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可以免于“大饥荒”的威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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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的可以免于“大饥荒”的威胁吗？
作者：老田

“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的观点，被前总理朱鎔基先生带头宣传之后，不仅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主流舆论阵地，而且还逐步成为中国主流学术界的“共识”。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来自茅于轼先生，他在《不要再被“粮食危机论”所误导》一文中间，说人们对于粮食问题的担心纯属多余。“人们只要有钱”、“只要市场在”、 “就永远可以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所要的商品”。因为：“市场能够合理地配置资源，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且“保证不会出现严重的供应危机”。“人们为市场而生产，或者说为利润而生产，大家就不会挨饿；为了吃饱饭而生产，反而可能挨饿。这就是市场奇妙之处。”“岂但粮食如此，其他一切商品也莫不如此。”“个人的粮食安全依靠市场，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样依靠市场。这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粮食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只要管理得法，永远不会供应不足。”“全球的粮食储备一般都超过年消费量的百分之十，所以粮食供应是非常安全的。”

在茅于轼先生这样的乐观情绪背后，是缺乏数据和事实支持的，即使在粮食产量最高的1998年，中国人均可供粮食数量也不足400公斤，与发达国家人均粮食消费接近1000公斤相比，这也只能说是一个比较低的温饱水平，绝对达不到茅于轼先生说的“吃饱了要减肥”的程度，有一部分人吃得太多要减肥，肯定是以更多的人挨饿为代价的，现实情况就是我国至今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居安思危”是中华民族的古训，从近几年的粮食生产状况看，确实有必要深入分析中国粮食的生产状况与粮食安全问题，在去年粮食减产和市场价格急速上涨的今天，也许问这样一个问题不算是杞人忧天：中国真的能够免于大饥荒的威胁吗？由于粮食供应乃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情，市场调节在粮食生产与流通过程中间的作用，有没有茅于轼先生说的那么神奇，更是需要谨慎对待的；茅于轼先生说在国内市场之外，还能够指望国际粮食市场解决问题，这也需要深入探讨，我们的讨论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中国人口增长与粮食产量的长期关系

在传统农业时代，农民的年收获量都很少，在糊口之外少有剩余，与此相对应的必然后果是抵御饥荒的能力不足，而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又特别剧烈，在传统农业时期，中国的水旱灾害带来的损失，是随着人口增长而逐步加重的。明清以降，人口和土地的紧张关系与日俱增，粮食生产不足对人们生命的威胁日益沉重，水旱蝗灾带来的生命财产代价急剧攀升。在传统农业已经实现精耕细作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劳动投入，粮食的边际增产潜力有限，粮食的进一步增产，将依赖农业抗旱除涝条件的改善，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并这样的基础上去提高土地复种指数，这只有在完成工业化或者集体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在人口与粮食产量关系上看，新中国粮食大约增加了两倍，增长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解放到197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粮食增长主要是依靠基本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从1970年代中期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粮食增长主要依靠化肥投入增加。建国后中国人口增长的高峰时期，正好是工业革命没有完成、工业对农业支持不足的时期，粮食增长主要依靠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和抗旱除涝方面的进步。197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工业革命告一段落，引进的13套大化肥装置也陆续投入生产，能够给农业提供大量农药和化肥。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得益于工业进步帮助而增长的势头处于下降状态，同时原来取得抗旱除涝成就也在倒退之中，粮食产量长期在4－5亿吨之间波动。

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在1970年代取得实质性成效，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18降低到1980年的2.3，今天已经降低到更替水平（2.1）以下，由于人口年龄构成轻，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的惯性增长，在结束惯性增长之前我国总人还口将继续上升，根据不同专家的估计，中国人口最高数量将达到14.8亿――16亿。如果考虑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不低于400公斤，那么，中国最终粮食年产量需要达到7亿吨或者更多，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如果说要改变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增加肉蛋奶的供应向西方国家靠近，那么就要增加粮食转化的比例，人均的粮食消费数量还要大量增加。

从人均粮食消费看，最高年份（1998年）人均粮食不足400公斤，即便在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从热量摄入看，只能说是基本达到温饱水平。西方国家人均粮食消费近1000公斤，在发达国家的饮食结构中间，粮食直接消费的比重很低，不足20％，多数粮食是转化为肉蛋奶之后再供应消费的。从典型调查案例看，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粮食的直接消费占据主要地位，粮食转化生产的高蛋白食品如肉蛋奶消费不足。但是200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竟然达到了人均肉类57公斤、水产品36公斤消费量的数字，这不仅与农村的情况形成很大的反差，即便是城市的富裕家庭，也绝无可能有这样的人均消费数量，一些人的乐观主义情绪也许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统计数字上吧。如果遇到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的年份，将没有多少调整和回旋的余地，因为中国粮食绝大部分是直接消费的，通过消费结构调整去减少饲料粮增加口粮的方式，没有多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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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制度决定论者”（其中的主流派是“市场迷信”者），常常“言必称西方”如何如何，无视中国特定农业生产的资源条件，对农业生产“效率”方面的重大影响。今天中国的农业要在仅仅占世界7％耕地、6％的可更新淡水资源的资源条件下，给占世界22％人口提供粮棉油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供应，我们都知道“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一定要发挥作用的，在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上，要保证中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数，就要求单位面积上的产出达到世界平均数量的三倍以上，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就是中国粮食的生产成本必定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今天已经取得了人均粮食略高于世界平均数的成绩，在这个成绩的背后，意味着中国农民要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投入大大超出世界平均数量三倍的劳动、技术、化肥等，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土地灌溉比例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比例、单位面积的化肥投入量高出美国一倍以上，都是适应土地报酬递减的现实而作出的对应措施。在中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要求更多粮食的情况下，中国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还要求进一步上升，中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还要进一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单位粮食的生产成本与世界市场成本落差还要进一步扩大，这都是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必然要起作用的结果。

二、要素投入增加、特别化肥投入增加对粮食增产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

对最近20多年来的单个农户生产程序分析，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劳动量急剧减少（与化肥大量使用之前相比）。典型案例分析表面，农民已经大幅度地简化了耕作程序，每亩土地上的年劳动日投入，大约降低到原来的一半，以湖北双季稻水田为例，1970年代每亩水田的年劳动日有效投入数量约在70－80之间（已经剔除集体劳动中间的窝工，否则高达120工日甚至更多），今天已经下降到40个劳动日左右。

今天每亩投入的年劳动日数量，已经相对稳定，不再减少，大致上可以认为进一步追加劳动日投入所取得的净收益，抵不上农民从增加劳动中间感受到的“负效用”（马歇尔把劳动称为“负效用”），超过这个劳动日水平，农民将自动选择停止投入，今天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水平，应该视为农民自愿选择的均衡点。

在土壤改良和土地平整方面，由于需要在短期间段内（例如冬季休耕或者季节性的休耕时期），密集投入大量的劳动日，特别是土地平整常常要涉及到相邻地块之间的占压问题，由于单个农户之间，已经无法完成相应的利益协调和劳动力动员问题，在分田之后几乎所有形式的中低产田改造工作都已经停止。改革前后的经验事实，已经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答案：中低产田改造无法在个体农户的家庭里完成。

由于城市化占有耕地的增加，已经减少了常常是高产肥沃的城市郊区土地，20年来这个部分的土地数量，累计已经超过一亿亩，由于城市化进程和开发区热潮的持续，这个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

种子改良的进程，在最近二十年内，不仅受到技术推广体系破坏的影响，而且高产杂交稻种的推广，已经遭遇市场价格低的无情阻击，优质低产的稻种根据市场价格规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这一进程。

最近20年来的粮食增产，是农民在单位面积上劳动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取得的，主要的增产因素是化肥投入增加。化肥投入增加的早期，有一个边际产出增加的时期，随着化肥投入的进一步增加，投入的边际增产效用就处于递减状态了。化肥对增产的作用急剧下滑的表现之一是：即使为了维持大致相同的产量，农民也不得不逐年投入更多的化肥。以1978年为基础年份，1984年粮食增长了1亿吨，化肥投入增加了96％；1998年粮食比1978年增产2亿吨，但是化肥使用量比1978年增加362％。化肥投入已经成为农民减收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增产，农民在氮肥之外也大量投入磷肥和钾肥，1997年中国化肥使用量占世界总量的34％，单位面积使用量高出美国一倍以上。化肥投入由开始的边际递增到后来的边际递减的变化过程，使得农业的“成本－收益曲线”先是向上的然后迅速向下，这与农民在1980年代的总体感受相当吻合。分田到户的早期，化肥施用以氮肥为主，为了增产农民逐年增加磷肥和钾肥的使用量，后两者化肥对土壤的负面作用要远远大于氮肥，结果又导致土壤退化。化肥工业对农业增产的帮助，目前已经处于边际报酬极低的状态，难以支撑粮食的继续增产。

在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方面，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农民已经选择了一个劳动投入的均衡点，拒绝在均衡点之外继续增加劳动投入；由于农业集体经济的瓦解，中低产田改造工作已经停止了20多年；在单位面积上的化肥投入数量，其帮助农业增产的潜力已经释放殆尽，已经转入对土地负面影响急剧上升的阶段；技术投入与市场价格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现象，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也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技术推广工作的成效急剧下降；由于保护环境实施“退耕还林”和城市发展被占用的耕地数量还在持续增加之中，耕地数量一直处在减少之中。从投入要素方面看中国粮食生产，其前景是值得忧虑的。

三、农业抗旱除涝条件退化方面的危险趋势

中国农业地理学家把全国农业生产条件按照九等分类，笔者的老家是湖北蕲春县属于第二等地区，仅次于长江三角洲。这个分类的依据就是本地的地形、土壤、气候和光热条件对发展农业而言都是不错的，属于天灾较少的地区。即便是如此，自从明代设县的500多年来，水旱蝗灾带来大饥荒，“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就有十多条，平均不到50年就有一次。茅于轼先生说只要有了市场，农业生产就一定会脱离自然和气候的制约，这对有严重饥荒的历史记忆的中国人来说，要谨慎对待。单个农户乃至个别地区，要想抵御天灾带来的大饥荒，在人均耕地有限决定的粮食剩余有限的中国农村里，完全没有可能。

中国季风性气候导致雨热同季，好处是有利于农业增产，坏处是偶然性的雨热失调，容易引发大范围的灾害。此外我国的大江大河多呈纬向流向，流域也是呈现纬向分布，而我国每年春夏多雨季节的降雨带，也是呈现纬向推移的特点，结果遭遇全流域大洪水的概率很高，二十世纪长江流域1931、1954、1998年三大洪水，都是全流域洪水，给农业生产带来较大范围的不利影响。同时还由于粮食主产区，如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都与洪水高发区重合，使得中国粮食生产受气候影响比较剧烈。

在旱灾方面，根据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国水旱灾害最为的严重的地区相对集中，旱灾高发区集中在黄淮海平原、辽南平原、黄土高原、川东川北山地、云贵高原至湛江一线。其中黄淮海平原和辽南平原是因为人口密集工农业发达，水资源与需求相比严重不足，属于资源性缺水，黄土高原也是资源性缺水；而川东、云贵高原一线的降雨量并不少，但是季节性不均，集雨工程成本高，属于工程性缺水。特别是黄淮海平原的粮食生产问题，是我国粮食安全的一个要点，历史上本地区的特大旱灾，在元代和明代末年都曾经是农民起义由低潮转入高潮的重大推动因素，最近的是1959－1962年的连续旱灾，曾经给全国人民留下了苦痛的深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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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抗旱除涝方面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可灌溉耕地面积急剧上升，最高达到45％左右，今天中国仍然依靠这部分耕地提供70%以上的粮食产量。这些努力的成果，在最近20年里虽然在继续发挥作用，但是许多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处在荒废之中。中国旱灾最集中的地区在于黄淮海平原，约占全国农田旱灾面积的一半，而黄淮海地区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的28％，粮食油料产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个成就的取得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通过建设大型水利与小型水利结合，把外地水库、渠道系统和本地机井结合起来，给农业灌溉用水提供较高的保证率，从而极大地减少了旱灾带来的损失，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在1970年代取得了扭转“南粮北调”的成绩。黄淮海平原的旱灾损失，在1990年代之后逐步加大，除了水利设施荒废本身问题之外，还由于近些年来的城市和工业发展对水资源需求急剧上升，结果发生了严重的工农、城乡争水现象，许多水库由原来供应灌溉为主改为供应城市，而城市供水的机井常常深达数百米，在大量抽取地下水之后在周围形成大小面积不同的水落漏斗，结果使得地下水水位急剧下降，农村的抗旱机井无水可抽。今天水利设施的荒废和城乡争水的现实，都成为农业灌溉水源减少或者陷入不稳定的重大因素，已经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巨大隐患。

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都不是单个农户能够解决的，需要农民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抗旱除涝成本的支付上，按照今天流行的“市场化信念”，要求由受益农民自己来支付，这个变化带来两个方面的重大弊端：一是抗旱除涝的收益由于具有不确定性难以精确计算，而且受益主体又是千家万户的分散小农，收费成本要远远高于生产成本，管理成本太高使得合作的努力变得非常困难；第二个问题是一些特定地区抗旱成本（如黄淮海平原）和除涝成本（如长江中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很高的土地，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去统筹解决成本分摊问题；因为这些土地不能放弃耕种，并非本地农民自己的自主选择，而是全国粮食需求决定了无法弃耕，而且局部地区也没有高生产率方面的优势，无法独立承担这个庞大的抗旱除涝成本，需要考虑全国综合平衡问题。如果不能在抗旱除涝问题上，顺利解决管理成本太高和适当的成本分摊的问题，整个农业的抗旱除涝条件还会在近20年持续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

今天中国就是依靠40％的可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而最近20年来农业抗旱除涝条件的恶化势头还在继续发展，从历史经验看，影响中国粮食安全最为剧烈的粮食主产区黄淮海平原的情况尤其让人担心，中国粮食生产已经存在着受气候影响而剧烈下降的可能。

四、对国外粮食供应的过高指望是不切实际的

目前，全球粮食总产量大约是20亿吨左右，中国的产量大约占1/4，近20年来通常在4－5亿吨之间波动。目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生产，与中国农民的生产情况一样，主要是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的，多数粮食并不进入市场流通。商品率较高的发达国家，粮食生产的市场化率虽然较高，但是多数粮食是在本地进行转化，生产肉蛋奶供应本地市场，真正进入国际贸易环节的粮食数量要少的多。

国际粮食贸易的数量，长期徘徊在2亿吨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受长期商业合同安排，是流向特定地区如日本和韩国等主要的粮食进口国。真正属于即时合同买卖、没有事先固定买主的粮食贸易数量，就更少了，每年大概只有几千万吨左右。1995年，中国在未经事先“预订”的情况下，在国际市场上多采购了1000万吨粮食，结果就引起了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导致粮食价格暴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小麦和玉米价格上升85％，小麦价格攀升到21年来的最高点。1972年苏联曾经因为谷物严重歉收，从美国秘密购买了1370万吨小麦和杂粮，也曾使得世界市场价格上涨一倍。茅于轼先生可能不知道世界粮食市场的供求平衡是多么的脆弱。

目前美国占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一半以上，经常使用“粮食禁运”手段，仅仅在1973－1981年八年之间，美国曾因政治或者经济原因，对苏联实施过四次粮食禁运。从前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的运作记录，特别是今天美国总体小布什已经把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对手”的事实，都显然不符合茅于轼先生的朴素愿望――“有钱就能买到东西”。

如果中国粮食生产受天灾影响突然减少10%，数量就在4000－5000万吨之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肯定要迅速改变粮食的市场价格预期，就一定会诱发粮食流通环节的“囤积居奇”现象，进一步加剧粮食紧张和市场恐慌。这样造成的粮食供应缺口，不仅会迅速耗尽国内有限的粮食储备，也很难在国际市场得到补充。如果中国再象1960－1961年那样，国内粮食产量急剧下降30％，国内粮食供应缺口就要超过10000吨，这么大的数量是根本不可能在国际市场采购到的。茅于轼先生完全不考虑中国季风性气候的条件，也不在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大面积灾荒的历史教训，更不考虑粮食市场价格在特殊情况下的价格剧烈波动以及这种价格波动必然要引发的后果，就想当然地从“市场迷信”出发，散布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五、市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与储备政策方面的隐忧

要减少天灾带来的严重生命财产损失，除了改善抗旱除涝条件的水利建设努力之外，还需要更大范围的粮食储备系统来发挥作用，最好是通过全国性的粮食储备与救济系统，改善粮食在人口中间、地区之间和年份之间的分配。通过改善粮食分配去救灾的原理是：要部分地抵消受气候影响带来的粮食生产波动，在灾年和丰年之间建立起粮食均衡机制，在灾区与非灾区之间建立完善的“粮食逆市场规则流动”的机制。

今天粮食销售系统的放开，在正常年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的市场机制如果遭遇饥荒年景，必定成为加剧饥荒的“放大器”，有关这一点也很少有人注意。既然是市场经济，就无法不让人们利用特定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预期，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对灾荒的第一反应是粮食预期价格看涨，接着就有部分粮食脱离流通领域进入囤积状态，结果必然要减少实际的供应数量，加剧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促使价格走高，结果又会强化价格上升的预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特别是市场所体现的“购买力面前人人平等”规则，决定了在灾害年份市场完全不能起到的救灾作用，因为饥饿和死亡总是最先威胁那些缺乏购买力的人口，所以需要有适当的应急和救济机制，去“违反市场规则”而运作。

由于农业生产要受到季节和气候的影响，不可能随时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及时的敏感反应，价格信号对农业市场的调节作用，总是要滞后一个年度或者生产季节，在假定农民完全为市场而生产而且农业生产不受要素投入限制的情况下，农民接受价格信号的结果，常常使得农业生产与市场价格出现一种“时间倒错”的关系，通常的作用机理是这样“价格上涨――农民增加生产――生产过剩价格暴跌――农民减少生产――价格上涨”，这样的循环过程在西方经济学里面被称为“蛛网定理”。在这篇文章中间我们看到，中国农业生产已经受到多种要素投入方面的“硬制约”；即便农业生产不受要素投入的制约，由于“蛛网定理”要起作用，也不能指望市场价格去“自动”调节农业生产，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过政府行为去干预农业生产和市场的依据所在，茅于轼先生如果要论证“市场万能”，最好避开农业这个特殊行业。

在中国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看，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反应是不敏感的，除了由于地域关系的分工，以及少量的品种转换（如湖北很多地区越冬作物原来是小麦，改种油菜，但是改过来之后就不再改回去了，属于一次性调整），市场基本上对农业生产没有多少调节能力。近些年农村因负担过于沉重而出现一定数量的弃耕现象，以及城市郊区部分耕地被开发占用，这些都不是农民自己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的结果。从近距离的农村观察看，由于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又缺乏其他替代就业机会，农民仍然大量滞留在农村土地上，使得土地仍然被全部耕种，也由此带动其他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结果出现农业生产方面的“供给刚性”，几乎不对市场和价格信号作出反应。近二十年的农业和粮食生产波动，都不是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而主要是农业受气候影响的结果，粮食生产与气候好坏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与抗旱除涝条件呈现负相关关系。

中国粮食生产受天气影响剧烈；粮食主产区黄淮海平原发生全局性灾害的概率高；各种农业市场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中国人均粮食消费数量低、粮食消费结构上以直接消费为主缺少结构调整空间；国际市场的供给稳定性不佳；这些特点都要求中国要建设一个高度发达和稳定的粮食储备系统，以帮助实现稳定的粮食供应。然而今天粮食储备系统和分配方面的发展趋势，都是不能让人放心的，安徽某地转运粮食装满粮库去骗朱总理的事情，尽人皆知，这个事情的发生提醒我们去怀疑：到底我们的粮食储备数字里有多少是虚帐？同时，由于强制性的“顺价销售”政策，勒令粮食企业自负盈亏，使得许多粮食企业的存粮，无法顺利合理的年限内进入市场，结果出现压库多年的陈粮，黄曲霉素超标数百倍，作为猪饲料都已经不满足标准了，结果却被私商加工成为有毒的米粉出售。这两个案例足以让人担心：我们的储备粮库里面，到底有多少是虚帐？粮库里面的粮食，又有多少是不能吃的？

在国家的粮食储备系统中间，有很多不能让人放心的疑问存在。而市场“追涨杀跌”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市场无法担负平衡粮食供应的职能，今天的现实是市场和国家都不可靠，为了将来可能遭遇的粮食紧张，我们到底要采取什么样预防措施才有效？这个问题尤其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最近20年的农业生产条件演变过程，以及未来我国的粮食生产与消费形势，都是不容乐观的。由于我国人口还将进一步增加，对粮食消费需求也还在增加之中，而增产的潜力却接近耗尽。人口与粮食关系越紧张，越是要求更高的粮食生产稳定性，而保证我国粮食稳产的条件却在持续恶化；特别是黄淮海平原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和生产稳定性最差的地区，对我国粮食安全意义极其重大，黄淮海平原实际上已经失去曾经有过的抗旱条件，在南水北调工程对本地农业有实质性帮助之前，由天灾年景诱发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条件已经具备；如果黄淮海地区再遇到连续三年的旱灾，导致全国粮食减产20％甚至更多的情况就一定会重演，仅仅是这一个地区的问题，就足以动摇中国的粮食安全；如果再同时遭遇其他产粮区的灾害叠加，足以威胁数亿中国人基本生存的粮食短缺态势就会重演；由于中国今天已经不再是从前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应付危难局面的能力将急剧下降，灾害受到控制的程度会严重不足；再与市场特有的灾害放大机制相结合，问题就会发展到不堪想象的地步。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只能是立足于国内解决，盲目寄希望于国际市场和那个“全球的粮食储备一般都超过年消费量的百分之十”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的储备粮一定是要按照自己的需要才肯启用的，国家粮食储备系统的建设和运行费用，实际上就是我们为了应付意外情况（如战争或者饥荒）而支付的“保险费”，这个储备数量的粮食，决不会随便地根据市场价格波动变化进行逆向操作（这不是商人的粮库），茅于轼指望利用别国的粮食储备来应付中国的饥荒，实际上是指望得到一份“免费保险”，这未免过于天真。因此需要想办法稳定粮食生产条件，完善粮食储备体制和流通政策，在土地日益减少和退化的今天，需要提供足以让多数农民实现合作的切实帮助，使农民能够联合起来进行中低产田改造并改善抗旱除涝条件；合作也能够为农民解决技术学习的成本问题，使得科技对农业的帮助能够落到实处；最终目标是要让农民自身的努力能够和国家的努力叠加一起，为增进我国的粮食安全作出贡献。那种完全无视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盲视农业发展中间存在的严重问题的盲目乐观态度是不可取的。

守护者

那么这样看来。中国很危险。怪不得腾讯上说有4000万人移民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