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福州八旗制度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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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福州八旗制度的崩溃

□洪　珍
　　
　　八旗制度渊源于满族生产与战斗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形式，后来发展为满族的军政合一制度。顺治元年，满洲八旗兵分为列京营和驻防两类，福州为驻防的城市之一。驻防八旗含有对人口众多的汉族进行监视、震慑的、民族统治的意义。可是，1911年，满清政府这棵早已中空的朽木却被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所轰倒，于是这一维持了300多年的八旗制度也随之崩溃。笔者仅以福州为例，论述辛亥革命后八旗制度的崩溃。
　　一、福州旗营的建立
　　清初，福州人民坚持反清斗争，清统治者为加强防患，于1656年5月，派强悍的郎名塞固山的部队长期驻防福州，选定福州城内交通便利，商业繁盛的东门、汤门、水部门一带为驻扎地点，并迫令这三处居民迁移一空，谓之“匡屋为满洲营”。它的兵额实数3000人，家眷亲戚一共4、5万人，置“镇闽将军”一员给以统辖；1738年又有一批满族八旗员前后从北京旗营中迁移来福州，连同眷属总共4000人左右。福州城的一大片土地，从此遂为旗人所专有。八旗住宅、将军衙门(今省立医院)、都统衙门(今城守前省二轻大厦)都在圈地界内，统称之“旗下街”(今东大路的一大段)。尽管旗界地广人稀，但是只准汉人通行，不准汉人居住。这样的特殊的界域形式，形成了严格的满汉界线，而且清政府给予这些旗兵种种特权，使其严密监视、奴役福州人民，造成了长期的满汉民族隔阂。
　　二、辛亥革命与福州旗营的瓦解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腐败不堪，各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1906年，中国同盟会制订了以反对满族的民族压迫为中心的革命纲领，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得到了各省的积极响应，福州的驻防八旗随之也成了反清的首要目标。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此时的福州，社会秩序混乱，抢劫、挤兑事件一再发生。一切情况都预示着革命风暴的来临。
　　当时，福州主要有三位满族大员：制台松寿，将军朴寿，藩司尚可亨。其中朴寿是个顽固分子，统率的驻防旗兵有捷胜营等番号，连同驻扎在洋屿的汉军旗，其实力总共2700人左右。起义前，立宪派控制的咨议局曾要求总督松寿等交出政权，遭到拒绝，而“省城官僚及绅富之家”，“力劝满员归降，冀成为不流血革命”，亦未奏效。相反地，福州的八旗军队则利用了“民族”这个武器的巨大力量，鼓励旗人仇杀汉人。“闽省将军朴寿对于该省将军即加以防范，药库子弹悉行搬入旗界。凡十三岁以上男子均发给洋枪一支，子弹三百颗；妇女发给小刀一柄，以备与汉民决战。”同时，旗人还在旗界内安放大炮，埋设地雷，宣言要与全城汉民同归于尽，并且还组织了以佐领文楷为首的“杀汉党”，人数有500人之多。福州居民无不人心惶惶。于是，福州革命党人决定先发制人。8日夜晚，“旗人知势已迫，将附近旗地之汉族，多处放火，沿烧居民，以为彼此惧亡之惨剧，与旗界相邻之地，均被其祸。”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被迫于当日夜间提前发动起义，与旗军开战。当夜，战斗激烈，革命军在于山向旗界连发大炮，后又与旗兵在旗汛口、水部门兜、仙塔街、东街各处环绕而战，双方互有伤亡。次日，革命军前敌总指挥许崇智在紧急关头亲赴前线指挥，旗军伤亡惨重，到了下午便竖起白旗投降。第二天清晨，又有部分旗兵负隅顽抗，均为革命军所击败，革命军司令部将被俘的满将军朴寿正法，其余清军全部投降。至此，福州驻防八旗的抵抗才结束。11日，福州光复，满清政府对福州的统治被推翻，驻扎在福州260多年的满族旗营也土崩瓦解。
　　三、福州光复后对旗人的处理
　　1906年，孙中山先生于《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阐明：“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将满洲贵族与满洲人民区别对待，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满洲贵族及其封建顽固势力，同过去的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划清了界限，也为后来实行正确的民族主义政策，瓦解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奠定了理论依据。
　　福州起义时，尽管福州满汉两族关系水火不容，但战事将要结束之时，革命党人为了巩固革命果实和调动建国力量，采取民族平等政策。于是，福州革命政府便毅然决定对旗人予以宽大处理。其主要措施有以下这些：
　　(一)优待旗员：满军都统胜恩、统领德润，在将军朴寿死后，“具禀投诚，谓不敢再生异志，唯恳曲予保全，俾八旗数千人口有所养赡，所有八旗官员印记以及兵额户口等册另外呈缴。”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不但允诺保证旗员生命安全，而且将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眷属，并出资送其眷属回原籍。同时，对总督松寿优于殡殓，为其开追悼会，任凭家属祭奠。挑拨满汉感情，组织杀汉团的文楷，论罪应在不赦之列，但革命军仅仅予以逮捕，羁押数月后就将其释放。
　　(二)优待旗兵：革命结束后，投降的千余名旗兵在南较场集中，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为旗兵“发米一百石，每人发银洋一元，并宣布代谋生计，崭行遣回。同时驻扎在洋屿的汉军一旗八百人，连同眷属两千人，也得到迅速处理。”革命军同时还关心着在福州起义作战中少数逃往外县的旗兵的生活，通令各县政府和驻防军队遇有此类旗兵不要予以为难，劝令其回到福州，仍然依照省城八旗官兵的优待方法给予安排，免致流落异乡之苦。
　　(三)优待旗民：福州光复后，旗民投降者络绎不绝。原先旗民无职业，靠清政府发放的月饷维持生计。光复后，福州军政府为使旗民生活不致于饥饿，按原来规定照发月饷，并发米救济，还通令各部队保护旗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此外，军政府还通告在逃旗人赴前都统胜恩处报到领饷。
　　(四)妥善安排八旗知识分子：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已开始量才录用八旗知识分子。他们中有的在政府中担任职员，也有的在学校担任教师。如：1912 年，福建高等学校(今福州一中)聘了一位旗籍举人傅楠为地理教员。学校方面考虑到福州光复未久，学生对满族教员不大习惯，特意作了一些预防工作。而傅楠在 20多年的教学中，尽心尽责，深受学生喜爱。
　　由此可见，福州光复后，在福州的大部分旗人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这样的宽待是以前历代革命中所罕见的。这也正是福州革命当局融会贯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精神，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中的一次重要实践活动。
　　四、八旗制度崩溃的意义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同时也获得了自身的解放。以福州满人为例，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辛亥革命消除了满汉民族之间长达数百年的隔阂，增进了满汉民族关系。
　　当时福州特殊的满汉界域方式，造成了汉人和满人之间的隔阂，双方冲突时有发生。汉人偶尔经过旗下街，经常受到旗人的聚众殴打，因此，汉人平日都不敢随意走入旗界。然而，造成满汉之间隔阂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清代的民族歧视政策下产生的制度，即旗人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都享有特权：经济上，旗人从呱呱坠地起就有优异的特权。他们每个月有政府发的饷银及各种补贴，如：冬衣银，瓦片钱等。文化上，旗人一到12岁就可应试“小甲”，考试内容简单；到了 16岁，又可补升“大甲”，考试也仅是形式而已。另外，满族秀才考试是独自举行的，考试科目和录取要求都比汉人简单。在法律上，旗民、汉民同样犯法，旗人可以减刑、换刑，并另归旗署办理，统治汉人的民官不得过问。由这种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所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当时福州满汉两族结下了仇恨，于是在旗营附近，如仓前、水部门、东门等地，集结了一批汉族青壮年打手，以防止旗兵滋事。由此可见，当时福州满汉之间的隔阂已经到了严重地步。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同时，民国政府还颁布了《关于满、蒙、回、藏待遇条例七条》条约，给予各族优待政策，并呼吁各族人民今后“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民国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方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以前，福州满汉两族冰炭不容；辛亥革命后，一方面，满族人民有感于革命政府的宽容，彻底纠正了以前的错误作法和观念，另一方面也使汉族人民体会到政府所制定的民族政策的精神，与旗人团结友好。此后，福州的满汉民族之间开始频繁往来甚至互相通婚，彼此的风俗习惯的差异也越来越少，相互之间的关系进入了融和时期，从而改变了200多年来民族隔阂和歧视的历史。
　　(二)辛亥革命废除了腐朽的八旗驻防制度，为福州驻防旗人的正常发展开辟了道路。
　　旗人在经济上享有特权，但是中下层旗民的生活却比较困苦。福州旗营中人口逐年增加，人口过剩问题引起了经济上的困境。而到了咸丰年间又连年战祸，物价上涨，旗人钱粮虽照发如故，但是取消了各种津贴。加上粮饷经上层官员重重盘剥，到旗民手里的所剩无几。而且严重的是，200多年来清政府一向不准旗人从事任何其它职业，驻防旗人的生活一直被束缚于旗营内，使之成为腐朽的寄生阶级，严重地损害了满族人民的正常发展。按照福州旗营的规则，旗民不能越出旗营周围 80里，否则将受处罚，这样的束缚使得旗民逃亡现象频出。当时福州旗营中有一部分青壮年逃到海外南洋各岛谋生，在旗营户口档案中则报以“死亡”二字了事。福州光复后，虽然革命政府按月发放粮饷，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粮饷停止发放之后，原先“不耕而食，不织而裳”的旗人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中，当时有一份请求民国政府发还旧有驻防公产的呈文这样写到：“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儿啼于旁，妻缢于室，甚至白头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杀其身。其男女老幼中霄举家自尽者不可一二数。凄惨之状，见之痛心，闻之鼻酸。”辛亥革命后旗人贫困之状，转变之痛苦，由此可见一斑。但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彻底埋葬了这一给城市驻防旗人带来严重恶果的八旗驻防制度，原来被满洲贵族剥夺了200多年的自谋生计、劳动生产的权利被恢复了，许多旗人从此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他们中的不少人从汉族那里学得一技之长，并分化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民国初年的福州，在小商小贩、苦力、杂役等行业中，都有满民参加。就这样，原来在清代居于寄生地位的驻防旗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这就扩大了满族劳动生产的队伍，给整个满族的进步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
　　由此可见，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福州驻防八旗的反动统治，从政治、法律上扫除了影响民族关系的措施，满汉两族的关系进入了新天地；而且在这样的基础上，结束了满族腐朽的寄生历史。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在促进福州的民族发展，改进民族关系上所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满族人民有过惨痛的经历，那是这个民族在发展的道路上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这种代价却最终引来了新的曙光。

小傲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秘小胜)：欧盟委员会29日宣布，欧盟在2007-2010年间对蒙古国的援助额将提高17%，达到1400万欧元。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消息，当天欧盟负责睦邻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委员瓦尔德纳(女)将在德国汉堡同出席第8届亚欧外长会议的蒙古国外长恩赫包勒德举行会谈。双方将就欧盟-蒙古国双边关系进行讨论，并协商有关援助的细节问题。据悉，此项数额1400万欧元的援助将主要用于蒙古国的乡村发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