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巴托游记攻略-草原沧桑话天狼（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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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出长城
八月下旬，从北京直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火车，两星期内的车票全部售馨。我决定改乘汽车，到达中蒙边境后，再转火车去乌兰巴托。每年六月到九月，是蒙古气候最好的时候，这个黄金时间段，自然而然成为去蒙古旅行的旺季。
下午五点刚过，我来到了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六点三十分开往中蒙边境二连浩特的长途客车，停在车场左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大客车下，有几个看上去是一家的人。年轻姑娘正在协助司机往货舱内装行李，大大小小不下十几件。两个五十岁左右的人站在旁边，衣着整齐，像是老夫妇俩，我猜想他们是姑娘的父母。几个人都有明显的蒙古人容貌特征。
“你们是去乌兰巴托？”我试探着问，他们茫然的望着我。
“蒙古人？”我改变了询问方式，用英文的“蒙古人”。
这回他们听懂了，笑着点头。我猜得不错，他们是从蒙古过来中国旅游观光，返回时顺便购买了许多商品。蒙古经济支柱是畜牧业，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加工业，工业产品种类不多。商品丰富的中国，是蒙古人心目中的购物天堂。
接近六点钟，旅客逐渐增多，其中蒙古人约占四分之一。安置好各自的行李后，大家站在车下面，等候开车时间到来。这种中国特有的改装的卧铺客车，车里没有座位，活动空间很小，上去后只能躺在铺上。司机此时坐在一条小板凳上，一个中年妇女蹲在他面前，卖力的给他擦皮鞋。
很快就要开车了，我走出去买了瓶水和一些食物。回来后，从前门登上汽车，听到中门处爆发了一场争执。站内的一个男清洁工，正在驱赶不知何时上了车，正在搜索车内垃圾袋的擦皮鞋妇女，她在收集丢弃的空塑料水瓶。
“司机答应给我的！”擦皮鞋妇女手把住车门，挣扎着不肯下车，听起来象是河北口音，话语中带着哭声，“我擦他的皮鞋没收钱，他说的，车上这些塑料瓶都归我，不信，你去问问他！”
空塑料瓶回收，大的每只三角钱，小的每只一角钱。
我找到了自己的铺位，爬了上去。买票时，特别要了右侧第一排上铺位置。我把车上棉被放在身后，靠在上面，透过正前方大车窗向外看，视野极佳。
汽车沿着八达岭高速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驶。舒舒服服靠在铺上，我开始回忆起我的目的地，那个人烟稀少，带有些世外神秘感的国家。两年的时间，过得会是这么快。
2005年八月份，我第一次去蒙古旅游，在那里渡过了两个星期。本来的计划，是去北部的库苏古尔湖，后来因故改成了去南部的戈壁。戈壁行之后，返程期迫近，只能再安排去了乌兰巴托附近的特尔勒吉国家公园，在那渡过了最后三天。短短两个星期的走马观花，蒙古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离开的时候，我决心有机会一定再来，至少要完成去库苏古尔湖的愿望。
回来以后与朋友聚会时，我提到刚刚去过蒙古，有人推荐一本很流行的描写游牧文化的小说<狼图腾>。我在网上找到这部小说，开了个头，而后去书店买了一本，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
作者以亲身的经历，描写了文革中北京知识青年在内蒙古的插队生活。他以内蒙古大草原为广阔的写作背景，以蒙古族的狼图腾为讨论基础，提出了两个大主题：关于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动力。关于自然环境，作者描写了在农耕思想指导下，内蒙古草原生态遭到的破坏；关于历史发展，在分析了全部中国历史以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以狼性格为图腾的北方少数民族，其游牧文化代表着积极进取，以羊性格为特征的华夏民族，其农耕文化代表着保守消极。游牧文化是狼文化，农耕文化是羊文化，农耕民族的出路，是学习狼文化。否则，“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
腾格里在蒙文中是“天”的意思，腾格里天父，就是蒙古民族自古以来信仰的萨满教中最高的“长生天”。
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早已引起人们关注，而更广泛意义下的环境破坏，今天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也没有特别令人惊讶之处。但游牧文化对历史进步起决定性作用的见解，却是相当的新颖，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两年前去蒙古的时候，我没有留意到狼图腾现象，也没有去体会由狼图腾衍生出来的游牧精神。
既然引起了兴趣，此后又读了些与蒙古族有关的材料。其中最好的一奔书，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蒙古系列，文字流畅，情节很引人入胜。在他所着<成吉思汗>一书中，我读到了有关蒙古民族狼图腾起源的描述：
“一只苍狼，确切地说是一只青色的狼，从山洞里走出来。后来，这只苍狼碰到了一只白鹿，双双一起到了后来的蒙古国土。成吉思汗家族传记的作者说，这只狼和这只鹿从贝加尔湖来到斡难河源头，即今日之肯特山脉，定居下来。肯特山脉海拔2800米，山顶是光秃秃的花冈岩石和片麻岩石。这里是圣地，蒙古人信仰中至高无上的神长生天就住在山顶上。。。苍狼和白鹿在上天安排的地方相爱，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巴塔赤罕。巴塔赤罕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
勒内.格鲁塞所引用的材料，来自于我后面要提到的中世纪不朽著作<蒙古秘史>。正是在那部民族史诗一样的作品中，成吉思汗的蒙古民族，成为天狼的后裔。
出自于好奇心，也是为了弥补上次的缺憾，我真的需要再去一次天狼的家乡。蒙古国值得探索的东西，不仅仅是美丽的自然风光。这次去蒙古，我要增加对人文历史方面的观察，记录下天狼民族的故事，恐怕那才算是去过了蒙古。
“司机师傅，”我邻居上铺的姑娘探出头大声对司机说话，打断了我的思路，“请问离长城还有多远？”
“再有个十几分钟就到了。”司机回答。
想起来了，这条路是经过长城。我开始注意盯着右前方，也想看一眼长城。
立秋后不久，白天还很长。日落前，客车经过了水关长城，随后不久，又经过了八达岭长城。透过车窗，夕阳斜射，远方蜿蜒起伏的长城段落，如同一条巨龙，静静盘卧在青山峻岭之间。我多次去过长城。我去过北京附近修整与没有修整过的长城，我去过敦煌附近最古老的汉长城。
长城属于那样的地方，无论去多少次，都会给人带来无尽的联想，而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特别是那些不朽的诗词篇章，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联想素材。特别如果你是古诗词爱好者，那么不管到中国哪里，你都会有佳作相随，到了长城更是如此。
还是在少年时代，有段时间我迷上了边塞作品，唐诗宋词背了大把。以后虽然读了理工科，但对人文学科兴趣不减，只不过碌碌人生，疲于奔命，越来越少接触人文历史方面的东西。以前背诵下来的边塞诗词，在记忆中退化成了零散的句子，多是或凄凉悲壮或豪气干云的名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战几人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当然如果认真发掘，还是能完整的背下来几首诗词，自然是曾经最喜爱的东西。其中一首能倒背如流的，是苏轼四十岁密州知州任上写的<密州出猎>。
熙宁三年(1070)，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四年，陷抚宁诸城。苏轼以文人之身，渴望赴西北疆场引弓杀敌，是有此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
古人认为天狼星主侵掠，此处喻西夏。
万里长城，集中的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屈辱与苦难，奋斗与辉煌。天狼的征战，停留在书本上，我们民族奋起抗争的不朽的诗篇，融化在血液中。历史上与我们有过无数次碰撞的蒙古之行，势必会带来文化上的思考。
八达岭以后，天慢慢黑下来。我们继续向西行，不久又转向北行。司机开车很谨慎，客车平稳的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我在铺上昏昏沉沉睡着了。第一次乘坐这种改装型卧铺长途客车，我觉得挺好玩儿，远不象传说中那样的不舒适。
午夜时分，长途客车在一个内蒙古小镇上停车休息，与北京相比，这里的夜间气温低了很多。乘客们纷纷下车来，活动，进餐。
上车前遇到的蒙古家庭在路边小餐馆内吃饭，见我走进来，友好的打招呼。我绕到他们旁边坐下。那个年轻姑娘能说点简单的英文。
“你们是一家吗？从蒙古哪个地方来？”
他们是一家人，从乌兰巴托过来。这是全家第二次来北京，呆了一个星期。
“去北京哪里玩了？去过长城了吗？”
没有，两次全部都是在北京市内活动，逛街购物为主。我很难想像外国人来到北京，甚至来到中国，会不想着去长城看看。
“路上在车里看到过好几次了。”姑娘解释。
没有更多的话题，我在餐馆内买了点小食品，回到了车上。
客车到达二连浩特时，还不到凌晨四点，比我预想的早了很多。我知道火车站附近有几家宾馆，但苦于天黑，看不清宾馆的标志。出租车司机把我拉到了一家几条街外，质次价高，他可以拿回扣的关系宾馆。
上午九点，我来到二连火车站对面的国际列车售票处，购买当日下午从二连发车前往乌兰巴托的火车票。十点钟开始售票，烈日下，人们排成了不长不短的队。排队购票者中间，中国人与蒙古人大约各占一半。
售票开始以后，夹塞也跟着开始。先是原先在队伍外面游荡的人夹塞，后来排在队尾的规矩人，也纷纷去前面夹塞。我们中国人夹塞时羞羞答答，采取的战术是，先在队伍旁站一会儿，若无其事随着慢慢移动，等后面的人眼球习惯了，瞅冷子夹进去；蒙古人夹塞时理直气壮，走过来前看看后看看，喜欢哪个位置，直接就站进去。
下一个就轮到我去卖票窗口，一位妙龄蒙古女郎走过来，招呼没打，大模大样站到了我的前面。我开口说了半句话：“对不起，您是。。。”，她回过头来，朝我笑笑，一副绝对天真无辜的模样，我顿时语塞，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我被笑糊涂了，一时间想不清楚是我问错了，还是她做错了。也许这地方适用鲁迅笔下孔已己的逻辑：“买火车票夹塞，那也叫夹塞吗？”
下午上火车前，我在二连城里转了转。年纪大点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的时候，这里是边防前线。蒙古国当时完全在苏联控制之下，中苏在边境线两侧各数十万驻军。如今这座边境小城，与国内其它小城市一样，宽敞的街道繁荣的市场。许多生活在乌兰巴托的蒙古人，都会专程坐火车跑来二连购物。
上车以后很快找到了我的车厢。一位早上买车票时排在我前面的人，与我恰好买在同一车厢。买票时，我们都是老实排队的规矩人，彼此面熟。通报了一下籍贯，原来我们两个还是同乡。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旅途中相遇，自然有很多的话题。他在中国派往蒙古的筑路工程队里工作。
过了边界以后，老乡取出来新旧两本中国护照，进入蒙古工作的签证，是在严重破损的旧护照上。临行前，他听从中国边境工作人员建议，申请了一本新护照。我觉得他多半会有麻烦，可是已经过了中蒙边界，返回是办不到了，只好听天由命。他所面临的问题是，恐怕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出入境公民只能持有一本有效护照，以他的情形，有效的自然是那本新护照。颁发新护照时，旧护照必定会标明作废，上面的所有签证自然也随之作废，即便上面的签证本身是合法有效的。
半小时后，乘客们在列车上履行蒙古方面的边检手续，我的老乡被迫下了车，蒙古警察板着面孔，毫无通融的意思。他要提着行李自己想办法再找车，限期当天内返回中国。车上的乘客都同情他，但谁也无能为力，责任在他自己。
通过边界后，列车在夜色中的茫茫戈壁滩上，继续向西北方向奔驰。
第二天早上，我到达了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乌兰巴托郊外中世纪蒙古骑兵对抗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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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象乌兰巴托
分别了两年的乌兰巴托，城市建设方面，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刚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走过来，乌兰巴托给人步履蹒跚的感觉。
上世纪二十年代革命之后，乌兰巴托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三四十年代，在苏联工程师指导下，开始大批建造房屋。所有的建筑，都是苏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千篇一律的设计。不只是乌兰巴托，今天走遍蒙古城镇，大多数的楼房，也还都是那个时代死气沉沉的产物。九十年代，蒙古走上了民主改革的道路，出现了一些设计新颖的建筑物，主要集中在乌兰巴托市的中心区域。
对我来说，虽然是旧地重游，但两年的间隔，不能算是很短的时间。到达后的前两天，我花了不少时间在市内步行游荡，观察这座城市两年期间内的变化。
城市居民总数已经超过100万，占全国人口的40%强。人口的迅速增加，带来了大城市共有的问题。但蒙古地广人稀的特点，使得乌兰巴托这个蒙古最大城市，与亚洲多数国家的首都比较，情况要好很多。相对来说，住房，交通，城市噪音等问题并不突出，市民生活节奏比较悠闲，但空气与水源的污染，据说已经比较严重。
蒙古人还是那样的朴实。他们生性直爽，不习惯于玩弄心计。即使是与外国游客打交道最多的服务行业，也很少有取巧行为，可以说是童叟无欺。与蒙古人正常来往，以至于作为朋友交往，未必总是很容易，但可以放心。市场上讨价还价，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乌兰巴托司机还是那样的满不在乎。他们把大草原纵马奔驰的习惯带到城市，汽车开得疯狂过山车一样。一点不夸张，每次我小心翼翼穿越市中心和平大道以后，心里都暗自庆幸，又一次留得了青山在，还能再接着做有用的没用的事情。
市内的一些主要路面还是那样的破损。到达后第二天前往移民局，天下着中雨。记得两年前也是去移民局，也是同样这条路这个路段，那天刚好也是下雨，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上的积水连成一片。我不晓得飞驰而过汽车的厉害，被扬起的污水浇了一身。这次想学乖，抓住机会赶紧踩着石头跳着过，但常人行路如何能赛跑得过汽车，又被扬起的污水浇了一身。
奶茶还是那样的滚热，咖啡还是那样的可口，水果还是那样的昂贵，雪糕还是那样的香甜。出租车变成了300图一公里，市内公用电话变成了150图一分钟，各涨价50%。糖果100图3粒，香烟50图一支，价格稳定。一元人民币合大约150图.
电视节目还是那样枯燥，找不到完全的英文频道，肥皂剧以哭哭闹闹的韩剧居多。乌兰巴托能看到有线电视，可以直接收到中国国内节目。我入住的旅店房东走过来，接过遥控器，特意为我转换成了一家国内CCTV频道。正在播放财经新闻，上海股市大盘暴涨，电视台特约佳宾，银行界某专家正在神侃，中气十足，像一枚崭新的一元钱硬币。
扛着双肩包招摇过市的西方游客多了，佩戴苏联时代劳模勋章的老人少了；习惯进餐时吃点蔬菜的人多了，穿着传统蒙古长袍的牧民少了；网吧多了，手机多了，餐馆旅店多了，令人高兴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减少了。
在前苏联控制时期，蒙古每年接受的苏联援助数额，超过自身的国民总产值。苏联集团解体，蒙古摆脱了控制，同时也失去了外来的经济输血。九十年代中期，乌兰巴托曾经有过6000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大多数来自于失业家庭。在蒙古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国际慈善机构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数字逐年下降到了目前的几百名。和平大道路边，还常会看到七八岁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把讨钱的纸盒摆在面前，挺着小胸脯，用稚嫩的童音，唱着高亢的草原歌曲，场景令人心酸。
到达乌兰巴托第一天，找到旅店安置下，我直奔甘丹寺方向路边的一家中餐馆。上次来蒙古，我和那家餐馆老板夫妇混得很熟，进出乌兰巴托，总是去他们那里吃饭。夫妇两个的家庭都是老蒙古华侨，中苏交恶时，他们被当成中国间谍，受过许多迫害。那为什么不回国呢？记得当时我问他们。回不去，他们说，那个时候，国内的亲戚朋友没人敢同他们来往，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思维中，他们是苏蒙间谍。
到了餐馆附近，看不到了两年前的中文招牌。我以为走错了路，仔细辨认，没错。进去一问，原来餐馆换了老板，还是中国餐馆。里面工作的侍者，不知道原来的老板去了哪里。既然还是中国餐馆，为什么不挂上中文招牌呢？
于是我往回走，进了和平大道边上另外一家上次去过的中国餐馆。印象中，似乎还是原来的老板，他们不认识我。奇怪的是，他们门前的中文招牌也不见了。后来街对面一家旅行社的人告诉我，几个月前，这家餐馆的橱窗夜里被人砸了，他们被迫取下了中文招牌，换成了蒙文与英文。其实，传统的蒙文，也已经在蒙古国消失。革命以后的蒙古落入苏联控制，蒙古国改用俄文文字符号。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继续使用传统蒙文，与汉文并存。在整个乌兰巴托，我再没有看到过任何中文招牌，全部在过去两年中消失了。
乌兰巴托存在敌视中国人的极端组织，尽管只是很少数人，但影响不小，并且近年似乎有加强的趋势。我到达乌兰巴托几星期前，曾出了一件很轰动的新闻。
某极端组织的领袖，女儿是个大学生，她的男朋友是蒙古人，在北京一所大学里面学习中文。暑假期间，他从北京回乌兰巴托探家，女孩子带男友去见自己的父亲。见面后，未来的岳父听说小伙子在北京留学，与小伙子发生了争执，指控他是中国派来暗杀自己的间谍。稍后他们上了私人汽车去一个地方，途中又发生了争执，女孩子的父亲在汽车中开枪将小伙子击毙。
整体上，蒙古国与中国的关系不冷不热。平心而论，部份蒙古人对中国人的不友好，其中包括对内蒙古的蒙族同胞的不友好，并不是完全没有起因。蒙古开放之初，没有对外打交道的经验，内地的一些商人以至于游客，做过一些伤害蒙古人的事情。然而更深层的对立情绪的症结，却比这个要复杂得多。追根寻源，问题最早起源于满清政府的愚蠢政策。近年来，为了改善加强两个邻居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努力，关于这方面更多的讨论，超出了本游记的范围。
市中心的苏赫巴特尔广场，是蒙古的政治心脏，以二十世纪初蒙古国犭虫立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广场北侧是国会大厦，是国家政府和议会所在地。两年不见，国会大厦正门前面增加了一尊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塑，坐在那里，雄视广场，威风凛凛。在广场内，还有一尊苏赫巴特尔骑在马上的雕像。令人费解的是，苏赫巴特尔雕像面像北方，从广场正面过去，看到的总是他的后背。以广场为背景的照片中，也只能是看他的背影。曾经请教过一些人，还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前见到过一家乌兰巴托旅行社的广告照片，照片中把苏赫巴特尔的雕像旋转了180度，成了面向南方，可见蒙古人自己的旅行社也认为，这个雕像的方向设计不合常规。
乌兰巴托有多家博物馆，其中最好的有两家，是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国家历史博物馆。两家博物馆都在苏赫巴特尔广场的西北方向。
即便你只是为了看看“恶战中的恐龙”，也一定不要错过自然历史博物馆。八千万年以前，那时候的蒙古南戈壁还是一片绿洲，正在生死搏斗的两只恐龙，被突然坍塌的沙丘活埋，留下了被称为蒙古国宝的化石。化石上，一只恐龙的臂膀被对方咬住，但它的利爪也抓住了对方的腹部要害。十年前，这具恐龙化石在纽约展出，人们从四面八方慕名赶来，排长队观看。来到化石的家乡，你可以驻足展柜前细细观赏，随意构思发生在史前的那个不可思议的瞬间。
两年前我去过国家历史博物馆，当时很大程度上是走马观花，但总体印象很好。这次再去参观，带有了目的性，但离开时却隐隐觉得有些失望。我知道失望的部份原因是，与两年前比较，展品没有太大变化，但更重要的似乎不是展品问题，也说不大明白到底是什么。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失望的主要原因才变得越来越清楚，这是后话了。
我的安排是，先随团去库苏古尔湖，回来以后，再单独一个人去东部的肯特省。像蒙古这样拥有大面积原始环境的国家，世界上已经是屈指可数。多数人来蒙古旅游的目的，是接近大自然，所谓走入地球最后的边疆。近年来蒙古在欧美游客的旅游热点中，地位正在迅速上升。
蒙古的公路系统近年来发展较快，有中国政府的援建，西方国家的投资，全部是中国筑路公司承包。但尽管这样，蒙古仍然是世界上公路最少，路况最差的国家之一。走出乌兰巴托，只有几条通往其它地区的高等级公路。前往库苏古尔湖这样的地方，大部份走的是山地或平原土路，必须依靠越野吉普车。
草原上最好的越野车，不是日本四轮驱动陆地巡洋舰，而是没有多少电子线路的老式俄国吉普。蒙古司机个个都是俄国车专家，把俄国车的机械构造吃得里外通熟。正是由于结构简单，车在路上出了什么毛病也不怕。草原上道路坎坷，虽然日本的巡洋舰轻易不出问题，但如果万一搁浅，谁也修不了。
并不是没有公共交通系统，问题是不可靠。去省会城市会好一些，去偏远的地方，甚至无法预先做计划。从一处到另一处，运气好，隔天有车；运气差点，下星期有车；运气再差点，就得准备过冬。提起蒙古的冬天，多数人大概会不由自主的发抖。
于是除了自己骑摩托车，或者有足够的时间与耐心乘坐公共汽车，对于大多数其他的游客，最好的选择，有时候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找人拼团，雇一辆俄国吉普上路。
我到达乌兰巴托后，花了几天时间，拼凑了前往库苏古尔湖的四人团队。除了我们四个游客以外，还有一个司机，一个导游。司机名叫巴萨，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有二十多年的开车经验。导游名叫佐拉，是个十九岁的女孩，在乌兰巴托读大学三年级，美术设计专业。我们决定两天后出发。
听说库苏古尔湖之后，我准备独自去东北地区的达达勒苏木，蒙古朋友们建议，趁着这几天我在乌兰巴托，应当把访问边境地区的许可证办好。达达勒苏木距离俄国边界只有25公里，属于敏感地带。办理边境许可，要去位于军事博物馆旁边的蒙古国土保卫部。我在旅店墙上挂着的市区详图上查了一下，找到了军事博物馆的位置，应当是在东北方向十几分钟步行距离之内。
下午三点钟，我从和平大道开始，朝东北方向走，足足走了20分钟，还是找不见我认定的标志。显然是被误导了，旅店内的那张地图，不是按比例绘制的。好在我手中有个小纸条，求人写的蒙文“军事博物馆”几个字。
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儿，背着书包，看上去刚刚放学，从我旁边走过。我叫住他，把手中的纸条给他看。他对我作了个手势，意思是要我跟他走。
“日本？”男孩儿用蒙语问我。我摇摇头：“是中国。”
男孩儿很缅腆，不再同我讲话，闷着头只管走路。我跟在他后面，走街串巷。又走了十几分钟，我开始怀疑这孩子到底知道不知道军事博物馆在哪。我又叫住他，表示我决定自己走，不跟他了。男孩儿急了，拉住我的胳膊，指着前面，口中说着蒙语，意思大概是就快要到了。我跟着他又继续走了10分钟，男孩儿停下，要来了我的纸条，指了指纸条上的蒙文，又指了指路对面的一座白色建筑物，那就是军事博物馆。然后，他朝我笑笑，转身朝来路走回去。
旅途上，类似这样的小事情，往往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随后几个星期在蒙古渡过的日子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每当心情沮丧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个闷头走路的男孩儿，于是就释然了。

(市中心苏赫巴特尔广场)

(博格多汗活佛冬宫正门)

(牧区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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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狼出世
“请你给我个明确的答案，”早餐时，我对包洛德说，“为什么自成吉思汗世界大征服以后，蒙古民族一路走下坡，再没有能振作起来？依你看，什么是第一位的原因？”
包洛德是地道的蒙古人，四十多岁，在乌兰巴托开一家旅店。他看上去很精干，据说能讲四国语言，历史知识丰富，是“孤星”旅游指南系列中推荐的人物。到达乌兰巴托以后，我在他的店里住了几天。
“佛教。佛教传入蒙古，毁掉了蒙古人的精神。”包洛德不假思索，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你再说说，”我接着问，“为什成吉思汗出生前，要知道那时候佛教并不居支配地位，蒙古民族也同样在下坡路上徘徊？”
包洛德可能觉得我在设圈套，说话有些没好气：“你说得不对。我问你，你可知道蒙古人的祖先是谁？”
“当然知道，是匈奴帝国，曾经强大，但也不过几百年时间。”我接着说，“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你们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时代称霸世界，是出于历史的必然，还是出于个人的作用？你懂我的意思，后者意味着巧合，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你说呢？”
包洛德的回答在我的意料之中，那就是两个因素都有。多数蒙古人都会这样回答，但没有充份的论据，这样的答案不能使人信服。
“你信仰什么？”返回我自己的房间前，我问他。
“萨满教。”他说。
“成吉思汗的信仰，是吧。”我说，“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也信萨满教？”
“你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包洛德不悦，“你先回去学点历史。萨满教在匈奴时期就有了，比成吉思汗早得多。成吉思汗之信仰萨满教，完全因为它是蒙古人的宗教。”
近年来，蒙元时期的历史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兴趣。但深入探讨他们的文化生活宗教信仰却不容易。最令学者们头痛的，是缺乏文字上的记录。蒙古人很晚才开始使用文字，迄今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撅起时代的碑文，但碑文本身并不是成形的文献。关于蒙古的早期历史，主要来源于中国汉文历史典籍中，有关北方少数民族的记载。如果没有这些早期汉语文献，蒙古的早期历史将会出现大块大块的空白，或许可能根本不存在。
关于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祖先。这一结论在历史学家中，基本没有异议。对于匈奴的文字描述，最早出自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匈奴列传>。
从远古开始，我国北方就生活着以游牧为生的许多少数民族，匈奴只是其中的一个。艰苦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悍的性格。他们互相之间的武力兼并，争抢牧场子女财富不间断的血腥战争，加上对中原汉族居住区的掠夺骚扰，一直是贯穿这个地区大部分历史的主题。
西汉初年，匈奴的冒顿单于统一分散的部落，建立起第一个游牧民族的军事帝国，其疆域包括今天的蒙古全境。匈奴帝国军力的强盛，使得它以更高的频率，与当时中原的汉帝国发生争战。
匈奴发起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没有超出游牧民族的传统战争动机，那就是抢劫。长年争战中，中原地区一直处于被动守势。直到汉武帝时，历经多年倾全国之力，终于击败了匈奴，把他们赶到了大漠深处。431年，南北朝时期，匈奴短期中兴，青年贵族赫连勃勃建立了强盛的大夏国，定都统万城。赫连勃勃经年累月南征北讨，战功显赫，一时风光无限。但好景不长，他只活了45岁。赫连勃勃死后，大夏国旋被宿敌拓跋硅灭掉，匈奴作为一个整体，从此永久退出了历史舞台。
匈奴国虽然整体上灭亡了，公元一世纪他们被汉朝击败时，有十几万户的匈奴人没有迁徙，而是留在了蒙古地区。稍后，东胡系鲜卑族占了这块地方，留下的匈奴人并入了新统治者东胡系鲜卑族。因此从民族划分上，可以说东胡系鲜卑族，是后来的蒙古人更直接的祖先。其后几百年内，这个地区继续经历游牧民族间不断的争战，偶而还会出现权力真空。强者为王，统治者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
到了六世纪中叶，蒙古地区的统治者变成了突厥人。突厥帝国在蒙古的统治延续了二百多年，在此期间，突厥人中的不同分支还是继续打打杀杀，争夺控制权。605年，有一个讲突厥语叫做回鹘的游牧部族，摆脱了突厥的统治。744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在唐朝的支持下，自立为可汗，建立了回鹘汗国政权。当时回鹘汗国的疆土控制范围，东起今天的额尔古纳河，西至今天的阿尔泰山，包括了现今蒙古的大部地区，势力日益强盛。
突厥语系游牧民族统治蒙古地区的三个世纪中，最受关注的一段时间，就是公元八世纪中叶到九世纪中叶，由回鹘人建立的这个回鹘汗国。从建国到灭亡，一百年间，回鹘汗国与唐朝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睦邻关系。这一百年时间内，可能是历史上中原农耕地区与北方游牧地区关系最融洽的时期。与中原农耕文化的接触，特别是与唐朝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使当时原始公社制度下的回鹘，出现了封建社会的萌芽。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回鹘汗国第三代君主牟羽可汗出兵助唐平叛。他在洛阳逗留期间与几位摩尼教高僧发生了接触，随之将睿息等四人带回漠北，令其布道。摩尼教于公元三世纪始创于波斯，受到过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以至道教的多重影响。金庸的武侠名著<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说的就是摩尼教。在此之前，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回鹘人信奉古老的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生信仰，非常适合文化落后地区的需要。萨满教在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分布，也都有类似的特征。
公元八世纪晚期，回鹘汗国放弃了传统萨满教，改信摩尼教。作为直接的结果，回鹘开始推动将其统治地区的游牧生活方式，转变为农耕生活方式。他们建立定居点，开始发展农业，而其中的回鹘都城“牙帐城”，是今天蒙古境内最大最好的古城遗迹。
回鹘人对蒙古民族最大的贡献，是对应于当地的语言设计了一套书写符号，在他们统治的地区内推行。这套符号，成为蒙古族拥有的第一套文字符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后，正式指定这套符号为正式蒙语书写文字符号，包括<蒙古秘史>这样的经典作品，使用的都是这套回鹘字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蒙古改用俄文字母符号，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则继续沿用传统的回鹘字母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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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国牛人与美国牛仔
旅店里住进来一个名叫赛伯的法国人，是我历年旅行经历中，遇到过的头号牛人。第二天上午，从山里返回三个美国西部牛仔，山姆，戴维，还有肯尼斯。他们不久前从得克萨斯州来，在中国一段时间，随后来到了蒙古。牛人遇到牛仔，中间还有如我等老中青若干混混，近两日有些冷清的这所小旅店，一下子变得热热闹闹。
赛伯是个单车客。两年前，他只身离开法国，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在西欧国家穿梭几个星期，经意大利经斯洛文尼亚到达巴尔干半岛，经波斯尼亚，科索沃，等等，到达东欧的保加利亚，经南欧的希腊，土耳其，亚美尼亚，等等，到达西亚，经阿塞拜疆，伊朗，走过中亚地区的几个“斯坦”国，再经吉尔吉斯斯坦到达中国新疆，经茜臧出境到南亚的尼泊尔，印度，孟加拉，再转东南亚的泰国，柬埔寨，老挝重新入境到达中国云南，经过东南沿海，中部地区，到达北京。在北京稍事休整，沿着我乘车走过的同样路线，经过中蒙边界，最后到达乌兰巴托。
赛伯随身携带着帐篷，睡袋，和一些最基本的野外生存必需品，自行车上带不了太多的东西。两年多的时间内，除了极特殊的情况，比如在茜臧被拘留，公安局里呆了一夜，其余全部是在野外宿营。
大伙听得目瞪口呆。
“你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到这里乌兰巴托，骑车走了多少天？”我问赛伯。
他算了算：“大概是10天吧。”
想一想我来的时候，列车穿行过的茫茫大戈壁，这个年轻的法国人，两个字：牛人。
我们一块走出去，看赛伯的自行车。遵照店主人的指示，赛伯把车锁在了旅店门外楼梯金属扶栏上面。
普通的变速山地车。跨越两大洲数万公里的行程，给车体留下了许多伤痕。赛伯说，除了大梁车把以外，其它部件都更换过。装载的行李物品，自然都已经卸掉了，剩下一个大号中国产冰红茶空瓶，头朝下倒插在水瓶支架里。最有趣的是，横梁与两边侧梁上，歪歪扭扭漆着许多中文字。我凑近弯腰仔细辨认，两根侧梁上面，一侧写的是“不惧艰险”，另一侧写的是“法力无边”，横梁上面，写的是“如此之美丽世界”，靠近车座的地方，写着“劳拉”两个字。
“谁给你写的这些字？”我问赛伯。
“在北京修车，车行里的技工写上去的。”赛伯回答，“你看得懂吗？”
我点点头，当然看得懂。
“劳拉是谁，女朋友的名字吗？漆在车上，挺浪漫的嘛。”劳拉是常见的女性名字。
“我给这辆车起的名字。她就是我的女朋友。”
赛伯解释说，在法语中，“自行车”是个阴性词，也就是说，如果是用法语给自行车起名的话，应当是使用女性的名字。
大伙都笑了。这个家伙也只配有这么个女朋友。两年多天天风餐露宿，也只有这么个有苦诉不出来的女朋友肯跟着他。
几个美国西部牛仔讲述他们的经历，也挺有趣。
山姆，戴维，肯尼斯都是在德克萨斯州农场长大，大学毕业后，两个留在德州，肯尼斯去了加利福尼亚。三个人都喜欢骑马，从小和马在一起，也都是帅哥，都自命与西部电影中的牛仔有一拼。这次三人结伴，来到蒙古，想在蒙古大草原显显身手。他们的计划是在乌兰巴托找牧民买马，用两个星期时间，骑马去中北部的杭爱山脉，返回乌兰巴托后，再把马卖掉。
买马不顺利。好马蒙古牧民不肯卖，或者是天价；差的马他们不想买，这几个人不是冒牌牛仔，还是懂行的。交易不成，最后他们改成了租马，看到他们确实懂得马性，一个牧民家庭租给了他们五匹马，三匹乘马，两匹驮马。“东市租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几个人装备齐全，用不着辞别爹娘，兴冲冲动身出征。
没想到蒙古不是美国，这个小小马队从头到尾不顺利：气候无常，山区寒冷；没有成形的道路，方向复杂多变；草场分布不均，GPS也帮不上忙，结果闹得马没东西吃；等等等等。终于有一天夜里，灾难降临，五匹马一起溜号了。
在蒙古野外过夜，晚上天黑前，习惯是把马的两只前腿与两只后腿，分别用绳子松松的绑在一起，然后放开马，随它们夜里周围去找草吃。因为腿被缚住，它们走不远，第二天早上，很容易就可以全部找回来。
也许是跟三个美国人混了几天，经常挨饿，蒙古马刚开始还忍气吞声，后来终于悟出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商量商量趁着夜色静悄悄，集体开小差远走高飞。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第二天早上几个人钻出帐篷，五匹马都不见了，并且都不在附近区域。
长话短说，花了三天时间找马。第一天找到两匹，第二天找到两匹，第三天找到的最后一匹马，已经被一个牧民家收留。幸好找马路上，遇到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能够讲蒙语，算是最后跟牧民把马要了回来。三天时间，几个人在方圆几公里内兜圈子，又不能离开这个区域，碰巧附近没有地方补充食物，这回轮到了他们自己饿肚子，个个搞得精疲力尽。重新上路后，又迷失了方向，浪费了不少时间，最后不得不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掉头，垂头丧气返回乌兰巴托。
本来这几个人的找马插曲，一般人没经历过，走到哪都可以拿出来侃一侃，自然会招来其他游客的敬仰，不料碰上了赛伯。美国牛仔听了法国牛人的故事，觉得自己的经历实在比不上人家，只好承认赛伯比他们更酷，甘拜下风。
隔天中午，我和赛伯出去吃午饭。旅店主人推荐给我们，出门后向左拐，有一家很不错的“guanz”。“官兹(guanz)”是汉语里面“馆子”的谐音，蒙语中也是饭馆的意思。这家饭馆专门经营“buz”，“布兹(buz)”是汉语里面“包子”的谐音。
蒙语中还有不少这样的受汉语影响的外来词。
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那家“官兹”，坐下来以后，各点了几个羊肉“布兹”，各要了一杯蒙古奶茶。“布兹”的形状制作与我们南方的小笼包相似，不同之处是，里面是纯羊肉馅，没有其它配料。
到了蒙古，不管你以前对羊肉是恨之入骨，还是爱它没商量，你注定要跟羊肉结成生死冤家。你如果想，吃素总可以吧，在乌兰巴托还勉强可以，到了牧区，游牧人家看着你吃生的青菜，心里会觉得跟看着牛羊吃青草没什么不一样。
“你在茜臧犯了什么事儿？”我问赛伯。
“你知道外国人想进茜臧，要先申请许可吗？”
我知道。赛伯于是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从新疆西部入境后，他骑车一路奔茜臧，再奔尼泊尔，沿途没有在大城市停留，因此也没有特别去办理许可，直接骑车进了茜臧。他走的多是小路，也没有人注意到他。“到茜臧后，有一次连续两天时间荒无人烟，我走的又饿又累，傍晚突然发现一个小村子，我骑了进去。那地方的人大概从没见过外国人，一下子把我围起来，半天走不出去，惊动了当地警察，问我要外国人进藏许可，我没有，结果就地被带走。”
“真的把你拘留了？”我特别强调了“拘留”两个字。
赛伯笑道：“也真也不真，看怎么去想了。警察实际上对我挺客气，但还是把我带回公安局过了一夜。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天也确实是晚了。第二天他们上班以后，我交了罚款走人，他们开车把我送出去好远。”
赛伯从钱包里摸出一张罚款收据，上面盖着某某公安局红印章。
“你在中国呆的时间可不短，感觉怎么样？”我问他。
“好极了！中国人很友好。”他给我讲了一段在北京的故事。
他骑车到北京市中心的时候，已经下午很晚了。约好了和北京的一个朋友在天安门广场见面，他直接骑车进了广场。当时游客很多，接近日落，一群人在等着看降国旗仪式。他也凑了过去。
“我穿着两条短裤，外面一条已经破烂，连续野外露营，脏兮兮的几天没洗澡。我的自行车，背包行头，样子绝对比我还狼狈。有个小伙子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我从昆明骑车过来，没过两分钟，周围的人都知道了，一下子把我围在中间。”
围着他的中国游客，照相机快门咔咔不断，几个漂亮女孩儿挤过来，手扶车把，靠在他身上摆姿势与他合影，卖水的往他袋子里塞矿泉水，有人递过来冰激淋雪糕。他的朋友后来告诉他，本来还担心找不到他，好远就看到围着一群人，猜想准是他这个怪物在中间。后来他们一道离开广场，捧着一抱人们塞过来的饮料。
我们的“布兹”吃得差不多了，我又要了一杯奶茶。我对蒙古食物的感觉还行，只是花样太少，太单调了。
“你真幸运，能认中国字。”赛伯突然说。
我扬扬眉毛，不解的望着他。
“那么多的食物品种，你知道怎么去选择。”
我想起了在“孤星”论坛上看到过的，某老外对准备来中国的老外传授他在中国吃饭的“秘诀”：你如果去中国的食品城，记住预先看好麦当劳在什么地方。你一旦进了食品城，保证看得眼花缭乱，你不懂中文，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最后你还是得跑去麦当劳里避难，with your tail between your legs(尾巴夹在两腿中间)。
停了一会儿，赛伯突然又说：“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家。”
“怎么个奇怪法？”我问他。
“比如说，在上海，到处是一片奢华，比欧洲都阔气，在网吧里，那些电脑，说实话比我们法国人用的电脑好。可是距离上海不要太远，你就能看到简陋的，没有自来水的农民家庭。更不必说在云南的乡村了。”
我本以为他只喜欢走弯弯小路，原来还去过上海。像他这样见多识广的旅行者，经年走在路上，看惯人间悲喜，世态炎凉，本应当没什么大惊小怪，看来是强烈的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说什么，在国内没有特别关注这些，也许是习以为常了。
休整两天后，赛伯离开了乌兰巴托。他带上了足够维持十天的食品，骑车向蒙古西部走去。“饮水怎么办？”大家下楼为他送行时，我问他。他有个全球卫星定位器，已经提前下载了蒙古天然水源所在地的经纬数据。他的自行车头镶着一个太阳能转换器，满足几件电器的充电需求。西行路上人烟稀少，十天八天不见人影，是经常的事情。
赛伯走后第二天，我们的库苏古尔湖团也出发了。当天晚上，我们在蒙格尔沙丘地带露营。司机巴萨只管开车，小姑娘佐拉是导游兼厨师，还是个不错的厨师。
我们的第一个主要目的地，是蒙古帝国全盛时期的都城，位于乌兰巴托西南370公里的哈拉和林。

(牧民在采马奶)

(河边牧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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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狼浩劫
我们到达哈拉和林时，已经是离开乌兰巴托后第二天接近中午。
从1220年到1264年，哈拉和林为蒙古帝国都城，共44年的时间。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地区游牧民族后，于1189年称大汗。他起初并没有想成为世界征服者。与他的游牧前辈们一样，他攻击农耕地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抢劫，掠夺目标达到，军队就会撤出。成吉思汗称汗后前十几年中对于西夏国，金国的攻击，都采用了同样的战略模式。
在对南方侵掠的同时，对西部邻居中亚大国花剌子模，成吉思汗则采取睦邻政策。1218年，他派遣商队前往花剌子模发展贸易。商队被当作间谍逮捕处死。他又派遣三个使者，仍然以和平姿态，要求花剌子模补偿损失。结果是一个使者被杀，两个被剃发羞辱后，驱逐回蒙古。
1219年，成吉思汗亲征花剌子模，五万蒙古骑兵围住花剌子模首都讹答剌城。经过五个月激战，攻入了讹答剌城，屠杀了八万守军连同全城居民，将讹答剌城烧成了平地。花剌子模的疆土包括今天的中亚大部，伊朗北部，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的一部份。讹答剌城陷落后，所有这些地区，也全部相继落入蒙古人手中。从中亚西亚突然获得的巨大领土与财富，开阔了成吉思汗的视野，改变了他的战略目标，他从掠夺者变成了征服者。
1220年，成吉思汗决定把蒙古都城设在哈拉和林，草原帝国由此诞生。以后的五年中，成吉思汗一直带兵在中亚南俄地区征战，哈拉和林成为提供后勤支援的大本营。帝国的指挥中心，仍然设在随战争发展而移动的蒙古包内。没有平民生活，所有的资源都为战争服务。
1225年，成吉思汗率领西征大军，回到哈拉和林东边的土伦河，两年后，他在灭西夏途中病逝。这时候蒙古帝国的疆域，已然是两倍于当年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
蒙古帝国的扩张，还远没有达到顶峰。
1229年，窝阔台即大汗位，开始在哈拉和林修建固定的行政中心。1235年，和林城的外围护墙建成，哈拉和林有了都城的样子。 在此期间，窝阔台灭掉了金国，整个北中国划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1241年，窝阔台病死，蒙哥即汗位。
1235年以后的十几年，蒙古帝国的扩张集中在西线，同一时期，忽必烈在中国继续与南宋作战。1258年，蒙古大军攻占巴格达，残酷屠城，杀死80万居民，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历史文明古城夷为平地。同年，蒙哥汗离开哈拉和林，亲征南宋，次年在攻打四川合州钓鱼山时中流矢身亡。1260年，忽必烈于今内蒙古正蓝旗的开平称汗。
1264年，忽必烈从哈拉和林迁都北京，称新都城为“大都”，哈拉和林自此结束了44年蒙古帝国都城的地位。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行汉法。自此后，蒙古帝国的核心部份，逐渐转变成为一个中原王朝。1279年，元军在今广东崖山海战中，消灭了南宋最后残存的军队。与文天祥同榜中进士的陆秀夫，抱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而死，南宋灭亡，蒙古帝国的世界大征服达到了巅峰。
哈拉和林四十四年都城所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在那短短数十载岁月中，走向巅峰时期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令后人难以置信的战争奇迹。如果我们暂时忽略蒙古的战争机器对人类文明的极端破坏，那么这段八百年前的中世纪战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世界战史上最精彩的篇章。
近年来有些人向蒙古国会提议，在成吉思汗建都哈拉和林八百周年之际，也就是在2020年，把蒙古国首都从乌兰巴托迁往哈拉和林。表面上看，这个劳民伤财没有政治经济价值的想法，付诸实现的可能性很小，但如果你到蒙古旅游，体会一下成吉思汗时代的强盛历史，对于今天蒙古人民族自尊的重大意义，你至少可以理解这个建议的背景原因。
十二年后的哈拉和林会不会是新都，没有人敢打保票，但今天的哈拉和林，找不到古都的遗迹，却是个不幸的现实。有关哈拉和林全盛时期的描绘，主要来自于当时居住在这里的西方旅行者。
在这些西方旅行者中，最重要的是一位名叫鲁伯汝克的法国修道士。十三世纪中期，他旅经中亚到达蒙古，返回法国后，写下了详细的旅行记录。他比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要早二十年。马可波罗在他的旅行记录中，也给出过有关哈拉和林的描述，尽管他从没有真正到过这里。不幸的是，鲁伯汝克选择了一个糟糕的出版商，没有能够达到马可波罗同量级的知名度。
当时的哈拉和林的中心，是窝阔台汗的阿姆加兰宫，由掠来的中国工匠建造。宫殿是两层建筑，巨大的外国使节接见大厅，漆画的墙壁，中国式样的屋顶，中央六十四根柱子模拟西方教堂中殿，底部带有加热系统的绿色的地面。城里有基督教堂，清真寺，其它宗教建筑物，贵族居住区，商人工匠居住区，使者居住区。围绕着哈喇和林，在广阔的鄂尔浑河谷区，是连接成片无数的蒙古包。
今天在哈拉和林古都内外还能够见到的，只剩下两个扛碑的巨大的乌龟石。原本有四个乌龟石，标志着都城的四个边界。乌龟石象征着安祥长久，毫无疑问是中国工匠的作品。
我们团一共有五名游客，另外四名游客分别是：奥地利的凯瑟琳，英国的布莱恩，还有一对荷兰夫妇。凯瑟琳是维也纳一所大学的历史讲师，十三世纪蒙古军西征入侵欧洲的历史，是她正在研究的课题。她带有欧洲出版的经典历史书籍，加上我们手里的旅游指南，为我们整个库苏古尔湖的旅途，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背景。
蒙古帝国时期的哈喇和林没有留下遗迹，但十七世纪清朝统治时期，在哈喇和林附近建成的额尔德尼召寺，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来此怀古不果的缺憾。
额尔德尼召寺是蒙古的第一家佛教寺院，鼎盛时期，这里曾拥有上百座庙宇，上千名喇嘛。建筑群呈正方形，围以塔墙，每边长度400米，塔墙上建白塔。上世纪三十年代中，苏联决定在蒙古根除佛教，绝大多数庙宇被毁，喇嘛们被捕被杀，许多人下落不明。九十年代初期，额尔德尼召寺重新开放，尽管已经失去往昔规模，仍然是蒙古最重要的古佛教寺庙，依稀可辨当日的风采。
参观额尔德尼召寺以后，已经过了正午，我们开车来到了哈拉和林附近的荒原。巴萨把俄国吉普停在草地中间，大家七手八脚很快帮助佐拉准备好了午饭。
佐拉是个比赛中得过奖的业余歌手，一路上不时能听到她的歌声。
“莫扎特出生在维也纳，是吗？”午餐时，佐拉问凯瑟琳。
“不是，莫扎特出生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后来去维也纳生活过十年，那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
“当年蒙古军好像打到了奥地利，攻打维也纳了吗？”我问凯瑟琳。
“谢天谢地，没有。不过很玄的，只差那么一点点。”
坐在我对面的导游佐拉瞪大眼睛，她不大熟悉这段历史。
“你们学校的历史课没有讲蒙古西征史吗？”我问佐拉。她点点头，学过的，中学时候的课程，介绍的不是很多。
“当时的局面非常危险，”凯瑟琳说，“蒙古大军的前锋已经攻到了维也纳郊区，攻陷维也纳，只是个时间问题。”
“那后来怎么样了？”佐拉问。
后来的故事，构成了历史上极为戏剧性的一页。凯瑟琳精熟这段历史。
1235年，蒙古灭掉金国后一年，窝阔台汗在哈拉和林召集王公会议，决定出兵征讨钦察、俄罗斯等里海以北未降服的欧洲诸国。出征统帅由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之子拔都担任。拔都以速不台、蒙哥等为先锋，带领15万蒙古骑兵，于1236年出征。
此时的欧洲也在经历一个非常时期。教皇政治达到了高峰，罗马教廷设立了恶名昭着的宗教裁判所，英格兰开始了伟大的宪章运动，而神圣罗马帝国，则策划一轮又一轮对地中海东岸穆斯林世界的十字军东征。
1237年底，蒙古军灭掉沿途小国后，越过冰冻的伏尔加河进攻俄罗斯。1238年打到莫斯科，仅用四天时间攻破城防，在莫斯科屠杀了27万人，开始了蒙古对俄罗斯长达二百年的统治。1238年夏天，蒙古大军屯兵顿河区域。
在哈拉和林新组建的蒙古骑兵补给兵源，携同大批战马，越过5000公里的距离，也到达顿河。下一步的西进征服，已经是万事俱备，蓄势待发。
蒙古远征军日益逼近的威胁，并没有引起忙于准备宗教圣战的欧洲大陆的警觉。
就在这个夏天，法王路易九世的王宫内，来了一个神秘的穆斯林。他自称是波斯东部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使者。穆斯林统治者带给欧洲君主们口信，大家必须联合起来对付迫在眉睫的威胁，正在向世界推进的蒙古人的威胁。
“一个恶魔般的种族，从北边山里冲出来，”这位使者在晋见英国国王亨利三世时直接了当警告他，“他们派遣凶恶的使者，携带着威胁的信件，已然毁掉了大片东方国家的土地。如果我们自己抵挡不住恶魔的攻击，你们西方国家也注定要遭殃。”
结果并不出乎意料，没有人理会这个异教徒使者的警告。参加了接见的温彻斯特大主教对英王建议：“让他们去狗咬狗，让他们去互相削弱，说不定还会同归于尽。到时候我们就能轻松杀掉残留的基督的敌人，把全大地清洗干净。”
1240年11月，蒙古军开始了下一轮进攻。他们利用冬季渡河的方便，包围了俄罗斯的政治宗教中心基辅。据记载，蒙古军的喊杀声马蹄声如同惊雷一样，城里的人说话的时候，要大声叫喊才能互相听到。12月6日，蒙古军攻入基辅城，洗劫了这座斯拉夫文明古城，全城只有索菲亚大教堂得免被焚。1240年早春，蒙古军占领俄罗斯全境。
下一步，蒙古军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波兰与匈牙利。
三月下旬，第一路蒙古军攻占洗劫摧毁了沿途的波兰城市，包括波兰首都，历史名城克拉科夫。四月九日，蒙古军在里格尼查击败波兰军与十字军联军，杀死了联军统帅西里西亚大公亨利，割下来的联军士兵的耳朵，装满了九个麻袋。
同时，另外一路蒙古军经喀尔巴阡盆地攻入匈牙利，夷平瓦拉几亚，摩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四月初，在赛奥河边全歼匈牙利国王率领的10万骑兵。接下来，蒙古军围攻首都佩斯城，苦战三天破城后，将这座历史名城付之一炬。
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有一座圣玛丽教堂。教堂有一个自十五世纪开始，一直维持到了今天的传统：每隔一小时，教堂的号手在钟楼吹奏一次号角。奇怪的是，号手吹出的号角旋律，总是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嘎然中止。传说这是为了纪念当年担任首都警戒任务的一位号手。他看到蒙古骑兵逼近，吹响了报警号角，号声突然中断---闪电般冲到城下的蒙古骑兵，一箭射穿了他的喉咙。
史书上记载，当时的东欧与中亚，“只要有蒙古人在，狗都不敢叫。”
早年成吉思汗征服中亚的时候，蒙古军队曾经进入欧洲，但没有深入。欧洲心脏地区的天主教国家，弄不清楚这支可怕的军队从何而来，但由于蒙古人当时主要是与穆斯林国家作战，欧洲人宁愿抱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这次蒙古人西征，这些欧洲国家起初还是抱有幻想，希望蒙古人成为他们对付穆斯林的盟友。
蒙古军队横扫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一幸免。欧洲的其它国家终于意识到了，下一个轮到的，将是他们自己。但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弄不清楚这支不可抵挡的军队，到底是从哪里来。欧洲人猜想，这可能是圣经启示录中预言的，魔鬼撒旦在世界末日前从东方的监禁中放出来的恶人。
法国的洛林伯爵在给他岳父的信中写到：“圣经早已经预言过的危险，由于我们自己的罪孽，现在已经降临。一群野蛮的无法无天的恶人，正在占领我们的土地，残酷灭绝我们的人民。”
两年前傲慢的拒绝了穆斯林使者的法王路易九世，这时候也转变了口气。他把蒙古人称为鞑靼，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写到：“无论如何，我们有天国的安慰。如果鞑靼到来，我们或者把他们送回地狱，那必定是他们一开始出来的地方，或者，我们这些被选的人进入天国，享受在上帝身边的喜悦。”
即便是在欧洲大陆之外的英格兰，警报也已拉响。赫特福德郡本笃会修道院一位名叫马修. 帕里斯的修道士，在编年史中写下了欧洲人的恐惧：“(鞑靼人)是万恶的魔鬼撒旦的种族，数不清的鞑靼人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毁灭性地蹂躏了东部的国家，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他们毫无人性，如同禽兽，与其说是人还不如称其为妖魔，他们饮血止渴，把狗肉和人肉撕裂后吞吃。他们身材粗短，体格结实而富有力量；他们战无不胜，从不知疲劳。。他们不用盔甲掩护后背，而是用它来保护前胸；他们喝牛羊的鲜血，把它当作美味佳肴。。他们没有人间法律，不知伶悯，比狮子或熊更残忍。。他们是极好的弓箭手。。他们只会讲谁也听不懂的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像闪电一样侵入基督的国度，以无比的恐怖，摧毁，虐杀，蹂躏每一个人。”等等，等等。
帕里斯还记述了蒙古军队经常使用的战术：“把城市夷为平地，焚烧森林，摧毁城堡，砍倒葡萄树，破坏花园，集体屠杀市民和农夫。如果他们偶尔宽恕些求饶的人，他们就会像对待最下贱的奴隶一样，强迫那些人在前面与亲人撕杀。假如这些人佯装搏斗，或是允许他们的同胞逃跑，那么紧随其后的鞑靼人就会把他们宰杀。即使这些人英勇战斗获胜，也得不到任何奖赏作为回报，野蛮人就是这样把俘虏当作牛马一般来虐待”。
帕里斯的编年史是欧洲中世纪重要文献。今天看来，他写下的许多内容很荒唐，但还是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后面一段关于蒙古军队的战术基本上是真实的。
帕里斯预言，1250年将是世界末日。在欧洲的大小城镇，开始见到人们鞭责自己，在世界末日到来前做最后的忏悔。理所当然，欧洲人也没有忘记遇到灾难时，要惩罚传统的替罪羊。最新传来的消息是，这些入侵者实际上是人，是从巴比伦逃跑出来的一个犹太人分支，在欧洲的犹太人是入侵者的同谋，正在给他们秘密运送武器。于是教会领袖宣布向犹太人开战。从奥地利到英格兰，暴徒们烧毁犹太人房屋，屠杀有间谍嫌疑的犹太人，使得大批犹太人沦为难民。难民们被迫在衣服上佩戴特殊标志，比纳粹德国的种族甄别早了好多个世纪。
1241年底，蒙古军统帅拔都率大军越过冰冻的多瑙河面，攻占并劫掠了布达城(多瑙河两岸的布达城与佩斯城现在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此后，拔都派遣了一万人的先头部队，深入奥地利，破坏劫掠大片乡村地区。早春时分，蒙古军的几支先遣侦察队，已到达距离意大利的威尼斯不到100公里，距离奥地利的维也纳不到几公里。
看来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挡住无坚不摧的蒙古骑兵的西进步伐，直到他们打到大西洋边，或许还会渡海与英格兰较量。局势恶化到了这一步，整个欧洲陷入了前所未有巨大的惊慌之中，人们纷纷涌去教堂祷告，乞求上帝显示奇迹。每天的生活变成了恐怖中的等待，人们战栗着，等待世界末日到来时，基督与魔鬼的最后一战。
或许是上帝听到了召唤，奇迹发生了。1242年五月，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欧洲蒙古军大营。按照成吉思汗定下的规矩，大汗死了，王公们必须返回蒙古草原，在哈拉 和林召开大会，选举新的大汗。
十几万西征大军拔营而起，掉头转向东方。他们跨越了东欧、中亚、漫长6000公里被征服的土地，穿过几年内惨遭铁骑蹂躏的城镇乡村，返回了蒙古大草原。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欧洲幸免了。
从那以后的一个世纪，是欧洲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最后两次十字军东征失败，罗马神权走向衰落；而十字军东征本身，给欧洲带回了阿拉伯地区的文明，帮助欧洲摆脱了中世纪的窒息，从意大利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此后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埋葬了封建专制制度。欧洲文明的发展，随之改变了全人类文明的进程。
偶然的历史事件，中断了蒙古军侵入欧洲心脏地区。对全人类来说，这是个很大的侥幸。哈拉和林继承汗位的权力斗争结束后，新大汗蒙哥即位，虽然他发动过第三次西征，但没有再深入欧洲。蒙古人新的目标，指向了西线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彻底征服南线的华夏中原。为劫掠而征服，为征服而征服，所有不投降称臣的国家，都是蒙古人打击的对象。此后的几十年，直到忽必烈迁都北京，哈拉和林仍然是这场大戏的主角，十三世纪历史的大幕，继续在这片大草原上起落。
这片大草原，我们正在午餐的地方。
秋天的下午，太阳懒洋洋照在头上，使人发困。空旷的原野上，微风吹拂着已经开始发黄的草地。远处山坡上，十几只无人看管的山羊正在慢条斯理的吃草。公路上驶过一辆吉普车，可能是另外一伙游客，他们没有停车，转眼又不见了。除了我们这些来去匆匆的游客，似乎没有什么会打破大草原的平静。
“真没有想到，”英国的布莱恩喝了一口咖啡，摇摇头，“哈拉和林会是这个样子。”
“你说哈拉和林应该是什么样子？”我问他。
“我不知道应当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不应当是这个样子，一种说不大清楚的感觉。”
我理解他的意思。哈拉和林的令人失望，是因为她没有记录下昔日的辉煌，是因为在这里，完全找不到走入历史的感觉。成吉思汗带领蒙古民族冲出草原，如同凌空的闪电，如同天降的狼群，以空前的力量与速度，登上了中世纪的舞台，打出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上演了一场最不可思议的大戏。这里的历史，曾经是那样的波澜壮阔。
不错，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远的霸主。但是当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拿破伦帝国，大英帝国，这些强权退出舞台中心的时候，她们都在被其征服的疆域中，留下了自己永远的印记。他们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输出自己的文化、科学、信仰、价值观念，客观上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而历史上最大的蒙古帝国，哪里是她的印记？这一切怎么会消失的如此无声无息？
在蒙古帝国征服的两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不到她的任何印记；在以北京为首都的元朝疆域内，找不到她的任何印记；在辽阔的蒙古大草原上，找不到她的任何印记；在哈拉和林这个帝国的首都，还是找不到她的任何印记。你甚至可能会怀疑，这个空前的帝国，从来也没有真正存在过。站在这里，看微风拂过寂静的原野，我有了一种虚幻的感觉，莫非历史真的曾经在这里，走过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岁月？
我想起了在乌兰巴托国家历史博物馆，在那里参观时产生的失望感。应当说，博物馆的设计布局都是一流的，但精品的数量不多。在我的期待中，既然曾经是如此庞大强盛的帝国，应该能看到带有十三世纪万国博览性质的展出，如同纽约伦敦的博物馆那样，但事实是，他们只有很少的草原之外的展品。
“这里面说到底是个文化现象，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我们讨论哈拉和林的衰败时，凯瑟琳做了最后的总结。
我同意她的观点。这确实是问题最合理的答案。
蒙古帝国的历史性大征服，可以比作一股超级的飓风，横扫大地的时候，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它摧毁挡在路上的一切障碍。但是当尘埃落定，飓风虽然改变了它走过的地方，但却不会留下它自己的身影，因为飓风，说到底，并不具备实质的内容。
思想、文化、科学、宗教、价值观念，这些，才是实质的内容。而这些，恰恰是游牧文化所最缺乏的东西。
蒙古军队在征服战争期间，几乎没有例外对定居地区肆意破坏，与其说是他们暴虐成性，倒不如说是他们缺乏对于持久价值的尊重。草原游牧文化是游牧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而游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顾及眼前需要的生活方式。英豪者如成吉思汗，他成长的文化环境，决定了他不可能具有对持久价值的理解。这不是他的过错，但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创造持久的价值，是只有定居地区才可能产生的文化现象。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话是不错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游牧民族战争中，表现了极端的对人的生命的蔑视。
另一方面，游牧文化对草原自然生态，却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在牧区，我见到牧民随手丢弃塑料制品，但却制止我们游客连根拔掉一颗牧草。这是源于世世代代从事牧业的经验，他们关切自己能够理解的，可直接满足实际需要的东西。
据新元史记载，蒙古西征欧洲，仓禀不够充裕，有部下向窝阔台大汗建议：“汉人无益于国，宜空其地为牧场。”也就是说，消灭掉当时已在蒙古控制下，居住在黄河以北地区的汉人，让那块地方长草，统统变成牧场放养牛羊，以供军需。窝阔台就此问计于耶律楚材，耶律楚材辩以汉人可贡税收，何谓无益，打消了这个疯狂的想法。
游牧民族的这种特征，并不只表现在战争中对定居地区的破坏，也同样表现在自己身上。他们不珍惜别人有长久价值的东西，也不珍惜自己有长久价值的东西。当战争需要有一个指挥、物资供应中心的时候，他们有了哈拉和林，当他们重新开始了放牧生活，哈拉和林也就不再有意义，从而失去了保护的必要，于是，我们有了这个完全荒芜掉的哈拉和林，尽管她曾经是世界的中心。过去与未来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只有眼前。
离开哈拉和林前，我们在额尔德尼召寺北面不远处，找到了现存两只石龟中的一只，它坐落在八百年前哈拉和林古城的南端。龟背上立着一个石碑，底部缠着蓝色的哈达，典型的汉蒙文化混合物。石龟不远处，有几个卖旅游纪念品的商贩，看到我们走过来，没有人上前招呼，一副爱买不买的架式。
石龟本身没有出众之处，年代也不够久远，如果是在中国国内，难算是珍贵文物。但它却是我在这次旅行中看到的，除了国家博物馆的展品外，蒙古帝国时期留下的仅有的一份遗产。
石龟静静的卧在地上，睁大眼睛，无声的守望着茫茫的荒野，向路人倾诉那些曾经辉煌的岁月，和那些关于草原帝国的遥远的传说。

(哈拉和林古城南端的石龟)

(额尔德尼召寺)

Mongol

六。夜访女萨满(女巫)
离开哈拉和林之后，我们继续向西偏北方向行驶。下一个目的地，是后杭爱省会车车尔勒格附近的臣赫尔温泉。
在哈拉和林耽搁的时间久了一些，为了能在天黑前按原计划赶到臣赫尔温泉，巴萨把车开得很快。从乌兰巴托到哈拉和林的高等级公路，到这里已经变成了土路。
越忙越容易出事，在距离车车尔勒格不远处，我们的这辆俄国吉普抛锚了。转向系统出了机械故障，不能正常导向。
俄国吉普车最常出现的故障是发动机过热，两年前去戈壁旅游，就已经领教过。眼下已经是秋季，过热问题并不严重，但是几乎每一天，我们的车都会出点问题。蒙古司机全都是修车高手，小问题会很快解决，但这次的问题比较严重，需要找到替换零件。巴萨截下一辆过往摩托车，骑车去几公里外的车车尔勒格购买零件，我们几个人没有别的事好做，只能耐心等待。
导游佐拉虽然只有十九岁，做起事情来有条有理，遇到了麻烦也从不发慌，天生的乐天性格。巴萨走开去买配件，她坐到驾驶位上，找出随身带的音乐磁带。她边听边轻轻打着节拍，自己也低声随唱。我辨别出了熟悉的旋律，走近驾驶室，靠在门边。
“我喜欢这位女歌星的歌曲。这是她的专辑吗？”我问佐拉。
“是的，斯日其玛的歌。你以前听到过？”佐拉转过来，有些惊讶的望着我。
我点点头。正在播放的，是蒙古电影“梦中的妈妈”的主题曲。几天前在乌兰巴托旅店里，店主人看影碟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故事内容是一个剧组在某城市拍母子题材的电影，为了更加真实，他们从偏远牧区找到一个12岁的孤儿巴雅尔，告诉他找到了他的母亲，并把他领回城市。巴雅尔终于看到了美丽慈爱却双目失明的“妈妈”，他在自己的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母亲的温暖。电影拍完了，谁也不愿意把真实情况告诉巴雅尔，只能欺骗他说母亲为了治好眼睛，把房子卖了，去了很远的地方。巴雅尔被送到孤儿院，从此以后，他每天出去，尽自己一切所能挣钱，到了晚上，把挣到的钱送到“妈妈”以前的房东那里，让她转交给妈妈。剧组的人再不忍心欺骗巴雅尔，于是告诉了他实情。巴雅尔离开了孤儿院，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母亲”知道了这件事情，无法抑制自己的悲哀，她收拾好行李，决定永远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当她登上火车，忽然发现在站台流浪的巴雅尔……。
歌声婉转，荡气回肠，诉说着人间的情谊与哀伤：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 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斯日其玛的歌声极富感染力，我们静静的听着。我突然想起了乌兰巴托市中心路边卖唱的孩子。
“你自己的声音条件很好，以后想当专业歌手吗？”曲终后，我问佐拉。“不会的。我喜欢美术设计，以后我想去欧洲学习。”她的姐姐在法国。
我们聊了一会儿蒙古民族音乐。蒙古歌曲多数与自然有关，大气奔放，是音乐创作整体上的格调。当然不乏爱情歌曲，听起来很少矫柔造作。他们的主要民族乐器，是著名的马头琴，表现力非常的强。我曾在乌兰巴托特意去了一次音乐会，印象很深。
巴萨回来了，还带来一个帮手。顾不上休息一下喘口气，两个人忙得满头大汗，换上了新零件，转向系统好用了。
重新上路后，天下起毛毛雨。才刚刚九月初，没有太阳的时候，已经是有了寒意。巴萨匆匆赶路，想尽量补回浪费掉的时间。有时为了抄近路，从草原中直接开过去，碾出一道新的车痕。也不能怪他，草原上有许多这样的车痕。看样子这个地区最近下过一场大雨，前面的路越来越难走。有好几次，巴萨横穿溪流，每次大家都捏一把汗，万一车轮陷到里面，那可就没救了。天逐渐暗下来，我们肯定到不了目的地了。
巴萨与佐拉商量了几句，然后征求我们的意见。刚下过雨，地面很潮湿，就地露营会有些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找牧民蒙古包借宿。两个人对眼下所在的地方不熟悉，只好继续开车在大草原上碰运气，寻找愿意接纳我们过夜的牧民家庭。
蒙古牧民以热情好客闻名，对旅途中的人夜晚求宿，一般不会拒绝。牧民的好客，是民族性格，也是游牧生活方式的需要。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即使是旅途路过的地方有熟人朋友，也不见得能找到。从而每个出门在外的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有帮助他人的习惯。
雨还是淅淅沥沥的下着，暮色里的草原，是一天中最迷人的时候。
乌云仍然遮盖着天空，云层很低，云朵黑白相间，变幻莫测。西方地平线上，露出了大片橙红。丰富的色彩层次，与绿色的草原融合，浑然一体。偶尔看到返家的羊群，和骑在马上的牧羊人。一代又一代，从古老的圣经，到塞外的苏武，到现代影视作品，重复了许多世纪似曾相识的画面，给人厚重的沧桑感。
遇到的第一个牧民家庭，住不下我们七个人。运气还算不错，第二个遇到的，就是个牧民大家庭，他们有两个蒙古包。他们丝毫没有犹豫，接受了我们留宿的请求。
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的一大发明，非常适合于设立临时家居。蒙古包的构造简单：四到五片可折叠的墙架，一扇低矮的木门，一个车轮形的屋顶，八到十根顶梁，两个室内支撑屋顶的柱子，室外用几束捆扎绳索，绑住外墙的保暖毡片。如果全家一起动手，拆卸或者安装一个蒙古包，花不到一个小时。
蒙古包内不会有很多家具，尽可能利用有限的空间。门总是南向，火炉在正中间。油漆的木柜，以及家中值钱的物品，摆放在包内的后侧，床摆放在包内的两侧。客人进入蒙古包以后，有些要遵守的规矩，最重要的是不要踩到门槛，不要靠在屋中间的支撑柱子上。对于外国客人来说，违犯了规矩固然不好，但还不至于真的触犯主人。
当然，这也要看是踩到了谁家门槛。
公元1253年，法国修道士鲁伯汝克与他的随从，旅行来到哈拉和林，晋见蒙哥大汗。如同多数蒙古人一样，蒙哥不喜欢住在城里的宫殿内，他在自己城外的大蒙古包接见了鲁伯汝克。鲁伯汝克向蒙哥表达了他的祝福：上帝赐予了大汗管理世界的权力，祝大汗健康长寿。蒙哥回答说他接受祝福：“如同撒向大地的阳光，我的权力也布满四方。”鲁伯汝克向大汗转交了法国国王的信件。
“他大概有四十五岁左右，”鲁伯汝克这样描述蒙哥，“塌鼻子，中等身材，穿着狐皮外套，正在玩赏他的猎鹰。”坐在蒙哥旁边的是年青的王后和一位公主，“他们的女儿长的很丑。”
当时的蒙古首都是世界的中心，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物，鲁伯汝克有机会记载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茜臧喇嘛告诉他，向南走穿过戈壁，大约二十天的路程以后，有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使用纸做的钱，用刷子写字。“他们的一个字的含义，我们得用好多字母才能表达。”鲁伯汝克的记载，是欧洲文献中首次涉及到汉字。当蒙古人在欧亚两线同时做战的时候，这两个大陆甚至从来没有互相听说过，是蒙古人，不管他们起始的动机是什么，为两个大陆建造了桥梁。
后来有一次，鲁伯汝克与他的随从晋见大汗，险些出了乱子。离开大汗蒙古包时，按规矩要倒退着出去，鲁伯汝克的随从不慎被门槛绊倒了。卫兵们立刻逮捕了他，脚碰大汗门槛，是杀头大罪。鲁伯汝克以不懂规矩为由，为随从求情。蒙哥网开一面，释放了冒犯者，但下令这个随从永远不准再接近大汗的蒙古包。
鲁伯汝克对十三世纪蒙古包的里外结构，有过翔实的描述。七个半世纪过去了，今天在我们眼中，蒙古包并没有什么改变，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布局，同样的设计。
主人把我们迎进他们的蒙古包。这是我见过的蒙古包里，比较简朴的一个。安放在后墙家里最尊贵位置的柜子，已经很陈旧。柜子上面，摆着一架我们八十年代熟悉的大收录两用机，没有看到电视机。柜子正中央有一尊铜佛像，侧上方悬挂着一个大玻璃镜框，里面是许多照片，有胸前佩戴勋章的老人，有全家福，许多是早年的黑白照。
两侧沿着圆形内墙放着几张床铺，我们把行李堆在门口，在床上板凳上坐了下来。女主人与她的大女儿正在准备晚饭。这个家庭是第一次来外国人，很快全家都过来看我们。包里面坐满了人。
女主人给我们捧来刚刚煮好的奶茶，这是蒙古人招待客人的惯例。奶茶的制作方法很简单，把茶砖放在奶里，煮些时候，再加点盐，就成了奶茶，一般是放在暖瓶内，常备随时取用。我们一边饮茶，一边与主人聊天。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牧民家庭。男女主人都是四十岁出头，有七个子女，五个女孩，两个男孩。最大的是女孩，与佐拉同年，十九岁，最小的也是女孩，刚刚四岁。年龄大些的孩子与父母分开，住在另外的蒙古包内。
不久就是晚餐时间，突然增加这么多人，难为了主妇。传统的蒙古族食品，发面饼，奶酪，马铃薯羊肉汤。晚餐后，我们的数码机成了超级明星。全家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新玩意，惊讶的程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年龄小的孩子，对我们敬佩得一塌糊涂。小小的卓玛，六七岁的样子，圆圆的脸，细细的眼睛，看着我给她拍的照片，大概是认定我会魔术，坐在旁边目不转睛盯着我，等着我拿出新花样。荷兰夫妇有个带显示屏的数码照片存储器，里面有过去几个星期内他们拍摄的大量照片，全家大人孩子凑在一起，佐拉当翻译，看得津津有味。
稍晚些时候，主人把整个蒙古包腾出来给了我们，他们全家挤进另一个蒙古包里。已经睡下了，又有人打开门，两个男孩子抱来几条毛毯，轻轻盖在我们身上。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醒来，抬眼看看，屋顶上门缝里透进来几丝光亮。其他人都还在沉睡。我爬起来穿好衣服，蹑手蹑脚走出了蒙古包。
太阳刚从东方的天边露头，夜里又下过雨，空气湿润，夹杂着霭霭的雾气，还有家畜散发出来的气息。离蒙古包几十米外，是一个木栏杆围起来的羊圈，里面有上百只羊，有立有卧，看到我走近，发出咩咩的叫声。羊圈十多米外，几匹马拴在两根高高马桩间的横梁上。周围都是起伏的丘陵草原，我朝着百米外的高坡走过去。
站在高坡上，回过头看，金色的朝阳斜射之下，绿毯一样的草地，拥抱着两个白色的蒙古包。蒙古包后面，几只奶牛在低头吃草，昨夜主人家里人住的蒙古包顶上，升起来一缕炊烟。距离最近的邻居，也是在几公里之外，他们过着相对隔绝的生活。
蒙古的故事中，最使人难以想象的，是当年的成吉思汗，是怎样的从千千万万这样的帐篷里，召集起了征服世界无坚不摧的大军。然而不管成吉思汗业绩多么显赫，牧民的习惯却不会改变。当蒙古帝国最后崩溃，走向世界的牧民们回到草原，他们还是重新开始了世代相传的生活。如果成吉思汗今天来到这里，走进蒙古包，他不会有太多陌生的感觉，他不会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已经又走过了八百年翻天覆地的光阴。
游牧民族的安于传统生活方式，已经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已经是秋季，再过几个星期，我们主人的家庭将离开这里，移动到相对稳定的，能够较好遮蔽风寒的越冬地。平均一年之中，他们一共要游牧七次到八次，为牛羊寻找新的草场，每次搬家移动的距离，一般不会超过20公里。
“你去过乌兰巴托吗？”昨天晚饭后闲聊的时候，我问过大男孩。没有。后来我又问男女主人，他们也没有去过。这里距离乌兰巴托，只不过是几百公里。不是不能去，而是不想去。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牧民们的生活，遵循着一个固定的习惯模式，他们很少有突破这个模式的愿望。
当这个游牧人家离去，如果一年两年没有新的家庭移来，这里将完全变成草场，不会有任何痕迹，标志着这里曾经有过人的存在。还是那句话，意识由存在决定，我懂得了游牧文化无法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根本原因。
游牧文化说到底，是具体的游牧生活方式的综合，缺乏超出现实空间的抽象思维。游牧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产生铸造商鼎的愿望，因为他们带不动；不可能产生发达的文字艺术，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相互的交流；不可能珍视在时间空间留下自己走过的痕迹，因为他们的生活本身不稳定，处于永无休止的动态。
动态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动态的思维方式。游牧只是为了简单的生存，充其量是满足人类原始的需求。不断迁徙而生的动态，纯粹是物理上的，不是精神上的。为生存而移动，是它全部的内容。从而，游牧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游牧文化，只能产生最为局限的思维，而所谓衍生于游牧文化的开拓进取的游牧精神，只不过是神话而已。
回到我们住的蒙古包，大伙都已经起来了。佐拉正蹲在炉子口，朝里面吹气。炉子里的火苗半死不活。她是个城市姑娘，生火技术还不过关。这时，女主人端过来在另外一个蒙古包内烧好的奶茶。不久，全家人又都聚在我们的蒙古包。
早餐时，凯瑟琳询问女主人，孩子们在哪里读书。不远不近，家里有三个孩子，每天要步行几公里去学校。两个大孩子已经读完了，回家帮助父母做事，放牧牛羊。
“乌兰巴托的大学里，有许多牧区来的孩子，为什么不要姑娘去大学读书呢？”我问男主人。
“唉，家里事情多，读点书也就够了。”老实巴交的男主人回答。
虽然是隔了一夜，小卓玛却没有忘记我，又坐到了我旁边。我取出数码机，挂在她的脖子上，教给她如何使用。看着她自己的作品，卓玛乐得合不上嘴。我请佐拉告诉主人和孩子们，过一小段时间，我会把所有的照片都寄给他们。出发的时候到了，孩子们和我们玩得高兴，恋恋不舍。
“我带她走得了，”我指着卓玛，对女主人说，“他们带他走，”我又指着荷兰夫妇，他们早晨一直和一个男孩子玩耍。佐拉把我的话翻译过去。
我站起来，做势去拉卓玛，同时招呼荷兰夫妇：“走吧，咱们带他们走。”
两个孩子跑到父母身边，卓玛抱住妈妈，回头惊恐的望着我。
女主人搂着心爱的女儿，笑道：“别怕，妈妈不让他们带你走。”
告别了游牧人家，我们向北转上了去库苏古尔湖的路。
我们这个团除我以外，其他几个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游牧家庭。我们很幸运，接触到了不是特别为游客准备的，真正的蒙古包生活。
“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牧民搬去了乌兰巴托，”行车中，佐拉对我们说；“这家的主人告诉我，他们也在考虑是不是放弃游牧生活。说来说去，他们何尝不想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机会，唉，世代相传的生活，不那么容易改变得了。”
“那太可惜了，”布莱恩说：“草原上如果没有了游牧民族。”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凯瑟琳对他说，“没有了游牧民族，没有了蒙古包，说穿了只是对游客不利。我们来草原看蒙古包，坦率地说，是出于猎奇的目的。我不觉得蒙古牧民应当坚守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抛弃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不意味着牧业消失，只意味着游牧生活方式的消失。”
是那样的。当欧美游客来到蒙古草原，访问游牧家庭的时候，在他们的心里，与前往亚马逊访问印第安人，前往非洲访问部落民族，并无什么本质区别。赶最后一班车的猎奇心态，不管他们口头上说什么。
沿途观光走走停停，三天后，我们到达了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库苏古尔湖。
库苏古尔湖位于蒙古北部，最北端距离俄国西伯利亚，只有几公里。湖面海拔2000米以上，属于高山湖泊。总面积2760平方公里，最深处262米，淡水储量3800亿立方米，占全球淡水总储量的2%。蒙古政府把包括山林在内的，大约8400平方公里的整个沿湖区域，指定为国家公园保护区。
库苏古尔湖环境清幽，完全没有污染，各类资源非常丰富。最常见的树木是生于寒冷地区的针叶林带，同时还有多种多样的其它植物。湖中生长着大量的鱼类，其中不乏珍稀品种。湖区林中有200多种鸟类，有麋鹿，狍，狼，狐狸，野猪，棕熊等多种哺乳动物。春夏二季，漫山遍野开满野花，秋季绚丽的红叶，号称一绝，冬季寒冷而又漫长，但许多人说，那是库苏古尔湖区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来蒙古旅游，库苏古尔湖是多数人的首选地。
我们下午四点钟到了国家公园入口，这里距离第一晚的露营地，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公园范围内有牧民人家，也有专门为游客准备的蒙古包。如果天气条件许可，露营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游客在湖区内可以有许多种选择，登山，骑马，木舟，探洞，钓鱼，观鸟，呆上几个星期也不会觉得寂寞。可以安排骑马绕湖一周，饱览水光山色，但那需要至少十天以上的时间。钓鱼也是件有趣的事情，重要原因是蒙古人不吃鱼，像库苏古尔湖这里，水生资源本就极为丰富，鱼儿们平时没有咬钩上当的经验，就是姜太公那样的钓鱼技术，一天下来也会是满载而归。
我们的安排是从到达次日算起，在湖区停留两天三夜。骑马访问部份湖区，是我们活动的主要项目。时间太短，没有办法安排其它活动。到达露营地后，佐拉出去联系未来两天的马匹向导，巴萨卸载后，开车去了不知哪里，我们几个人自己动手，很快搭好了帐篷。营地位于大湖的西南角一片密林之中。安顿好以后，我们分头出发，在林中收集干枯树枝，准备晚上生篝火。
日落不久佐拉回来，带来了另外两个人，他们将是我们明后两天的向导。一共牵来了十匹马，总共八个人的坐骑，外加两匹驮马。
大家动手准备晚餐，我把带来的啤酒装在尼龙网袋里，走到河边，把尼龙网袋浸泡在冰凉的河水中。这是我第一次来蒙古学到的诀窍。蒙古大部份地区昼夜温差大，天然水源水温都很低，用来制冷啤酒效果相当理想。
熊熊篝火旁，向导们不由自主唱起了蒙族歌曲。越唱越高兴，比较年长的那位给大家表演了“喉麦”，蒙古特有的模拟大自然声音的演唱技巧。佐拉唱了首有些缠绵哀怨的爱情歌曲，算是不同的风格。巴萨的水平比较低，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蒙古族无疑是一个拥有声乐天赋的民族。两次去蒙古，见识到几回歌唱的场面，每回印象都很好，而我所见识的，乌兰巴托看演出除外，都不是来自专业人员。喜爱音乐的民族很多，但那并不意味着普遍较高的水平。能够像蒙古人这样，几乎无例外的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恐怕只能归结为是这个民族的天赋。
轮到我的时候，我已经预先想好了怎么办。我选择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考虑到苏联长期的文化影响，我猜想这至少会引起蒙古人的共鸣。果然不出所料，我的歌曲很受欢迎。随后的一首“喀秋莎”，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包括欧洲人。看来这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已经是属于了世界。凯瑟琳也不错，来自于音乐之都维也纳，莫扎特的故乡，感觉上是理所应当的。
八点三十分，我和佐拉骑上了两匹白马，由一个向导带领，前去一小时路程以外的查腾部落，拜会一位在当地名气很大的女萨满。这是在乌兰巴托组团的时候，我对旅行社的一项特别要求，那就是来到库苏古尔后，希望能够访问萨满。
世界上的每一个文化，都无例外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如果想比较多的了解一种文化，从宗教信仰入手，往往会收到好的效果。
萨满教是人类最古老的信仰，在游牧文化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成吉思汗自己非常虔诚的信仰萨满教，统一蒙古部落后，他将萨满教定为国教，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他极重视身边萨满的意见，把自己的成功看成是大神“长生天”的保佑。蒙古帝国大扩张带回来了其它信仰，但没有根本动摇萨满教在蒙古的首要地位。十六世纪末，茜臧格鲁派喇嘛教传入蒙古，并被奉为国教，萨满信仰开始遭到遏制。
蒙古革命后，在苏联统治时期，所有的宗教活动全部属于非法，其中佛教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萨满教的活动依然存在，只是转入了地下。九十年代初，蒙古民主改革，开放宗教信仰自由，萨满教也浮出水面。萨满教的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北部，其中库苏古尔湖所在区域，是萨满信仰的中心之一。
萨满教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是个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把萨满现象归入民间自发信仰的范畴，应当更接近于原始的自然崇拜。萨满教不具备构成宗教信仰的一些基本要素。
我在“西非漫记”文章中，描述过马里共和国的多根人所信仰的“万物有灵”。萨满教的核心也是“万物有灵”。这两种信仰的相同之处，都是对大自然万物的崇拜，不同之处，是“万物有灵”的信仰者，可以与灵界直接交流，萨满教的信仰者，必须通过萨满作为中间的媒介。
萨满就是巫师，有男萨满，也有女萨满。萨满的家族继承性很强，他们中间多数人，上一代人也是萨满，可说是世代相传的行业。萨满与灵界沟通的方式因地区而异，但基本程序差不太多。我国东北农村的“跳大神”，就有萨满仪式的影响，应当是属于比较低级的一种。萨满教的流行区域，远超出蒙古或者中亚，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据说最早的美洲居民，是来自于亚洲的移民，他们是在上一次冰河期中，跨过白令海峡寻找猎物的西伯利亚居民。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容貌特征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地区都信奉萨满教，有相当类似的萨满仪式。
我们约定9点30分与萨满会面，时间还早。
月亮还没有升起，满天的星光。这一带的林木比较稀疏，走在草地中间路上，周围影影绰绰。都是踏出来的小路，但路面还比较宽，两边野草地中间，不时传来蟋蟀的叫声。我们的向导走在前面，我和佐拉并马跟在后面，边走边聊天。
有趣的是，佐拉自己也信仰萨满教，这很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为这年头你们大学生都奔教堂，”我对佐拉说，“你怎么这么例外？”
近年来基督教在蒙古年轻人中间，特别是大学生中间，发展得很快。
“我父母都很信萨满教，可以说是由于家庭影响。”她回答。
“那就是说你自己并不真的相信。如今你父母有事情，还会去找萨满吗？”我接着问。
“他们还是会去的。你说得不对，我是真的相信。可是我从来没见过萨满，爸爸说要等我年龄再大些，领我去见萨满。”
“好啊，咱们都是第一次。你准备好了要请教神灵的问题了吗？”我问她。
“我没有准备问题。你来问吧，我给你当翻译。”她回答。
“我哪知道你想问什么。这样吧，咱们每人准备两个问题，到时候一块儿问。”
我们做好的安排是，见面以后，我先给女萨满提一般的问题，而后，女萨满施行与灵界沟通的仪式，等神灵降临后，我们通过她向神灵请教自己的私人问题。
女萨满的家在一片林子的边缘，周围没有其它住户。直到离得很近了，我才看到了她住的蒙古包。不知为什么，接近女萨满的蒙古包时，感觉上光线非常暗，很难分辨出周围的景物。她的蒙古包外面围着栏杆，显然她没有养狗，也没有其它家畜。
蒙古包里走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迎接我们，向导介绍说他是女萨满的徒弟。我们把马在树上拴好，随着汉子走进了蒙古包。佐拉告诉向导，不必在这里等候我们，她知道回营地的路怎么走。
蒙古包内，一个五十多岁穿长袍的女人，倚在靠左后墙的床铺上，见到我们进来，略微直起身点了点头。汉子介绍，这就是我们要见的女萨满。来到湖区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位女萨满在这个地区很有点名气，西北部山区里的萨满，有些是她的弟子。
当地人找萨满做一次仪式，一般只是象征性的收费，但是对于外国人，漫天要价，那是毫不留情的。她原本是查腾族人，北部山区以养殖驯鹿为生的一个狩猎民族。
室中央悬挂着一盏电灯，光线暗淡。蒙古包里面积不大，家具也很陈旧。靠后墙柜面上摆着一台电视机，一台录像机。库苏古尔地区没有电视信号，这些设备显然是为了能够放录像。地面中间生着火炉，室内温度非常高。中间的柱梁上，挂着一只皮鼓，靠右墙的角落里，床铺上一动不动，睡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包内空气污浊，一股奇怪的霉味，与浓重的香烟味混在一起。
女萨满戴着一副颜色极深的墨镜，给人阴森森的感觉。她的脸色苍白，左手拿着一方手帕，右手指缝内夹着一只香烟。每隔两分钟，她把手帕探入到墨镜里面，擦一擦右眼。汉子给我搬来把椅子，我在距离女萨满两米外坐下来。佐拉伸手拉过来一只板凳，坐在我的身边。我觉得燥热，去掉一件外衣。
“你知道她为什么总擦眼睛？”我低头附耳轻声问佐拉。
“听说她以前在割鹿茸的时候，眼睛中溅入了鹿血，受了伤。”女萨满是查腾人，饲养驯鹿是查腾民族的重要经济来源。
眼睛中进血会带来永久的伤害？我不知道，也许是鹿血比较邪门。
佐拉向女萨满解释了我们的计划，先是提一般问题，而后才是萨满的仪式。女萨满把头转向我，面无表情，声音低沉略有些沙哑：“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她戴着墨镜，完全看不到她的眼睛，黑镜片后面苍白无血色的面孔，使人很不舒服。
“你是怎么成为萨满的？”我的第一个问题。
她今年58岁，是家庭中的第五代萨满。在她25岁的时候，突然生病，病因不明，长期不见好转。三年后，她的身上出现了蓝斑，同时有神灵附体。有了这些征兆，做不做萨满已经不由她了：一旦神灵附体，她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成为萨满，或者死亡。
她结过婚，有四个孩子，最大的18岁。也就是说，她40岁时才生第一胎。
我接着问她，蒙古民族最兴盛的时候，萨满教也最兴盛，蒙古民族衰落了，萨满教也衰落了，这里面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你这个问题提的好，她回答我，你问到了根子上。萨满教与蒙古人的联系是，前者造就了后者，蒙古民族如果要复兴，首先萨满教要复兴。至于现在更为流行的佛教、基督教那些东西，不适合蒙古人。
我心中暗想，恐怕是外来信仰占主导地位后，抑制了萨满教的发展，才是她不满意的更重要的原因。
“图腾呢？”我接着问她，“图腾是不是萨满教的一部份？它起过什么作用？”
“图腾？”她重复了一遍，显然她对这个概念不熟悉。佐拉说你给她解释一下。
根据我对图腾的理解，我略微说明了一下图腾的含义，简单说就是对祖先的崇拜，多半是与某些动物联系在一起。以蒙古民族作为例子，世代以鹿和狼为图腾，因为这两种动物是传说中蒙古人的祖先。
“你说得那是很久前的事情了，现在没有人相信那些东西，没有现实的用处。”女萨满回答，“图腾能帮你做什么？祖先没有左右命运的力量，萨满教能改变命运。”
我询问萨满教有没有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或者通俗点说，生命的起源，比如说，你我他，人是从哪里来的。
“猴子变来的。”她露出一丝笑容，整个晚上唯一的一次笑容。
她没有现成的关于生命起源的答案。说不定在她当萨满的经历中，第一次有人问这样奇怪的问题。萨满教不关心起源，表明它确实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时间过得很快，佐拉悄悄对我说，应当开始萨满的通灵仪式了。
女萨满吃力的站起身来，徒弟此时已经准备好了全套行头，帮助她穿戴整齐。脑袋上戴着方形的头饰，头饰正面画着一个口鼻俱全的脸谱，头饰顶插着高高黑色的羽毛，额头处下垂着长长的彩色帘子，遮住了整个面孔；一件宽大的宝蓝色蒙古长袍，上面垂下宽窄不同白色的布带，闪亮的金属片项链，成串的动物骨骼；脚下深棕色的长靴，靴尖朝上弯曲，像古时候武士的战靴。
徒弟从柱梁上取下皮鼓，交到女萨满手中。她静默片刻，开始轻微的扭动身躯，手中轻轻的击打皮鼓，口中不断念诵咒语。几分钟后，她摆动幅度增加，鼓点越来越响，念诵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再后来，变成了近乎疯狂的舞蹈。她始终面向我们。
“她念诵的是什么？”我轻声问佐拉。
“我也听不大懂，”佐拉犹豫着回答，眼睛瞪得大大的，“没有什么意义的句子，像是在召唤什么。”
当然了，她是在召唤神灵下降。整个舞蹈过程中，助手一直站在她身后，防止她摔倒。
舞蹈持续了足有十分钟，突然，女萨满举起双臂，似乎在迎接什么，身体向后倒下，后面的助手，刚好撑住了她。她浑身抽触，头部左右摆动，在助手扶持下，步履踉跄，靠在衣柜边上。
佐拉看得聚精会神，我坐在那里不动声色。女萨满像是进入了梦游状态。
“人们啊，你们有什么事情要问我？”调子低沉鼻音很重，听起来似乎很遥远，像一个在一段距离外讲话的患伤风的男人，附体神灵终于通过女萨满开口说话了。
“请问您是什么神灵？”我问。
“天地间的灵气，一切的神。”这答案有些出乎意料。看来我心够诚，感动得全神下界，不过我还是愿意与有名有姓的神打交道。
我决定先问眼前关心的事情：“一周以后，我准备一个人去达达勒苏木，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我语言不通，交通又不便，在路上会不会遇到很多麻烦？”
“你放心去吧，”神灵回答，“没有大麻烦，路上注意吃好休息好，有人会帮你。”
下个问题：“我母亲两年前去世了，我很想念她。她现在哪里？她过得好吗？”
女萨满头部前后晃动，然后停下来面向我，透过彩色布条的面纱盯着我：“你有没有经常在傍晚的时候，看到一只黄颜色的飞鸟？”
我思索了一下：“没有。”
“可怜的人，以后多留意。你母亲有时会化成黄色飞鸟，过来看你，她也很想念你。”稍微停顿了一下，神灵接着说：“你不用挂念，她过得很快乐。你要记住，从此以后，善待天空中的飞鸟，那就是报答你母亲了。”
佐拉接着问了自己的两个问题，神灵也作了解答。我不晓得她们在说什么。
又过了片刻，女萨满突然打了个冷战，随后手扶着衣柜，身躯僵直，一步步艰难的回到床边，坐了下来。她显然是在调理气息，毕竟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
据她后来讲，整个对话她完全不知情，神灵下降后，她只是个失去了自我意识的载体。
我们离开女萨满家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午夜了。走出来以后，眼前又是漆黑一片，辨认不准方向。向导没有在这里等候我们，可能早已经离开了。我们摸索着走出去，找到了拴在外面树上的两匹白马。
“你都请教了些什么问题？”我问佐拉。
“我问她我是应当出国呢，还是应当留在蒙古。她说我不应该出国，出去之后会遇到危险。”佐拉的情绪大概为此受到了影响。
“你真信这个？”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她轻轻的点头。
“还有一个问题呢？”
佐拉抬眼看看我，摇摇头没有回答。夜色中，她黑白分明的眼睛很清澈。
一颗流星划过天际，我用手指着流星的方位：“你看那边。”
佐拉也看到了。
“许个愿吧。”我对她说。
走出一段距离后，能见度突然大大好转，原野中洒满惨淡的月光。我们的马知道回家的方向，不用人引导，不慌不忙的走着。
“不早了，”我招呼佐拉，“咱们快些走吧。”
佐拉驱动白马，跑到了前面。
“驱、驱”，我提了提手中缰绳，两脚轻击马腹，跟在了后面。月光下，两匹白马一路碎步小跑。回到营地时，已经是过了午夜。
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拜会女萨满结束后离开，刚出门会有那种漆黑不见物的感觉。显然不是由于室内外光线强度的变化，因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58岁的女萨满)

(牧民儿童)

(典型的蒙古包)

(路边卖马奶的牧民)

Mongol

七。草原儿女 第二天早上，我们全体备马出发。大件东西留在吉普车里，巴萨负责照管，我们只带随身必需品，轻装上阵。我还是昨晚的白马，这匹马的奔跑意识强，只需要略微暗示，就可以产生效果。佐拉也还是她的那匹白马。其他六个人，四名游客，两个向导兼后勤，使用另外六匹坐骑，另外还有两匹驮马。 到蒙古旅游，最大的乐趣就是骑马。在库苏古尔湖区骑马，又是好中之好，名列世界上最佳旅游骑马点。这里不仅风景秀丽，绿色的森林草原，连绵的山峦，并且还有丰富的游牧文化。其中，世代以驯鹿为生的查腾民族，是世界上保留最好最有特色的土著游牧文化之一。 因此来到蒙古，一定要骑马。如果没有足够时间到库苏古尔湖区，在乌兰巴托附近也能做出安排。从乌兰巴托远郊出发，到特尔勒吉国家公园结束，就是一条不错的路线。 如果有10天到15天的时间，那么来库苏古尔湖骑马沿湖转一圈，无疑是非常吸引人的选择。否则的话，把活动集中在湖区的一个区段，二天到四天也可以。我们几个人的骑马活动，计划使用两个整天的时间。 蒙古马体型不高，但非常耐劳。与在国内许多地方骑马相比，蒙古的好处是，他们假定所有的人都能驾驭马匹，因此只要他们觉得安全上没有太大问题，一般不会给游客施加限制。当然这确实意味着事故风险增加，但骑马的体验也会丰富得多。给游客们使用的马，一般都是比较温顺的。 蒙古马体型较小，当地人不喜欢听人说这个，尽管这是事实。许多蒙古人可能不知道，正是蒙古马相对较小的体型，在当年征服世界的时候，给了他们的骑兵很大的战术优势。蒙古军可以在拼杀中迅速的上马下马，大大增加了消灭敌人策略上的灵活性。 马和人一样，不同的马有不同的个性。骑手应当熟悉马的个性习惯，而马也会判断骑手的个性习惯。上马以后，马就知道你的骑术水平，双方的配合很重要。马的个性千变万化，胆大的，胆小的，忠厚的，狡猾的，勤勤恳恳的，欺软怕硬的，心地善良的，贪吃好色的，如果觉得与你的马搞不拢，应当换一换，否则会影响旅程的质量。 蒙古人要马儿前进的口令是连续的“驱驱”声。有趣的是，蒙古人没有要马儿停下来的口令，只能靠使用马缰绳。我特别问过牧民，这是什么原因，他们也说不出来。我猜想这里面的原因是，要马儿停下来的口令最管用的场合是赶大马车，我不记得在蒙古见到过大马车，迁徙搬运的时候，牧民们多使用牛车或骆驼车。而正在奔跑中的马，本来就不可能只靠口令使它停下来。 离开营地两个小时后，我们的马队到了第一个停留点，一个查腾部落人家。查腾族是蒙古人口最少的民族，很可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民族，总计只有三百多人，大约四十多户人家，全部居住在蒙古库苏古尔省地区。我不懂得民族学，想不通只有三百多人的人口基数，这个民族怎么能够正常维持下去。 查腾人以狩猎为生，养殖驯鹿是他们的传统家庭副业，每个家庭都饲养驯鹿，从几十头到一百多头。驯鹿对于他们就如同牛羊对于牧民，喝鹿奶，食鹿肉，用鹿皮，鹿车是运输工具，鹿茸是珍贵药材。查腾人的住所是用木架加固的帐篷，一人多高呈圆锥形，木架外面是帆布与驯鹿皮，里面的空间很狭小。 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只知道最早的时候，归清朝政府管理，蒙古革命后，成为无国籍民族。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人曾经要他们加盟苏联，被他们拒绝。查腾人在1956年决定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但拒绝搬出原住地改变生活方式。结果是，他们仍然保留了许多古老的传统。 我们停下来的地方，只有一户查腾人家，帐篷孤令令坐落在针叶树林中间。在帐篷的周围，有二十几头驯鹿，或立或卧，其中有些刚被割过鹿角，伤口还很鲜明。真正靠近驯鹿的身边，才会体会到它们的风采，强壮的肌肉，头顶上面曲线优美的大角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寒带地区的驯鹿。 帐篷里走出来一个中年女人，着紫红色蒙古长袍，是这个查腾人家的主妇。在佐拉的帮助下，我们上前与她交谈几句。原来查腾人的气节性迁徙，比草原上牧民们的迁徙还要频繁。驯鹿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与经济来源，他们按照驯鹿的习性，每过几个星期就要换次地方。他们自己使用驯鹿产品，把鹿茸卖给来此收购的商人，偶尔也会卖给过往的外国游客。我问了一下鹿茸的价格，感觉上是偏高。即便是在这样边远的地方，旅游业无疑也在冲击着他们与世隔绝传统的生活方式。 上午10点钟，我们上马继续进发。时而沿湖边行走，身畔碧波千顷，清洌如镜，顾盼之间但觉神清气爽；时而进开阔草地，扬鞭马儿四蹄翻飞，身子在鞍上起伏，耳边听呼呼风声，如同是在腾云驾雾。 我骑过许多次马，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两年前来蒙古时，在乌兰巴托附近的大草原上。那天，我们的五人马队，连同两匹驮马，正在草原上不紧不慢的走着，突然，一群数十匹野马，从右侧飞奔而来。蹄声轰鸣由远而近，旋风一样，从我们几十米外的前方掠过。领头的是一匹黄鬃马，长长鬃毛飘起，神骏非常。我们的两匹驮马受惊，挣脱了向导的控制，追随着野马群狂奔而去，把我们的行李物品，天女散花般撒了一路。向导招呼我们赶紧跳下马来，用力拉住各自的马缰。另一个向导抄起套马杆，抓回来了造反的两匹马，重新装载上我们的随身物资，结果耽搁了一个多小时。那天晚上直到天黑后很久，我们才赶到宿营地。正是从那以后，我懂得了为什么骏马图是画家们喜爱的素材，因为奔驰的骏马群，如果还是在大草原上，那真正是速度的象征，力量的象征，动态美的象征，更令人神往的，自由精神的象征。 走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向左侧切入，进入了盘旋山路。两个后勤向导牵着驮马继续原来的湖边路，约定好下午与我们在湖边汇合。平均海拔2000米的群山，林木葱郁，多数是寒带地区的大面积针叶林。不时也会有一片片其它树种，树叶变色的时期，苍山林海披红挂绿，美不胜收。 林木越来越密，佐拉告诉我们下马来，牵着马步行。地面上有许多落叶，最近几天没有下雨，否则这样的路会非常滑。道路蜿蜒崎岖向上，有时候大树枝横在路上，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清出一条通路。继续不断的向山顶走，坡度逐渐增加，只有人能通过。我们找了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把马匹在树上拴好。最后一段登山路山势陡峭，手脚并用气喘吁吁，三十多分钟后，我们攀上了山顶。 山顶面积很大，布满了密集的林木植被，我们几个人走了不同的方向。我穿过厚密植被间的小路，来到悬崖边上。下面是绿色的深谷，配以红黄相间的绚丽秋色。向前方看过去，面对的是泛蓝色的库苏古尔湖。广阔平静的湖面，美丽寂静的群山，这里是地球上少有的没有人类污染，得以保持原始环境的地方。眺望大湖对岸远方，那里是俄国的西伯利亚。湖光山色背后，是俄罗斯漫长的历史，千百年变幻的风云。 半小时后，佐拉从远处招呼我，到时间了，我们沿山路一点点下了山，回到了拴着马匹的地方。除了荷兰人夫妇以外，其他都到齐了。我们等候了15分钟，这对夫妇还是没有下来。佐拉说，她要再上去看看。 爬山是很辛苦的，佐拉昨晚陪我去见女萨满，回来得晚，今早又是第一个起来，一直在跑前跑后。 “要么就再等一会儿吧。”我对她说。 “不行，时间不够了，再说我有点不放心，也许他们走岔路了。” 说完，她转身回头又朝山顶走去。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三个人一块儿回来了。佐拉在快到山顶处遇到这对夫妇，他们正在往山下走。 牵马走出了密林地带，我们重新上马。刚开始一大段路是沿着湖边走，左边是山，右边是湖。我取出相机请凯瑟琳拍一张在马上的照片，结果不理想，相机拿不稳。走了一会儿以后，我们又拐入了一条岔路，可以并排走开几匹马。佐拉停在路口，看着每个人通过，我走在最前面，荷兰夫妇在我后面。 五分钟以后，队伍拉开了距离。突然，我听到左后方急促的马蹄声，心想谁会在这地方放马奔跑？急忙偏过头看，一匹白马从我左边飞掠而过，再定睛看，马上有鞍鞯，但骑马的人不在上面。我突然醒悟到，出事了，佐拉从马上摔下去了。 我掉转马头，朝来路上奔去。荷兰夫妇也正在拨转马头。我心里一阵紧缩，不晓得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摔下了马，但愿没有伤及头部，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她才只有十九岁。 佐拉躺在路边，凯瑟琳半跪在她旁边，正在安慰她。我跳下马，匆匆把马拴在路边树上，跑了过去。佐拉闭着眼睛，额头上一块擦伤，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 “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我问她。她点点头。 “你是头部先着地吗？”我问她。点点头，随后又摇摇头。凯瑟琳说，她问过了同样的问题，佐拉说不记得了。凯瑟琳边说边检查佐拉的头部。 “看不到有撞击的伤口，她大概是受了惊吓，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他几个人这时都先后赶到了，大家把佐拉围在中间。仔细检查之后，结果是头部确实没有发现撞伤。多半是胳膊先着地，因为肘上腿上手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口，看起来似乎也没有骨折。大家从携带的救助包里找到消毒包扎物品，帮助佐拉清洗处理好伤口。幸好没有出大事故，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紧急救援是不可能的。 在前方不太远的山坡上找到了佐拉那匹白马。马是动物，与其它动物一样，有很多原因可能使其受到惊吓，但惊吓的根源一旦消失，会很快恢复平静，不会走出去很远。休息了一会，我们重新上马接着走，佐拉执意还是骑她的那匹白马。 一段时间内，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没有人再放马快跑。佐拉在最前面默默地走着，可能还在从震惊中慢慢恢复。我驱马快走几步，走到与她并行的位置： “你没事吧？”我问她。佐拉笑了笑，没事。 “实在是很抱歉，”我说，确实觉得过意不去，“昨晚回来那么晚，你没休息好，一定是太疲劳了。” “我挺好，真的没事。”她接着说，“喂，你来教教我中国话里面，12345怎么说。我会说好几种语言的12345，不信你听着。”她开始用几种不同语言，说这几个数字，说来惭愧，我只听得懂英文和西班牙文的这几个数字。 过了不长时间，佐拉坐在马上，心情好起来，又开始轻声唱起了歌，驱马跑到队尾，看看其他人怎么样了，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我们终于到了湖边。这里有一大片开阔的沙滩。我们的驮马早已经到了，两个后勤向导为我们准备好了午餐，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圆头圆脸圆眼睛，长得虎头虎脑。我们在湖边进餐休息了两个小时，太阳西斜，动身去一小时之外今晚的住处。我们今晚将住在湖区内的一个蒙古包里，这个男孩子是蒙古包主人的小儿子，专门赶过来给我们带路。上路时，向导把男孩举起来，放在一匹无鞍马背上，男孩的双腿垂下，刚刚够到马腹中间。 夕阳下，我们走在湖边，一侧是波光潋滟的湖水，周围是开阔的草地。男孩子手里拿着一个树枝，当成马鞭用，走在最前面。走了一会儿，他勒住马，回头打个招呼，然后扬起树枝摧马跑起来。我们跟住他，七匹马迎着夕阳，在原野上奔驰。跑了一阵子，进入一片树林中，大家又都聚在一起。男孩还是走在最前面。他挺胸抬头，好像我们后面的人根本不存在，用稚嫩的童音，唱起了大草原的歌曲，一曲又一曲。 我们静静的跟着，没有人再说话。我扭过头来，和其他几个人交流目光，能看得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感动。无论是佐拉这样生长在城市中的姑娘，还是眼前这个牧民男孩，他们的血液中，都流动着祖先驰骋天涯的豪迈。 他们，是大草原的儿女。 (库苏古尔湖) (河畔的蒙古包) (长鬃马) (迁徙中的游牧人家)

Mongol

八。天狼末路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蒙古帝国的扩张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蒙古民族走向历史性衰落的开端。
元朝建立后，虽然蒙古大军继续征战，最终征服了整个中国，但帝国疆域却没有进一步扩大。主要原因是，忽必烈沿袭汉族王朝传统，推崇儒学，塑造自己汉人皇帝形像的策略，使得中国以外的蒙古汗国，不再服从忽必烈，逐渐脱离了元朝控制。而元朝时期的蒙古贵族也日益腐化，失去了游牧民族早期的锐气，以至最后被赶出了中原。
军事力量角度上看，明代以后，蒙古人已经不再具有优势。
明朝开始，欧洲火器传入中国，永乐八年征交趾时，明成祖朱棣就已在京军中组建了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这种犭虫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屈一指。明成祖在亲征漠北打击蒙古力量的数次战役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虽然蒙古骑兵仍象成吉思汗时代一样凶悍，战事爆发时，他们已不再是中原的对手。
然而军事上失去优势，并不一定意味着民族的衰落。令人震惊的是，全盛期之后，蒙古民族已经不仅仅是持续衰落，而是一点点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我一个多月的蒙古行中，最经常听到的说法是，藏传佛教的传入，是导致蒙古民族衰落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起始于二十世纪初期来到蒙古的西方人。那段时期，蒙古民族跌到了她的历史最低点。西方旅行者眼中看到的，是数不清的佛教寺院，遍地的喇嘛，以及令人震惊的腐败。蒙古革命后，苏联继续大力推动佛教祸国的理论，使之成为他们根除宗教信仰政策的依据。到了今天，许多蒙古人，尤其是知识阶层，也还是持同样看法。乌兰巴托旅店里的包洛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样来分析问题过于简单化，因此是站不住脚的。我觉得蒙古民族的衰落，主要还是要归因于游牧文化固有的缺陷，把过失完全记在藏传佛教头上，至少是相当片面的。
然而听得多了，我对这个观点的兴趣随之增加。回顾蒙古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对于藏传佛教的实践方式，确实对社会衰败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特别是自17世纪，蒙古逐渐变成了政教合一体制之后。因此我在下面文字中，以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发展作为时间主线，顺着这条时间主线，描述蒙古民族的一步步走向深渊。
佛教之传入蒙古，有过几次潮起潮落。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匈奴时期，佛教就出现于蒙古地区，但规模很小，局限于上层中的少数人，游牧民们仍然全部信奉萨满教。匈奴国败亡之后，部落之间战乱分争，佛教也随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成吉思汗家族所创立的蒙古帝国，其最为后人称道之处，是他们对于疆域内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在那百多年中，自然会有大批僧人喇嘛从中原或茜臧来到蒙古，但他们代表的佛教，并没有比同时在那里的其他宗教获得更高的地位。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把藏传佛教推到了很高的位置，他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建立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但顾名思义，这种关系也并不意味着藏传佛教成了国教，只意味着给了它很高的地位。当时藏传佛教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中原地区，并未渗透到北方的牧区。
1368年，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了草原，分裂成了鞑靼，瓦刺二部。一方面重新开始了世代重复的部落战争，另一方面还要对付明朝大军的征讨，力量不断削弱。到了十五世纪中页，阿勒坦汗统一了蒙古大部，蒙古进入了一个相对的中兴期。以后的二十年中，阿勒坦汗恢复了与明朝的战争，但已经占不到优势。1571年，明朝政府与阿勒坦汗达成和平协议，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阿勒坦汗给明帝送去了谢表及贡品。这段期间，佛教在蒙古处于低谷。
1578年，当时蒙古与茜臧处于战争状态，阿勒坦汗在青海省青海湖地区，会晤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嘉措。他受到了感化，决定把藏传佛教奉为蒙古国教。阿勒坦汗赠给索南嘉措“D.Lam喇嘛”称号，意思是“学识如大海一样渊博的上师”，索南嘉措赠给阿勒坦汗“转轮王”称号，意思是聪明睿智的圣王。索南嘉措的两位格鲁派前任被分别追赠为一世二世D.Lam，属于当世活佛的D.Lam喇嘛，自索南嘉措三世起。
藏传佛教从而在蒙古得到广泛的传播，逐步取代了古老的萨满教，成为大多数蒙古人的主要信仰。另外一个原因是，萨满教与佛教本来就有一些相通之处，两者间的融合，使得佛教比较容易被普通人所接受。
于是自17世纪开始，蒙古也建立了等级森严的活佛系统，如同茜臧地区一样。蒙古的活佛被称为哲布尊丹巴，是全蒙古的宗教领袖，权势非常大，与茜臧的D.Lam班禅并列为藏传佛教三大活佛。蒙古新活佛的产生，也像茜臧一样，采用寻找转世灵童的方式。哲布尊丹巴一共传了八世，在第八世活佛的末期，蒙古爆发了革命。
在蒙古历史上，有两个极为特殊的人物，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一始一末两个活佛。
第一世活佛名字叫札那巴札尔，是个极为优秀的人物，他在蒙古历史上的地位，在后代蒙古人心中所受到的尊重，恐怕仅次于成吉思汗。1635年，札那巴札尔出生于喀尔喀部地方(今乌兰巴托)，属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三岁的时候，他被指定为圣童，五岁时受戒出家为僧，法名罗桑丹贝坚赞，而后成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为了庆祝一世活佛即位，当年举行了第一届那达慕大会，以后成了传统节日，每年举行。
1649年，札那巴札尔离开蒙古前往茜臧，从师于D.Lam与班禅喇嘛。在茜臧期间，他精研佛典，并学到了铸铜技术。1657年，札那巴札尔返回蒙古喀尔喀部，带回藏格鲁派的高僧和油漆、彩画、建筑、工艺方面的工匠六百多人，仿照茜臧寺院的建筑形式，在库伦等地修建了以热卧格杰林寺为主的一些寺院。返回蒙古后，他推动了蒙古的艺术复兴，自己也成为蒙古历史上最著名的雕刻家。在乌兰巴托的艺术博物馆内，收藏有许多他的作品。他改革了蒙古文字。他设计了今天被用作为蒙古国徽的索永布图案。札那巴札尔写了大量的诗歌，佛教哲学作品，并参与设计了包括哈拉和林的额尔德尼召寺在内的佛教建筑物。
1688年，准噶尔部兵掠喀尔喀部，额尔德尼召寺遭到严重破坏。札那巴札尔召集蒙古王公与宗教领袖商讨应付方略。当时蒙古维持犭虫立已无可能，面临的选择是归附沙俄还是归附大清，札那巴札尔说服大众，选择了归附大清。此举得到了清廷康熙皇帝的支持。1691年，札那巴札尔在多伦诺尔受清廷封为呼图克图大喇嘛，以后各世哲布尊丹巴均受清廷册封，管理蒙古佛教事务。
1723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即位，邀请札那巴札尔来到北京。不久之后，札那巴札尔死于北京。一种说法是，雍正帝即位之初，清除所有与康熙关系密切的人物，在北京暗杀了札那巴札尔。为了纪念札那巴札尔，1727年，雍正下旨修建庆宁寺，建寺地点选在乌兰巴托西北400公里外的色楞格省境内。1737年，庆宁寺竣工。1779年，建造了骨塔，安放了札那巴札尔的遗骨。
乌兰巴托的甘丹寺、哈拉和林的额尔德尼召寺、色楞格省的庆宁寺，并称为蒙古的三大佛教寺庙。蒙古族与汉族在佛教信仰上的区别是，蒙古族信仰的是茜臧黄教。蒙汉两个民族历史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蒙古国保留有很多从中原地区引入的传统习惯，比如他们也有阴阳五行十二生肖之类的民俗。
第一次来蒙古时，我去参观过了甘丹寺，在哈拉和林我们去了额尔德尼召寺。库苏古尔湖之后，我们还有两天时间，可以选择不同路线回乌兰巴托。我主张返程绕一点弯，去参观色楞格省境内的庆宁寺，得到全体一致支持。
离开库苏古尔湖区后，我们的吉普车开上了东南方向。按里程计算，当天到达不了庆宁寺。于是我们安排在蒙古第二大城市额尔登特过夜，第二天上午赶往庆宁寺。据旅游指南记载，每天上午十点有诵经仪式。
我们走上通往庆宁寺的最后路段时，已经过了上午10点钟，诵经仪式是看不到了。从额尔登特到庆宁寺，前一半是平坦的柏油路, 后一半是颠簸的泥土路，无法提高车速。当吉普车最后翻过一座土坡，远方的庆宁寺突然呈现，只觉得眼前一亮，我的感觉是似乎看到了如紫禁城一样的明清代皇家建筑。
路边不远处有一座敖包，下得车来，走过去站在敖包旁边，向前方望过去。庆宁寺背靠丘陵，中间是大片的草原绿地，建筑群坐落在绿地中央，长方形的红墙，整齐对称的庙宇，大屋顶式的建筑风格，气势非比等闲。这是在蒙古保存的最好的古建筑物。此时刚好一群马从庆宁寺前方穿过，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光，背景上的庆宁寺，像是镶嵌在绿色牧场上的一个红色湖泊。
进入寺庙区之后，隐隐觉得失望，主要的庙宇都在维修，有些已经很破败。刚才视觉上的初始冲击，是远距离时，整体环境的幽雅带来的。
庆宁寺建成时，共有37座庙宇，最盛时曾经有过数千喇嘛。三十年代清除佛教，奇迹般的只毁掉了10座庙宇，但喇嘛们都被驱逐或被逮捕。目前在寺院内共有100名左右喇嘛，诵经之外，也参与一些联合国帮助下的维修工作。
庆宁寺里里外外，处处是中国文化的影响。神佛雕塑都是典型的茜臧风格，外墙上面的绘画也多是中原风光，画中的人物着清朝服饰。正中央大殿门顶的横匾上，写着四个大字：“福佑恒沙”，不知是何人手笔。
寺内游客不多，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几个韩国人，一个中年男导游正在逐字向韩国人解释“福佑恒沙”四个字，结果到“恒”字时卡了壳，忘记了是什么意思。
“你是中国人吗？”看到我站在一边听讲，他问我。
我向他们解释了这几个字的含义。后来几个韩国人走开自由拍照的时候，我与这位导游聊了起来，他竟然是一位乌兰巴托的大学教师。
“据说兴盛时期，这里有几千喇嘛，现在怎么这样萧条？”
这个地区人口密度很低，几千人这个数字概念，即使是在今天，恐怕也意味着本地的大多数男性，何况是二百多年前，当时蒙古的人口，还不到现在的一半。
导游说，现在不同了，没有那么多人要去当喇嘛：“现在人们的职业选择多，今天当喇嘛的人，确实是由于自身的或者家庭的信仰。当年可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男性，当喇嘛是最好的出路。”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当喇嘛是一种谋生手段，与信仰没有太大的关系？”
导游想了想：“这么说恐怕也不对。你如果有机会和牧区的老年人谈谈，他们对信仰还是很虔诚的。我是搞蒙古史的，我们蒙古人是个思维简单的民族，在蒙古建立起外来的信仰并不困难，我们很容易全盘接受外来的东西。如果是上层特别鼓励的东西，那会更容易。”
他指的是满清政府在蒙古大力发展佛教的历史，这是满清一项短视的愚蠢政策。历史事实是，自第一世活佛开始，确实越来越多的蒙古男性当了喇嘛。这里面的因素是多方面复杂的，但清朝政府的鼓励政策，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突然想起了在乌兰巴托见到的，胸前佩戴苏联时代模范勋章的牧民们，他们看上去是那样的淳朴，流露着对一个消逝的体系的自豪。看起来每一个时代，蒙古人民似乎都无保留的接受某种外来的东西。
结束在庆宁寺参观之后，我们没有再停留，一口气返回了乌兰巴托。告别了团友，我开始了下一步的筹划。我的安排是自己独自朝东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达达勒苏木，寻访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东行之前，我还有几天时间在乌兰巴托。闲暇时，我读了一些蒙古近代的相关史料，有些记述触目惊心。
蒙古并入清朝版图后，佛教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二十世纪初，已处于高度政教合一的状态，活佛是最高领袖。二百多年时间内，喇嘛们的社会作用越来越重要，喇嘛寺庙逐渐成为权力的中心。进入佛家的金字塔，成为蒙古男性改善自己处境的唯一捷径。二十世纪初，全蒙古已经有超过10万名喇嘛，占当时全国男性的三分之一，居住在全国1700多所大小寺庙里。只要能办到，每个家庭至少会把一个男孩子送到寺庙当喇嘛，以此象征家庭的地位。喇嘛们不从事生产活动，这对于蒙古这样极端缺乏人力资源的地方，意味着劳动力的严重流失，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给蒙古民族带来更大伤害的，是喇嘛寺院孕育出来的无孔不入的腐败。无所事事的喇嘛们，许多成了游历僧人。他们以轻信的牧民为目标，酗酒，赌博，算命，放高利贷，放贷利息可达200%。世纪之交时，起源于寺院内糜烂生活的梅毒性病，传播到蒙古社会各个角落，感染了相当大比例的蒙古人，严重威胁着全民族的生存。
十九世纪晚期，有个俄国探险家名叫普热瓦尔斯基，他曾几次旅行到达新疆，蒙古，茜臧，中国内地，并做了许多旅行记录。他在蒙古发现了著名的普氏野马，他从学术角度上第一次向欧洲介绍了茜臧的拉啊萨。我们青藏高原的某些鸟类，至今名称中还有“普氏”字样。他一生获得过许多荣誉头衔，死后着旅行服装葬于卡拉克尔河畔，墓碑上没有任何头衔，只写了两个字：旅人。
普热瓦尔斯基这样描述那时候的乌兰巴托：“大街上满是甩出来的污秽的垃圾，居民们养成了可怕的令人厌恶的习惯。。。一群群饥饿的乞丐，聚集在市场周围，其中的一些人，多数是老年妇女，把那里当作为自己最后的坟场。。。不时的，有人会把刚咽气的尸体，抛到大街上，大群的野狗一瞬间把尸体撕成碎片。。。”。
成吉思汗的民族，从超级帝国的顶峰跌下，七百年以后，走到了完全毁灭的边缘。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统治蒙古的是既拥有政权又拥有神权的喇嘛体系，而坐在庞大喇嘛体系金字塔顶端的，是博格多汗，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博格多汗是第一世活佛札那巴札尔之后，蒙古历史上另外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蒙古语中，博格多汗是“圣主”的意思。
1869年，博格多汗出生于青海省。与D.Lam、班禅一样，他在幼年时，通过金瓶挚签的甄别方式，被确定为蒙古第七世活佛的转世灵童，于是他成了第八世哲布尊丹巴，藏传佛教在蒙古的政教合一的新领袖。辛亥革命爆发，在苏联的鼓励下，博格多汗支持当时蒙古上层集团，宣布蒙古犭虫立。1924年，博格多汗去世。蒙古随即废除了博格多汗为元首的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公正的讲，博格多汗不应当对他统治时期的悲惨局面负全部责任，许多事情确实超出了他的控制。客观的回顾历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他这样的旋涡中心人物，恐怕也不好过于事事苛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蒙古人对他还是持尊重态度。许多人还是把他当做国父，认为他是领导蒙古摆脱满清压迫的英雄。然而，如果把他看做一代宗教领袖，考虑到他的个人品质对社会所起的恶劣作用，那么他是个绝对不可原谅的荒唐角色。
要了解蒙古在二十世纪初的状况，恐怕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博格多汗的冬宫更有代表性。他的冬宫位于乌兰巴托城南。
博格多汗的冬宫竣工于1905年，是蒙古非寺庙建筑物中最大最奢侈的宫殿。在宫殿建成的时候，蒙古民族正处于他们历史上最困难最低落的时期。十八世纪末期，乌兰巴托成为全蒙古的首府。所谓首府，其实也就是许多蒙古包，围绕着若干茜臧风格的喇嘛寺庙。又过了一个世纪，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市内才有了第一座寺庙以外的房屋。俄国人在乌兰巴托造了个两层楼领事馆，成为当时全蒙古唯一的非寺庙建筑。
再次离开乌兰巴托，东行达达勒苏木的前一天，我去参观了博格多汗冬宫。
冬宫由六所佛殿组成，进门后右手侧的两层白色建筑，才是真正的博格多汗冬季居住的地方。其它的六所大殿，是喇嘛寺庙，所有建筑物都对游客开放。参观的路线是，先随着标识走过几座大殿，最后多花时间参观冬宫。压轴的东西，自然都收藏在博格多汗自己居住的地方。
喇嘛寺庙的布局设计，具有中国传统藏传佛教的建筑特色，重叠飞檐，琉璃绿瓦，非常漂亮。两侧各有一座牌楼，正门建有门楼，据说，门楼未使用钉子，是用了108个榫口搭接。大殿层层相连，许多以藏、满、汉等文字书写的匾额，藏有大量文物与佛像。
我在殿里遇到一位陕西工程师，他所属的文物工程队，正在对庙宇做全面修复。这项工作耗资巨大，中国和美国各出了一半资金。蒙古专业人员以前也曾经做过局部修缮，但施工质量太差，中国工程队来了以后，把原来做的，全部推倒重来。这位工程师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半年。
沿着参观路线走过这些大殿，我最感兴趣的是檐上壁上大量的彩绘，很有些颐和园长廊上看画猜故事的感觉。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庙宇建于清代，但我没有看到任何满族风格的画图，清一色汉族传统故事。有三国故事，西游记故事，民间传说，等等。有一幅画里面，沙僧伏案打瞌睡，猪八戒手支下巴想入非非，远处的孙悟空背着一个美女，喜笑颜开，我不记得西游记故事里有这样的场面。必是当年哪位绘画艺人，异想天开随意杜撰故事，恶搞孙悟空的高大形像。
博格多汗冬宫是一所白色建筑物，按照欧洲式住宅风格设计。每年冬天，从1905年落成到1924去世，博格多汗都来这里，前后在里面度过了二十个寒冬。这座冬宫连同周围这几所庙宇，是如何躲过了当年苏联人的清洗，至今还是个谜。博格多汗另外还有一个建在土拉河边的夏宫，三十年代肃清佛教恐怖岁月中毁掉成了废墟。
准确的说，博格多汗冬宫可称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博物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有活佛家庭的奢侈生活用品，华丽的服饰，来自于世界许多国家的礼物。其中有80套狐皮制作的皮袍，有150套雪豹皮制作的蒙古包，有无数红珊瑚制作的马夹，英国金马车，俄国金靴，许多国家级别的文物。
今天的参观者能看到的，只是当年博格多汗拥有的巨大财富的冰山一角。1913年，波兰地质学家奥森多夫斯基途经乌兰巴托，曾经来到冬宫，与博格多汗有过直接接触。他在冬宫里面参观了博格多汗的收藏，包括来自于亚洲地区各个角落的无数珍品，象牙，翡翠，珠宝，玉石，还有难以想像的大量稀有动物的皮毛。
博格多汗不仅喜欢珍稀毛皮，他对野生动物也有特别的兴趣。他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动物园，园里面有大象，獭猴，巨蟒，海豹，长颈鹿，包括南美洲亚马逊雨林金刚鹦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鸟类。在冬宫的一楼内，有许多当时动物园动物死后制成的标本。
博格多汗还拥有蒙古的第一部留声机与第一辆汽车，是他亲自去上海购买的。他的一个著名游戏，是先把导线在汽车电池上连接好，然后把裸露的线头从冬宫墙头抛到墙的外面。墙根下面远来拜佛的牧民，以为活佛必然拿着另外一头，走上去亲吻导线，瞬间的电击，使得他们相信自己受到了活佛的保佑，他们的尖叫声，给楼上面博格多汗活佛带来许多快乐时光。
大约有5000名喇嘛，直接为博格多汗服务，包括从仆人到医生到内阁官员。生活在冬宫附近，还有一伙执行警戒保卫的喇嘛，他们的声带被取掉，成了事实上的哑巴，这些人是博格多汗最有力的对付异己的武器。博格多汗进入中年后，由于性生活糜烂，感染上了梅毒，加上经常饮酒过度，导致双目失明。在乌兰巴托修建甘丹寺的目的，是为博格多汗做的奉献，求佛祖保佑他恢复视力。
作为客人，奥森多夫斯基与博格多汗在一起度过了几个下午。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博格多汗)很机警，富于洞察力，精力也很充沛。。。围绕着他，处处都充满了神秘。。。他无情的处罚政敌，用预言愚弄自己的人民，把人民困在黑暗之中。。。说到底，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博格多汗自身到底是怎么回事，已经不再重要，但问题还是需要有个答案：一个曾经征服了世界的民族，怎么会如此无知盲从，下滑到了如此危险的地步？
回到本章早些时候引述的观点，把蒙古衰败的责任，归结为藏传佛教的传入蒙古，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不然。如果坐下来，客观分析十四世纪以后蒙古的历史，不难看出上面的说法是不公正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天狼式微以至最后走上末路，并不是因为偶然引入了某种意识，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根本的原因是，从发展角度上看，历史已经走过了游牧民族占据舞台中心的瞬间。蒙古帝国的衰落，只不过是十四世纪后，中亚游牧民族逐渐的但永久的退出历史舞台的组成部份。是游牧文化本质上的落后，构成了衰败的根本原因。
游牧民族强盛所依赖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打造出来的骑射技术，使得他们在中世纪战争中，拥有如同二十世纪机械化部队一样的运动速度。而游牧民族的致命弱点，则是他们缺乏自身的文化根基，没有文化根基所维系的优势，是不可能持久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时间快速前移，到了1999年的七月，再有五个月时间，人类就将进入第二十一个世纪。
那几天是蒙古少见的高温天气，乌兰巴托流传着更酷热的惊人消息，八世哲布尊丹巴博格多汗死后七十五年，九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在甘丹寺露面。成千上万的人拥到甘丹寺，想亲眼见一见这位转世来的新活佛。
需要回到1924年。博格多汗去世后，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很快全盘控制了蒙古的国家事务，不准许开始寻找八世活佛的转世灵童。到了三十年代，宗教信仰被宣布为非法，从那以后，人们不可以再谈论与佛教有关的话题，逐渐也就忘了活佛转世这件事。
苏联人不知道的是，在茜臧佛教上层人物主持下，在蒙古之外还是秘密启动了寻找博格多汗转世灵童的程序。1936年，茜臧佛教上层确认了年方四岁的转世灵童，于是有了九世哲布尊丹巴。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他的身份一直对外保密。1959年，这位转世活佛随着D.Lam喇嘛逃离茜臧，以后一直隐居生活在印度。到了九十年代初，苏联集团解体，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经过一定的鉴别程序后，D.Lam喇嘛在印度西北部的达兰萨拉，公开确认了这位九世哲布尊丹巴的身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背离了他的期望。整个90年代，年复一年，蒙古政府拒绝他访问蒙古的签证申请。最后他干脆去了莫斯科，以假名字申请了签证，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入境，来到了乌兰巴托。他当时不知道的是，早在1995年，蒙古政府就已经决定，并非针对个人，而是原则上拒绝接受新的蒙古活佛。
九世哲布尊丹巴不宣而至，给政府出了个大难题。尽管多数蒙古人对他持怀疑态度，他的出现，还是很快吸引了大量信徒。他在乌兰巴托市内参观，会见信徒。在甘丹寺大喇嘛们的陪同下，他来到了博格多汗冬宫，声称对这个地方有印象，因为前生曾经在这里住过。在不同场合，有人问他，如何看待自己前生的荒唐行为，他表示很遗憾。
他住在当时乌兰巴托最豪华的成吉思汗酒店。他的签证有效期是30天，政府采取了拖拉战术，等待30天期满后迫使他离境。另一方面，他的支持者们开始了公关战，希望他能留下来。30天签证期满之后，他又滞留了30天，终于政府下了逐客令，要他立刻离境。于是，在九月份的一天，政府的一辆专车带着他，或许是永远的，告别了蒙古，越过边界再次进入了俄国。
几个月之后，蒙古政府向D.Lam喇嘛表达他们的不满，D.Lam喇嘛声称，不知道九世哲布尊丹巴化名非法入境的计划，对此他很失望，表示今后他将不会允许九世哲布尊丹巴再去蒙古。
佛教在今天的蒙古，仍然拥有最多的信仰者，过去现在将来，佛教都将在蒙古人的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但时代确实已经变了。进入二十一世纪，蒙古人民义无反顾走上了民主化多元化的道路，他们开始公开公正的回顾历史，做出自己明智的选择。在蒙古旅行这段时间里，我曾经问过几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蒙古人，他们如何看待接受新的活佛的可能性，答案无一例外，蒙古不再需要一个新的活佛。
天狼走上了末路，但蒙古民族开始了新的生命。不错，他们又一次无保留接受了外来的东西，但这一次，这些外来的东西，似乎真正具有了普世的持久价值。从此以后，再也不是炫耀武力，而
是民主与进步，是拥抱新时代的文明。

(庆宁寺远眺)

(庆宁寺)

(冬宫外的博格多汗像)

(南戈壁的火焰山，曾经是恐龙的家乡(旧照片))

Mongol

九。在林彪死去的地方
库苏古尔湖之行结束，返回乌兰巴托后，我开始认真研究去达达勒苏木的最佳方式。
前往达达勒苏木，可以走几条不同的路线，偶尔还会有从乌兰巴托出发的直达车。我对着地图，请“戈壁旅游”旅店漂亮的女店主作参谋，策划最佳的东行路线。达达勒苏木位于肯特省境内。
我先在地图上找到了肯特省的省会。我有一个习惯，见到新的外语地名，总是看看我会怎么把它翻译成为中文。我研究着这个肯特省会城市的英文名称：“Ondorkhaan”，反复拼读，想把它准确念出来，蒙古地名真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好像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念了几遍，突然灵机一动，知道了为什么。 温都尔汗，林彪全家出逃飞机坠毁的地方。
两次来蒙古，我竟然忘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在蒙古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大事。在地图上描了描，基本上是顺路，自然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选择了先到温都尔汗，然后转车去达达勒苏木的路线。
我当即去汽车站，买了两天后早上八点钟由乌兰巴托发车去温都尔汗的车票。在蒙古的省会转车去更小的地方，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林彪事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从头到尾都还有着许多未解之迷。
帮助我出谋划策的女店主40岁左右，在苏联读的大学，使我惊讶的是，她居然不知道有林彪坠机这回事。我下楼出去，在大门外遇到了包洛德，会四国语言的那位店主，他的店在“戈壁旅游”店的下层楼。他正在冲洗他的丰田四轮驱动。
“我说，你去过温都尔汗吗？”我问包洛德。
“去过好多次，怎么样？”
“你可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
他困惑的望着我。
“给你点提示，三十六年前。”我接着说。
“啊，对对对，我知道，你说的是林彪坠机的事情，后来我专门去了一次现场。”他说的“林彪”二个字听起来怪怪的，我纠正了一下他的发音。
“跟我说说，你都知道什么？”
“林彪是你们的二号领导人，对吧？许多年前了，啊，十九年前，我去的坠机现场。当时飞机还在那，我记得机头朝上，机身和尾部都融化了。后来俄国人走了，那架飞机残骸也被人拉走了。”
“谁拉走了飞机残骸？”
“听说当地牧民把剩下的东西做价，当成废金属卖给了中国人。”
“对于坠机原因，你们蒙古政府的官方解释是什么？” “我不记得有过官方解释。很长一段时间内，老百姓传说是中国的林彪，政府对此事严加保密。后来听当地人说，飞机坠毁十几分钟以后，就有军人赶到了现场，设立了封锁线，以后若干天时间内，没有人能接近现场。”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那就是说，蒙古(苏联)方面在飞机坠毁前，就已经对其有紧密的跟踪，并且提前做了相应的封锁现场的部署。
“我还听人说过，林彪根本没在那架机里面。哎，你觉得他在不在里面？”包洛德反过来问我。
“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所谓林彪已经在飞机坠毁前一天死亡。但后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原因是近年来，几个很接近林彪的当事人的回忆，基本上都符合中国政府的林彪死于坠机的说法。那些当事人有些已经在国外定居，似乎没有再保守秘密的必要。”
还是没有谜底，不管怎么样，实地去看看。
九月中旬的乌兰巴托，寒意渐浓，清晨时分尤甚。我来到了汽车站。背着一个双肩跨包，提着一个小手提包，带上了旅游指南，照相机，卫生日用品，几件替换衣服，少量食品，蒙古语简单会话手册。我计划离开10天左右。
蒙古属于世界上背包旅行最困难的国家之一，交通落后，旅游服务设施欠缺，问题相当突出。此外，蒙古语好多不包含元音的发声，大大增加了模仿的难度，自然也增加了利用会话手册进行交流的难度。
我坐在左面靠窗的位置，是前后两排间距不大，坐着很不舒服的那种中型客车。我旁边是一位胖胖的中年女性，随身带着个大号编织袋，她比我来得晚，上车后，我站起来帮她把编织袋放到头顶行李架上。她往座位上一坐，我再往窗口挤一挤。
温都尔汗是肯特省的省会。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全程330公里，行车8小时，大部份是高等级公路，汽车走的平稳，在蒙古旅行，算得上是难得的享受。
肯特省由西北部的肯特山脉和东部的大平原组成，离开乌兰巴托，向东走不太久，就进入了省界。路两边都是大草原，这个季节，草地已经失去了碧绿。
可能是早晨起得早，车里的许多人在打瞌睡。我没有睡意，取出旅游指南，翻看寻找上面的肯特省地图。旁边的妇女说了句什么，我朝她笑了笑，摇摇头，表示听不懂。她用手指着左面的车窗，意思是你向外看。
离开公路不远的平原上，矗立着一座超巨大的银色雕像，骑在战马上的成吉思汗雕像。成吉思汗身披铠甲，面向东方，雕像下面是高大的基座。我们的客车没有减速，雕像从车窗外掠过，我回头向侧后方望去，只见广阔的草原背景下，阳光洒在岿然傲立的成吉思汗身上，给人横空出世的感觉。没想到路上有这么个漂亮风景。我扭头朝邻座女士感谢的笑笑，伸出拇指表示赞赏，她点点头。
客车到达温都尔汗，已经是下午四点。按照旅游指南的推荐，我住进了城东边的额尔德斯宾馆。蒙古的建筑绝大多数是前苏联设计，大而粗糙，千篇一律。如果是到了比较小的城市，这种特点尤其明显。宾馆房间很大，摆放着几件简单粗笨的家具，至少有十几只苍蝇在房间内飞舞。
温都尔汗是省会，有两万人口，城里平时看不到几个人。城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正中一辆苏式坦克纪念苏联卫国战争。广场北面是博物馆，图书馆，市政厅，以及其它政府部门。值得一提的还有位于城西的一座佛教寺庙，里面有十几个喇嘛。十七世纪时，这座寺庙本是蒙古的第一所佛学院，全盛时期，曾经有过1000名喇嘛。1938年春，在苏联指挥下，逮捕了喇嘛们，毁掉了原有的建筑。
我计划雇辆车，去林彪飞机坠毁的地方。网上资料显示，准确的坠机地点，是在温都尔汗北70公里处的贝尔赫苏木附近。没有当地人的帮助，我不可能找到那个地方，从而我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英文翻译。
借助于手边的会话手册，我在投宿的宾馆内，在市邮电局内，在邮电局旁的网吧内，在城里的几家饭店内，到处打听有没有谁能够讲英文，结果是一无所获。第二天是星期六周末，我继续寻找，结果在市图书馆得到了一点有用的线索。女馆员比划着建议，星期一上班后，我去当地的中学试一试，学校里面有英文老师，她给我写下了英文老师的名字。这个方案似乎可行，问题是，老师可能抽不出时间陪我。
出师不利，比原来想的更困难，我心里很沮丧。
傍晚前后，我在宾馆呆不住，走出门漫无目标，从城东逛到城西。肚子有些饿了，走进了加油站后面的一家饭店。饭店的营业面积不小，空荡荡没有客人。吧台前，一个看上去很有风度的中年女士，旁边还有两个小姑娘服务员。我选择了靠门口的餐桌，拿起菜单本看，上面的菜居然有中蒙两种文字。
中年女士走过来，用蒙语问：“您想吃点什么？”
我问她：“您能说中文吗？”
几句话过后，原来她是蒙族人，住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她的丈夫是那边一家酒店的厨师。这家饭店的老板是肯特省的省长，去中国访问时，邀请她们夫妇两个来这里，帮省长经营这家饭店。因为她会蒙语，能与当地人交流，实际上可以算是这的经理。她把丈夫叫出来，丈夫是汉族人，中等身材，长得很精干，话不是特别多，人非常和气。
“你是来考察生意的吧？”中年女士问我，她姓包。
“不是，我是个游客。”我回答她。
她很惊讶，你怎么会一个人旅游来到这里？我向她解释，我的旅游计划是去北边的达达勒苏木，因为是顺路，决定在温都尔汗拐个小弯，看看林彪飞机坠毁的地方。我需要请个英文翻译陪我一块去，现在还没有着落。
原来是这样。夫妻两个开始帮我想主意。两个人都没有去过坠机现场，对具体行程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他们有个现成的人选，应当能帮上我的忙，只是不知道时间安排上是不是能合适。省长有个外甥，名字叫钦日格，由于生意上的原因，经常在温都尔汗与达达勒苏木之间来回走，他的英文讲的非常好。
“说来真是凑巧，”包女士说，“前几天我碰到钦日格，他说新买了一本书，这的蒙古人写的，说的就是林彪事件。他还问了我一些问题。说不定他会有兴趣也去坠机地点看一看。”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请她无论如何帮我联系一下，没问题，她说，不过要等到星期天晚上钦日格才会过来。我告诉她，我的时间可以灵活，大不了在温都尔汗多等两天。困扰了我两天的问题，突然就这样解决了。
我点好了菜，边吃边与夫妻两个人聊天，丈夫姓季。
“你们在这生活习惯吗？”我问他们。
季先生摇头：“不习惯。这地方太荒凉，物资贫乏，物价又高，电视看不懂，连个聊天的人都找不到，我是盼望早点回去。”
他妻子没有说什么，尽管她没有语言障碍，其它不方便是一样的。从日常生活角度上讲，中蒙两个国家的差距是很大的。
一个衣着整洁，精神健旺的老太太从后面走过来，包女士赶紧站起来迎上去，两个人用蒙语交谈。季先生悄悄告诉我，那是省长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饭店后面的那排房子里。“这家人不错，几年前从乌兰巴托搬过来，待人接物都很好。”
原来省长家就在饭店后面。这老太太信佛，常去庙里面祭拜，最近省长大选，她去得更勤了，希望佛祖保佑她儿子再次当选。“别看这么大岁数，这老太太可不简单，脑筋特别清楚。”包女士返回来后，对我说。
我问她有没有可能安排我和老太太谈谈，我没有特别目的，老太太亲身经历过蒙古近代变迁，必然是见多识广。她说那要看机会，不敢保证能不能行。晚上我没有地方消磨时间，索性要了啤酒，坐在吧台旁观察来往顾客。秋季到来后，饭店进入了淡季。整个晚上，一共也就来了几桌客人。
一对情侣来晚餐，点了木须肉，酸辣汤，米饭，要了两杯伏特加。饭店里中国炒菜的价格，比当地蒙古菜要贵两倍，主要是原材料贵，都要从中国运过来。
两个行路踉跄的中年男人走进来，要了一份菜单，在我旁边的桌子边坐下，仔细研究着菜单，明显他们已经是喝醉了。我没动地方，冷眼看他们想做什么。几分钟后，两个人走到吧台前问了一句话，还回了菜单，转身又一路歪斜离开了饭店。
“他们想买一杯伏特加，钱不够。”季先生告诉我。
稍晚些时候，几个年轻人进来，要了一瓶伏特加，围着角落里的桌子坐下。过了不一会儿，在厨房里工作的一个女工出来，走过去同其中的一个男人说话。原来那个人是她的丈夫，没有固定职业，每天晚上和朋友出来找酒喝。
过量饮酒给蒙古带来严重社会问题，许多男人，手里有了钱，比如说开了工资，往往第一件事就是痛饮。很快钱花光了，只好苦熬日子，一旦有了钱，又想去饮酒。妇女们也喝酒，但量要小许多。走在各个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大白天碰上东倒西歪的醉鬼，绝不是什么稀奇场面。
许多人觉得蒙古人嗜酒是一种文化传统，其实不然。在成吉思汗时代，对于饮酒就有严格的限制，触犯规矩的人要受重罚。资料记载，蒙古帝国曾一度禁止40岁以下的人接触酒类。蒙古人把今天的过饮现象，归罪于俄国人的不良影响。
长话短说，当我坐上钦日格开的丰田面包车，前往贝尔赫苏木时，已是三天后了。我们一行总共四个人，钦日格带着两个助手。林彪葬身之地位于贝尔赫苏木附近，去过那里以后，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要去达达勒苏木。
钦日格今年26岁，乌兰巴托人，大学毕业后，来到肯特省发展，英语讲的很流利。他目前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监工正在达达勒苏木建造的一处旅游村。对于林彪事件，他知道得很少，近来才开始感兴趣。
“听说你手头有本关于林彪的书？”我问他。行驶中，我坐在驾驶位旁边，钦日格的两个助手坐在后面。
钦日格一只手在身边皮包内搜索，摸出来一本书，递给了我。是本蒙文书，书中封面封底有许多照片。我已经许多年没有特别关心过这件事，看这些照片还是觉得新奇，一个逝去的荒唐年代的记录。其中有蒙古方面拍摄的现场照片，我是第一次见到。
“这本书里有没有讲飞机是如何坠毁的？”这是我真正好奇的问题。
“没有肯定的结论。如果说有人知道真相，那也只能是俄国人。但据书上讲，俄国人也是被搞了个措手不及。”
林彪出逃的时候，蒙古的边防实际上是前苏联在操作，蒙古政府只是摆设而已。
“说说看，你有何高见？”钦日格反过来问我，“是不是中国导弹打下来的？”
“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一定要我回答，那么我认为不是中国方面打下来的，因为既不合乎常识，也不合乎逻辑。”说到这里，突然想起包洛德说的，苏联人很快封锁现场的事情，我接着说：“不过我同意你刚才的话，坠机的原因可能真的没有人知道。但如果有人知道，那一定是俄国人，他们装哑巴，这件事就永远是个谜。”
两个小时后，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我们到达了贝尔赫苏木。钦日格要我们几个人在车里稍等，他下去找当地人问问，坠机地点是在哪个方向，怎么个走法。地点是在离贝尔赫苏木不到10公里外，这点是肯定的。问题是一旦走到草原上，地貌处处相似，找到具体的坠机位置，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转向朝东南方行驶。车窗外面，仍然是在蒙古到处可见的风光，茫茫的草原，起伏的丘陵，泛黄的秋草，偶尔的羊群与蒙古包。大约半小时后，钦日格把车停在路边，我抬眼四面一看，目光之中，全都是荒野。
“是这里吗？”我有些疑惑。
“我还拿不准。”钦日格回答。
我们从车上走下来。这时候我看到了，路的另外一面，距离我们大约百米外的荒野之中，有一座栏杆围起来的，孤零零的白色佛塔。
“也许是这儿吧，你看看，是不是林彪死后，有人来这立了一座塔。”我半开玩笑半认真。
“我想不会的。”钦日格说，“这塔确实是亲属立的，为了纪念家中死去的亲人，不过这肯定是当地人的塔，并且是在1990年以后。在那之前，这样的塔是不允许建立的。”
他说的有道理，但怎么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野里冒出来这么个佛塔？莫非曾经有过哪个游牧人家，住在这里的时候，家中没了亲人？从佛塔的形状规模，好像不是普通牧民人家立的，如果是有势力的人家，怎么会在这样的荒野？
钦日格回到车上，找到了他的那本书。他四面八方转了转，看看书，抬头望望远方，再看看书，反复了好几遍。我知道了，他是在根据书中的现场照片，对比远处的山形。
“咱们走，”钦日格招呼大家上车，“不是这里。”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当地的向导。靠自己这样瞎碰，看来没有多大希望。
往北边望过去，很远的地方有个蒙古包，钦日格打方向盘，把车转上了草原，直接朝蒙古包开过去。我用手托住棚顶，草地坑洼很多，不小心颠起来会撞脑袋。
“林彪家里，还有亲人吗？”钦日格突然问我。
“他出逃的时候，女儿没有跟着走，如果没有意外，他应当还有活着的亲人。”我在心里算了算，“他女儿现在是60几岁的人了。”
“他只有一个女儿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当是一儿一女，妻子和儿子都在飞机上。”我回忆了一下，“对了想起来了，据说正是他的女儿，把全家出逃的行动报告给了当时的总理，以致他们走的非常匆忙，好像是飞机起飞时，撞在了什么东西上。”
钦日格扭头看着我：“真的吗？那他女儿不是要了全家的命？”
我没有回答。疯狂的造神运动，残酷的政治斗争，再与人性搅和在一起，我说不清楚。
我们一共走访了四个蒙古包，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可以带路的牧人。第一家蒙古包内只有女主人在，她甚至从来没听说过有飞机坠毁这件事。后两家都听说过，也知道现场就在附近，但都没法说出准确的位置。
十几分钟后，牧人把我们直接带到了坠机现场。
这是块硕大的半沙漠草原盆地，现场比较平坦，周围远方是隆起来的山丘。我从钦日格手中拿过来他的那本书，就着照片对了一下山形，准确无误，就是这个地方。数十载岁月的侵蚀，离开坠机现场百米开外，根本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什么特殊之处。靠近一些，在方圆几百平方米的圈内，可以明显感觉到与周围不一样。
我走进了坠机中心圈内。一只印着成吉思汗肖像的伏特加酒瓶，端端正正立在坠毁地的正中央。成吉思汗伏特加是蒙古生产的最好的伏特加，价格比较昂贵，不是生活在这里半沙漠区的牧民消费得起的饮料。酒瓶内没有酒，但瓶子内外几乎一尘不染。看起来近一两天中，有人曾经从远处来过这个地方，留下了这只空酒瓶。酒呢？喝掉了？还是洒掉了？谁还能记得这里呢？
曾经烧焦的土地，已经稀稀拉拉长出了青草，毕竟36年过去了。我弯下腰在地面上仔细查看，寻找坠毁飞机上残留的小物件。只不过十几分钟，我捡到了五件东西：一只锈的很厉害的螺栓，一个扭曲的线轴形状的金属零件，一块溶化后重新凝结的铝合金铊，一个半边烧焦了的电容器，还有一块质地很好的白色细磁茶杯的残片。
钦日格和他的两个助手，也在聚精会神弯腰搜索。他们捡到的最好的东西，是一只烧焦的变压器线圈，应当是仪表里面的东西，比我的电容器大得多。想跟他把线圈要过来，没好意思开口。看他们认真的样子，显然也想留几件纪念品。
还是无法推测飞机坠毁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飞机在接触地面时，没有发生猛烈的撞击，因此爆炸是发生在飞机降落之后。尽管含沙地面非常坚硬，从天而降的撞击不会不留下一个深坑。另一个证据是，这是个相对于四周比较平坦的地区，有可能飞行员在迫降时，对地面条件做过选择。
在蒙古草原上起降中小型飞机，并非不可能的事情。据说早年的蒙古民航驾驶员，会把苏制小型民航机直接降落在草原上：“看到下面的蒙古包了吗？”他会告诉乘客，“我有个哥们儿住在那，好久不见，我下去看看，你们也进去休息喝杯茶。”看完朋友后，开飞机接着走，跟公共汽车一样。
再向北二百公里以外，就是蒙俄边界。林彪全家的死亡带有些宿命的色彩。
回到车上重新上路后，钦日格突然对林彪事件兴趣大增。他一边接着开车，一边向我提了一箩筐问题。他属于以后的一代人了，我先测验一下他的历史知识。
“知道毛泽东吧？”
钦日格点头。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搞过一场文化革命，这个你也知道吗？”
“当然知道，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这些在中学历史课里都学过，”他伸手拍拍皮包，“我的这本书里面也有介绍。”
对了，这小子还有本书，我必须认真一点，不能被蒙古人写的书盖过去。
近年来有些新史料逐渐面世，刊登在国内的一些网站，我碰巧读过一点。于是我尽可能从我所理解的角度，向他简单分析了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林彪是最重要的支持者，三年后，他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入了中共党章。因此，在文革初期，他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但当他的接班人地位确定后，在下一步的政策方向上，他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新的历史分析资料表明，林彪当时认为，中国应当开始更重视国家经济建设。这样的看法，意味着结束甚至否定文革，当然是毛泽东所无法容忍的。于是林彪在利用权术登上了自己政治生涯顶峰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毛泽东对其忠诚的信任。此后，政治联盟间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又持续了两年，终于在1971年9月，林彪携全家出逃国外，葬身蒙古荒原。
林彪出逃事件爆发时，中国仍然处于已持续了五年的文革狂热之中。这个突发的恶性事件，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对知识阶层心理上的震动，怎样形容也不过份。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个国家是不是出了根本的问题。林彪死后的1972年，文革势力收敛，中国社会出现短暂解冻。可惜好景不长，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极左势力反扑，开始了新一轮的灾难。然而，林彪事件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导致了人们对文革的态度，有了本质上的变化。以后的几年中，尽管极左势力花样不断翻新，但已经逐渐失去了民心支持，强弩之末，越来越处于守势了。
“可以这样来理解，”我对钦日格说，“林彪事件为中国摆脱极左思潮，七年后启动伟大的改革开放，做了意识上转弯的准备。即使不去讨论林彪当时的主观愿望，因为确实还有太多的谜团，只着眼于实际效果，也应当承认，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关头，林彪事件客观上促成了文革的结束，以及后来的根本转折。”
钦日格静静的听着，似乎在琢磨着什么事情。后来我发觉，这个家伙真正感兴趣的，是想着如何利用飞机坠毁地，吸引中国游客，在肯特省未来旅游发展中牟利。
“等我过些天回到温都尔汗，”他说，“我去省博物馆跟他们谈谈，看看能不能在历史展区里增加个有关林彪的栏目。”思索了片刻，他接着说：“你估计会有好多中国游客来这访问？我得追踪一下那架飞机残骸去了哪里。”
“没错呀，”我说，“回去后，跟你的省长舅舅说说，在博物馆开辟一个专栏。将来有多少中国游客会来这儿？那我可说不出来，但不管怎么样，发生在你们邻国领导人身上这么大的事情，总该在地区的博物馆里有个位置吧。”
随后一段时间，我们不再说话。与其他蒙古汽车驾驶员一样，钦日格车开的很疯，面包车在半沙漠的土路上下颠簸。我从口袋里取出捡来的纪念品，用纸巾拂去尘土，一件件仔细端详。金属部件锈蚀严重，看不出个所以然，但小小的镀膜电容器上，还能清晰辨认出“BRUSH”这几个字母。BRUSH是英国一家电子产品公司的名称，三叉戟飞机制造厂的电子零件供应商。
“你在想什么？”看到我盯着这些东西沉思，钦日格又忍不住问我。
“没什么，”我说，觉得有些唐突，又加上了几句话，“我突然想起来中国古诗词，告诉你也白搭，你听不懂。”
我指的是因林彪事件而出了名的一首唐诗，杜牧的<赤壁>。那首七绝，起句前四个字是“折戟沉沙”，人们喜欢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林彪坠机事件，想一想确实是贴切得很。但我此时正在回忆的，是这首诗的全部四句：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温都尔汗中心广场)

(荒原佛塔)

(坠机现场地)

(蒙古南戈壁风光(旧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