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

布拉格之春

惨败，大沽口与八里桥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军的主要单兵武器是两种前膛燧发火枪：Brown Bess前膛燧发火枪和Baker前装滑膛燧发火枪。前者准确性很差，后者虽然准确度高，但每发射一枪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而且两者在雨天都会丧失相当的战斗力。使用的火炮，也大部分是前膛炮，只是使用的葡萄弹可以在发射出去后爆炸，比实心铁弹威力要大。这样的装备，在面对使用鸟枪、抬枪、火铳以及大刀长矛的清军的时候，仍然是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胜利，常常以伤亡几人、十几人的代价，成建制的消灭几百、上千的清军。

而在20年后，英法联军使用的武器，已经基本是后膛枪和后膛炮，无论枪械性能，射击精度、速度还是威力，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相比，已不可以道里计。而清军的武器仍然是鸟枪、抬枪、火铳以及大刀长矛，这样的战争，从开始时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从8月1日英法联军陆战队约5000人登陆北塘(距大沽口3千米)占领北塘镇到8月21日直隶提督乐善战死于大沽口北炮台，不到一个月的战斗，虽然史书上有着不断的“迎头抵御”、“毙贼多名”、“设法迎头截击”、“誓死守”的记载。洋人也有例如“鞑靼人，帝国的最好的军队还想抵抗并寸土不让地保卫领土”（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在离开要塞三十五公里的地方，可以看到某个鞑靼兵一个人忒操纵着这门大炮。这个勇敢的人把背贴在地上，钻到大炮下面去，就这样装好炮弹，然后再爬起来开炮”（保尔•瓦兰《征华记》）；“八月二十一日早晨开始炮击(指敌军炮击大沽北岸炮台)，鞑靼守军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敢，甚至在法军深入炮台内部后，他们还继续进行抵抗”（拉沃勒《法国和中国》）的记载。然而，面对着“在炮台内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布隆代尔《1860年远征中国记》）的结局，曾经认为“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俱哉”的僧格林沁，也不得不承认“万难守御”，率全军撤退。咸丰皇帝将他“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

这一仗，损兵折将，打得窝囊至极，僧格林沁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的，他率领着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八里桥一带，打算和英法联军进行野战，然而，这是的朝廷，却要议和了。

8月31日，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到达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向英、法侵略者谈判乞和。9月7日，谈判破裂，联军决计进犯北京。咸丰帝朱谕军机大臣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表示与英法“决战”，并提出了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同时，谕令“所有通州一带防剿事机“，统归僧格林沁、瑞麟严密布置“，“厚集兵力，以资攻剿”。不过，虽然想着决战，但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自然是“善之善者也”，所以，在命令僧格林沁等人严密备战的同时，咸丰皇帝也改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联军方派代表巴夏礼率领３９人参加，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9月12日至9月14日的谈判，事机尚为顺利，对于巴夏礼、威妥玛提出的咸丰八年所定条约（即《天津条约》）及桂良在津议定之续增条约八款一概允准的要求，载垣等奉咸丰“可许则许”的谕旨，除天津通商一条因桂良业已允许，难以反悔之外，其余各条均同意一经额尔金到通，即行盖印画押，再行进京换约，但其所带队伍，必须悉驻张家湾以南五里外，不许再进一寸。此外，并未别有要求。不料在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后虽然同意，但载恒指出：“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争辩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谈判通报后指示：“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巴夏礼拒不接受，扬长而去。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

这简直是有一些可笑了，所有实际问题都已经答应，然而仅仅在礼节这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有些典型的要面子不要里子。僧格林沁本来就对英法联军恨之入骨，接到通知后，立即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扣押使节，莫说在国际公法上说不过去，即使是中国本土的规矩，也应该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虽然有着咸丰皇帝的谕旨,明说：“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也着实透着愚昧和野蛮。

被扣押了使节的英法联军开始在9月18日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务逼近张家湾附近，并向张家湾的清军驻地发炮攻击。各种火器都差的极远的清军很快败退，按僧格林沁的说法，“至该夷于午刻马步各队进前扑犯，经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数。正分拨马队抄击，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不能成列，纷纷后退”（《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这一点，我总是想不明白，英法联军怎么会用火箭来对付马队？莫非，英法联军也有弓箭手？

在清军失利的形势下，僧格林沁率部退“入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随后，英法联军占领了张家湾和通州城。

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通往北京的最后一道关口，再要失败，北京必然要陷落。僧格林沁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向皇上立下了誓言：“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

9月21日凌晨4时，清军由通州和张家湾、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上午七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距敌人四五十米远的地方，短兵相接，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随后，由于南路法军第二旅将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遭到重大伤亡。但守军与法军第二旅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试图分割敌军的阵势。尔后，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只是与西路敌军进行激战，因此，僧格林沁指挥蒙古马队分割敌人阵势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他仍然“骑着马站在前面，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 。（德•巴赞古《远征中国和交趾支那》第2卷）

在外国人的记载中，八里桥的惨烈，让人不忍卒读。

“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吉拉尔《法兰西和中国》）

“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保尔•瓦兰《征华记》）

“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德里松伯爵《翻译官手记》）

如果僧格林沁在这场战斗中战死了，他的名字，将比现在更为响亮，一个亲王，一个大清皇帝最为器重的蒙古贵族，率领3万军队血战侵略者的将领，如果死在战场上，他的光环将耀眼无比。镇压太平军的残忍，攻击英法公使船队的愚蠢，都将是不值一提的。

可是，他没有死，在他的军队已经伤亡过半的时候，他失去了战死的勇气，他率部撤退了。

随着圆明园的冲天火光，咸丰皇帝对他的处分是“诏褫僧格林沁爵、职，仍留钦差大臣”，他奋斗半生得来的东西，几乎全部丧失了。

魂断高楼寨

咸丰十年（1860年），直隶、山东及河间府一带捻军四起，此时清廷能够打仗的将领基本上都在南方与太平天国作战，无暇北上，在家闲居的僧格林沁，又有了重新出山的机会。九月，清廷恢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一万余清军赴山东与捻军作战，与武器相同的军队作战，僧格林沁又找回了当年的自信。

同治元年（1862年），支持了西太后的僧格林沁被赏还博多勒噶台亲王爵，并被朝廷授权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僧格林沁乘太平军失守寿州、捻军在皖北陷于孤立无援之机，率部由豫东入皖，与苗沛霖部团练一起对捻军前后夹击，次年春攻陷捻军根据地雉河集，捕杀了捻军首领张乐行，在鄂东霍山黑石流收降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十几万人。

张乐行死后，余部活动于河南?湖北??西边区，1863年5月张宗禹等在安徽桐城境与李秀成相会后,仍回至皖北。经过整编的新捻军，为反击僧格林沁的骑兵，便“易步为骑”，发展成为一支以骑兵为主的正规化部队。而僧格林沁屡胜而骄，没有重视新捻军在军队素质及战略、战术上的变化，依然认为捻军缺粮，继续采用穷追不舍的战术，致使僧格林沁被新捻军引诱在河南、江苏、山东等省千里平原上奔驰三个多月，军需不济，将士饥疲，作战屡屡失利。

1864年12月初，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阳，旋即而进。赖文光、张宗禹等选择邓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筑垒，部署兵力。12日，僧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首先打败敌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敌人的中、左两路，大败僧军。1865年1月28日，捻军经伊阳（今汝阳）返回鲁山，僧格林沁又一路追到。捻军诱敌过?水（今沙河），然后回军猛击，并以马队从后抄袭。僧军大恐，营总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率部先逃。僧格林沁麾下翼长恒龄、营总保青、副都统舒伦保、营总常顺等多人战死。僧格林沁在总兵陈国瑞援救下，才得幸免。

鲁山之战后，捻军经叶县北走襄城、禹州，复经长葛，新郑，转入尉氏县境。1865年2月11日，尾随捻军的僧格林沁到达尉氏县城，捻军已南下鄢陵。2月中下旬，捻军由临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围汝阳，僧格林沁只得于3月5日亲督马队南下。捻军见僧军追来，便挥军南下，进攻信阳州城南关。待敌军到达信阳时，又举旗北上，经确山、遂平、西平到达郾城，然后攻挟沟，入睢州境。3月29日，捻军自河南考城进入山东境内。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僧格林沁自己也“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这样的穷追不舍，即使是刚愎自用、性如烈火、求胜心切，恐怕也很难解释，也许是已经54岁的僧格林沁实在是想赶快消灭捻军，结束旷日持久的战争，然后再彻底的休息？总之，这个时候的僧格林沁，已经有一些失去理智了。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阳进抵曲阜。僧军仍在后紧追。捻军北趋宁阳、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平阴、肥城，然后转头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沐阳。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阳、汶上。

5月10日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黄河水套地区。隐蔽在这里的各地起义失散人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众达数万。捻军驰抵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等待僧军。而这时的僧军已被捻军拖得极度疲惫，僧格林沁本人也因几十天不离马鞍，疲劳得连马缰都拿不住，只得用布带拴在肩上驭马，这样还怎么打仗？可僧格林沁不管这些，他的心腹爱将陈国瑞的劝诫，也被他否决，他仿佛是要执意求败。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率军追至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埋伏在高楼寨以北村庄、河堰、柳林中的捻军一齐出击。捻军也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已将常星阿部击溃，便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也已将敌军击溃。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将该圩团团包围，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僧军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战士杀死在麦田，《清史稿》对他的死，写的比较壮烈：“夜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

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以下7000余人全部战死，八旗军的历史彻底结束了，副都统成保奏称：“我军失利后，马步兵勇收集无多。”（《平捻方略》）

僧格林沁死了，“事闻，两宫震悼，诏嘉其忠勇性成，视国事如家事，饰终典礼视亲王，从优议恤。命侍卫驰驿迎柩至京，上奉两宫皇太后亲奠，赐金治丧，祀昭忠祠，於立功地方建专祠，配享太庙，谥曰忠，预绘像紫光阁。”（扯淡网编辑）

布拉格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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