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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蒙古国留学日记 姚克成著
核心提示 2006年2月28日~8月25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副教授姚克成第二次以普通访问学者的名义去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学习。在此次留学蒙古国的178天中,姚克成不仅和国内外的蒙古学界朋友一起考察了蒙古国西部的历史文化古迹,还参加了第九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除此之外,他还利用自己的方便条件,参加了不少学术研讨会、社会调查、外出旅游和其他文化考察活动,尽自己所能,把亲眼所见用日记的方式记了下来。从今天起,本报开始连载姚克成副教授的纪实作品《蒙古日记》。
平平安安第一天
2006年2月28日,是我第二次留学蒙古的第一天。
今天遇到的难事不少,但是有众多学生和朋友的帮助,不少困难都得到了顺利解决。6时,我从家里出发时正赶上北京下小雪。我担心五环路和机场高速路路滑不好走。可是,由于赵路的精心驾驶,再加上没有雾,途中一切都很顺利。
到达机场以后,我又开始为如何应付行李超重一事犯愁,因为去年一位赴蒙古国留学的朋友就因为行李超重支付了150元的费用。我的行李大概超重不少,估计150元也未必打得住。幸亏得到了伊藤郁佳的热心帮助,使我不仅未付行李超重费,还得到了紧靠头等舱的经济舱最好座位F3号座。
伊藤郁佳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日本名古屋办事处的雇员,几年前曾经在北京大学的短期班学过汉语,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兼课时教过她。2005年,伊藤郁佳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日本名古屋办事处招聘为翻译兼雇员,2006年1月来到北京首都机场工作和接受培训。
航班原定的起飞的时间是9时20分,因故推迟起飞了十五六分钟,到达乌兰巴托机场时是11时46分。飞机还没有落地,飞机上的广播就说乌兰巴托的白天气温是零下15度,几乎是北京城区冬天的最低气温。
我取出行李,顺利地通过了机场海关、边防和卫生防疫等部门的检查,12时左右向机场出口走去,还没有走到门口,就远远看到了我国驻蒙古国使馆的文化二秘周晶和商务二秘郭钢在门口等我。他们是开着私家车专程来接我的。看来有学生帮助的感觉真好。
周晶还向我介绍了蒙古国国立大学外事处工作人员――年轻漂亮的蒙古姑娘奥云扎尔嘎勒。我们约好明天在她的办公室见面,办理有关手续。
我是1970年8月开始学习蒙古语的, 转眼间与蒙古语和蒙古文化结缘已经是第36个年头了。
我第一次来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是在1989年8月~1990年7月,至今已经过了16年,之后曾经多次到过乌兰巴托和蒙古国的其他地方,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受,此次在自己56周岁的时候再来蒙古国学习,为的是在退休前为教研室教材建设尽力做些工作,同时还想到蒙古的牧区多走走,搞些关于蒙古语言、民俗与社会的调查研究。
郭钢和周晶把我送到了蒙古国国立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宿舍。我的房间号码是303室。放下行李以后,郭钢和周晶又请我到一家英文名称为“MODERN NOMADS”(英语,“现代牧民”之意)的蒙古餐馆吃了一顿可口的蒙古饭,说是为我接风。
下午,收拾完房间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便去301房间找到了朋友推荐的自费生陈永霞。陈永霞是从辽宁省朝阳市来到这里学习英语的,我也是辽宁省人,算来也是同乡。我从交谈中得知,陈永霞来蒙古国学习快满5年了,今年夏天毕业。她想在蒙古考研究生,有可能的话同时拿英语硕士和蒙古语硕士两个硕士学位。
陈永霞不仅向我介绍了这里的生活情况,还给我拿来了一些炊具,之后又带我去附近超市购买了不少生活用品。这个小老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鼓励她说:“物以稀为贵,只要你能够精通蒙古语并且熟悉蒙古国情况,将来定有用武之地。”
在小陈的帮助下,我购买了这里的电话卡,给老伴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平安到达,一切都很顺利。
今天很累,不过一想遇到了这么多的好心人,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累也很高兴。但愿此次蒙古留学顺顺当当,平平安安。
奇特的警告与意外的惊喜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一是来邻屋做客的蒙古客人夜里12时左右才走。他们边喝酒边唱歌,吵得我无法休息。考虑到自己刚来这里,以后还要和大家长期相处,只好耐着性子。我坐在电脑前写日记,凌晨1时才上床睡觉。
因为刚到一个新的环境,躺了很久才渐渐入睡。迷迷糊糊之中突然被一阵紧迫的敲门声惊醒,只听到有人在用力砸外屋的门,却没有听见敲门者说什么。我怕是酒鬼闹事,没有起来开门。敲门者见没人理他,也就停止了敲门。大概过了半个来小时,敲门声再一次响了起来,而且比第一次敲门声更急更响。奇怪的是敲门者仍旧一言不发,只是敲门。我打开灯一看表,是凌晨4时30分。敲门者敲了一会儿,见没人理他,就不再敲了。等了半天也没见动静,估计可能走了。可是,我却再也睡不着了。因为天还没有亮,我只好躺在床上考虑今天的安排和以后的工作。
第二天早晨,我同隔壁的邻居提起此事。他说,这也是他来这里半年多来第一次遇到这事。可能是外面的酒鬼从窗户爬进楼里闹事,也可能是本楼内的人喝多了。
上午,我先后去了我国驻蒙古国使馆和蒙古国国立大学外事处报到和办理有关手续。在使馆里,我见到了师兄高树茂大使和其他几位校友熟人。老朋友们在使馆相逢,畅谈同学往事和共事经历,大家都很高兴。
下午,我又为准备生活用品和购买手机卡去了一趟附近的超市。结果发现超市里的商品大多比北京贵不少。尽管如此,因为生活的需要,贵也得买。没想到因为自己的无知,竟然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看到冷藏柜里的西红柿和黄瓜很鲜嫩,我就各自选了一份,其中黄瓜标签上的数字是“280”(2条小黄瓜),西红柿标签上的数字是“600”(9个小西红柿)。我以为,这两份蔬菜的价格共计880图格里克。按照人民币1元在银行兑换145图格里克的比价计算,共计约合人民币6元左右。我心里暗自思量,谁说乌兰巴托的蔬菜比北京贵得多,这个价格不算贵。于是,交款时提前在菜上放上了1000图格里克。等到收款员一说“2225”,我才知道标签上的数字表示的是那份蔬菜的重量(克数),不是价格。再一细看收款小票,上面写道:黄瓜1公斤2590图格里克,西红柿1公斤2500图格里克,才发现价格竟然是北京同类蔬菜价格的三四倍。
晚上,使馆的柴文睿参赞在巴彦郭勒饭店旁边的一家新加坡餐馆请我和文化处的周晶母女二人吃饭。周晶的女儿乳名宝宝,天真可爱,再过3天就9周岁了,在读小学,在饭桌上还摆上书本做作业。我和柴文睿是老朋友,14年前在使馆一起相处2年,所以彼此的谈话非常轻松投机,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20时45分,我打开电视,只见蒙古国家电视台的“论坛”节目中正在直播一个题目为“蒙古国的水”的专家讨论。除了主持人之外,参加讨论的还有八九位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其中就有我在中蒙两国第二次边界水会谈中认识的蒙古自然环境部水研究院院长乾德玛尼。专家们就蒙古国的水问题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乌兰巴托的地下水下降、采矿引起的水污染、慎重对待向中国输水、如何学习借鉴韩国蓄水用水的先进经验,等等。
大约21时许,我正对“蒙古国的水”的专家讨论看的来劲。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打开房门一看,竟然是韩国檀国大学蒙古语教研室的室主任李圣揆教授。出于礼貌,我关掉电视,同他认真聊了起来。
原来,李圣揆就住在这栋宿舍的405室。他是在阳台上看见我搬进了303室,就主动来看我了。我知道李圣揆在蒙古国访问,但是没有想到也住这栋宿舍。李圣揆侧重研究蒙古历史。我们2003年7月在韩国相识,2005年8月在呼和浩特的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重逢,这次又相见于乌兰巴托。
李圣揆告诉我,明天下午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到蒙古国国立大学视察工作,15时左右去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的文献教研室和蒙古学研究中心。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沙格达尔苏伦教授和文献教研室的乔伊玛教授请我也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能够有这样一个同时见到蒙古国国立大学著名学者的大好机会,我当然很高兴,于是商定明天14时30分与李圣揆一同应邀前往。(1)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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