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 《下流社会》

愁容骑士_2

所谓“1955年体制”，是指1955年日本自由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后，形成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政治学中称之为“1955年体制”。“1955年体制”在政治上是东西方冷战时代的产物，在经济上则正好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相契合，而在消费方面，这个时期又是大众消费社会不断发展，中流社会逐渐扩大的时期。换一个角度讲，所谓“1955年体制”也可以理解为是这样一种体制，即对于社会积聚起来的财富，不再只由少数资本家阶级、权力支配阶级独占，而是让更加多的国民来参与进行平均分配，从而构筑一个中流人群占大多数的社会。也就是说，“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是全社会所有人群的“中流化”。

让我们再来看看前述的“国民生活意识调查”。1958年，“中下”与“下”的回答者合计共49%。195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年中，东京塔建成，“美智子热”（1958年，日本皇太子（现在的德仁天皇）与正田美智子发表婚约。作为首次从民间挑选的皇太子妃，美智子从与皇太子交往开始就受到媒体的强烈关注，两人约会在轻井泽打网球的照片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带动了网球运动在日本的大流行，美智子打网球时所穿的网球服、发带、胸饰等也成为一时的时尚服饰，并引发全国范围持续不衰的连锁消费狂潮，被称之为“美智子热”。――译者注）狂卷日本，富士重工的“SUBARU360”甲壳虫家庭轿车、本田技研的“Supercub”摩托车、日清食品的鸡味拉面等相继面世，让人真真切切看到了一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的到来。


到了1973年仅“中”的比例即达61.3%，短短十五年时间，日本已经从一个等级悬殊的社会转变为贫富差别不甚明显的中流社会，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流阶层。

然而，2005年以后的日本社会预计将不再会有较大的经济增长。对于大部分国民来说，虽然期盼着尽快摆脱经济不景气，并且消费欲求不低，但有消费欲求并不意味着追求阶层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经济的增长，因为占社会大多数的人群都是中流阶层，因此也催生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即不再谋求更进一步地缩小贫富差距（参见今田高俊著《后摩登时代的社会差别》）。

在这样的境况中，继续追求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追求社会所有人群的中流化便失去了价值，于是人们开始追求对自己来说最舒适的生活、最合适的消费，这种新的价值观已经渐露端倪。正因为如此，评论家森永卓郎所著的《年收入300万轻松潇洒生活法》一书大受追捧，畅销不衰（森永先生自身的年收入超过3000万日元，这似乎有点讽刺）。

人人以年收入700万、800万甚至1000万日元为生活目标的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至少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年收入300万日元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来，所以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当然，如果有人要追求年收入3000万日元，认为那样才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并且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动辄牟利数十亿，那也不关我的事情，别人喜欢不断提升自己的阶层则由他去好了，本人绝不妄加评论，只要我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有所保障就可以。这类人群的心理便是如此，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并无什么不当，并且也不想随别人一同再向上提高。

换言之，“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一亿人口中流化、平等化”的社会模式已经发生了动摇，转变为“阶层化、下流化”的新模式。

这种转变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潜移默化开始了，只不过当时还处在高消费社会阶段，取代“1955年体制”的新的社会模式尚未清晰地显现出来。而现在，随着经济不景气、高龄化、人口持续减少等社会结构性的剧烈变化，家庭、教育、雇佣等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的变化也渐次明朗化，新的社会体制模式便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中流化模式面临着失效

如上所述，原先似乎坚不可摧的中流阶层呈现出了向“上”、“下”两极分化的倾向。如果这种倾向是真实的话，那么收入差距一定也会对消费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中流化的时代，众多日本国民为了确认自己的中流阶层身份而抑制了某些消费。从生产的角度来说，象征着中流身份的某些商品会发生滞销，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滞销。

在中流化的时代，比之仅仅针对一小部分富裕阶层销售高档商品的欧洲模式，针对日益增多的新中间阶层以较低廉的价格销售优良商品的模式销售额更为庞大，利润也更加高。

假设销售同样的商品，例如就以男性的西服为例，上流阶层（这里将“上”与“中上”合计为“上”）的经济实力可购买价格高达10万日元的西服，中流阶层的经济实力可购买大众化的价值7万日元的西服，而下流阶层（同样的，这里将“中下”与“下”合计为“下”）的经济实力则只能购买价值仅3万日元的西服。如果整个西服市场的规模为100万人，1958年“上”为3.6%,“中”为37.0%，“下”为49.0%，由于被调查者中含有未回答的无效样本，故合计不等于100。将数字略作调整使之合计正好为100，则“上”的比例为4%，“中”为41%，“下”为55%。于是有：

10万日元×4万人＝40亿日元
7万日元×41万人＝287亿日元
3万日元×55万人＝165亿日元
总销售额为492亿日元。

1973年进入到中流化社会后，“上”所占的比例为8%，“中”为64%，“下”为29%，则有：

10万日元×8万人＝80亿日元
7万日元×64万人＝484亿日元
3万日元×29万人＝87亿日元
（注：小数点后采用四舍五入方法故合计不等于100）

总销售额为615亿日元。这主要是由于仅能够购买3万日元西服的下流阶层中有一大部分人上升为能购买7万日元西服的中流阶层，消费能力大大提高的缘故，因而总销售额增加了。

在这样的中流化社会发展趋势中，日本的家电行业、汽车行业、服饰行业以及其他所有行业的销售额都得到了惊人的增长。因此说，日本的企业擅长于生产制造面向中流阶层的商品，而却拙于生产制造面向上流阶层的商品。但由于整个社会的中流化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故此针对中流阶层的中流化模式势必将不再是惟一和有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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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一段节选。

这是一本关于日本的社会学专著

我现在在ft中文网上看连载

www.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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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呢。。。。。。。。。。。

这样的东西，没法看。。。。质量太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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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愁容骑士暂时把这本破书放到一边，然后找点资料

什么资料呢？

很简单的几个数据

1。1946年到196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的人均收入
2。1960年到1985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的人均收入
3。1980年到2005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的人均收入

然后画成一个曲线图，红色标注日本，蓝色标注美国

再来思考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曲线图

愁容骑士_2

这本书属于社会学范畴，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看日本社会，有人评价这本书为“只因人性无关制度”
所以不会合你胃口，这也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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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仅能够购买3万日元西服的下流阶层中有一大部分人上升为能购买7万日元西服的中流阶层”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为什么很大一部分以前只能买得起３万日元的西服的日本人能够上升为能够买得起７万日元的西服？

为什么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３年蒙古的孕妇死亡率能够在短短三四年之内翻了一番？

那本日本人写的书，之所以说它质量粗糙，是因为它只描述了一些十分表面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根本没有被提及

henanhujaa_2

按照今天的汇率，３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大约１８００或者１９００元人民币

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25年并且创造了奇迹”的中国，今天绝大多数人不要说７万日元的西服，即便是３万日元的西服都也都买不起或者至少也是根本不会去买？

为什么在哈佛大学指导经济改革的蒙古，经过了漫长的１７年的变革之后，今天的乌兰巴托北郊的蒙古包区的绝大多数人都也根本不会去想３万日元或者７万日元的西服？

无论是小兔子还是白桦林都在乌兰巴托呆过很久，他们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在乌兰巴托北郊的大片大片的蒙古包区的居民中，究竟有多少人拥有一件３万日元乃至７万日元的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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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
出刊日期：2004年7月5日（2004年第三期） 　期刊号：第30期　作者：理查德•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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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自１９９０年以来就采取“休克疗法”或者“大棒”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转变。内容包括快速自由化、放松管制、规模私有化，并辅之以严格的稳定政策。
　　转轨的大部分时期经济增长水平低，贫困程度上升，收入不平等现象扩大，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在转轨开始的四年时间里，稳定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遏制超高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收支失衡危机方面取得了成功。
　　蒙古转轨早期的决策是分散且混乱的。许多改革措施制订得比较仓促，改革先后顺序不清。这些失败的后果对国家经济和蒙古人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严峻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自由的，但对发展进程缺乏关注，因此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良结果。
　　本报告拟从以下方面对整个转轨时期进行分析：
　　１、经济后果。
　　２、贫困和收入不平等。
　　３、社会后果。
　　公众普遍坚持休克疗法。这一阶段政策的演变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１、转轨启动阶段。本阶段具有“变革突进”的特征，反映了政府对加强新秩序的迫切愿望。
　　２、巩固阶段。这是一个对改革政策持续执行的阶段。
　　３、加快和振兴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在新的而且拥护市场经济的政府选举之后。
　　４、成熟阶段。本阶段的特征是政策适应性和政策创新。
　　在所有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蒙古在政治领域是一个范例。它在没有引起任何政治变动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变革和宪法的变更。
　　
　　第一部分：环境和现存条件
　　客观来看，前苏联体制下的中央计划体制，给普通蒙古人民带来了很多好处，特别是这一阶段的后半期，社会和经济成就是非常明显的。到１９８９年，蒙古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前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家，８０年代，也就是转轨前的１０年，它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４．５％。
　　随着进入现代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在游牧生活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１９８９年，人们平均寿命达到６３．８岁，成年人识字率达到９８％；建立了卫生和教育网络，为城乡居民服务。建立技术学校，使牧民的孩子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除此之外，社会主义经济进入了实质性阶段。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提供集体服务（如疾病控制）以及紧急事件处理机制等。国家支持畜牧业的发展，加强对畜牧业的管理，使畜牧业的发展和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得到协调互动。
　　但是，实际经济的运作并不是很好。工业化和农业生产都是由大量资金投入支撑的，对农业的补贴主要来自苏联。分析家们估计这种援助达到ＧＤＰ的３０％。
　　因此，转轨政策和中央计划的制订者都开始对蒙古发展战略的有效性和一致性产生怀疑。外部强加的工业化模式已经过时，种植业和集体农庄效率低，而且产品没有市场。早在１９８５年，政府就开始采取措施，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重新调整发展目标。
　　蒙古转轨开始时的经济条件是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条件相当的。蒙古实行的是苏联的经济模式，高度资本化，适应性差，消费水平高；但是它也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发展优势，以及维持福利和生产的体制和结构，特别是在恶劣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
　　
　　第二部分：转轨
　　变革的政治经济
　　蒙古的转轨实际上开始于１９９０年，也就是前苏联解体的前一年。是在政治动荡之后。
　　１９９２年，通过了新的宪法，巩固了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宪法规定蒙古是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国家，总统是国家元首，总理领导立法委员会，总理每四年选举一次；宪法同时规定了司法独立体制。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市场化改革。
　　在所有的转轨改革中，蒙古政治领域的改革被证明是最成功的，与许多其它转轨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蒙古在整个转轨进程中没有出现政治混乱和造成人员伤亡。
　　１９９２年宪法通过后，举行了选举。前共产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尽管该党的名称含有社会主义色彩，但蒙古人民革命党离社会主义甚远。执政之后，开始进行政策选择，加快了转轨进程的步伐。１９９６年，蒙古人民革命党被民主联盟击败，但这些政策没有被废除。２０００年，蒙古人民革命党重新执政，继续保留了这些政策。
　　经济改革时间表
　　综上所述，整个转轨阶段的政策取向是保持高度一致的。适应性向更高程度发展，只是近年才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放弃中央计划体制，用自由经济体制取而代之。放弃中央计划体制的要求在转轨头几年非常强烈，国家开始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控制和协调。早期的转轨被人们描述为“组织混乱”，每个部委都有自己的行政体系，追求的目标互相交叉，而且经常互相矛盾。
　　随后的选举加强了政府内部的协调，但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仍然存在，政府故意避免中国和越南所采取的渐进转轨发展战略，或者说东亚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战略。
　　改革的发展历程
　　跟其它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一样，改革进程的速度是由以下措施所决定的：
　　１、放开价格和贸易关系，包括废除进口关税和削减配额。
　　２、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包括实现金融自由化、资本帐户可兑换性、国内货币的浮动等。
　　３、国家财产的私有化，包括对居民住宅以及企业的私有化等。
　　４、支持国家规制管理活动，制定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新的体制和法律工具。
　　政治从转轨启动到转轨中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总体来讲，蒙古的改革从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开始，随后是对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再后来就是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剥离。从整个转轨过程来看，体制改革并没有系统进行，而是偶尔为之。
　　转轨初期，政府被迫采取激进的经济稳定政策，以对付由于放开消费价格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在９０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之后，蒙古开始实施严格的货币政策，并重点稳定价格。
　　改革在整个进程中保持了较快的速度和较强的一致性。按照改革进程的重点，按时间顺序改革分成四个阶段，具体如下：
　　阶段一：快速转轨阶段。本阶段指１９９０年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后的二到三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放弃命令经济，“突击变革”，协调性差，行政手段失灵。一些改革实施速度快，考虑不周，阶段划分不清。
　　阶段二：巩固阶段。该阶段指的是１９９２年新宪法通过后，蒙古人民革命党上台以后的一段时间。它的特征是执行和完成过去所制订的措施。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年，绝大多数的企业都进行了私有化，价格进一步放开，只有少数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受国家控制。本阶段的国家货币也呈现出浮动态势，同时也采取了措施放松了对资本帐户的管制。
　　阶段三：振兴和提速阶段。这一阶段包括１９９６年以来的一段时间。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进行更加激进的改革。新的政府首先全面完成价格自由化和取消所有关税。当时，关税收入占政府收入的１５％以上，所以取消关税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阶段四：适应和创新。这是转轨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在政府更迭和２０００年蒙古人民革命党重新执政之后。新政府并没有关注发展问题和穷人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们并没有对执行中的政策决定进行重新评估。因此，本阶段只能看作是过去政策的继续，它更多考虑的是改革的结果，特别是对收入、就业和产出的中期后果。剩余的国有企业将卖给战略投资者。
　　更多激进的思想开始出现，并开始执行。包括土地私有化（主要通过委托方式进行）。政府同时向公众宣布其将部分公共部门进行私有化的意图，这些公共部门包括学校、医院等。他们使用的模式称为新西兰模式。
　　
　　第三部分：转轨业绩评估
　　以下从三个方面分析转轨政策的发展过程。
　　经济表现
　　数据和趋势
　　转轨启动后随之而来的是１９９１年的产出大规模下降，１９９２和１９９３年该趋势继续并有所加剧。这从失业率上升、主要国有企业的破产可以反映出来。１９９４年，经济增长恢复强劲势头，ＧＤＰ增长非常迅速，２００２年的ＧＤＰ超过其１９８９年的水平。
　　但人均ＧＤＰ大不如前，比１９８９年的水平总共减少了３０％，折腾了13年，结局是从“不好”到“极端痛苦的崩溃”再到“不好”
　　对采取快速转轨政策的经济体来说，这种情况应该比较熟悉。
　　随着工业基地收缩，农业及其产出份额上涨，充满活力的服务行业的出现以及矿产品提炼工业的复兴等，转轨已经导致了实际经济的重新定位。
　　就业构成的变化反映了这种趋势。在转轨初期，失业大增，劳动力被放牧业、然后是非正式行业所吸收。
　　蒙古的收支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衰退加剧，国内需求迅速减少，经常帐户盈余取代了收支平衡危机。随后出现了长期的贸易赤字。
　　外来援助可以不断地弥补贸易赤字。外来援助在９０年代后期所占ＧＤＰ比例达到前苏联援助所占ＧＤＰ比例的水平。这种趋势有所减弱，但近来的估计显示蒙古还是一个高度依赖援助的国家。国外发展援助目前占ＧＤＰ的２０％，蒙古在世界上最依赖外援的国家中排名占第七位。
　　贸易模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亚洲、美国和西欧成为主要的出口市场。
　　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反映了转轨时期境况的恶化，但赤字被控制住了。
　　结果的评估
　　对蒙古后转轨经济的表现，正在进行的少数权威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鲜明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派，一直在争论不休。
　　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进一步扩展了支持政策影响的看法。对ＰＯＭＦＲＥＴ来说，与中亚前苏联国家相比，蒙古的转轨衰退是短期的。ＣＨＥＮＧ（ＩＭＦ，２００３）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蒙古的转轨是“顺利”的，成果是“丰富”的。
　　ＣＨＥＮＧ从以下方面来解释蒙古转轨“好”的表现的：转轨初期没有结构性的扭曲，如没有过度工业化；早期的改革效率高，已经取得了成果。随便读过那篇ｕｌａｎ报告的人，都会很熟悉这句话
　　这些看法说明蒙古的转轨是成功的，这是通过比较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的表现和采取相同转轨政策的国家的表现而得出的结论。
　　Ｎｉｘｓｏｎ和Ｗａｌｔｅｒｓ?２０００　提出了两种重要的批评。第一，他们对利用ＧＤＰ总量衡量初始经济收缩所造成的需求震动的效果产生怀疑，他们认为１９９２和１９９３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对实际经济来说并不是那么严重。国内需求减少了６０％，原因在于稳定政策的协调差，以及１９９１年前苏联一夜之间就将消费补贴抽走了。第二，９０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对转轨国家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蒙古的原因非同一般。它不是因为政府向银行借了大量的钱。他们认为放松进口管制、对价格自由化的控制不严、国内供应反映不强、对银行业缺乏管制是关键因素。他们还认为长期的货币紧缩窒息了少数竞争性的有附加值产业的发展。
　　ＧＲＩＦＦＩＮ在２０００年为ＵＮＤＰ准备的一份关于决策和扶贫的研究报告中重申了这一点，但同时认为休克疗法和坚持自由经济把蒙古锁定在一个能力未能充分发挥并存在大量贫困现象的地步。他还认为目前惩罚性的高利率、国内存款的暴涨和工业能力的下降，导致了就业率低并从根本上限制了蒙古中期的增长潜力。
　　国家观点
　　大多数接受调查的政府官员都持中立或“谨慎”态度，他们承认转轨初期的弱点，但强调了９０年代中后期政策和结果方面的进步。
　　贫困与转轨
　　转轨对贫困的影响是蒙古转轨的一个方面，通过评估表明，在最后１３年，蒙古贫困加剧。
　　在转轨之前，蒙古几乎没有绝对贫困现象，蒙古的福利制度确保收入平等，保证人民生活在基本生活线之上。在这种体制下，不平等是没有听说过的。但１９９５年进行的第一次生活标准衡量调查表明，大约有３６％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第二次调查是在１９９８年，没有显示出重要的变化，除了贫困的程度加深之外，还有穷人之间的消费、分配的程度都有所下降。
　　除此之外，基尼系数也表明了这两年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系数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间上升了１３％，非官方２００２年的调查显示情况更糟。

[ 本帖最后由 henanhujaa 于 2007-5-20 03: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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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争论
　　关于贫穷的争论，所有评论家都同意在制定政策时考虑贫困的严重性，把减少贫困作为政策重点。政府直到这几年才把减贫提上工作日程。
　　但是，在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没有达成共识，特别是在所选择的转轨改革政策是否会加剧贫困的问题更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ＧＲＩＦＦＩＮ提出的具体行动是：通过关税和出口政策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贸易环境；降低利率；改善蒙古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通过基本的福利制度，确保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保障。
　　尽管ＧＲＩＦＦＩＮ的建议尚存争议，大部分都被政府所忽略，但也有迹象表明，政府对建议的某些部分给予承认。包括对穷人的承诺，支持扶贫项目，接受减贫的非正式措施等。
　　社会后果和个人生存战略
　　除了经济的严重收缩和贫困的出现，转轨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错位，这些现象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分析。第一，从卫生和教育部门的结果分析，第二是从普通蒙古人民所采取的生存战略来分析。这两者都导致了部分人口的迁移。从总体水平来看，这种状况在卫生部门最严重。孕妇的死亡率急剧上涨，１９９０年１０００个孕妇生产时死亡１．２个，但在发生危机的１９９３年，该数字翻了一番，达２．４人。婴儿死亡率升高，人均寿命缩短。蒙古人的生存权出现了重大危机，这其实就是根据1995年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全球精英会议的精神，美国理想中的明日 世界，是一个只有现在地球人口20%的世界。参与这个会议的精英们似乎认为，人类中多余的80%人口属于垃圾人口，对于仅占 20%的有价值人口，它们是巨大的麻烦同时会制造极大的安全问题。就是逐步设法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所以必须 设法消灭和淘汰那些无能力创造新价值的"群畜"（新尼采主义）。人们应当注意到，在客观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 以及生物武器技术已经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高科技手段。也就是说，现在已可以使用较"人道"的方式（而不是集中营的焚尸炉），非血腥地、大规模地消灭劣质人口和文明。
　　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没有那么明显，成人识字率有所上涨。但在９０年代早期和中期，总体入学率下降，而且性别不平衡状况严重。
　　所有这些都与转轨时期普通家庭采取的应对战略相关联，这可以从人口的迁移中反映出来。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人类）生产率降低。
　　２、人口迁移的模式不断变化。转轨初始，由于工业企业大面积倒闭，下岗工人只好向农村转移，寻求新的工作机会。但这种现象并没有解决中心城市的贫困问题。在整个转轨阶段，农业的生产率已经下降，原因是以前由集体农庄所提供的集体服务体系已经崩溃，农业基础设施的老化和恶化。１９９９年，人口流动的方向发生变化，从农村向中心城市流动，包括蒙古的主要城市。
　　３、非正式行业的发展。
　　
　　第四部分：结论和总体评价
　　蒙古在改革中采用“休克疗法”或者“大棒”方法。该方法在开始转轨的前三年时间内使用，包括对消费者价格的完全放开、资本和经常帐户的可兑换性、贸易自由化和中小企业的私有化等。
　　在实施该政策的随后几年里，蒙古的经济严重衰退，通货膨胀率奇高、破产频频、产业崩溃，更糟糕的是出现了大量的贫困现象和严重的社会混乱。但最终经济收缩现象得到了控制，经济总量开始回升。
　　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当中，蒙古的转轨成绩是比较好的，高于上述国家的平均水平，尽管这些国家采取的也是快速转轨政策。
　　但若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政策在追求高人均收入和培育新的附加值活动方面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有证据表明转轨初始阶段的“快速”方式导致了行政和治理失灵，影响了决策质量。一些改革的顺序安排存在缺陷，改革措施的执行质量不高，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程度，导致产业基础的毁灭。
　　关于贫困和扶贫问题。转轨时期的贫困程度有所加剧。从转轨中期开始贫困率变得稳定。但扶贫努力和经济增长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贫困的深度和严重程度仍然在加剧。
　　关于私有化方法，也就是房产的不平等分配和牲畜的指令性分配增加了不平等现象。这会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潜力造成消极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尽管转轨目前存在缺陷和不足，但政府官员是在进行政策学习和进行政策性调整的。第二，政治领域的转型，蒙古比大多数民主转轨国家做得更好，而且是在没有引起任何政治混乱的情况下实现的。
　　
　　第五部分：未来的挑战
　　以下简单归纳蒙古人们未来几年所面临的５个方面的政策挑战。
　　贫困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
　　蒙古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贫困问题及其所伴随的社会问题，包括教育、卫生、犯罪和个人安全等方面。
　　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穷困百姓，必须要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一方面这样的措施要以穷人为目标，另一方面要进行一些有利于穷人的经济活动。
　　贫困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有新的特征。因为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本土化，政府需要考虑通过预算措施，向百姓提供基本的福利，以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标准。
　　增加附加值
　　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以促使更多的生产活动，创造更多的附加值。
　　这需要对政策进行重新定位。改进银行业，将非正式行业与主流经济结合起来，重新调整国家和地方预算开发人力资源，重新审定贸易政策确保国家货币价值保持在适当水平。
　　投资、国内资源和援助依赖
　　为了创造更多的附加值，促进蒙古的经济增长，需要进行更多的投资。为了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通过国内资源来满足这些需要。需要采取措施增加存款，以及刺激对存款的需求。要给储户更多的激励，同时要鼓励企业的发展，以扩大对资金的需求。
　　预算优先，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
　　但预算的重新分配并不意味着增加财政支出，而是应该对重点领域进行重新调整。
　　体制建设和善治
　　体制建设包含各种机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及社会习俗习惯等。
　　良好的治理（善治）非常重要。蒙古一定要建立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和作风，并且需要扩展到经济治理领域。
　　
　　[作者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
　　[陈传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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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何新：美国有个惊天大阴谋!----再答香港商报

问：何新先生，您曾说，您认为美国似乎有一个解决全球问题的时间表？

答：对。

问：您的看法是什么？

答：我认为美国当前针对阿富汗以及即将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只是美国意图重新安排世界的时间表上的第一步。

问：第二步呢？

答：世人皆知，美国英国高度重视伊斯兰地区，是具有深远的地缘战略考虑的，特别与石油政治有关。而后其打击目标将转向东亚的儒教地区，首先是朝鲜以及中国。美国之所以特别关注朝鲜问题，实际与其关注台湾问题一样，因为它们是指向中国的战略前沿区域。

问：但布什总统在公开谈话中一直认为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答：这只是外交辞令。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总统在9?11后明确说过：凡不是美国朋友者　　都是敌人。我认为美国对华既有一个短期的安抚政策，还有一个长期不变的根本性战略目标：这就是必须遏制中国走向强大。克林顿任总统时采取的办法是实施接触性遏制，即软遏制。而布什总统时代的政策则似乎更倾向于硬遏制，即武力遏制。

问：在中国之后呢？

答：然后会轮到俄罗斯。我认为美国对俄罗斯联邦未来的战略长期目标是早已胸有成竹的，这就是：孤立它，隔绝它，弱化它，拆解它。最终必须粉碎它。

无论俄联邦对美国实行什么政策，这一目标都要达到。但在时间表上，解决俄罗斯问题则是排在中国问题之后。

问：解决这些国家之后，天下会太平吗？

答：如果上述目标顺利达到，那么美国其后的矛头会转向修理那几个对它一直怀有异心的不稳定盟国，法兰西、德国以及日本。

问：难道美国以后不要盟国了吗？

答：美国心目中真正的铁杆盟国，只有两个，这就是英国和以色列。其它所谓盟国，都只不过是仆从或暂时加以利用的工具。请注意布什总统当今所确定的关于美国敌人的定义："任何持有或谋求对美国具有威胁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都是敌人。"这个定义的潜台词是：只有美国有权拥有和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他任何已拥有或谋求拥有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不论是现在的敌人，潜在的对手或目前的盟国，都是对美国有潜在威胁力的国家。看来，美国未来准备对全世界实施秦始皇的政策。

问：秦始皇？

答：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秦始皇下令销毁民间的所有兵器以及可用以制造兵器的金属。其实秦始皇也是反恐怖主义的一位旗手。为防止恐怖主义袭击（如荆轲刺秦以及博浪椎一类），秦始皇在结束对六国的战争之后，立即"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鼎"，并铸成"金人十二"。

问：你所描绘的似乎是一幅十分令人惊怖的未来景象。那么你认为未来真的具有发生核战争的可能吗？

答：我在1991年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交谈时，已设想过在第21世纪可能发生"核游击战"。最近几年我多次警告人们，当今世界愈来愈逼近走向核战争。

不久前，美国披露了国防部的秘密核打击报告。这在全球已成为热点话题，但对我不会感到是新闻。3月13日，布什总统在白宫新闻会上，又宣布美国将实施新的核战争政策。他明确地宣示：对任何国家，包括无核国家，进行核攻击是"美国必要的选择之一"。虽然鲍威尔后来又否认这一点，但这只是反映了美国统治层内部的一种战术性争论。而从美国近年采取的全面整军备战政策看，在美国所认为必要的时间和地点对任何对手发动突发性核袭击，已绝非一种不可设想的神话。

问：你认为，美国准备核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统治全球吗？

答：不。我认为美国与19世纪的古典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它并不想统治现在这样一个地 球。如果根据1995年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全球精英会议的精神，美国理想中的明日 世界，是一个只有现在地球人口20%的世界。1/5"精英"对4/5"无赖"的战争。

问：上次您曾谈到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费尔蒙特饭店会议"，这次会议似乎未在媒体上见诸报道？

答：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但至今在媒体很少见诸评论。原因是它是高度保密的。据说只有3名特选的媒体记者被允许旁听旧金山会议所有工作小组的讨论，所以一般传媒似乎都不了解关于此会的内情。

问：请您谈谈您所知道的情况。

答：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由美国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集当今世界的500名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其中包括乔?布什（当时他还不是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布热津斯基以及索罗兹、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大名鼎鼎的全球热点人物，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高层圆桌会议。讨论关于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问题。这个会议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业已到来。这个时代将是非工业文明的时代。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一起，已成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即将不复存在。（奈斯比特语）欧洲模式的福利资本主 义已经过时。

问：关于后工业时代这个话题，人们早些年已不断地从传媒中听到过。

答：是的。但如果没有认真研究过关于旧金山这次会议的精神，你是绝不会理解所谓" 崭新的文明"、"后工业时代"等语词的真正涵义的。

问：请问这个会议对此是如何解释的？

答：旧金山会议的与会者把未来简化"20比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　　（tittyainment）的新概念。

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据与会者透露，到会的全球精英们认为，在21世纪，仅启用全球人口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因为目前全世界的价值，主要部分仅是由地球人类中的1/5所生产。换句话说，其余的80%或4/5地球人口，都是不能创造新价值的人类废物。"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因此他们认为，地球上"只有20%的人有权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此外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继承人。）"（以上均引自该会纪要， 汉斯。马丁?彼得先生提供。）

问：那么其余的人呢？

答：参与这个会议的精英们似乎认为，人类中多余的80%人口属于垃圾人口，对于仅占 20%的有价值人口，它们是巨大的麻烦同时会制造极大的安全问题。

这些垃圾人口多数 分布在目前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这些垃圾人口成为产生"无 赖国家"的根源。一旦这些"无赖国家"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成为反对地球精英 的"邪恶轴心"。

问：那么如何解决呢？

答：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桨浮Ｒ皇遣既冉蛩够?岢龅奈鼓讨饕澹?"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穷困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这就是所谓"喂奶" （enterainment&tirs）的路线。 布热津斯基说，"未来人类社会是1/5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必须让其余4/5的废料人口被排挤出局并依靠喂奶过日子"。

问：如果其余80%人不愿接受这个方案，或者如果说，1/5的精英已不愿意再对那无用的 4/5人渣实施喂奶呢？

答：那么就产生另一个方案，就是逐步设法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被特准参加此会 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汉斯?彼得?马丁这样描述这个会议，说它对未来地球上的每 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是：你将成为地球之宴的就餐者还是将成为食剩的垃圾？

问：太可怕了。这难道是真的吗？

答：要理解一个国家的政策，首先要了解这个国家是如何看待现实和未来的。因为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两点：一是应对现实中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引领和塑造现实使之达到所期待的未来目标。在后一意义上，远期政策实际就是导向未来的国家战略。这次旧金山会 议之所以极其重要，其根本意义即在于此。

问：近年人们常谈所谓"后现代"、"后工业文明"、"全球化"，但似乎没有人考虑你所阐 述的这一层意义。

答：近200年以来，英美的统治精英一直深受三种社会哲学的影响。一是马尔萨斯主义，认为地球资源和环境无法承载隔代而倍增的人口。二是应用于人类的达尔文主义， 主张大自然的天律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三是尼采鼓吹"超人"对"群畜"人渣宣战的精 英主义。

所以出席这个会议的精英认为，当今地球所负载的无用而劣质的人口垃圾是太多了。当代所面临的全球环境以及不可再生资源问题，使人口危机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必须用战争和瘟疫（生物武器）来消灭他们（新马尔萨斯主义）。由于现代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仅由20%的优秀人口和优秀文明（以英格鲁撒克逊文明为代表）所创造。所以必须设法消灭和淘汰那些无能力创造新价值的"群畜"（新尼采主义）。

人们应当注意到，在客观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以及生物武器技术已经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高科技手段。也就是说，现在已可以使用较"人道"的方式（而不是集中营的焚尸炉），非血腥地、大规模地消灭劣质人口和文明。必须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才会真正理解美国何以对任何其他国家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此敏感，同时自己则大规模地加速研制发展这一类新式武器。

尼采说：就我的本性来说，我是好战的！攻击，这就是我的本能。与人为敌，这是我的 天性。（参看商务版尼采《权力意义》第18页）

布什总统上台以来，对世界不断提出尖锐刺耳的挑战。有人称之为"单极主义"，有人称 之为"畜仔斗士"，其实都不确切。布什主义就是尼采主义。

问：尼采哲学近年在国内也很流行。

答：我们国内一些精英总是很乐于对国外流行的东西象鹦鹉一样学舌。但仅仅是作为鹦 鹉，因为鹦鹉并不理解它所叙述的那些语句的真实意义。

"让超人降生，消灭这些群畜！""必须爱除衰退的种族！"这是尼采在1889年写作的《权 力意志》中发出的呼唤。我设想，这个淘汰劣质种族和人口的武力和文化的复合进程， 也许会在第21世纪即本世纪之内成为人类最终所将面临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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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蒙古人比较熟悉的话语来总结１９９５年会议的中心思想，那么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其实1995年会议的思想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概括－－－－－－“２０％的工业化国家的人需要全球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其余的人要么必须接受十分低的中国农民式的生存，要么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严重生存压力，使之不那么引人注目地被消灭掉。”

有好事者不妨查一查近几年在中国，自杀率升高的速度，比如说大学学费，医疗费用或者失业乃至矿难。。。有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一年煤矿工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就差不多同１９３７年的南京大屠杀相当，但是在媒体的成功运作与精神观树下，大多数中国人只会记得１９３７年的南京，而根本不知道中国煤矿工业事故的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以上，更不知道每年仅仅矿难就能够导致南京１９３７相同的人类消灭的效果。

这也就是所谓的“通过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严重生存压力，使大多数人不那么引人注目地在肉体上被彻底地消灭掉。”

有数据表明，由于苏联解体后俄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崩溃，结果各种苏联时代早已被有效控制的疾病的重新大规模蔓延，并导致俄国人每年被病死的人数超过了广岛原子弹轰炸所导致的死亡。

[ 本帖最后由 henanhujaa 于 2007-5-20 03: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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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值得玩味的数据－－－－199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为1.48亿，2001年减少到 1.44亿

静悄悄的大屠杀，“文明”的大屠杀。。。从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１年，俄国每年静悄悄地经受了一次南京１９３７式的屠杀，利用经济转轨的高强度生存压力进行大屠杀的效率大约是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的三分之一，纳粹灭绝营系统的效率是５年内杀死６百万犹太人，俄国经济转轨的屠杀效率大约是１０年内杀死４百万俄罗斯人

   

　　前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媒体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已连续10年超过人口出生率，人口数量持续减少，人口质量不断恶化，人口危机已成为威胁俄罗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头号敌人，如果现在不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将来俄罗斯的国家基础都会受到动摇。

    人口数量持续减少

     普京总统的话并非耸人听闻。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及俄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透露，俄罗斯1998年人口出生率为8.8‰，死亡率为13.6‰；1999年分别为8.4‰和14.7‰。死亡率比欧洲发达国家高2至4倍。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俄罗斯民族自诞生以来，人口不断增长。但从1992 年起，俄出现了民族史上从未有过的非战争性人口危机。1914年，俄罗斯有人口8990万，199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为1.48亿，2001年减少到 1.44亿，目前为1.43亿。按近10年的减少速度计算，到2016年，俄人口将减少到1.34亿；2050年将减少到8000万，比1914年还要少 990万。

    人口质量不断恶化

    最近10年来，俄罗斯不仅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而且人口质量也在不断恶化。去年，俄罗斯人均年饮伏特加酒17升，比10年前增加了60％。由于酗酒人数越来越多，每年冬天仅在莫斯科醉卧街头被冻死的人就有二三百人。吸烟的人比10年前增加了30％，现在，俄罗斯2／3的男性和1／3的女性是“烟民”。俄社会问题研究所在去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一年中每天至少抽一包烟的“烟民”中竟有不少是11岁的儿童，每年因吸烟而得病死亡的人达30万。

    更为严重的是，目前俄罗斯尝试过毒品的人达400多万，经常吸毒的人有250万，其中76％是30岁以下的青年甚至少年，中学生吸毒人数比1993年时增加了20倍，因吸毒死亡的人比10年前增加了11倍。据今年初的统计，俄罗斯的艾滋病患者有40多万，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达100多万。此外，因酗酒、吸烟、吸毒、性病等各种原因导致双亲健康出现问题，致使婴儿出生时就有残疾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俄目前残疾人数已经超过600万。

    俄罗斯犯罪人数也在急剧增加。2001年俄被判刑的人有300多万，监狱里的犯人达200多万。许多监狱人满为患，有的监狱因床铺紧张，犯人在床上睡觉要白天夜晚分批轮换。

    据今年的统计，俄罗斯的孤儿数量比10年前增加了2倍，因离婚和家庭暴力等原因造成的流浪儿达200多万。10年来，因工作劳累、失业、失恋、家庭暴力等各种原因自杀的俄罗斯人平均每年增加10％，去年自杀的人将近7万。

     近10年来，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下降。去年，俄罗斯男性公民的平均寿命为58.5岁，女性为72岁，平均寿命为65岁，而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78 岁，妇女为80岁。目前，俄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1970年，俄罗斯有退休老人2000万，2000年退休老人增加到3800万。预计到2015 年，俄罗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占全俄人口的20％。

    人口危机的主要原因

    俄社会学学者、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认为，造成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以莫斯科为例，1990年莫斯科人均消费各种肉制品、奶和奶制品、蔬菜水果分别是105公斤、436公斤、121公斤，2001年分别减少到60公斤、270公斤和70公斤。医疗等社会保障条件也不如从前，居民健康状况普遍恶化，老百姓患各种疾病数量大大增加。同时，医院服务费和药品价格不断上涨，没钱看病买药的病人越来越多，死亡率持续上升，有劳动能力的男性公民的死亡率尤其高。

    现在，俄罗斯青少年中有90％的人身体不健康。15岁至19岁青少年死亡率比10年前增加了40％。青壮年劳动力的死亡率比10年前增加了2倍。10多年前几乎被根除了的结核病近年来在俄罗斯急剧泛滥，因结核病死亡的人比5年前增加了90％。

     同时，俄罗斯妇女的生育率呈下降趋势。60年代中期，俄罗斯每名已婚妇女平均生2.1个婴儿，1998年，每名已婚妇女平均生1.2个婴儿，如今只有 0.9个。因生活负担过重等原因而不愿生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现在，俄罗斯不想要孩子的家庭达700多万，因病不能生育的夫妇占已婚夫妇总数的15％。俄罗斯妇女难产死亡率比欧洲发达国家高近10倍。

俄罗斯人口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有如下方面。
　　1、酗酒严重，使大量男子命归黄泉。酒精中毒死亡成为俄罗斯的严重社会问题。自1992年以来，酗酒者的数量已翻了一番，达到220万人。这其中11万人是12-16岁的青少年。据资料统计，有2/3的俄罗斯男子的死亡与酗酒和酗酒引起的事故和疾病有关。大多数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失业问题有关
　　2、人工流产导致的妇女死亡人数增加。由于经济衰退，许多自身难保的俄罗斯人，越来越不想有家庭之累。仅在1999年~2000年之间，结婚率下降了5%，而离婚率却上升了23%。1994年以来，高达70%的怀孕的年轻女性，都做过人工流产，其中许多人因此患上不孕症，并导致不少妇女死亡。
　　3、自杀率上升。失业者、破产者、失意者、老年贫困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自杀之路，目前的自杀率达到每10万人中有40人，而且有增长趋势。
　　4、结核病发病率高。在前苏联时代，结核病已基本上被消灭，但近年来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仅在1999就有12.3万人死亡。据悉，即将出台的大赦令，俄政府将释放4000名患有结核病的在押犯，而他们中的多数人携带着抗药性极强的病菌，这又将威胁更多人的健康。
　　5、性病、艾滋病肆虐。由于性接触而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迅速增加，死亡者也在不断攀升。1999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达到3.1万人。10 余年间，染上梅毒的人猛增，目前已达到每10万人中有234人，死亡人数上升了40倍，且还在迅速上升。严重的更在于，这些泛滥成灾的疾病早已使现行的医疗体制不堪重负，缺医少药，许多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被送上不归之路。

[ 本帖最后由 henanhujaa 于 2007-5-20 03: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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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的铁杆同党、号称“青年改革派”领袖和“休克疗法之父”的盖达尔，在叶利钦去世的当天，他就针对俄罗斯国内外批评叶利钦的私有化改革问题表示：“最主要的是，（在苏共垮台过程中）叶利钦成功地避免了类似'十月革命’时期造成的大规模的流血，没有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没有造成饥荒和内战，他成功了”。这位经济学家在高调赞扬了叶利钦“领导了俄罗斯最困难的时期”。另一位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总设计师”、叶利钦“铁哥们”的丘拜斯更是高度赞扬了叶利钦经济改革的“历史功绩”：“他成功地完成了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他把我们从不自由带向了自由，他把我们从一个把谎言认为是很自然和理所应当的，从党中央总书记到普通公民，随处充斥谎言的国家，带到了一个开始努力活在真实中的国家”。还有一位曾任叶利钦政府中第一副总理和燃料与动力部长等职的涅姆佐夫，在评价叶利钦的私有化改革时也给予积极的肯定：“千千万万的俄罗斯人应该对叶利钦表示感谢，因为他给了他们自由活着的权利”。发了财的俄罗斯从事律师工作的安纳多里对叶利钦也是感恩戴德，他说：“我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有25年的党龄。……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自由，限制个人发展。正是叶利钦带领人们摧毁了共产党体制，这使我能大展拳脚。我在叶利钦执政后就开公司赚钱，所以我有今天得感谢叶利钦。”（以上摘自2007年4 月25日《新世纪》）

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啊！这几位曾在叶利钦当政时期充当帮凶的人物，的确活在“真实”的资本主义“天堂”中，有了“自由活着的权利”？！然而，这种资本主义的“天堂”、“真实”和“权利”并不属于俄罗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是属于借所谓改革之机大肆掠夺苏联人民70多年来流血流汗创造积累起来的全民财产的强盗+资本家+贪官们！丘拜斯现在是俄罗斯最大的电力公司“统一电力公司”的总裁！他的巨额财富是怎么来的？就是靠欺骗和强取豪夺得到的！因此，他们这些强盗，这些吸食人民血汗的暴发户，“备受争议”，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就在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们弹冠相庆、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时候，分裂后的苏联各个国家纷纷陷于贫困和混乱之中。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年至1945年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有1/3的居民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全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而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而一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

就连叶利钦亲自钦定的接班人普京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他不无忧虑的说：“目前俄罗斯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2007年4月24日博讯网）

2002年1月15日《真理报》刊登了采访俄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科学院院士维克多?维德曼诺夫就苏联解体“谁之罪？”与“怎么办？”的谈话，详细地列举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一组数字和事实。他说：“如果不是瞎子，谁都会发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将我们国家带到了何方。他们为争权夺利导致了苏联这个伟大国家的名称在世界地图上的消失。他们'管理’的这些年，是俄罗斯逐步陷进深渊的岁月，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所取得的使其成为第二个超级强国的一切成就全部丧失和修正，俄罗斯实际上已变成第三个世界国家，成了西方的叫花子。我们自我欣赏，以为依然是从前的伟大帝国，但却忘记了今天的财政预算600亿美元只是十年前苏联6000亿美元的十分之一。今天，俄罗斯经济生产潜力所遭受损失的程度比伟大王国的战争还要严重得多。且不说社会道德了，特别是在叶利钦的改革年代急剧崩溃。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以上。经济投资减少了 90%，从而从根本上破坏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居民生活水平灾难性的降低，人口急剧减少。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领导产生了空前规模的贪污受贿，涉及政权的所有阶层，从上至下。这证实了俄罗斯的一句俗语：'鱼从头烂起。’苏联人民的劳动创造的巨大财富被逐渐偷光。根据法律，盗窃国家财产者和诈骗者应关进监狱，但在俄罗斯，这条法律不起作用，将来也不会起作用，因为诈骗、偷窃、贪污受贿的根源和其它腐蚀社会的习气不仅不会被清除，反而受到反人民制度统治条件越来越多的保护。主要黑手党逍遥法外，决非偶然的是，我们的国家被收买。”

维德曼诺夫在谈到工矿等经济基础领域被破坏的情况时说：“经济基础领域和关键结构的状况令人担忧。其共性灾难是只'图’眼前利益，强盗性地开采矿产。……电力状况相当危急。以前苏联统一的电力系统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经济的系统，其主要部分留在俄罗斯。但现行政权不是保护它，而是企图从各个方面将它肢解。电力供给变得代价高昂而不可靠。在燃料能源综合体各个领域仍在继续私有化。如果私有化者将一伙'需要的人’变富之后，他们就可以毫无代价地得到国民经济其它部门数以百计今天已破产或倒闭的企业，那么国家因此就会遭受暂不是致命的但也是重大的损失。如果这种命运落到电力、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那将是致命的了。”

“三农”方面是个重灾区。他说：“农工联合体处于极其复杂的状况。改革前10年，俄罗斯每年人均生产粮食――主要生产指标615公斤，叶利钦时代只有467公斤，比1913年还要少。对国外生产的依赖性今天已达到 50%左右。乡村的物质技术基地已被破坏，农业投资减少了95%。拖拉机、康拜因及其它技术设备的供应只是以前的几十分之一，而现有机器总数的75%已经耗损。工业与农业产品形成了无法解释的'剪刀差价’。农民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乡村住房建设减少了3/4，学校建设――12/13，幼儿园、托儿所及文化设施建设――2/3。农工联合体，如果不采取紧急和根本的措施，在不久的将来国家就会无粮食供给。而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农工联合体不仅能够保障国民的衣食，而且自信地走向国际市场的条件下。”

谈到科学技术，他说：“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科学处于可悲的境地。国家科学技术能力在研究和实验设计所有关键领域都下降了。最近5年，科研经费没有一次达到法律规定的国家财政收入的4%。1990年，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指数是65%，而现在不到5%。'人才流失’到国外的现象在继续，已有5万多科学家离国而去，仅此一项，国家每年的损失高达1500亿美元。”

谈到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丧失时，他不无惋惜的说：“俄罗斯的'改革’带来的不是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而是不断的恶化。前不久，联合国公布了世界上 162个国家人文科学发展的当前指数，俄罗斯排在第55位。在伯利菲与马来西亚之间。须知，就在不久前苏联还名列前茅！半数俄罗斯人目前的生活收入只是 1991年的40%。60%人们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出现了急剧的社会两极分化。我国人民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社会消费基金，而它恰恰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国家公民的一种社会福利。人们免费上学、就医、医疗、象征性支付房租和公共服务。”“卫生保健的状况令人堪忧。今天的俄罗斯，人们彻底忘记了'预防 ’这个词。但俄罗斯的生病率比欧洲要高出40%，并且严重。去年，俄罗斯公民卫生保健的国家拨款约占国内总值的2%。在生病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卫生保健的支出却在缩减。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卫生保健的支出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那么这个民族就会衰落。叶利钦时期爆发了一些以前似乎完全消失的流行病。结核、血液病、神经病、性病的数量急剧增加。1997年，因服用各种酒精代用品而中毒死亡人数约3万，是过去10年阿富汗战争死亡人数的二倍多。俄罗斯创造了死亡率的欧洲记录。与西欧国家相比，我们的男性平均寿命少15年，女性少7年。只有15%的婴儿出生健康。2/3的孕育流产。今天街头流浪儿童的数量跟卫国战争时期不相上下。整个俄罗斯被毒品所笼罩，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吸毒者。目前，毒品问题已涉及到了千万人，即国家总人口的1/5。由于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每年人口减少100万。”

私有化给俄罗斯的媒体、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带来的破坏是严重的。他说：“社会道德腐败。俄罗斯所有电视台的节目对人们，特别是对青年人产生有害的影响。追求低级趣味。确切地说，不是趣味，展示的是动物的本能。银幕上播放的是庸俗下流、残酷、暴力、性、流血等内容。”

关于军队方面的破坏情况也是相当糟糕的。他说：“我们那曾经战无不胜的军队不能不引起人们严重的关切。为她的国防能力，为武装力量的装备情况感到担忧。步兵实质上已经瓦解，空军和海军舰队已经瘫痪，部队的物质部分没有得到军事工业综合体生产的最新式装备的补充。我们的技术今天不是在巩固我们的国防，而是在装备外国的军队。或许有一天，将会在战场上与我们那落后的保卫力量相遇。一直是国家金色盾牌的火箭部队正处在全部崩溃的边缘。军官的薪金如此寒惨，以至于不能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准。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半饥饿的军队甚至比可能的敌人还要危险。”“充实武装力量的队伍质量在下降。精神道德脆弱。这种状况在俄罗斯全部历史中，即使是和平时期也未曾有过。”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私有化的“倾巢”之下，俄罗斯社会的方方面面，怎么可能有“完卵”呢！私有制真是万恶之源啊！

维德曼诺夫最后无比愤怒的说：“苏联垮台的主要罪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美帝国主义的雇佣杀手，已遭到人民的啐弃。戈尔巴乔夫因其所作所为被人们公正地称为'历史和人民的叛徒’。至于叶利钦，厚厚的几卷弹劾材料将永远成为指控他所犯罪行的文献。许多国家的例子说明，犯罪一定会受到惩罚，犯罪没有时效期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今天还是秘密的东西终将真相大白，人们将会了解这些投机份子背叛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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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没有如日本一样成为发达国家？

作者：蔡定创

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

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多年受困于生产过剩，内需不足。同样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中国为什么不能如日本一样成为发达国家？

究其原因，如果仅从经济结构来说，中国经济至今没有建立起发达经济体所绝对必须的――以兼顾劳资双方共同利益为特征的共享经济体，资本和权力部门利益被最大化，劳动者的利益诉求被忽略。

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因此，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发生巨大反差，劳动与资本所发生的结构性失衡，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发达之前

事实上，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矛盾不是始于今天，上世纪90年代就是宏观调控的重点，当时的扩大内需，没有将调节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进而将提高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作为目标，结果是，过剩的产品竞相依赖出口，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已有的国民福利被进一步输出，表面上看换来了大把美元纸钞，却是用发行人民币的方式买单，以至形成今天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的 “流动性过剩”。

其实，早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的矛盾”。资本的利益机制就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在这个过程当中，劳动者的工资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

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开始认识到，没有劳动者利益与资本利益的同?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于是给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问卷：是选择经济危机呢？还是通过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共享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选择了后者。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保障都通过法律法令固定下来，劳工维权组织具有了法律地位，并以此保证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如此一来，形成了你看到的当今发达国家这个群体的模样。

如此观之，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之蝶，也曾以早期血腥资本主义国家为蛹。目前来看，是否能有效解决劳资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实际上决定着中国化蛹为蝶的时间表。

我国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的发展，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获得空前的提高。不可回避的是，至今仍然未建立起有效的劳动者利益保障机制，而诸如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也是缺失的。近30年来，内、外资生产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除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外)。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生产发展的成果。在这种体制下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充分发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必须要过这道“坎”。

很显然，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是发达国家的基本前提，而这一前提是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制度的作用。为什么有执政为民的理念却仍然没能构建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主要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不可能自动地放弃既得利益，当权力与资本结盟后，最高决策层的号召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何况，国家的决策、监督与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当基本制度缺失时，个人的作用十分有限。

因此，我们就可以对下面的现象作出解释：国企改革总是以牺牲职工利益的产权向资本方送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如此通行；对劳动者有利的政策制定总是阻力重重并在执行中走样；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拉抬房价博取利益；经济适用房政策最终形有为无；共和国总理为民工讨工资所显示的民工维权制度缺失等等。

多数人的选票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强制手段，原因很简单，世界经验证明，没有比建立一个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更好的手段了。弃此手段不用，根本无法制衡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强大的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力量。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反民主的呼声，其实质也就是已获得话语权的强大资本方面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本能反应。这个时候，我们该温习一下邓小平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成本上升之后

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改革只能成功，但目前的诸多问题也藏在深处，而有些问题看起来非常有逻辑。比如，当下一种很流行的主流经济学观点是“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利润受到影响甚至破产，最终会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因此，“提高工资危险”！

这是一种违反经济学常识的观点。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但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谬论。原因很简单，社会生产了产品，也必须要生产出消费这个产品的市场，劳动者的工资不相应提高，部分产品价值当然不能被实现，简单生产都不能维持，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

相反，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提高工人工资，就等于产品市场的扩大，产品的价值实现也就变得顺利无阻，这个时候生产仅受制于资源和消费极限的限制，如此一来，国家不富都难。

日本的经济发展就证明了这个原理：日本1960年12月27日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至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国民生产与国民收入的同步增长，于是有了经济高速发展。

相反，如果没有同步的国民消费增长，不可能有高速的经济增长。 在这里他有很多蕴含条件没有说 如果劳动者工资不提高，国内自身的消费市场不可能扩大，产品只有出口和改为投资消费。如果需要等同的进口，这个出口或许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等同的进口需求，出口换回来的只是一些不断贬值的货币符号。投资需求也是有限度的，没有市场支持的投资过多，必然引发经济危机。

实际上经济危机已经在我国发生了，不过已经不是传统的形式了。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叫“流动性过剩”。

本来产品过剩，国内没有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危机，但现在可以通过“竞次”的方式出口，企业用进一步压低成本的方式参与“竞次”，以几乎白送的产品大量地向国际市场上倾销，大量的产品“竞次”，国民福利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使劳动者分配条件进一步恶化。而国家适应资本利益的需要，出口换来的外汇则由央行完全买单，巨额的基础货币发行形成冲击国内经济并不需要的“流动性过剩”。因此，“流动性过剩”是经济危机在我国特定条件下表现的新形式。

现在，不少地方政府都是将低工资制作为扩大就业的手段，这种做法从国家级层面来说是十分错误的。假设一个产业工人获得10个单位的工资，那么它只能够从农民手中交换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他只能养活农民而已。如果该产业工人获得100个单位的工资，他还可以将每日三餐都交给社会，如吃住、娱乐、旅游等等，将带动整个服务行业成倍数地增长。

产业工人工资的提高对社会服务行业的带动作用和对就业的放大作用，对经济学者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因为“提高工资危险”论者是资本方代言人，为了资本利益掩盖这个早已被证明了的事实而已。

何为有效的回应？

现在可以这样说，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的本质是资本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劳动者利益严重缺失的结果，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极大障碍。仅用利率、汇率、准备金率、假日经济等调控手段，并不能针对当下中国的现实作出完全有效的回应。

也许，至少以下四个药方具有对症之效。其一，采取劳动与资本兼顾中劳动优先的制度性安排，建立劳动与资本共享的经济体。行政命令不可能直接干涉企业法人的分配行为，而有法律保障的劳工权利、维权组织却可使劳工在与资本的利益博弈中获胜。

其二，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国现实的产能已经为国民收入倍增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实行国民收入倍增，特别是产业工人的收入倍增，才能迅速解决我国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通过提高公务人员、产业工人工资，带动第三产业倍数发展，使国家经济突破瓶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其三，提升产业结构，保护环境、资源。在现已有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环境、资源已经构成了对国家财富的瓶颈。应在提升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更为果断地结束有损国家资源的“竞次”的出口行为，确实地保护国家的环境、资源，事实上，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初步表现出决心。

其四，房地产行业是决定国家能否迅速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应毫不犹豫地沿用发达国家的由政府主导公房开发的成功经验，80%的居民住房通过政府公房开发公司用成本房价解决。事实上，这个过程不需要国家财政掏一分钱，但由此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生产与消费能力，并带动整个建筑相关行业的发展。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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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anhujaa_2

原帖由 天山雄鹰 于 2007-5-21 16:14 发表


俄罗斯的人口负增长原来是文明屠杀的结果，真是长见识了。好象日本、德国之类的国家人口也在负增长，不得不招收某些盲流去填补人口空缺，是不是也是文明屠杀的结果呢？

赞美叶利钦和俄罗斯改革的人应以身作则

----这是一场有利于少数精英人士的改革！

倪韧

2007.4

    对叶利钦和俄罗斯改革的评价，我也来凑个热闹。

　　先转贴一点谢.格拉济耶夫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一书的数据和观点。此人“是俄罗斯的著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自由民主派人士。格拉济耶夫毕业于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早在前苏联时期，他就敏锐察觉到计划经济的弊病，批评前苏联时期的特权腐败现象，还积极主张进行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由于格拉济耶夫是有很高造诣的经济学家，并很早就投身于俄罗斯的改革运动，1991年叶利钦上台执政后，他被任命为首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以下为转贴：

　　●在激进改革的头几年里，男人的预期寿命已经降至58岁以下，女人降至 70.5岁以下。在我国的若干地区，局势甚至比这还糟。在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共和国及州里，男人的预期寿命如今为49―57岁。女人为62―71岁，整个人口为55―64岁。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要比经济发达国家短13―15岁，处于同蒙古、摩洛哥、危地马拉一样的水平。

　　●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表明，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在]992―1996年间下降了大约43％，实际工资下降了52％，养老金下降了45％。3000多万人，即俄罗斯每5人中便有一人，长年得到的货币收入都少于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标准。1998年，在人为制造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出现的急遽通货膨胀之后，俄罗斯居民中这部分人的比重达到了40％。根据这一指标，俄罗斯的贫困问题自1990年以来加深了14倍。今天，约半数的就业人员仅能拿到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标准工资，甚至更低。因此，现有的工资水平并不足以维持一种可接受的生活标准。

　　●官方的统计数据采用的是居民的登记收入。然而，在长期拖欠工资的危机情况下，拖欠工资、养老金以及儿童补贴动辄达几个月之久，这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居民的实际收入又减少了 5％一10％。对官方统计数据中关于实际收入已经开始增长的说法，必须根据上述情况进行纠正。如果把物价水平和物价上涨因素，尤其是把住房、公用设施、交通运输等方面费用也考虑进来，则生活在贫困边缘或已经陷入贫困之中的人数不少于7000万，几乎为俄罗斯人口的一半。

　　●由于实际收入减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下降。这些年间，肉和肉制品的人均消费量减少了1/3还多，奶和乳制品的消费量减少了1/4还多，鱼和鱼制品减少2/3。大规模营养不良甚至饥荒的危险已经在俄罗斯显现。今天，俄罗斯人的饮食中蛋白质缺乏程度已达到35％一40％。决定一个人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的摄人食品中卡路里含量，已经降至每天2200千卡，大大低于每天必需的2500千卡一3500千卡的水平。决定人体对疾病免疫能力的维生素的供应量已降至正常标准的50％。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也在朝着量越来越不足的方向变化。从1990―1997年，每年的人均基本食物消费量已经下降。

　　●居民实际收入的减少又因先前存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被破坏而雪上加霜。按实际价格计算，1993―1997年间，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所有部门，都被削减经费 1/2―1/3。对用于这些项目开支的削减幅度已经超过了经济衰退和国家预算缩减的幅度。譬如，国内生产总值中医疗保健开支所占的比重就已下降到了 2.5％。而欧洲其他国家的这一比重为8％。

　　●出生率下降乃是居民对这样一些社会经济条件作出的自然反应。由于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中，生活在贫困之中的达40％以上，所以多子女家庭陷入贫困的几率为50％。因此，过去的10年(1987―1997年)与再前一个10年相比，儿童出生数量几乎减少600万也就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了。

　　●儿童中通过社会渠道传播的疾病已有大肆泛滥之势：1993―1996年间，梅毒的病例在儿童中间增加了9倍，在青少年中间增加了5。8倍；在15―17岁年龄组里，1990―1994年间梅毒的病例增加了23。6倍。

　　上面转贴的，主要是俄罗斯当年人民生活、福利、社会发展等数据，均来自《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一书。我没贴一些gdp萎缩、工业生产崩溃之类的东西，倒不是没有，一抓一大把，只不过好象有些人觉得，前苏联的经济有问题，光搞工业、军事，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能提高生活水平。所以我重点贴了人民生活的资料，看看改革后提高多少。

　　我真没看出，那段日子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是怎么提高的。上面的例子如果是能表明“生活提高”，那什么才算“生活下降”？哪位网友想不想这样“提高”一下？

　　当然，原文的数据一般取九十年代中后期，实事求是的说，俄罗斯这两年经济确实不错，人民福利也在恢复。不过还是实事求是的说，这跟石油等有极大的关系。俄罗斯的出口中，能源产品占到六成以上，用石油出口税建立的稳定基金超过万亿卢布（2005年），要是没有这两年石油价格上涨，也没有俄罗斯的复兴，普金前两年加工资，钱不是天上掉的。要反驳我，很简单，拿五年前的石油价格套今天的俄罗斯石油出口量，看看它一年会损失多少出口和税金，再证明一下，即便损失了这么些出口和税金，俄罗斯依然能够复兴。

　　还是实事求是，其实原苏联的石油出口也很多，也是外贸大头，那经济结构也有问题。不过1986年夏石油还不到10美圆（而在一年前1985年还有20多美圆），现在则已经站稳了60美圆，即便考虑通货膨胀，这价格涨的也忒多了，算下来还是今日俄罗斯合算。即便86年的石油如此低廉，苏联人的实际收入那两年仍有提高，并没有因为86年的石油比85年大崩盘，而受到根本影响。

　　何况，就算前苏联要依赖石油所以经济结构有问题，俄罗斯改革15、6年，怎么还是老毛病呢，怎么还要卖资源度日。我看也没进步多少嘛。假如不是911、伊拉克战争导致石油暴涨，俄罗斯今天还要更难受。叶利钦所开创的新的、自由的、民主的俄罗斯，那么多华丽标签，还得仰仗遇上突发事件导致石油赚钱，漂亮的外壳有用么？

　　至于为什么改革后会有如此严重的问题，有种观点认为，这是原苏联累计的各种弊病的爆发，苏联僵化的体制本来就一团糟，苏联人没有应对市场经济的素质。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改革问题，是前苏联导致的，是它没有打好基础，是它没有塑造“有素质”的人来应对改革。

　　这话未免过分了。

　　往大了说，这个计划经济的国家前身，两次世界大战都受到严重破坏，结果都恢复过来。无论是1920年代到30年代，还是1945年到1970年代，它的经济增长都是世界最快之一。它给希望改革的俄罗斯留下了这些：1986年比1939年，每千人受教育人数，高等教育是10倍，初等教育近7倍；1985年比1940年，人均福利补贴增长200倍；1985年前后，苏联每千人拥有医生为42名，病床130张，美国每千人拥有医生是23名，病床57张，日本、德国和英法等国水平也均低于苏联。不谈gdp，就说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如果那个貌似强大的国家没有做到这些，如果改革前的俄罗斯不过是个普通甚至落后的国家，那么改而革之后，一个很普通甚至落后的国家居民收入下降40%，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所有部门都被削减经费1/2―1/3，肉和肉制品的人均消费量减少了 1/3..........这个国家的惨象，不知道谁能想象？！俄罗斯如此好的基础，都只剩半条命，换个其他国家还不一命呜呼。

　　往小了说，怎么就能随意批评人的问题、人素质的问题？就是那些计划经济下塑造的人，把叶利钦选进最高苏维埃，选为总统；就是那些计划经济下塑造的人， 8.19站在叶利钦一边用生命保护他。现在经济垮了，社会乱了，就说原因是这些人的素质是“计划经济塑造”，过河拆桥也不是这样弄的吧。人家没有应对“市场经济”的素质，但是人家相信你的承诺，愿意跟着你干，你还需要怎么样？什么东西都给你安排好了什么条件都具备了，还要你干吗。

　　由此一点，我就觉得有些右派太过分了，吹嘘民主自由的是你，要求结束专制的是你，呼吁民众支持的是你，然而如果搞出问题了，推卸责任责骂人民素质的还是你。面对外国就已经这样了，真有一天某些右派能在中国实践，那还了得？

　　其实为俄罗斯改革、叶利钦作为辩护的最多理由，就是认为：那些问题都是“改革代价”，都是不得不付出的，付出这些后俄罗斯的明天会好的，民主的基础已经打下，光明就在前方！既然革命会有代价，改革也会有的嘛，当年共产党搞革命老百姓不是也忍受牺牲吗。

　　首先，你就无法解释前面的问题：如果不是石油涨价，俄罗斯经济会好转吗？我说它的复兴得益于石油天然气，我给出了证据，石油价格、出口比例等等。要反对，也得拿出证据。证明不了，我只能认为，那个改革也不过如此，一样要指望运气。

　　其次，这样严重这样全面的问题，能算做“改革代价”么？前述转引已经表明，这等于是“崩溃”，考虑到俄罗斯是被石油拯救，完全可以认为，所谓“改革”不过是个骗局。如果建立民主自由体制的前提是先崩溃一个国家，再巴望碰上石油涨价的好运气，这算什么改革？有人还煞有介事的比较革命，认为能忍受革命代价也应该忍受改革代价。老毛那一批搞革命，确实付出很大代价，老百姓、共产党都死了不少，不过毛泽东以下的中共高层，几个是没有与老百姓一起忍受代价的？老毛的原配没了，两个儿子死了（失踪），一个儿子疯了，徐海东全家被杀几十口.....这样的领袖跟老百姓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人家心服啊。如果毛泽东的外孙女婿弄个首富，如果毛泽东把国家财产划拨给私人组成寡头集团帮自己竞选，你再跟人说忍受“改革代价”，谁听你的？

　　我觉得，有的人支持叶利钦及俄罗斯的改革，属于个人自由。不过如果你真的要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认同，光说俄罗斯改革怎么怎么好、叶利钦怎么怎么伟大，喊口号没用的，论证民主自由的宝贵也没用，还是应该塌塌实实的。第一步，既然要让别人相信，那些问题是“改革代价”是应该咬牙忍受的，那自己就得先相信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会嘴巴吹，实际心里也打鼓，说服不了他人。

　　要做到这一点，我建议所有正面评价叶利钦及俄罗斯的改革的人，都以身作则先公开的表态：我愿意接受俄罗斯那样的改革，为此我愿意生活在俄罗斯那样的环境中！说明白一点，就是为了能够在中国也实行自由民主改革，我愿意年收入减少1/2，我愿意年食物获得减少1/3，我愿意自己的预期寿命减少十几岁，我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在儿童梅毒五年增长几十倍的社会......当然了，公平起见，我假设你只用在上述社会里生活十年（俄罗斯崩溃不止十年，我就只算十年），然后呢，十年后你的生活水平会提高，收入会增加.......你愿意表态，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么？

　　光会喊口号，光会责难别人，算不得本事。真有热血真想改变点什么的话，请先从自己做起，先表态愿意接受上述生活吧。否则，要让大家忍受改革代价，自己却又不肯接受那种生活，痛苦是别人的享福是自己的，世界上有这好事？

　　注意，千万不要说什么，俄罗斯的改革还是有毛病的、所以不能照搬、所以我们要吸取教训、所以我不可能愿意生活......既然你觉得，那是“需要忍受的改革的代价”，凭什么人家就得承受，你就得看热闹？你自己都不愿意实打实的忍受，凭什么要别人充好汉？一边呢，觉得人家那改革又是大选又是多党，还是私有制主体，憧憬的不得了，一边呢，又不敢尝试人家所尝试的生活，经历人家所经历的苦难，纸上谈兵而已。

　　所以，凡是依然正面评价叶利钦及俄罗斯的改革的朋友们，请先表态吧：为了能够在中国也实行自由民主改革，我愿意年收入减少1/2，我愿意年食物获得减少1/3，我愿意自己的预期寿命减少十几岁，我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在儿童梅毒五年增长几十倍的社会......

henanhujaa_2

将日本德国的人均寿命没有缩短的人口负增长同实际货币收入在]992―1996年间下降了大约43％，实际工资下降了52％，养老金下降了45％，人口预期寿命要比经济发达国家短13―15岁的俄罗斯人口负增长相提并论，有点类似于“强盗用弹簧刀给你的肚子上来了一刀，给你做阑尾炎手术的医生不也是给你的肚子上来了一刀嘛”

一言以蔽之，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