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今日中产阶级比例不如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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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今日中产阶级比例不如毛时代

   
     今日中国有没有日益扩大的新生中产阶级，对此有不同说法。这里只从稳定社会的角度观察。中产阶级不是权势阶级，但他们从所在社会获得好处――教育良好、收入可靠，生活稳定，生老病死有保障，因此对社会秩序认同，是社会的稳定因素。毛时代的国有企事业职工以今天标准衡量收入虽不高，但从稳定、有保障的角度，符合中产阶级特点，他们也的确构成了那时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被有些社会学家视为“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

   
    而今，下岗、失业、丧失社会保障成为国有企事业职工相当一部分人的命运，原本的稳定不再，饭碗朝不保夕，医疗失去保障，社会地位沦落，他们对当前社会也不再认同。
   
    那么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否产生了另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呢？虽然人们收入普遍增加，但是把购买住房、子女教育、养老和医疗考虑进去，收入增加的幅度要打很大折扣。尤其是在养老、医疗两方面有保障的人为数很小。病一场倾家荡产是多数人面对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今日社会中产阶级可能还达不到毛时代的比例。
   
    一方面是举世瞩目的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是原有的中产阶级沦落，新的中产阶级却未壮大，这种反差从侧面说明了改革以来社会分配存在的不公――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被少数人攫取，而没有被多数人享用。
   
    有人会问：在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存在一个人数可观的高消费群体，他们不是中产阶级又是什么呢？那其中确有一部分市场经济的成功者和工薪阶层的金领贵族、高级专业人士，包括一部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年轻人。但是从整个中国看，高消费阶层主要是由权势集团及其亲属构成的。中国官员众多，遍布整个社会，尤其集中在城市。如果有条件对中国的高消费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和追踪，会发现高档消费要么是直接的公款支付（如中国400万辆公车每年耗费3000 亿元，超过国防费用），要么是有求于权力的请客送礼，或者是来自当权者的贪污受贿，总之大多会与权力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无疑，这个具有特权的集团是从当前社会秩序得到最大好处的，也是最为认同这个社会的。然而特权集团不是中产阶级，也不会发挥中产阶级的作用，因为中产阶级不制造社会冲突，只起稳定作用，特权集团却相反，他们恰恰是社会冲突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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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爷爷，你在哪？我们想念你！”

黄金骑射手

现在就是有毛也一样,你指望他制约特权阶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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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拜读《溶解权力》，王力雄好像在理工科方面也有点基础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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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与皮诺切特在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实验

作者：［美］格里格?葛兰汀 译者：李春兰 杨柳

原载于2007年第3期《国外理论动态》

2006车11月26日美国www．counterpunch．org网站刊登了格里格? 葛兰汀题为《弗里稳曼和帝国经济学》的文章，着重分析了弗里稳曼、哈耶克以及他们和美国政府、美国垄断资本策划培养的“芝加哥小子”在智利和拄美实践新白由主义的过程。皮诺切特在弗里德曼等人的帮助下，在智利进行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次系统实践，它的法西斯主义性质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所谓自由的本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米尔顿?弗里德曼没想到他在1975年3月的六天智利之行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他曾被一群智利经济学家邀请前往圣地亚哥。这群经济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里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参加过弗里德曼同事阿诺德?哈伯格的一个项目。在推翻阿连德政府两年后，独裁政权无力控制通货膨胀， “芝加哥小子”开始在皮诺切持的军政府里真正发挥影响。他们推荐采用弗里德曼所谓的“休克疗法”或者“休克方案”，即立即停止用货币印刷来解决预算赤字、政府支出削减20至25个百分点、裁掉数以万计的政府工作人员、停止工资和物价控制、实行国有工业私有化并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弗里德曼还主张“完全的自由贸易”。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奔赴智利帮助那群“芝加哥小子”向智利军政府兜售他们的计划。屠杀和拷打成千上万智利人民的独裁者似乎“被休克疗法的想法所吸引”。

弗里德曼回国后爆发抗议，而他作为《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名人身份与华盛顿和美国公司参与推翻阿连德的事件不断被披露，更是加剧了这种抗议。不仅尼克松、中央情报局、美同国际电话电信公司（ITT）以及其他的公司曾阴谋颠覆阿连德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现在连芝加哥大学的一名著名经济学家也向推翻这一政权的独裁者献策，以智利贫民中急剧攀升的失业率为代价来完成反革命。这位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奇迹的宣传曾得到像柏克德、百事、盖提（Getty）、辉瑞、通用汽车、格雷斯和凡世通等大公司的大力赞助。《纽约时报》认为弗里德曼是“这一军事集团经济政策的指明灯”；而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则质疑：如果 “纯正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只能以压制为代价才能在智利推行，那么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是不是应该承担某些责任呢？”在芝加哥大学，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誓要“通过抗议和曝光把弗里德曼逐出校园”；而学生自治组织则仿效当时正在调查美国在智利所犯罪行的教堂委员会听证会，召集了一个“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问题调查委员会”。每当弗里德曼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都会伴有形容词“残酷的”和“震惊的”，而规模小却持续不断的抗议也会在他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困扰着他。

在写给各种编辑和谴责者的信中，弗里德曼对他卷入智利一事的程度轻描淡写，同时指出哈伯格更直接地参与了指导智利经济学家的活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一个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资本主义和自由”，被拖了出去。在叙述这一情节时，弗里德曼高兴地指出抗议产生了反效果，这使他赢得了比其他获奖者“时间长一倍的掌声”。
弗里德曼声称如果阿连德被允许继续任职，智利人会遭受“数千人被消灭、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并以此来为他和皮诺切特的关系辩护。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恰巧是在他的门徒皮诺切特统治时发生的。阿连德的垮台是因为他拒绝背离智利长期以来的民主传统并拒绝采用戒严令，但弗里德曼仍然坚决认为：后来上台的军政府为“个人首创精神和私人生活领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以及因此为“回归民主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两人的批评者都把智利作为证明芝加哥学派提倡的自由市场绝对主义只有通过强制才有可能实行的正面证据。与二战后盛行的政治自由依赖于温和的社会平等这一信念相反，弗里德曼强调“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资本主义和自由”相等这个等式是他对保守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复兴的最大贡献。当罗斯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义者投身于为社会等级、特权、秩序辩护时，二战后的保守主义者却在赞美自由市场是产生创造力和自由的场所。今天这种明确的表述指出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实质，并被主要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作为共识普遍接受。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把它奉为神圣。在这一战略中，“经济自由”出现的次数是“政治自由”出现次数的两倍以上。

在智利一次名为《自由的脆弱性》的演讲里，弗里德曼描述了 “福利国家的出现在破坏自由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论证说：智利目前的困难“几乎完全是由于四十年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回家这一趋势导致的。这是一个导向政治高压而非导向自由的过程。”他认为皮诺切特政权是这一漫长斗争的转折点，那就是撕破民主的虚假外壳，而直指真正自由的内在核心。弗里德曼在之后给皮诺切特的信中写道：“问题不是发端于近前，而是源于四十年前就已出现的朝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他赞扬皮诺切特将军用“很多您已经采取的逆转这一趋势的措施”让智利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弗里德曼明白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战斗。确实，智利这场“战争”从招募第一批“士兵”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了。在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第四点计划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下，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分别与智利天主教和政府兴办的大学共同设立了奖学金项目。在1957至1970年间，大约一百名精挑细选的学生接受了深人训练。

从1950年开始，拉美，特别是阿根廷、智利、巴西这些处在南美大陆锥体上的国家，成了发展主义经济学的试验田。凯恩斯精心构建了二战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框架；这一框架主张国家在市场运转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科学家们，比如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根廷人劳尔?普雷维什扩展了凯恩斯主义。普雷维什和其他拉美经济学家认为，长期的通货膨胀不是任何一个现存国家不负责任的货币制度的反映，而是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全球经济深层结构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多变的商品价格和资本投资加强了第一世界的优势，同时扩大了第三世界的劣势。当时各个政治派别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承认了国家计划、控制和干预的必要性。这些思想不仅操纵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且还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走廊和会议室得到了回应，同时还影响不结盟运动在1973年号召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

罗斯福新政在世界舞台上影响的扩大使芝加哥学派想到了地狱。对于在国内长期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如今见证它的权威扩及全球的人来说，这些主张“感觉像个炸弹”。智利奖学金计划本来就是为抵制这一景象而设立的。

回到智利的学生不仅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教育，而且还怀有把这种信念带进未开化地区的强烈献身精神。他们将大学经济学系里的发展主义者清除并开始建立自由市场研究所和智囊团，比如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同时像美国的经济学家一样，他们由公司赞助设立了自由和发展基金。他们知道自己在美洲大陆的使命，正如芝加哥校友恩斯托?方丹（Ernesto Fontaine）所言，即“把自由市场推广到整个拉美，以与妨碍自由、导致长期贫困和落后的各种意识形态立场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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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迪正筹划进步联盟改革资本主义时，他培训和资助了一些将组成美洲大陆死硬的敢死队网络的人员和研究所。与此同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使自己成为了自由市场的基地，它使拉丁美洲的一代经济学家成为国际资本主义变动的先锋。

但是，经过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混乱，这次革命似乎要永远被推迟了。60年代后期，“芝加哥小子”为阿连德在1970年选举中的民族主义对手起草了政纲，其中包括最终将被皮诺切特政府实施的许多提议。但是阿连德赢得了选举，所以智利不得不等待。同时，1964年掌权的巴西军政府于1973年邀请弗里德曼为之提供咨询，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接着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急剧增长的失业率。弗里德曼宣布“休克疗法”的第一次应用制造了“经济奇迹”。但是巴西的将军们明智地表示了反对，并回到了国家指导下的工业化模式。后一种模式虽不能抑制通货膨胀，但确实降低了失业率，为巴西现在在拉美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第一任期，有意实施弗里德曼的那一套理论，但接着他却提高了关税、引人工资和价格控制。为了赢得1972年选举，他宣布自己是个凯恩斯主义者并大印货币。弗里德曼对此反应道，尼克松“太令人失望了”。

这样就只剩下名誉不好却愿意进行改革的皮诺切特了。在弗里德曼访问之后一个月，智利军政府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通货膨胀。这个政权把国家开支削减了27％，烧掉了成捆的比索。国家退出银行系统和撤销对金融包括利率的管制。还大幅度降低了关税、放开了2000多种产品的价格，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皮诺切特使智利从与邻邦结成的、致力于推进地区工业化的联盟中退了出来，把智利变成了廉价商品进人拉美的门户。成千上万的国有部门工作人员在政府拍卖国有企业的时候失去了工作。这次拍卖实际上是400余家国有工业的财富向私有部门的大转移。智利不仅允许跨国企业将它们的全部收益带回国内，而且还提供汇率保障来帮助它们这样做。为了建立投资者的信任，比索与美元挂钩。四年之内，不仅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而且在之前的进步联盟土地改革时被征用的所有财产的将近30％都物归原主。新法律像对待其他任何一种“自由”商品一样对待劳动力，扫除了40年以来的不断取得进步的劳工立法。医疗保健也像公共养老基金一样实行私有化。

国民生产总值暴跌了13个百分点，工业产量下降28％，购买力跌到197o年水平的4o%。一个接一个的民族企业破产。失业率急剧攀升。

一直到1978年经济才出现反弹。从1978年至1981年间，经济增长了32％。虽然工资保持在比10年前低将近20％的水平，人均收人却又开始增加。一个可能更好的进步指标是严刑拷打和非法处决逐渐减少。但尽管芝加哥经济学家因为三年的经济增长而得到了荣耀，他们却使智利走上了近于瓦解的道路，关于这一点现在通过反思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的反弹是金融系统和大量外资作用的结果。结果证明外资导致了投机者的狂欢、银行系统的垄断和繁重的外债。像洪水般涌人的外资确实使固定的汇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保持，但个人债务从1978年的20亿美元急剧增长到1982年的140多亿美元，给智利货币带来难以负荷的压力。比索由于像实际中存在的那样与升值的美元的汇率固定，便人为地提高了比索的价值，导致大量廉价进口商品涌入。当消费者利用自由化的贷款方式购买电视、汽车和其他高价商品时，储蓄缩减、债务增加、出口降低、贸易赤字扩大。

1982年，一切都土崩瓦解。铜价的暴跌加剧了智利的贸易逆差。国内生产总值跌落15％，工业产量迅速收缩。破产企业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两倍，失业率达到3o%。尽管皮诺切特之前保证保持货币稳定，他还是实行了比索贬值，这使那些借人美元或以比索形式储蓄的穷苦的智利人民倾家荡产。中央银行储备减少了45％，私有银行体系也崩溃了。危机迫使国家重新采用在阿连德执政期间都未实施的法律，接管了将近70％的银行系统并重新控制金融、工业、价格和工资。皮诺切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以摆脱困境，并公开保证要偿还外国债权人和银行的债务。

就像国际左派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蜂拥来到智利一样，在皮诺切特统治的1978年至1981年的黄金时期，智利又成了信奉自由市场的右派的向往之地。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和记者都来亲自目睹这个“奇迹”，并把智利作为可在全世界推行的榜样。

除了商人，右翼活动分子也来到智利以示与皮诺切特政权的团结。《国家评论》的出版商威廉姆?拉舍尔（William Rusher）以及其他最终在里根1976年和198o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走到一起的骨干组织了美国一智利理事会――以对付美国对皮诺切特的批评性报道。“我找不出一个相信智利政府在实行”拷打“智利政权的反对派”的人，拉舍尔在1978年从智利访问回来之后写道。至于由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引起的“过渡时期人的不便”，拉舍尔认为，“为了明天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在今天遭受一定量的损失，既不是不可忍受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奥地利移民、芝加哥大学教授。他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大胆提出国家计划不会产生“自由和繁荣”，却会导致“束缚和苦难”。在皮诺切特统治期间他多次访问过智利。智利给哈耶克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在那里召开了一次著名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他甚至把智利推荐给撒切尔作为她完成其自由市场革命的典范。在智利1982年金融崩溃、经济达到最低点时，撒切尔首相同意智利代表一个“显著的成功”，但认为英国的“民主制度和对共识的需要” 使皮诺切特所实施的“一些措施”“完全不能被接受”。

像弗里德曼一样，哈耶克把皮诺切特看作真正自由的化身，认为他只是在“过渡时期”实行专制统治，只是为了逆转几十年来的国家控制。他告诉智利的一个采访者：“较之没有自由的民主政府，我个人更偏爱自由主义的独裁统治。”他在一封给《伦敦时报》的为军政府辩护的信中写道：他“在受到猛烈抨击的智利还没发现一个人不同意这点：在皮诺切特统治下的个人自由比在阿连德统治下要大得多。”当然，成千上万被处决的人和成千上万被皮诺切特政权严刑拷打过的人已经开不了口了。

哈耶克把阿连德的政权描绘成智利由战后福利国家转向臆想的极权主义未来的中间站。相应地，皮诺切特军事集团辩称他们不得已采取的恐怖行动不仅是为了防止智利转变为斯大林主义的集中营，也是为了扫除50年以来的关税、补贴、资本控制、劳工立法和社会福利措施，就是为了扫除引导智利走上自己的奴役之路的“持续半个世纪的错误”。

一位追随哈耶克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Michae］Novak）的政府经济学家米格尔?卡斯特（Miguel Kast）说：“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场革命。”芝加哥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激烈且迅速地促成智利社会的“根本性的”转变，并以此来消除“冒牌民主”。事实上，1973年之前，智利在美洲国家中享有最为持久的宪政民主。

弗里得曼以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为皮诺切特辩护，而芝加哥团体在以哈耶克 1960年出版的专著《自由秩序原理》命名的智利1980年宪法中把这样一种关系制度化了。新宪法把经济自由和政治威权神圣化为相互补充的品质。他们为一个强有力的执政者例如皮诺切特辩护，说不仅深远的社会变革的出现需要这样的人，而且维持这种变革直至智利的“民众心智发生改变”也需要这样的人。中央银行行长谈到：智利人长期以来“接受的是软弱教育”，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培养他们的强力。市场本身会提供指导。当被问及由休克疗法导致的高破产率的社会后果时，托里比奥?迈瑞诺（Toribio Merino）上将答道：“这是一个经济动物的丛林。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不论亲疏。这是现实。”

但在这样一个纯粹竞争的野兽的乐园，可能会出现危险，需要独裁统治迫使智利人民接受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被动的而非参与性的民主。“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条通往保护绝对经济自由的真正“自由社会”的途径，皮诺切特在1979年的一次由弗里德曼的两个信徒起草的发言中这样谈道。弗里德曼对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的关系闪烁其词，但他以前的学生却始终如一。“一个人的实际自由只有通过独裁主义政权保证”，财政部长卡斯特罗说道。他承认：“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我们，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保持这种政策。”

新右派在智利首次实现了用经济自由和威权来重新定义民主。据芝加哥大学优秀毕业生克里斯蒂安?拉罗乌莱特（Cristian Larroulet）说，在皮诺切特的严格控制下，智利成为“在自由的社会秩序基础上确立政府形式这一世界潮流的先驱”。比如说，智利私有化了的养老金制度如今就成为社会保障转型的一个典范。布什在1997年曾就这一问题接受了智利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何塞?皮涅拉（Jose Pinera）的建议。

皮诺切特和弗里德曼都是先驱，预示着一个妄为、无情的新世界。如今，皮诺切特正因为他“休克疗法”的招牌而受到软禁（皮诺切特于2006年10月10日已死――编者注），弗里德曼也去世了。但他们所开创的世界却幸存了下来。对于1975年的智利来说，极端的东西成了当今美国的标准：一个由市场界定人类全部成就的、政府以自由的名义折磨人民的社会。

译者：李春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00872；
杨 柳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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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

作者：[美]瓦迪?哈拉比 译者：余蕊

原载于2007年第3期《国外理论动态》


美共经济委员会成员瓦迪?哈拄比（wadi’hHalabi〉2006牟12月23日在美共《人民周刊》经济专栏刊登了题为《米尔顿?弗里德曼：太迟了！》的文章，揭露了弗氏的经济学的虚伪性：它无视垄断资本和大量投机的存在，高喊自由市场，其本质是为金融垄断资本的自由扩张服务。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弗里德曼成长于一个充满危机、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他在上个月去世，作为统治阶级的宣传员，他从事了“有益”的事业。洛克菲勒家族创办的芝加哥大学！就是他的基地。

弗里德曼信徒俱乐部的成员喜欢软弱的、便宜的、其实最好是“免费的”劳工，俱乐部成员包括里根、撒切尔夫人、诺贝尔委员会（1976）、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小布什和他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等等。

弗里德曼认为，规制流通中的货币量可以调节市场经济的产出。这个结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很容易证伪。甚至他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支持者，最终也拒绝了这个过于简单的论断。

卡尔?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资本家元法控制经济周期；调节市场经济的，是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规律，它独立于统治阶级的意愿而起作用。如果资本家真的能控制经济，他们就可以消除导致利润降低并威胁自己统治的经济危机和衰退。

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必须保全关于资本家能够控制经济的虚构。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至少正确地认识到，引起危机的原因是日益加重的生产与需求的不平衡，这被剥削者看成是“生产过剩”或“生产能力过剩”。这种不平衡导致了经济损失、失业和苦难。

凯恩斯开出的“药方”，要求各国政府通过借钱增加财政支出，以创造需求。这并没有消除经济周期，反而把政府变成了为富有债主服务的武装追债人。此外，每当压迫国家实施一种“凯恩斯主义的机制”，就会有十个“反凯恩斯主义的机制”被它们强加到被压迫国家身上。从非洲到中东，从南亚到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银行与美国控制的代理人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强制被压迫国家实施了几十次野蛮的“结构调整”和预算削减，造成了失业、营养不良、流离失所、失学和健康状况恶化等灾难性的后果。凯恩斯可谓经历了锕年衰落后的帝国主义的首席理论家。

到20世纪70年代，帝国主义已经经历了80年的衰落，弗里德曼成了被他们选中的理论家。弗里德曼的虚伪是惊人的。他声称支持货币稳定，但是却为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金融业和其他大银行所从事的破坏稳定的大规模货币投机辩护。

从1973年到2006年，从事投机的货币至少增加了200倍。弗里德曼却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为货币投机辩护，甚至在投机在泰国、阿根廷、墨西哥和其他地方已经明显地引发危机之后，他还依然故我。

弗里德曼倡导“自由市场”，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的垄断资本对它们控制的商品（例如石油）索取比成本大10倍甚至20倍的高价，同时却压低价格购买非垄断性部门生产者的商品，例如咖啡或棉花（这是不平等交换），对此，他竟然摆出一副全然不知的态度。

弗里德曼称赞“自由市场”带来的“自由”，却对维持市场极不平等的交换必然需要大规模使用暴力――军队、警察、监狱视而不见。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案例。

尽管并非出自初衷，但是弗里德曼这一点是正确的：货币的不稳定将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今天华尔街正要求中国把人民币向“市场力量”开放，也就是向投机开放。这是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方位的、正在逐步强化的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培植中国的反动势力。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集中注意力在中国推动这件事，他过去在高盛集团（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译者注）就职时，也倡导中国向“热钱” 开放，并私下从投机中获利。

保尔森在最近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多次提到中国（当谈到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体制的“改革”话题时）。他说，“当我和中国人讨论货币问题时，我鼓励他们对竞争更快地开放资本市场……他们正打算要有一个灵活的人民币汇率体制。”“灵活”就是投机的代码，正如 “灵活的劳工”也是这样一个代码：强迫工人一天工作20小时，在这样残酷的剥削后，第二天让他们失业。

如果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不稳定的警告加强了中国对华尔街要求的抵抗，那么太好了！这位专门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在他的坟墓里也会为此发疯的。

译者：余蕊 （中国政法大学10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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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使社会倒退的“自由市场”设计师

作者：［澳］尼克?比姆斯 译者：李春兰

原载于2007年第3期《国外理论动态》

2006年11月21日，澳大利亚http：／／www．wsws.org网站刊登了尼克?比姆斯题为《弗里德曼：使社会倒退的 “自由市场”设计师》的文章，认为弗里德曼的理论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其科学性，而是因为他为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外衣，他的理论在科学上是一种倒退，而且实际上也导致社会倒退。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卡尔?马克思在188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中提到：1830年前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性已经终结。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自身的发展所引起的阶级之间关系的紧张使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变得不再可能。 “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上周四去世。日后，他将作为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之一留名于世。在过去40年里，他最终成为“自由市场”理论的教父。其实，他自己的职业道路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

在被视为某种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弗里德曼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学非常边缘的位置。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当他开始在大学学习经济学时，弗里德曼和以他为核心的主张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不是被视为古怪就是被视为反常。此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的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期：政府政策对“有效需求”的调节――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增加支出，经济增长和扩张时则减少支出――可以防止上个世纪30年代那种摧毁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再现。

所有这一切即将发生改变。20世纪70年代早期，战后经济繁荣的崩溃导致严重经济衰退、急剧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见证了凯恩斯理论“药方”的失败。根据凯恩斯的方案，通货膨胀是解决失业的有效手段。现在通货膨胀和失业却同时发生并引起了“经济滞胀”现象。

滞胀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内部深层矛盾的再现引起的。这意味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再也不能维持阶级调和的体制――追求充分就业、提供社会福利措施――而不得不急转弯。

弗里德曼为这种新的动向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辩护：谴责政府干预引起了危机并坚决主张回归30年代起受到强烈质疑的“自由市场”原则。在繁荣停滞还不到10年的时间里，弗里德曼的“古怪”理论便成为正统，而凯恩斯主义则成为异端。

1976年10月，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科学院觉察到这下风向的改变，把经济学诺贝尔奖授予了弗里德曼。

大萧条

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1932年，他获得了数学与经济学的双学位。一年之后，又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弗里德曼起初找到一份在政府部门全国资源委员会（这是罗斯福新政的产物）的工作。之后，他又进人国家经济研究局。二战爆发时，他正参与制定联邦税收政策，构成“即买即付”制度基础的联邦代扣税的开发就应归功于他。

1946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弗里德曼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他在这里一直呆到1976年退休，并成为主张自由市场和始终强调货币数量在决定经济周期上的重要性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袖。

弗里德曼在共和党的决策圈里很活跃。1964年，他担任总统候选人的非正式顾问和共和党右翼巴里?戈德华特的旗手，还担任过分别于1968年和1980年上台的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的顾问。在里根上任时，他是里根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88年荣获总统自由勋章。2002年，在弗里德曼九十岁生日时，布什在白宫举行的宴会上对弗里德曼的“终身成就”致以敬意，并赞誉他为“自由英雄”。

对货币数量理论的信奉指导着弗里德曼所从事的经济理论工作。这个理论历史悠久，远可追溯到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弗里德曼用这个理论系统地阐释了他对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观点的不同意见。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如果货币当局发行货币过多，物价就会上升――他坚持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他主张：政府的任务不是通过消费来调控经济，而是确保货币供应充分增加以实现自然的经济增长，并让市场来解决失业和经济衰退问题。

不过弗里德曼认为，如果要驳倒凯恩斯主义者，使用历史和统计分析展开论战是极其重要的。他和安娜?施瓦兹的主要理论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就是以此为背景的。通过对经济史的考察，弗里德曼和施瓦兹试图揭示货币供应量在决定经济活跃水平中的关键作用，以确立指导未来政策的必要方针。

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在1929年到1930年，一个本来正常的经济衰退却由于负责调节货币供应的美联储的一系列政策失误而转变成经济灾难。

弗里德曼认为：首先，在不适合货币紧缩的情况下，美联储于1928年春天错误地开始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并一直持续到1929年10月股市崩溃：这时，经济刚刚开始走出之前1927年商业周期的低谷、商品价格下跌、毫无通货膨胀的迹象，而联邦储备体系却认为有必要控制将信贷用于股市投机的行为。

但在弗里德曼看来，美联储政策的最大影响并不在于引发衰退，而在于引起1931年到1932年的崩溃。在银行进行资产清理时，美联储没有扩大信贷并稳定金融体系，而是切断货币供应并加剧了危机。总而言之，他和施瓦兹发现在1929年到193o年间，美国货币供应缩减了三分之一。就像弗里德曼的批评者所指出的：这一缩减既是经济活动紧缩的原因，又是其产物。

人类“自由”

弗里德曼的分析还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失败转移到了政府的作用上。就像弗里德曼在1988年7月接受澳大利亚广播电台采访时所阐述的：大萧条不“像被广泛阐释的那样是市场体制失败的结果”，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府失败的结果，尤其是货币当局没有履行最初成立时被赋予的责任”，没有阻止金融业恐慌。

这样就出现一个显著的问题：为什么美联储没能防止经济崩溃？弗里德曼说：

“拙劣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1928年联邦储备系统的首要人物本杰明?斯特朗逝世这个重大意外导致的。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如果他能多活两三年，很可能就不会出现大萧条。”

弗里德曼为阻止任何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批判性考察而想出了这样荒谬的解释。而更荒谬的是他的分析居然在学术圈里受到了重视，并掀起一场弄清斯特朗的真实想法以及他若在世是否会采取不同行动的研究热潮。
弗里德曼在“主要的经济学家”中的主导地位与他所做工作的知识贡献和科学价值没有什么关系。与流行的正统观点相反，他不断赞扬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优点。结果，当战后妥协结束、需要新的辩护士时，他成为一个以人类“自由”为名义的、以极少数人不受约束地积累财富为基础的一个新的、社会退化的时代的主要鼓吹者。

弗里德曼的思想是以人类自由与市场的自由运行、私有财产制度密不可分这一观点为基础的。此外，他认为，市场不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某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上出现的特定的社会形式，而是有一种永恒的品质。就像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身边有教士来保证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神授的一样，弗里德曼向时下的统治阶级保证：给予他们大量财富和特权的社会制度是源于人类社会组织本身的性质。

智利“实验”

即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法则没有什么科学内容，它们对于维护一定阶级的利益却具有极高的价值，就像智利的实验即将生动说明的一样。

1973年9月11日，民选的阿连德政府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在之后的1975年，叛军首领皮诺切特请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小子”――在弗里德曼指导下的经济学家――来整顿智利经济。

在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的直接指导下，皮诺切特开始实施一个以撤除对经济的管制和私有化为基础的“自由市场”计划。他废除了最低工资，取消了工会权利、养老金制度，实行国有工业和银行私有化，降低各种收入和收益的税率。

这对大多数智利民众来说成了一场社会灾难。失业率从1974年的仅9％多一点上升到1975年的将近19％。同期产出下降12。9个百分点――这一收缩与美国在30年代的经历相当。

1977 年以后，智利经济看起来出现复苏，增长率达到8%。罗纳德?里根宣称智利为第三世界发展的“典范”。弗里德曼也称“智利试验”可以与“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相媲美”。1982年，弗里德曼对独裁者皮诺切特大加赞扬，声称皮诺切特“支持了一种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智利是一个经济奇迹。”

但是复苏为时不长。1983年，经济遭到破坏，失业率一度上升至34。6%。制造业总产出缩减了28％。1982年至198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9%。自由市场不仅没有带来自由，反而造成大量财富向一极集中，贫困和苦难向另一极集中。1970年，20％的智利人口生活在贫困当中。到1990年，也就是军事独裁的最后一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40%。同时，实际工资下降超过40%。但是，富人却变得更富了。1970年，最上层的20％人口控制着45％的财富，最下层的20％人口控制7。6％。到1989年，这个比例分别是55％和4。4%。

智利的经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仅是下面这一事实的第一个例证：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不受制约的发展不仅完全不会带来人类自由，而且它只会通过国家有组织的暴力才能实施。

在美国，伴随着里根政府实施的以货币为基础的自由市场计划的是，以1981年航空交通管制员协会（PATc0）的瓦解为开端的工会的破坏。就像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之后所评论的∫政府在帮助对抗通货膨胀的战斗中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挫败了航空交通管制员的罢工。”

同样地在英国，撤切尔夫人实行了以弗里德曼和他的最有影响力的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为基础的经济领域的反革命运动。这一运动在1984到1985年长达一年之久的罢工中通过警察和其他国家力量的大规模干预直接导致了矿工协会的解散。

同样的过程在别处也进行着，特别是澳大利亚。在这里，自由化、撤销管制和自由市场制度导致了国家对工人运动的镇压。这些镇压都是由1983年至1996年间执政的霍克和基廷工党政府实施的。

弗里德曼去世时，处处都是赞美之声。布什称赞他为“一个有助于提高人类尊严、推进人类自由的革命性的思想家和卓越的经济学家”。玛格丽特?撒切尔赞扬他复兴了“自由经济学”并把他描述为“精神自由的斗士”。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也说弗里德曼永远都将被列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纽约时报》的讣告把弗里德曼描绘成“经济学巨人”。对他来说，对他在智利所作所为的批评只是“路面的一个小凸起”。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称他为“世界经济理论的杰出人物”。罗伯特?默多克名下的报纸《澳大利亚人》的一篇社论则称他为“自由斗士”。

赞美还在同样继续着。好像再也没有什么比用“自由”和“解放”来为他们提高的地位进行辩护更能满足有权有势者的了。但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和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个名字将会唤起一个完全不同的回应。

译者：李春兰 中国人民犬学国际关系学院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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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人民


问题是，修正主义者不管怎样巧言令色的忧国为民，无论怎样花言巧语的修正社会主义，却无法修正和改变他们实行“民进国退”和“市场换技术”的市场经济以来祸国殃民的事实：

一、据国际组织统计：中国的医疗排名世界倒数第四，教育投入比重世界倒数第二，工资占GDP比重是世界倒数第一，有10%的最穷人口的收入绝对下降。

二、我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9－2004年26年间，我国社会每万人口：

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的5.5件上升到2004年的36.4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

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1.6%和5.4%。

2004年我国交通、工伤、火灾每10万人死亡率由1979年的4.4人增至11.3人，年均递减3.5%，死亡人数高达14.6万人。

三、2007年2月，美国旅行杂志《国际生活》公布的2006年度“全球生活质量指数”，中国（内地）在195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116。

其、2006年5月24日，在第九届科博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演讲说：

“我想用这么几个数字来说明问题：一是我们现在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这说明一半以上的技术是靠引进；二是我们现在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全国只有万分之三左右。”

2006年9月26日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行由2005年的48位下降至54位，落后于印度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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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弟子”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泛滥


朱安东　
   

                       皮诺切特独裁政府与“芝加哥弟子”

     1970 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阿连德对智利的矿业、工业和银行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政府开支。虽然这些政策在改善大众生活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政策设计和实施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国内外资本家的反对和捣乱，智利经济陷入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结成了同盟，而“芝加哥弟子”也第一次在其中获得了政治友谊。
     1973年，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独裁政府。皮诺切特政府当时要完成的任务，首先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并把前政府国有化了的企业私有化，但他们不懂经济，必须寻求专家的帮助。几经周折，他们寻求到“芝加哥弟子”的帮助，后者迅速拿出了方案并在政府关键经济部门中获得了一批重要职位。
     “芝加哥弟子”根据其所掌握的 “科学”开出了治理智利经济问题的药方：必须用“看不见的手”去代替“看得见的手”，即用市场去代替政府干预。被国有化了的企业立即被私有化了，公共开支被大幅度地削减，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政策被废除，智利经济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除了汇率仍然不允许浮动外，其他的经济政策都直接来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著作，这是最早的“休克疗法”。
    为了支持“芝加哥弟子”推出的政策，弗里德曼、哈伯格以及哈耶克都访问了智利并发表了大量的演讲。这些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并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么大。随着关税水平的大幅降低，进口替代制度被废除，非传统性的出口大幅增长。但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大幅度攀升，贫富分化急剧加大。为了维护统治，皮诺切特政府残酷镇压国内的批评者和反抗者。
    高举自由大旗的“芝加哥弟子”如此自然地与一个独裁政府合作并不奇怪。早在1965年苏哈托通过政变上台建立独裁统治后，同样有一批美国培养的印尼经济学家与其合作并被提拔到关键的经济部门任要职，史称“伯克利黑帮”。他们推行的政策与“芝加哥弟子”的非常相似。有学者指出，这其实可以从芝加哥学派的主张中找到答案。芝加哥学派宣称，其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与价值相关的应该是意识形态。因此，在芝加哥学派的门徒看来，如果一个独裁政府允许他们这些掌握了科学的专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控制和制定各种政策，那么这个政府同样是很好的。而且，在他们看来，民主政体未必就是合适的，因为它往往被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所困扰。

                      “智利奇迹”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变化

    随着智利开放政策的实施，外国投资开始增加，经济开始增长。虽然失业率不断攀升。实际工资下降，但美国媒体以及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开始鼓吹所谓的“智利奇迹”，片面宣传自由市场经济在智利取得的成就。
     与此同时，面对60年代后期开始并在70年代加剧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以金融资产阶级为首的美国统治阶级开始意识到必须打垮国内外的工人阶级力量，并摧毁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正好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因而，从70年代开始，大量的资金被投向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资助其研究、学术会议、杂志和招收留学生。美国的媒体则越来越多地给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提供发表见解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 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芝加哥学派的舒尔茨和斯蒂格勒又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和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一起逐渐成为美国和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新自由主义也从被个别国家所接受发展到被很多国家所接受。韩国作为战后唯一的一个由贫穷落后的不发达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可是你能够随口说出来一个韩国经济学家的名字么？有一个韩国经济学家领到过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么？
    智利80年代的经济危机及“芝加哥弟子”的淡出。随着皮诺切特的下台，“芝加哥弟子”被迫再次从智利政府中退出，但其制定的政策大部分仍被保留了下来。此后，虽然他们在学术界和商界仍然很活跃，但在政界已很难见到其身影。

                        芝加哥学派在其他拉美国家的影响

     随着“智利项目”的成功，美国把该项目扩展到了其他拉美国家。除了从拉美国家招收本科生到智利天主教大学学习和选送其中的优秀者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外，美国还在一些拉美国家“复制”智利项目。例如，在阿根廷，美国国际发展署资助设立了库依欧项目，让库依欧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合作培养经济学家，仅1962年至1967年即选送了27名阿根廷学生到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
    随着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大量经济学家回到拉美国家，“芝加哥弟子”在拉美的影响也逐渐增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拉美的学术界和商界，还表现在政界。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传播和泛滥起了关键的作用，也为“拉美化”的出现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国际援助机构，国际合作局及其后继者，国际发展署、福特基金会、富布赖特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通力合作，牵线搭桥，提供资助。随着美国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化”，美国的合作教育机构也不再仅限于芝加哥大学，而是扩展到了其他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

                     美国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手段及相关思考

    美国有意识地对外传播其主张并不仅限于拉美地区。早在50年代，美国就在其中东地区的代理人――以色列资助建立了一个芝加哥学派的桥头堡――茅里斯•富克经济研究所。该研究所对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在以色列的传播，以及后来以色列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都起了关键作用。这是美国控制其他国家经济并获取各种利益的手段之一。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利用各种援助和合作的机会在其他国家培养亲美的精英人物。应注意的是，除了培养亲美的经济学家外，美国还为其他国家培养军事和警察人才。美国设有专门的学校为拉美国家培养这方面的各种层次的人才。其中，设在佐治亚州贝宁堡的美洲军事学院就先后为拉美国家培养了近 6万名军警，包括后来通过政变上台建立了亲美独裁政府的若干臭名昭著的人物。后来，由于该学院的名声越来越坏，美国政府在2001年将其名称改为西半球安全合作学院。美国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手段大致有如下六种：
    1、设祛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接受了对美国有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人才。最好是通过美国培养出来的人才，使美国的理论和思想被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精英和大众所接受，这样，这些国家的政策自然会对美国有利。
    2、设法拉拢、收买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精英，使他们或其家族的利益与美国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自觉地推行对美国有利的政策并打击压制反对力量。
    3、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出经济等方面的顾问，诱导相关国家向美国或国际组织贷款，使这些国家逐渐积累其庞大的外债并要求他们用其最值钱的矿产、石油等资源作担保，当这些国家无力还债时，迫使它们用这些担保物抵债从而控制其资源。
    4、如果第一种手段未能奏效，有关国家的政策仍然对美国不利，则制造并利用这些国家的债务或经济危机迫使它们接受对美国有利的经济政策，最好由世界银行或IMF之类的国际组织出面施压。
    5、如果有关国家仍不上当，其政府继续执行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通过策动“颜色革命”等方式，利用非政府组织等煽动老百姓闹事，想方设法使那些不愿屈服的重要政治人物下台，或者干脆支持有关国家的亲美军人实施政变，甚至组织暗杀。
    6、如果上述手段全部失效，美国在需要的时候则寻找借口军事入侵，建立傀儡政权或寻求“国际托管”。
     总之，美国的政策是，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对第三世界国家从文化思想、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等方面，从软到硬地进行渗透和控制，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和利益。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要想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就必须在上述几个方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防止“堡垒从内部被攻破”。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相当程度的阶级妥协和合作是不可能的，贫富分化、民族、宗教矛盾太大也是不行的。这是由于在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与国际大资本、官僚买办资本相比，民族资本总是相对弱小的，只有得到工农阶级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才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去维护民族利益。而在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只有真正落实群众路线，真正地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才有可能打击国内的亲帝国主义势力，维护和发展民族和国家利益。
    （《环球视野》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第68期，原文标题为《“芝加哥弟子”与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