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所谓改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抢劫，是典型的还乡团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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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

我们以往的所谓改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抢劫，是典型的还乡团回来了。大家打开历史看看，古今中外的改革，它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扶弱锄强、劫富济贫。纵向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从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到最后清朝戊戌变法，期间潮起潮落无数次改革，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扶弱锄强，抑制和打击社会的强势集团；横向看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改革，所有国家改革的共同特点就是劫富济贫，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功能，把富人的钱
拿来给穷人。可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却相反，是扶强锄弱、劫贫济富。六中全会开始把扶助弱势群体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从而恢复了改革的历史性质，使中国的改革汇入了世界改革的大潮之中，真正的改革将由此开始。以往中国改革最大的弊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反向改革，二是人为的制造一个强势集团，三是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发展。下面我们具体谈一下这三个方面。


第一是反向改革，它不是把富人的钱拿来给穷人，而是把穷人的钱拿来给富人。你看，富人在国内特区经营实行免税，富人出口经营实行退税，穷人摆个地摊都要纳税；富人开汽车国家给补贴，穷人骑自行车向国家买税牌；富人贷款穷人存钱，所以就收利息税；甚至纳税方法都不一样，富人所得税是主动申报，穷人则是工资扣除，等等。结果改革变成了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代名词，老百姓一听改革就打哆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恐怕再也没有比改革这个名词更让老百姓恐惧的了，特别是朱槠基上台以后，提出了“砸三铁”的口号，“以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砸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开始了更加全面剥夺老百姓的综合改革，老百姓的悲惨命运开始了：用工制度改革把工作拿走了；住房改革把房子拿走了；医疗制度改革把公费医疗拿走了；教育改革把免费教育拿走了；等等(准确点说，是城里的老百姓，乡下的老百姓一直都很悲惨，如果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工业体系的萌芽期，当时不得不采取剥夺农民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那么在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国内工业体系基本建立完毕之后，乡下的老百姓基本上属于是半点好处都没有得到，除了80年代初期得益于70年代所建成的化肥工业之外)

所有这些改革，把老百姓剥夺得干干净净。并且最后把剥夺老百姓作为GDP增长和金融安全的主要依靠，对老百姓剥夺的越干净，老百姓对明天的预期就越悲观，就越是只存不取的拼命存钱；老百姓越拼命存钱，金融就越安全，少数官僚富豪就越是肆意侵占银行资产；银行不良资产越多，就越需要老百姓存更多的钱；要让老百姓存更多钱，就必须对老百姓更大规模的剥夺；从而形成一个双重循环，对强势集团是良性循环，对老百姓是恶性循环。很多国外经济学家不理解，为什么当初日本韩国金融不良资产不到17%就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不良资产超过40％却很安全，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老百姓不提钱，他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不得不存钱。用铁手腕砸铁饭碗，迫使老百姓不敢花钱，这是连希特勒、东条英机都不敢提的口号，怎么能用铁手腕对付这老百姓呢？老百姓是人啊，他总得吃饭啊，你砸了铁饭碗他吃什么。总结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就是铁饭碗，大锅饭。我们引进的日本结构工资制度，不就是铁饭碗大锅饭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就是保障铁饭碗大锅饭吗？正是有了铁饭碗大锅饭，大家都有饭吃，西方发达国家才结束了几百年的动乱，实现了繁荣发展。就拿资本主义美国来说，不仅要有大锅饭，还要把富人锅里的东西拿过来给穷人，美国也有类似中国一样
的“特区”，区别只是我们搞得是富人特区，美国搞的是穷人“特区”，穷人想创业，由中小企业管理局和国家政策银行提供帮助和贷款，如果成功了，你就去自己干；如果失败了就拉倒，贷款也不用还，没有任何负担。美国也有一系列退税制度，但都是对老百姓退税：老百姓买房子了，退税；孩子考上大学了，退税；不像我们这里只给富人退税。

[ 本帖最后由 henanhujaa 于 2007-4-20 21: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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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反向改革把整个人类文明制度完全给颠倒过来了，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立法扶强锄弱、劫贫济富，使财富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西方二百多年的原始积累，把一个共同奋斗的光明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贫富极其悬殊的黑暗国家，最近有个数据大家都很震惊，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超过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向少数人手里的迅速集中，在把每年国民经济百分之十的增量全部拿走后，还对现有的存量进行残酷的剥夺，从而出现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就是工资倒着走，与经济增长形成剪刀差，如深圳工人工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800多元降到了现在的300多元，工资下降速度之快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同样惊人，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是用国家力量强迫中国人民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农民经历了一次原始积累和经济大危机的悲惨过程，中国老百姓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三千万下岗，六千万职工丧失国有企业身份，九千万民工没有城市待遇甚至被拖欠工资，七千万股民投资80%血流成河的亏损，1.6亿丧失土地的农民绝大部分没有得到补偿，老百姓60%到80%的患者因看不起病而死在家中。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当初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改革的起点，在我们这里却成为改革的结果。你说这算什么改革？

如果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被推翻不改变的话，按照正常的发展规律来讲，从明年开始到未来的三的五年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老百姓收入的爆炸式增长期，不仅是因为过去欠账太多，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中国持续数年高积累率形成的巨大产能开始释放了，那么多条生产线开始向市场喷吐产品了，必须让老百姓兜里有钱才能消化这些产品，这也是这次战略转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和日本经历了同样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三十年经济增长工资超过了美国，我们现在工资是美国的4%，制造业只相当于美国的2.9%，如果再加上美国福利保障因素，中国工人收入连美国1%都达不到，如果单就收入比重来讲，目前工人收入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时期，并且不是增长速度落后，而是收入倒着走，不仅是相对下降，弱势群体的绝大部分是绝对下降。过去我们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的什么相对贫困化、绝对贫困化，现在全都循环报应在我们自己身上了。如果说其中有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是探索过程中的失误，那么同样有很多代价则是根本没必要的，完全是一种有意识的抢劫，中国股市就是典型。中国股民投入股市约3万亿资金，创造了中国一个新兴产业，养育了三十万证券从业人员，为国家提供了两千多亿税收，为企业同样提供了数千亿资金，七千万股民自己损失血流成河，几乎被欺诈干净。这个期间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财政增长又超过经济增长，有什么必要去骗老百姓的血汗钱！胡温新政开始，老百姓刚刚有了一点盼头，精英集团操纵中国证监会又搞了个股权分置改革，把他们瓜分到手的成本不足三毛钱的国家股法人股，拿到市场上和老百姓手里15元的股票一起卖，你说老百姓还不是死定了，这完全是拿国家信用坑害老百姓。当初公众股之所以能够15元卖给老百姓，是因为你保证那三分之二的国家股法人股不上市流通，老百姓15元买的就是你这种国家的承诺，股票作为信用产品本身就是由承诺组成的，你现在承诺改变了，股票就不是原来那个股票了，你就要赔偿损失，至少应该把钱退还给老百姓。就像我到商店买的是电视机，无论你商店情况怎么变化，也不能最后给我一个收音机，就算给收音机也得把差价退给我。可我们就是强行规定成本3毛钱的国家股法人股和成本15元的公众股，一起拿到6元钱的股市上去流通，还规定如果低价卖只能卖给外国人，不能卖给那些亏损严重的股民。为什么这样干？原因很简单，卖给股民它是按比例打入个人账户，中间任何人捞不到好处；卖给外国人则是谁给我好处多我就卖给谁。什么叫买办经济？这就是买办经济。买办经济的特点，就是对个人好处大，对国家害处多。中国毁就毁在买办这个东西上了。为什么那么多官僚把中国核心企业卖给老外？他不知道危害国家吗？中国官僚是知识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集团了，他完全知道对国家的危害，为什么还要干？完全是个人利益决定的。现在有种错误的说法，就是把许多坏事都说成是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其实完全是为个人利益，这次国家股法人股不能卖给老百姓，就纯粹是为个人腐败创造条件，没有任何部门利益问题。在这里也可以看出，精英集团和官僚买办集团的利益，已经和国家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应该说与人民利益完全对立，如果国家，也就是列宁定义过的那个机器，被掌握在精英集团和买办集团的手中，那么这些事情就完全符合所谓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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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有关部门利益问题，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很让人担心的苗头，就是右派正在把斗争矛头引向国有大型企业，最近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响彻云霄，整个社会在讨伐，这是需要警惕的现象。为什么呢？把中华民族推向灾难边缘的，不是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组成的利益集团，而是瓜分国有资产和百姓资产的那个利益集团，我们把他称为精英集团或官僚买办集团。一定要把中国这两个利益集团区分开来，由精英集团和官僚买办集团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国有资产私有化基础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它正在把中国人民剥夺干净，把中华民族推向毁灭，它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国家利益部门化基础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问题好解决，国外制约这个集团的各种方式已经十分成熟，比如用价格听证会的方法剥夺其单方定价权等，所以它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太大危害。真正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危害的是把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那个集团，也就是精英集团或买办集团。这个主要矛头千万不能转移，否则一旦按照他们的利益去解读六中全会，中国又要走许多痛苦弯路。把矛头引向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结果，就只能是把最后这９９个超大型国有企业也彻底瓜分掉，瓜分掉就没有垄断了，他们就是这个逻辑，这是千万要警惕的大问题。我感觉乌有之乡最近就做得比较好，对高尚全等人对六中全会的歪曲解读进行了有力狙击。围绕着六中全会的解读，将会是下一步的主战场，就像毛主席讲的各个集团都在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这个党一样，现在右派精英集团也在试图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利益，来解释这个六中全会决议。不过他们的目的很难得逞，扶助弱势群体的大旗已经打出来了，而且这次中央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锁定在和谐社会上了，公报讲“和谐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你不可能再作别的解释了，它已经锁定在和谐社会上了。只是下一步就该争论谁是不和谐因素了（听众笑），一定要明确，瓜分国有资产的精英集团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和谐因素，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讲。

第二，通过权利市场化，人为制造出一个新的豪强集团即强势集团，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剧。中国历史的基本政治经验，就是要抑制豪强集团，这是中国历代天下大治太平盛世走出来的基本经验。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有三分之一的分裂时期，几乎无不与豪强集团的发展有关，豪强集团的发展往往就是两种结果，要么是军阀混战，要么是逼民造反，无论哪种情况都会造成老百姓的深重灾难和中华民族的长期衰弱。所以中国老百姓特别痛恨这个集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根本原因，皇帝当权，老百姓还有口饭吃，出现豪强集团，老百姓连命都不知道要扔在哪里。历史上每一次豪强集团的兴起，都是长久的社会大灾难，所以中国历代改革的主题都是抑制打击豪强集团，整个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如何整治豪强集团的历史，包括后来的毛主席在内，都在探索抑制豪强集团的方法。可是我们却在改革过程中人为的创造了一个豪强集团，并且还是历史上最疯狂最残暴最野蛮的集团(应该说是最疯狂最残暴最野蛮的集团之一，皮诺切特政权将政治犯装入麻袋然后用直升飞机扔入大海之中，苏哈托政权利用迫害华侨来转移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之中民众的视线，残暴野蛮程度丝毫不比Robert Zhu海量制造失业人员要差)，这或许是中国21世纪最大的悲剧根源，只要抑制不住这个集团，中国的大灾难就很难避免。毛主席在探索中国式的权利制衡机制过程中，为了防止在此之前出现新的豪强集团，便采用了股市中一个常用术语，就是用时间换空间，采用几年一次的群众运动，不断的冲击官僚机构，把贪官污吏的腐败成本调节的很高，把腐败的收益几乎调节到了零，在升官发财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升官不再意味着发财，这就是贪官污吏提起群众运动就恨的咬牙窃齿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找到了一个中国式的权利三角框架，就是把地方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集权和群众的双重制约之下，形成一个类似西方国家那种政府、资本、劳工三角形的权利三角制衡，为了让最弱的老百姓这一角能发挥出权利制衡作用，便赋予老百姓四大自由，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入宪法。这是一个比西方国家中集团之间三权分立更伟大的政治框架，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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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主席一死，疯狂的阶级报复重新把老百姓踩在脚下，由精英集团和买办集团组成的强势集团迅速崛起，先后打出了两个旗号，最初打出的是“放权让利”的旗号，对上摆脱了中央的控制，对下摆脱了老百姓的制约，并且形成了对国家和老百姓的两头剥夺，最大限度的把一切权利和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整个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权利和资源向强势集团手里集中的过程，在控制了所有权利和资源以后，又打出了“市场化改革”的第二个旗号，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一方面大肆抢劫国有资产，另一方面把一切公共资源公共权利在市场上直接买卖，以至于权利的买卖成为市场体系中最大的市场，医院和学校这两个自古以来的福利行业成为最大的暴利产业，法律这个维护人类正义的手段成为最大的作恶工具(即便是纳粹德国时期，德国公民的福利也都是在直线上升的，因此才有希特勒一出来大家马上就齐刷刷地举起右手的场面)。这个集团的巨大能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集团，因而敢于突破历史上任何一个集团所不敢突破的道德底线，面对这样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庞大集团，当时中央还想用“以德治国”的口号控制它，可以说这个口号抓住了根本抓住了要害，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的工具，失去了道德的法律，只能成为作恶的工具。为什么现在的贪官污吏那么热衷于立法？各种各样立法的要求雪片般飞向人大常委会？就是大家都发现了立法是发财的最好方式，哪里立一个法哪里就肥一块肉，这就是精英集团大谈以法治国的奥妙。当时中央针锋相对的提出以德治国，就是想约束这个集团。可是“猫论”的价值观限制了以德治国，只要国家还打着金钱的旗帜，个人道德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一个社会宏观微观的价值观是统一的，是不可分裂的，所以“以德治国”还未来得及实施，就昙花一现的失败了。现在胡温新政开始了一个伟大转变，但是让人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胡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一个政治派别，要提出新的政治路线，就必须要有贯彻自己政治路线的政治力量，就像毛主席说过的那样“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独立的政治力量，新的政治路线就失去了依靠，胡现在没有这个东西，这是最让人担心的。所以现在特别需要广大老百姓支持新的政治路线，一起维持目前这个政治格局，就目前来说，形成中央和百姓直接结合的沟通媒体就是网络，中央和百姓通过网络媒体直接结合，是目前中国政治一大特点。好像中央也接受了这样一个媒体沟通的格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去年和今年两届人大的记者招待会，温总理一出来都是首先谈网络，绝口不提其他媒体。今年记者招待会，总理刚一落座，还没等记者发问就先向广大网民表示感谢。可以说在中国，政治家说话都是有指向的，这个政治信号说明了网络已形成了中央和百姓之间直接沟通的渠道，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沟通渠道，全力支持中央新的政治路线，我坚持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最后一次机会，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只要胡温新政失败，中国肯定会出现大流血、大动荡、大分裂、大灾难，无论最终结局怎么样，最遭殃最倒霉的肯定是老百姓，受创伤最重的将肯定是中华民族。现在中国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极端，就像晚清大思想家大诗人龚自珍大呼的那样：“亡国灭种的大祸就要临头了！”其标志就是：“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兵无勇士，军无良将，民无良民，甚至盗无侠盗。”这是龚志珍的原话，后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龚自珍的泣血呼号，我们这个民族在鸦片战争中差点儿亡国灭种。按照龚志珍这个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够了？官场腐败吏治腐败就不说了，就说最后两条，你看我们今天还有良民还有侠盗吗？别说水泊梁山那样的侠盗没有了，就连美国意大利那样的黑道都没有了，就拿绑票来说，我们现在是付了赎金照样撕票，理由是害怕暴露，连黑社会都具有了中国特色，不再遵守什么黑道的规矩了。像这样付了赎金还撕票的黑社会，放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包括放到香港台湾，根本就不需要警察去管，单是黑社会就把它灭了，因为这样干是在砸黑社会大家的饭碗啊。所谓盗亦有道，盗的堕落是社会最后的堕落，政治堕落还可以落草为寇，现在连盗寇都堕落了，也就走投无路了，也就达到极端了，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人讲，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出问题，我说这是农业社会的逻辑，农业社会的逻辑就是只要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闹事；工业社会的逻辑，和农业社会的逻辑刚好相反，不是没饭吃才闹事，而是有饭吃，吃不好就闹事。所以马克思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而没有说生产力萎缩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穷到极点才革命。无论是革命还是暴乱，农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农民社会只有在厨房里没有东西的时候才会造反，市民社会是东西到了餐桌上吃不公平的时候才会掀桌子造反，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造反逻辑。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市民社会的逻辑，市民社会对豪强集团的容忍程度是远远低于农民社会的，何况还是历史上最疯狂最残暴最野蛮的豪强集团！这就是我说的中华民族最后一次不流血的机会，就像国际歌上唱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只要能闯过这一关到达明天，我们中华民族就前途无量、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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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改革第三个弊端，就是形成了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发展。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自然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几乎是毁坏殆尽。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资源归根到底可以概括为三大资源，就是自然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大资源在各个社会中的排列顺序是不同的：农业社会中自然资源是第一位的；工业社会中组织资源是第一位的；在目前信息社会中文化资源是第一位的。像当初的日本、英国、荷兰等这些小国，自然资源很差，征服世界就是靠它的组织资源，还有文化资源，英国就是依靠这两种资源建立了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日本更是这样，他们智商很低，自然资源又少，甚至穷的连个邻居都没有，日本依靠什么能冲出亚洲与欧美较量呢，就是靠它的组织资源，那个用武士文化形成的组织资源。我们中国很大经济也很发达，为什么总是吃亏呢？就是吃亏在这个文化上了，日本知识分子传承的是武士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传承的是文士文化，文士和武士一较量，吃亏的肯定是文士，所以中国吃亏就吃亏在知识分子上了。对此我们的老祖宗早有预见，一直对知识分子不放心，从仓颉造字开就提醒我们要小心知识分子，大家看一下“成”“败”这两个字，什么是成？万戈为成，戈就是军队，谁的军队多谁就能成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再看这个败字，一个贝加一个文，贝文为败，谁拿着文人当宝贝谁就必然失败！江青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啊，拿着知识分子当宝贝，主席逝世后对手在组织军事政变，她却跑到清华北大组织梁晓（两校的谐音）写文章，准备为来年三月份开人大拉选票造舆论，结果怎么样？让人铐子一扣扔进了监狱，到死也没有得到选举的机会。万戈为成，贝文为败啊！我们老祖宗造出这两个字就是警告我们要提防知识分子，谁拿知识分子当宝贝，谁就必然失败。中国走到今天这个危险地步，也是因为被那些所谓知识精英主导了改革，被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给骗了，结果是把老百姓剥夺的精光，把民族精神毁了个干净，这就是贝文为败的活生生活的教训啊。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拒绝接纳知识分子，中国当官的更是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大家看一下汉字的“士”和“仕”两个字，“士”是知识分子，“仕”是官员，也就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了官，才给加上一个人字旁，当了官才算是个人，不当官就不是人，就不能加这个人字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人的定论，并且是传统文化源头就形成的定论，你总不能说仓颉造字是受四人帮影响的吧，总不能说中国造字的老祖宗都是极左派吧。看看今天那些所谓知识精英把中国糟蹋成了什么样子，就明白我们老祖宗为什么在造字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总是处于老九地位的原因。右派总是说，文革迫害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变成老九，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老九地位，你看“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排序很清楚，处于娼妓和乞丐之间，比娼妓的地位要低一些，比乞丐的地位稍高一些，连娼妓都不如，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中国那么多文学作品都在告诫老百姓要小心知识分子，甚至告诫妓女都要小心知识分子，你看那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杜十娘是妓女的代表，李甲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也就是今天的知识精英，结果是杜十娘被知识精英李甲给骗卖了，如果不是遇到李甲这个知识精英，杜十娘一生都可能活的挺好。还有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就一个知识分子还起了个名叫吴用，就是无用的意思，没有什么好作用，后来证明这个吴用确实没起什么好作用，帮着宋江搞投降，最终把弟兄们全给害了。中国历史上认为人生最不好的是两个归宿，一个是盗一个是娼，可是知识分子却连盗连娼都不如，娼骂知识分子下流，盗骂知识分子没用。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错了？还是知识分子错了？本来应该充当社会大脑和代表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对自己的历史作用作过反思？今天，当整个知识精英集团齐声高呼“知识分子就是应该不讲道德”“知识分子就是应该不为老百姓说话”的口号时，知识分子有没有感觉到这不仅已经突破了文明的底线，甚至已经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历史我们不去评说，现实我们却看的十分清楚，中华民族发展资源的毁灭却是在知识分子的欢呼中形成的，在“生产力标准”的拜金主义大旗下，整个民族被推上了资源发展的不归路：森林在消失，草原在沙化，江河在断流，湖泊在枯竭，土壤在板结，大地的绿色在褪去；空气在毒化，水源在毒化，食品在毒化，文化在毒化，人性在毒化；植物在灭绝，动物在灭绝，真诚在灭绝，善良在灭绝，人类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在灭绝！可是知识分子直到今天还在喊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欢呼上帝那样的欢呼过金钱；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讴歌爱情那样的讴歌过资本；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应该用断子绝孙的方式大开盛宴！把有史以来全世界所有讴歌金钱的著作文章影视剧加起来，恐怕也不到中国年产量的百分之一，大家看看好莱坞电影中几乎所有的坏事都是资本家干的，再看看我们央视剧中的资本家，几乎都被打造成了当代耶稣。几十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全部学术成果概括起来，其实就只有一句话：“我们只要金山银山，去他妈的绿水青山！”就是在这种思想毒化的氛围中，我们的自然资源崩溃了，我们的组织资源瓦解了，我们的文化资源荒漠化了，一个自然环境最好、文明最悠久、内聚力最强大的民族，被毁坏到了大家争相安排逃命退路的地步，稍有本事的人都在拼命加入外国国籍，一些官员自己不方便加入外国国籍，也要安排子女亲属加入外国国籍，请问世界历史上哪有上层人物大规模外逃的空前盛世？人在国内身份外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大景观：政府官员在外逃，明星大腕在外逃，富豪商人在外逃，知识分子在外逃，大学生在外逃，甚至连有背景的中学生都在设法外逃，我们的列祖列宗们哪个能想到中国会落到这种地步！国人外逃如同蚂蚁上树，蚂蚁上树是暴风雨前的征兆，国人外逃是资源崩溃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