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看水浒

henanhujaa_2

《水浒传》的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

《水浒传》多年来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被封建统治者所痛恶，这与它的积极主题分不开。这个积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个字。
作品中所写皇帝的昏聩，破落户子弟高俅的“发迹”，蔡京、童贯的狼狈为奸，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无恶不作，把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暴露无遗地展现了出来。形象地说明了：激烈的阶级矛盾，人们被逼走投无路，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杀贪官，老百姓绝对高兴，当然拥护；有人造反，朝廷必然震惊，肯定要镇压。
《水浒传》就是一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书。它的前半本，通过各种典型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为代表的官府是多么的昏庸和可恶，特别是形象地通过林冲和解珍、解宝如何被诬陷迫害的生动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命就只能上山当土匪，其真谛是“官逼民反”；后半部书是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造反必须彻底”，不能投降，如果投降了，就会走到“造反”的反面，第一是当了朝廷的鹰犬，去打同样是造反的弟兄；第二是兔死狗烹，最终免不了还是要被昏君和奸臣所迫害的结局。
《水浒传》的作者非常明白：古往今来，凡是造反大业，绝不是依靠几个满口仁义道德、会念诗云子曰却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写几篇妙笔生花的诗词歌赋所能完成的。造反是真刀真枪、赤膊上阵、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尽管历史上的造反大军中都不乏几个手摇鹅毛扇、运筹于帷幄之中的谋士，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真正冲锋陷阵、过关斩将的，还是要靠武将，靠英雄。
当丞相的，必须“十年寒窗苦读，胸罗锦绣万卷”；当武将的，“英雄不怕出身低”，哪怕你原来当过奴才讨过饭，或者是“弃暗投明”的投降将军，甚至杀过人当过强盗，只要辅佐“贤主明君”把天下打下来了，就可以封王封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因此，贯穿于整部《水浒传》中的，都是这种“善杀人者即英雄”的中心思想，而不论其杀人的动机与效果。不但鲁达为打抱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是英雄，林冲为报私仇杀了陆虞候是英雄，武松为报杀兄之仇宰了奸夫淫妇、为维护黑社会势力结下冤仇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五口是英雄，连李逵这样不问青红皂白“只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的杀人狂浑人也是英雄，甚至连张青、孙二娘这种不管好人坏人只要你有钱就杀了你做人肉馒头的“铁杆儿歹徒”也是英雄。
这不单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格格不入，就是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杰也无法相容。--因为“侠客”的主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意识”，其行动的主导思想是“劫富济贫”，是“除暴安良”，其所作所为，至少还有一个“天理人情”可讲；而《水浒》英雄的主旨是“霸意识”，其行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更具体地说是“劫富济己”或“除暴安暴”，这里面没有什么“天理人情”可讲。许多所谓的“英雄”，其实都是土匪、恶霸、黑社会头目。这种人，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所不容。像张青和孙二娘，都是应该被杀的铁杆儿歹徒。他们虽然也讲“义气”，但那也是强盗土匪之间的“哥儿们义气”或“江湖义气”，与“侠意识”无关。
那么，是《水浒传》的作者头脑不清、观点不明、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英雄”么？
不是的。绝不是的。
要想读懂《水浒》，首先必须了解一个前提：《水浒》故事，包括《大宋宣和遗事》、元人杂剧中的许多《水浒》戏，以及《水浒传》的成书，都在元代。元代是个异族统治中原的朝代。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对于由哪个民族来当皇帝，按今天的理论来说，自然应该一视同仁，无可厚非；但是倒退六七百年，当时的蒙古贵族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视自己为高贵的民族，对一切异族，采取的却是残酷统治和血腥的武力镇压政策。文盲皇帝元太祖，也就是威震欧亚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铁木真，在射猎和血腥的仇杀中成长，嗜杀成性，视人命如草芥，把杀人和掠夺财产等同于狩猎。他以仅仅十万左右的蒙古铁骑，纵横欧亚大陆，向西一直打到了莫斯科和匈牙利，所过之处，都进行绝灭人性的野蛮屠杀，创造了战争死亡的历史最高记录(当时全世界人口不足四亿，被他直接间接杀死的人，估计有一亿以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强，比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总人数还要多)。在中国，他虽然采纳了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建议，不杀工匠和种田人，但是对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南人”，仍然采取的是强权高压统治政策。民间传说：当时每十家人家要养一个蒙古人，十家人只许用一把菜刀，还要由这个蒙古人保管，所有的“南人”，衣服上都要缝一块写有“南人”字样的标签，以表示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南人”与蒙古人、色目人之间，没有平等之可言：评理必输，打官司必败。
另外再请注意一点：尽管我们能够在俄罗斯和匈牙利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许多蒙古人侵略他们的残酷记录，但是在中国本土，这样的文学作品数量却极少。宋元时代，是我国说唱文学鼎盛的时代，元人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中也占主要地位，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元人话本和元人杂剧，却极少有反映当时人民被蒙古人残酷统治的苦难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蒙古人的统治十分严酷，对文学作品采取的是扼杀政策。因此即便有人写了，也不可能拿出去演唱，更不可能流传下来。
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根本就不重视文化。整个元朝一共存在了一百零八年(1260-1368)①，但是居然有七十七年没有开科取士。换句话说：当官的必然都是蒙古人。汉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第一是正统观念，视蒙古人为“异族”；第二是道德观念，讲究“礼仪”和“伦理”。当时的汉族人对异族的统治不满，是必然的。在高压政策下，不可能喊出打倒异族的口号来，于是杂剧作者就写鼓动造反的戏，施耐庵们就写鼓动造反的书，目的都是“唤起民族英雄们”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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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从元世祖中统元年开始计算。实际上蒙古于元世祖至元八年才开始改国号为元，而历史上又把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bǐn?丙)退位的祥兴二年作为南宋的结束，而祥兴二年，已经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按历史纪元算，元朝至存在89年。

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最容易满足、最谨慎安份的一个群体”①，只要有一口淡饭果腹，有一件衣裳遮体，就满足了；甚至把他们的土地、儿女抢走，父母都饿死了，也都强忍着，大都不愿意或不敢去造反。这就是所谓“逼也不反”的一群(包括林冲的前半生)。而能够被“唤起”的英雄，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是包括痞子、赌徒在内的“游民”，也就是所谓“不逼也反”的一群(像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因为只有他们才具有不劳而获的特性，稍有不满，稍稍一逼，就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联合起来，上山造反。因此，“官逼民反”的“民”，主要是这个层次的“游民”，而不是安份守己的“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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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2002年8月8日《南方周末》A4时政版报道某地一群村民砸了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文中的一个小标题。
要造反就要杀人。你不会杀人，好，那么我来教你。作者生活在元代，他不喜欢那个政府，希望那个社会越乱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鼓吹“善杀人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
《水浒传》中描写的杀人场面特别多。人性偏向于残酷。这也和元朝蒙古人的凶残统治有关。一个以杀人为乐事或常事的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依旧天天杀人，第一是见怪不怪，第二是耳濡目染，长此以往，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另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的。《水浒传》所写的历史背景虽然是宋代，但是绝不排斥作者把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写进书中去的可能。因此一方面是作者鼓吹“善杀人者即英雄”，一方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的确也认为“善杀人者即英雄”。英雄们杀人是不眨眼的，因为他们从来不把人当人看。英雄们大都喜欢滥杀无辜。李逵们只要高兴，那板斧从来不认人，不管是官兵还是百姓，只知道拣人多处“排头价砍去”。武松做事似乎比较有原则，杀嫂嫂和西门庆，讲究的是“冤有头，债有主”，但是他所杀的无辜者也实在不少。都监府连杀十五人固然是为了报仇泄忿，但是杀小丫头、老仆妇干什么？蜈蚣岭上管闲事，也可以算是“除恶”，可是那个来开门的十来岁的小道童，也一刀砍了，是何道理？
英雄们不仅杀人，而且吃人。《水浒传》中吃人肉、用人肉做馒头、用心肝做“醒酒汤”的情节俯拾皆是。单是李逵一人，就有不少吃人的场面：活捉黄文炳以后，在晁盖的指挥下，李逵手持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着黄文炳的面在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用刀割开黄的胸膛，取出心肝，给众头领做醒酒汤。李逵回家接母亲的路上，杀掉打劫的假李逵李鬼之后，吃饭没有下饭的菜，看见李鬼的尸体，就嘲笑自己：“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结果是立即割一块烧了下饭。
初中课本里就有节选《水浒传》的课文。老师们总是教学生应该喜欢像武松、李逵这样的英雄，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深入地分析李逵等人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很高的政治觉悟（自从毛泽东发动评《水浒》批宋江以后，宋江已经不算英雄了，因为他是地主，还当过小官吏，并且最后还是投降派；李逵却没有任何污点，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如果学生们找原著来看，只要他还有人性，大概很难对这样的“英雄”产生敬意的。
据媒体载：身居国外的晓刚有个女儿，中文不行(不爱学），只好买了英译的《水浒全传》给她看，倒也看得废寝忘食，爱不释手。读着读着，她突然把书扔在地下，大叫：“这帮家伙根本就是该杀的罪犯！”过去一问，原来正读到吴用设计逼朱仝入伙，叫李逵杀了小衙内的那一段。--可见心理状态正常的少年，看到这一段，都不会认定宋江、吴用是好人被逼上梁山，实实在在都是“该杀的罪犯”！
为什么国内的少年没有这种反应？不值得深思么？
再举一个“负面影响”的典型例子：
据2006年8月24日《南方周末》第一版报道：震惊全国的2006年7月15日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平梁镇铁瓦殿特大杀人案，一次杀死10人，最小的才12 岁，其中一个“道长”还被开膛破肚，把心肝取出来炒熟了盛在碗里。杀人者是47岁的农民邱兴华。抓住他以后的供词称：他之所以要杀人，就是要学《水浒》英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走九州”！--很可能他还想吃人肝，只是炒熟了以后，又不敢吃：学《水浒》英雄，终究没学好！
一个造反集团，必须有一种“粘合剂”，把许多人团结起来。在今天，革命者有理想社会，有奋斗目标；在六百年前，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朝换代”。哪怕我来做皇帝还不如你。
但是皇帝只有一个，造反者不能人人当皇帝。能把造反者凝聚成一个集团的力量，除了造反成功能够当开国元勋、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目标之外，当时还没有民主主义思想，更没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用来“团结部众”的，主要是“义气”二字。只有在“义气”的感召下，才能捧出一个像宋江这种“文不服众、武不压众”但是却“最讲义气”的人来做领袖。--施耐庵搜集了许多与宋江有关的话本、杂剧和民间故事，他何尝不知道宋江是个有本事的“英雄”？但是这样的英雄，最终走上了投降的道路，这是他所不满意的。在他那个历史时代，应该知道宋江并没有去打过方腊，也许还知道宋江等人的最后下场；但是他偏偏根据不可靠的《大宋宣和遗事》中一句“征方腊，封节度使”，写了一百单八将投降及覆灭的经过，应该说是有他一定的良苦用心的。包括后来刊印者改名《忠义水浒传》，也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试想：明明是在鼓吹造反，不打出“忠义”的牌子来，朝廷能让他印刷发行么？
施耐庵将近四十岁才考中进士，只在杭州做了两年官，就“终身不再仕、立志著书”了。一个刚刚金榜题名、仅仅做官两年的人，为什么会“急流勇退”？而且退下来以后是做这样一件既无名可得又无利可图的勾当？他这个“专业作家”，可是没有工资可领的呀！能下这样大的决心，这其中肯定经受过痛心的打击和认真的抉择的。只可惜今天我们没有材料可查了(有一部小说《施耐庵传》，就杜撰了许多有关施耐庵及家人遭受蒙古人压迫屠杀的故事)。
简短的结论：《水浒传》写于异族统治中国的元代，作者在反抗心理的促使下，决心借《水浒传》作外壳，鼓吹造反，宣扬的是“善杀人者即英雄”的观点，反对 “忍”，鼓吹“反”。因此在今天来说，《水浒传》既有他积极的一面，也有他消极的一面。质言之，这种颠倒黑白、歌颂恶人的小说，已经不适合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阅读。不然，会有负面影响，甚至人为地制造一些少年犯。
(吴越 文)

小傲

ulan  ,韩国要是把朝鲜统一了，中国的延边自治州会不会．．．．．．

huhmoren_2

应该由延边主体民族自己决定!

henanhujaa_2

原帖由 小傲 于 2007-5-22 04:28 发表
ulan  ,韩国要是把朝鲜统一了，中国的延边自治州会不会．．．．．．

会很有可能被取消。。。。

成为一个普通的行政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