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国电子计算机研发真相，兼议中国自主科技难以崛起的本质原因

henanhujaa

中国电子计算机研发真相，兼议中国自主科技难以崛起的本质原因

飘飘公主

提交时间：2012-09-23 00:29:23

内容： 这是我偶然在国家图书馆查到的一篇文献，这篇文献对我触动很大，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曾经多次强调过中国研发出了原子弹和人造卫星，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们国家曾经就只研究出来这么两个东西，现在看来不是。我觉得夏培肃教授写得文章值得让大家读一下，此人一生论文总数没有超过20个，是个做学问的教授，每篇论文含金量非常高，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下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发历程。 夏培肃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的诞生 194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工AC，这一消息于1946年2月宣布后，在国际科技界引起轰动，这不仅仅是因为EN工AC使用了18000多个电子管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机器，更重要的是，EN工AC的研制成功，将一个崭新的、非常有希望的科技领域展现在人们面前。在EN工AC的研制过程中，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它的不足之处。于是，以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在ENIAC的研制工作尚未完成时，就已着手设计新型的电子iii算机一存储程序通用电子计算机了。 在40年代中期和后期，我国有不少科学家和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和学习，其中一部分人对电子计算机已感兴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华罗庚那时在美国，和冯·诺依曼和哥尔德斯坦(H, H, Goldstine)等相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学术问题。华罗庚.教授于 1950年回国，1951年组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52年，数学研究所迁至清华大学南校门内的一幢新建的两层楼房里。新筹建的数学研究所除了开展纯数学、应用数学、力学、理论物理等研究外，华罗庚所长还念念不忘要开展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1952年夏天，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属于撤销之列。这个电讯网络研究室是在解放后由清华大学和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合办的。该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属清华大学电机系领导，经费由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提供。这个研究室在1952年有6个人，其中科研人员3人，辅助人员J人，研究室主任是清华大学电机系阂乃大教授。他是电讯网络专家，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从德国回来的。另外两个科技人员是王传英和我。王传英是清华大学电机系1950年的毕业生，他当时是阂乃大的助手，我是1951年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电信网络研究室撤销后，我本来打算留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讲课，可是阂乃大告诉我:华罗庚想物色一些人到数学研究所去研究电子计算机，并希望他去数学研究所。阂乃大在电讯网络方面的造诣相当深，正在着手写这方面的专著，他愿意去数学研究所继续研究电讯网络，但对于是否要改行去研究电子计算机，颇为犹豫。我当时比较年轻，1950年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今后到底从事哪方面的工作，还未完全肯定。我在英国时，已粗略看过一些电子计算机的资料，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学科。当我知道我们国家也将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时，十分高兴，我马上表示愿意去数学研究所从事电子计算机的工作，阂乃大经过认真的考虑，再加上我的劝说，同意去搞电子计算机了。王传英也表示愿意参加电子计算机的工作。 在我们商定以后，闵乃大给华罗庚回话，并约定和他见面0 195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三人到他家去一了。他的住宅座落在清华园内数学研究所附近，是专门为他修建的一所平房。当我们走进这所住宅的宽敞的客厅时，华罗庚所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大家坐定以后， 他对我们谈了打算在数学研究所开展电子计算机研究的意图，又了解了王传英和我的学历和工作情况。这样，开展电子计算机工作的事情就算定下来了。我们回去后，立即着手搜集和阅读电子计算机的资料。由于电讯网络研究室的经费可以维持到1952年年底，虽然我们的工作已经转向电子计算机，但我们没有马上到数学研究所去。1953年l月3日，我们三人到数学研究所上班。 这就是我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的三人小组，由阂乃大任组长。1958年阂乃大去德国定居，王传英于1955年去苏联学习时改行了，当年的三人小组，现在只剩我一人了。 初创阶段(1952年秋到1953年底) 1952年首先开始调查研究，当时有关电子计算机的资料不多，我们甚至找不到一本系统和完整地介绍电子计算机原理的书，只能就近从清华大学电机系图书馆的英文期刊中查找这方面的文章。那时，我们找到一些认为有参考价值的文章、需要人手一份的时候，由于没有复制设备不能复制;又没有英文打字员，只能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我们除了钻研电子计算机的资料外，还钻研电子管脉冲电路的资料。到数学研究所以后，我们的办公室安排在数学研究所的二层楼上，还拨了两间平房给我们做实验室。 我们三个人在工作略有分工。阂乃大照顾全面，并重点钻研计算方法和布尔逻辑。我偏重计算机的逻辑设计方面，并搜集国内外有关计算机方面的书籍。王传英偏重在脉冲电路实验和实验室建设方面。当时，数学研究所是第子次建立实验室，所内没有专门的器材人员，我们所需的器材都靠自己想办法。因此，王传英经常背着小包到城里去购买无线电元件、电表、电线、工具等。有时，我也出去联系购买器材。 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分析消化电子计算机的资料，还做了一些简单的电路试验。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我们逐步形成了研制电子管计算机的技术路线。为了节省器材，准备设计串行的电子计算机，并使用示波管存储器。我们三人经过多次讨论，在1953 年3月，由阂乃大执笔，写出了关于开展电子计算机研究的初步设想和规划，上交给数学研究所的领导。 1953年春，吴儿康从丹麦回国。由于我们的工作很需要增加人，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和争取，1953年9月，吴几康到数学研究所报到。他有相当丰富的实际经验，动手能力强，这大大加速了我们的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和实验工作。 1953年10月，王庭梁分配到我们组工作。他是武汉大学电讯系的应届毕业生。他主要是参加实验室的工作，包括制作直流稳压电源等。 初获成果(从1954年初到1956年8月) 计算机小组在数学研究所虽然受到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但是在数学研究所开展电子线路实验工作的条件实在一太困难了。为了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中国科学院领导于1953年冬决定将全院的电子学方面的人员暂时集中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我们小组除了阂乃大继续留在数学研究所研究计算数学外，其余4人全部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我们于1954年1月3日到近代物理研究所上班。当时，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所长是著名的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按专业内容分成五个大组，电子学是第五大组，由陈芳允担任大组长。电子计算机组是第五大组中的一个小组，代号为五三组。阂乃大虽然没有去近代物理研究所，我们还希望他兼任五三组组长，他勉强答应了，可是后来来小组的次数越来越少，就由我来主持这个组的工作。 我们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时，安建勋调到小组工作。他是1953年湖南大学的毕业生，我们又多了一个成员。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一幢刚修建好的六层大楼内，它是中关村最早的一幢大楼。我们五三组在大楼的第四层分到了两个相邻的大房间，作为实验室兼办公室。 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工作条件比数学研究所好一些。研究所有专门的器材部门和实验工厂，电子学方面的图书资料也较多。我们去了不久，就领到了一些包括示波器在内的器材，因此实验工作开展比较顺利。后来，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民主德国进口了一批示波器，吴几康参加验收。这些示波器本来只能用来观测正弦波，吴几康把它们改进成为可以观测脉冲，因而获得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技成果三等奖。 我们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是以前在数学研究所工作的继续和发展，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电子计算机的示波管存储器的研制，由吴几康负责;另一部分是进一步系统地分析消化电子计算机的文献资料，并开展运算器的研制，这一部分由我负责，我们打算在两部分的研制工作完成后，将它们连接起来成为一个能够自动进行计算的计算机。 为了更好地开展电子管脉冲电路的工作，从1954年上半年开始，吴几康、王传英、安建勋和我参加了苏联A,A.萨宁编著的《研究辐射的电子学方法》一书的翻译，该项翻译工作由忻贤杰主持，我们只翻译了其中的有关脉冲电路部分。该书的中译本于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4年6月，近代物理研究所决定让王传英去苏联学习电子计算机，1955年王传英在俄专毕业准备出国时，国家决定那一年的一部分留苏葬去学习原子能，王传英被选中，从此他就改行了。 1954年10月，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西郊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开幕。展览会展出了三种计算机:解线性常微分方程组的电子积分机、解偏微分方程的计算机和分析计算机。分析计算机是一个卡片计算机系统，包括作孔机、分类机、制表计算机、校验机等。在这三种计算机中，前两种是模拟计算机，后一种是数字计算机。这三种计算机展出后，钱三强所长很重视，亲自对我们说:一定要掌握它们。因此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了解、熟悉和分析这三台计算机，并把王庭梁派到展览会担任这几台计算机的讲解员，后来近代物理研究所五一组的方澄也去担任过讲解员。在我们掌握了这三台计算机以后，完成了三份技术报告，两台模拟机的报告是我写的，卡片数字计算机的报告是王庭梁、方澄和安建勋合写的。后来，《光明日报》向我们约稿，希望在报纸上宣传这三台计算机，经过集体讨论，由郑绮执笔，写了一篇题为《漫谈计算机》的文章，于1954年11月8日在《光明日报》土发表。这篇文章本来是以吴几康的名义发表，结果名字错了，成了“吴济康”。 1955年秋，为了发展我国的原子能技术，国家分配给近代物理研究所很多大学毕业生。钱三强所悦在抓原子能技术的同时，对电一子计算机的发展也很重视，分了6名学电的大学毕业生业生给我们小组。同时，还为我们组增加了一间办公室，数学研究所的计算数学小组也分到了6名数学系毕业的大学生。 近代物理研究所为了培训新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组织了一些人讲授电子线路，吴几康参加了讲课，王庭梁担任辅导员。1955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阂乃大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新的科学部门—自动快速电子计算机》。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一些新闻记者来采访，我们趁这个机会对电子计算机进行宣传。 1956年3月，苏联举行全苏计算机会议，我国派代表团参加，其成员为阂乃大、胡世华、吴几康、张效祥、徐献瑜和林建祥。他们到苏联去了两个星期，除了参加会议外，还参观了苏联当时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E3CM，并会见了苏联科学院精密仪器及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列别杰夫(C,A,JIe6eues)院士和计算中心主任朵罗德尼钦(A,且O}OAHHLIYIII)院士等著名人士。 从1956年3月开始，我们借用数学研究所的教室，举办了计算机原理讲习班。参加讲习班的有20余人，除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计算机组和数学研究所计算数学组的人员外，还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人前来参加。主要讲授电子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包括二进制、布尔代数、逻辑电路四则运算的算法、计算机各个部件的工作原理等。讲习班由我主讲，周寿宪和曹履冰也参加了讲授。讲课内容有成文的材料。 到1966年4月，我们计算机小组已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由吴几康负责的示波管存储器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试验成功。可以在一个示波管的屏幕上存储32 X 32个二进制位，在表演它的存储功能时，曾显示过“电子计算机”等汉字，当时拍了一些所显示的汉字的照片，这项工作的技术总结报告由梁吟藻整理，并上交中国科学院。这是我国试验成功的第一个电子计算机部件。由我负责的运算器，已试验成功所需的基本电路，并对运算器所执行的四则运算的算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还进行了运算器控制器的逻辑设计。这些设计后来用于我设计的107计算机中。107计算机于1960年开始运行，是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 从1956年4月到6月，吴几康和我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发展我国科学的十二年规划中“计算技术的建立”的起草工作。关于这次规划的情况，将在下节中叙述。在制定规划期间，我们得到了苏联电子计算机b}CM的六本资料和一本程序设计资料。我一边参加规划，一边组织人将这些资料翻译成中文。参加翻译的有儿十人，除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的有关人员以外，还有北京大学的胡祖炽等同志、清华大学的孙念增等同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吴忠明和李仲荣等同志。翻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到半年就全部完成了。 根据十二年科学规划，将在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研究所o195G年8月，计算机组从近代物理研究所调到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组里的成员有的派往苏联学习，有的分配到不同的研究组中。我们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两年多时间里，人员从原来的4人增加到13人，完成了电子计算机的基本逻辑电路的试验和示波管存储器的试验，进行了运算器控制器的设计，编写了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培训了计算机专业人员，翻译了苏联电子计算机的资料。这些都为即将建立的计算技术研究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计算技术研究所从开始筹备到1958年#3月1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根据苏联提供的设计图纸完成了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03，接着在1959年，又根据苏联的设计图纸完成了大型电子计算机104，这些成就主要是由于党的英明领导和实施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结果;但是和华罗庚所长和钱三强所长领导下的我国第一个汁算机小组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我国计算技术的建立 我们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时，差不多每星期都有一次由所领导和高级科研人员参加的茶话会。在这个会上，大家无拘束地随便交谈，钱三强所长总是利用这个场合向大家宣布一些重要的事情。在1956年3月的一次茶话会上，他告诉我们:国家要集中一批科学家来拟制发展我国科学的长期规划，他还特意告诉我:电子计算机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这次也要加以规划。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 1956年4月，规划工作己经开始，吴几康和我带着近代物理研究所推荐我们参加技术规划的公函到规划所在地—北京西郊宾馆去报到。计算技术的规划和数学规划在同一组内，这个规划组的组长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我报到以后，向规划组领导推荐了三位从美国回来不久的留学生参加规划。他们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范新弼，北京航空学院的蒋士驻和清华大学的周寿宪，计算技术的规划组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即数学家、计算机专家和电子工业专家。除了华罗庚以外，规划组的成员有陈建功、苏步青、张任哲、段学复、江泽涵、王湘浩、关肇直、吴新谋、郑曾同、李国平、曾远荣、孙克定、胡世华、徐献瑜、阂乃大、吴儿康、范新弼、蒋士骇、周寿宪、张效祥、刘锡刚、黄纬禄、严养田、温启祥和我，总共为26人。另外，还有两位工作人员，她们是:黄启晋和罗佩珠。 在制定规划期间，我们举行了一系列服告会，介绍国际上的计算技术发展情况和计算机小组的工作情况。参加全苏计算机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报告了苏联计算机的情况，报告人有阂乃大、胡世华、张效祥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钱学森所长也到我们规划组做过报告，主要内容是从他们的工作角度来看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必要性等。 在制定规划开始后不久，苏联派了潘诺夫(rI}IOolZatioa)博士来我们计算技术规划组担任顾问。潘诺夫当时是苏联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所长兼精密仪器和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潘诺夫住在北京饭店，他带来了一些资料，其中包括E习CM计算机的资料。他在北京做了多次报告，并了解了我国计算技术和电子工业的情况，他对我们的规划内容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包括我们应该开展的工作项目，向苏联购买电子计算机和派人去苏联学习等。有一次，我陪他去参观，在途中我向他谈起了正在举办的电子计算机培训班，他颇感兴趣，因此主动对我说:“希望你去苏联访问。”我们回到西郊宾馆后，他向华罗庚组长建议:在规划工作结束后，立即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短期参观学习，以便回来后担任计算技术训练班的教师。 在制定规划期间，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工作，逐步形成了一个建立我国计算技术的规划文件。在讨论过程中，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计算技术，意见有分歧。有人主张同时在多个单位(特别是大学)都开展计算技术的工作，后来华罗庚组长提出“先集中、后分散”这六个字，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这个意见就成为拟定规划的原则。定规划时，还有一个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我国在计算技术方面的基础太薄弱，最好先把主要的技术力量送到苏联去培养，以后和苏联的计算机一起回来。播诺夫也有类似钓意见，这个意见后来被否定了。大家认为我们要立足于国内，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我国的计算技术，送到苏联去的只能是少数人，而我们在国内可以比较快地培养大批专业人员，这个意见在我们的规划中也体现出来了。 规划中还建议在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研究所，除了曾在计算技术方面工作过的人员都集中到这个研究所来以外，将要开展计算技术工作的单位也把相应的人员集中到这个研究所。在比较多的骨干力量成长起来以后，再逐渐把力量铺开，建立新据点。 关于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的人选问题，领导部门征求我的意见，我找了吴几康、范新弼、蒋士驻和周寿宪商量，大家倾向于华罗庚，因为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数学家对计算技术的发展起了很主要的作用。我们的意见被采纳了，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阎沛霖、何津和王正，委员有赵访熊、阂乃大、徐献瑜、吴几康、范新弼、蒋士驭、周寿宪、张效祥、张克明和我，共I4人。 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参加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们，并和我们合影留念。20多年来，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 规划结束后，由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将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等列为紧急项目，立即筹建研究机构。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从北京西苑大旅社中拨出几幢楼给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用，这样研究所的人员集中起来了。从此，我国 的计算技术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建议： 从这篇文章上看，我感觉我们读到的历史可能是有问题的。新中国成立短短10年时间，中国各个领域尖端科技大厦就被大量归国的科学家搭建起来，于1958年完成了汽车的研制，1964年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1970年完成了卫星的研制，当然从这篇文献上看，中国也仿制出过电子计算机，而且丝毫不逊色于美国的进度。可以说，中国是曾经掌握过各个领域的尖端科技的，并非只有原子弹和卫星，包括芯片，包括精密仪器，中国其实都有掌握。从此文上看，当年成立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虽然人少，可规模却并不小。一国的芯片研制在当时只是第五大专业组的第三小组，下放到了二级科技领域，可见这个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水平！ 如果说60年前归国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掌握有国外核心技术的话，那么从1949到2012年，60年传承和研究，中国早该有自己不逊色于任何国家的核心技术了，没有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出现过科技的断代！除了这个理由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的通了。而且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一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种强调也从侧面说明可能我们的科技确实遭受过无法想象的损毁。 我很想知道从1960-1980年之间中国科技领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绝对不是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大跃进或是文化大革命这么简单。有没有知道的来给我们这些80后恶补下当时科技领域的历史？很想知道。前段时间做一个公司的电暖气项目认识了一个60岁的老头，上学的时候没搞懂静电屏蔽怎么回事，听他一讲完全懂了。所以我说那个时候人厉害，果然厉害！看了这篇文章，我好像明白了那个时候的人比较厉害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大堆的有着真才实学的科学家在搞最尖端的科技研发，而中国那时的社会制度是绝对的公有制，自上而下的领导关系，所以科学技术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应该说，中国科技是深入到当时每一个国有企业的，上有科学家领航，下有高层技术人员护航，一脉相承。 1994年的技术断代，我经历过，就是大量技术人员的下岗。那个时候下岗的主要来自轻工业企业，对于化工，材料，钢铁，有色金属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工业并没有改革，所以这些没有改革企业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传承。而轻工业技术则大量被遗弃，多为国外技术代替。没有自己的生产线，没有自己的研发设备，最终成了国际产业链最低端。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国有企业改革所造成的技术断代。 重工业方面，除了与军工有关的产业，几乎所有的企业是在吃过去技术的老本，很少有真正的创新。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与军工无关的民用尖端科技没有得到传承。那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推测除了军工，中国的科学确实发生过断代。而且中国的科学家遭遇过和1994年国企高级技术工人下岗相似的事情。 也就是说，1960-1980年间的一段日子，中国有大量的科学家流失了。究竟是怎么流失的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肯定不少科学家失去了研发环境和研发生活保障，和国企改革的技术工人一样，不得不转业去做别的事情，这才造成了中国科学的断代。如果没有类似这样的事情，我敢说今天的中国核心自主技术绝对不是只有航天技术、导弹技术和核武器技术，各个领域都会有。没有就只有一种可能：中国的民用科技这一块遭受过损毁性的打击。 在研究夏培肃这位老前辈的时候，我发现自1960年以后到1980年这20年间，教授没有再发过文章。教授发的第一篇电子计算机的文章是在1985年，以后就只发过不到20篇论文，不能看，都是计算机科技的核心技术。从上述文献上看，五三组应该说已经掌握了电子计算机的核心技术，照理说应该会大量发文章才对，可是1960年-1980年的论文我一篇都没找到。这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教授没有发过文章，或者这些论文可能被彻底损毁过，所以我们找不到了。 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中国建国以后的历史是不是就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就从科技领域讲，应该说中国人并不傻，短短10年时间就掌握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可是，这些科学技术并没有传承下来，这些科学技术出现了断代。我呼吁我们政府应该对科技断代有一个研究，错误的地方要有一个承认，能弥补的应该去弥补。像今天4050后的下岗工人里有很多中级以上工程师，能不能去养一下，把他们分配到好一点的企业去带下年轻人，那些曾经在1960-1980年间流失的科学家，能不能找回来，能不能再像建国的时候那样找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成立一个类似于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样的地方，花上十年，二十年时间去搞核心技术的开发，而不要让行政对科技工作过分干预，不要一天就盯着世界前沿，那么浮躁？上次去做项目遇到的那个老头就是个人才，他是因为自己开了公司，所以现在还能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那些没有开公司的呢？我相信如果中国真的发生过科学断代，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非常多的，能不能去关心下他们的生活，那些还能出力的能不能再返聘回来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出分力？不要总指望年轻人，年轻人要起来需要有人带，不是你给他房子，给他车，养着他就能起来。越养越懒！当年为了研究电子计算机，我们的老一辈科学家用手抄代替复印，自己国家什么都没有，自己去买最基础的电子元件组装，今天还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水平和魄力？年轻人需要有好的教授和师傅带上十年才能出来。我很有数学天赋，但是我没有人带，所以我出不来。学校的老师真的带不了我，在一些基础学科上，他们还没有我对数学研究的多。 如果中国的科技领域没有老前辈们带的话，再发展20年都很难。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自己可以自学，自然科学没有老师教断然不可能懂。我为什么花了两年的时间研究数学史才基本搞明白了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上的主要定理？就是因为没有老师带我，自己研究的！太慢了！本来我还想研究5大力学，最后放弃了，因为我确实发现我们学校真正能讲力学的老师根本就没有。可能在一些特定领域研究的很透，但是要说一些核心思想和核心方法，他们掌握的并不好，所以没法带我。我也曾在中国科学院的思源楼上听过一些课，发现在中国科学院还是有一些对自己专业吃得比较透的老师的，可是因为我常年搞研究，思维已经不是应试思维了，所以根本考不到中国科学院去，也就只能放弃了。 说句实话，我们想学，而且像我这样想学真知识的学生，在大学并不少。可是很遗憾，我们找不到好老师，所以我们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去搞研究，我们根本不可能很快的掌握一个学科，不可能很快掌握一个产业的核心技术。没有人带是个大问题！中国的科技断层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人才没有领路人。我现在从事国家科技项目申报工作，接触到的知识远比我在大学学的要有用的多，就是因为每做一个项目就可以和一些真正了解这些技术的人打交道，所以学起来很快，他们往往懂一些思想性的东西，比高校的老师更有水平。就算如此，和我们老一辈科学家比起来，还是差太多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国家你能对建国以后的科技史有一个反思。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对于历史的反思，将决定我们科技的未来；而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将真正决定我们民族的未来！

henanhujaa

ulan评论：夏培肃教授是中国电子计算机研发史上的元老级人物，上面那个80后的小孩感觉的确是很敏锐，是的，的确是有过断代。

下面将转过来一篇文章来稍微仔细点地谈谈这个断代。

henanhujaa

ulan评论：夏培肃教授是中国电子计算机研发史上的元老级人物，上面那个80后的小孩感觉的确是很敏锐，是的，的确是有过断代。

下面将转过来一篇文章来稍微仔细点地谈谈这个断代。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s

邓小平上台以后，中国科技水平急转恶化，由于邓小平的短视与浅薄，许多在毛时代已经快要下蛋的科研成果都被邓小平扼杀在摇篮里，中国许多马上就要呼之欲出的重大世界科技成就被邓小平胎死腹中。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中国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邓小平上台后给各大科研项目负责人说：“国家没钱，你们想办法”，好几个人受不了打击回家跳楼自尽了，日本人立刻冲过来用极低价把这些项目的核心机密都统统收购。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再看看邓小平是怎么把毛泽东时代的重大世界科技成就出卖给日本的，邓小平把稀土按萝卜价卖给日本世人皆知，现在说说其它领域邓小平是怎么卖国败家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当时硅半导体科技研发，硅晶元的制造，都是与美国几乎同步的。他不选择走计算机家庭化，是完全根据他自身国情考虑。当时即便在美国一台最新的8008或者8086系统售价也在2000美金。是极其昂贵的。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所谓“万元户”时期，这是很难接受。因此，中国果断选择了大型机计划即863工程的1代长城（曙光最早前身）。中国自己已经完成长城1代大型机，以及曙光1号巨型机的制造与研发。当时的中国因此非常想得到自己与国际高科技技术的行业内标准相差的距离。生怕自己在进入“闭门造车”时代。长城2号大型计算机及其重要的技术资料，被那时天真的中国带到了“纽约国际科技博览会”“东京新技术交流会”。中国人那时第一次“出家们” 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技术壁垒，并且采取中国人一贯的“自卑弱点”。低着头走进所谓国际科技殿堂。在东京，日本专家发现中国计算机技术遥遥领先他们时候，十分丑陋的以所获的美国诸多学术资料，来对中国人进行科技欺诈。所谓“你们的长城早已是十分落后的产品了。”但是在美国，美国军方对中国大型机算机技术高超，给予了十分高度的关注。在2者几乎同时代将进入亿次计算时代，美国军方感到很大压力。但是，美国人思维不同于亚洲人，直线化，单一化。尤其在科技领域。有点刻意古板。所谓一是一二就是二。因此美国希望与中国秘密制定“高级计算机技术协议”来控制这种技术流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这些华约国家。

日本，则是借此次交流会机会，于第二年所谓“自行开发大型机算计系统“昭和1”，当时，日本精密加工的确比中国好。因此人家外观漂亮，不像中国的“土气 ”，中国专家们一度放弃了长城，曙光。中国科学院递交的报告称：长城，曙光，由于技术相对于西方国家，处于落后阶段。因此建议作为民用。多么愚蠢的举动！无偿出卖了自己最先进的科技，而且还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1985年日本在邓小平搞得“睦邻友好合作”大旗指引下，参观了沈阳某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家再一次在日本“进口”同行面前显示出自己卓越的“自卑”把几乎整个自动化项目都拿出来，叫日本人进行所谓“审定”，但是作为日本此时完整工业自动化还只是一个“雏形”中国是成形的科技项目。只是尚未大规模推广而已。1986年。日本对外宣布首次制造研发成功，整体化工业自动项目。而此时中国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1988年就是美国和平典范计划刚刚结束。中国国内所谓“美国民主，西化中国”思潮不断上升。那个时代，一切国产科技技术都是垃圾的理论到处都是。上海X船舶制造与日本进行“睦邻友好”把经过自己多年心血研制的“XXX型集约化数字焊接系统”无偿的又一次卖给日本。这套系统，是6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在秘密条件下利用早期俄国电子机床，自己设计的，可以说80年代亚洲那是最先进的设备。但是，在日本“高度审视下”，被呃令下马。1989年中日签署进口日本大型焊接系统。大约是3亿左右美金。但是由于89事件被停止。1992年通过与法国XX公司交流合作，中国人才如梦方醒。引进的法国12亿美元电子数控设备。其中80％是中国在80年代中期被日本“友好的专家给审视掉了”。这些是较高科技。至于类似诸如用雅马哈摩托车技术换取中国宇航精确导航技术，之类的愚蠢的所谓合作，中国人那时何止这些。要说日本为何至今民用技术，依旧强大于中国，其结果80％的贡献是来自日本的“友好邻邦”。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邓小平后的中国。

henanhujaa

辉煌的毛泽东时代——中国计算机事业回顾



左克　

   

    一年前，本人搜集了一些资料，以《科学的春天——毛泽东时代中国计算机发展历程》为题张贴在互联网上。这些资料证明：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由于受当时所掌握材料的限制，文章存在着不少缺陷，例如，没有注意和国外同时代的计算机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对比，特别是，文章没有分析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国计算机事业衰落的原因。从网上的一些回复看，确实有些人钻了这个空子，把这个责任归罪于毛主席，继续造谣诬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或“信息技术革命”，其影响持续至今。这一时期中国恰好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有很多诬蔑毛泽东时代的文章说：中国正处于内乱，耽误了宝贵的机遇。例如，在那本被吹捧为科技史权威，由老自由化分子许良英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文献1]中，对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研制计算机的历史，除了嘲讽之外没有一句正面描述。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很多不错的专著和文章，由于对历史不了解，加上受一些错误宣传的长期影响，在介绍和分析中国研制计算机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够全面和客观。
    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国计算机发展历史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澄清那些强加给毛泽东时代的不实之词，还事实本来面目。
    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发展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我们知道，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此外还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和“第六代”即生物计算机的说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文献2]。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文献2]。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文献3]）。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文献4]。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文献5]。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文献6]。另外，参照美国Intel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文献5]。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奔跑的时代！
    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掌握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制造第四代计算机的基础部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能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导致计算机事业后来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机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文献7]。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仅用了7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块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8年。也就是说，到文革中期，我们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4年。
    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为以后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
    通过对比会发现，美、日等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从实验阶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业生产，通常用4、5年时间。到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的时候，这些国家已先后进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规模生产阶段。参照这个速度，可以预计，我国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批量生产，即使考虑到国外封锁和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会晚于70年代末，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某些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生产”，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之后，我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加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文献8]，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个据说是“闭关锁国”的时期，我国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以缓解国内制造计算机的迫切需要。
    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科研与生产联系得不够紧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商品。二是生产线过多，国家投资分散，没有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一些地方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效应。[文献9]
    即便如此，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文献10]；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犭虫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文献7]。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的微电子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家底。
    三、中国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短暂辉煌
    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我国科研队伍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的组装，并积极开展引进技术本土化的工作，在计算机事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在这一时期，也存在一些失误。
    在1977年4月的全国微型机专业会议上，确定了中国微机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参照Intel 8008的DJS-050系列五个机型，以及参照Motorola 6800的DJS-060系列四个机型。这两大系列的样机于1980年前后陆续研制成功。[文献5]
    在1979年11月陕西的微型机交流会上，参展的国产微型机有六十多个品种，包括我国当时速度最快、外部设备最齐全的微型机DJS-061-1。[文献10]
    1982年，参考DG公司NOVA16位小型计算机，采用国产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DJS-153小型计算机研制成功。同时，与NOVA-3机兼容的DJS-185机也由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完成。[文献2]
    1983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自行设计的“银河I”巨型计算机通过鉴定。它是一个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成为我国第四代计算机中的巨型机代表机型。
    同年，南京的734厂研制成功紫金1号，这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仿制机；装有中文操作系统CCDOS的16位长城0520-A诞生；浪潮公司通过采用英特尔8088芯片，以进口元散件为主，组装的0520微机在济南诞生。
    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MOS动态存储器研制成功，8位机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品种基本配套，4KMOS静态存储器进入小批量生产，高性能4位处理机集成电路批量生产，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处理器（仿制美国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肃天光电工厂生产出64位、256位、1024位双极型ECL存储器，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生产出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1981年），等。另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研制工作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少基础材料基本达到生产要求。[文献11]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9年研制成功单片8080八位微处理器[文献8]。8080为美国Intel公司1974年的产品，西德仿制出该类产品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苏联是在1986年（Eastern Bloc 8080 KP 580BM 80A）。这标志着我们此时与美国的差距只有5年。
    这个时期，国际计算机行业出现两个新的变化。一是美国IBM公司于1981年推出了个人计算机（PC），从此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第二个变化是微处理器（CPU）的研发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PC机的出现得益于CPU的价格不断下降和速度不断提高。PC机出现后，国外一些从事计算机研制的科研人员逐渐犭虫立出来，专门从事CPU设计。
    我国及时注意到了第一个发展趋势。1983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上，把生产IBMPC兼容机定为发展方向，提出“照着IBM的PC做”。所谓“照着IBM的PC做”，并不是现在电脑市场上的攒机，实际上当时没有任何设计图纸可供参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对第二个变化，我国没有注意，虽然此时已经可以仿造出8080、6800等CPU芯片，没能及时将CPU的研究犭虫立出来，专门培养，这为日后中国微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在对待技术引进和发展高端计算机方面，当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银河I”巨型计算机为例，这项工程耗费1亿元人民币，由于片面追求国际最先进技术，忽视了国内相关部门的协调、促进和合作，硬件大量从国外购买，没有使我国的整体技术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此时国内一些具有实力的集成电路科研和生产单位，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改进，生产的计算机硬件没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这样，国际上早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而我国却在迈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路途中慢了下来。
    四、决策上昏招叠出，中国的计算机业进入严冬
    1984年，邓小平在上海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一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为我国的大量技术引进提供了机遇。在大量进口汽车、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由于当时“巴统”的禁运政策，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国外已淘汰的[文献12]。
    虽然引进技术会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动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过去的方针，用已有的技术力量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时这也会对中国的计算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文献12]。这种对改革开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我国自废武功，停止了半导体研发计划，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场能自动生成和换取技术。[文献13]
    第二，一味地强调技术引进，促使集成电路企业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亏本了，引进的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文献12]
    第三，对洋技术、洋理论的无限美化，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国产技术被贬为垃圾，科研单位和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在生存压力和崇洋媚外风气的双重影响下，原有的计算机和微电子科研队伍流失严重，很多科技人员流到国外。[文献9]
    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几种机型，如1984年的2780机，1985年的银河超级小型机，1986年的HN-2730超级小型机，1987年的太极2220[文献5]，但由于缺乏微电子工业的支持，加上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与国外产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机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VAX-II/78032位小型机落后6年，太极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计算机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进口，我国这个时候单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
    这一时期又出现两个极其错误的政策，给我们的计算机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业雪上加霜。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论证，在违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然而，“拨改贷”至今没有被政府公开否定，赵紫阳的错误也一直没有得到清算。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我国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文献14]，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另外一个失误，是当时的决策者在进入了“科学的春天”后，并没有真正重视科学技术。
    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称作“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文献15，16]。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文献17]，可见毛泽东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有些人指责文革时期或者毛泽东本人不重视科学技术，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进入上世纪70时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等部门纷纷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这个时候，如果我国对科学技术有起码的重视，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我们能保持毛泽东时代后期那个据说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时期的2.3%的水平，中国的微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情况也会好很多。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了的困境，使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骤然降到0.6%以下[文献16]。
    由于研发经费缩水，我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机项目，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
    这一时期，我国的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以致到后来谁都说“半导体不是好玩的”，“几十亿扔进去听不到响”，“上头一听半导体就头大”[文献12]。由于失去了基础，我国此时的计算机工业，只能靠0520等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五、一错再错，中国的计算机业被彻底剿灭
    进入90年代，我国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受国际封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0%[文献18]。
    1989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除了要付出高额的采购费用外，还要把服务器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监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国因技不如人而饱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国人自主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的激情终于被唤醒。
    1993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曙光一号诞生；1995年曙光1000诞生，它与美国Intel公司1990年产品的技术相近，标志着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5年左右；1997年国防科大研制成功银河-III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系统综合技术达到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文献4]。然而，由于国内微电子业近十年的技术停滞，这些高性能计算机没有实现完全国产化，技术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号采用美国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业微处理器，操作系统移植了美国IBM公司的AT&TUNIX。后来的国产计算机，也都没有“中国芯”。
    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得太大。这要感谢国外对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封锁，使我国不能买到相关技术，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微机业由于没有遭到封锁，在“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指导下，日子反而不好过了。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1992年，国家实施控购，进一步使中国PC整机制造业进入发展的低潮[文献19]。此后，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装。相比之下，同样是面对外国计算机企业的竞争，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对本国企业的保护，规定进入日本市场的微机必须支持日语环境，从而使美国微机难以进入日本市场。
    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文献20]。
    其实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下，即使没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误，即使我国的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技术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后期，这些工业也会被龙永图这类败家子们卖掉，成为他们与国际接轨的政绩。这样看来，中国计算机业的提前死亡，死得干净，没有落得个“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件好事。
    六、尾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军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安全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似乎也意识到了自主科技研发的重要性，有了危机感，增加了科技投资。2000年，中国的R&D/GDP比例首次达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达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水平，但是离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离。这个时候的中国民间，还出现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长期居于主流的学说遭到了全民声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濒临死亡的计算机业出现了一丝转机。
    2002年8月10日，我国成功制造出首枚高性能通用CPU——龙芯一号。此后龙芯二号问世，龙芯三号也正在紧张的研制中。
    此时的国际CPU市场，除了美国、日本一些高端机型的专用CPU，以及苹果公司的PC专用CPU以外，主要被美国的Intel和AMD两家公司垄断，两家的市场份额约占98%。第三家是我国台湾的威盛公司，但它是1999年连续收购了美国两家制造CPU的小公司之后，才进军处理器市场的，因此尽管威盛公司也打着“中国芯”的牌子，但严格地说仍属于美国芯。龙芯的诞生，打破了国外的长期技术垄断，结束了中国近二十年无“芯”的历史。
    龙芯的成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和和指引下实现的。“龙芯”系列CPU的主设计师、青年科学家胡伟武经常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他还把“龙芯2号”芯片命名为“毛泽东110”。他说：“我们年青一代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我在科研工作中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对毛主席了解得越多，心里对毛主席就越敬佩，我在计算所经常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课时组。”[文献21]
    七、结语：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计算机业的发展历程证明，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事业最辉煌的时代。特别是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的研制过程，正处在据说是“科研工作停滞”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很长时间以来，有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思维逻辑：要么否认文革期间取得的一切进步，然后指责说“文革期间某某事业被破坏殆尽”；如果成绩否认不掉，就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某某事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文献22]。包括本文正面引用的部分文献在内，也都是在遵守这种逻辑。但是文革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却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国的计算机事业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反而被搞死了。那些给毛泽东时代泼污水的人，难道就不脸红吗？
    其实不单计算机业，命运类似的还有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等。可见这些绝不是孤立的现象，也不是某几个部门内部的政策失误。尽管主流精英们不愿意承认，但事实明摆着，是路线出现了错误。国产计算机的死亡，就是路线错误造成的恶果。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国家如何发展，关键看这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路线。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会继续证明：中国依靠毛泽东思想，事业可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放弃毛泽东思想，不论找什么虚张声势、花里胡哨的理论，强势会变成弱势，已有的成果也会被葬送。计算机业就是一个证明。
    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文献1]许良英等，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科学出版社，1985第一版，1999第二版。
    [文献2]周蕾，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大事记。
    [文献3]孙凝晖，计算所高性能计算机的研究，2004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文献4]李国杰，从103机到曙光机——中国高性能通用计算机研制历程回顾。见李国杰院士主页：http://www.ict.ac.cn/liguojiewenxuan/
  [文献5]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文献6]黎言，前进中的骊山微电子公司，p.VIII-56，中国经济年鉴，1984年刊（北京版），经济管理出版社，1984。
  [文献7]董玉振，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
  [文献8]上海科学技术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文献9]邹世昌。摘自李尚志等，两院院士展望新世纪，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文献10]李少白，科学技术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文献11]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办公室，中国电子器件工业，p.IV-79，中国经济年鉴，1983年刊（北京版），经济管理杂志社，1983。
  [文献12]高粱，挺起中国的脊梁。
  [文献13]钟庆，中国彩电业的危机、机遇和出路。
  [文献14]丁诗武，中国电子计算机工业，p.VI-87，中国经济年鉴，1987年刊（北京版），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
  [文献15]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院士在中国化学学会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2004，长沙。见笔者的《科技部副部长公布的数据，证明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注：文章张贴外互联网上，并不像有些转载所说的来自《中国科技报》）
  [文献16]梁战平，《各国科技要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文献17]世界经合组织（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2004。
  [文献18]国家统计局和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文献19]肖平，二十年回顾：中国计算机产业写就宏图大业，《国际电子商情》网站。
  [文献20]胡启衡，两岸三地信息产业发展研讨会纪要（半导体篇），产业论坛，1998年第16期。转引自[文献12]。[文献21]郑千里，龙芯2号的响亮命名—“毛泽东110”——青年科学家胡伟武说研制中国芯要有井冈山精神，科技日报，2003年12月26日。转自中国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12/26/0345.htm
  [文献22]中国科技部，图强•改革•创新——共和国科技事业50年，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守护者

昨天刚好看到一个研究原子弹的院士逝世了。

[焦点访谈]一位院士的最后时刻(20120923)

http://news.cntv.cn/program/jiaodianfangtan/20120923/103763.shtml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林俊德，既是一名将军，也是一位院士。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是我们共和国记忆的经典画面。当时还是小伙子的林俊德参与了那次核试验。在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
    林俊德的核试验任务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打破西方核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党中央作出发展核武器的战略抉择。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苏联撤走了核专家并带走一切资料，中国人开始犭虫立自主发展核试验事业。

    那时，林俊德刚刚大学毕业，便加入了这支队伍，来到了核试验基地。

    走进罗布泊，投身核试验，从那时起，林俊德就做好了扎根大漠的准备。当时年仅26岁的林俊德，带领着一群和自己同样年轻的科技人员，研制出了核爆炸冲击波压力自记仪。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林俊德小组研制出的仪器，第一时间准确测得了核爆炸的冲击波参数。林俊德小组研制的压力自记仪记录的波形和计算数据，证明此次爆炸是核爆炸，为我国首次核试验提供了重要数据。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林俊德新研制的高空压力自记仪测量系统，为我国首次氢弹试验飞机投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半年后，这套高空测量冲击波的压力自记仪用在了我国空投全当量氢弹试验中，同样也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上世纪90年代初，林俊德把目光转向研究发展核试验核查技术，全面收集分析全球地震数据，开展了核试验地震、余震探测及其传播规律研究。

    1996年7月29日，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成功，就在这一天，我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一位国防科技工作者对事业的忠诚

    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大气层到地下，每一次试验转型，对林俊德来说都是全新的课题，他总是把挑战当机遇，不断向核爆炸力学领域发起冲锋。暂停核试验后，林俊德带领他的团队继续向新的技术高峰攀登，创造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2001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由于林院士所研究的属国防科技领域，大多内容都是保密的，我们无法更多地从他的专业领域去了解他，但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一位国防科技工作者是怎样忘我工作的。今年5月4日，林院士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为了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保证工作状态，他谢绝了医院提出的化疗建议。

    在北京时，林俊德让女儿买来了笔记本，一项一项写下手头尚未完成的工作，哪项是国防重点工程，哪项还没有跟学生交待清楚，哪些资料还需要整理移交。

    5月23日，为了便于工作，林院士转院来到了唐都医院。第二天，他就把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从办公室拿到了病房。

    5月26日上午，林院士的病情突然恶化，被送入重症监护室。醒来后，他对医生说：“我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在这里我无法工作，请把我转回普通病房。”5月29日转回普通病房的他，更加急于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技术思路留给后人，与死神展开了争分夺秒的赛跑。

    5月29日，林院士身体出现大面积肠梗阻，医生建议动手术，他说：“不要勉强我，我的时间太有限了。”

    5月30日，他的病情再次恶化，医生说如果再不进行解除肠梗阻的手术，很难熬过明天，但他还是坚持选择工作，放弃手术。

    5月31日早上7点44分，林院士要求起床工作。此后，他先后9次要求起床工作，医护人员含泪答应了他。

    在林俊德生命的最后72小时里，他始终思考着技术研究方案，先后在电脑上整理归类大量的科研资料，3次打电话询问和指导科研工作，2次召集课题组成员布置后续任务，却没有来得及给家人写下留言。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还是工作。这位可敬的将军院士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忠于职责。临终前林俊德院士曾说：“我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我本事有限，但是尽心尽力。”尽心，为国家尽心，尽力，为事业尽力。这既是对林俊德院士一生的写照，也是千千万万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奉献心血智慧的科技人员的心声。

0477

体制是一个官僚体制，孕育不出科研的花朵。
这点我深刻体会

henanhujaa

体制是一个官僚体制，孕育不出科研的花朵。
这点我深刻体会
0477 发表于 2012-9-24 14:42

可以明白地告诉你，在美国，承担主要科研任务的是DARPA和NASA等，在德国，承担主要科研任务的则是Max-Planck, Helmholtz和Fraunhofer等，全都是官僚体制，没有一家是私营企业或者是上市公司。

科研这个东西，上市公司或者私营企业哪里有实力去做？包括类似于Apple这样的企业，里面也搞不起类似的科研项目。

henanhujaa

在曼哈顿工程之前，美国的科研主要是大公司内部去做，比如说波音，GE等等

在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工程之后，美国的科研主要是DARPA和NASA来做，然后里面的一系列子项目再被承包到IBM，Bell Labs，Motorola，GE, GM, Lockheed, Boeing等大公司中去。

类似于DARPA和NASA这样的机构，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府官僚机构，全都是花的政府经费，私营企业和上市公司哪里有实力来搞大型科研项目？

即便是2010年的Intel公司，一年到头下来净利润也不过就是区区一百亿美元，当年DARPA的经费早在60年代初期就是几十亿美元了！这里还没有考虑到1962年美元同2012年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差别呢！

henanhujaa

无论是苏联的赫鲁晓夫，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严重摧残本国科技研发，进而严重摧残本国经济。

在苏联科技研发上，从米格-15战斗机到MESM电子计算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苏联科技研发已经被斯大林培养得接近了美国的水平。在斯大林逝世之际，无论是汽车还是电视机，苏联的产量也远优越于同期日本，比如说当时苏联汽车产量是日本的十多倍，而苏联电视机产量则是日本的五六十倍。在赫鲁晓夫上台，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大搞“反斯”之后，苏联科技研发和苏联经济发展开始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科尔沁查干

一般不喜欢读长篇的，所以挑了自己感兴趣的读了，就是楼主的最后几段感受。其实，这个徒弟制我非常赞成，我觉得德国就是徒弟制吧？很多高级工程师还是什么的都是从徒弟出身的，而真正大学生的比例很少。不管是哪个行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用的。我也一直希望有这样的东西，

科尔沁查干

我一般读文章，喜欢读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其实吧，这个科技崛起不单单是某一个方面。像henanhujaa这样怪罪一个人，就不对了。毕竟现在不像1000年前时期。现在是用法律，行为准则，体质，这些约束太多的犯错误。所以，我认为，henanhujaa在大方向思路上就错了。但是henanhujaa有些问题分析的挺好。

henanhujaa

我一般读文章，喜欢读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其实吧，这个科技崛起不单单是某一个方面。像henanhujaa这样怪罪一个人，就不对了。毕竟现在不像1000年前时期。现在是用法律，行为准则，体质，这些约束太多的犯错误。所以 ...
科尔沁查干 发表于 2012-9-24 16:14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群众都是无数个零，而领袖则是前面的那个一

虽然我也承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是，绝对不能低估一两个重要人物的重要决策对历史的重大影响。

科尔沁查干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群众都是无数个零，而领袖则是前面的那个一

虽然我也承认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是，绝对不能低估一两个重要人物的重要决策对历史的重大影响。
henanhujaa 发表于 2012-9-24 16:51

这在无数次的历史轮回当中都验证过了，比如社会中说的最后的竞争力体现在于人才，个人，人当中。其实只不过是变着法说了。所以领袖确实确实比较重要。

henanhujaa

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是从来没有达到过年产汽车数量大约为人口的十分之一的国家。

苏联的汽车生产巅峰期是80年代中期，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快要上台的时候，那个时候，1984年苏联年产232.0万辆，1985年为223.2万辆。

那时其中200万辆供应前苏联市场。轿车年出口量曾达30～35万辆，其中有一半以上以自由兑换外汇销售。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折腾了三年，结果1988年前苏联的汽车总产量为201.9万辆。其中载货车总产量为80.30万辆；轿车总产量为112.30万辆，大客车总产量为9.30万辆。

叶利钦上台后，折腾了五年，结果1996年前独联体各国的载货车总产量为15.0919万辆，仅相当于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和乌里扬诺夫汽车厂1966年产量之和!轿车总产量为87.4242万辆，大客车总产量为3.7558万辆，汽车总产量为106.2719万辆。

接下来俄罗斯汽车总产量继续下滑，到1998年下降到99.8228万辆。

普京上台后，曾经试图大力发展汽车产业，但是因为技术过时，技术工人流失，私有化之后的汽车行业无法形成有效整合，到头来也不过只是稍有起色而已。

到了梅德韦杰夫上台，经济危机，国际能源价格暴跌，石油、天然气价格暴跌，俄罗斯的汽车工业再次一落千丈，俄罗斯2009年汽车产量只有72.3224万辆，还不如同年泰国的汽车产量！

本来1952年时苏联汽车产量是日本的十多倍，在赫鲁晓夫上台后，经过赫鲁晓夫的破坏，在1963年苏联汽车产量还不到日本的一半。即便是在1984年苏联汽车巅峰期，产量也不过232万辆，而早在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则是1104万辆。

按照发达工业国家的汽车产量应该是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数据来计算，在1984年苏联人口是2.738亿，汽车产量本应该是至少2500万才算正常，但是，经过了赫鲁晓夫的破坏和勃烈日涅夫的无能，在1984年苏联实际汽车产量仅为232万辆。

赫鲁晓夫这个人，类似于邓小平，而勃烈日涅夫这个人，则是类似于江泽民。

勃烈日涅夫这个人，不敢纠正前任的错误，正如江泽民不敢纠正邓小平的错误那样。虽然赫鲁晓夫已经于1964年下台，但是赫鲁晓夫的一系列错误，却被传承了下来。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汽车工业在一五计划从美国福特公司拿西伯利亚黄金购买引进来之后，斯大林在二五计划时就注意培养苏联自己的技术力量。正是在这种高明的经济措施下，苏联才能够做到在1952年时汽车产量是日本的十多倍。

赫鲁晓夫瞎折腾，结果1963年苏联汽车产量还不到同年日本的一半。

勃烈日涅夫将错就错，东施效颦模仿斯大林的一五计划，拿苏联天然气和石油从意大利换来拉达厂，又从西欧换来卡玛兹厂。全都是引进，但是，里面的设备并非自产，拉达厂里的全套设备是从意大利引进，卡玛兹厂则是万国牌，里面这台机器是西德的，那台设备是法国的。。。

离开了自主知识产权，光来靠引进，如何能够迅速扩大产能呢？因此，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从来都没有做到过将汽车产量提高到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的地步，实际上，即便是在所谓的巅峰期的1984年，也只是大约是苏联人口的百分之一。

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搞什么新思维，搞什么哈佛五百天，什么激进私有化，什么休克疗法，结果则是将汽车产量降低到了独联体人口的千分之一的水平。

苏联也就斯大林对工业经济的认识达到了工业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水平，中国也就毛泽东达到了这个水平，其后的，就是一部折腾败家史。

henanhujaa

只要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而且原材料供应充足，并且市场没有饱和，那么产量就是倍增，是指数型增长，绝非线性增长。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在美国、日本、德国、苏联斯大林时期和中国毛泽东时期都观察到。

日本汽车产量和芯片产量的数据，我已经贴过了，典型的指数型增长，比如说美国芯片产量在8年内增加了600倍，日本汽车产量在30年内增加了500倍。

在斯大林时期，也能够大量观察到这种现象。

还有，即便是被诬蔑的毛泽东时期，也是有类似现象的，典型例子就是1975年到1981年中国电视机产量的增长，那个时候，还在大体上执行“两个凡是”。

henanhujaa

到了今天，中国的汽车产量、手机产量、计算机产量、家电产量等，看上去数字很亮丽，但是，核心技术缺失。

结果就是，以彩电为例，平板彩电利润中的70%-80%都还是得转交给日本韩国，也是，打工仔嘛。。。

因此，结果就是，中国的GDP越增长，日韩就越富，打工仔拿到手的还是一个月那两千块糊口的饭钱。

当年在斯大林时期和毛泽东时期，由于底子薄，因此对人民生活之巨大改善还没来得及到来。比如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汽车产量虽然是日本的十多倍，但是也仅仅三十多万辆，距离发达国家的年产汽车是人口除以10还有距离。

不过，鉴于工业化成功后，产量都是指数型增长，因此要上升到真正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没几年了。

可是，这个过程，都是被赫鲁晓夫们所打断。


中国电视机产量：
“1975年电视机产量17.78万台，1976年尽管遇到唐山大地震的破坏还是上升18.45万台，1977年28.46万台，1978年51.73万台，1979年132.85万台，1980年249.2万台，1981年539.41万台。”

1975-17.78万
1976-18.45万
1977-28.46万
1978-51.73万
1979-132.85万
1980-249.2万
1981-539.41万

从1977年到1981年，基本上都是每年差不多两倍的增长，类似的增长，任何一个熟悉日本战后经济史的人是不是会感到很熟悉？

当然了，1981年中国人口是10亿，按照人口数量除以10即为工业发达国家的正常家电产量为标准，应该是做到年产一亿台。

我们以1981年的539.41万为基数，然后来假设每年增长2倍，那么以后应该是

1982年，1078.82万台
1983年，2157.64万台
1984年，4315.28万台
1985年，8630.56万台
1986年，约1.73亿台

换言之，如果继续坚持毛的道路，那么到了1986年即可实现这个指标。

蓝天雄鹰

龙芯的成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和和指引下实现的。“龙芯”系列CPU的主设计师、青年科学家胡伟武经常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henanhujaa 发表于 2012-9-24 03:52

扯淡去吧，龙芯架构抄袭mips  被告上了法庭，就算自主研发无法自主流片, 机械工业不强, 一切IC均乃空中楼阁

蓝天雄鹰

在斯大林逝世之际，无论是汽车还是电视机，苏联的产量也远优越于同期日本，比如说当时苏联汽车产量是日本的十多倍，而苏联电视机产量则是日本的五六十倍。在赫鲁晓夫上台，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大搞“反斯”之后，苏联科技研发和苏联经济发展开始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henanhujaa 发表于 2012-9-24 15:52

产量高不代表技术高，拉达和丰田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汽车产业本质还是机械产业和电子产业，没有数控机床零件不精密，没有锻压设备汽车的外壳做不出符合动力学的流线型。

机械工业在军事上也能体现出来，苏联购买东芝的数控机床去造潜艇的螺旋桨，瞬间噪音就小了，之前美国的声纳系统在苏联潜艇几十公里外就能探测到，后来被美国发现后东芝公司遭到了严厉的制裁。

henanhujaa

扯淡去吧，龙芯架构抄袭mips  被告上了法庭，就算自主研发无法自主流片, 机械工业不强, 一切IC均乃空中楼阁
蓝天雄鹰 发表于 2012-9-24 23:20

但是，前面的那些绝大多数内容，却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事实上，韩国仿制出80486兼容芯片是在大约1994年左右吧，当时韩国人还作为一件大事而庆祝了一番。

要流片，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

最简单的办法？从ASML订购光刻机，目前高档的也不过一亿多美元一台，再来从日本住友订购高级化工原料，如此这般，然后再来将工厂开到一个对环境污染监管不太严格而且还能够招收到大量廉价研究生的地方，生产芯片的过程所造成的化学品污染，要治理清楚，可不是那么容易。什么台积电，什么中芯国际，不都是这样搞的嘛。完全是一个资本运作，并不难。。。

比较复杂的做法？

自己做光刻机，自己做化工原料，到头来，几十个亿进去都未必能够听到一个响，次品率还特别高，赔本赔死你！在70年代初期的中国和60年代的美国日本还有80年代的韩国，就是这样做的。。。

当然了，由于这种方法非常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没有比较优势，不融入国际市场，因此早在80年代的中国，就被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在“科学的春天”中抛弃掉了。。。

henanhujaa

产量高不代表技术高，拉达和丰田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汽车产业本质还是机械产业和电子产业，没有数控机床零件不精密，没有锻压设备汽车的外壳做不出符合动力学的流线型。

机械工业在军事上也能体现出来，苏联购买东芝的数控机床去造潜艇的螺旋桨，瞬间噪音就小了，之前美国的声纳系统在苏联潜艇几十公里外就能探测到，后来被美国发现后东芝公司遭到了严厉的制裁。
蓝天雄鹰 发表于 2012-9-24 23:32

经过了赫鲁晓夫的反斯，到了70年代勃烈日涅夫拿石油天然气从意大利引进全套设备的拉达厂，当然是无法同丰田相比的。

不过，在50年代中期，斯大林留下的工业体系已经可以帮助中国人在长春制造解放牌大卡车时，那个时候的丰田产品就跟农用车差不多。

请看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汽车---------1946年投产的胜利牌小汽车，任何一个喜欢看50年代的苏联文学的人，肯定都记得这个品牌，它的产品编号是GAZ-M20，在苏联是1946年投产，1958年停产



再来看看那个时代里的BMW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下面的图片来自慕尼黑的BMW博物馆



这是1948年的TOYO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