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HORI先生抓住了重点,成吉思汗时期搞统一战线很成功,忍辱负重屈就于女真,最后修成正果。林丹时期联明抗金也是正确的,他没有做到的是内部的联合。而德王时期,已经和宣统一样没有了政治交易的筹码,怎么玩都是一个输字。为什么成吉思汗时期和林丹时期有区别呢?黄金家族就是问题的关键。它是一把双刃剑,正面是优秀统帅下强大的号召力,负面是将才下强大的抵触力。 淮阴侯韩信,与汉高祖刘邦有一段问对很有意思。刘问韩,寡人可将兵多少?韩答曰:十万。刘复问,将军可将多少兵,韩答曰:多多益善。信自觉失语,急补充道:在下将之兵也,大王将之将,故言。其实,韩信还真不是失语。统帅就是统帅,将军就是将军。也先太师是一个出色的帅才,遗憾的是他不是黄金家族的人。在皇权神权化的时代,没有这一尚方宝剑,四海归心的确很难。而林丹时期,虽是正宗黄金家族,但他不具备成吉思汗以威德服众的能力,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将才,而非帅才。韩信死在未央宫的时候,曾感叹:“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其实他只能是一个良弓、猎狗,虽可翔际天宇、有猛齿利爪、可将兵多多益善,却最终被帅才的刘邦所杀。 成吉思汗建立的黄金家族体系,虽然做到了皇权神权化,但在选拔任用统帅方面是非常不利的,有才能的不一定能当统帅,庸才顺帝也可能继承大业。 中国的集权道路,从周分封诸侯立国800年,到秦始皇将法家作为官方思想体系搞集权,只二世便亡,再到汉初内围集权、外围分封,改黄老为孔孟,再到宋明确立儒家理学的思想禁锢、成熟的集权政治制度的确立,是一个逐渐探索、巩固的过程。元朝本来是王权、神权撒满加元老院(horeldai)制度。后来成吉思汗将大萨满诛杀,去除中世纪欧洲王室神权争执那样的后遗症,再立老实忠厚的窝阔台为继承人,建立大扎撒,让元老院进一步向“人民政协”的方向发展。 可到了贵由时期,女人专权窜通中亚商人,把国家搞的一团糟。贵由死后蒙哥回来专权,将上至成吉思汗幼弟otchigen noyon,下至三系二系的权臣贵族,做了一次全面的清洗屠杀。四系终于登上了黄金家族最高宝座,并得到了远在俄罗斯的一系,和哈布图哈萨尔系的支持。至于忽必烈和海都、阿里布哥的战争鞘呛蠡安槐怼?/P> 蒙古的政治体制,因为瞬间的扩张,接受的东西太多,已有的东西还未来得及消化,就又增添了许多新的东西。如元朝的法律,就存在中华法系、阿拉伯法系、以及自匈奴以来漠北民族自己的整套扎撒。 元朝时,的确如HORI所言,北京的政治,很大程度上被漠北贵族所左右,最典型的就是泰定帝了。元朝中央政府没有做到汉武帝削地减权、清朝在土地上分割思想上禁锢等一系列措施。 政治上的早产和迅速膨胀,使得本位政治、经济、文化更象一个早产儿。帝王们和蒙古优秀人才及其后裔,把更多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三个由蒙古人参与奠定的版图。 而宗教上的宽容政策,也没有红教或撒满象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教、中国的法家儒家理学一样,成为政治集权的有利保障,从意识形态上做更多的工作。反而是因为宗教的多元,导致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蒙古逐渐异化,信奉黄教和红教的族群部众的相互敌视。 无论是忽必烈,还是后来的巴布尔,都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政策。可是,被统治地区的文化本来就根深蒂固、一脉相传。你要么继承他被同化,要么拒绝他没赶走。而自己的老家根据地,依然如牧歌吟唱般千百年如故。说了半天,都成了打工皇帝,别人都在发展融合,老家如毛泽东的湘潭、邓小平的广安一样,落后依然。 蒙古上层建筑的薄弱,归根结底是因为经济基础的脆弱性。我想这一点,HORI先生又一次抓住了要害。白灾黑灾出现,有万只牛羊的大牧主,也将一夜间倾家荡产。风调雨顺结果归好点吗?不。《蒙古秘史》最鲜活的例子是,成吉思汗还叫铁木真的时候,追回自己的马群,遇到了后来一生伴其左右的好朋友博尔术。博的父亲nahu bayan这样的富户为什么远离部落呢?除了部落缺乏政治核心以外,更重要的是牛羊剧增,不得不远离大家、找寻新的更为广阔的牧场。没有一个强大稳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如何完善所谓的稳定长久的政治统治呢?怎么又不会相互争斗追寻各自部落的政治经济利益呢? 列宁曾经指出,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蒙古族喜好内讧的文化现象,是政治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很多人本末倒置,觉得是文化决定了政治经济,不团结的意识决定了不团结的政治经济,却不知道它不过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当然,这个结果,文化对政治经济的反作用力,那是中学课本里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常识,不赘。 六 hori在2005-8-21 21:59:12的发言: 1、正如金属兄所说,满蒙同盟也是非常正常的政治同盟,双方在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这场博弈中,没有谁更狡诈、谁更忠于同盟之分。蒙古族同其他民族,以及蒙古族各部之间这种博弈一直玩,别的不说,在北元时期,各个部落以及各个皇族势力正当中也是充斥着联姻+同盟等等的政治手段。写到这里,我想再探讨一下蒙古族的部落意识与民族意识的问题: 2、蒙古族的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这个生产方式决定了蒙古族的政体在漫长的岁月里采取了部落的形式。在成吉思汗统一很多部落,形成蒙古民族以后,部落化的生产方式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了一下部落首领罢了,这种情况下,除了黄金家族的号召力以外,很难形成一种统一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成吉思汗死后分配帝国给几个儿子以后,在帝国的范围内,很快分为几个互相犭虫立的王国,并在元朝回到草原,失去了往日强有力的集中政权以后,各个部落很快形成了自己较犭虫立的利益。纵观北元的时代,各个部落的部落意识往往强于整体民族意识。这也决定了蒙古族的自身团结有限,“政治同盟”的行为却屡见不鲜,也给了满清统治者分别的,逐步的统治整个蒙古的机会。 3、在这种部落化的政体当中,元朝时期黄金家族那样的强有力的部落统领各部的政权形式还算比较稳定,但这也有其弊端。首先,从忽必烈违反了蒙古大汗产生的规矩,通过势力即位之后,黄金家族的权力斗争就贯穿了整个元朝乃至北元,导致了元朝的多数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并元朝最终的失败。 再次,黄金家族成了后来蒙古统治者必需的坚决条件,其他人想染指大坐均不能服众,在维拉特部强大到能够引领整个蒙古的时候,家族出身成为其主要的障碍,从也先到格尔丹,均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