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谋”：悼念叶利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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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谋”：悼念叶利钦

作者: 三百门渔夫



　　本文写好后，原想放一放再说，惊闻叶利钦去世，现予发表，以示纪念。
　　

　　4目13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任外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向俄罗斯总统递交国书仪式上说："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和逐步发展的民主制度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显著增强。"
　　
　　下面是两组俄罗斯最新经济数据，以此为叶利钦送行：
　　

　　俄罗斯当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约27.22万亿卢布，人口约1.424亿，2006年底1美元等于26.36卢布，以此计算：人均gdp7251美元。
　　
　　2007年第一季度，俄经济增长率7.9%，居民人均工资增长率18%。
　　
　　
　　苏东和中印转型的另类观察之五：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谋”
　　
　　一、高盛公司的投机与“北京共识”

　　2004年5月11日，美国著名投资公司高盛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 ”的研究报告。雷默在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 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
　　高盛公司这位受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投资家，把“模式”和“共识”混淆，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牵强附会在“应当更加关心天体是如何移动的，而不只是关心它们的最终归宿”的所谓“新物理学”的解释。还有其它自相矛盾之处，雷默的“北京共识”被人们视为高盛公司的商业运作多于被视为理论创新，因而在国际经济学界，并没有获得响应。
　　然而，中国大陆的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仿佛捡到一块宝贝，“北京共识”的成功实践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教训，作为一种主旋律，整整唱了二年。
　　2006年初，世界银行宣布实践“华盛顿共识”的捷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已进入发达国际行列，波兰、斯洛伐克等东欧诸国和俄罗斯已进入高收入的准发达国家，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也取得近十年的高速发展。全球经济特续繁荣，东欧、南亚、拉美各国人民生治水平突飞猛进的信息传入中国，“北京共识”的鼓噪和喧嚣嗄然而止。
　　现在回头指责高盛公司忽悠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没有意义，早在雷默发表“北京共识”之前，高盛公司于2003年就向全球投资者推介“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设立“金砖四国”投资基金，受到全球投资人和投机者的青睐。高盛在“金砖四国”的报告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印度将成为世界的思想工厂，中国是全世界的加工车间，巴西是全球经济的原料场，俄罗斯是全球的加油站。“四砖四国”投资基金的推广，说明高盛公司在其实际资产配置序列中，没有独厚“北京共识”，否定“华盛顿共识”的实践。事实证明，四国的股票市场，巴、印、俄率先于2003年开始，以几何倍数上扬，进而带动中国股市走出长达四年的熊市，于2005年7月反转。
　　只能说，库珀.雷默，高盛公司的合伙人，一个精明的投资家，懂得在中国如何投机，他提出“北京共识”，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提供一个忽悠老百姓的概念，高盛公司则在“北京共识”的合奏曲中，捷足先登地跨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二、“华盛顿共识”，以消除贫困和贫匮为起点
　　

　　“华盛顿共识”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共识”是一个社会命题，利用经济学和统治权改善社会是华盛顿共识的发展经济学的目标。上世纪70、80年代，拉美诸国家饱受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冲击，经济和社会危机不断。1989年，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国际经济研究所等组织的专家教授，在华盛顿讨论如何帮助拉丁美洲克服连续的经济、社会危机。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总结了八十年代总部在华盛顿的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财政部等机构及其专家顾问为拉美国家提出的十项措施，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提出注重财政纪律以抑制通货膨胀，转变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以提高和改善收入分配，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保护私人产权，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以提高效率。此后，“后华盛
顿共识”为“华盛顿共识”注入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的关注，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华盛顿共识”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实验和推广，成为拉美、东欧诸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部份措施也被韩国、印度等其它新兴国家接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他是“消除贫困的传教士”（引自2007-03-08《朝鲜日报》），他给多个拉美、东欧、亚非国家的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做过经济顾问，实践和推广“华盛顿共识”。
　　

　　1986至1990年间，萨克斯教授任玻利维亚总统顾问，任期内他协助设计并执行了稳定计划，该计划使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从每年的40000％降至现在每年的10％。萨克斯也曾是玻利维亚债券回购项目的缔造者之一，那是80年代首例债务削减项目，此项目成功的将玻利维亚商业银行的债务削减了一半。玻利维亚的债券回购成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要里程碑。
　　

　　1989年，萨克斯教授为波兰团结运动的经济改革作咨询，1989年8月以后，他为波兰第一任后共产党政府作咨询，协助他们在1990年至1991年中在波兰引入激进经济改革。1999年1月，萨克斯教授获得了波兰共和国优等司令十字勋章，这是由波兰共和国总统颁发的一项崇高的波兰国家级荣誉。从1991年秋天到1994年1月，萨克斯率领着一支由经济学顾问组成的队伍，前往俄罗斯就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国际金融关系等问题协助俄政府进行解决。1991年，萨克斯协助斯洛文尼亚政府引入新的国家货币，1992年协助爱沙尼亚政府引入新的国家货币。在这两个案例中，成功的货币改革使两国结束了高通胀，并重新建立了货币稳定。1991年至1993年之间，他还协助了蒙古政府进行宏观经济改革和私有化。（上述两段引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03.8.25让世界了解你栏目）
　　

　　此外，杰弗里?萨克斯教授25次访问韩国，策动韩国实施新农村运动，萨克斯作为联合国“千年村扶贫项目”组组长，长期在非洲扶贫，也到过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火石寨乡小川村调研扶贫。
　　

　　“从1985年至今的21年间，他（杰弗里?萨克斯）一直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工作”（2006年09月04日，中国青年报：一个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中国扶贫之旅）。“华盛顿共识”，在拉美成功地解决了困扰拉美国家2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减贫扶贫方面，2003年以来，没有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巴西、阿根庭、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等拉美主要国家展开大规模的减贫扶贫运动，取得相当成绩。“华盛顿共识”的更大成功，是在中东欧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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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华盛顿共识”在中东欧的成功实践
　　

　　波兰是中东欧第一个转型国家，199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教授被波兰政府聘为顾问，萨克斯以华盛顿共识的原则和措施，为波兰制订了“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在波兰立杆见影，1990年和1992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约20%，1992年即实现经济增长，效果出人意料。“休克疗法”在波兰的首先成功，使之成为中东欧转型国家的一致选择。
　　

　　针对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性的“贫匮”和无效率的生产，“休克疗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经济结构的重建，把资源从原有的、无效的生产转移到新的、有效的生产上。
　　

　　过去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说中东欧的民主改革和“休克疗法”使其生产总值急剧下剧，并以此断言民主改革和“休克疗法”失败，纯属无知。“休克疗法”的第一个目标是使国内生产总值降下来，把资源从无效的生产中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实践之前，预测无用军工生产缩减将造成国内生产总值减缩25-30%（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军工及与军工相关的产值不少于40%），无用产品缩减5-10%，无竞争力产品缩减5-10%，国内生产总值的哀退估计将达到在40-50%。实际执行的结果，可统计数据是国内生产总值减缩47.8%，这个哀退值，在预估之中，但由于大量无法统计的灰色经济存在，总哀退估计约30%，效果超出预期。
　　

　　中东欧在采用“休克疗法”中，各国采取措施、力度、进度有所不同，效果也有所差别。捷克、波兰采用激进式“休克疗法”，匈牙利刚开始采用渐进休克，前二年比捷克、波兰好，但波兰、捷克出现复兴时，匈牙利依然困难重重，右派政府下台，前共产党左派上台，果断实施“补克休克”，采用更激进的“休克疗法”，取得成功。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措施，是反反复复的进二步、退一步，因而转型时间拖得很长。
　　

　　就“华盛顿”共识在中东欧的实践而言，经过16年的考验，其各个具体目标，均已现实。
　　

　　1、消除“贫匮”。90年，贫匮是中东欧普遍的、根深蒂固的现实，90%以上的人们饱受“贫匮”的困扰。当年，笔者就曾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店，见证何为“空空如也”。
　　

　　2、消灭贫困。市场化一夜之间消除了物质贫匮，但贫困随之产生。商品丰富了，货架琳琅满目，但生产的萎缩和通货膨胀让一部份人落入日可支配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赤贫”困境。1990年前，东欧和前苏联只有不足1百万人生活在日均可支配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赤贫”状况，1998年，处于赤贫状况的人口增长到3千万人，比例从几乎为零增加到占人口比到的6%。随着“华盛顿共识”措施见效，东欧与前苏联地区生活在日均可支配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赤贫”状况的人口从1999年开始下降，2001年减少到3700万人，2003年再次将日均可支配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赤贫”人口消灭为接近于零。
　　

　　1990年之前，东欧与前苏联地区有多少人每天靠不到两美元生存，缺乏统计数据，但世行报告，1998年有超过1亿人，占人口比例20%。2003年降到6100万人，占人口比例12%，2005年，降到不是2000万人，占人口比例不是4%，且集中在没有激进改革的中亚，东欧和俄罗斯，到2006年，基本也将日可支配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贫困消掉。至此，“华盛顿共识”在东欧和俄罗斯，完成了其消灭贫匮和贫困的历史使命，提前实现联合国消灭日可支配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贫困线的千年发展目标。
　　

　　3、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能够从贫穷国家过渡到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但多数国家至此即遇到著名的发展中国家“魔咒”，只有少数国家，能突破“魔咒”，进入可持继发展状态，走向发达国家行列。“华盛顿共识”让中东欧国家突破发展“魔咒”，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入高收入国家。2005年，实施了休克疗法的东欧和俄罗斯各国人均gdp（接美元计）如下：
　　
　　斯洛文尼亚 17,660
　　匈牙利 10,896
　　捷克 10,708
　　爱沙尼亚 8,885
　　斯洛伐克 7,963
　　克罗地亚 7,764
　　立陶宛 6,796
　　波兰 6,373
　　拉脱维亚 6,150

　　俄罗斯 7251（2006年，以美元计算。俄罗斯当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约27.22万亿卢布，人口约1.424亿，2006年底1美元等于26.36卢布）
　　
　　
　　四：“北京共谋”
　　

　　为了写中俄等转型国家比较的系列帖子，我整整准备了半年多时间，此间读了很多的书籍和资料，仍不得要领。前不久，与“二个局外人”一起逛上海季风书店，在季风书店茶坐休息时，“局外人y”提出“北京共谋”的见解，让我豁然一释。但是，如何让人理解和接受“北京共谋”？最近，媒体揭开某著名经济学家家族暴富内幕，实为“北京共谋”的最佳注解。
　　

　　何为“北京共谋”？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适时地对外开放并成功加入WTO，中国以其比较优势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结构优势产生的人口红利，对资源、环境的掠夺性开采和破坏性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资源投入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利用的结果是，源源不断的廉价初级产品、加工品输入国际市场。低价的中国制造，使全球告别了高通胀低增长时代，西方国家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周期，此间，西方国家民众充分地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生活精彩。西方国家在获得过些好处的同时，对中国的人口红利、对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掠夺性开采和破坏性利用进行贴现，贴现值就是近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北京共谋”就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企业精英、知识精英，互相勾结、相互利用，共同瓜分了这一关联到十几亿人未来生存的庞大数目贴现，从而积累了普通老百姓极尽其想象力也意想不到的个人巨额财富。
　　

　　之所以将中国巨额外贸顺差和因此产生的财富视为西方国家对中国人口红利、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的贴现，在于以出口和投资带动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举世瞩目的同时中国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等等日益突出，中国当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付出未来为代价获得的。然而，这些为未来而贴现的财富没有得到公开的分配和合理利用，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
　　
　　

　　国家外汇储备不是国家财富，国家为此外汇储备而投放入流通体系的人民币才是国家和社会财富。如果这些财富没有公平分配、合理利用、盈时积累，外汇储备不单不能起稳定金融的作用，还造成流动性过剩，并将加剧国家和社会对未来的承担。
　　

　　近几年，俄罗斯不单重新在建立了一套完整社会福利体系，没有前苏联时代庞大的政府行政开支、公共挥霍，连续多年实现财政盈余，在还清前苏联所欠一千多亿美元国家外债的同时，至去年底，还积累了高达23469.2亿卢布（相当于7000亿人民币）的俄罗斯联邦稳定基金。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关俄罗斯的转型，我将在下一帖：《大众私有化与自己人私分》中继续论述）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俄罗斯统一预算盈余22588亿卢布（相当于6754亿人民币），而2005年的统一预算盈余为17590亿卢布（5367亿人民币）。反观中国，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以20-30%的速度递增时，没能建立起任何一套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还年年出现财政赤字！
　　

　　财富被瓜分完了，没有社会保障。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和80%左右的农村老年人基本上没有存款,享有社保待遇的比例很低,有57%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或其他亲属提供经济帮助,25%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15.6%靠退休金。备受教育、养老、医疗三坐大山困压的普通百姓，未来如何应对人口老化的负担？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30个城市有20个在中国。财富被瓜分完了，难道没有能力移民外国的中国人命中注定世世代代将在环境污染中渡过？不怪乎精英们都把子女往国外送。
　　

　　没有“北京共识”，只有“北京共谋”。2004年，高盛公司提出“北京共识”的这一年，高盛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绩是：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获平安保险18.4亿美元股票、中国网通价值13.1亿美元股票、中兴通讯4.53亿美元股票、中国石油16.8亿美元及中国石化7.42亿美元的股份的上市发行和配售权；获中国进出口银行7.5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4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10亿美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5亿美元的全球债券配售；在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战略性地出售20%的股份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高盛公司因提出“北京共识”而在中国挣了个盘满钵满，追其究竟，精于此道的高盛公司实质是参与“北京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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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这篇文章的误导成分不少，不过有闪光点的成分也存在

各位看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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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可以同上一篇对照着读

赞美叶利钦和俄罗斯改革的人应以身作则

----这是一场有利于少数精英人士的改革！

倪韧

2007.4

    对叶利钦和俄罗斯改革的评价，我也来凑个热闹。

　　先转贴一点谢.格拉济耶夫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一书的数据和观点。此人“是俄罗斯的著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自由民主派人士。格拉济耶夫毕业于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早在前苏联时期，他就敏锐察觉到计划经济的弊病，批评前苏联时期的特权腐败现象，还积极主张进行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由于格拉济耶夫是有很高造诣的经济学家，并很早就投身于俄罗斯的改革运动，1991年叶利钦上台执政后，他被任命为首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以下为转贴：

　　●在激进改革的头几年里，男人的预期寿命已经降至58岁以下，女人降至 70.5岁以下。在我国的若干地区，局势甚至比这还糟。在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共和国及州里，男人的预期寿命如今为49―57岁。女人为62―71岁，整个人口为55―64岁。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要比经济发达国家短13―15岁，处于同蒙古、摩洛哥、危地马拉一样的水平。

　　●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表明，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在]992―1996年间下降了大约43％，实际工资下降了52％，养老金下降了45％。3000多万人，即俄罗斯每5人中便有一人，长年得到的货币收入都少于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标准。1998年，在人为制造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出现的急遽通货膨胀之后，俄罗斯居民中这部分人的比重达到了40％。根据这一指标，俄罗斯的贫困问题自1990年以来加深了14倍。今天，约半数的就业人员仅能拿到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标准工资，甚至更低。因此，现有的工资水平并不足以维持一种可接受的生活标准。

　　●官方的统计数据采用的是居民的登记收入。然而，在长期拖欠工资的危机情况下，拖欠工资、养老金以及儿童补贴动辄达几个月之久，这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居民的实际收入又减少了 5％一10％。对官方统计数据中关于实际收入已经开始增长的说法，必须根据上述情况进行纠正。如果把物价水平和物价上涨因素，尤其是把住房、公用设施、交通运输等方面费用也考虑进来，则生活在贫困边缘或已经陷入贫困之中的人数不少于7000万，几乎为俄罗斯人口的一半。

　　●由于实际收入减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下降。这些年间，肉和肉制品的人均消费量减少了1/3还多，奶和乳制品的消费量减少了1/4还多，鱼和鱼制品减少2/3。大规模营养不良甚至饥荒的危险已经在俄罗斯显现。今天，俄罗斯人的饮食中蛋白质缺乏程度已达到35％一40％。决定一个人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的摄人食品中卡路里含量，已经降至每天2200千卡，大大低于每天必需的2500千卡一3500千卡的水平。决定人体对疾病免疫能力的维生素的供应量已降至正常标准的50％。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也在朝着量越来越不足的方向变化。从1990―1997年，每年的人均基本食物消费量已经下降。

　　●居民实际收入的减少又因先前存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被破坏而雪上加霜。按实际价格计算，1993―1997年间，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所有部门，都被削减经费 1/2―1/3。对用于这些项目开支的削减幅度已经超过了经济衰退和国家预算缩减的幅度。譬如，国内生产总值中医疗保健开支所占的比重就已下降到了 2.5％。而欧洲其他国家的这一比重为8％。

　　●出生率下降乃是居民对这样一些社会经济条件作出的自然反应。由于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中，生活在贫困之中的达40％以上，所以多子女家庭陷入贫困的几率为50％。因此，过去的10年(1987―1997年)与再前一个10年相比，儿童出生数量几乎减少600万也就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了。

　　●儿童中通过社会渠道传播的疾病已有大肆泛滥之势：1993―1996年间，梅毒的病例在儿童中间增加了9倍，在青少年中间增加了5。8倍；在15―17岁年龄组里，1990―1994年间梅毒的病例增加了23。6倍。

　　上面转贴的，主要是俄罗斯当年人民生活、福利、社会发展等数据，均来自《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一书。我没贴一些gdp萎缩、工业生产崩溃之类的东西，倒不是没有，一抓一大把，只不过好象有些人觉得，前苏联的经济有问题，光搞工业、军事，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能提高生活水平。所以我重点贴了人民生活的资料，看看改革后提高多少。

　　我真没看出，那段日子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提高的。上面的例子如果是能表明“生活提高”，那什么才算“生活下降”？哪位网友想不想这样“提高”一下？

　　当然，原文的数据一般取九十年代中后期，实事求是的说，俄罗斯这两年经济确实不错，人民福利也在恢复。不过还是实事求是的说，这跟石油等有极大的关系。俄罗斯的出口中，能源产品占到六成以上，用石油出口税建立的稳定基金超过万亿卢布（2005年），要是没有这两年石油价格上涨，也没有俄罗斯的复兴，普金前两年加工资，钱不是天上掉的。要反驳我，很简单，拿五年前的石油价格套今天的俄罗斯石油出口量，看看它一年会损失多少出口和税金，再证明一下，即便损失了这么些出口和税金，俄罗斯依然能够复兴。

　　还是实事求是，其实原苏联的石油出口也很多，也是外贸大头，那经济结构也有问题。不过1986年夏石油还不到10美圆（而在一年前1985年还有20多美圆），现在则已经站稳了60美圆，即便考虑通货膨胀，这价格涨的也忒多了，算下来还是今日俄罗斯合算。即便86年的石油如此低廉，苏联人的实际收入那两年仍有提高，并没有因为86年的石油比85年大崩盘，而受到根本影响。

　　何况，就算前苏联要依赖石油所以经济结构有问题，俄罗斯改革15、6年，怎么还是老毛病呢，怎么还要卖资源度日。我看也没进步多少嘛。假如不是911、伊拉克战争导致石油暴涨，俄罗斯今天还要更难受。叶利钦所开创的新的、自由的、民主的俄罗斯，那么多华丽标签，还得仰仗遇上突发事件导致石油赚钱，漂亮的外壳有用么？

　　至于为什么改革后会有如此严重的问题，有种观点认为，这是原苏联累计的各种弊病的爆发，苏联僵化的体制本来就一团糟，苏联人没有应对市场经济的素质。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改革问题，是前苏联导致的，是它没有打好基础，是它没有塑造“有素质”的人来应对改革。

　　这话未免过分了。

　　往大了说，这个计划经济的国家前身，两次世界大战都受到严重破坏，结果都恢复过来。无论是1920年代到30年代，还是1945年到1970年代，它的经济增长都是世界最快之一。它给希望改革的俄罗斯留下了这些：1986年比1939年，每千人受教育人数，高等教育是10倍，初等教育近7倍；1985年比1940年，人均福利补贴增长200倍；1985年前后，苏联每千人拥有医生为42名，病床130张，美国每千人拥有医生是23名，病床57张，日本、德国和英法等国水平也均低于苏联。不谈gdp，就说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如果那个貌似强大的国家没有做到这些，如果改革前的俄罗斯不过是个普通甚至落后的国家，那么改而革之后，一个很普通甚至落后的国家居民收入下降40%，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所有部门都被削减经费1/2―1/3，肉和肉制品的人均消费量减少了 1/3..........这个国家的惨象，不知道谁能想象？！俄罗斯如此好的基础，都只剩半条命，换个其他国家还不一命呜呼。

　　往小了说，怎么就能随意批评人的问题、人素质的问题？就是那些计划经济下塑造的人，把叶利钦选进最高苏维埃，选为总统；就是那些计划经济下塑造的人， 8.19站在叶利钦一边用生命保护他。现在经济垮了，社会乱了，就说原因是这些人的素质是“计划经济塑造”，过河拆桥也不是这样弄的吧。人家没有应对“市场经济”的素质，但是人家相信你的承诺，愿意跟着你干，你还需要怎么样？什么东西都给你安排好了什么条件都具备了，还要你干吗。

　　由此一点，我就觉得有些右派太过分了，吹嘘民主自由的是你，要求结束专制的是你，呼吁民众支持的是你，然而如果搞出问题了，推卸责任责骂人民素质的还是你。面对外国就已经这样了，真有一天某些右派能在中国实践，那还了得？

　　其实为俄罗斯改革、叶利钦作为辩护的最多理由，就是认为：那些问题都是“改革代价”，都是不得不付出的，付出这些后俄罗斯的明天会好的，民主的基础已经打下，光明就在前方！既然革命会有代价，改革也会有的嘛，当年共产党搞革命老百姓不是也忍受牺牲吗。

　　首先，你就无法解释前面的问题：如果不是石油涨价，俄罗斯经济会好转吗？我说它的复兴得益于石油天然气，我给出了证据，石油价格、出口比例等等。要反对，也得拿出证据。证明不了，我只能认为，那个改革也不过如此，一样要指望运气。

　　其次，这样严重这样全面的问题，能算做“改革代价”么？前述转引已经表明，这等于是“崩溃”，考虑到俄罗斯是被石油拯救，完全可以认为，所谓“改革”不过是个骗局。如果建立民主自由体制的前提是先崩溃一个国家，再巴望碰上石油涨价的好运气，这算什么改革？有人还煞有介事的比较革命，认为能忍受革命代价也应该忍受改革代价。老毛那一批搞革命，确实付出很大代价，老百姓、共产党都死了不少，不过毛泽东以下的中共高层，几个是没有与老百姓一起忍受代价的？老毛的原配没了，两个儿子死了（失踪），一个儿子疯了，徐海东全家被杀几十口.....这样的领袖跟老百姓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人家心服啊。如果毛泽东的外孙女婿弄个首富，如果毛泽东把国家财产划拨给私人组成寡头集团帮自己竞选，你再跟人说忍受“改革代价”，谁听你的？

　　我觉得，有的人支持叶利钦及俄罗斯的改革，属于个人自由。不过如果你真的要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认同，光说俄罗斯改革怎么怎么好、叶利钦怎么怎么伟大，喊口号没用的，论证民主自由的宝贵也没用，还是应该塌塌实实的。第一步，既然要让别人相信，那些问题是“改革代价”是应该咬牙忍受的，那自己就得先相信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会嘴巴吹，实际心里也打鼓，说服不了他人。

　　要做到这一点，我建议所有正面评价叶利钦及俄罗斯的改革的人，都以身作则先公开的表态：我愿意接受俄罗斯那样的改革，为此我愿意生活在俄罗斯那样的环境中！说明白一点，就是为了能够在中国也实行自由民主改革，我愿意年收入减少1/2，我愿意年食物获得减少1/3，我愿意自己的预期寿命减少十几岁，我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在儿童梅毒五年增长几十倍的社会......当然了，公平起见，我假设你只用在上述社会里生活十年（俄罗斯崩溃不止十年，我就只算十年），然后呢，十年后你的生活水平会提高，收入会增加.......你愿意表态，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么？

　　光会喊口号，光会责难别人，算不得本事。真有热血真想改变点什么的话，请先从自己做起，先表态愿意接受上述生活吧。否则，要让大家忍受改革代价，自己却又不肯接受那种生活，痛苦是别人的享福是自己的，世界上有这好事？

　　注意，千万不要说什么，俄罗斯的改革还是有毛病的、所以不能照搬、所以我们要吸取教训、所以我不可能愿意生活......既然你觉得，那是“需要忍受的改革的代价”，凭什么人家就得承受，你就得看热闹？你自己都不愿意实打实的忍受，凭什么要别人充好汉？一边呢，觉得人家那改革又是大选又是多党，还是私有制主体，憧憬的不得了，一边呢，又不敢尝试人家所尝试的生活，经历人家所经历的苦难，纸上谈兵而已。

　　所以，凡是依然正面评价叶利钦及俄罗斯的改革的朋友们，请先表态吧：为了能够在中国也实行自由民主改革，我愿意年收入减少1/2，我愿意年食物获得减少1/3，我愿意自己的预期寿命减少十几岁，我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在儿童梅毒五年增长几十倍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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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分享还是瓜分与掠夺？

----从英文“share”一词说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陆一

2007年4月25日

    说老外思维简单，往往是一个词汇有多重含义和解释；说中国人聪明，往往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单词来表达，而把人认为天经地义的道理搞糊涂。

股份还是分享？

    英语中有一个单词目前在中国绝大多数稍微读过几天英文的人都非常熟悉。这就是“Share”，其中最为中国证券界人士熟悉的解释就是“股份”，一股股票叫“one share”，A股叫“A share”，B股叫“B share”……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但大多数证券界熟读英语的最为聪明的中国人可能是故意不太熟悉、或者更可能是不太愿意明白指出的，却是“share”这个极为普通的英语单词还包含着的其他几个意思----分享、共享、参与、共同承担。

    仔细一想，股份公司不就是责任、收益、权力、利润、投资、回报、管理……的共同参与、共同承担、共同分享吗？股票市场（或者说是证券市场）不就是利益、制衡、信息、监管等等的共同参与、共同承担、共同分享吗？

    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再仔细想想，又似乎有一点点不对。我国的股份制改革在20多年前起步时和20多年来很长时期内，讲究的是动员全体老百姓高额的储蓄来参与国企的股份制改革，为国企改革服务。

瓜分还是分红？

    我国的改革在将近30年的历程中，讲究的是投入改革的洪流、为改革做贡献、忍受和承担改革带来的阵痛和风险……

    于是在股份制改革的风起云涌中，至今有将近1亿的投资者投身于股市。如果仅仅按照中国国情以一比三的比例计算，就是三个亿；如果去掉将近十亿根本不可能入市的农民，那就意味着城镇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已经投入股份制改革的洪流。历年来，有将近1.5万亿元（官方统计的历年筹资额）的居民储蓄被动员投入将国企改革成股份制企业的市场中。当每个投资者都拥有了这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几十几百万Share的时候，他们是参与了改革、承担了责任阵痛和风险，但是他们有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有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有没有分享到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发展的成果和收益呢？

    更不用说长期以来，老是在嚷嚷的公平、公开、公正无法在市场发展中真正落实，上市公司的做假账、证券公司的挪用客户资金，投资者无法分享权利、无法参与监管、无法保证收益、无法共享信息……

暴利与聚敛

    另外，在房地产市场上，政府将近10年的住宅商品化的市场改革，结果只是预支了将近30年的房地产需求，极少数的房产开发商用三分之二以上的银行贷款资金为自己攫取了数十倍的投资收益；政府用属于全体国民和子孙后代的土地为自己的政绩开拓财政资源，近年来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三分之二以上的预算外收入来自于出卖土地。

    而老百姓失去了享有政府理应承担的住房保障，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产价格，自己设法在凶吉难卜的房地产市场上寻找安家和改善居住条件的机会。

    没有一个经济体在经济长期高速发展时，不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价格的上涨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去干预建房面积大小和价格标准呢，还是应该用市场化的方式构建新的分享经济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繁荣的经济与金融机制？

牺牲与被遗弃

    再说到我国20多年的企业改革，在承担了改革带来的转型、转制、转岗，忍受了种种风险、阵痛以后，组成企业正常运作和存在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的员工，却成了我国企业中最无足轻重的东西了。参与决策权属于董事会和经营层、参与监管权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事、分享收益的是股东，但在实际中更多是企业管理层近水楼台……劳动条件、安全保障、工资待遇等等，员工基本没有说话的权利，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制度的完善保障让他们有表达权利的机会。所有的改革收益都是针对出资者和管理层而设计的，在20多年的企业改革过程中，员工似乎越来越沦落为一个只要用钱（工资）就可以买来的工具，只有参与出力（体力和智力）的份，而没有分享企业发展收益的权利。

    但是在广泛使用英语的、我们正在努力学习和模仿的市场化国家，政府的要求、法律的规范和企业自律的提倡，却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将员工看作和企业出资者同样重要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而赋予等同于股东（shareholder）的诸多权利。

零和博奕与血腥攫取

    游戏理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零和的观点（Zero-Sum）；许多学者都说股市是一个零和游戏、改革的过程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零和”的博弈。但他们只说对了一半：从结果上说是这样，市场的博弈就是一种你死我活的血腥游戏；但在游戏理论中还有另一个相对的观点，就是“非零和”的观点（Non-Zero- Sum）。简化来说就是在游戏中通过一定的条件求得双赢、或者共赢。但这条件就是“相互信任和信息充分沟通”。

    写作《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的作者罗伯特?赖特这样说过：多元化（即由多样群体分享权力）有一项绝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使统治阶层无法轻易获取绝大部分的非零和利润。在社会持续不断（而且经常是隐微不显的）妥协和决定如何分配利润的过程中，社会越多元，就表示议价的权力越分散。……但是多元化在防止统治阶层滥用权力的同时，却让新享有权力的族群得以滥用权力。……换句话说，利益团体组织起来，追求共同目标，而在“内部”产生了正面总和，但这些共同目标却伤害了大型社会，在外部压抑了社会整体的非零和总和。……政府的功能之一就是防止利益团体剥夺公众利益。

    在英语词典里，有关Share的词条下面还有一组词组：

    Sharing System共享体系

    Benefit - sharing system 利益共享体系

    People sharing mechanism 全民共享机制

    市场化的改革，其实并不仅仅是利益的零和游戏；也并不仅仅是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平公正的放任和放弃；更不应该是政府变成一个市场利益主体来参与利益分享。政府所应该做的，可能更多地是应该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用市场化的方式而不是计划干预的手段、来构建全民利益共享的体系。

    大军中心编后语：继续分化还是平均发展？

    总起来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了一条财富急遽分化的道路，这种模式表面上看是极端的追求效率，其实质是极端的野蛮和残酷。特别危险的是，中国在制度上刻意模仿西方极右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按照这一方式继续在建立制度，象股市都是对西方资本市场刻意的模仿。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的国民财富将继续迅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但后果是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分裂。

    这种改革引起的后果目前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因此，中国下一步的这场经济游戏应该着眼于全体受益而非少数人攫取了。再继续攫取下去，等待中国的必然愤懑与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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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谈论东欧复兴的家伙，只说“休克疗法”，为什么不说EU对东欧地区长期以来的巨额援助？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日前发表该报记者格雷厄姆? 鲍利发自捷克共和国比尔森的一篇文章，题为《欧盟将其注意力和资源转向东方》。文章说,说欧盟已决定大幅度改变资金流向，不再向欧盟中如爱尔兰和西班牙这样的传统穷国投资，而改向像捷克共和国那些比较贫穷落后的欧盟新成员国投资。如果欧盟的资金大
户德国、法国和英国能够和它们以往那样解决它们之间在2007至2013年预算问题上的分歧，那么中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在今后几年里将享受到欧盟 数百亿欧元的资助。文章内容如下：

    在最近的一个下午，肩膀宽阔的比尔森市政委员会欧洲事务部主任彼得?奥斯瓦尔德站在横跨姆热河的大桥上，设想着来自欧盟的资金将给这座距德国边境仅有一小时车程的城市带来的种种好处。   

    他说，这些包括在位于几英里外的破旧高层住宅区进行住房改造、在郊区建造一座污水处理厂，以及在位于郊外的一个废弃的军用机场建设一个崭新的科技园。   

    奥斯瓦尔德说：“比尔森过去是一座暗淡而毫无生气的城市。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他们未向这里投入过任何资金。现在我们不得不追赶上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自从捷克共和国去年加入欧盟以来，布鲁塞尔已经为振兴这个年轻国家的工程项目注入了10亿欧元（合12亿美元），这也是欧盟向10个新成员国每年提供100亿欧元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实行到明年。　

  　现在，欧盟中的西方富国正准备进一步加强这种资助。

    多年来，欧盟中像爱尔兰和西班牙这样的传统穷国享受着欧盟的慷慨援助。在过去15年里，它们利用这种慷慨援助使自己成为欧盟内增长最快的两个成员国。

    如今，欧盟已决定大幅度改变资金流向，不再向这两个现已繁荣的西方国家投资，而改向那些比较贫穷落后的新成员国投资。

    如果欧盟的资金大户―――德国、法国和英国―――能够像它们以往那样解决它们之间在2007至2013年预算问题上的分歧，那么这些中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好时光就将会到来，至少在今后几年里，它们将享受到欧盟数百亿欧元的资助。   

    负责欧盟地区事务的地区政策委员达努塔?许布纳在她位于布鲁塞尔的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希望动用欧洲的全部潜力。由于欧洲最近的历史，我们的贫富差距十分悬殊。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从欧洲的发展中受益。”乍一看，像比尔森这样的城市似乎并不需要新的资金。在通往这座拥有16.5万人口的城市的高速公路上，不时便可以看到像英国特斯科超市（控股）有限公司这样的大牌公司所属的连锁店。在大学附近方圆120公顷的工业园区，奥迪和保时捷汽车都有它们的展厅，那里还有一个家乐福超市和一座松下电器公司的工厂。德国梅塞德斯― 奔驰汽车厂的一个研究中心占据了以前一个军用机场的营房。   

    事实上，西方可能从2007年开始每年向东欧转移的200多亿欧元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将流向波兰。波兰是捷克共和国的一大邻国，也是欧盟新成员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捷克共和国也有望看到西方向其提供的资金翻两番，达到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　

  　捷克政府地区发展部副部长薇拉?尧罗娃在布拉格说，大部分资金可能将流向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以及接近波兰边界和前东德边界的西北部地区。这些地区都曾是生产煤炭和钢材的地区，在共产党领导时期能够得到投资，但在新时期却处于破产倒闭的境况，留下社会不满和环境灾难。   

    比尔森获得的最大一笔欧盟援助是5500万欧元的污水处理系统工程资金，该项目预定于2008年竣工。欧洲委员会对新成员国确定了严格的水质标准，它们必须在2010 年达标，否则将面临罚款。在这5500万欧元中，3900万由欧盟提供，其余款项由欧洲投资银行贷款融资。   

    奥斯瓦尔德的下一步计划是建造价值2亿克朗（合800万美元）的科技园区。这个科技园区将建在废弃的军用机场的飞机库位置，它的旁边就是工业园区。

    据许布纳说，所有这些工程的原则是“为了提供基础设施，因为这是加强竞争力和吸引私人资本”，从而正式加入欧盟商品和服务单一市场的先决条件。

    据尧罗娃说，这些新资金的最大好处之一是，它迫使捷克政府和地方当局树立战略思想。捷克政府和地方当局目前都在忙于准备长期计划和申请许诺的资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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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给俄经济带来的第一个大灾难：20世纪90年代大萧条

吴易风

新自由主义给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带来的第一个大灾难，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爆发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20世纪90年代大萧条。在这个世界上，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大灾难。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灾难可以分为三种不同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时曾经出现过时间较长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最终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经济很快下降到最低点。泰国是这种情况的典型。第二种情况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初，经济起伏不定，最后陷入持续不断的危机之中。拉丁美洲国家是这种情况的典型。第三种情况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初，经济就迅速下降，在相当长时间内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大萧条。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是这种情况的典型。20世纪世界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萧条：一次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30年代大萧条，一次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发生的90年代大萧条。

西方国家在长达10年之久的30年代大萧条中，生产猛降，失业猛增，大批企业倒闭，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美国危机最低点的工业生产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降55.6%，失业人数最多时达到劳动力的25%。大萧条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遭到了巨大失败。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汉森承认："旧的市场经济已经崩溃了。它使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中遭到惨败。"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长达10年之久的90年代大萧条中，生产猛降，失业猛增，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生产组织解体，经济纽带断裂，生产效率骤降。1997年，俄罗斯工业产值是1990年的48.8%，农业产值是1990年的59.2%，固定资本投资是1990年的23.4%。格拉济耶夫强调俄罗斯这场萧条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经济萧条"："当今发生在俄罗斯经济中的萧条，表现出这样的明显病理特征：经济体系在一片混乱中崩溃，这个体系在退化，在腐烂。"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但是，进入90年代，大萧条突然发生。对此，波兹南斯基说："在1990年之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最后几年，东欧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然而随着上述措施（"休克疗法"--引者）的实行，突然间所有经济体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真正具有毁灭意义的经济衰退之中。"

波兹南斯基对东欧各国的经济衰退情况作了分类。波兰和匈牙利比较幸运，经济衰退夺走了它们l／4的国民生产总值；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东德情况比较严重，经济衰退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还多；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情况相当严重，经济规模几乎缩小了一半；乌克兰和立陶宛损失最严重，全国生产水平下降了3/5。

在大萧条中，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居民的实际工资急剧降低。格拉济耶夫援引了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统计数据： 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在1992-1996年间下降了大约43%，实际上资下降了52%，养老金下降了45%。俄罗斯有3000万人即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1998年，生活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的人的比重上升到40%。格拉济耶夫说："根据这一指标，俄罗斯的贫困问题自1990年以来加深了14倍。今天，约半数的就业人员仅能拿到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标准工资，甚至更低。"

俄罗斯不仅陷入了经济危机，而且陷入了人口危机。格拉济耶夫不仅用大量数据说明俄罗斯物质资料再生产所遭受的浩劫，而且用大量数据说明俄罗斯人口再生产所遭受的浩劫。在大萧条中，随着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居民消费水平下降，特别是人均基本食物消费量下降。从1990年到1997年，人均肉、奶、鱼、蛋消费量下降的情况是：肉和肉制品从70公斤下降到48公斤，下降了31.5%；奶和乳制品从378公斤下降到235公斤，下降了37.8%；鱼和鱼制品从15公斤下降到9公斤，下降了40%；鸡蛋从231只下降到173只，下降了35%。格拉济耶夫说："大规模营养不良甚至饥荒的危险已经在俄罗斯显现。"健康儿童比例降低，半数以上的在校儿童健康状况不佳。大萧条使俄罗斯人的正常生育条件遭受严重影响，出生率下降。格拉济耶夫说："出生率下降乃是居民对这样一些社会经济条件作出的自然反应。由于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中，生活在贫困之中的达40%以上，所以多子女家庭陷入贫困的几率为50%。因此，过去的10年（198-1997年）与再前一个10年相比，儿童出生数量几乎减少600万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俄罗斯死亡率成为欧洲之最，死亡人数高出出生人数0.5-0.7倍。俄罗斯人口预期寿命缩短，男人预期寿命降至58岁以下，人口增长呈持续下降趋势。在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人口质量退化。格拉济耶夫说："人口质量退化使我们能够确定这样的政策是种族灭绝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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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90年代大萧条，能否与西方国家30年代大萧条进行比较？对这一问题，新自由主义政策辩护者和批评者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

新自由主义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断定二者不能比较。"这些改革家们对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两次经济衰退所作的判断是，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没有可比性。"他们认为，西方国家30年代大萧条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衰退，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90年代发生的事情则不能称为典型的经济衰退，而是"健康的"衰退，是消除没有人要的生产。这种说法显然是在为他们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恶果辩护。

波兹南斯基认为20世纪的两次大萧条具有可比性，并且对二者做了比较。他指出，就像西方国家30年代大萧条一样，俄罗斯和东欧国家90年代大萧条也是一次真正意义的、极其深刻的经济衰退，是一次"真正毁灭性的经济衰退"。就大萧条的严重程度而言，俄罗斯和东欧国家90年代大萧条至少与西方国家30年代大萧条相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波兹南斯基说："这种经济下滑的严重程度也是当代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比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还要严重。"又说："任何现代经济社会都不曾经历过这种严重的生产萎缩，哪怕用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即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来对比，也没有这一次严重。""20世纪的两次大萧条具有不同的原因。资本主义世界30年代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90年代的大萧条，则是这些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的必然结果。

格拉济耶夫用事实驳斥了新自由主义辩护士关于俄罗斯90年代大萧条是"转型性衰退"、是"变革中的衰退"之类的说法，指出这些说法是"伪科学说法""。他认为，这场大萧条是"梦魔般的经济萧条"，是"给大多数居民造成的社会灾难"，是"体制上的危机"。

关于俄罗斯大萧条的原因，格拉济耶夫说：这场大萧条的"根源主要是在所执行的那种经济调整政策之中"，"是由于统治俄罗斯的寡头集团有意识地采取的那种政策造成的"，是"由于掠夺国有财产的行动被合法化，从而激起犯罪活动大爆发所产生的结果"。

与格拉济耶夫相似，波兹南斯基也用事实驳斥了新自由主义辩护士关于这场大萧条是不可避免的"健康型经济衰退"的说法，并用事实驳斥了东欧不搞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会崩溃的说法，指出这场大萧条正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他说：在"1989年之前，东欧地区不但看不到经济衰退的迹象，而且整个地区还显示出正以一种合理的速度长期稳定发展的势头，前苏联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在1989年之后，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发展，东欧地区才跌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关于东欧各国普遍陷入9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波兹南斯基的分析也与格拉济耶夫相似。他说；这场大萧条"完全是失败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正是这样的灾难性政策才迫使经济落入灾难性的深渊"。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在西方国家宣告了曾经长期处于正统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宣告了市场万能论的破产。当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大萧条中还在坚持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陈腐说教："在稳定的条件下，一切愿意工作的人实际上都会就业。"面对着30年代大萧条，面对着流浪街头的几千万失业大军，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套陈腐教条使西方经济学界处于"可怜而又可笑的混乱状态"。凯恩斯在大萧条中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学时说："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出灾难性的后果"。"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情况相类似，20世纪90年代大萧条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宣告了新市场万能论的破产。对此，格拉济耶夫说：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寄生的、凋敝不堪的经济。危机摧毁了这种经济，驱散了人们对市场的盲目迷信，不再相信市场本身可以解决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