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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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大跃进赞不绝口。虽然当局不再奉行毛体制及“文革”路线，但目前的专制制度与毛体制在政治上有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因此尽管“新左派”对毛体制与“文革”的称颂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而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的光谱非常宽广，比如自由主义政治学所主张的民主与宪政，其真正指向是现存专制政体，因之也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严加禁止并长期丑化的对象，在这方面自由主义学者根本无法取得象“新左派”那么大的话语空间，在争论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不少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则认为，经济学家应该与权势集团相结合，并主张“腐败有理”、“腐败有利”。这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所谓“理论”，不但没有政治上遭受打压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浅薄的传媒追捧，加之持这些主张的学者们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彼此唱和，在90年代形成了蔚为壮观、俨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产生误解，以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为腐败张目、为权势集团服务。“新左派”们并非不明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自由主义主张之间这种明显差别，但他们巧妙地把两者故意混为一谈，利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双方话语权不对等的机会，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最容易在中国引起非议的“腐败有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髓”加以批评，因此似乎抢占了“道义制高点”。这种表面上看似慷慨激昂、实际上非常混乱的争论，其结果不免流于滑稽。“新左派”们实际上制造了一个虚幻的“场景”，似乎中国产生腐败完全是因为自由主义学者鼓吹“腐败有理”，他们进而以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名，声色俱厉地打击主张民主与宪政的自由主义学者。于是“新左派”们就非常聪明地避开了对专制政体这一制度性因素的批判，实际上为这一政体提供了掩护。自由主义学者的团结精神也远不如“新左派”阵营，常常是被视为代表人物的人孤军奋战，但却缺乏奥援。在一个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学者争论双方常常偏离当下中国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与真正应该批判的批判对像，而就一些抽象的观点、学说争论不已，这除了模糊人们的视线之外，充其量表示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急剧商品化过程中不甘于被迅速边缘化的一种缺乏力度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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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给人们的启示是：仅有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此标准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旷野里漂泊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以后，只不过还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与现代化历程，除了一片混乱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总共经历了3个形式完全不一样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形式虽然有变，但专制本质却一脉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国民党政府是半资本主义半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计划经济加极权政治，改革后是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至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只不过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一个从“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轮回。整个世界从1917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一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凡想改变这一制度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还得继续为当初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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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思想自由方面来说，除了8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放松之外，很难说现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舆论环境宽松。一些经历过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的文化人的命运就说明这一点：敢于议论风生批评国民政府的新闻记者如浦熙修、彭子冈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却成了只会写歌功颂德文章、写悔过书与认罪书的文史馆资料员而苟活着[28]；而巴金、老舍等优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国后再也写不出任何像话的作品了。中国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远乐此不疲，虽然21世纪有了网际网路等先进技术，但当局同样有办法应付，在全国大量招聘电脑专业人员充当“网络警察”，对技术上不易控制的网络媒体继续施以故智。

20世纪的历史轮回表明：这种由新专制政体取代旧专制政体的“革命”，无非是让人闭着眼睛往黑暗里一跳，前途何如，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人民有如枯枝败叶在狂风中翻滚的苦难命运，只再次证明了元代诗人张养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叹的：“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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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中国当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看，也许对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容易理解一些。

笔者曾研究过清代中叶以来的历史，自从那时人口超过4亿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这一特殊的资源秉赋，以后2个半世纪的中国所有危机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如何养活庞大人口的问题；而所有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来养活新增人口。[29] 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思考虽然不少，却始终未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共识。而另一种认识却通过教科书深深地沉淀于民族意识当中，并时不时地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外来侵略造成的。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凡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夕的状态，都先列举一连串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然后再用一句这样的“经典名言”加以总结：“如果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逐渐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通过教育强行灌输了几十年的虚假知识最后化成一种民族潜意识，在20世纪末2次中美冲突(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中美撞机事件)中，轻而易举地成为反对美国的精神动员资源。到了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大学生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幸灾乐祸情绪，更说明这种认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然而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问题才是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的这种流行历史观将社会的不发展、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都轻而易举地算到外国侵略者头上，但它只有为统治者开脱责任的功能，于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却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就是如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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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于1998年戊戌变法10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30]，其中谈到“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遂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比较一下100年来解决前述5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100多年的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尖锐的形式向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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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服的政治之癌，从每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贪污受贿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1999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20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31] 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干部2,680人，厅局级干部18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7人。[32] 据一位中国学者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表示，目前每5个涉及腐败的公务员中，只有1人受到惩处。[33]

面对这种局面，当局为自己开出的“药方”就是拒不承认腐败的泛滥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笔者在湖南的《书屋》杂志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34]，尖锐批评了中国现在陷入的制度性腐败的困境；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进行“事后惩治型反腐败”无法真正遏制腐败；并指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已集体堕落，贪污腐败成了政治运转的“润滑剂”等。政府对此批评的回应是，下令中国的任何报刊杂志从此不得登载笔者的文章，强迫笔者工作单位找各种理由整肃笔者，并动用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实行24小时监控。更为荒谬的是，中纪委在2000年12月发表的五中全会公报中竟针对笔者的批评作如此表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35]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动用从宣传机器到安全部的所有专政手段，严厉打击不顺从当局管束的批评腐败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点正义感的记者视为大敌，采用各种手段防堵他们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以致于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了这样的工作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在如此严厉的管制下，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当“党的喉舌”，结果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出现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这里的“长”是指长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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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37]，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中国每年都有5,000多万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38]，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走上了犯罪道路。比如2000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于多子女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教育，也未受过任何技能训练，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挺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39] 《南方周末》就是因为发表了“张君案件反思”与“张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产生张君的社会土壤还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张君”，成为社会毒瘤，因而被当局指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20多年来为湖南人民所作的巨大贡献而遭到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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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从各种调查材料与已破大案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公安部门的官员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干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例如，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4个官方头衔。牵涉到张畏一案中的67名党政要员，包括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40] 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41]、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42]、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43]，情况也与张畏相似。所有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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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富人一席酒，穷人一年粮”的情况在中国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为58,000多亿，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属于3%的富裕人口所有。[44] 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4.58。[45] 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历来有“掺水”问题，所以人们普遍怀疑，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远大于这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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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统治广大中下层人民。

此外，中国的生存基础已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高度劣化。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有的地方民众已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6] 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状况也非常严峻。上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口与资源问题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让资源平均化得到了暂时缓解；而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如何为数亿没受过多少教育与技能训练的农村人口找到“饭碗”，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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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中国社会必将经历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社会如果纵容5%的权势者利用权力抢钱，最终很可能是95%的受剥夺者运用暴力将被抢去的钱再抢回来，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的“戏剧”。从当局目前为肯定现有社会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来看，腐败还将继续蔓延。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以权力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将会继续发展，并与国际资本内外融合，共同支撑着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形成一种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外国资本三者联合统治的格局。而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渐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务似乎又回到历史老路上来：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防止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传统危机：下层动乱。中国历史转了一个圈后，又进入了一次历史轮回。

（本文初稿于2001年11月，为11月9日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而作，完稿于200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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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例如，韩德强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八面来风》，2000年第8期；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8年3月；《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维迎，“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属次优”，《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樊纲，“腐败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22日；张曙光，“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五常，“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国企改革永远没有希望？”，《奇迹网络》，1999年10月14日；樊纲，“骗出一套新体制”（1993），《走进风险的世界》，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张五常，“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1995），《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张五常，“三种社会体制”，《书屋》2000年第2期；王宏远，“反腐败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张曙光，“繁荣的必由之路．自序”及“腐败问题的再思考”，《繁荣的必由之路》，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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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1日，第1版。
[5] 《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
[6] “一块石头”即“摸着石头过河”；“两只猫”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三条鱼（有利于）”是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党的领导，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四只鸡（基）”指的是“四项基本原则”。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8] “改革开放简史及两极分化的成因”，2001年12月22日，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网名“同志们晒黑了”。
[9] 申明民，“中国的代际政治”，《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4期。
[10] 由于中国严厉的言禁，这方面的材料几乎不可能见诸于国内的报纸与各种媒体，但有些事情国内尽人皆知。例如，“六四”时期学生的反腐败批评曾针对以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为后台的康华公司；前北京市长陈希同的案子就涉及其子陈小同与前首钢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周北方及邓质方的经济合作关系；《证券市场周刊》2001年11月24日刊登了武警干部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华能国际”，披露了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妻子朱琳参与华能公司运作的内幕，该文在北京政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据海外媒体报导，武警总队除迅速将马海林软禁外，并致信李鹏，强调武警部队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并表示此文系马海林之妻撰写，以马海林的名义投稿；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也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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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台湾综合研究院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陈梓龙于199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当前大陆政治、社会稳定性之评估”曾根据《时代周刊》、《远东经济评论》、加拿大《环球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中国大陆《经济日报》等多家媒体自1998年以来的报导，整理出两份表格附于该报告之后，其一为“近年来大陆各地重要示威抗议活动情况”，其二为“大陆异议人士组党及中共镇压情况”。该报告列举的事实部份反映了大陆社会不稳定的状况。查阅该报告的网址http://..dsis.org.tw/pubs/reports/rp-mh9903001。
[12] 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chinamz.org），这组文章列举了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高勤荣因披露运城地委假喷灌工程而被捕判刑、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因揭发大连市长薄熙来劣迹而被捕等案件；中国新闻社2001年8月25日的消息也曾披露，《工人日报》披露河南卢氏县县委大搞形像工程后，该县委通知在全县收缴《工人日报》；此外，海南的《天涯纵横》网站也因类似原因被暂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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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据王军的研究，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到了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在进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见王军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改革》，1996年第5期；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载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2月27日，“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重要来源”，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1月8日；又据中国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1997年和1998年资本外逃额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1999年这一局面虽然得到一定的控制，但资本外逃额仍高达238.3亿美元，2000年资本外逃又急剧增加，总额约为480亿美元左右，比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要多，见美国“多维新闻社”2001年5月30日的报导。
[14] 参见拙文“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湖南），2000年3月，第3页至第16页；未作删节的全文刊登于《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3期，第68页至第93页。
[15] 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黎九莲是在“文革”期间被杀害的，中共把责任完全推到“四人帮”头上。上海市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系“文革”期间获罪，但那时“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政府并未杀他；“四人帮”垮台后，在新任上海市委负责人苏振华、彭冲等人主持下，王申酉不但未获平反，反而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此案明明是错杀，但至今无人承担任何责任，甚至禁止公开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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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黎九莲是在“文革”期间被杀害的，中共把责任完全推到“四人帮”头上。上海市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系“文革”期间获罪，但那时“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政府并未杀他；“四人帮”垮台后，在新任上海市委负责人苏振华、彭冲等人主持下，王申酉不但未获平反，反而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此案明明是错杀，但至今无人承担任何责任，甚至禁止公开案情。
[16] 分别见《财经》杂志1999年4月号报导，2001年4月号题为“兴业聚酯疑窦”的报导，以及2001年8月号的“银广夏陷阱”一文。
[17] 《财经》，2000年10月号。
[18] 参见拙作，出处同注[14]。
[19] 《世界日报》（美国），2002年1月4日，引自香港《文汇报》报导。
[20] 新华社沈阳2001年2月13日电：“教育产业化不能等同于教育商业化”。 [21] “来自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北京青年报》，2000年1月25日第16版。
[22] “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切实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各项政策”，新华网贵州频道，2002年1月14日。
[23] “今年求职有点冷”，《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14日。
[24] “考研全接触”，天津《今晚报》今晚网，2002年1月14日。
[25] 数据参见拙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出处同注[14]。
[26] 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chinamz.org）。
[27] 见《亚洲周刊》（香港）2001年10月初的报导。
[28] 朱正，“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书屋》，2001年第6期。
[29] 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30] 何清涟，“一个世纪的飘泊──戊戌变法百年祭”，《南方周末》，1998年4月17日；《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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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民日报》，2000年3月20日，第3版。
[32] 《人民日报》，2001年3月11日，第2版。
[33] 引自胡鞍刚接受中新社访问的谈话，此消息2002年1月9日贴于“陈岩锋思想之家”（cyfgg.xilubbs.）的“当前论坛”。
[34] 出处同注[14]。
[35]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8日。
[36] 鄢烈山（《南方周末》编辑），“舆论监督不是狗”，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贴出日期为2001年11月28日。该文说：“‘防’的手段有多种。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闻传媒，严令传媒老总这个不准报导那个不准披露，违者即摘掉乌纱帽或砸他的饭碗；对于上级和中央传媒的记者，则授意本地有关人员不得接受采访，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专门制了记者证，只认他们这个证，不信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发的证。文明的设防手段是封锁现场和消息来源，不文明的就乾脆采用暴力驱赶殴打记者，抢夺记者拍摄的音像资料。当然，威胁受访的群众也是其中一招。记者的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揭发山西运城地区领导制造虚假的节水渗灌工程的记者高勤荣身陷囹圄；为主持正义曝光海南一起卖淫嫖娼案的记者刘洪以被逼疯；重庆女记者罗侠在采访现场被人打成重伤……一起接一起伤害记者案令人发指，也令从事舆论监督的人心寒。如果说‘新闻记者是条狗’，则毫不夸张地讲，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在某些官员眼中是威胁他们官运的恶狗、野狗，无人保护的记者则很像一条条丧家狗。CCTV的记者在《偷拍实录》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很牛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带着偷窃般的心态，忍着内心的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击着欺骗、凌辱、威胁、谩骂、违法、乱纪等一系列精彩表演’，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特殊的一种现象。”[37] 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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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昆虫正成为城市化新的威胁”，《深圳特区报》，2001年10月31日；“重典治乱，安宁重上行人脸”，《羊城晚报金羊网》，2001年10月29日。
[39] “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
[40] “浙江温岭‘黑帮老大’张畏的最后自白”，中新网宁波2001年4月27日消息。
[41] “披着警服的黑社会老大”，《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中国1998第1号黑社会案大揭秘”，《深圳商报》，2000年8月18日。
[42] “沈阳：豪赌市长与黑帮人大代表的发迹没落”，《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3月9日。
[43] 新华社特稿，“疯狂作恶终有报──广西‘打黑第一案’纪实”，新华社记者程义峰，南阳新闻网，2001年5月17日。
[44] 杨宜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5月15日。
[45] 见《经济日报》2001年10月29日。基尼系数越大，说明社会中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西方国家的这一系数一般在0.3左右，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西方国家。
[46] “国土生态：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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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能够读得进去。

forteller

有很多有道理。不过今天看来是有点过时了。现在的农民，可是胡温政府的铁杆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