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达杰：蒙古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文化与生活——一个初步的描述与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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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知名学者王赓武指出，自从十九世纪开始，华人大批地从中国大陆到遥远的外地寻觅工作，这现象日见显著(潘翎1998：10)。经过两百年的发展，散居全球各地的华人有千千万万；而他们自身不仅凝聚成各个形态、特色不同的华人社群，有很多更是对所居住地产生巨大的影响。[1]或许因这缘故，近几年来，有很多学者对「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 / Overseas Chinese)产生研究兴趣，并且透过多方面的探讨，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日趋成熟，更成了有用的研究工具，推进了学者研究「海外华人」的深度。



翻开各种论述「海外华人」的著作，我们一方面留意到有很多国家地区的华人受到关注，例如东南亚各国或美加地点就是了。但另方面，笔者也发现，至少有一个地区的华人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偏于一隅的「蒙古国」(Mongolia)了！笔者留意到，描述蒙古华人的文章数据十分稀少，专论著作就更不用说了。本文的撰写，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缺而作的尝试。



自90年代开始，蒙古国进入历史新阶段，国家对外开放，对内则以建立民主宪政及自由市场经济为主体。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很多外国力量和群体都得以进入这块地土上，包括了笔者所属的宗教团体「香港浸信会联会」(The Baptist
Convention of Hong Kong)。就是这样，我们便于1992年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华人社群产生接触，直到今天。笔者也曾于2001年中到过他们中间，体验良多。



本文研究的进路，首先是对乌兰巴托华人群体作一个初阶的民族志描述(preliminary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让我们对她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第二步则是尝试从文化角度，尤其是透过「本土化」(localization)、「涵化」(acculturation)及「身份认同」(Identity)等层面作出初步反思，盼望得到一些思想启迪，以加深掌握这华人群体在未来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变化及种种的可能性。



至于本文的资料搜集方面，基本上是源自以下的七个范畴：



笔者于2004年10月21日成功录音访问了两位经常前往及探访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基督教浸信会牧者，他们分别是T牧师及L牧师。


通过笔者的朋友，现今住在乌兰巴托的C姊妹，她在2004年11月19日成功录音访问了「旅蒙华侨协会」P先生，及「旅蒙华侨友谊学校」K女士(即P先生之太太)，其后她把录音带寄给笔者整理。


C姊妹寄给笔者的一些相关文章和数据。


互联网上的资料。


中文大学图书馆书籍及参考数据。


其它参考书籍。


笔者于2001年中在蒙古乌兰巴托的探访经验和印象。




除了谈及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外，笔者也想在这里多补充两个要点，以便大家阅读本文时有更清晰的了解。其一是关于「华人」与「华侨」这两个用词。除非在内文中有特别的解释，本文基本上把它们交换使用，彼此分别不大；其内涵是共通的，而且并非作严格定义，而是采用一个较宽松及普遍的理解。它主要是指居住在蒙古国有华人血统的一群人，他们绝大部份是来自中国大陆。但假若有些人非来自中国大陆，例如是来自香港、台湾或日本等，把他们涵盖在这定义内也无不可。



其二则是关于「文化」的理解。整篇论文背后的「文化」理念，是本于一种最基本的观念：「文化」是指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人，从学习中得来的那些一套套的思想与行为(Lavenda &
Schultz 2003：14)。[2]换言之，文化是人在社群中，经过互动而学习得来的一套生活方式，而且，一直传承下去。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是经过多年的乌兰巴托的华人社群，在日常生活中其一般的思想与行为是怎么样的，我们可凭什么现象去知道等等。当然，这样的概念并不排除文化有变迁的可能性。事实上，当大家继续阅读本文时，就必发现这社群其中蕴藏着种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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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古国简史及近况



蒙古民族在13世纪崛起于中国的北疆，并且与著名历史人物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紧紧相连。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上八十一个不同的部落，并且以其盖世武力建立了蒙古大帝国。13及14世纪时，是这帝国最辉煌的时代，其版图横跨欧亚洲，统管着很多地方，成为地上最强大的国家。14世纪末期，蒙古帝国逐渐衰落，惟仍然维系着部落间的联盟关系。1691年完全受制于清朝王权，从此被纳入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内。



1921年，当中国政局混乱之际，蒙古民族进行人民革命，宣布犭虫立。并随于1924年正式宣称自己为「人民共和国People’sRepublic)，踏上社会主义道路。自此她不仅成为前苏联的附庸国，更是一个十分封闭、经济停滞的国家。到了50年代，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承认她的国家主权和犭虫立身份，但两国的关系自60年代起却是乍暖还寒，直至1989年才正式解冻，并且逐步走向关系正常化的阶段。



90年代开始，前苏联社会主义集团瓦解，东西方冷战结束，蒙古趁势摆脱前苏联的掌控，寻求国家真正的自由犭虫立，并且决心推行政治与经济的改革 — 政治上标榜人民的自由选举权，新宪法容许人民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以走向民主宪政之路。至于在经济上则尝试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容许产业私有化，对外采取贸易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 (Tumurdash 2001  14-15, Ganbold 2000 : 39-50)。从这时开始，蒙古在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宗教及文化等领域，都起了巨大的变化。



蒙古国位于亚洲北部非常寒冷的地带，面积1565平方公里，人口约240万，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她的首都是乌兰巴托(Ulaanbaatar)，聚居人数众多，约占32%，在这里的民族，主要是「喀尔喀蒙古族」，约占八成，另有哈萨克族及十多个其它少数民族。官方语言则是「喀尔喀蒙古语」。



自从于1992年通过新宪法后，蒙古即保障了宗教自由，容许不同宗教(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自己领土传播信仰。至于其本身文化传统所倚重的喇嘛教(即藏传佛教)，亦在改革开放后日见兴旺。



当然，我们也可想象到，一个从前十分封闭与贫穷的国家，短瞬间向外开放，不单接受外国经济援助，且更要在政治、经济、思想及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变革，自然也引来了不少社会及民生的问题。有研究指出，其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0%左右，通货膨胀又极为严重。至于街童、酗酒、家庭暴力、赌博及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一直是改革后叫蒙古政府感到十分困扰的事。除此以外，很多从事农牧业的居民，不断从乡间涌往城市(尤其是首都乌兰巴托)，形成了所谓「草原移民潮」(新华网 2004a.)，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人口在都市内迅速增长的现象，往往引发很多社会的问题。



但无论怎样，由于蒙古国已下定决心，毅然采取「快速进展」(fastprogress)政策，以求尽快脱离前苏联的约束和达致自身的犭虫立(Kubota 2000 : 61)，其果效也是显而易见的。经过多年的发展，其社会及经济的物资已丰富多了；很多新科技、新的通讯设备及新的营商组织均陆续出现。这一切一切，都见证着当今蒙古社会所进行的巨大且颇见成效的变更(游伟业2004：183-185)。



二、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演变概况



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有很多华人移居蒙古乌兰巴托发展和工作(《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编辑委员会2002：320)。现今仍留在这里的，主要是1950至1960年代逃难到此的中国公民。在50及60年代的日子，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又进行「大跃进」，结果导致很大的饥荒，民不聊生。大批穷乡僻壤的中国人遂逃荒到蒙古寻求新生活，包括有山西省的华人及河北省的华人.由于他们地位低微，寄人篱下，自然成为二等公民.再者，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决裂，亲苏的蒙古政府不惜采取排华行动，于是中蒙关系恶化，就连从北京飞往乌兰巴托的航机也要停航。两国处于剑拔弩张的作战状态，留在蒙古的中国人，自然受到歧视.到了1983年，留在蒙古乌兰巴托的华人估计有9,000至10,000.而对蒙古华人社群的发展来说，这年更是关键之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蒙关系再次恶化。蒙古发动排华活动，政府劳动科部门，限期勒令侨居蒙古的华人，离开乌兰巴托，迁移到外省农场居住，并规定若不遵守，便须立即离境返回中国.结果，这一新措施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使大量华人返回中国原居地。大概从90年代2004年，留在乌兰巴托的华人，较为准确的估计应该是1,500至2,000人左右。[3]



诚然，在蒙古的华人，其实不仅是1,500至2,000人的数字，还应包括其它近年移居过来、流动性较强的经商人士或公务人员在内。他们分散在乌兰巴托及其它城市中。按中国驻蒙大使馆提供的数据，约有4,318人(新月文摘2004：3)。不过，这群华人基本上并非本文所研究的对象。



在乌兰巴托华人社群中，有一个重要的社团组织，几十年来把各方人士维系团结起来，它就是「旅蒙华侨协会」。这个非政府非盈利的民间组织，成立于1952年，是旅蒙华侨唯一的侨团组织。其宗旨是为旅蒙的侨胞服务，并保障和发展中蒙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大体来说，其实质工作可分三个层面：其一是配合中国驻蒙大使馆，做好侨务工作，并帮助及关怀当地的华人；其二是办好华文教育，提高当地华人的文化水平和素质；其三则是近年才发展出来的，就是创办股份有限公司，透过经济活动，提升当地华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简言之，它是一个内务、外务都兼顾的民间组织，也是我们要认识当地华人社群生活和文化的「枢纽点」。



自从1994年中国总理李鹏访问蒙古，签订了中蒙友好合作协议，加强双方的睦邻关系后，中国与蒙古在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及其它人文教育等领域日益加深。200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更出访蒙古，会见蒙古总理赫巴业尔及其它代表，再次巩固双方的合作关系(天健网新闻中心 2004a.，新月文摘 2004)。在这样的开放和互利的国家政策下，蒙古政府对中国公民入境探亲定居，以及对当地华侨回乡探亲的政策，也都不断放宽和调整(《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编辑委员会2000：291)。



整体而言，近十多年来，受着蒙古国各领域急速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活动空间不断的增大，发展机遇较从前为多，而低微的社会地位亦有所改善和提升，甚至华人新侨居此地的数目似乎也在上升中。



三、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生活形态面面观



为了使我们对这一群生活在异乡的华人社群有更全面的认识，今尝试从七个范畴来作进一步的理解。这七个范畴分别是：1.语言、2.家族关系、婚姻与家庭生活、3.住屋与居住环境、4.经济活动、5.政治取向与连系、6.文教事业及7.宗教生活。



1、语言



这几十年来，华人社群彼此间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华语」(即「普通话，他们在当地多称为「汉语」)，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中，这是最理想的沟通工具。当然，由于他们来自的中国省份也不尽相同(例如有河北、山西或内蒙等)，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乡方言。所以，在家中一起的时候，他们多会以家乡方言来谈话，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造成这种以「华语」为主的情况出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他们社群中有华文学校的存在。在乌兰巴托，绝大部份华人都曾在「华侨子弟学校」(或后称「旅蒙华侨友谊学校」)接受汉语教育。因此，一般来说，他们在阅读及书写中文上都很强，而在使用华语作沟通工具就更不成问题了。



至于「蒙古语」方面，一般来说，打从少年人至中年人的一辈(约指40-50岁)，他们在「听」及「讲」方面都没有大问题，惟在阅读及书写蒙古文这点上则显得不太流畅，仅是一般而已！至于就年纪更长的老一辈华侨来说，「蒙古语」就显得陌生了，甚至是完全不懂(T牧师、L牧师[访问] 004，P先生、K女士[访问] 2004)。



2、家族关系、婚姻与家庭生活



在20世纪上半业移居到乌兰巴托的华人，他们彼此间都有很强的亲属关系。因此，在定居期间，多是以「左邻右里」方式安顿下来，遂形成了一种「大家庭」(extendedfamily)的生活方式。经过数十年后，几代同堂(三代或四代)的情况也是常见的。一位「知情人(informant)曾说过，当他年少时候(约在60年代)，就普遍看见这样的情景。不过，随着社会的新发展，年经的一代往往在结婚后就迁往他处。近几年来，三、四代同堂的景况几乎是没有了(P先生、K女士[访问] 004)！



从「年龄层」的角度看，整个社群年迈的长者所占的比率十分少，而成青群体(30岁上下)、中年群体(50岁上下)及少年儿童群体(10多岁上下)亦较明显见到；可说是有清晰的「三代现象」了。不过，若就数字来说，年青人在比例上则较多，估计占整体数字一半以上(P先生、K女士[访问]2004)。



至于在婚姻方面，早期主要都是在华人圈子中进行，就是说，以华人为结婚对象，甚少与蒙古人通婚。60至70年代，大家都是按着传统的华人习俗，由父母亲为儿女安排婚姻。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儿女都要听从，不得反抗(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2001：159-164)[4]不过，近年来，年轻的一代华人也多与蒙古人交朋友，甚至彼此通婚的现象亦开始增长，但大多数仍是男华侨找当地的蒙古女孩为结婚对象(新月文摘2004：3)。



在这华人社群内，由于居住的范围并不阔大，各个家庭间都常有来往。有些当地华侨曾如此描述说：「我日益沉迷搓麻将」.或「天性不懂得团结，乃华人一大缺点，在蒙古的华人除赚钱以外，比较喜说闲话、打麻将、赌钱……」(沈前睿2004)，这些话听起来较为负面，我们毋须尽如字面所述的百分百接受过来，但它确带出了华人的生活点滴状况，就是他们除了出外做生意外，他们会花时间彼此交往，尤参与家庭式的娱乐如打麻将等。谈到彼此交往，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是惯于「串门子」，意思就是喜欢互相作家庭探访，多聚集一起谈天说地(T牧师、L牧师[访问]2004)。




当传统的中国节日到了，诸如农历新年、中秋节及冬至等，这里的华人也会相聚一起庆祝，以增添生活色采。至于到了蒙古国的「国庆节」时(即「拿单节」[NaadamFestival])每年逢7月11至12举行)，在蒙古出身成长的年轻新一代，也会起来参加庆祝。像其它蒙古人一样，他们会参观摔跤比赛，又会吃羊肉，一起喝酒欢欣(P先生、K女士[访问] 2004)。



50至60年代，当地的华人曾组织戏班，且经常安排在某间戏院中唱戏，使大家可以一起相聚看戏，娱乐一番。不过，现今这戏院已拆掉，戏班也没有了。而在60至70年代，中国驻蒙大使馆也经常于春节期间安排电影招待会，邀请华侨一起出席，让彼此得以开心过年，关系又得以加深(P先生、K女士[访问] 2004)。



而在华人社会中「红白二事」方面，这里的华侨大都是按着旧有的传统方式进行。结婚庆典通常十分隆重，婚期前的一星期，早就在家中准备好各方佳肴，菜式有八碗、十六碟。到了「回门」时，更是增添至十六碗、三十二碟了。但近年「办喜事」形式也起了一些变化，新一代年轻人结婚时，倒是喜欢「包饭店」，在饭馆里举行中式饮宴。至于在丧事方面，穿白色孝服，披麻戴孝的现象是普遍的。还有，年老者也惯于提前把各样「寿材」准备好，例如把造好的棺木放在旁边，等候适时使用。总之，一切一切的做法，都属「老传统」吧(P先生、K女士[访问] 2004)！



还有，闲来在家中时，因具备天线接收中国卫星电视，他们也会观看电视，或听听收音机；有时是接收中国广播的节目，有时则收听在乌兰巴托「蒙古华语广播电台」所播放的节目(P先生、K女士[访问]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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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屋及居住环境



谈及当地华人的居住问题，我们可以简单说 — 住屋质素及环境都相当差！



这里华人社群居住的地域属乌兰巴托市的边缘，称为「百户区」(Chung AiArea)，类似一般人所理解的「贫民窟」。由于是一个特别的区域，这里的房屋，其建屋材料主要为泥、草及木材，质素并不理想。况且，各人可自行建造房屋，建好的楼房毋须经过政府人员检验就可居住，安全性并不可靠。还有更不足之处，就是水、电及暖气的供应都常常缺乏，叫人每天的生活遇到不少困扰。而住屋与住屋之间多以泥路来连接，平常只见沙麈滚滚，但到了下雨天，就化作泥泞，走路就更辛苦了！相比于其它市内发展区域的楼宇，它们的建屋材料较为上乘，而且落成后基本的设备都较齐全。显而易见，华人所居住的环境真的并不理想(T牧师、L牧师 [访问]
2004)。



当然我们也晓得，有少部份较为富裕的华人，他们都先后搬离开这个贫困环境，住在市内较为舒适且设备齐全的地方。然而，人数相对是较少的。其实，住在鸟兰巴托的华人，一般家庭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差，他们能与一般的蒙古人生活水平看齐，甚至可说还高一点，为什么至今仍须住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呢？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4、经济活动



究竟在乌兰巴托的华人是怎样去维持生计呢？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那一些工作呢？当地的华侨几年前曾经透露，蒙古国内的失业率，蒙古人是50%，而华人则是80%(香港浸信会联会海外传道部1993：12)。这样说来，彷佛华人社群的生活都是贫穷潦倒、坎坷难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每天的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望天打卦的。



原来近十多年来，当地华侨的谋生方式，主要是靠自己作「小本生意」/「小买卖」(T牧师、L牧师
[访问2004)[5]，按「旅蒙华侨协会」P先生在2004年的访问中透露，有70%的华侨是从事「小本生意」的 — 他们前往中国「办货」，购买很多生活日用品，例如：服装、皮鞋、床、食品及水果等等，然后拿回乌兰巴托市场作自由买卖。此外，也有一些华人，在自己家中后园种上各种瓜类素菜，除自用外，有余的也拿出市场作买卖(T牧师、L牧师[访问]2004)。透过这样的小型买卖方式，带来的收入也不算差。所以，这里的华人生活其实并不比蒙古人差，总不属于最贫穷的一群(中信传书2004)。但除了作「小买卖」外，也有一些华人去开设商店或小餐馆，惟在比例上不算多，估计约有20多家(P先生、K女士[访问]2004)。



至于从事较大型的企业活动则寥寥无几，大概只有5至6家(P先生、K女士[访问]2004)。究竟大企业发展从何而来的呢？原来从1990年代开始，由于蒙古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并与中国建交密切关系。其后双方的贸易逐渐活跃及频繁起来，其中便有极少数的华人，大胆地从事企业，以开创自己的事业。有人投资建筑行业，以制砖为主(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2001：160-161)，也有人则以开采金矿及发展肠衣贸易为主(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2001：162-164)。



除此之外，近年由于中资企业在蒙古的发展迅速，他们为了与蒙古人有美好的沟通，遂聘请一些懂蒙古语的华人作翻译，这也算是一门最新兴起的华人行业吧(T牧师、L牧师[访问] 004)！

5、政治取向与连系



住在这里的华人社群，其政治取向与表态是相当鲜明的，且往往都是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兹举一些例子来说明：(1)

华人社群有这样的政治表态，相信也是因他们常与中国驻蒙大使馆有着紧密的连系所至。每逢华侨协会有重要活动，例如晚宴或学校庆典等，他们都会邀请领事来出席；而在春节期间，大使馆亦会设立招待会，邀请众多华侨代表欢聚一堂，表演助庆。通常领事借着这个场合，一方面表达祖国关心他们，另方面也勉励当地华侨须为祖国现代化及统一献上一分力量(T牧师、L牧师 访问]2004，深圳之窗国际新闻 2004)。尤有甚者，「华协」代表更曾与领事馆大使于2004年的春节期间进行家访，探望高龄的「老华侨」并致送慰问金(P先生、K女士[访问]2004)。相信透过这样紧密的交往与连系，促使当地华侨在政治态度上与中国政府十分脗合和同心。



其实，这里的华人社群不仅与中国驻蒙大使馆有紧密的连系，他们也与所属的「侨乡」息息相关。就如先前提及，这里的华侨有很多是来自山西省的；是以今年 [2004]8月1日至8日，山西省就曾组织一个一行五人、名为「山西省侨联赴蒙古访问考察团」，前往乌兰巴托作为期一周的考察访问，以了解当地华侨华人的现状、历史及华文教育概况等。在逗留期间，考察团拜会了中国驻蒙大使，访问了旅蒙华侨协会和旅蒙华侨友谊学校，参加了旅蒙华侨的联谊活动，走访了部份华侨家庭，亦与旅蒙华侨协会常委及旅蒙华侨友谊学校校长等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山西侨联2004)。



由此可知，在乌兰巴托的华人，都经常与中国政府代表有着紧密的交往，并在政治社会上有多方连系。



6、文教事业



关于这里华人社群的文化教育事业，我们可从三方面来探讨和了解：办学工作；华文报刊及汉语热。



办学工作



谈及办学工作，最重要是认识几十年来这里的华人社群怎样为华文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奋斗和努力，并最终见到美好的成果。



在50年代乌兰巴托的华人群体，大致上可分作两类型。其一为中国政府派往蒙古的技术人员或企业人才，他们的任务是要援助蒙古国的发展。其二则为大量从中国移居此地的华侨，他们是为了生活而迁徙到这里。这两类型的华人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子女的教育问题。



过去，蒙古国一直对此等华人的教育问题(尤其是第二类)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而华人亦难于进入当地的学校接受教育。因此，华人自己兴办学校就是一个最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1957年，中国政府乃决定在乌兰巴托成立「培才学校」(即「援蒙员工子弟学校」)，主要为解决驻蒙员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惟过了不久，由于「援蒙项目」不断减少，驻蒙人员递减，办学的需要性也就没有从前那么强了。到了1976年，「培才学校」校址也正式移交蒙古政府(《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教育科技卷》编辑委员会1999：198)。



另一方面，我们须注意到，在50及60年代，移居乌兰巴托的华侨数目并没有减少。由于「培才学校」主要只是招收援蒙工人的孩子，因此，处理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问题就有很大的逼切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华人社群中的「旅蒙华侨协会」便在中国驻蒙大使馆的协助下，于1964年成立了「旅蒙华侨子弟学校」，展开了以汉语为主的华文教育工作。而华人社群中的父母辈，亦十分喜欢把子女送往这间学校就读，以求培养子女成才。



然而，一直以来，由于蒙古政府对这所学校并没有提供资源，而且中国与蒙古经常出现的冷淡关系也影响了它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成立后的三十多年，「旅蒙华侨子弟学校」都是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下求存。以下的两段文字，或许有助我们了解它当中办学的苦况，并那些从事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奋斗与理想：



侨校自创建以来，一直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校舍简陋，资金不足，师资短缺；没有教科书，老师自己刻印；冬季自带柴煤，解决取暖问题。校舍几度搬迁，每况愈下。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旅蒙华侨协会团结广大师生和侨胞，在驻蒙大使馆、国务院侨办及各界朋友的支持帮助下，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排除种种干扰破坏，坚持把侨校办了下来。(江仙梅2004)



这间已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培才学校，是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命名的。它是全蒙古唯一的华文学校，学校外观虽然破烂不堪。但校内有教学楼、体育馆等，设备倒也齐全。江校长回想在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学习条件和校舍设施比较简陋，尤其到了冬天，气温降至零下三、四十度，纵然生了火炉取暖，学生们还是不能脱去外衣上课，相当艰苦。(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2001：164)



进入90年代之后，因着中蒙关系不断增强，学校的办学环境与条件也逐步获得改善。自1991年开始，它更响应蒙古家长的要求，正式招收蒙古学生。而由于当地华侨家庭增添的子女不多，入学人数相应减少，「旅蒙华侨子弟学校」遂于1998年改名为「旅蒙华侨友谊学校」，以表明愿意招收各方人士的子女，作育英才。现今这所学校为一间十年制华人学校，全日制学生人数约360人，其中八成是蒙古人。



由于原有的校舍经过多年来的使用，破烂不堪，后经中国驻蒙大使馆、中国国务院侨办及香港浸信会联会在金钱资助及其它方面的协助下，新的校舍于2001年建成，学校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P先生、K女士
[访问] 2004，江仙梅 2004)。2004年9月1日更是重要的日子，是该校建校四十周年校庆。是日有盛大的庆典，有近1000名嘉宾出席庆贺，其中更包括了蒙古教育部、中国驻蒙大使馆、北京市侨务办、内蒙侨务办及香港浸信会联会等代表(网易新闻中心 2004)。



总的来说，按该校校长江仙梅女士的心愿，是盼望透过这所学校，除了可满足蒙古人的教育需要外，更能把中国文化一代代薪火相传，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又促进中蒙两国人民间的之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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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报刊



蒙古国华人报纸最早期创刊于1929年9月1日，名为《工人之路报》(周刊)。由蒙古工会主办，从业人员皆为华侨。这份刊物主要向当地华侨介绍蒙古党与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以及蒙古和国际的重要消息。1953年，蒙古将该报移交中国旅蒙华侨协会管理。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为该报的鼎盛时期，发行量达到五千份左右，成为当地华侨及中国援蒙员工的精神食粮。



1959年底，中国旅蒙华侨协会将该报移交蒙古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1964年10月再改由蒙古通讯社主办，并改名为《蒙古消息报》。其后到了1980年代，因中国援蒙员工陆续回国，华侨逐渐减少，《蒙古消息报》于1990年停刊(《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编辑委员会，1999：76-77)。



但近年来，每周一期的《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又再出现，虽仍由蒙古通讯社主办，但中文版一页之内容则全交由「中国驻蒙投资企业总商会」负责，主要报导有关企业状况及蒙古法律等(P先生、K女士[访问] 2004)。



汉语热



近几年来，蒙古掀起了一股「汉语热」/「中文热」，就是愈来愈多蒙古人愿意学习汉语。这股热潮得以形成，主要原因乃因中蒙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双方在科学与文化领域上有进一步的开拓，再加上中国国际地位亦日见提升，「汉语」 — 作为与中国人民沟通的桥梁，自然受到高度的重视(福建乡音网2004)。



过去，蒙古政府最重视的外语为「俄语」及「英语」，现今则加强推动人民学习汉语。按乌兰巴托教育局副局长包勒玛说：「目前，该市有国立中小学校110所，其中有10所学校开办了汉语班，开设汉语班的私立学校更多。」(福建侨报 2004) 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乌兰巴托华人社群也受到影响。「旅蒙华侨友谊学校」为了满足需要，也特于周六及周日举办「汉语补习班」，现今有200多人参加，其中绝大部份是蒙古人。如今已举办了五年(即第五级，最终可到第十级)，毕业时参加者都可拿到正式的毕业证书(P先生、K女士[访问]2 004)。




7、宗教生活



在这里千多人的华人社群中，于90年代以前，宗教气氛看来并不那么热烈。几十年来，他们都没有特定的信仰，在家中并没有上香和摆放祭品的习惯，连一般的民间信仰、拜祖先或「拜神」的方式都没有。[6]自然而然，对蒙古人的喇嘛教也就认识更少了。分析原因，或许是因他们的背景，一直受到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影响，所以宗教气氛并不明显(P先生、K女士[访问] 2004，T牧师、L牧师[访问] 2004)。然而，近年来也有机会见到一些家庭摆放了与喇嘛教有关的饰物，有可能是他们逐渐对喇嘛教产生兴趣(T牧师、L牧师[访问]
2004)。再者，华人身处在蒙古社会中，也会「入乡随俗」，受到他们一些宗教思想的影响，例如开车经过某山头时(认为是神仙居住之处)，会在同一地方扔三块石头，或放点钱，以求神仙保佑一路平安(亚洲电视企业有限公司 2001：161)。



另一方面，自从1992年开始，基督教信仰正式进入他们中间。这一年的8月，香港浸信会联会差派了一队考察队，前赴乌兰巴托探索及了解当地开拓福音工作的可能性，「当地有华人得悉有香港基督徒到了蒙古，就主动与考察队接触，并邀请考察队众牧者到他的家庭探访，还表明想认识福音。结果在考察队离蒙之前，这个家庭十位成员都决志归主，香港浸信会联会自此揭开了在蒙古的发展福音工作的序幕。」(游伟业2004：186)
其后数年，香港浸信会联会也安排了很多短期福音队及传教士到他们中间继续服事，并且取得很理想的果效。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里信主的华侨不单建立基督徒团契，其后更于1998年正式成立一间犭虫立的、唯一的华人教会，名为「恩典基督教会」，基督徒人数约40至50人。这教会同时亦成立「呼声服务中心」，专门向华人小区提供各式各样爱心和关怀的服务。[7]



香港浸信会联会在这里的工作，除了是传播基督教信仰外，她更花了很多资源来协助「旅蒙华侨子弟学校」的重建和发展。就笔者所知，香港浸信会联会曾捐献美金四万元，帮助新校舍的兴建。在该校创校四十周年庆典上(2004年9月)，她又捐出十部新计算机及三部翻新计算机作为贺礼(C姊妹2004)。现今当「旅蒙华侨友谊学校」打算提升学校教师质素，协助他们返回中国接受短期在职训练，以求最终取得大学学位时，香港浸信会联会亦乐意提供训练津贴，使他们无后顾之忧(P先生、K女士[访问] 2004)。



总的来说，乌兰巴托华人社群近十年来的宗教气氛，虽然并不算浓厚及普遍，但总较从前明显多了。


四、初步的文化观察与反思



现在让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再仔细分析上述所描述的，盼望可更深入了解这个华人群体的形态特色，及其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兹从以下几个层面看：



1、「本土化」的程度



住在乌兰巴托的华人群体，从20年代算起，相信至今已有四至五代。但假若以50至60年代来计算，则应该起码也有三代了。这几代的时间并不算短，理应蒙古人与华人有着很多交往与互动，甚至彼此影响，产生文化变迁。不过，事实并不一定如此的。从「本土化」(localization)的角度看，我们或会得到另一个印象：乌兰巴托华人群体「本土化」的程度似乎并不深入！



首先，我们须知道何谓「本土化」。按人类学家陈志明教授所说，它是指向「一个成为本土的过程，期间涉及对本土的地理及社会环境作出文化调整，又认同自己为本区的一份子。而文化上的适应并非仅是被动地接受本土力量的影响，它更是主动的参与和创新的。」(Tan 2004：23)[8]我们看见，生活在蒙古社会及地域中的华人社群在自己文化上的调整并不算多 — 华语及家乡方言的使用最多；华人小区自成一角，家家户户内在的交往较频繁；喜欢收听来自中国的广播及观看来自中国的电视节目；继续持守中国的传统节日；婚姻关系维持在华人圈子内；婚丧二事多跟随古老中国的旧传统、旧仪式；坚持对华文教育的传承及学习；心系远方祖国(中国)、并喜欢多与她建立多方连系……



当然，笔者必须补充说，这并不指这里的华人传统文化完全没有容纳一些蒙古文化的元素，或尝试在新环境下作出新的变化。其实也有一些的，例如：有不少华人懂蒙语；年轻一代结婚时在饭店举行饮宴；华人娶蒙古女孩子为妻的现象现今较明显；一些华人逐渐搬离原来的聚居地，可更直接与蒙古人交往；年轻华人也参与蒙古国庆活动；华校接收更多的蒙古学生，课程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然而，总的来说，这种变化仍不算深入，更不是华人社群整体上主动参与和融合创新。因此，笔者感到她在形态上仍以传统中国文化色采较为显著，没有较深入地扎根在乌兰巴托的社会文化脉胳中。是的，就「本土化」而言，这里的华人群体看来似仍未够深入。



进一步来说，一个已本土化的群体，其「心态」上是与当地人打成一片，有同属「一家人」的感觉；其对所居住的「地域」有强烈的归属感，不离不弃；而其对「本地小区」甚至是政治上的事务，也有较为积极参与的表现。观乎在乌兰巴托的华人社群，笔者未敢武断，但看来他们似乎在此等层面上仍有差距，仍须多作努力！



2、「涵化」的进度



与上一点息息相关的，是探讨一下乌兰巴托华人群体的「涵化」(acculturation)进度究竟如何。笔者简单评估说 — 也不强！陈志明教授告诉我们知道，「涵化」是指某一个族群(例如A族群)或其部份人口，当与另一族群(例如B族群)连系之后，A族群中某些文化特色便与B族群中相应之地方变得相似或类同。这样的文化变迁是出于两个族群中的人经直接的接触而得来的。这个「涵化」过程可以是「双程的」(two-wayprocess)，但更多时候，它是指「少数族群」(minority)处身在「多数族群」(majoritygroup)中所作出更大程度的社会及文化上的调整。不过，无论情况如何，两个族群都没有失去其原来的「族群身份认同」(ethnic identities)(Tan 2004：25)。



从先前的描述与介绍，我们确知道，乌兰巴托的华人数目，相比于蒙古全国众多人口，无论从那一个历史阶段来看，她都是一个「少数族群」。经过这么多年两个族群的直接交往，我们理应看到华人社群在社会与文化上向蒙古传统作出更大的调整。可是，从上一点本土化程度的分析，我们并未见到这里的华人文化，有明显的大幅度的调整和适应；表明了华人文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地融合在蒙古这个「多数群体」的文化中。所以笔者说，其「涵化」进度并不强。



3、「身份认同」的定位



「本土化」不深，「涵化」亦不强，最直接的互动结果，就是促使华人群体在「身份认同」(identity)上投向自己原来所属的祖国和家乡 — 中国。在这里的华人社群，不仅在「族群身份」方面(ethnicidentity)主观认定自己是华人，在「文化身份」方面(cultural identity)亦以较传统的华人文化与习俗作为客观表达的方式；尤有甚者，他们更以带有政治导向的「华侨」身份为荣。何谓「华侨」呢？按「海外华人研究」这门学问的通用理解：「华」是意味着跟「中国」有关的用词；「侨」是「暂时侨居在某个地方」的意思。两者并合起来，「华侨」一词的称谓，经常是指侨居在外国的中国人(潘翎1998：16)。换句话说，「华侨」的心态是认定自己有「中国公民」的身份，现时只不过是暂居外地而已；其政治效忠对象是中国，并不是所居留之地(应用在乌兰巴托华人社群身上，就是指「蒙古国」了)。



这样形式的身份认同，在这里我们大概都可看到。具体来说，一些用词如「旅蒙华侨协会」及「旅蒙华侨友谊学校」，在谈话中表达自己是「华侨」；又或经常与中国驻蒙大使馆保持紧密的关系等等现象，都显明了这种以「华侨」身份为荣的心态。所以这里的华人领袖，会感到自己是「龙的传人」，拥有的仍是「中国人」的身份。他们处身在蒙古国，属「第一线」的人，其人生重要的任务是：把「侨务」工作做好；‚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ƒ为中蒙两国的友谊，发挥桥梁及纽带的作用(P先生、K女士[访问]2004)。看来就是这样，许多华侨都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加入蒙古籍的人很少，只有156人(新月文摘 2004：3)。




4、「社会及政治」的因素



造成上述三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多年来华人社群完全不肯主动开放，以致他们在本土化、涵化及身份认同层面上画上明显的界线，以示与蒙古民族有清晰的分别么？笔者认为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一个更大的处境动力，就是社会及政治上所带来的种种障碍。经过多番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华人社群作出综合分析和比较后，陈志明教授指出，导致一个群体在「涵化」上只偏向较小程度，其中部份因素是：华人群体较犭虫立地自成一角吗？若是的话，就较难在经济及社会层面与本土文化产生互动。‚国家对少数族群的政策是否开明，是否有民主与自由？若不然，「涵化」就不易。ƒ有族群歧视吗？少数族群与其它族群可得到同等的社会经济机会吗？若受到歧视而失去同等机会，「涵化」就难于实现。„社会阶层流动(socialmobility)容易吗？华人若不易进入更高社会阶层，「涵化」就困难得多了。…华人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吗？若缺乏国家提供的正规教育，只能以华文教育为主，「涵化」就显得困难(Tan 2004：55-57)。



我们若用此等准则去评估过去几十年，华人社群在蒙古国的经历，很快就发现确有很多负面因素，是源自更大的环境因素，导致华人在文化及社会层面「涵化」不强。影响所及，他们就无法扎根于本土社会，只能坚持原有的中国身份认同了。



是那些负面因素呢？兹再扼要举例说明：60年代及1983年蒙古对华人社群的政治压迫；华人住宿环境的恶劣与规限；进入蒙古大学十分困难，只有接受华文教育；禁戒华人参政；入籍及出入境方面的种种限制等等。其实，时至今日，在蒙古民间社会中对中国仍存有一些忧虑和戒心，例如「中国威胁论」或「收回蒙古」的言论等(新月文摘2004：3)。这些都是乌兰巴托华人社群以外的因素，是华人社群所无法控制的；但其出现却会促使中蒙两个族群的文化无法作出更深广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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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在本文里，笔者整理了多方资料，并尝试从文化角度，为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思想与行为作出一个定位。笔者发现，从「本土化」、「涵化」及「身份认同」的概念去理解，这里的华人群体看来与地区文化融合仍未够深入，且较倾向于持守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身份；但无可否认，一些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仍是有改变的，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年青一辈的华人身上发现更多。



造成这样的景况，主要是受限于中蒙两个之间的政治、外交和社会所引发的约束力量，多于是华人社群自身不愿寻求文化更新与调整的因素。但随着1990年代开始，蒙古国政治经贸形势有大逆转，改革气氛浓厚，社会空间加大；接纳华人并容许新的文化互动机遇似已临到。



过去，靠着一些华人领袖对中华文化理想的坚持，特别是通过华文教育系统，华人社群得以凝聚力量，渡过了几十年政治、社会、文化及经济上的熬炼。随着华校新校舍的落成，成了中蒙文化交往的新平台，加上「汉语热」的流行，她算是进入一个历史的新阶段。相信只要他们敢于突破，以更主动和开放的态度，与当地的蒙古人及蒙古文化交往，「本土化」及「涵化」的过程将会加快，而文化的融合性也会加强起来。不过，「身份认同」方面则可能产生新的变化 — 现今年轻的一代及其子女，假若日后在言语、文化及风俗习惯上更融入当地小区，甚至归化蒙古籍的话，则其「华侨」心态会逐渐消失，代之而有的是「本土人」的身份。换言之，他们将会从「落叶归根」阶段(仍以中国为本、为故乡)，逐渐转变至「落地生根」(转以蒙古为本、为新家乡)阶段。



为何有这个预测呢？因为全球各国各地，很多华人社群，经过几十年到百多年的发展，早已有这样的经验了。参考这些经验，将有助我们去前瞻乌兰巴托华人社群的发展，并作出相应的文化准备。这样的理解，其实就正是陈志明教授所提出的「华人民族学文化圈」(Chinese
Ethnological Field)的概念 — 透过不同华人社群的文化比较，更能明白华人文化的传承、转变及族群认同等问题(Tan2004)。奇怪得很，近代中蒙两国人民在乌兰巴托的交往至少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但若论及双方有真正文化的互动、融合，甚至创新，则似乎到了今天，历史处境才提供了一个真正适切的社会际遇与文化气氛！



最后的话，本文是基于有限的数据和视野而作的分析，一切的结论，都只属一个初步的判断而已。日后若有人提供新的知识、观察和数据，笔者乐意纳入其中，并有需要的话，作出相应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