语系蒙古语语言文化教研室任教2年多。在此期间，我跟策先生夫妇二人的接触较多。在与他们接触与相处的过程中，不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策先生的夫人伊钦浩尔洛平时寡言少语，有时给人一种孤傲冷漠的感觉。但是，每次见到我都非常热情，从不把我当作外人。记得他们刚到北京后不久，她看见我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午不到她家去了，于是问我：“姚克成，你怎么近来不着面了呢？” 我向她如实地解释了我们汉族人特别是城市人一般不在吃饭时间去别人家串门的习惯，因为怕给别人增添麻烦。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当时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还实行限量购买的票证制，谁家的粮食都不宽裕。伊钦浩尔洛听后马上说：“我们蒙古人可不那样，赶上饭就吃，越是好朋友越不客气。 你以后就到我们家来吃饭吧！”由于跟策先生夫妇的友谊很深，关系密切，所以我几乎每次来乌兰巴托访问或者出差，都去拜访他们夫妇。
　　今天他们见我来了，不仅摆上了蒙古人招待客人常用的奶食和肉食，还特意拿出了酸马奶。酸马奶又称马奶酒，用鲜马奶发酵而成，营养丰富且有医疗作用，是蒙古人最喜欢喝的饮料之一。由于骒马是在春夏季节产驹，所以酸马奶在冬天不太好买。何况他们夫妇招待我的竟然是布尔根省产的酸马奶，可谓名优产品啊！他们知道我肠胃不太好，不喜欢喝凉的，还特意把那瓶酸马奶放在暖气旁提前温着。我到了他们家自然也不客气，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临走时，伊钦浩尔洛又挑了几块羊肉，连同那瓶酸马奶一起装好给我带上 。
　　比起物质收获来说，我觉得更大的还是精神和信息方面的收获。当策先生夫妇得知我虽然从事蒙古语语言文化教学和研究多年、但是至今仍未获得任何学位的情形以后，就鼓励我抓住机会，争取尽快解决。不仅如此，他们还帮助我设计具体方案。
　　此次来策先生家，除了看望他们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因素是帮黄宗鉴转交赠送策先生的礼品。 晚上，在使馆工作的97级毕业生张一实、刘丽夫妇请我到一家蒙古烤肉馆吃饭。那是一家名为蒙古烤肉，其实是美国风味的自助式烤肉馆，就餐环境和服务质量都很不错。我很感激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师恩难忘
　　3月5日是星期日。白天，我边洗衣服边整理工作方面的思绪，一边还在等待2位约好的老师的来访。上午10时，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的策·苏赫巴特尔教授准时来访。苏赫巴特尔教授从事蒙古语修辞学研究和对外蒙古语教学多年，教学和科研成果很多，2005年获得蒙古国功勋教师称号。同他交谈和合作，使我获益匪浅。下午15时，蒙古国人文大学的罗·玛纳勒扎布教授来访。玛纳勒扎布教授是蒙古国已故著名语言学家沙·罗布桑旺丹的女儿，曾经于1956-196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5年，是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成员之一，有很深的中国情结 。其父罗布桑旺丹1958-1961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蒙古语教研室任教3年，为培养中国的蒙古学教学人员和研究者、为北京大学东语系蒙古语教研室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④
　　当我向玛纳勒扎布教授转交了黄宗鉴先生的极具北京大学特色的礼物，后又转达了黄先生的嘱托时，玛教授既高兴又感动，一再表示要寻找机会再访母校，到时一定去拜访黄宗鉴先生。
　　晚上，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的毕·萨仁图雅邀请我观看了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艺术班学生在本校举行的文艺演出。其主要节目有独唱、呼麦和舞蹈。我最喜欢的是一名男歌手的蒙古民歌独唱，歌声高亢、悠扬，令人心旷神怡。
　　熟人好办事
　　今天是3月6日，工作进展很顺利，上午仅用半天时间就落实了自己的进修计划和工作安排。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先去了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在那里我先后见到了蒙古语教研室主任毕·萨仁图雅老师、教务办主任扎亚巴特尔和院长巴达玛道尔吉教授等人。我向他们分别介绍了自己的进修计划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希望。我进修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编写《蒙古语语法》教材和《蒙古语翻译教程》。学习和工作可以在宿舍里的电脑前完成，并不需要老师每天讲课，只是需要借阅资料和有问题时向老师请教，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研究语法的策伦丕勒教授和长期从事对外蒙古语教学的萨仁图雅老师的帮助，教务办主任扎亚巴特尔和院长巴达玛道尔吉教授都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巴达玛道尔吉院长还向我介绍了他在蒙古国国立大学科布多分校工作和调任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前的一些经历及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的发展历史和成就等，还送给我一本纪念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成立60周年的论文集和2本该校编写出版的《蒙古学》研究论文集。从巴达玛道尔吉院长同我谈话的内容和语气可以看出，他对我很热情，也很客气。
　　与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务办主任巴德玛宁布和院长那仁教授的谈话就更轻松了。因为那仁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于1989至1990年我在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期间。当时在汉语教研室任教的中国专家是北京大学汉语中心的阎成忠先生，那仁是该教研室的年轻教员，巴德玛宁布当时是汉语班三年级的学生。由于我当时在巴德玛宁布所在的班里兼任过1个学期的汉语口语课，同巴德玛宁布有过一段师生关系，所以，巴德玛宁布对我很尊重。
　　由于我们是旧友重逢，当我提出编写《蒙古语翻译教程》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时，他们不仅支持，而且愿意开展合作。中午，那仁院长和巴德玛宁布专门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家西餐馆请我吃了一顿蒙古式西餐。
　　明天我还要同研究蒙古语语法的老师策伦丕勒教授见面。蒙古老师给外国进修生和本科生上课是要计算工作量并且获得报酬的。他们给我的辅导和帮助从下周起正式开始，所以，我得自己先有一个详细计划和具体安排，否则将会影响工作效果。
　　能者为师
　　今天是3月7日。早晨，我在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蒙古语教研室见到了丹·策伦丕勒教授。简单问候寒暄之后，我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工作计划，希望在自己的《蒙古语语法教材》的编写过程得到他的辅导和帮助。策伦丕勒教授答应给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且送给我1本他和瑞士人 R.Kullmann 合作编写、用英文出版的《蒙古语语法》。
　　我比策伦丕勒教授年长5岁，我们相识于1989~1990年期间。那时候，策伦丕勒教授还是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一名普通研究人员，我们是在1989年8月在乌兰巴托举办的首届国际蒙古学青年学者暑期班上相识的。
　　我向他出示了当时我去他家前，他告诉我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时，他很惊奇也很高兴。现在一晃十六七年过去了，我们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策伦丕勒教授1997~2001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4年，回国后来到了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蒙古语教研室任教授，在蒙古语言和语法研究上著述颇丰。他和瑞士人 R.Kullmann 合作编写、用英文出版的《蒙古语语法》是学者同仁们评价较高的成果之一。
　　交谈中，我还给策伦丕勒教授看了我的一本小影集，里面有一些记录我参加首届国际蒙古学青年学者暑期班活动和1989~1990年在蒙学习生活的照片。回忆我们相识的经过和经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商定，策伦丕勒教授每隔一周给我辅导1次，时间2小时，侧重蒙古语语法研究的理论问题。策伦丕勒教授在语言学研究上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较大，在不少问题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些都是我的弱项，看来我得好好学习和准备了。
　　我和策伦丕勒教授的交谈，不仅引勾起了我俩的美好回忆，也引起了在座其他几位老教师的共鸣。我起身刚要离开时，蒙古语教研室的一位年轻教员乔·巴特图勒嘎赶过来，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作和名片，他的新作是蒙古语会话读本《您安好吗？》。我也送给他1张名片。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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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0篇）

　　离开蒙古语教研室，我按约定去了蒙古国人文大学。在那里我拜访了罗·玛纳勒扎布教授，并且在罗·玛纳勒扎布教授的介绍下认识了蒙古国人文大学社会学院的汉语教员奥云其米格。奥云其米格女士曾经是玛纳勒扎布教授的得意门生，玛教授说此人很有发展前途。

　　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乌兰巴托，不仅机关学校的女职工放假1天，男职工也沾光放假1天，而且蒙古国人庆祝妇女节的气氛挺浓。昨天我去乌兰巴托百货大楼购物时，就看到不少人在购买鲜花。今天在留学生宿舍附近的瑙敏超市里，也看到不少的青年人在购买肉食、糖果、酒类等过节食品。人们见到同自己熟悉的女性时，也纷纷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贺。

　　白天的电视节目也大多是宣传介绍蒙古国的妇女生活，晚上蒙古国国家电视台还专门播出了恩赫巴亚尔总统的三八节致词。看来，蒙古国人比较注意宣传保护妇女的权益。受此启发，我也想表达一下对妻子和女儿的关心。我给她们发去了电子邮件祝她们节日愉快。

　　晚饭后，我特意去405室回访了韩国檀国大学的李圣揆教授。李教授房间整理得非常干净整齐，地毯上铺着两块很大的毛巾，一块在门口，另一块在床前。因为韩国人一进门就要脱鞋，卧室内不得穿鞋进入。我也按照他们的习俗，脱鞋进了房间，在李教授递过来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遍房间内的摆设，只见书桌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正处于工作状态，电脑上方贴了1张用汉字书写的座右铭，一共是十来个汉字，其中有一个“恕”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其它还有“博学”、“笃信”等汉字。李教授说，这都是引自孔子的教导。李教授引用孔子教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方面说明孔子学说对韩国文化影响深远，另一方面说明他勤勉、努力。

　　从与李教授的谈话中得知，他准备在今年6月同一些韩国人去蒙古国东方省的一些地方考察，其中包括呼伦湖和克鲁伦河等等。他还说，他在2年前曾经到过我国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考察过中国境内的呼伦湖和贝尔湖，并且从那里去过哈拉欣河战役的主战场——诺敏汗。

　　哈拉欣河战役发生在此194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古人最引为自豪的一个战役。因为在这个战役中，苏蒙联军大败日本侵略军，导致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战场大伤元气，极大地支援了我国的抗日战争。我本来想提出跟着李教授一起去蒙古国东部区考察，但是一听说考察者都是韩国人，我去可能对他们不方便，就只好作罢。

　　能吃苦的韩国人

　　今天是3月9日，乌兰巴托的天气像有些人的脾气一样变化多端。早晨电视里播出的天气预报说：3月9日，乌兰巴托，阴，有雪，白天最高气温零下4摄氏度。早晨出门时，只见大地一片银装素裹，天空仍然飘着雪花。中午回家时，几乎是大雪纷飞。下午14时左右，雪渐渐停了。等到下午16时，除了远处的宝格达山的上空仍然笼罩着大片乌云之外，其他地方的乌云大多散去了，淡淡的白云在海水般的蓝天上缓缓地移动，阳光也变得非常刺眼。

　　因为我们留学生宿舍附近没有带中文字库的网吧，我想给北大的同事和朋友发送2封电子邮件和数码照片时，只能去一个熟人的办公室。本来出门前已经将邮件提前写好存入了优盘，以为到了那里将邮件拷入即可，没想到那里的网速极慢，等了半天也无法将照片发出，只好作罢。如此条件，怎样提高工作效率？又如何与他人及时交往？

　　下午在家打扫房间和看书。我的房间太脏，椅子也是一动就响，不但自己听着别扭，更重要的是夜间和早晨工作时影响邻居休息。因为工作和生活条件没办法跟四层韩国李圣揆教授的房间相比，所以必须得自己动手清理一下。于是，我从邻居图门乌力吉先生那里借来了笤帚和簸箕，把屋子仔细扫了一遍，又略送小礼，从楼内清洁员那里要来了一个不太响的椅子。

　　据说在这里办事都得送礼，不送礼是挺难办事的。这不，我房间里的14寸小电视机连个遥控器都没有。每天看电视选台就像弹钢琴似地在电视机下方的按钮上按来按去。为此事我去找过那个负责服务的清洁员。她说，没有好的了，得自己花钱去那仁图拉农贸市场去买，买一个得花8000到10000图格里克。按眼前比价换算，蒙币8000图格里克约合人民币六七十元。我本想自己花钱去买1个。可是朋友们告诉我，那个地方小偷成群，作案手段高超，已经好几个中国人在那里被盗，万万去不得。所以，我只好请那个清洁员方便时帮助我代买1个。与发达国家的工作效率相比，我们国家的工作效率已经不高。可是，比起蒙古国来说，我觉得我们的效率还高出了不少。

　　晚上18时，我正在吃饭，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打开房门一看，竟然是在此攻读博士学位的韩国留学生杨惠淑。她是李圣揆教授的弟子，来蒙古国已经好几年了，一边学习，一边在一家比利时和蒙古国合办的Antoon Mostaert 中心工作。

　　Antoon Mostaert是一位比利时的基督教传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田清波。此人早已过世，二十世纪前半叶曾经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鄂托克旗传教多年，在此过程中学会了蒙古语，并且在蒙古国民间文学和蒙古语语文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世界上比较著名的蒙古学家之一。后来比利时用他的名字在蒙古国设立了Antoon Mostaert 中心。⑥

　　我和杨惠淑相识于2005年8月，那是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杨惠淑蒙古语讲得很不错，主要是因为在蒙古国学习工作了好几年，语言环境好，本人所下功夫也大。相比之下，我的学生就逊色不少。虽然大多数人学习比较努力，但是总有部分人不是因为喜欢蒙古语才选择这个专业，他们并没有立志要做与蒙古学研究有关的工作，而是把蒙古语专业作为一个跳板，进了北大以后却把主要精力用在其他方面，毕业以后再靠北大这块牌子竞争找工作或者出国发展。有的人虽然也在从事与蒙古学研究有关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像杨惠淑这样下这么大的功夫，甚至惧怕艰苦，不愿意来蒙古国学习或者工作，这又怎么能掌握好蒙古语呢？

　　我给杨惠淑看了1989年～1990年在蒙古国进修期间所拍的照片，顺便提到了照片中的一个日本留学生—木村理子。杨惠淑说她也认识，此人在蒙古国学习多年，据说后来曾经深入到蒙古国民众之中学习考察，最后写出一本反映蒙古国巨大变化的书——《太阳从西边升起》，在蒙古学研究领域内反响强烈。可见，要了解研究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不深入到那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民众之中，是根本不行的。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看到木村理子写的这本书，有机会一定借来看看。

　　由于正好赶上饭口，我请杨惠淑一块用餐。杨惠淑一边吃着，一边夸奖好吃。 由于杨惠淑是李圣揆教授的弟子，算是我们学生辈分的人。加上我是辽宁省丹东市人，家乡离朝鲜很近。所以，我和她聊了很多，包括我和李圣揆教授相识的经过以及我们家乡的一些风土人情。我还给杨惠淑看了2005年10月我们全家回丹东探望93岁高龄老母亲时的拍摄的一些照片。 杨惠淑看了这些照片，一方面惊叹我母亲的健康长寿，一面赞赏我们家乡的秀丽风光。由于这些照片都用数码相机拍成，而且全都保存在我带来的笔记本电脑中，看起来非常方便。回想自己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研究所从事地名工作近11年的时间里，虽然因为工作需要走过中国北部的不少地方。可是，那时候自己连一部普通相机都没有，以致对这个时期的经历几乎没有留下可留念的照片。每每想起来，都觉得非常遗憾。

　　在与杨惠淑的交谈中，得知李圣揆教授感冒了。晚上21时许，我给李教授打了一个电话，一是问问病情，二是问问是否需要我的帮助，因为我来这里带来了一些感冒药。李教授说已经服过药了，感觉好多了，谢谢！

　　暴风雪中会专家

　　今天是3月10日，早晨听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风雪，白天的最高气温为零下12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零下16摄氏度。出去一走，果然觉得比昨天冷多了。

　　上午去国立大学办事时，因为没风，还不觉得太冷。下午从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回来，只见房顶和树梢上的积雪被疾风吹得好像斜落的雨丝。寒风夹带着雪粒抽到脸上，像刀子割似地疼。耳朵也冻得发痛，立春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没想到乌兰巴托还是这么冷。估计下午的气温已经不止零下12摄氏度。

　　根据我以前在乌兰巴托的经历，我觉得，除了春天以外，乌兰巴托的其他季节都很好：夏天绿草如茵，天气凉爽宜人；秋天阳光明媚，碧空如洗，原野一片金黄；冬天室外虽然很冷，但是由于乌兰巴托的四周群山环绕，市内的风并不很大，而且蒙古国国立大学留学生宿舍的暖气很足，不少人甚至在房间内只穿单衣单裤。最难受的就是春天，因为风沙较大，天气骤冷骤热，很容易患病感冒。

　　对于蒙古国的牧民们来说，春天就更辛苦了：一是因为天气变化最大，冬储的饲料已经消耗得所剩无几了，所以此时的牲畜最瘦弱，一遇暴风雪，死亡最多。二是因为春季是接羔的季节，牧民的工作最忙最累。牧民一年收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春季接羔的数目。正因为春天气候恶劣，人畜缺吃少喝，秋天牲畜膘肥体壮，牧民肉食奶食充足，所以，还有一句蒙古谚语说：在自家是春天，去人家是秋天。这条谚语的本义是：自己去人家做客，主人热情招待，食品像秋天的肉食奶食一样丰富；别人来你家做客，你什么都舍不得，待客的食品像春天的食品一样稀少。这条谚语的寓意是待人吝啬，类似汉语熟语中的“铁公鸡”、“玻璃耗子”、“琉璃猫”——抠门得一毛不拔。

　　谚语是语言之花，翻译得准确精彩，会给译文增色不少。同时，由于文化差异的缘故，谚语也最难翻译。只有多搜集，多研究，多比较，才能做好谚语的翻译。

　　吃完早饭，我在琢磨如何利用在蒙古国短短半年的时间争取更大的收获。虽然此次来蒙古国的主要计划是编写《蒙古语语法》和《蒙古语翻译教程》2本教材，但是还想趁机做些蒙古国民俗和社会的调查，何不多向蒙古国国立大学的民族学教研室的专家学者请教，争取得到他们的帮助。于是，拿定主意去见蒙古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SH.索德诺姆教授。

　　上午9时，我来到了蒙古国国立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院长SH.索德诺姆教授的办公室。我和索德诺姆教授相识于1995年3月，当时他作为蒙古国国立大学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北京大学，我参加了接待工作。2002年12月，他再次作为蒙古国国立大学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北大，我们再次相逢。所以彼此已经是老朋友了。

　　和索院长相互简单寒暄问候后，我向他说了此次来的目的：我想向贵院民族学教研室的老师请教并且参加他们的田野考察活动，希望能够得到索院长的理解和支持，是否请索院长通过贵院教务办公室安排我同民族学教研室的领导见个面等。

　　索院长听罢，马上说道：“刚才离开的那位年青人就是民族学教研室的主任，昨天刚从国外回来。走！咱们这就去找他们落实。”说完，索院长就把我领到了隔壁的一个办公室，见到了一位五十多岁年纪、头发略有秃顶的先生，看样子好像也是社会科学学院的一位领导（几天后得知，他就是社会科学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索院长把我介绍给了那位先生。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和请求，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⑦

　　听完我的叙述，索院长和那位先生简短地商量了几句，又派人把那位年轻的教研室主任叫过来，把我介绍给他。我提出照几张合影照片留念，之后请他们留下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时，才知道那位先生叫Z·巴桑扎布，民族学教研室的主任叫L·蒙赫额尔德尼。

　　在民族学教研室，我向蒙赫额尔德尼主任详细介绍了我的想法和请求。蒙赫额尔德尼主任听完我的叙述，先是对我的蒙古语口语进行了一番夸奖，然后说他现在正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昨天短期回国办事，该教研室的民族学研究课将请来此学习和工作的研究生Takiguchi Ryo代上。他还向我介绍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研究民族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并且向我推荐了几本英文新书。遗憾的是，我的英文水平实在太差，不敢不懂装懂。于是我向他据实说了我的专业和研究方向不完全是民族学，但是由于我们教研室为硕士生的教学开设了一门“蒙古民族志研究”课程，再加上搞蒙古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对蒙古国各部族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所以我才提出了向贵教研室老师学习和参加你们田野调查工作的请求。

　　对于我的请求，蒙赫额尔德尼主任不仅向我提出了搞好民族学研究的具体建议，还答应让该教研室的退休老主任格·策仁韩德先生（女）作我的指导老师。蒙赫额尔德尼主任还提出让我给他们的师生作一次讲座。我说不敢说作讲座，但是可以介绍一下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东语系以及我们蒙古国语言文化教研室的基本情况。

　　因为已经约好了下午要先后去见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沙格达尔苏伦教授和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鲁·宝力德先生。所以，我中午赶回宿舍作了一顿简单的午饭——“乱炖德国空心面”。

　　13时半，我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了位于蒙古国国立大学二号教学楼三层的蒙古学研究中心，走进沙格达尔苏伦教授的办公室以后，只见他和德国的蒙古学家吴都·巴克曼博士都在电脑前工作。这是我很敬佩的两位学者，不但人品好，学问也好，就是干起工作来不要命，常常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2003年4月，在北京“非典”传播最厉害的时期，吴都·巴克曼博士应我的邀请来到北京做客和讲学，当时住到了北大勺园招待所。其间，我曾经去看望过他几次，每次去他房间，都看见他桌子上摆满了书，他也总是不停地看书写作。

　　沙格达尔苏伦教授也是如此。 星期一至星期四他有课，星期五他也来，星期六和星期天是他的最佳工作时间。

　　从蒙古学研究中心出来，为赶时间，我打车去了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乌兰巴托的任何小卧车，只要你招手，他愿意载客，你都可以付费乘坐。但是，有的人向外地人或者外国人多要车钱，这一点同北京的“黑出租”差不多。

　　为了保险，我特意乘坐了一辆带有出租车顶灯的正式出租车。在途中，我向他问起了正式出租车与非正式出租车的收费差别。司机先是说，二者没差别，后来又说，那取决于开车者，有的人就是乱收费。我问他，为什么你的车没有计价器。他说有，但是给取掉了。因为汽油涨价，迫使出租车司机不得不提高收费，所以有的出租车司机就把计价器给撤了。乌兰巴托的出租车的收费情况是：不分车型如何，一律都按每公里300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2元多一点），但是没有起价多少一说。不管跑多远，都按实际里程计费。所以，如果路程不远，还是比北京便宜些。

　　我紧赶慢赶地来到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见到了宝力德先生。同他聊起了我此次来蒙古国的目的和停留期限。我从宝力德先生处得知，蒙古国的学者们正在编辑五卷本蒙古语大辞典，有可能在今年内出版。这种大型蒙古语工具书对所有研究使用蒙古语文的人们都很有用。

　　在今天的暴风雪天气中，我见到了一些我所敬仰的专家学者，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违反了我的“四项基本原则”

　　3月11日是星期六，早晨电视节目里播出的天气预报说，乌兰巴托白天气温零下13至零下15摄氏度，夜间气温零下23至零下25摄氏度。

　　不知道是昨天外出冻着了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昨天夜里写日记睡得太晚的缘故，反正是头有些疼。看来是由于违背了我给自己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因而受到了惩罚。

　　因为自己毕竟已经年过半百了，所以曾经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是否接受和完成某项工作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凡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事，做；凡是行善积德的事，做；凡是自己喜欢的事，做；凡是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事，做。昨天我违反的是其中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人生在世，生命是最宝贵的，健康就是幸福。人生在世，还得有取有舍，既不能好事占全，更不能坏事做绝。能保证自己健健康康、高高兴兴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中午，宿舍的水管里停了冷水，只有热水了，幸好没去洗澡。因为身体不舒服，除了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一袋蒙古饺子和其他食品外，哪儿也没去。晚上的天气预报说，乌兰巴托少云，今天夜间，零下23至零下25度，明天白天零下13至零下15度。看来明天仍然挺冷的。

　　蒙古国的“汉语热”

　　今天是3月12日，星期日。本来约好上午10时在我的宿舍见一位乌兰巴托市政府的公务员和她的女儿。可是，一直等到了12时，我已经开始吃午饭了，她们才来。她的女儿想以国家公派的方式去中国留学，自己用蒙文起草了一个自我介绍和学习计划。看了她的自我介绍、学习计划以及有关证书以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自身条件确实不错：母语是蒙古语；从小开始在俄罗斯人开办的俄语学校学习，俄语不错；后来又开始学习英语，曾经获得过乌兰巴托中学生英语奥林匹克比赛第五名；自从跟着父母去了一趟北京，看到北京的发展后，便对中国产生了好感，想去中国学中医，将来回国开一个私人诊所，用所学知识为祖国和人民服务。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去年还专门自费去北京的一所名为“Universe” 的培训中心学习汉语，直至几天前才返回乌兰巴托。现在，她已经能够用汉语进行日常会话和简单阅读了。⑧

　　考虑到上述原因，再加上北京朋友的推荐和委托，我答应帮助把她的自我介绍和留学计划译成中文，但是明确告诉她帮不上其他忙，能否考上要取决于她自己的考试成绩。因为想考公派留学中国的蒙古国学生太多了，我不能信口胡说。

　　还有蒙古国的其他朋友也想把自己的孩子以国家公派的方式送往我国学习，有人还曾经托我帮助说情。对此我很为难，据说近几年参加报考的学生人数一直增长很快。可是录取名额有限，能否考上主要取决于考生的成绩。我又不是主考官和有决定权的人，怎么敢瞎许诺呢？

　　国家富强了，想来求学和工作的人员自然会增多。蒙古国日益加温的“汉语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前天下午途径蒙古国教育大学的南门时，看到挂有一块“汉语ＨＳＫ培训中心”的牌子，加上在乌兰巴托的许多商店里都能看到中国人和中国货，这都说明了中蒙两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密切。“ＨＳＫ”是“汉语水平考试”三个词的汉语拼音字母拼式的缩写，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类似“托福”英语水平考试的金字招牌。

　　下午去了一趟乌兰巴托市区里蔬菜、肉、鱼和调料最丰富的农贸市场——达来额吉市场。 在那里，我不仅看到了蒙古国产的淡水鱼，还看到从中国进口的海虾和带鱼，甚至还有虾米皮。我先买了2条最著名的蒙古库斯古尔湖白鱼，又买了一包中国的虾米皮，听说虾米皮可以补钙。

　　在达来额吉市场里，基本上是北京有的东西这里几乎都有，只不过是价钱比北京贵二三倍。难怪我临行前向在蒙古国工作的朋友们打听需要带什么食品时，他们都说不用带，带钱就行了。因为人民币在蒙古国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且近几年来，人民币与蒙币的比价一直在上涨。

　　晚上，我正在准备做晚饭时，“班长”格日勒扎布先生走了进来对我说：“姚老师，甭做了。我做了点莜面卷，想请您、斯勤毕力格和老额一起过去吃。”

　　莜面卷是内蒙古和山西北部的特色食品。斯勤毕力格和老额（额尔和姆巴亚尔）都是从呼和浩特市来的中国进修生，他们比我早来半年。格日勒扎布先生用自己亲手做的家乡饭来招待我们，说明了他的一片真情实意。

　　我本人的肠胃不太好，在吃饭上很少同他人合伙。在北京，也不愿意去餐馆吃饭。可是，对于格先生的盛情邀请，我不能拒绝，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我带上了一瓶匈牙利葡萄酒，与斯勤毕力格和老额一起，享用了格日勒扎布先生亲手做的莜面卷，味道果然不错。

　　我在大学读书时，曾经听到一位来自新疆的同学说过这样一句哈萨克谚语：“一匹马离开了马群，不会给马群带来多大的损失。可是，它自己却面临被狼吃掉的危险。”人也是群居动物，团结才能生存和发展。一个人要是太孤僻，不合群，就不会有朋友了。

　　学无止境

　　今天是3月13日。上午在家看书，准备下午拟向老师请教的问题。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听策伦丕勒教授为我单独开设的蒙古语语法课，我得好好准备一下。看书累了，11时许，我出去散散步，顺便买了点食品，发现果然比昨天暖和多了。马路上的积雪已经开始融化，道路显得很泥泞。与留学生宿舍的值班员聊天时，她也说春天的天气就像大姑娘的脸—说变就变。

　　我已经提前得知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蒙古语教研室今天下午16时召开教研室会。所以我与教研室主任萨仁图雅老师约好了开会前与他们教研室的老师们打个照面，相互认识一下，同时合影留个纪念。

　　我按约定的时间15时45分来到了蒙古语教研室，当时教研室内只有44个人，都在看电视直播的日本相扑比赛。我一边和苏布达老师聊天，一边等候其他老师的的到来。

　　从蒙古国老师的评论中得知，当时出场的蒙古国选手叫巴特巴雅尔（日文名字“朝青龙” ），他的块头虽然没有对手日本选手高大，但是动作和技巧显然胜过对手一筹。因为蒙古国人从小就开始练摔跤，他们把摔跤的技巧用到了相扑中，使日本选手防不胜防。巴特巴雅尔在蒙古国时就是一名摔跤高手。去日本以后，几经拼搏，获得了日本相扑的金刚级选手称号，也就是相扑等级的最高级称号。

　　专门从事日本相扑运动中的蒙古国选手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据说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进入了日本相扑运动的较高级别，为蒙古人争得了荣誉和金钱，成为蒙古国人的新骄傲。所以，蒙古国电视里经常直播日本的相扑比赛，蒙古国人几乎不分男女老幼，都像喜欢看摔跤一样地爱看相扑比赛。蒙古语教研室在国内工作的教员总共有11名。教研室主任萨仁图雅老师几天前告诉我，他们定于今天下午16时开教研室会。如果我想与他们教研室的老师们见面相识，可以提前一刻钟来到他们教研室。可是，现在时间都已经16时半了，还有两个人没有来到。萨仁图雅老师说不等了。于是，就请邻屋的一个年轻人用我的数码相机给我们照了几张合影照片。

　　从蒙古语教研室出来，离我与策伦丕勒教授约定的上课时间还早。我盘算着到哪找个地方看书，想来想去，还是沙格达尔苏伦教授的办公室最好。正要用手机给沙教授拨号时，恰巧吴都·巴克曼博士从我身边走过，取得了他的同意后，我跑到了他们的办公室去看书。

　　没看多久，沙格达尔苏伦教授和乔伊玛教授先后走了进来。见我在这里看书，有点诧异。我解释说，18时开始上课，没有地方看书，所以借贵方一块宝地看看书。很难赶上机会跟我敬佩的3位德学双优的学者在他们的办公室同时相遇，于是我赶紧请人帮助照了一张合影照片。

　　晚上18时，策伦丕勒教授为我单独开设的蒙古语语法课准时开始。⑨

　　我俩找了一间教室坐下，策伦丕勒教授非常认真地开始上课。我本来想提一些学习他那本《蒙古语语法》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可是，没等我开口，他就跟我要了几张纸，在纸上一边写要点、一边画草图地介绍蒙古语文字改革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还介绍了蒙古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流派、成果和争议，同时还说了他对这些成果的看法以及国际语言学研究的新理论和蒙古国学者运用这些理论研究蒙古语所获得的成就。策伦丕勒教授对语言学理论问题讲得很专业，时不时地插入几个英文单词。说实话，我以前对语言学的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对策伦丕勒教授的学术介绍，还得学习和消化一段时间。不过，他的介绍确实给了我不少的启发和新的信息。

　　按照蒙古国国立大学的规定，蒙古国老师给外国进修生单独上课，一次两个小时的课只上一个半小时即可。可是，策伦丕勒教授硬是一口气给我讲了两个小时，其间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不知道策教授自己饿不饿，但是我确实是又渴又饿了。为了方便老师休息和讲授，我把请策教授下次上课的地点改到了我的宿舍。这样我就可以用茶水甚至晚饭招待老师，这样我俩都不至于这样又饿又累。

　　自从我从1984年调回北大教书，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重新当起了学生，的确是学无止境啊！

　　古老佛寺的现代喇嘛

　　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二。早晨6时，我准时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这几天，我一直忙着帮朋友的孩子翻译中文材料。快到11时了，还有两页材料没译完。我的眼睛有些发酸，腰也开始难受了。于是决定关上电脑，出去散步。

　　我来到了我们宿舍对面的岱希乔林寺。岱希乔林寺，又称“准呼热”，这两个名称乌兰巴托人都用。

　　1989年秋天，我第一次在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时，这个地方被称作“老杂技团”。因为乌兰巴托的杂技团和其他文艺团体常常在此演出。现在，当年“老杂技团”蒙古包式建筑还在，不过名称已经改成了J·拉德纳巴扎尔杂技学院。这次又回到了17年前住过的留学生宿舍，发现周围环境变化了不少，不仅增加了许多房屋建筑，而且“老杂技团”的附近也增加了不少建筑，岱希乔林寺只是其中之一。从岱希乔林寺正门的牌匾来看，该寺于1990年7月6日恢复开放。

　　与北京的雍和宫相比，这个佛寺的规模和占地面积很小。但是在乌兰巴托，它却是仅次于甘丹寺的第二大佛寺。寺院内有三个大的蒙古包式建筑，它们的用途分别是：佛学院、经堂（类似我国内地佛寺的大雄宝殿）和图书馆。一处佛塔式建筑，里面有许多经轮，供信徒们转经使用。还有两顶很大的蒙古包，其中的一个是“韩蒙佛教文化发展基金会蒙古分会”，另一个是韩国的佛寺—“高丽寺”（门上的韩文牌匾用字如此）。从高丽寺门前的工作时间表来看，他们除了从事佛事活动以外，还教授韩国语。此外，还有几间佛教用品商店和其他建筑。

　　因为不敢贸然乱闯，我在寺院内一边散步，一边观察寺院内的景物。只见有几个信徒在那个佛塔式建筑内，一边转动经轮，一边祈祷。一群鸽子在附近不慌不忙地觅食。一些老人坐在寺院的长椅上悠闲地晒着太阳。春意盎然，和煦的阳光晒到身上，真是舒服极了。

　　我看见有2个年轻的喇嘛坐在一个长椅上交谈，便朝他们走了过去。按照蒙古国人的习俗，我向他们主动问候之后，便和他俩聊了起来。从闲聊中得知，岱希乔林寺现有喇嘛150多名。在乌兰巴托，是仅次于甘丹寺的第二大佛寺。年轻的喇嘛们除了参加佛事活动之外，还学习文化，开设的课程有：传统蒙古文、哲学等。

　　看来要想了解岱希乔林寺的全面情况，没有一份该寺的文字介绍是不行的。在附近的旅游纪念品商店没有买到。通过向寺里的喇嘛打听，找到了存有该寺文字介绍的房间。我进屋一看，除了2个喇嘛之外，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蒙古国女子。她正和一个喇嘛在计算机前查找些什么。我向他们问候之后，询问有无该寺的文字介绍。那个在计算机前查找东西的喇嘛一边让我稍等，一边继续他们的工作。等了大约十来分钟，那位喇嘛才结束了他的工作，一边用怀疑的目光问我来自何方，一边问我要该寺介绍做什么。

　　我告诉喇嘛，我来自中国的北京大学，在那里教授你们的语言和文字，向您购买介绍贵寺产品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宣传贵寺。那位喇嘛一听，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同我高兴地交谈起来。

　　交谈中得知，此人叫阿拉坦呼，曾经去过中国，还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过一年。他的一位中国师父是辽宁省阜新市的蒙古族。他向我提问的事情很细，包括原籍在哪儿、有无蒙古族血统、在哪儿学的蒙古语等等。后来关系近乎了，他不仅免费给了我一份该寺的文字介绍，还送了我一本蒙文版的《蒙古国佛教简史》、一支圆珠笔和一个俄文的小记事本。他还对我说，如果我8月份仍在乌兰巴托的话，一定要来看他们寺的查姆法舞（一种藏传佛教的佛事法舞，老北京人把它叫做“跳布扎”），他们寺的查姆法舞风格别具一格。

　　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我没法送他礼品，只好送给他一张名片，并且邀请他方便时去我房间做客，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同蒙古国人打交道就是如此，彼此熟悉了，许多事情可以免费办理。如果彼此不了解，你付费也未必都能得到满意的服务。当然了，彼此沟通的语言工具最好是蒙古语。

　　下午16时20分，我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在蒙古国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类似我国有些高等院校的人文学院）民族学教研室见到了我的民族学老师格·策仁韩德教授。她的年纪估计有六十几岁，是蒙古国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在蒙古国国立大学兼课 。这个兼课的课时甚至比我们北京大学不少教授的正式课时都多。在我认识的学者朋友中，有好几位都在蒙古国国立大学兼课。在蒙古国科学院和一些政府机关工作的学者，都可以公开在大学兼课。这一点同我国可能不太相同。

　　我和策仁韩德教授相识于2005年在呼和浩特举办的中国国际蒙古学研讨会期间，并且在瞻仰成吉思汗陵时还同她一起照过相。今天见面时，我特意把照片给她带了过去，还把更多的照片拷到了民族学教研室的电脑里，对此她很高兴。

　　在从民族学教研室回来的途中，我又去了一趟岱希乔林寺，因为上午看得不够仔细。仔细观看信徒们在经轮上粘贴的纸条，才发现纸条的内容大体一样：上面或者只是用蒙文书写了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或者同时写上了对父母或者其他亲人的祝福。看来蒙古国人来佛寺转经的目的就是企求佛祖的保佑。看来我应该在经纶贴上一张这样的纸条，再用蒙古文或者汉文写上：南无阿弥陀佛，祝家乡老母亲和我的所有亲人平安无事！

　　离开岱希乔林寺时，已经是下午17时了。只见有几个年轻的喇嘛钻进了自己的小轿车，开车离开了该寺。由此看来，一些喇嘛可能住在寺外。 时代不同了，喇嘛的生活也与过去不同了。

　　蒙中友协秘书长来访

　　今天是3月15日，上午一直在宿舍里忙于看书写东西。10时左右，蒙古国国立大学外事处的奥云扎尔嘎勒打来电话说，移民局要把我的签证改为学生签证，不能保持原先办理的一年期多次往返签证，让我准备好照片、20美元和22000图格里克，于12时之前到她的办公室。然后她带我去移民局办理为期6个月的居留证。

　　3月3日那天，因为签证和居留证问题，闹得我很郁闷。事后不久，我和使馆领事部的熟人聊天时提及此事，他们答应帮忙。为了能使自己在蒙古国这半年期间往来方便一些，我把护照和相关材料交给了他们，委托他们帮助办理。所以，今天奥云扎尔嘎勒再次提及此事时，我真怕事情节外生枝，落个鸡飞蛋打的结果。
    经过多方面努力，到了移民局以后，虽然他们把我的签证改成了学生签证，但是只同意我在6个月的居留证有效期内自由往返。这样，等于把我原先办理的一年期的多次往返签证改成了半年期的多次往返签证。尽管这个结果使我多花了1000多元人民币，但是，却使我恢复了6个月限期的往来自由。

　　下午17时，蒙古国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其米德策耶先生来我的宿舍看我。我们是老朋友了，相识于1987年他在北京进修期间。 其米德策耶先生在担任蒙古国广播电台华语日语编辑部主任期间，我还利用在乌兰巴托进修的机会帮助他修改过广播稿。

　　其米德策耶先生为人忠厚老实，办事认真，工作勤奋，是我最要好、最信赖的蒙古朋友之一。他在蒙古国中国友好协会工作了十几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翻译和撰写了不少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文章和名著，受到了同行的好评。

　　2004年，其米德策耶先生翻译出版的孔子的《论语》曾经是蒙古国最畅销书之一；2005年，其米德策耶先生翻译出版的《孙子兵法》获得了蒙古国最高文学奖—金羽毛奖。因为为人正派、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其米德策耶最近再次被聘请为蒙古国通讯社所属的“蒙古国消息报”主编。

　　我和其米德策耶先生上一次见面的时间是2004年8月，当时我陪国内的一些历史学家来蒙古国考察。一年半以后，今天在我宿舍相见，我发现其米德策耶先生消瘦了不少，但是我又不好直接追问原因。我们交谈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其米德策耶先生为了攻读一个副博士学位，闭门谢客，在家读书写论文，身体透支不小。其米德策耶先生比我年小几岁，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为了一个学位，宁愿牺牲健康。

　　其米德策耶先生为了蒙中友好事业作了那么多的工作，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了，还得拼着命去读博士学位 。想到这些，我有些伤感。⑩

Mongol

　乌兰巴托的集装箱

　　3月16日早晨的电视播出的天气预报说：乌兰巴托，多云，风速每秒7~12米，白天气温3度，夜间气温零下7度。看来气温已经明显回升了，只是风还不小。上午休息时，去宿舍附近的瑙敏超市买了些生活用品。走在路上，见到阵风吹过之处，尘土飞扬。多风是乌兰巴托春天的一大特点。

　　蒙古国国立大学外国留学生宿舍的第二层和第三层是公用浴室，但是只有第三层的一个淋浴器能够使用，其他的淋浴器全是坏的。所以，洗澡排队是每一个留学生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上周日的早晨，在排队时，我同一个持印度护照的藏族人聊了起来。

　　这位藏族先生的名字叫诺日布，已经来乌兰巴托好多年了。我说我1989月~1990年7月在蒙古国进修时就住在这栋宿舍的第三层。诺日布先生说，那时候他也住在这里。如此算来，他来蒙古国的时间至少也有17年了。算是“老乌兰巴托人”了，耳闻目睹了乌兰巴托市这十几年的变化。

　　诺日布先生对乌兰巴托的城市建设看法颇多。他说，这些年乌兰巴托房子的确盖了不少，但是质量大多不太好，还有城市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到处乱搭乱建，不仅过去楼群间的空地已经被占掉，就连新建的楼群内也没多少空地。过去，居民住宅楼的楼群之间大多有一块供孩子们玩耍和老人们休息的游乐场，现在这样的场地大多被挤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居民自己搭建的车库和仓库。

　　对于诺日布先生的看法，我也有些同感。

　　今天上午，我去附近的瑙敏超市买东西时，专门留意了路过地方的房屋建筑情况，发现事实同诺日布先生的看法基本相同：从我们的宿舍到瑙敏超市大概有200米左右的距离，这段距离内的住宅楼大多是用预制板搭建的楼房，可能竣工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距今约有30年左右的历史。

　　1989月～1990年7月我住在这栋留学生宿舍时，附近楼群间的空地还不少，都有供老人和儿童休息娱乐的场地，而现在几乎全没了，楼群间建满了用各种材料修建的车库和仓库。这些车库和仓库的用料大体分为三种：红砖加铁门的。由于这种车库是统一修建的，所以还算整齐；居民用铁板自己焊制的，不仅形状各不一样，而且随意占地摆放，很不雅观；使用现成集装箱代替的，由于集装箱来自不同的国家，颜色和大小不尽相同，加上居民随意摆放，所以也很乱。

　　我从超市回宿舍的路上，默默地数了一下目光所及之处的集装箱，共有53个，几乎是触目皆有。更为有趣的是，在紧靠路边的一个集装箱上，有人用绿漆写了这样一行字：请给我们腾块地吧！在前两天的电视节目中，曾经播出过这样的报道：乌兰巴托市的城管部门动用吊车，强行挪走了一些乱摆乱放的集装箱。

　　1990年之前，乌兰巴托曾经是一个美丽整洁的城市，人们热情友好。可是现在变了，变成了一个空气污染日益加剧的城市，变成了一个集装箱遍布居民小区的城市…… 这是为什么呢？

　　水电紧缺却又肆意浪费

　　3月17日，星期五。 早晨蒙古国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天气预报说：乌兰巴托，多云，白天气温零下5度，夜间气温零下10度。与昨天的气温相比，白天和夜间的气温都下降了好几度。

　　因为怕影响隔壁的图们乌力吉先生休息，我来蒙古国后不久，就改变了早晨起床后先洗漱、后看书的习惯。我正在房间里看书，突然停电了，走到窗前一看手表，时间为7时8分。究竟是我们这一层（第三层）停电还是全楼都停了？我得把情况摸清了。穿好衣服，我朝一层的值班台走去。这时才发现，全楼都黑洞洞的，除了从有些卫生间传出的马桶漏水声之外，再无其他声响。

　　走到位于一楼门厅的值班台以后，发现值班员还在和衣而睡。为了不惊扰她，我又悄悄地回到房间。这是我来蒙古国后遇到的第一次停电，不知道将停多久。反正也没法做早饭了（乌兰巴托的市民大多用电炉做饭），那就接着看书吧。于是，我拉开窗帘，整理了一下床铺，又接着看了起来。

　　大约7时50分左右，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打开房门一看，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蒙古国男子，说是来找图们乌力吉。我把他让进屋来，又叫醒了图们乌力吉。原来这是一位来接图们乌力吉出门办事的司机，他的名字叫宾巴。趁图们乌力吉去卫生间洗漱的功夫，我和宾巴先生聊了起来。

　　我问宾巴先生：“乌兰巴托的居民小区经常停电吗？”

　　“过去经常停，现在好一些了，偶尔也停。”宾巴回答道。

　　“乌兰巴托现在有几个发电厂发电？”

　　“两个。”

　　“那么，居民用水和用电使用水表和电表吗？”

　　“电表使用，水表大多数人家不用。”

　　“不用水表怎么计算水费？”

　　“按照住户的人口数目计算收费。”

　　“按照住户的人口数目计算收费，不就是说可以随便用水了吗？”

　　“是的。”

　　“那么怎样控制和节约用水呢？”

　　“没法控制。”

　　“北京居民的用水有定量限制，超过定量部分要加倍付费。乌兰巴托呢？”

　　“从来就不限量。”

　　“乌兰巴托附近有几条河？”

　　“3条。图拉河和它的两条支流：色勒滨郭勒和乌力亚斯泰郭勒。”

　　“图拉河现在的流量大吗？”

　　“还可以，但是比以前小多了。”

　　“色勒滨郭勒和乌力亚斯泰郭勒呢？”

　　“冬天没有水，夏天雨季有一点水。”

　　“那么，乌兰巴托的用水主要取自哪里？”

　　“地下水。”

　　“老用地下水，地下水不会下降吗？”

　　“已经下降了。”

　　“既然没有开辟新的水源，又不采取控制和节制用水的措施，那么乌兰巴托以后怎么发展？”

　　“谁知道呢？”

　　“水是城市发展的血液，城市缺水可就很难发展。”

　　“可不是嘛！”……⑾

　　8时零5分，来电了。图们先生要和宾巴一起出去了，我也该去做早饭了。

　　我一边吃饭，一边看蒙古国国家电视台重播的昨晚新闻：画面中正在报道蒙古国商家宣传推广台湾生产的节能灯泡，还有蒙古国的环境保护部门在偏远地区开展的环境保护工作等等。

　　我边听边想：3月1日晚上蒙古国家电视台 “论坛”节目中，已经直播过一个题目为“蒙古国的水”的专家讨论。在场专家们分别对蒙古国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发表了不少意见；现在的电视节目中又在宣传保护环境和节省能源。做好任何工作，宣传必不可缺。但是只抓宣传，不抓落实也是不行。我们卫生间里的马桶还在漏水，图们先生说已经流了一年了。水声在响，我也在想……

　　下午，我先后去了蒙古国作家协会、国家历史博物馆和国立大学，见了一些老朋友和老师。

　　蒙古国军民纪念建军85周年

　　3月18日是蒙古国军队建军85周年纪念日。1921年3月18日，苏赫巴特尔领导蒙古国游击队攻占了恰克图，打响了蒙古国人民革命的第一枪。蒙古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就把1921年3月18日确定为蒙古国军队成立纪念日。当天，电视里报道了不少蒙古军民的庆祝活动。

　　据蒙古国国家电视台报道，蒙古国军队从初创到现在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队初创和战胜外敌侵略时期，时间从1921年~1945年；第二个阶段为和平建设时期，时间从1945年~1990年；第三个阶段是民主改革和参与世界维和活动时期，时间从1990年到现在。有关报道说，现在又有500多名蒙古国军人参加了世界维和活动。

　　下午16时，普日布和萨仁图雅夫妇邀请我观看蒙古国军队歌舞团为庆祝蒙古国建军85周年在中央文化宫举行的文艺演出。演出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主要内容为歌舞和乐器演奏。

　　看了蒙古国军队歌舞团的演出和蒙古国电视台的报道，给我留下了这样几点印象：

　　一是蒙古国百姓很重视这个节日。普日布先生就说，建军节是男人的节日。

　　虽然一张门票的价格为6000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40来元），按蒙古国人的平均收入来说，其实很贵，但是中央文化宫的大厅内仍然座无虚席，观众以中老年人居多，有的人还佩戴了各种勋章。

　　二是蒙古国军队歌舞团的节目确实不错，歌声高亢、嘹亮，舞蹈整齐、优美，演员的台风很好，表演得很投入，没有任何作假现象。

　　三是观众很配合，不仅穿戴整洁，厚重的冬装大多保存在一楼大厅的存衣处，而且演出过程中没有任何起哄和喝倒彩的现象。有时候还与演员的表演产生共鸣，对演员的表演伴以有节奏的掌声甚至跟着齐唱。因为蒙古国人认为，听音乐会和看节目，不仅仅是花钱买娱乐，而且是欣赏和参与，跟着一起娱乐。所以到了演员与观众产生共鸣之处，观众自然跟着齐唱。

　　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蒙古国就已经扫除了文盲，大学生和医生的比例也比我国高得多（现在也是如此）。蒙古国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虽然也出现了牧民子女辍学现象。但是蒙古国人的整体文化素质确实比我国强不少。 ⑿

　　据我所知，20世纪90年代以前，蒙古国实行严格的兵役制，每个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现在听说已经松动多了，有些人接受6个月的预备役训练也就行了。我觉得，保家卫国，不仅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且对形成一个人的良好作风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部队是一个大学校，很能锻炼一个人的生存能力。39年前，我在陆军某野战部队锻炼时，战友中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当兵的除了不会独自生孩子，其他什么都会”。话虽然说得糙了一点，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基本如此。

　　任何个人、国家和民族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是加快自身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除了抓住了机遇之外，善于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3月19日早晨，蒙古国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天气预报说：乌兰巴托，少云，风速每秒5至10米，白天气温8度，夜间气温零下9度，有沙尘。

　　早晨8时，趁着没人排队，我赶紧去洗了一个澡，然后就忙着撰写论文，我准备参加8月份在乌兰巴托举办的第九次国际蒙古学家大会。虽然比较忙累，但是忙得有收获——论文的框架已经基本搭好，正在补充论据。会议组委会要求4月1日前交论文定稿，还得继续抓紧。

　　下午15时左右，我给在蒙古国国立大学担任汉语专家的李正义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想去他的寓所串个门。李先生回话欢迎，我们约好10分钟以后在我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的门口见面。

　　李先生名片上的头衔不少，但是来蒙古国前的工作单位是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他是受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办公室的派遣，来到蒙古国国立大学教授汉语的。李先生前天晚上曾经给我打来电话说，想来我的宿舍坐坐，不巧我外出不在。“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我得回访一下。

　　等我来到使馆门口，李先生已经在此等候。我随李先生来到了他的寓所。李先生的寓所离使馆、国立大学和我住的外国留学生宿舍都不远，那是一栋外观比较破旧的居民住宅楼。但是，一走进李先生的房间，却给了我一个截然不同的感觉。因为房间虽然不大（两个居室），却收拾得很干净，客厅和卧室都铺着干净并且富有蒙古特色的地毯，卧室的墙上还挂着一块大壁毯 ，所有东西的摆放都是井井有条，书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正处于工作状态…… 一看就知道原来的房东和李先生都是一些极爱干净、做事很有条理的人。从与李先生的聊天中得知，房东是蒙古国国立大学外语学院一位老师的熟人，现在在韩国留学。

　　这是我和李先生的第三次见面，前两次都是交换一张名片、相互打个招呼而已。李先生给我沏了一壶泰山绿茶，还削了一个苹果，这在乌兰巴托可是很贵重的待客佳品啊！然后，我们就从国立大学的汉语教学开始聊了起来。

　　没有想到，我和李先生在做人、做事和处事等方面竟有不少共识，所以越聊越投机，转眼功夫竟然快到17时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怕影响李先生的休息和工作，便起身告辞。

　　回想与李先生的交谈，我觉得收获不小：首先是看到李先生做事认真、细心和恒心。李先生说，他坚持写日记已经三十多年了，用过的日记本已经有好几箱了。我相信李先生的话不是自吹，因为我一扫视李先生电脑中的文件夹和文件名称，就发现李先生是一位很细心而且工作很勤奋的人。李先生随便给我看了一二篇他电脑中的民情调查随笔。我觉得写得很有趣，也很准确。

　　再就是，李先生把来蒙古国后的购物和人情花销都在计算机上用 EXCEL表格一笔不落地记了下来，这可真是不容易。因为再过二十来天，李先生来蒙古国任教就整整两年了呀！李先生说，记这本在蒙古国花销账的目的不是为了省钱，而是要记录乌兰巴托的物价变化，好做个比较……这样两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没有非同一般的恒心是做不到的。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和佩服。

　　其次，通过与李先生的交谈，使我大体了解了国立大学的汉语教学和汉语教研室教员的课时情况：国立大学的汉语专业现在共有8个班，每个年级2个班，每个班的学生人数多少不等，一般都在20人前后。这8个班的学生人数共计140来人，再加上一个夜校班，共有160来名学生。

　　连同李先生在内，国立大学的汉语教研室现在有6名教员在上课。考虑到李先生马上就要离任回国了，所以，汉语教研室把李先生这学期的课时减到了每周8节课。蒙古国教员的课时一般都在每周24节左右。这个课时量大体是北京大学多数教员课时的2至3倍。不过，北京大学对教员们还有科研工作量的要求，教员完不成自己承诺的科研工作量，按规定也要扣除相应的岗位津贴。

　　凡事有利就有弊。不知道是因为课时太多的缘故或者其他原因，听在国立大学外国学院其他专业学习的中国自费留学生说，有的蒙古国老师上课很不认真：上课迟到、在课堂上聊天、接打手机等等。他们对此很有意见，如果花了钱却又学不到东西，遇到谁也会有意见的。

　　在李先生和国立大学学生的共同努力下，一名参加中国第三届“汉语桥”比赛的国立大学学生在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这在国立大学是史无前例。不过，李先生也为这位学生的准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劳动，仅是对这位学生的发言稿，李先生就修改了16次。难怪能使国立大学的学生在中国第三届“汉语桥”比赛中实现零的突破。

　　此次交谈也改变了我最初拿到李先生名片后的一个错误看法：当时看到名片上罗列的头衔有7个，我曾对他有点疑虑，觉得他是否有些贪图虚荣？何必在名片上罗列那么多的头衔？因为我本人有个毛病：虽然在与他人交往中也经常使用名片，但是对于越是在名片上给自己罗列头衔越多的人，我却越是想谨慎地同他交往。

　　现在看来，我的这种观点可能有些落伍了：这也是对外宣传自己的需要。我不应该用某个人的名片来推测的他的为人，真是在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从内心里向李先生表示歉意。

　　与李先生交谈中，谈得最多、最投机的是作为一个教师，应该怎样做人。李先生的一句话让我回味很久：“我们应该忘掉我们帮助过的人，而记住帮助过我们的人”。真是一句处事名言。只有这样待人处事，才能保持心理平衡，永远进取、乐观。（13）

　　乌兰巴托的通讯

　　3月20日早晨，电视台播出天气预报：乌兰巴托，少云，白天气温5至7度，夜间气温零下10至零下12度。

　　早晨8时半，手机响了一声便不响了。我怕耽误事情，便按来电显示的号码拨了回去，得知是一位准备去北京大学开会的蒙古国老师打来的电话。这时我突然想起来几天前闲聊时图们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蒙古国有些人给你打电话，往往先拨通你的手机，然后放下电话等你拨回去。可能是因为这里的市话费很贵，蒙古国人承受不起的缘故。根据我来蒙古国后半个月的调查，加上今天晚上向铁木尔先生了解的结果，我发现这里的国际长话费比北京便宜不少，而市话费却比北京贵许多。

　　在蒙古国国立大学的留学生宿舍，总共四层楼的建筑有上百个房间，却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挂在一楼值班台旁边的墙上。所以，打国际长途时常排长队，有时候甚至产生矛盾。

　　住在这栋楼的留学生们打市话，一般都用自己的手机；打国际长途，则在这部公用电话上先后插上PREPAID CALLING CARD 卡（一种市话卡）和MONGOLCOM卡（类似北京的IP卡）再打国际长途，通话费比北京的IP卡话费便宜。

　　从电视里播出的广告得知，从今年3月1日起，使用MONGOLCOM卡打国际长途的话费由原来的每分钟130图格里克下降到每分钟75图格里克，如果不计入在使用MONGOLCOM卡之前必须使用的PREPAID CALLING CARD卡的接入费用，按照最近的人民币与图格里克1：145的牌价，这每分钟75图格里克的价格大约为人民币5角2分钱，比北京往蒙古国打的IP卡话费一分钟3元5角确实便宜不少。

　　不过，在乌兰巴托打市话，可就比北京贵多了。乌兰巴托的手机通话实行单向收费，接电话者不用付费。用手机打电话，无论是打往对方的手机还是座机，付费标准都是每分钟75图格里克。

　　用座机打电话的市话费分得很细：如果用座机打往对方的座机，一分钟20图格里克；如果是用座机打往对方的手机，一分钟50图格里克。这些收费标准或者与北京差不多，或者比北京略高，而乌兰巴托人的平均工资比北京低得多。所以，如果通话的对象是外国人或者经济条件好过自己的话，有些人就采用先拨通对方手机、再让对方回话的方法。

　　在乌兰巴托的大街小巷里，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手托大功率无绳电话机、提供有偿通话服务的人。他（她）们在刺骨的寒风里，相当艰辛地寻找着“客户”，看上去真让人同情。我曾经专门问过一个这样的“工作人员”：“打市话一分钟多少钱？”他回答说：“100图格里克。”相当于人民币 6角9分钱。蒙古国的失业者和贫困人口不少，不少人只好以此糊口。

　　来此地时间较久的人说，蒙古国的电话市话费之所以比北京高出不少，主要是垄断经营的结果。如果在此行业内引入竞争机制，让更多的国内外公司参加竞争，市话费肯定会降下来。由此看来，竞争是搞活经济和不少其他工作的有效办法。

　　上午11时许，去了一趟国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务办公室，与巴德玛宁布主任谈了编写翻译教材的问题。同时了解到该院汉语专业的本科生为131人，夜校生40来人，合计170多人，与昨天李先生说的数字略有不同。另外，人文大学的汉语专业学生人数最多，如果我需要，巴德玛宁布主任可以帮助询问。

　　下午16时，在去外汇兑换处换钱的路上，发现在乌兰巴托市银行北面约100米的车站旁边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个中年男子躺在一辆3路公共汽车前面一动也不动。一辆救护车刚刚来到，2个交通警察和几个医护人员正在交谈，马路边上有好多人在围观。

　　我本想看看发生车祸的那个车站叫什么名字，可是围着车站转了好几圈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站牌。顺着这条马路走下去，发现所有的车站都是如此。看来我不仅得注意自身安全，也该留意一下乌兰巴托的交通了。

　　乌兰巴托的交通

　　铁木尔先生是蒙古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他的中文水平可能在蒙古国是属于第一流的，现在正在蒙古国国立大学和蒙古国人文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课教授古代汉语。我俩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我来到乌兰巴托以后，他曾经打电话约我见面并且吃个便饭，但是因为我那天有事而没能见成。所以，昨天晚上在蒙古国立大学汉语教研室意外见面时，他说了一句：地球真小。

　　铁木尔先生也是汉语教研室的贵客，我在观看中文系学生的“中国通”知识竞赛和表演时特意和铁木尔先生坐到了一起。我向铁木尔先生谈到了当天下午看到的车祸和自己的迷惑，并且顺便向他询问了公共交通工具的种类和收费等情况。

　　铁木尔先生介绍说：乌兰巴托的公交车站以前都有站牌，上面写明有关公交车的行车路线。可是，现在的所有公交车的站牌几乎都没有了，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所以，甭说是外国人乘坐公交车很不方便，就是外地人和不熟悉这条线路的人乘车也不方便。（14）

　　铁木尔先生告诉我说：乌兰巴托的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有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和出租车等四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凭证件乘坐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可以免费。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不按里程计费，车票的价格是固定的。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出租车没有起步价，也不分车型，统统按行车里程计费，价格从1公里250图格里克到300图格里克不等。至于到底怎么收，则取决于具体的出租车司机了。乌兰巴托的私家车也可以载客，收费标准同出租车一样，等等。

　　蒙古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所有汽车都靠进口。我从另外两个蒙古国朋友那里了解到：在蒙古国，买进口新汽车为零关税，买进口二手汽车要付数额不等的关税。即便是纳税以后，二手汽车的价格仍然很便宜。蒙古国人通常从美国、日本、韩国和香港进口二手汽车。由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路况大大好于蒙古国，所以，尽管是二手汽车，零件损耗并不是很大。蒙古国人买到手以后，重新喷漆整理，结果也跟新汽车差不多，不过价格可比新汽车便宜多了。正是因为这些缘故，乌兰巴托的汽车增长很快，私家车的比例比北京高出不少。我的不少蒙古国朋友都有私家车，其实他们的收入大多比我们低不少。

　　除了汽车增长很快以外，近些年来，乌兰巴托的人口也增加得很快。人口增加很快的原因是因为不少牧民在自然灾害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牲畜，不得不进城谋生。有的人说乌兰巴托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还有人说乌兰巴托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20万。如此算来，乌兰巴托的人口已经约占蒙古国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二甚至一半。但是，因为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数字，这个说法不好作为引证的根据。

　　由于乌兰巴托的道路建设大大落后于汽车的增加，加上交通管理工作没有跟上，所以，堵车、交通事故和空气污染都成为了乌兰巴托面临的新问题。蒙古国人一向引为自豪的“蒙古三宝”（清新的空气、甘美的饮用水和肥沃的土壤）至少在乌兰巴托已经大打折扣。

　　赴华留学报名者有1500多

　　3月22日，这是公布蒙古国国家公派赴华留学申请者面试名单的日子。按照2006年3月7日蒙古国《每日新闻报》第16版上刊登的通知，应该是今天下午6时在我驻蒙古国使馆围墙外的橱窗里张贴公布参加面试者的名单。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使馆贴出通知，说公布时间推迟到明天下午3时。

　　按照当时的通知，2006—2007学年度我国将要接受蒙古国的23名本科生和27名进修生。通知上公布了有关学校的报名限额、报名条件和手续等等，报名工作截止到3月17日17时结束……

　　通知登出以后，乌兰巴托的报名者及其家长们纷纷活动起来，不仅按照通知要求去积极准备有关材料，还各找熟人帮助将报名材料译成中文或者英文。在3月17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些中国进修生们大多或多或少地为自己的蒙古国熟人们提供了这些无偿翻译援助。

　　随着中蒙两国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和艺术等领域往来的日益增多，学习汉语和去中国留学在蒙古国升温很快。学习汉语和去中国留学不仅方便自己就业发展，而且我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几年前的本科生奖学金是每个月800元人民币，进修生的奖学金可能还高于本科生）已经高于蒙古国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所以，许多学生、教师和科研工作者都愿意去中国留学。有的家长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获胜，不惜节衣缩食让孩子自费去北京、呼和浩特或者包头等城市的汉语预备学校提前进行语言准备……

　　还有一些权贵或者富人们通过各种渠道拉关系走后门，希望把自己的子女或者朋友以国家公派途径派到中国留学。所以，每年的赴华留学生录取时间是蒙古国考生家长最忙的时候，也可能是使馆文化处的官员们最为难的阶段。

　　因为走国家公派的路子去中国学习是蒙古国考生及其家长们的最佳选择，所以赴华留学报名热属于情理之中。去年的报名人士就听说有好几百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位蒙古国考生家长对我说，今年的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500多人。不知此话是真是假？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录取与报名者的比例就会变成1：30，那可真够竞争激烈了。

　　需要指出的是：蒙古国教育文化科技部的专业教育司在接受报名者登记时是收取报名费的，其中，本科生的报名费为5000图格里克，进修生的报名费为10000图格里克。如果真的是有1500多人报名的话，专业教育司可就小发一笔了。

　　今天下午，一位蒙古国的老熟人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是要来看看我。一番寒暄之后，他便提出，他的一位大款朋友想让自己的孩子走国家公派的渠道去中国留学，如果我能够帮上忙，那位大款可以出5000美元酬金。他只要100美元的好处费，余下的4900美元全都归我。

　　这笔酬金大大超过了我在蒙古国半年的奖学金。但是，这笔钱拿了烫手，我不敢拿也不能拿。那位熟人见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有些尴尬地说道：“因为咱们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我就实话实说了。您不方便也没关系，只是别往心里去……”然后便怏怏不快地离开了。

　　一个男人出门在外，只要系紧裤腰带、管好钱袋子（即不贪财不好色），一般是不会犯下亲人们不能原谅的大错误的。

　　他为什么让蒙古人民如此怀念？

　　今天是3月23日，天气晴朗。我在几天前与国立大学汉语教研室巴扎尔拉格查老师聊天时得知，今天上午10时，国立大学一号楼圆形会议厅里将举办纪念蒙古国功勋文化工作者、著名词作者、已故J·巴达拉先生诞辰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老早换好了衣服，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了会场，找了一个离主席台较远的座位坐了下来，静静地阅读策仁韩德教授编写的一本名为《蒙古人：民族、文化与风俗》的书，因为下午还要上策仁韩德教授为我单开的这门课。

　　快到10时了，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人们几乎坐满了整个会场。其中有好几位我认识的著名学者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巴扎尔拉格查老师看见我以后，让我坐到他旁边的座位上。（15）

　

Mongol

巴老师一边给我看他新近翻译的台湾诗人席慕蓉今年3月3日写的一首纪念J·巴达拉先生的诗，一边向我介绍着一些与会的名人。

　　十点钟到了，蒙古著名作曲家、蒙中友协主席姜参诺日布宣布会议开始，先介绍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其他3位会议组织者，他们是：蒙古科学院语言文学所的L·呼日勒巴特尔教授、蒙古文化艺术大学校长著名作家D·策德布教授和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巴德玛道尔吉教授，然后开始了大会主题发言。在主题发言的人物中，我认识的人有4位，他们分别是： L·呼日勒巴特尔教授、蒙古科学院语言文学所所长H·散丕勒敦德布院士、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策·苏赫巴特尔教授和蒙古文化基金会主席门德奥耀先生。这几位先生都是不同名称的蒙古国家级奖励的获得者，可见J·巴达拉先生在蒙古人民中的口碑之好、威望之高。

　　我因为没有进行过蒙古音乐的专门学习和研究，所以对J·巴达拉先生的作品和生平所知甚少。通过与会代表的发言特别是经过巴扎尔拉格查老师的介绍，使我不仅对J·巴达拉先生有了一点肤浅的了解，而且理解了J·巴达拉先生为什么让蒙古人民如此怀念，这是因为J·巴达拉先生的作品不仅艺术价值极高，而且充满了对家乡和祖国火一般的挚爱！

　　J·巴达拉先生的一首诗《我挚爱的祖国》被蒙古国人民演员国家奖获得者策·纳姆斯莱扎布谱曲以后，变成了蒙古国人人都会唱的歌曲，其流行和普及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蒙古国国歌。这首歌曲还被刻到了一块很大的石碑上，立在了蒙古国外交部西边的一块专门开辟的场地上。这在蒙古国也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下午有课，我在12时左右不得不离开会场。下午下课以后，我再次专门来到了外交部西边那块刻有J·巴达拉先生作词、策·纳姆斯莱扎布谱曲的《我挚爱的祖国》歌曲石碑旁，瞻仰了这块抒发J·巴达拉先生爱国情怀的歌曲石碑。我这时才看到，在这首歌曲的下方还有一行醒目的大字—— “二十世纪的最流行歌曲”。蒙古人民如此怀念J·巴达拉先生的答案，在此写得一清二楚。

　　旁听一场申请副博士学位的预答辩

　　早晨电视台播出的天气预报说：乌兰巴托，多云，白天气温1摄氏度，夜间气温零下8度。预报的白天气温比昨天白天低5摄氏度。

　　10时30分左右，我离开宿舍，要去国立大学的汉语教研室办点事情，走在路上，看到天空阴沉沉的，还断断续续地飘起了一片片的雪花。

　　等到13时许，我再次出门时，太阳已经露出笑脸，但是雪花仍然在星星点点地飘着，这是我在蒙古国第一次见到的晴天雪，过去只见过晴天雨。

　　再等到16时30分许，我搭乘朋友的小车从乌兰巴托大学返回时，寒风不时卷起阵阵沙尘，刮得路上行人不得不掩面躲避。朋友对我说道，乌兰巴托的春天就是如此。春天是最难过的，难怪蒙古国人常说春天的天气说变就变。

　　因为事先得知我的好朋友、蒙古国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其米德策耶先生今天将进行副博士学位的预答辩。所以，8时许我特意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息，询问答辩的时间和地点，说我将去支持鼓劲。其米德策耶回电话说，预答辩14时在乌兰巴托大学举行，他将在13时30分开车去接策伦索德诺姆先生，让我届时在策先生的办公室等候，然后我们一起前往答辩地点。

　　我们提前五六分钟来到了乌兰巴托大学。因为答辩委员的成员还大多没有来到，所以我们先到乌兰巴托大学校长S·白格勒赛罕教授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策伦索德诺姆先生、巴扎尔拉格查老师和L·呼日勒巴特尔教授等人看来都是白格勒赛罕校长的老熟人，他们在随便地交谈着，巴扎尔拉格查老师向白校长介绍了我。我同白校长交换了一张名片，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静静地听他们聊天。

　　白校长对我说，他们乌兰巴托大学同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往来较多，还说他认识我们教研室的陈岗龙，还问我你们教研室那位撰写了关于策·达姆丁苏伦比较文学研究博士论文的人叫什么名字，论文的题目是什么，等等。对此，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看来，北京的蒙古学研究信息会很快传到蒙古。甭说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进入互联网应用日益广泛的“信息高速公路”时期，就是按照蒙古国人的传统习俗，人们见面相互问候以后接着交谈趣闻，信息交换和传播的速度也比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快得多。

　　预答辩原定14时在乌兰巴托大学三层的会议室进行。我看到用好多桌子围成了长方形的会议桌，桌面上摆上了写有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字的桌签。答辩过程中，我悄悄地数了数，一共有18个桌签，再加上其米德策耶的导师巴扎尔拉格查老师以及会议记录员，应该有20个人参加答辩委员会的工作。

　　时间已经是1423分了，还有四五位答辩委员会成员没有到会，有的打来电话说还在途中。委员会主席白格勒赛罕校长宣布预答辩开始，同时说，申请今天下午进行预答辩的学生一共有两位，先请审定其米德策耶先生的预答辩资格。坐在白格勒赛罕校长旁边的一位女士宣读完对其米德策耶预答辩资格的审查结果以后，预答辩就真正开始了。

　　首先，答辩委员会主席先请其米德策耶先生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论文提要，其米德策耶先生论文的题目是：论中国古典文学蒙文翻译的传统和技巧。然后，答辩委员会成员对米德策耶的论文进行提问。最后，答辩委员会商量和通过答辩委员会决议并且向其米德策耶先生公布了这个决议。预答辩工作至此结束。

　　通过旁听其米德策耶先生的预答辩，不仅使我对他的论文内容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而且还目睹了蒙古国进行副博士预答辩的操作程序。对此，我有三点迷惑：一是桌签显示的18个评委中有一二位评委没有来，来者为十七八人，评委的数目比我们北京大学外语学院预答辩的评委人数几乎多出1倍。我们预答辩的评委至少5人，一般不会超过9人，而且预答辩仅仅在博士生里进行；二是答辩者不使用演示文稿和计算机演示设备介绍自己的论文，大部分时间是在宣读论文。这样可能会费时费力又影响效果。在其米德策耶先生介绍论文内容的过程中，答辩委员会主席就两三次提醒其米德策耶先生的介绍再简短些。我认为，其米德策耶先生可能因为没有掌握好时间，论文介绍的收尾有些仓促。三是评委提问以后没有给其米德策耶先生留出准备回答问题的时间。其米德策耶先生是一边记录问题，一边回答。（16）

　　预答辩结束以后，我看到其米德策耶忙着把装有酬金的信封分发给答辩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如果会议记录员也要送上一份酬金的话，这将近20人的酬金将会有多少呢？使我不得不替其米德策耶担心。

　　继其米德策耶之后，还有一位年轻人申请了预答辩。我因为还要观看18时在中央文化宫举办的纪念J·巴达拉诞辰80周年的音乐会，所以就悄悄地离开了预答辩现场。

　　21时许，其米德策耶打来电话，感谢我的关心和支持。我顺便问，向每位评委表示的酬金是多少，其米德策耶犹豫了一下说，每个信封里放5000图格里克，此外还得向乌兰巴托大学交一笔钱（。说实话，向每位评委表示5000图格里克的心意并不算多，但是20来个人下来，恐怕其米德策耶1个月的工资就全没了。

　　由此看来，在蒙古国要想获得一个副博士学位，不仅要在学术上付出很大的努力，经济上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人要实 火要虚

　　早晨电视台播出天气预报：乌兰巴托，多云，白天气温5度，夜间气温零下12摄氏度，有沙尘。与昨天的预报气温相比，白天气温升高4度，夜间气温降低4度。不知道是预报的不准呢，还是乌兰巴托的春天就是这样，反正近些日子的气温变化很大。

　　因为昨天上午外出时，手表上的表把儿被身后疾驶而过的小卧车的反光镜给刮掉了。所以，我早晨醒来，无法看表，只好戴上老花镜，看了一下手机，才知道时间已经6时30分了，于是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

　　新的一天刚刚开始，写些什么呢？想起昨天晚上在在中央文化宫观看的纪念J·巴达拉诞辰80周年的音乐会，节目实在是太动人、太精彩了。蒙古国音乐艺术界的一些著名演员认真动情地表演J·巴达拉的歌曲作品，尤其那首《我挚爱的祖国》引起了全场观众的共鸣。

　　来到蒙古国学习半年，如果连这首歌曲都不会唱，岂不是枉来一趟蒙古国。于是，我先把这首歌词的全文作为附件打到了3月23日日记的后面。准备等图们起床后，请他教我。打完这段歌词的蒙古文全文以后，我觉得还不过瘾，因为还没有听说有人将其译成中文，索性不揣浅陋，试着将其译成了中文。诗歌翻译其实是一种重新创作，尽管自己译得不好，总归表达了我对J·巴达拉的敬意，再说也可以抛砖引玉嘛！

　　译文基本搞定以后，趁着浴室没人，我赶紧跑去洗了个澡，回到房间以后，图们已经起床了，时间大概是8时。等他洗漱完毕、早茶可能喝得差不多时，我敲门走进他的房间，先是把我给他照的照片存入他的电脑，接着问他可否教我学唱J·巴达拉的《我挚爱的祖国》。图们很痛快地答应了，茶还没有喝完，就开始教我唱歌了。

　　图们的电脑上也存有这首歌的旧蒙古文歌词，我们一边唱着，一边按照蒙古国流行的唱词，对图们电脑中的旧蒙古文转写进行了个别用词的修改。因为我国蒙古族中通用的传统蒙古文（俗称旧蒙古文）同蒙古国通用的西里尔蒙古文（俗称新蒙古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字，将蒙古国的西里尔蒙古文转写成我国蒙古族通用的旧蒙古文时，难免会出现个别字词的笔误。

　　照片也存入图们的电脑了，歌也学得差不多了，我忍不住对图们说，我已经将这首歌的蒙古文唱词打进了我的电脑，而且还试着将她译成了中文，想请图们提提意见。图们倒也痛快，连没有喝完的那半碗奶茶也不喝了，随我走进了我的房间。

　　我的电脑仍然处于工作状态，那篇译文仍然在3月23日日记的附件中，看来是应该告诉图们我早起晚睡、有时候可能影响他休息的原因了。于是，我就向图们如实说明了我打算坚持半年，把自己在蒙古国留学期间的亲眼所见写成日记的想法。图们一听，很感兴趣，也想看看。于是，我就先给他看了我的日记目录，然后让他看了几篇他感兴趣的日记。

　　图们不仅支持我的想法，而且还对个别地方提出了自己的修改补充意见。看来好人都是这样：你相信别人，别人也会以诚待你。

　　13时40分，刘丽打来电话说，他们夫妇已经开车出来了，大概5分钟以后到达留学生宿舍。他们每个休息日外出购物，都特意把我拉上，帮助我连买带扛，在生活上给我帮了很大的忙。这也是蒙古国有弟子的好处之一吧！（17）

　　在车上，我说，刚才正在吃饭，可能让他们久等了。

　　他们说，他们也搞错了时间，因为从昨夜零时起，蒙古国已经改成了夏时制时间，也就是将表针向前拨动了1个小时。蒙古国从每年3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的零时起改用夏时制。不知何故，今天是星期六，报纸上却登出通知说，让从今天零时起改为夏时制。

　　乌兰巴托冬时制的时间与北京时间一样，夏时制却比北京早1个小时。蒙古国实行夏时制和冬时制多年，说是为了节约能源，其实作用不大。
   
　　16时许，我和张一实、刘丽夫妇满载而归，张一实还直接把我买的东西扛进我的房间。我很高兴，向张一实道谢。张一实说别客气，有事就给他打电话。
   
　　因为已经同在蒙古国国立大学任教的李正义约好了今天16时30分—5时之间，我在房间等候他和其他几位在乌兰巴托任教的汉语教师的来访，而现在我房间里连点儿像样的待客食品都没有 。所以，我决定去附近的超市买点儿苹果。我换好了衣服，正要出门，接到了李正义打来的电话说，他们一二分钟之后就到。我急忙迎下楼去，在一楼的走廊里见到了李正义和4位女士迎面走了过来。
   
　　我把李正义和4位女士请进了我的房间 。李正义首先把我介绍给了4位女老师，然后又向我依次介绍了她们的姓名和任教学校。她们分别是在乌兰巴托大学任教的张金梅老师、在蒙古国人文大学任教的李智慧老师、在环宇学校任教的周媛媛老师和王景昆老师。

　　其中，张金梅老师和李智慧老师来蒙古国任教的时间已经快两年了，她们是国家公派的汉语专家。周媛媛老师和王景昆老师是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办公室派来的汉语志愿者教师，她们去年9月份才来蒙古国。周媛媛可能年纪最小 。
   
　　可能因为都是从事教师职业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关心的话题，轻松自然地聊了起来。交谈中，李正义拿出一个U盘，让我把昨天照的我俩合影照片拷给他一份。我打开电脑，自然暴露了我的名为“2006留学蒙古国”的文件夹，再者说，我同李正义的那次相见恨晚的交流中也曾经给他看了两三篇日记，所以，我索性从写日记谈起，介绍了此次来蒙古国留学的一些见闻和感受。
   
　　也可能是我们身份视角相同、容易沟通的缘故，交流之中我说的话较多，不符合我初次交往中应该言谈慎重的观点和做法。对此，我甚至有点儿后悔，因为毕竟是初次相见，彼此还不了解，自己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不应该在生人面前这样轻浮。可是，他们却说我的日记写得真实可信，还对我的一些提法表示了认同，难得达成的共识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应该是真心沟通、以诚相见。
   
　　因为时间不早了，我又没有条件招待大家吃饭，再加上怕他们回去晚了不安全，所以我就不太客气地劝他们早点儿回家。他们告辞时，我一再道歉，自己的瞎侃可能耽误了大家的宝贵时间，欢迎大家方便时常来做客。
   
　　下楼送客时，我一看值班台上方的挂钟，时间为7时15分，正是老伴和女儿全都在家的时间。趁公用电话没人排队，我赶紧给她们打了个电话，进行惯例每周一次的“早请示晚汇报”。女儿接电话时说，我是她妈妈肚子里的蛔虫，老伴则再次对我下令：注意身体，少往外跑……
   
　　生我者，爸爸妈妈；最关心我的人，可能是老婆孩子吧！
   
　　乌兰巴托的报纸零售
   
　　早晨起床后，听见从靠近阳台的门缝中传来呼呼的风声，拉开窗帘一看，马路上和房屋建筑的屋顶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夜里下雪了。虽然已经是实行夏时制的第二天了，可是乌兰巴托仍然很冷，从近一时期的天气实况来看，大部分时间是冬天，少部分时间是初春，离夏天还早着呢！
   
　　我的房间有一个大概是12英寸的彩电，可是却没有遥控器，选台很不方便。为此事，我曾经找过本楼的有关人员，她说得自己花钱去乌兰巴托最大的批发市场那仁图拉去买。听说那个地方小偷成群，我不敢去，而我看的最多的电视节目又大多是MNTV（蒙古国国家电视台）和CCTV1（我国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所以，只好在电视机的选台按钮上“弹钢琴”。
   
　　糟糕的是，我的邻居睡眠不好，我8时想看蒙古国的电视新闻和天气预报，常常是既怕影响邻居休息，又急于尽快要找到自己要看的节目，结果是越瘸越丢拐，今天早晨就没有看上乌兰巴托的天气预报。
   
　　在北京时，我就曾经把电脑戏称为我的第二夫人，现在就更离不开电脑了。其实，我从来没有在电脑上玩过游戏，主要是把电脑用于工作。比如，准备教学资料、写文章、存照片、收发电子邮件和上网查资料等等。因为在电脑前坐的时间长、我的眼睛又不好，在家时没少受到妻子和女儿的责备。现在可好了，没人管我了，所以我早晨打开电脑后，开始了一些自己该做的和喜欢做的事情，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10时许，我去了一趟附近的超市，主要是想修表，还想买点儿苹果。不少蒙古国人开车，就跟在草原上骑马似的，既快又不让人，前天上午有一辆小轿车从我身后疾驶而过，反光镜碰了我手腕一下，结果把我的表把儿给碰没了。蒙古国人把表把儿称作表的脑袋，幸亏那辆车没有碰到我的脑袋，不然我就没了脑袋或者得去看脑袋了。
   
　　到了超市门口的修表摊儿以后，我发现修表人还没有来。我先去买了一袋蒙古国苹果（1公斤990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7元左右；稍微好一点儿的中国苹果，1公斤1500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10.4元左右），出来时见修表人仍然没有来。今天是星期天，不知道她还来不来。我等了一会儿没有结果，只好回去了。
   
　　本来已经同一个朋友约好了：他今天11时30分来我宿舍，接我去他家做客。我提前准备好了礼品，可是一直到14时30分，不仅没见他人来，连个电话也没有，我又不好打电话催问，只好耐心地等着。
   
　　我吃完午饭后躺在床上休息，因为心里有事，竟然没有睡着。14时30分，我决定再去修表，顺便买几张报纸，了解一下乌兰巴托报纸的种类、价格和销售情况。
   
　　因为修表摊和售报摊都在瑙敏超市门口搭建的门厅里，所以这两件事情可以一起办。修表的人来了，听说卖报的人也来了，可是不在摊儿上，我找了一圈儿也没有找到。
   
　　我把表给了那个修表人，同时问了一下价格。那个修表人看上去有40来岁。她放下手中的配钥匙活计，打开了我的表盖，一边看一边说：“配表把儿1000图格里克，电池也没电了，换电池2000图格里克，总共3000图格里克。” 我是在来蒙古国前不久才换的电池，电池肯定有电，可是看到她随手把我的电池扔到抽屉里了，我只好答应既配表把儿又换电池 。
   
　　那个修表人的工作摊位大概有2平方米左右。趁她干活的功夫，我跟她聊了几句。我问她：“在这个超市门口租赁这样一块地方每个月得付多少租金？”“8万图格里克。”“靠修表和配钥匙为生，日子还可以吧？”“凑合，不过没有休息天。”这时候，我看见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包子。那个修表人把塑料袋放到暖气上温着。没等她吃，那个男人先吃开了，估计是修表人的丈夫给她送饭来了。
   
　　那个修表人给我修好表以后也吃了起来。时间已经是15时左右，不知道她吃的是午饭还是晚饭，或者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饭。看来她也实在不容易。我付了钱，说了声“谢谢”，见卖报人还没有来，就离开了。（18）

　　朋友仍然没来电话，报纸也没有买成。我想，总不能老是看书吧，这两天腰又疼了，得换个方式休息。于是，拿定主意去策伦索德诺姆家里一趟，因为他下一周将去瑞士，我有点事情得去见他。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接话人正好是他。我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问他下午是否方便。他说，他今天下午不外出，但是与人约好了要在家里见一个人，那个人来不来还说不定，让我看着办，想来就来。
   
　　有一些蒙古国人办事就是这样：约好的时间里他不一定来，不来也不一定打电话告诉你，自己许诺的事情也不一定去兑现……我们进修生中的不少人对此都有同感，把它称作影响蒙古国人信誉的癌症。
   
　　因为策伦索德诺姆此次瑞士之行来回可能得10来天，我还有事想找他，按道理是应该去他家看看的。可是，一想到他今天下午可能将在家会客，我去对他不方便；再者今天也够冷的了，我已经又换上了羽绒服，也没有觉得暖和多少，别再违反了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于是又给策伦索德诺姆打了一个电话说，等他方便时再去拜访，祝他旅途顺利。
   
　　我又折回了瑙敏超市里的报摊，见卖报人已经回来了。那是一位20来岁的姑娘，自称是星期天替她姨来卖报的。
   
　　我问那个卖报的姑娘：“你的报纸一共有多少种？最贵的1份多少钱？最便宜的1份多少钱？”
   
　　“一共40来种，最贵的1份600图格里克，最便宜的1份300图格里克，中间还有350图格里克的、400图格里克的和500图格里克的，价钱不等。”她回答道。
   
　　“不是有100图格里克1份的电视报吗？”
   
　　“是的，那份报纸我没算。”
   
　　“那就每种价格的报纸各来1份吧！”
   
　　那位姑娘从不同价格的报纸中各拿出几种报纸，让我选择。我把每种价格的报纸各买1份后，又加买了一份《文学艺术》报，一共买了7份，它们的名称、版数和价格分别是：《广播电视》报，4版，100图格里克；《今日》报，12版，300图格里克；《我的健康》报，24版，350图格里克；《文学艺术》报，8版，400图格里克；《蒙古人的生活》报，8版，400图格里克；《人们的生活》报，12版，500图格里克；《绝密》报，12版，600图格里克。

　　其中，《广播电视》报和《我的健康》报是小报，版面大小跟一张B4复印纸的大小差不多，其他几种报纸都是大报，版面大小是前者的两倍。与北京的报纸版数和价格相比较，这些报纸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很贵的。我总共付给了她2650图格里克，然后跟她聊了起来。其实，买报纸是我的次要目的，想了解蒙古国报纸的价格、销路、卖报人的收入以及读者的购买情况，才是我的主要目的。
   
　　那位姑娘同时还兼营公共电话业务，她一边接待来打电话的客户，一边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干吗问得这么细。我说我17年前在蒙古国学习过，现在是北京大学的蒙古语教员，就教授你们国家的西里尔蒙古文，说完还给她看了一下我的名片。

　　姑娘一听很高兴，说她是蒙古科技大学建筑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份还去过北京。于是，她不仅愉快地同我聊了一会儿，还同意了我要给她的报摊照像的要求。我只给她的报摊照了两张照片，又数了数报摊上的报纸、杂志和歌本，得知一共有46种报纸、6种杂志和10种歌本。
   
　　通过与这位姑娘的交谈，我了解到，她姨租这个摊位的租金也是每个月8万图格里克，卖报纸的纯利润是所卖报纸价钱的20%，卖不完的报纸可以退给报社。交了租金后，她姨卖报纸一个月能够挣10万图格里克左右。除了卖报，她们提供公用电话服务，这些收入可以维持一个4口之家的日常花销。
   
　　听到这里，我不禁在想：1989年9月~1990年7月，我第一次在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时，每个月的助学金是800图格里克。那时候，一份报纸的价格是50蒙戈（1图格里克等于100蒙戈），最好的牛肉是1公斤6图格里克。

　　当时800图格里克的助学金可以买1600份报纸或者133公斤最好的牛肉，到了17年后的今天，蒙古国国立大学给我们中国进修生的助学金是每个月8万图格里克（因为每两个月才发一次，所以我现在还一分钱也没拿到），《真理报》以及与《真理报》相仿的其他日报的价格都已经涨到了一份300图格里克，这还是蒙古国大报的最低价，而且这种价格的报纸并不多。在这个卖报人的报摊上，有些发行量少的报纸已经卖到了一份报纸600图格里克。
   
　　仍然是在瑙敏超市里，今天最好的牛肉价是1公斤3000图格里克。我们8万图格里克的助学金最多能够买到266份最便宜的日报或者26.6公斤牛肉，与17年前的物价相比，相同报纸的价格增长了600倍，牛肉的价格增长了500倍，而蒙古国国立大学提供给中国公派留学生的助学金的数额只增长了100倍，而且是每两个月才发一次。
   
　　因为报纸太贵了，光靠卖报收入不多，所以卖报人还兼营公共电话业务。我又到附近的其他几个报摊看了看，情况大多如此。 （19）

　　挨饿

　　今天早晨我又没有看上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还好，昨天购买的《今日》报上刊登了3月26~29日的天气预报。

　　因为前两天曾经与斜对门的哈斯朝鲁约定，今天上午去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造型艺术学院去为朋友办点儿事，所以9时我来到他的房间，见到他的夫人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早茶。桌子上摆满了蒙古人常吃的手把肉、奶油、炸果子和奶茶等等，看来够丰盛的。

　　哈斯朝鲁请我和他们一起喝早茶，还说他夫人做了酱黄豆，让我也拿点儿尝尝。按照蒙古民族的习惯，赶上饭口的客人，如果过于客气，会被认为是虚伪或者是对主人不恭的表现。所以我说：“我刚吃过早饭，酱黄豆我要点儿，饭就不吃了。”于是，我回房间拿了一个小碗递给了哈斯朝鲁的夫人，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酱黄豆。

　　哈斯朝鲁执意让我坐下来喝点奶茶，聊聊天。我想，人家一片好心，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喝点奶茶，聊聊吧！在他们给我拿椅子和倒茶的功夫，我回房间取来了数码相机，给他们照了几张生活照，将来好做纪念。

　　这时候，哈斯朝鲁隔壁的朗才也来了。看样子，朗才是专门过来喝早茶的。我朝着饭桌上丰盛的早茶，做了一个举枪射击的动作，并且用蒙古语说：“我要蹭你们的饭啦！”我一边说着，一边不客气地坐到饭桌旁，喝起茶来。

　　看到哈斯朝鲁夫妇同朗才的关系好似兄弟，使我不由得想起了蒙古族游牧文化与汉族城市文化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草原地广人稀、人们生存条件较差的缘故，蒙古族游牧文化更强调整体，崇尚诚实、团结和互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和发展。所以，到了蒙古族人家尤其是牧民家里，赶上饭就吃，天若晚了就住下，这在过去是很平常的事情。1972年，我住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宝格达乌拉公社乌日根塔拉大队的牧民家里实习时，就多次亲眼看见过这样的事情。

　蒙古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蒙古人认为，赶上饭就吃，不仅是关系密切的标志，而且说明你是有口福的人。如果赶上饭你不吃，还假装客气，那你就客气挨饿吧！所以，我到蒙古族老师或者朋友家串门时，如果赶上吃饭，我也不客气，根据人家做饭多少的情况，多少吃一点。在蒙古国的民间故事中，特别是在蒙古托钵僧故事中，就有好多讥讽自私、虚伪和客气挨饿的故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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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者没架子
   
　　8时35分（蒙古时间9时35分），蒙语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普日布扎布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今天在国际蒙古学联合会帮忙。那里离我们的留学生宿舍比较近，如果我方便，可以去那里找他。
   
　　我和普日布扎布先生是老相识，不久前还在北京见过面，正好可以就参加第九届国际蒙古学大会的有关问题找他或者国际蒙古学联合会的有关人士咨询。所以，我和“班长”格日勒扎布先生一起来到了位于蒙古国文化综合体大楼9层的国际蒙古学联合会。
   
　　国际蒙古学联合会是蒙古国的一个影响很大的非政府组织，据说在经费上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该组织成立于1959年，在乌兰巴托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之后每隔5年举办一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第九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定于今年8月8~12日在乌兰巴托举行。

　　因为适逢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蒙古人把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当作蒙古民族建立国家的起始时间），所以，蒙古政府非常重视，把办好第九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作为纪念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际蒙古学联合会为办好第九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2004年11月28日该联合会就以秘书长沙·毕拉教授的名义向世界各地的著名蒙古学者发出了第一封关于召开第九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的通知。
   
　　由于会议规定今年4月1日之前必须提交与会论文定稿（限制在A4纸两页之内），加上我和格日勒扎布先生都对规定的350美元报名费有些想法，所以约好了一起来找组委会商量商量。
   
　　普日布扎布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与他见面不需要什么严格的时间约定。但是，当我向他提出，我和格日勒扎布只参加会议，不住宾馆也不参加会议组织的游览活动，甚至不吃会议餐，能不能适当减少报名费。这时候，普日布扎布说，此事只有毕拉先生才能作主。于是，我们三人一起来到了毕拉先生办公室外间的秘书办公室。
   
　　由于毕拉先生正在里间会客，我们就在外间等着。大约10分钟以后，毕拉先生送客出来，看见了我们，便把我们请进了他的办公室，热情地招呼我们入座。
   
　　我因为以前与毕拉先生有过多次接触，所以不需要相互介绍。格日勒扎布先生可能是第一次与毕拉先生正式接触，所以相互客气地交换了名片。

　　我和毕拉先生先简单地寒暄了一番，然后我就言归正传，向他表达了我和格日勒扎布先生想参加第九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的愿望和可否对我们适当减少报名费的要求。毕拉先生很理解我们的心情和困难，思考了一会儿说道：“现在有这种要求的人不少，我也为会议经费一事犯愁，甚至感到压力很大。既然你们确实有难处，那就减少一点吧。你们看交150~200美元怎么样？虽然你们可以不在宾馆住宿，但是作为正式代表总得给你们一套会议材料啊……”
   
　　因为毕拉先生对我和格日勒扎布先生的报名费说的是一个活话，加上我俩都是自费参加会议，没有准话我不放心，所以我又婉转地说了一句：“那就请您决定以后让秘书通知我们吧。”毕拉先生此时便说：“那就交150美金吧。”
   
　　虽然150美金对于自费参加会议的我们也不是小数，但是凡事都得与人方便，即使提出要求也得适可而止。所以，我和格日勒扎布先生当场向毕拉先生表示了感谢。
   
　　交谈中，我递上了毕拉先生去年11月在北京大学蒙古学中心讲座期间我给他照的照片。毕拉先生对此很高兴，同时把他在去年11月参加北京论坛期间的英文论文“Some Glimpses concerning Globalism: The Mongolian Ideology of Tenggerism and Khubilai Khan” 签名后赠给我和格日勒扎布先生各一份。然后，我们还请他的秘书阿拉坦策策格给我们照了几张合影照片。
   
　　毕拉先生是蒙古国的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历史学家，担任国际蒙古学联合会秘书长职务很多年。1989年8月我来乌兰巴托参加纪念第一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召开的30周年和首届国际蒙古学青年学者暑期班时，毕拉先生就是国际蒙古学联合会的秘书长。但是，他和我们的交谈却非常谦和自然，一点没有大学者俯视小人物的架子。 （21）

　　蒙古人的民主
   
　　因为昨天晚上已经同哈斯朝鲁先生约好了今天上午去见蒙古文化艺术大学造型艺术学院的院长布曼道尔吉先生。所以，喝过早茶以后，我就背上笔记本电脑，同哈斯朝鲁先生一起出发了。我带着笔记本电脑去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电脑里存有委托我办事的北京草原派知青画家陈继群先生同布曼道尔吉先生的合影照片以及他托我办事的电子邮件。
   
　　我和陈继群先生相识于2005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蒙古学讲座”上。因为陈先生文革期间曾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插队，当过8年的牧马人，不仅他的绘画作品中保持了浓郁的草原风格，而且他还热衷于保护草原环保事业，自己经办着一个“曾经草原”的网站。我很敬仰他的人品，所以主动答应帮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蒙古文化艺术大学造型艺术学院距离我们的留学生宿舍不远。我和哈斯朝鲁先生边走边聊，一会儿就来到了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办公楼兼教学楼。

　　造型艺术学院虽然是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与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关系并不密切。蒙古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国家已经不再提供学校教师的工资和教学经费，学校的所有费用都从学生交纳的学费中提取。多一个“婆婆”就意味着多了一个制约自己的人，这可能就是蒙古文化艺术大学与造型艺术学院“婆媳”关系不好的原因。
   
　　由于哈斯朝鲁先生同布曼道尔吉院长及其周围的人都很熟，所以我俩无需秘书通报，就径直来到了院长布曼道尔吉先生的办公室兼画室。布曼道尔吉院长的办公室在这栋楼的顶层（4层），由于我和哈斯朝鲁先生都是五十大几的人了，所以爬上4层以后我俩都有些气喘吁吁。
   
　　哈斯朝鲁先生同布曼道尔吉院长寒暄几句以后，向他介绍了我。我向布曼道尔吉院长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为了能够说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打开电脑，展示了陈继群先生同他的合影照片、陈先生的电子邮件、陈先生和另一位草原派知青画家孙志钧先生的画册封面，等等。陈先生委托的事情很快就说清楚了，也取得了布曼道尔吉院长的理解和支持，他答应尽力相助。
   
　　我的事情办完了。接下来便是布曼道尔吉院长同哈斯朝鲁先生的自由讨论了。他们是老朋友，所以谈论的话题很广泛，也很轻松，可以说是一场关于蒙古社会现状与民主的自由讨论。由于布曼道尔吉院长的语言太丰富、太有趣了，有些词句简直就是诗的语言。

　　所以，他的话我虽然基本上都听懂了，但是，懂了也记不住，记住的也不能够全部准确地翻译成汉语。离开哈斯朝鲁先生的办公室以后，我才听哈斯朝鲁先生说，布曼道尔吉院长不仅是画家，还是诗人，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诗集。所以，我现在仅仅能够就自己印象最深的关于蒙古人民主状况的讨论做一点不全面的回忆，译者的水平再高，译文有时候也很难表达出作者母语原作的神韵，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低水平翻译呢！
   
　　哈斯朝鲁先生同布曼道尔吉院长聊天的话题之一就是关于蒙古的民主。自从20世纪90年代蒙古实行民主改革以来，蒙古政党的数目不断增加，各个政党在议会大选中你争我夺，有分有合。有时候人民革命党获胜，有时候民主党获胜，有时候打个平手，有时候一届政府没有干满任期就被宣告解散，各个政党就像走马灯似地在蒙古的政治舞台上转来转去 。
   
　　不过，现在的蒙古确实很民主，老百姓谁都敢说，谁都敢骂。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很多，就是同一个家庭成员的信仰也可能不一样，没准儿父母信佛，儿子信耶稣，女儿却是伊斯兰教徒，也可能夫妻二人各属于不同的党派。由于信仰太多了，结果是没有任何一种学说能够征服人们，实际上人民是失去了信仰……
   
　　哈斯朝鲁先生和布曼道尔吉院长都是艺术家，艺术家看问题的视角同政治家可能不一样。但是，我却认为布曼道尔吉院长的观点相当客观，反映了蒙古社会存在的一个问题。（22）

　　蒙古国的法律规定，蒙古语文是蒙古国的官方语言，再加上蒙古国90%以上的人口是蒙古族。所以，实事求是地说，蒙古国的蒙古语词汇比起我国的蒙古语词汇要丰富。比起我国的蒙古族同胞来，蒙古国的人们更善于用蒙古语表达和演讲，不少人讲起话来，就像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

　　晚饭后，我仍旧一边写日记，一边听电视，无意中又听到了大谈民主的报道，往电视屏幕上一瞅，原来蒙古国TV5电视台正在报道蒙古国民主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

　　趁父在世多交友，趁马在旁多认路

　　今天的天气确实不错，阳光明媚，有些爱美心切的年轻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春装，春天快来了。

　　应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大扎撒大学的邀请，9时30分，蒙古科学院历史所的蒙赫巴特尔先生开着私家车来我们宿舍，把“班长”格日勒扎布、哈斯朝鲁先生和我送到了大扎撒大学，参加该校主办的一个题目为“大蒙古国的国礼传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大多为该学校的教师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学和藏学研究所的学者。

　　会议第二项是大扎撒大学校长尼玛奥斯尔教授致开幕词。尼玛奥斯尔校长看来是一位非常善于演讲的人，他的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尤其是用诗一般语言表达的那十几个与成吉思汗生平有关的蒙古国地名，引起了在场人员的热烈掌声。

　　尼玛奥斯尔校长致完开幕词以后，代表发言就开始了。俄方2名代表因为基本上都是用俄语发言，我不会俄语，所以自然不知道他们讲的什么内容。蒙方6名代表的论文紧扣会议主题，涉及到大蒙古国时期的法律、习俗、军事以及这些宝贵文化遗产对蒙古国现代社会和家庭的影响，等等。

　　中国人的观念同蒙古国人的差别很大：中国人，特别是城市里的汉族人往往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到外地去求学发展。有些当父母的，总是喜欢把孩子留在身边，即使让他们在家里受穷，也舍不得放他们出去闯闯。孩子都三十好几、四十来岁了，还把他们当小孩子养，结果培养了一些懒汉和“啃老族”。

　　与部分中国人的观念相比，蒙古国人则不然，他们喜欢出去走走，出去学习和发展。 现在，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中国的蒙古国人都不少。他们出国，有的是为了求学，有的是为了挣钱和发展。 通过最近蒙古国电视直播的日本相扑比赛可以看到，去日本参加相扑比赛的蒙古国运动员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却大多进入了日本相扑比赛的冠军圈，有的人还成了近些年来日本相扑赛坛的霸主。

　　有一句蒙古国谚语说：趁父在世多交友，趁马在旁多认路。出于这种想法，蒙古国人在国外学习和发展人数的比例，比起我国来说，所占人口的比例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经常听蒙古国朋友跟我们这样开玩笑说：“外国人都不相信我们蒙古国的人口只有200多万。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国人出国人次之多。

　　另外，按照蒙古国的传统观念，当父母的也支持儿女出去闯荡。这一点同中国城市的父母们的观念截然不同。有一句蒙古国谚语说：与其学撒娇，不如学吃苦。这就是蒙古国老百姓教育孩子时经常说的一句谚语。观念不同，当然结果就不一样了。由此看来，蒙古国的经济虽然比我国落后，但是，也有不少长处值得我们学习。 （23）

　　布里亚特的学者大多数用俄语发言

　　大扎撒大学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共同举办的题为“大蒙古国的国礼传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上午继续进行。会议原定上午的会议由俄方代表其木德道尔吉耶夫主持，可是他的嗓子哑了，于是改由大扎撒大学副校长J·策策格玛教授主持。

　　会议于10时10分开始，13时左右结束。

　　今天正式发言者共有7人，其中蒙古国学者2人，布里亚特学者5人。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我数了一下参加会议的俄方代表的人数，总共8人，连同昨天发言的布里亚特学者在内，总共有7位布里亚特学者作了正式发言。

　　追溯历史，布里亚特人也是蒙古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蒙古国和我国的内蒙古都有所分布。他们的语言是蒙古语的方言之一。我国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大多通用蒙古文。蒙古国的布里亚特人通用西里尔蒙古文。

　　布里亚特人以前使用传统蒙古文和瓦金德拉文。瓦金德拉文是布里亚特喇嘛阿格万道尔基於1905年在回鹘式蒙古文和托忒文的基础上创制的，总计36个基本字母，还有7个附加符号。“瓦金德拉”是阿格万道尔基一名中的“阿格万”一词的梵语译音。

　　瓦金德拉文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推行以后，未过几年便因为经费原因而被迫停用了。后来，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还先后创制过采用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的布里亚特文。

　　在此次参加会议的8名俄罗斯布里亚特学者中，能够用蒙古语自由交谈的大概只有二三人。除了卓日克图耶夫之外，还有坐在我们旁边把俄语译成蒙古语的宏奇诺娃女士，再就是我听到俄方团长其木德道尔吉耶夫也说过几句蒙古语。

　　因为我的好朋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所长成崇德教授1992年访问俄罗斯布里亚特的蒙古学佛学和藏学研究所时结识了卓日克图耶夫。所以，会议期间，我与卓日克图耶夫的接触比较多，通过和他聊天得知，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现在共有25万左右，他们居住地环境和从事的工作各种各样，其中在农村和牧区的布里亚特人仍旧使用布里亚特语，城市里生活的布里亚特人已经大多改用俄语了。由此想来，与会的布里亚特学者使用俄语发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民族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放弃了自己的文字甚至语言，这究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呢、还是可以避免？我在俄罗斯代表发言的间隙向坐在身旁格日勒扎布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由于下一个发言者开始发言了，格日勒扎布没有来得及回答。 （24）

　　同一个中国修鞋匠的交谈
   
　　今天大扎撒大学组织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去特日勒吉的旅游点游览。我也想去放松一下，但是一想到在国立大学任教的李老师后天早晨就要离任回国了，我应该招待人家一下，表示一个心意，所以就放弃了跟大家去玩的念头，与李老师商定中午请他来我宿舍聊聊、吃个便饭。然后，我就带上买东西用的口袋，准备去附近的超市买点吃的，顺便再给手机卡充值和修一下鞋。
   
　　来到瑙敏超市以后，发现没有开门，据在超市外间租赁场地工作的修表人说，今天上午超市盘点，下午一二点钟可能开门营业。
   
　　吃的是暂时买不成了，好在家里还有一些吃的，招待一二个客人还不成问题，那就修鞋去吧！看到超市附近的一个自制的铁框木质大“箱子”上有一个“修鞋”的标志，我便走了进去。
   
　　那个“箱子”上有一扇窗户，但是“箱子”里仍旧光线较差。我进去以后，看见修鞋的师傅有二人，一位40岁左右，是一位残疾人，坐在轮椅上给人修鞋。另一位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一边修鞋，一边在看电视，电视里好像在重播日本的相扑比赛。蒙古国人看日本相扑都着了迷，因为进入日本顶尖级的蒙古国选手不少，他们为蒙古国人争得了荣誉和金钱。正在这里修鞋的两位衣着入时的女士也在很入神地看着。
   
　　我把一只一侧有点裂口的旅游鞋脱了下来，向那位残疾的修鞋师傅问道：“这只鞋能缝吗？”“能。”“等的时间长吗？”“不长。”于是，我就把鞋交给了他，在旁边的长凳上等候着。这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个卖电视报的小孩儿（这是蒙古国中小学生赚取零花钱的途径之一）。我买了一张下周的电视报，瞅了一眼，再就把目光投向对面墙上贴着的修鞋价目表。
   
　　“您是外国人吧？”那位残疾的修鞋师傅问。
   
　　“是。”我回答说。
   
　　“哪国人？”
   
　　“您看呢？”因为有些蒙古国人对中国人不友好，所以我没有直接回答。
    　　
　　“日本人？”
   
　　我没有回答 。
   
　　“韩国人？”
   
　　“我是中国人，从北京来的。”我也甭跟他捉迷藏了，是中国人有什么不敢说的。
   
　　“来这里做什么的？”他还越问越细。
   
　　本想不理他了，转念一想，得罪了他，他会不会宰我一把？于是索性对他说道，我是北京大学的教书匠，是来蒙古国学习的。
   
　　没有想到，我刚说完这几句话，他竟然同我说起了汉语。
   
　　原来，这位先生姓G，是一位中国人，来乌兰巴托修鞋已经10年了。他在乌兰巴托还娶妻生了两个孩子，夫人是蒙古国人，现在在家做家务，大女儿8岁了，已经上了小学，小的是个儿子，才2岁。

　　他在蒙古国过得还不错，因为蒙古国政府对残疾人就业采取优惠政策，基本上不收税。他一天修鞋的毛利润在人民币200元左右，但是这里的修鞋材料很贵。他和其他3个人合伙在这里开了这个修鞋点，去年这个“箱子”让蒙古国人给放火烧了，这不，又用木板重修了一下。由于是4个人合用这一间房子，所以，G先生是隔日上一次班。
   
　　G先生还说，他冬天修鞋，夏天与别人合伙做些买卖，主要是到废品收购点上收购废铝和易拉罐等等，压成铝块以后用火车运到二连浩特出售，赚头不小；有时候也收购松子和做一些其他生意。不过，做买卖也有赔本的时候，他有一年和别人合伙做骨粉生意就赔了人民币25万元。因为那一年蒙古国发生了口蹄疫，中国禁止了从蒙古国进口畜产品和骨粉。当我对此感到惊讶和替他担忧时，G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做买卖总得有赔有赚嘛！（25）

Mongol

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G先生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蒙古国人的一些好感。他说，蒙古国政府对残疾人的生活很照顾，不管你是哪国的残疾人，只要是在这里工作，都向你免费提供轮椅。他所在小区的社区工作人员看到G先生的轮椅稍有破旧，会主动帮助他换一个新的。G先生外出办事，也常常会得到人们的关照。G先生现在有自己的汽车（日本车，经过专门改造的），说罢还给我看了看他的蒙古国驾驶执照。

　　G先生还说，来蒙古国的中国人不少。有些从中国来的农工，在这里干些粗活累活，护照让人家给拿走了，也回不去了，就把挣的钱花到了蒙古国的“小姐”身上。

　　在我同G先生交谈的过程中，看到好几个人来到他这里修鞋。G先生接活儿之后，每次都是先向顾客说明价格，等顾客同意这个价格以后再开始修鞋。G先生说，这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有的人取鞋时嫌贵，为了避免纠纷，他只好这样做……G先生在和我交谈时，把我的那只鞋交给了那位年轻人修理。修好以后，我问多少钱，G先生说2000图格里克。我付了钱，心里想，2000图格里克按现在的牌价折合人民币14元左右，比北京的修鞋价格还略贵一点 。

　　下午，李老师带我去了一趟巴彦珠尔赫贸易中心，那是一个老百姓经常去的农贸市场。走进市场，我发现这里商品的品种虽然比达莱额吉市场少一些，但是价格却便宜不少，其中的牛肉就比达莱额吉市场的牛肉每公斤便宜200图格里克，我一高兴一下子买了将近4公斤，等到发现买多了想退回一点时，对方表示了拒绝。 （26）

　　从一张申请表的填写谈起
   
　　策伦索德诺姆先生的同事和弟子那仁策策格女士已经被初步录取为2006~2007年度的蒙古国赴中国进修生，策伦索德诺姆先生几次嘱咐我尽力帮助她。师命难违，所以昨天那仁策策格女士打来电话说让我作她的在华事物联系人，我不好拒绝，还说有几个填表问题需要我的帮助，我也一并答应了。我们约定今天10时在我宿舍一起商定这些问题。
   
　　10时许，那仁策策格女士来了，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将近30岁的小伙子。我开始以为是那仁策策格的丈夫，但是那个人说了几句汉语，我才听出来他是中国人。因为那仁策策格和我只有一面之交，所以免不了客气几句。寒暄完毕，她就拿出了请人帮助填写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让我看看。因为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文化处为了防止填写出错，发给已经被初步录取的蒙古国留学生的这张申请表有两种：一种是白色的草稿表，另一种是绿色的正式表，还一再要求他们先在草稿表上填写，等检查无误以后再誊到正式的绿表中。
   
　　在这张表的第一段就明确写道：“请申请人认真阅读本表第四页的填表说明。请用中文或者英文填写此表格……不按规定填写的表格视作无效。”
   
　　见到那仁策策格递给我的是那张绿色的正式表，我心中不免有些惊讶，再一看表中填写的文字，便由惊讶变成了气愤，因为不仅字迹潦草，而且有好几处明显的错误。是谁填的呢？经过向那仁策策格询问得知，是她请一位在这里的一位内蒙古人给填写的，那个人填表时还满嘴酒气。于是，我明白了填写错误的原因。
   
　　蒙古国的蒙古语和我国内蒙古的蒙古语虽然同属蒙古语的不同方言，但是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却存在不小的差异，尤其在蒙古国犭虫立和原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46年1月1日正式开始改用西里尔蒙古文以后，这两种方言在词汇上的差异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前，蒙古国的蒙古语受俄语影响较大，技术术语借用俄语词汇较多。

　　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乌兰巴托的广告和招牌中英语词语也越来越多了。但是，由于蒙古国基本上是一个单一语言环境的国家，法律规定的官方语言是蒙古语文。所以，比起我国内蒙古的蒙古语来说，蒙古国的蒙古语受外来语词的影响相对小得多。我国的蒙古语则不然。由于处于汉语大环境的包围之中，不少生活在城市的蒙古族同胞经常是用汉语思维、蒙古语表达，所以，不仅他们的蒙古语修辞深受汉语的影响，语言中汉语词汇也比较多。
   
　　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操持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由于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在自己的语言中借用了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这是人们交际方便的需要，也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
   
　　这种语言现象在跨境民族的交流中普遍存在，比如，中、朝、韩的朝鲜民族交流如此，中、蒙、俄蒙古民族的交流也是如此。不是不允许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进行交流，而是交流时要根据交流对象的不同而选用对方能够听懂的词语，否则就会影响交流的效果。

paopao

介个还米看完，但是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