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毛时代，1980年代中期我国粮食产量最多只有2亿吨

henanhujaa_2

如果没有毛时代，1980年代中期我国粮食产量最多只有2亿吨
作者: 萧瑟秋风  发布日期: 2007-3-07   

　　一些右派朋友们爱犯归因谬误。

　　因此他们甚至回答不了自己提出来的问题。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他们爱问的一个问题是：谁让中国人吃饱了饭？对此，他们的标准答案是：当然啦，是改革使中国人吃饱了饭。

　　至于具体是什么“改革”嘛，他们同样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你：当然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罗！

　　这就是一个归因谬误。

　　从逻辑的观点看，我们无法得出“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粮食大幅增产”的结论。因为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右派朋友的话，以为仅仅靠制度因素就能让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79年的3.3亿吨增加到1980年代中期的4亿吨，那么就必然可以得出结论说：早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的粮食产量就应该是4亿吨了。

　　为什么？因为土改是把土地平均地私有化了的，因此它所代表的均田制度必然比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加符合科斯定理。或者说，土地改革在刺激生产方面具有比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加强大的激励力量。

　　但事实是这样吗？查查统计资料就知道并非如此。事实上，1953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仅为1.6亿吨。

　　也可以反过来推理：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唯有制度发生变化，那么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80年代中国的粮食产量应该相当于1953年的水平，亦即1.6亿吨，就算有增产，也不会超过2亿吨。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问题就出在右派网友们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亦即毛泽东时代除了设计了一个坏制度外，没有做其他任何有益的事情。因此，一旦制度变化，单靠制度因素就足以导致粮食生产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幸的是，正如前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完全解释不了1980年代前期中国粮食生产的变化。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分析“其他条件”的变化。

　　已经有网友分析了那些“其他条件”，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种子革命，二是化肥革命，三是水利革命，四是农机革命，五是耕作方式革命。喜欢细节的朋友可以参阅ylcgrn网友的文章《我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的五大因素》（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 ... 1&view=2&id=1620618），不再复述。

　　在八十年代初的粮食革命中，制度因素固然不可忽略，但绝对不应该将其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甚至完全忽略其他因素的地步。制度因素确实重要，它可以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地干活、更加精细地管理，但如果以为单凭这样的制度就可以使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79年的3.3亿吨增加到1984年的4亿吨，则未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维定式。一切知道“边际效益递减”的人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这是经济学外行才会犯的低级错误。

　　那么，究竟是谁使中国人吃饱了饭？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我们能够对毛时代以来直至1980年代粮食增长的诸因素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出各个因素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比率，这个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尽管目前还没有经济史学家来做这项烦琐的工作，但有一个问题是确定无疑的：我们绝对不应该把联产承包责任制看作为1980年代初粮食增产的唯一因素。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勒紧裤带搞的基础研究和基本建设，中国纵然在1980年代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粮食产量也只可能比1953年的水平稍高一点点，最多不会超过2亿吨。

　　毛泽东时代解释了另外2亿吨增量的真正来源。

　　如果没有物质和组织基础，改革开放并不会创造奇迹。我们并不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甚至第二天就突如其来地吃饱饭的。事实上，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亦即直到1980年代末，我和我的同学们也经常还有饥肠咕碌的感觉。如今饱受诟病的粮票制度也是直到1990年代才废除的。那时，老师还告诉我们：在很多边远农村，一些农户一家人只有一两条裤子，因此只好轮流上街。

　　发展是需要时间的。在我们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拿来与仅仅十年的“文革”进行比较时，尤其需要记住：我们是站在毛泽东时代的肩膀上才取得今天的“奇迹”的。那些鄙夷毛泽东时代的朋友们，最好到非洲去试验一下改革开放的威力，看看在一个一穷二百的国家或者部落，改革开放政策是否会产生中国式的奇迹。

　　如果右派朋友们没有信心用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一个“非洲奇迹”，那就最好正视毛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成就，承认那是改革开放产生奇迹的根源所在。

　　原载强国论坛（作者：地球村过客/2007-02-26）

henanhujaa_2

我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的五大因素(略有修改)

我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最主要的有以下五大因素：
一是种子革命。1973至1976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2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如，70年中后期，山东冬小麦产区开始推广山农辐63、烟农15号等良种，小麦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泰山1号等良种约增加20%-30%；玉米开始推广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玉米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加20%-40%... 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而要配育推广良种，首先还要建立起农业科研推广体系。
第二是化肥革命。60年代末70年代处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使我国1975年的化肥施用量较1965年增长3.1倍。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增产幅度一般达20%-50%。
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即使到了今天，仍使我们在这方面不用投入，只来获益。据央视一台前阶段报道，2007年开始，重庆市拟对上世纪六七年代修建的水库进行维修，以弥补30年来在农田水利上的欠账，需拿出300亿资金。这仅仅是一个重庆市针对水库这个单项的维修资金，若将全国范围内修建的水库、塘坝、人工河、沟渠、梯田、农路网、标准农田等用资金来衡量，那将是个天文数字。
第四是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按照这一发展趋势，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农业机械的投入量还会增加。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机械深耕、农业灌溉提供了可能。
第五是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
综上所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是我国前期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

附：《袁隆平及我国“杂交水稻”的育种史》

袁隆平及我国“杂交水稻”的育种史

袁隆平：1930年生，1949年8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西南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毕业，分配于湖南黔阳农校任教。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于是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0年7月，袁隆平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有幸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 1961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于是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要配育杂交水稻，关键要配育出配套的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1964年到1965年，袁隆平科题组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然而，从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进展都不很大，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通过深入细致的总结，科题组发现所用材料亲缘关系太近，不育特性难以保持。于是，科题组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决心用野生稻进行研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着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风尘仆仆地来到海南岛，寻找野生稻。他们在农村四处调查。1970年11月23日，李必湖来到荔枝沟，终于在一片沼泽地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奇异的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以后被大家称为“野败”），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为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1971年，科题组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把“野败”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
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
1974年“三系”杂交稻进入繁育阶段，湖南省试种20亩，亩产超过500公斤。1975年，湖南省多点试种1101亩，平均亩产495公斤，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20%以上。
1975年10月20日, 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这项技术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南方杂交水稻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从1971年开始，北方稻区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杨振玉等人为主，连续进行了六年粳稻杂交优势利用的试验，首创“籼粳架桥”制恢技术，于1976年育成C57、C418等高配合力的粳型恢复系，率先攻克国际上长期未能解决的粳稻杂种优势难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先应用杂交粳稻的国家，为世界稻作文化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此项成果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奖三等奖及省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以专利形式转让美、日等国，确立了我国杂交粳稻的国际领先地位。至八十年代初，C57杂交粳稻已在辽宁、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示范推广160万亩，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15―20%，显示了北方杂交粳稻的优势。
2007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