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

henanhujaa

互换——刺杀中国金融的封喉一剑

张宏良

次级债引发的欧美金融动荡，改变了国际垄断资本围猎中国的计划，由原先通过拉高后做空中国金融市场来席卷中国财富，转变为由中国金融机构直接为陷入金融危机的西方银行买单。要想让中国金融机构直接为西方银行的巨额亏损买单，显然股指期货暂时还派不上用场，更加急需的是要创造一种能够把中国的外汇资产直接用于西方银行的工具，这就是互换。于是，互换便取代股指期货率先登场，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推出的又一创新形式。所谓互换简单讲，就是在既不改变所有权，也不形成债权债务条件下的一种金融资产交换行为，其可怕之处就在这里。

比如张三有美元李四有人民币，他们之间有3种方式可以交换：一是互相卖给对方，美元人民币的所有权转移，双方资产负债表上十分清楚；二是互相借给对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双方资产负债表上同样很清楚；三是互相交给对方使用一段时间，到期彼此再换回来，就是所谓互换。为什么说可怕呢，因为张三的美元既不是卖给李四的，也不是借给李四的，而只是让李四用一段时间，期间美元仍然属于张三的资产，仍然在张三的资产负债表上，监管部门从资产负债表上看不到美元已经被李四拿走了，只有到期后张三从李四那里换不回美元时，也就是美元已经损失后监管部门才能发现。由于金融衍生品买卖形成的资产流进流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不出来，所以称为表外业务，表外业务的发生只有交易者本人知道，在资产没有损失掉以前，除操作者本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交易的存在。既然连交易本身的存在都不可能知道，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监管。所以只有在尼克·李森完全赔掉英国巴林银行以后，热罗姆·凯维埃尔造成法国兴业银行损失50亿欧元以后，监管部门才能事后得知交易的存在。这就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可怕地方。

而在所有金融衍生品中，互换最为可怕，因为互换本身就是为逃避金融管制产生的，并且当初恰恰是为逃避政府限制外汇资产流向国外产生的，如果说股指期货是金融核弹，互换就是金融中子弹，中子弹的威力就是在建筑物和战车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能将其中的人员全部杀死，作为金融中子弹的互换，同样能在资产负债表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把中国的外汇资产乃至其它金融资产全部掏空。中国人民或许在某一个早上醒来会突然发现，亿万人民数十年艰苦奋斗创下的金融家底已经空空如也，并且全部责任都会推到几个或者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已经失踪的交易员头上。对此，那些和西方国家串通起来掠夺中国外汇资产的买办专家，肯定会信誓旦旦地说什么我国金融监管十分完善，互换业务只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等。所以在此我们想提醒大家注意，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出监管金融衍生品的有效方法，特别是互换业务本身就是针对如何成功逃避金融监管而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人类对其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要远远低于对癌症或艾滋病的认识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找到治疗癌症或艾滋病的成功方法之前，人类绝不可能率先找到管理金融衍生品的有效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互换等金融衍生品搬到中国来的根本原因。前些天我遇到《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向他询问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窟窿估计有多大？他说可能有2万亿美元。我当时一听汗就下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有2万亿美元的金融窟窿，我们有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好用来填补它的金融黑洞。

要用中国外汇资产来填补西方银行的金融黑洞，可以同时采用明暗两种手法，就明的方面来说，主要是由政府出面和由买办牵头，引诱胁迫中国金融机构直接向西方银行注入美元资产，越来越多的美国金融机构如同久旱逢甘露般地得到了中国注资，以至于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等其他西方国家的首脑，纷纷跑来中国要求利益均沾。在最近一次欧洲货币会议上，掌管2千亿美元外汇的中投公司老总已明确表示，中投公司不会在次债危机中，趁机攻击其他国家货币的漏洞，扰乱金融市场, 而是要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力量。什么叫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力量？就是由我们来为全球金融危机买单。这是继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第二次为世界金融危机买单，如果说上次我们是为亚洲最富有国家买单的话，那么这次则是更上一层搂，在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买单。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中国金融资产搬到西方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贿赂控制关键环节的几个官员就够了。

而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正义良知和爱国精神之外，没有任何外在的制度建设能够有效阻止。过去有句话，叫做精神原子弹，可以说，精神原子弹是能对付金融核弹、金融中子弹的唯一有效方法。随着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打击的逐步展开，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30年来摧毁道德体系和理想主义的可怕后果。如同丧失了灵魂的人只能成为任人摆布的行尸走肉一样，丧失了精神的民族同样会成为任人宰割的一头肥牛，看一下中国金融改革的时间表就会发现，中国正在越来越成为一头待宰的肥牛，何时吃草何时喂水甚至连何时出栏都被计算得十分精确：随着国家股法人股越来越多地落入外资手中，我们适时搞起了股权分置改革；随着银行资产因垄断而飞速升值，我们又适时开放银行，以十分之一的市价把银行股卖给外资；人民币升值把国际游资和对冲基金引来了，我们又要适时推出股指期货；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了，我们又适时地推出了互换等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的西方银行出现了亏损窟窿，我们投资公司又在适时地注资，同时还适时地让他们到中国来发行股票债券，把中国老百姓那点儿养老活命的钱也拿来填窟窿------

目前我们账面上拥有相当于10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资产和60万亿金融资产，加上股票市值共有上百万亿金融资产，另外还有上百万亿其它类资产。这上百万亿金融资产最终花落谁家，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相关官员的正义良知和爱国精神。在实体经济时代，金融资产的归属取决于制度和政策，只要制度和政策没有缺陷和失误，就不会出大问题；而在衍生金融工具主导的虚拟经济时代，金融资产的归属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因素，这就是目前西方国家把时间纳入破产范畴，对责任人实行终身惩罚的背景和原因。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西方国家豢养的改革精英摧毁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恶果了，可以说，如果不发生历史奇迹，中美之间金融战的结局已定，决定输赢的不是专业知识和专业技巧，而是理想主义和爱国正义精神。美国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决定了美国君临天下的磅礴气势，决定了美国在金融战中的赢家地位，美国人也越来越尝到了精神武装的甜头，总统布什带领白宫一帮人天天在搞“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地天天下午学圣经，精神武装越来越强大，可以说，美国拥有的精神原子弹远远超过物质原子弹对世界的威胁。反观中国，30年来由美国培养的各路改革精英源源不断地汇聚膨胀，已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彻底解除了中国的思想武装，30年来所谓思想解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解除思想武装的过程，用GDP代表的物欲主义否定了理想主义，用妖魔化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方法，否定了中国的爱国主义，最致命的是用非毛化的方法打掉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意志和民族精神，打掉了中国人的精神原子弹，把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肥大国家。牛羊的肥大永远是为主人餐桌准备的，现在宰杀的时候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急不可耐地举起了刀叉，宰杀的工具就是各类名目繁多的所谓金融创新和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从来就是双刃剑，既可伤敌，又可自毙；在爱国者手里是伤敌的武器；在买办手里则是卖国利器，并且其卖国的速度和规模，会远远超过晚清所有卖国条约的总和。互换，只是其中一把最锋利的封喉利剑。

金融衍生品运行的高度私密性，决定了政府监管完全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莫说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是金融衍生品创新的老巢美国，也是无能为力。进入中国后金融衍生品的高度私密性，再加上由美国训练出来的金融买办又故意罩上一层专业性迷雾，使得金融衍生品显得更加诡秘难测，逐渐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致使中国上百万亿庞大金融资产的运作，完全落入了拥有西方背景的极少数金融买办手中，这极少数金融买办要么已定居美国等西方国家，要么身在港澳，要么怀里揣着绿卡，要么已悄悄地在海外安营扎寨------，这些人聚集成一个狭小的金融圈子，根据跨国公司的授意，布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平日则侈糜淫乱、纸醉金迷、挥霍无度，过着超越任何帝王的奢华生活。没有这些人的所谓金融改革和创新，外资不可能仅从十多家银行股差价中，一年就从中国攫取上万亿元的金融资产。这些人有意利用现代金融难以监管的私密性特点，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的金融王国，即便现在中央政府更换掉金融领域的全部行政主管，也撼动不了这个金融王国，对付这个金融王国，除了以色列的摩沙德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再也找不到其它任何有效办法，胡锦涛新政的最大软肋就在这里，中国应对金融战的最大软肋也在这里。

写到这里，电视传来了南方数百万老百姓滞留在各个火车站难以返家的报道，我们的基础设施那么需要建设，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那么艰难，可我们流血流汗创造的金融资产却在流向西方银行，哪怕是拿出上百万亿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就能建造2万多公里铁路，何来春运难的问题！

中国拼命发展经济拼命赚取外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到了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henanhujaa

零八年世界性粮食危机和中国大雪灾

作者：陈励志   
　　　　　　　　
　　　　一两场短暂的大雪也许不会给农业带来严重的问题反而有所益处，但长达数周而且目前仍然持续的集中长江流域的明显降温和雨雪带，连续零下3度的气温将直接威胁到粮食作物的生产。四川告急、重庆告急、贵州告急、湖南告急、湖北告急、江西告急、安徽告急、江苏告急、浙江告急、上海告急，整个中国南部的传统产粮区都处于低温、暴雪和冻雨之下，大约40%的中国粮仓都在危险之中；目前也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和事例来说明形势，但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已经几乎成为定局。
　　　　
　　　　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没有防冻保耕措施，没有集中的水利建设，更没有足够的农业劳动人口（大量数以千万计的青壮劳动力都离开农村地区在城市中打工，几乎整个农村成了“养老院”和“托儿所”），假如这一形势无法得到有效而迅速的改变，我们不得不要对08年中国的粮食安全性提出疑问。
　　　　
　　　　如以受灾严重的湖南和贵州为例，越是交通不便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受到影响越是深重，据报有些县市可能要到3月份才能恢复正常交通和物资运输状态，而且人员进出受到严重影响，那么这就意味着当地农业所需的各种农业物资无法及时投入，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能投入生产中，而大量清壮劳动力的缺乏又会给灾后的各种基础建设和农田复种带来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而另一方面，由于整个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和日本相继进入经济衰退中，而广东从07年底下半年就已出现的制造业疲软，可能高达数万家的中小制造企业面临倒闭与外迁，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对于实际流动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而随着经济衰退的趋势日益明朗，中国其他沿海地带的以出口为依赖的制造业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击，而且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国内整体的经济景气将受到影响，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发达地区的人口对于其他相关高消费的需求也在减少。所以，必须有一清醒认识，那就是整个中国对于流动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将会减少，过去那种因循守旧候鸟般的劳动力迁徙局面必须得到立即改变。假如这种局面不改变，当数以千万计的农业无技术和低技术人口仍然按照过去那种记忆模式，携带少量生活费用青壮劳动力，涌入沿海地区却无法得到足够的就业岗位足以容纳，这对于整个社会和经济本身就是巨大的冲击，必然带来不稳定和各种消极因素，流民似水，不导则溃。
　　　　
　　　　此外还同时面对着国际市场上节节攀升的粮食价格，各国日益采取的严格粮食进出口控制，中国希望依靠国际进口来解决农业作物和粮食减产的问题已经不太现实，正如前面章节所介绍的, 在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粮食危机问题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危机的世界性第二大经济问题. 根据12月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国家开始采取粮食限制性出口,其中包括世界上各大地区主要产粮国,阿根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乌克兰,印度,中国,甚至非洲仅有的少数粮食出口国埃及等.
　　
　　 中国在07年12月前,小麦出口尚有13%的退税,12月初取消退税,12月中开始征收关税,1月出开始执行出口许可证管理,鉴于迄今尚未有任何许可证发放,事实上中国已经禁止小麦出口达一月之久.而与此同时中国将大豆和玉米的进口关税下降到1%以吸引粮食进口,国内粮食专家已经公开宣称,中国现在要做的是"有多少粮食进口多少粮食",但是世界粮食市场养活不了13亿中国人。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建议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确保提高在农业地区投入，劳动力的投入、财政投入、政策投入。其中一个重要点就是如何引导流动劳动力复归农村和转入农业投产中，当然在现有条件下采取任何强制和粗暴的政策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有适当和合理的政策来引导劳动人口留在农村和大规模地恢复农村复兴建设。
　　　　
　　　　1） 国家全面调整政策，执行“以粮为纲”的重点政策扶持。立即提高农业补贴标准，改变对流通领域的农业补贴而直接对实际农业劳动人口按人头和粮食产量挂钩进行补贴，只要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人口就应该直接得到人头补贴，而且补贴金额要足以吸引他们愿意放弃长途跋涉到城市中去寻找风险系数大而收益少的数百元一月的收入。同时这种补贴应该同作物产量进行挂钩，政策性平遏粮食销售价格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国仍然是采取粮食定价收购的，所以假如将对于流通领域的暗补改变为对于个体农民的实补可以既让农民得到实惠，也可避免在价格倒挂的情况下，农村出现的“惜售”和“囤积”现象。


　　　　2） 大规模的重新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基层农会等组织架构。近三十年来，由于个体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农村的基础建设几成瘫痪，包括直接服务的农业生产的农业水利建设，农机建设，农村金融信贷机制，农村生产和信用合作社，也包括服务于民生的基础医疗、基本教育和文化设施，还有即使农民自己的组织民主机制建设，如农会、农村合作社等。


　　　　3） 调整产业优先重点扶持政策，确保农业生产物资的供应和价格控制，以工业反向扶持农业，对于农药、农机和农资生产企业进行政策性补贴，并严格控制农资的流通领域，农村市场的销售价格进行控制，必要时采取国家专营或者国家许可而清理私人零售体系。


　　　　4） 以教育和技术人口反向支持农业建设。面对目前每年数以七八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城市的就业压力日益严重，事实上总有超过上百万的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随着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加剧，城市中出现的大规模有一定教育水准的人口的失业和无业形式会更为严重。 同时也存在一大批在城市中已经掌握一定技术能力的原农村劳动人口，他们相对而言对于新技术和设施有所认识，又比较了解农村。 而目前的农村中实际是大量缺乏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教育水准的劳动力，而且随着农业基础建设的重新兴起，这就意味着对于专业知识和技术劳动力需求将会成倍增加。


　　　　5） 促进农村的合作社，公社等集体生产的运作模式，当然不是以一刀切和强迫的方式进行完成。在现代经济和流通中，任何个体的小农生产都无法与强大的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相匹配，假如维持农民的个体小农生产既不利于与现代社会的溶合，也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发展，所以应该大立发展和扶持在自愿和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合作社和公社，并通过农民的集体投入来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


　　　　6） 基于目前整个经济局势和农业生产的状况，停止依赖出口和大规模开发区建设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如道路，通信，住房等设施建设，但绝不能以牺牲耕地为代价，任何小城镇建设的目的应该是以作为农村地区的基础建设和设施支持为基础，是为农村建设进行服务为目标，而不是以成为大城市的卫星城和一部分为宗旨。
　　　　
　　　　面对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和预见未来的可能形势发展，我们相信必须要依靠对于农村地区的彻底改造，重新强调农业建设，以民主和人道的计划引导模式来复兴农业和改造农村，这才是解决经济衰退、内需不振、就业人口过多的唯一可行之策，也就是说必须采取民主的社会主义政策才能真正解决即将或者正在出现的困局。
　　　　
　　　　当然我们的建议绝对不是为了维护旧有的个体小农经济，而恰是为了提供农村的生产的效率化，组织化，民主化，为中国目前四分五裂零散型的个体小农经济结合成为大规模的集体农业生产进行基础建设和组织准备。只有中国的农业建设真正完成整体的工业化转移，改变个体的零星的无组织的建设，中国的农业和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才有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解放”，而采用“羊吃人“圈地模式而妄图培养数以亿计的流动无产阶级人口，绝对不是可能的应因之道。中国需要的是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和农业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