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科布多买卖城及旅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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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科布多买卖城及旅蒙商

　科布多位于阿尔泰山东麓今蒙古国境内，是一座草原历史名城。早在11—13世纪，居住在阿尔泰山一带的乃蛮部落就先后归附辽金王朝，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元朝设立了称海宣慰司，管辖科布多地区并签发部分中原军民前往屯垦。到了清代，中央政府对科布多的管辖进一步加强。1731年，清靖边大将军傅尔丹驻屯科布多，正式修筑了科布多城，即旧城。1762年，清政府设立科布多参赞大臣后，因旧城屡遭战争及水灾破坏，毁损严重，在旧城以南的布彦图河谷另选城址，建立新城，这就是科布多的官衙区。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科布多又出现了一座商业城——买卖城。这样，买卖城加上原有的官衙区，一座典型的草原商业城市便形成了。
　　关于科布多买卖城的情况，俄国著名的旅行家波兹德涅耶夫在其《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以下简称波书）中作了详尽的记载。波兹德涅耶夫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蒙古学家，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他于1892年被派到中国，搜集了有关我国内外蒙古地区的大量情报。由于他主要承担考察对华贸易的使命，该书对于当时外蒙古各城市的买卖城及旅蒙商的记述特别详细。据波书描述，当时的科布多买卖城位于新城以南150俄丈的地方，西距布彦图河约1.5俄里。城内有四口公共用井，有南北纵向两条大街和一条横向街道。其中伊克大街每排有14家店铺，纳林大街每排有39家店铺。若以最小规模，即每条大街只有相对的两排店铺计算，那么买卖城至少有106家店铺。大街有15俄丈宽，两旁栽有高高的杨树，有与布彦图河相连的渠道灌洒街道，所以市容十分整洁。除此之外，买卖城还有关帝庙和太王庙各一座。关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商人的保护神，而太王庙则是商人的公共墓地。环绕买卖城四周，则是洁白的蒙古包群，使买卖城这座商业城市凭添了几分草原气息。在19世纪末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的偏远小城科布多，有如此多的商铺和如此完善的城市设施，可见其曾经的繁华与辉煌了。


科布多买卖城的旅蒙商

　　 　科布多买卖城的兴起与繁荣，与旅蒙商的长期经营是分不开的。旅蒙商是清代中叶兴起的一个以晋商为主、专门从事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的商业群体。自康熙年间获准经营对蒙贸易以来，旅蒙商一直活跃在内外蒙古的草原上。科布多城的建立及大批清朝军政人员的进驻，不仅为旅蒙商提供了官方消费市场，而且为其向外蒙西部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点。这样，来科布多经商的旅蒙商不断增加。到了波兹德涅耶夫到外蒙考察的1892年，科布多买卖城已有了100多家店铺，其中大多数是由晋商组成的归化（呼和浩特）商帮经营的。波书所列举的从事商品批发的6家最大商号全部来自归化。它们分别是：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义和敦、察干台和同尚号（以上6家商号的名称，除前4家外，均为音译）。从事商品零售的商号除了北京的永聚成外，也都由山西帮经营。除了坐商以外，买卖城还有大量频繁来往于科布多与内地之间的行商。他们在买卖城逗留的时间很短，一般只有几个月，所以行商大都是临时租用店铺做买卖。在买卖城，有一家专门从事店铺租赁并兼营旅馆的回族商人的商号“广庶隆”。另外，买卖城还有由来自内地的小商贩或当地贫苦的绿营兵经营的摊贩业。这样，科布多买卖城就形成了以山西商人为主，各地商人为辅，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商业格局。
　　除了商业以外，买卖城的旅蒙商还经营高利贷业务。由于畜牧业生产的季节性，旅蒙商往往采取赊销的办法推销商品，然后在来年收回本金和利息。由于科布多城市人口少，市场小，买卖城的旅蒙商大多数从事这种面向牧区的批发业务，从而造成了买卖城商品零售业的低落。同时，在蒙古地区，高利贷业之所以发达，还在于官方及寺庙市场的拉动。清政府驻外蒙的各级机关、各旗王府、印务处及各大寺院，每年都向商号大举借债，以弥补其在日常用度、台站供应、进京朝见、佛事活动甚至享乐等开支的不足。旅蒙商则借机大发商财。在波书中提到的“通事”，就是从事这一行当的商人。科布多买卖城的6大商号，几乎都从事这项业务。以大盛魁为例，每年光是支付其在外蒙古伙计的薪俸就达3万两白银。可见高利贷是多么有利可图了。
　　清代旅蒙商的显著特点是市场垄断。某业务一般只有几家有实力的或与官府有特殊关系的商号经营，其他商号很难介入。而垄断该业务的几家商号，又往往达成协议或默契，对市场进行分割，以免因竞争而损害双方的利益。在科布多买卖城，由于商品批发业务被6家最大的商号垄断，京帮的永聚成及其他几家归化商号只能从事商品零售业务。在上述6家商号内部，大盛魁等几家垄断了对各旗高利贷的发放，对官府的供应则为义和敦和察干台两家控制，元盛德则专门从事畜牧生产和销售。而在高利贷领域里，大盛魁垄断了科布多参赞大臣辖下的杜尔伯特右翼、土尔扈特、明阿特等旗的市场，同尚号和察干台则分别控制了杜尔伯特和硕亲王旗以及扎哈沁旗的贷款业务。同时，由于没有从事一项单一业务的商家，整个科布多市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垄断网。往往甲与乙联合控制了某地的A业务，同时甲又与丙垄断了另一地的B业务。如察干台与义和敦联合控制了科布多的官方采购，同时又与同尚号占据了被大盛魁瓜分剩下的其他旗的高利贷市场。市场垄断的形成，固然不利于竞争，但对于维护旅蒙商的整体利益，保护我国的民族商业，抵制西方殖民主义对我国边疆的经济侵略是有益的。
　　其次，买卖城的行业组织“甲”，对旅蒙商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甲”是外蒙旅蒙商组织的一种半官方的行会组织。一甲由10至15家商号组成，由政府挑选一位精通商务、熟悉当地情况，具有一定威望的商人任“甲头”。波书提到的在科布多买卖城担任甲头的7家商号是：永聚成、兴隆和、三合一、又三村、迎都魁、老二及楚楚子（以上7家商号名称，除前两家外，均为音译）。甲头负责处理商人间纠纷，制止打架、酗酒、赌博、嫖娼等违法行为，接待外来客商，并主持祭祀、赈济等公益事务，这对于维持商业秩序、防止恶性竞争起了一定作用。波书中提到，“如果在科布多做生意的某个汉商破产了，甲头们就须到昂帮（官员）那里去对此进行审议，并裁定果真是因故破产还是出于恶意的预谋”。然而，甲头的职权并不是无限的。如果买卖城出现人命案件，仍由所谓的“厅子”处理。这个“厅子”，就是科布多参赞大臣派驻买卖城的警察机构。由驻科布多的绿营兵把总按月轮流值班，主要负责稽查不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并负责夜间打更巡逻等事项。

科布多旅蒙商的命运

　　　随着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对我国侵略的步步加深，旅蒙商在外蒙的处境也日趋艰难。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以后，俄国殖民主义的触角开始伸向科布多。到1892年波兹德涅耶夫到外蒙考察时，科布多买卖城的三条街上都开有俄国店铺。而且，两家科布多居民认为是老富商的中国商号——温都尔莫多和艾贡（以上两家商号名称均为音译）也早已停业了。波兹德涅耶夫是俄国殖民主义的代言人，他不可能揭示其中的原因。但可以肯定地说，俄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当为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旅蒙商对官府的强烈依附性也是其日渐衰败的原因之一。特别是随着清政府日薄西山，旅蒙商因政治形势的剧变而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波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869年，察干台的老板与扎萨克图汗和赛音诺彦两盟订立合同，由商号提供两盟在阿尔泰卡伦服役的蒙古兵丁的军需，所出费用则由两盟从所拨守卡经费中扣还。然而，由于不久回民起义的爆发，两盟所应出经费大半被挪作了军费。商号在四处讨要不得的情况下，不得不与两盟对簿公堂。最后虽几经周折要回了本金，商号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892年波兹德涅耶夫仍说它“未能把财力恢复到哪怕是过去一半的水平上”。可见身处乱世中的商号之艰难。相比之下，察干台的老板还算幸运。波书中写道，商号老板（包括甲头）“为昂帮和笔贴式们提供的商品都须贱卖”。他曾亲眼看见一位昂帮从甲头那里分别花3钱3分和7钱买了市值4钱的茶叶和6张狐狸皮，而一张狐狸皮的市值是12钱。除了经济上的压榨外，旅蒙商还承受着封建官僚集团的欺压。在买卖城，波兹德涅耶夫曾亲眼看见几个商人因为没有给官员磕头而遭到了毒打。作为殖民主义者，波兹德耶涅夫的叙述固然有丑化中国的一面，然而，晚清政府的腐败和腐朽，不能不说是近代旅蒙商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为旧式商人，旅蒙商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在通过商业获得大量的资本原始积累后，没有立即投资近代工业，而是满足于经营高利润低技术的高利贷等寄生性行业，结果造成了边疆地区近代化的长期滞后。在1892年的科布多，不要说近代工业，就连传统的手工业都很少。当时“科布多唯一的一家铁匠铺在城堡里（官衙区），主要是为官家制作铁器”。正因为中国边疆的长期落后，才给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可乘之机，旅蒙商也因此错过了自身发展的机遇。这是我们应该深刻汲取的教训。

刘国俊《文史月刊》　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