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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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 1989六四

    "本书是献给全世界为良心和理想而默默无闻工作的间谍们！"并且："本书为国家安全部海外间谍和中央情报局有关专家合力虚构，如有雷同，不一定是巧合；如果有人对号入座，我们请他立即回到历史正确的一边！"── 云飞扬

    作为中央情报局首席中国情报分析专家,丹尼尔还是第一次和局长一道进白宫.苏联即将成为历史,中国已经急不可待地登上国际舞台,今后象这种进白宫当着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面分析中国情势的机会一定不会少,丹尼尔认为中央情报局首席副局长由中国问题专家担任已经指日可待.不过此时此刻,他还是不可造次.(博讯boxun.com)

    在中央情报局近二十年综合整理分析情报的经历使得他明白一个道理:你不但要研究情报来源可信性,情报本身是否有价值,更重要的是你还必须对情报使用人-- ----也就是中央情报局行话中的"情报顾客"了如指掌!眼前的顾客中,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不足为虑,只要自己讲起中国,可以让他们象听神话故事一样入迷.倒是坐在椭圆形办公桌后面的总统,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又是美国驻北京办事处首任代表,里根时代任副总统时也一直亲自主持中美关系,可谓美国政坛上少有的中国通.丹尼尔暗暗告诫自己不可行差踏错.丹尼尔知道,大多领导人在获得情报之前其实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决定,他们只是需要一些可以用以支持他们决定的情报而已.有的总统需要情报界为自己的决定背书,有的总统需要情报来压制对手,有的总统需要情报是为了装点门面.

    中央情报局成立到现在,仅仅把每天早上呈报给白宫"总统专阅"的情报叠起来都可以在波多马克河上搭一条桥,但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总统因为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而改变主意的.所以丹尼尔非常实际,从来不以总统的耳目自居.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充其量是白宫和行政部门的一个工具罢了.总统面前桌子上的几张照片都是十多个小时前大使馆和报社人员使用傻瓜相机拍摄的天安门广场,可以看出是在感光不足和匆匆忙忙的情况下拍摄的.

    丹尼尔指着那些照片说:"总统先生,这些照片显示天安门发生了流血事件.由于广场上示威的学生留下很多杂物,在解放军出动坦克把所有的东西压碎进行清场后,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出哪些是压碎的人体和骨头,哪些是帐篷支架和垃圾,也没有办法从照片上分辨出地上流淌的是血还是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些图片或者其他来源估计出死伤人数."

    总统皱了皱眉头,中央情报局局长打手势示意丹尼尔不要再讲下去.

    "这些图片在送到这里来之前,CNN和CBS已经反复向全国直播了发生在北京的屠杀.虽然也是模糊不清,但所有美国人都清楚知道天安门发生了什么."国务卿提醒总统."正因为谁也无法估计出准确人数,各家新闻媒体都提出了自己的数字."

    国务卿话音没落,丹尼尔就接着说道:"媒体显然对于天安门死亡人数有夸大的趋势,他们大多估计在天安门广场死了百人以上.我们情报显示天安门广场死去的学生主要是因为太虚弱无力及时撤出,有的甚至是仍处于半昏迷状况,还有少部分则是在撤退中迷失方向而撞向军队.死亡的学生以外地人为主,当时坦克进入天安门时在坦克里的士兵也不一定可以分清遍布垃圾的地上还有昏迷和虚弱的学生.相比广场来说,北京其他地方死亡人数相对还要高一些,并以北京的学生为主."

    丹尼尔稍微停了一下,补充了一句,"我想就是侩子手在天安门广场杀人也会有所顾及."

    国防部长和国务卿都看了一眼丹尼尔,带他前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有点尴尬,第一次进白宫的情报分析专家显然有些多话,并且还不知天高地厚的使用"我想",天啊,这里谁会介意你怎么想.丹尼尔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还是有意忽略,他觉得自己的话总统都听得很专心,心中有些得意.虽然这时总统的眼睛仍然死死盯着照片, 但是丹尼尔可以肯定总统的眼光已经穿透那些布满骨架和支架的照片,看到更加遥远的地方.

    "我们最多还可以拖一个小时,记者招待会必须举行,总统先生.你得做决定,已经不是是否要采取制裁的问题,而是制裁到什么程度,何时生效."国务卿的声音明显透出不耐烦.

    总统抬头看了眼国务卿,又低下头盯住那几张照片.照片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钩心斗角,虽然模糊但已足够清楚地唤回总统的记忆.他喜欢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时间允许的话,他还会停下来找一两个"中国老乡"聊一小会天.他喜欢中国,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中国.正因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中国,他才无法停止对中国的喜欢,这使得需要表现出政客无情的关键时刻他如此感情用事.

    "只要想一想,我们的准盟友,使用坦克在天安门广场上把青年学生碾成-------,我想诸位可以想象美国人民在电视上看到后的感受吧."国务卿的声音有些战抖.

    总统叹了口气想,这就是我和在座各位的不同,我去过中国,他们没有.我喜欢上中国,他们没有.他们看到天安门屠杀时想着美国人的感受,我却在为中国人担心.

    "总统先生,我们应该考虑撤回大使,如果不考虑断交的话!"国务卿为了把总统从深思中拉回来,故意提高嗓门.

    他的话使在场的人都抬起了头.中央情报局局长首先提出了异议,他说在目前形势不明,大使留在中国非常重要,在保护侨民,与中国当局沟通到收集信息方面有无法取代的作用.他建议:鉴于解放军在这次镇压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应该立即中断两国所有军事交流.国防部部长则提醒他不要忘记了中美两国设在新疆境内监听苏联的间谍站.

    "我给邓小平的信件有没有答复?"总统打断他们的议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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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说他们也不清楚邓小平在哪里."国务卿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朝中央情报局局长努了努嘴,希望他能够比中国外交部更清楚邓小平躲在哪里.

    局长让丹尼尔介绍.丹尼尔说:"情报显示邓小平六月二日签发清场命令后,秘密飞往武汉,住在武汉军区东湖宾馆.从他在武汉把中共解放军最精锐的空降旅掌握在手里可以看出他非常害怕发生军事政变."

    "三十八军有十多名高级军官抗命."国防部部长插近来说,"中国如果发生政变而引起内乱,考虑到他们不对的机动性有限这一点,那么最有用的军队就是他们驻扎在武汉的王牌空降旅.空降旅首长只是个少将,却是邓小平亲自挑选的."

    丹尼尔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次整个学生运动中,公安,武警和国家安全部都开始都很中立,或者说骑墙观望.邓小平有理由相信处理不好会发生政变,所以他在镇压前秘密离开北京.据我们推测,中国外交部确实不知道他在哪里,外交部在运动中也有很多干部打着部委招牌到天安门游行支持学生."

    "如果中国出现政变,发生乱局,我们可以干什么?"总统问道.

    在场的各位互相看了几眼,没有人回答.总统扫了大家一眼,见都不吭声,就盯住丹尼尔.受到这个鼓励的丹尼尔又以我想开始了他的回答:"我想,总统先生,我们只能隔岸观火,不,是隔洋观火,什么也不能做.我们没有这个准备,也没有这个能力,还不知道该做什么."

    "也许我们得准备好核武器,不是打仗,而是防止上亿饥饿的中国难民朝美国涌来."国防部长说完自己先苦笑起来.

    总统看了看挂钟,站起来,"我看就这样,宣布断绝军事交往实行经济制裁.不过经济制裁先等两个星期,看北京有什么解释和回应再实行."

    只能这样做了,总统想,美国人民看到那些照片后,他不采取强硬措施等于是政治自杀.可是他更清楚,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任何制裁都将被其统治者完完全全地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至于那些下令开枪的统治者,那些共产党的特权份子,制裁不但不影响他们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甚至给他们提供了更加残酷剥削压榨人民, 强化独裁专制的借口.任何主张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的人要就是对哪个政权不了解,要就是对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感情.可惜,总统明白在场的各位不会明白这些也不想明白,美国人更不会明白.在作出上面这个痛苦决定的同时,他也暗暗发誓一定要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推翻中共政权.

    大家站起来准备离开时,总统突然想起了什么,把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丹尼尔单独留下来.等门关好后,他问到:"援救行动进行得怎么样?"

    对于总统亲自寻问拯救计划,中央情报局局长有些意外:"我们虽然知道邓小平二日签订命令,但是三号晚才知道他们在六月四日就采取行动.所以我们从六月四日上午已经开始启动全面的援救计划."

    总统仍然看着局长,显然他还想听更详细的.局长不知道总统会对具体细节也感兴趣,他求救似地转向丹尼尔.丹尼尔详细汇报道:虽然六月早在六月四日早上已经开始援救学生,但是由于学生那时什么人都不许相信,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帮他们.只到六四晚上发生流血镇压,学生才开始逃跑.当然那时开始援救也异常困难.中央情报局启动了两条主要的援救学生和民主人士的秘密路线.一条是中港边境,把学生和民主人士从中港边境偷渡过香港.港英政府在英国督促下非常支持.但是由于中港边境已由解放军和边防警察实行双倍岗哨,使得这条通道风险增大.

    目前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位香港大学的同学想出另外一个计划,他号召很多香港学生前往深圳,然后他们把护照收集起来,只要是有被追捕的学生和民主人士长相相似的,他们就可以使用港人回乡证.一般来讲,罗湖海关变检站中国方面对于港人检查很松.香港这边港英当局已经做了工作.至于那些没有了回乡证留在大陆的香港学生,只要等目标安全到达香港后再向中国当局报失就可以补回,这个事情在那里很正常,就算平时每个月都有几百本港人回乡证遗忘失.还有一个方法则是香港爱国市民支持的,主要是利用香港的黑社会走私人口的渠道.这个渠道在紧急情况下更加适用,只是需要支付黑社会大笔金钱.偷越中港边境的这两个方法可以作为援救一般学生和民运人士,对于21位上了黑名单和其他一些较有影响的,这两个方法都有一定的危险.

    另外一条路就比较保险,是台湾军事情报局长期开发使用的台湾海峡偷渡路线,台湾主要是作为向大陆派遣和接应情报人员的线路.台湾方面已经答应我们协助,不过他们担心如果出逃人员中混有中共情报人员的话,那会使得台湾多年经营的海上秘密通道毁于一旦.所以台湾目前暂时只介入援救那些上了黑名单的学生和民运人士.我们中央情报局在从中国境内把人偷运到香港和台湾的工作中可以做的就只有协调各方以及经费支持,但是我们以及答应学生和民运人士到底台湾和香港后,我们可以负责接到西方国家.丹尼尔讲的很仔细,总统听得也专注.

    丹尼尔讲完后,总统明确指示:把援救中国学生和民运人士出来的工作作为中央情报局目前的当务之急.

    如果英国和法国方面需要协作,情报局可以直接报告给白宫,由他亲自和英国总理和法国总统交涉.两人告辞时,总统问:"这次行动计划是什么代号?"

    局长说这个计划涉及面很广,还没有来得及制定一个统一的代号."就叫黄雀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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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怕他们没有听清楚,"黄雀行动!"

    中央情报局局长一怔,他想不到总统竟然亲自为中央情报局一个救援计划定名字,并且还是这样一个别致的名字.他在想着时,听见他带来的那名40多岁中国问题专家又以"我想"开了头."我想,总统先生是取自中国成语吧?中共当局好象螳螂,残杀同类弱小.您是取意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思吧?总统先生! "

    局长心中有些不快,他认为回去后得告诉这个书呆子,不要在总统面前老是使用"我想".总统多看了一眼丹尼尔.他想情报局里应该多提拔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展对华情报,完成平演变中国的宏伟计划.

    冷冷清清,在北京生活几十年,他还是第一次在长安街上开车时有这个感觉.镇暴三天了,长安街两边砸毁的军车和推倒的拦干还没有清除.军人接到命令要求连晚清除暴徒尸体和残留的垃圾,但这些被暴徒和学生砸毁的军车和公物,甚至有些可以辨认出军装的军人的尸骨则可以多摆放几天,让那些还留在北京的外国记者拍个够.

    诺大的长安街显得空空荡荡,两边不时有一队队沉默的军人行进.他觉得自己脑袋也仿佛如这中国第一街样空空如也.他想思考点什么,让自己摆脱眼前的空虚,可是怎么也无法集中.于是他干脆放弃,决定什么都不想,让自己超脱哪怕一会儿,结果刚刚还空空洞洞的脑袋一下子乱糟糟怎么都无法理出个头绪.他警告自己这样很危险,于是把车停靠在路边,想看看是否是因为昨天没有休息好.

    车刚刚停稳,一个解放军上尉便敲响了车窗玻璃.他按下电动车窗."同志,这里不可以停车,请立即开走!"要是平时他二话不说就会边说对不起边把车开走,犹豫了一下后把把驾驶证拿出来递给那个上尉.

    上尉并不想接,他嘀咕道,"我不是交警,你开走吧!"随即,那上尉目瞪口呆站在那里,驾驶证上的职业栏写得很清楚:国家安全部部长.

    部长拿回工作证,对上尉宽厚地笑笑,启动车子离开了.在他的记忆中,这个印有国家安全部部长的驾驶证揣在口袋已经五年了,今天还是第一次掏出来吓唬人.国家安全部长平时都是自己开车,从来不违犯交通规则,他的车也是国家安全部唯一不配备警灯警笛的.前几天他开着奔驰轿车经过长安街时曾经被游行的学生强行拦下来检查,结果学生看到他其貌不扬,衣着寒碜,连证件都没有检查就让这位"一眼都可以看出很廉价的"司机同志走了.

    当时有国家安全部混在学生中的特务看到这一情景,暗中调来了二十多位便衣,随时准备搭救.

    当这么个国家安全部部长真是不容易呀,他并不是假装衣着朴素,确实没有多少钱,银行到现在也没有十万元存款.他也没有搬进国家安全部的部长楼,而是仍住在妻子任教的清华大学教授楼内.他经常拿自己和"假"同音的姓开玩笑说"我是假部长呀!"谦虚,谦虚,再谦虚,就是他在国家安全部任上的座右铭.当然他之所以主掌中共政权最神秘的国家安全部这么久还要归功于他那一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营养不条,发育不良的模样.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他把车子驶往东四大街,拐进狮子胡同,直接开入28号大门,在警卫的指示下他把车停好.部长一个人向政法委书记的书房走去.

    "我们已经掌握了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偷运动乱份子逃出国境的渠道,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是吗?"政法委书记背对着国家安全部部长.

    和部长明显发育不健全的身子骨形成鲜明对比,政法委书记乔坚体魄魁伟,遮住了大半个书房窗子射进的光线.

    "我们的情报虽然晚了两天,但考虑到暴乱份子要从北京到达南方他们的接应点也需要两到三天,所以应该现在为止,尚未有漏网的."国家安全部部长不无自豪地说.

    他在整个暴乱中虽说屁股没有坐错地方,可以由于搞不清该坐哪边,就那么一直抬着屁股到处看,搞的筋疲力尽.由于他级别还没有公安部部长高,很多高层会议他无法参加,所以搞不清谁是真正的领导,特别是谁还是运动后的真正领导.

    在从四月底到五月学生运动的大部分时间里,安全部情报单位只好对事件实事求是的报道.以致后来引起陈希同的不满,指责国家安全部的情报巨细无遗地报道学生和市民的活动,但却没有透过现象抓本质,没有及时指出幕后黑手,更不要说抓住这个黑手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勾结的证据.安全部受到的压力几乎都落在了部长一人肩上,他有好几次在床头向妻子交代了后事.部长对于现在情况终于明朗了别提多高兴,不管是谁获胜,他都会全力维护的,这毕竟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他认为这次在追捕暴乱份子的行动中国家安全部要好好表现一下,亡羊补牢.

    "按照我们的部署,我相信没有几个叛乱份子可以逃出去."他强调着.

    "哦,"政法委书记转身低下头看了一眼部长,"我们谈一下情报工作吧!"国家安全部部长大惑不解.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分两大块,反间侦察和秘密情报工作.他以为现在是追捕暴乱份子幕后黑手的关键时刻,专门来汇报的也是侦察追捕工作.没有想到政法委乔书记突然问起情报工作.他立即觉得应该先下手为强,有必要先检讨一下."这次在找出幕后黑手方面我们晚了一点,否则早早把这些黑手控制起来,学生运动就不会发展成这样.乔书记,我们有责任,我辜负了您的培养."

    "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幕后黑手最后不都是被你们抓出来的.公安便衣在这方面还缺乏技巧和先进的技术支持."政法委书记打断他,从窗前走到沙发,坐下后也示意部长坐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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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员送进来两杯茶,书记喝了口接着说,"让我担心的你们部的海外秘密情报工作,特别是对美国这些西方国家的.这次事件中你们对于学生的掌握,幕后黑手的追查都还令人满意,可是涉及到境外就差劲啦.例如你们始终无法提供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才是整个事件的最大幕后黑手.结果造成我们政府有些工作很被动,报纸上的宣称也显得有些苍白,没有说服力."

    "我知道,我们明白,这些我们要好好改进."

    "这不是改进的问题!"政法委书记打断有些战战兢兢的国安部部长,"情报工作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工作,基础是很主要的.我们国家安全部的情报工作全称叫对外秘密情报工作.可是从周恩来总理领导的特科开始到军队的情报部门,到调查部,一直到1983年成立国家安全部,我们的情报工作始终是在国内搞来搞去.国家安全部成立后,我们特别强调了要注重情报工作的对外职能.我们这些年做得怎么样?从这次可以看出,我们还是在国内转来转去."

    政法委书记停了一下,问部长:"你们从什么来源得到中央情报局的援救计划的?"

    "从我们部署在香港移民局的高层情工关系."部长知道,自从1984年余强声叛逃供出国安部隐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机关的共四个重要情报关系后,国家安全部在美国的政治情报工作就江河日下.乔书记自己一直是中共情报界的领导人,他指出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只是国家安全部部长没有想到天安门血迹未干, 追捕工作尚未展开之际,书记竟然有心情讨论对外情报工作.

    政法委书记再开口时,部长可以感觉到书记的心情异常沉重:"国家安全部目前在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还在依靠靠四九年前出去的老华侨,且不说他们年岁已大,能力有限,这次平暴事件肯定对他们打击很大.你们部是否已经预料到平暴引起的信心问题,是否已经拟定出针对海外情报人员的说服教育工作?这个工作如果做不好,会有很多同志会明里或者暗里疏远我们.加上这次镇暴事件一出,我们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要降到历史低点.美国已经有人主张要把冷战大到中国.我们今后需要大量的美国情报.你看,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有好几个国家已经宣布他们的经济制裁了,""哦,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一边是我们最需要情报,一边是我们这些国家的情报人员有不增反减的趋势,"政法委书记摊开两手,眼睛透过镜片直直地盯住部长,"我们面临的情报工作很艰巨吧?"部长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国家安全部在在对外情报工作上分为三块,一是科技情报,这一直是做得最出色的一块.二是经济情报,刚刚成立不久.政法委书记这里强调的是政治军事情报.那些才是关系到国家前途的重要情报.恰恰在这个领域国家安全部始终无法打进美国等西方国家.这虽说不是新问题,可是一在国家经历好象六四这样的非常事件时, 就更加凸显问题的严重性.

    "我在想,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中央情报局偷运动乱份子出境的秘密渠道,何不将计就计,秘密派遣一批情报人员潜伏到西方.这样派遣过去的情报员具有很好的开头,到哪个国家都会得到信任.不象我们过去公费派出的留学生,混了七八年也最多勉强到经济或者科学领域,始终无法进入政治部门或者类似的敏感领域.这次如果可以派遣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是长远来看的.就近一些来看,我们在海外的十几万留学生加上这次事件后潜逃的,他们在外面也是极其大一股力量.千万不可忽视的,我们派出的情报员可以部分混杂在他们之中,掌握他们这些学生的思乡动态.我自己相信这些学生都是爱国的,等他们激情过去之后,会对中国问题重新思考的.到那时,你们派遣的情报员可以物色他们之中思想进步,愿意为国家做点事情的同志加以吸收.你看我这个建议不是一举三得!你觉得是否应该考虑?! "

    部长连连点头,当场表示这实在是最好的计划,并决定回去后立即着手进行.走出政法委书记的门口,他被六月的热风吹出一身冷汗.

    国家主席,军委,总理办都发出了全力缉拿暴乱份子的通知,可是国家安全部的重要命令仍然需要政法委书记和总书记签字.现在总书记下落不明,国家安全部自然听命于中央政法委书记.可是书记不但不提追捕收网,还大谈情报派遣计划.利用掌握他们的偷渡渠道以及西方大国毫无戒心敞开欢迎中国学生和民主人士的机会, 实行反间派遣计划,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是如果要利用反间形式派遣情报人员,那么不但不可以收网,反而要为真正的暴乱份子敞开道路放行.想到这里部长不禁又是一身冷汗.这该不是政法委书记的本意吧?部长知道,政法委书记实际上是一直支持总书记赵紫阳的,到关键时刻为了自保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改投了邓小平一票.当车子再回到长安街时,部长发现心情开朗一些,脑子也清醒了很多.他学历不高,知识水平有限,可是他知道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还没有那一次学生运动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如果未来某一天六四也平反了的话,他这个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可以告诉人家,他并没有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他笑了笑,不知道是佩服政法委书记的良苦用心还是庆幸自己偶然回到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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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借着微弱的路灯盯住手脖上的阿米加夜光表，这种黑面表在大天光和完全漆黑的情况下要读出指针是没有问题的，反而是这种半暗不明的傍晚下难以辨认。他把手表几乎伸到眼前才勉强看清，不觉有些焦急。离开第二项计划执行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如果加上开车在路上和在停车场找停车位子的时间，那他就需要半个小时内完成眼前的任务，否则，就得取消夜晚返回纽约的机票。他向五十米外的那个餐馆看去，摇摇头想：一个女孩子可以一个人在餐馆吃饭四十三分钟，害老子在这里受冻！     虽说已经是三月底，温哥华入夜的气温还是有点威力的，当地人仍然穿着厚厚的滑雪衫或者毛料大衣，如果再过一两个小时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话，那气温就可能降到纽约一月份的温度。这些赵建军不是不知道，何况他也不是第一第二次在这个时间到温哥华来执行任务。不过，他就是喜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这样一身打扮，里面一件深蓝色衬衣配上黑色领带，外面一件不反的光软皮西装夹克；一般身体受得了的情况下，他总是把长风衣搭在左手上，不过今天不行，他是穿着这件腰上有系带子的长风衣。虽然他对自己很有形的头发很自豪，在执行任务时，特别象今天这样的任务，他头上永远是戴着那顶礼帽。在这种傍晚的括点风的温哥华夜晚，他的礼帽帽沿低垂，风衣衣领上翻，使得这个一米八五的大块头目前暴露在外面的就剩眼睛到鼻子那块。他皮肤较黑，不象大多生活在北美的华人以白里透红作为健康和美丽的标志。他斜靠在离餐馆五十米外的拐角处。他脸上那条从左鼻翼上挑到左眼处有点象耐克鞋标志的滑稽疤痕，在这种凉簌簌的气温和阴暗的路灯下，显得有些诡异。

    他从学校跟踪那个女人到这里足足已经有近五十分钟，也许他太谨慎，应该在她进入那个餐馆之前就采取行动的。想到这里他耸了耸肩，感觉到左胁下硬梆梆的顶着自己难受。这时他注意到一俩警车从桥治街缓缓开过来，他稍微把身子向里面缩了缩，眼睛仍然没有离开那个小餐馆的出口。

    他喜欢执行这样的任务。虽然组长多次要求把这样简单不需要大脑的任务交给其他人去做，建军还是坚持由自己亲自上阵。以前主要目标集中在美国时，他说顺代就完成了。后来由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介入使得危险性增加，不得不把目标转移到加拿大后，建军仍然坚持要自己做，说是可以作为休假，换换脑子。组长不理解，但也没有坚持。建军最早是因为组长的说服才加入情报组织，他对组长可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尤其是对他的那个大计划。不过他也很难受，组长好象不理解他的有些想法。加入组织后，他们已经不能象以前一样见面频繁，就算见面也是躲躲藏藏的。他想，今后有机会，一定要让组长完全理解自己。

    现在三十五岁的赵建军，在父亲被打成特务的时候，已经早熟得记得一切。由于当时特务这个帽子比人民公社流行的地富反坏右要高好几个档次，小镇子上并没有抓特务的指标。所以当中学校长会两句洋文的父亲被作为特务批斗了好多年，到邓小平上台也没有办法为他平反。父亲前几年去世前都仍在到处奔波要给自己讨个说法，上面也多次表示无能为力。当时公社里虽然运动一来就把他拿出来做特务批斗，可是因为没有名额也始终没有正式戴帽，又如何摘帽平反？

    小镇人民就是纯朴，响应中央号召不但是不折不扣，有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临镇的红旗人民公社已经纠出了一个台湾特务，这使得建军父亲所在的公社革委会很紧张。革委会负责同志认为有必要来个有备无患。于是连夜决定把符合条件的特务人选做一清理，免得在上面突然下达抓特务指标后手足无措。建军父亲虽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小镇几次，但由于父亲有个堂姐在解放时经过台湾到了美国，这使得父亲成为全镇上几乎是唯一符合特务基本条件的。本来这只是找出来特务人选备用，可是人民群众耐不住这个隐藏在身边的巨大危险，所以从那时起父亲就被反复作为特务在大会小会上揭发批斗。让建军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父亲每次几乎都对特务指控供认不讳，后来竟然有多个场合父亲发挥他小镇知识分子的特点，编造了一些他从事特务的活动，使得没有见过市面的小镇人民经常听得入神，对父亲又恨，又嫉妒。建军长大后多次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说是因为反正"抗拒"一定要"从严"，只要"坦白"就会"从宽"，至于是不是特务则不是这个政策可以处理的。建军一直对父亲的说法半信半疑。

    嘿，也许特务的儿子永远是特务吧！建军看到远去的警车一边想，一边觉得好笑。他把手举到嘴边，呵了几口热气。随即又盯住了那个小餐馆的门口。这时突然从巷子里歪歪斜斜走出一个黑人，建军心里一惊，但是表面仍然纹丝不动。倒是那个流浪汉模样的黑人看到建军这身打扮吓得魂不附体，向大街冲去。建军觉得好玩，他想，可惜现在是黑夜，不然再戴上墨镜的话，那就更加酷了。

    那些年作为特务狗崽子，本来是要受很多苦头的。不过在小镇上，由于父亲坦白彻底，他的那些特务故事也吸引了镇子上的男女老幼，加上小建军魁梧的身体，凭心而论，建军那些年身体上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不过在心理上，建军这一辈子就和特务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东西组长又怎么可以了解。

    建军最早的好奇是从对父亲那些特务故事开始的。母亲悄悄告诉他父亲坦白从宽时告诉人家的那些他从事特务的经历其实都是从书上改编的，父亲根本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不要说有能耐干特务那活。但是建军仍然发现自从父亲开始大会小会交代他的特务故事后，镇上的人都在对父亲充满了嫉妒和羡慕；有很多建军的同辈甚至在私下游戏中把父亲作为英雄扮演。这些都在建军心灵上留下了迄今心理学家也无法完全搞清楚的影响。建军开始探索什么是特务，在那时资讯完全没有的情况下，建军就只有靠观察父亲来找答案。他发现父亲自从打成特务后，他所有的行为，言论几乎都成了特务言行，这些使得建军更加困惑。例如父亲曾经想表现好点争取更加宽大一点的处理，结果公社以此找出父亲积极表现正合了特务的本质特征；于是父亲悬崖勒马，马上把积极性收敛起来，不时还故意表现消极一点，结果更加糟糕，因为这据说又正好是特务们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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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终于在考上北京大学离开父亲和镇子前放弃了对特务的徒劳无获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镇子上，包括父亲在内，其实没有一个人搞清楚了什么是特务。也就是说镇革委给父亲定罪，父亲胡里胡涂认罪，都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特务的概念。

    离开镇子和父亲，来到北京进入到相对家乡镇子至少开放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大学。建军对特务的兴趣并没有减弱。这时他虽然没有人观察，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籍给了他较为全面的知识。他已经不再是为了探讨父亲的问题。就象有人喜欢集邮，有人喜欢踢球，有人喜欢看下流书刊一样，尽量多了解特务的方方面面成为建军的业余兴趣。他对特务的研究以及他高大的体魄，加上他脸上小时候玩耍时被人抓伤留下的疤痕，使得在1989年春夏之间的学生民主运动中击败几位对手被同学们推荐为广场治安维护总指挥。那时他多年的自学研究终于得到回报，国家安全部想混进广场学生中的特务要就是被他拎出广场，要么被他刀疤脸阻止在广场学生静坐的队伍外。那时他见到被派遣到广场收集学生和外国人勾结情报的组长，不过他并没有识破组长的身份。

    这不到十分钟又有三个人从餐馆出来，建军正准备换一条腿站时，餐馆的门又次打开。然后建军突然停止了一切沉思，开始了今天的第一个行动计划。他等从门口出来的那个小影子向停车场方向移过去后，也从阴暗的拐角处走出来。他把胁下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加快了步伐。两个一大一小的黑影渐渐拉近了距离。这个时候掌握时机是最关键的，如果人还没有进入车里而采取行动，目标自然反应是会大喊大叫，落慌而逃；如果等进入车后车门一关上的话，目标很可能在遇上危险时本能反应下快速锁上车门，就可以启动车逃走。车玻璃一般不容易打破，何况那个黑影子在一部奔驰S320前停下来，这种车玻璃更加难以打破。建军当即决定再靠近一点。

    建军已经可以清楚看清那个黑影是一个包裹在一大堆带毛的动物皮里的女性。建军在她停下来后还移动了两步，直到在距离目标两个车旁才停下。建军为自己的大意捏了把汗。不过还好，那个女人显然到这个国家不久，在一路走过来，停下，打开小袋子找车匙，甚至在打开车门时，都没有抬头四周望一眼。

    建军等她伸手打开车门，看见她没有脱掉外套就进入车里时，飞快冲过去。在奔驰厚重的车门关到一半时，建军已经把胳膊伸进里面。他首先看到的是那张脸，漂亮的小脸，就象一副美丽的画，在那张脸慢慢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后，惊恐并没有让这张脸显得稍微逊色。"不要出声！"赵建军低声吼到，"否则对你不客气。"

    他本来还想以手势强调自己的威胁是认真的，甚至在必要时用手堵住她的嘴。但是那个小姑娘根本没有喊的意思，不知道是吓坏了，还是根本没有搞懂状况。建军把手中的厚厚的一封牛皮纸信封甩在右座位上，狠巴巴说道："你听着，我不会伤害你。我只是给你传个信。那信封的东西你要仔细看，照着做，知道吗？"

    这些都是他多次说过的话，自然熟能生巧。不过建军看到这个姑娘如此年轻和美丽，他又自己加了一句，"看不懂就给你父亲看，不许找别人商量，更不许找警察，否则你在这里是呆不长的！"

    那个姑娘朝旁边凳子上的信封看了一眼。这时建军已经顺手把车门关上。转身消失在旁边的车子后面。在拐弯处，他站了两分钟，听见奔驰引擎低沉的声音由近而远。他走近两步发现那个姑娘没有把信封抛出车外，松了口气，他转身向另外方向走去。

    那女孩子真美，他一边观察是否有人跟踪，一边想，可惜是贪官的女儿，话说回来，不是贪官的千金也没有办法保养打扮得这么美吧。走过两条街道，他转身进入一条小胡同，出来后就是他停放租来的小伏特车的停车场。他进入车后，并没有发动引擎，象往常一样他需要回顾一下刚才的细节。好象一切正常，没有什么枝节出现。不过那个女孩子怎么会那么美，她大概只有二十岁，可能还不到。刚才任务完成得还算干脆利落吧，自己看起来不知道是否潇洒。建军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滑稽，不过他还是忍不住幻想今后自己要结婚时一定要找这样的。他微微一笑，想起自己刚才的打扮确实很酷，美中不足的是那个丑陋的信封，要是换成手枪，或者哪怕是匕首，嗨，"风衣，礼帽加上匕首"，那就更加接近自己心目中的特务形象了。不过正象组长所说，时代变了，那个牛皮信封其实比什么武器都强大。建军现在执行任务已经不再仔细看信封中的具体内容，它们都大同小异。这些材料都是组长通过小组中秘密渠道收集的。从今天的小女孩背景来看，建军已经知道信封中装的内容。由于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中国大陆沿海一个较发达省份的常务副省长，那里面的内容一般是按照这样的顺序装订的：第一个内容是国内剪贴下来的报纸，主要是最近被贪污罪名起诉判刑或者枪毙的副省级干部的贪污受贿事实，其中自然少不了湖北的孟庆平，江西的胡长青，海南的辛业江，可多可少。接下来则是目标人的父亲，这次就是那位常务副省长的情况，所有海内外帐户以及资金情况的年结单复印件，每一大笔赃款的来龙去脉，一般还包括行贿他的商人的基本情况和他们交往情况。最后一张纸上面则是这样一段简单的留言：我们知道你过去干了什么！于是建议你现在该干什么：请把X美金存入香港某某户口。如果你不按照我们说的做，那么我们也可以告诉你今后你会干什么：你会在共产党的大牢里把牢底坐穿，或者幸运的话，他们用代表人民的子弹把你心脏射穿。附言：如果十日内，我们还没有收到，那么以上所有材料将会被复印成一百份，北京中纪委和所有部委以及世界上前五十家媒体都将收到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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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看了一眼车里的电子钟显示器，发动引擎，驶离了停车场。那个女孩子真美，他想，如果要不是这种场合见面，他真会追求她也说不准。这个常务副省长的千金到加拿大才一个多月，组长已经把所有材料搞齐。作为组长这样的高级情报人员要从中国和美国搞这样一些材料简直易如反掌。不过能这样利用这些材料也只有组长这样的天才想得出，这些都让建军对组长心服口服。今天这个常务副省长比较年轻，上任五年已经有不义之财超过两千万人民币。这次把独生女送到加拿大读书也是为了准备一条后路。不过他还年轻，今后升到省长，部长，中央新一代领导人可能性很大。按照建军的意思应该多敲诈一点，例如五百万人民币。可是组长总是仁义心肠，说只要二百万人民币就可以了。

    建军上到快速路上后仍然很小心，他可不愿意警察给他在这个时候开张发单。反正会议已经开始，他不可能及时赶到签到参加会议了。在到达温哥华大学区后，他停在路边，把身上的帽子，风衣和皮夹克退下来，然后从后座位取下西装穿上。他看了一眼后座上的特务装，心中有些难受，他喜欢这套衣服，这使得他更加象一个特务，或者组长口中的情报员。不过他唯一可以穿这套衣服的机会就是执行今天这样的敲诈任务。这可和他幻想的特务间谍任务相差太远啦。

    在会议室前找好停车位停下后，建军没有马上下车。他知道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那种每次执行完这种任务后接踵而至的沮丧感开始折磨他。他想起组长教他的，一名情报人员要掌握的第一条金科玉律，就是在你执行任务时，忘记你在干什么，想一想你是为什么而干的。

    是的，敲诈，特别是敲诈的直接目标是一位比自己矮一头的弱不禁风的小女孩，真不是一件愉快的任务。不过建军马上想到那即将汇到香港帐户上的两百万，其中五十万作为打点情报来源和活动经费。一百万将通过各种途径贡献给国内贫困地区办学发展教育，剩下的五十万作为今后实现超级大计划的经费暂时存放在银行里。想起组长的大计划，建军也就想到自己当初如何会被组长发展加入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机关的，他脸上的沮丧霎那间就一扫而光，心情也变得异常轻松。他拎起放在右边座位旁的手提包，钻出车子，整理了一下领带，朝二搂会议室疾步走去。

    报告会已经开始二十分钟，门口没有了要求签名的司仪。赵建军小心翼翼进入会场。会场中容纳五百人的座位基本上坐满了。大多是中国留学生，还有少数年纪较大的来自社会上的华人。由于报告不设翻译，当地白人不是很多。台上一排坐着学校有关领导和几位经常见报的人权和中国问题专家。中间正在做报告的是中国流亡海外的著名异议人士魏先生。

    民主党克林顿作总统时，中国政府为了确立两国间"战略伙伴关系"，以坐牢的异议人士为筹码讨价还价。中国最著名异议人士魏先生就是在那时被塞进美国飞机象一件货物一样被抛出了他出生，生长和为之战斗的中国。让这位硬汉想不到的是，他一直痛恨，决心推翻的共产党政府，把他象"货物"一样"卖"给美国后，获利非浅。两国在之后一直享受着谁也说不清楚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照样为获得中国市场孜孜以求，中国政府照样为维护共产党政权而残酷镇压异议人士。这种情况到今年初白宫易主，共和党人上台后发生了变化。美国强硬的总统除开要扫掉白宫淫靡之气的同时，也决定不再姑息一切无视人权的独裁政府，其中不言而喻包括最大的共产党政权中国。北京为此非常紧张，很快发现在美国这一鼓动下，早已经支离破碎的海外民主运动又有死灰复燃之势。中国国家安全部通报局在三月初发出绝密密码电报，要求国安部在海外尤其是美欧西方国家的各情报单位全力收集海外民运如下两方面动态情报：一，海外民运组织或者个人与当地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互动情况；二，海外民主运动重新整合的任何蛛丝马迹。由于海外民主运动早就在1994和1996两年两次在国家安全部情报收集提纲上的优先度下降，所以这次通过秘码电报发出的情报收集提纲颇不寻常。组长作为美东地区最重要的情报小组负责人，且这个小组又是吸收最多民主人士的，自然被国家安全部作为重点小组收集此类情报。这就是赵建军这次匆匆赶来执行的第二个任务。

    赵建军在右边最后倒数第二排找了个位子坐下，这里灯光较暗，也处于梯形会议室最高层，对全场一目了然。最主要的是，洗手间在会场前左侧，这就是说，如果建军坐在这里还无法观察所有人的话，他可以利用中场休息大家都上洗手间的机会，对每一个与会者做一个观察。如果有膀胱较大，可以憋尿的，建军到时可以借上厕所而穿过他们旁边。

    魏先生用他带北京的口音讲着一些浅显的民主道理，如果你不知道是谁在说话，你很可能认为这是一名诲人不倦的小学教师在告诉学生一些基本民主知识。这点正是让建军对魏先生佩服的：他很少讲自己的经历，特别是他那么多年在中共的监狱。要知道，直到现在为止，不管是文人骚客，还是所谓政治家或者政客，它们在中共监狱很少能呆过十年而不痛哭流涕，脸表悔恨的，也不乏以揭发他人表示自己痛改前非的，当然还有出卖家人和自己的良心的。眼前的这个魏先生仅仅靠他知道的那些极其有限的民主概念竟然可以挺过这么久，就更加让人佩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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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已经跟踪过魏先生的行踪好多次，对他的讲演内容也耳熟能详。每次执行任务他都不能不被魏先生吸引，有时甚至影响了他执行任务。今天时间有限，他得抓紧一点。一般来说，要辨认什么人，尤其是暗中的特务，最好是提前到会议场门前的签到处，你会注意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在会议刚刚开始后才进入会场，当然建军今天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他现在开始对全场观察。那些学生可以忽略掉，还有那些外国人，市民也可以分清楚。剩下没有多少了。赵建军要找的是那些脱不了大陆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他们一般穿戴随便的西装，领带已经取掉放进口袋，裤子口袋里放着普通的傻瓜相机。即使摄影所需光线不够，他们在照相时为了不引起注意，都不会使用闪光灯。这些都是组长告诉他的，但是组长不知道的是，建军本身对于特务已经有相对的研究，他发现，特务都有一定的长相和形态，特别是那些为北京国家安全部工作的特务。妓女和特务被并列为人类最古老的两大职业，难怪两者有很多相通之处，他们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都被认为是毒瘤而不得不躲躲闪闪，处于见不得人的秘密状态。可是对于熟谙此中之道的人，他们又是最容易辨认的。这就象无论是在任何道德严谨的社会，嫖客一眼就可以辨认出哪些是妓女，哪些不是；同样妓女也更加愿意人家一眼就看出她是待价而沽的妓女。情况对于特务们也大体如此：一方面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绝对隐蔽不暴露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多数都从头到脚显示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特务，好象很自豪似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大量的文学作品，好莱乌电影已经多次把特务的特征揭示给世人；另外这个世界上也很少真正耐得住作无名英雄的特务。

    现在赵建军就正盯着一个，就是那个坐在左边中间位子的中年人。建军注意到那个中国人已经对魏先生主席台上照了好几张照片。照相的方式不但不大方，还故意假装出是在把玩手中的傻瓜相机。赵建军注意到这是一只普通相机，价钱还没有这个中年男人脚上一只皮靴贵。他完全没有必要对这个相机这么感兴趣。赵建军还注意到他有几张照片是在把玩中按下的快门，这些镜头都是对准两个方向的与会者的，并不是主席台。于是他顺着那个中年男人的刚刚拍摄的方向看过去，刚好看到民运的另外两个一直对魏先生怀有敌意的组织的代表坐在那里。这种情况当然不常见，说明他们确实象北京担心的那样有和好，重新整合的可能。他又顺着刚才那个中年人取另外照片的听众看去，那里在几个中国学生中，端坐着两位穿戴整齐的白人。其中一位年纪较大，另外一位三十多的样子。从他们听演讲的神态和记笔记的速度，建军知道他们汉语很好。这种老少配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政府的做事风格。赵建军判断他们可能是加拿大情报部门，既然不公开出面，而是隐藏在听众中，可能并不是要监视魏先生，而是要看魏先生的演讲到底在这些中国学生中有什么影响，是否值得政府支持，从而给自己的政府出谋划策。建军马上停止了观察，他想，这不是今天的任务。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建军又把目光转向那个中年中国男人，觉得有些面熟。国家安全部在很多场合都使用他们以驻外记者身份派遣到外面的情报人员，特别是有些公开场合需要收集公开资料，以及有些容易暴露身份的场合。但是象今天的场合他们不会掉以轻心，毕竟以记者身份或者其他身份派遣的特务是很容易被学生们认出来的。今天这样的场合他们会派遣隐藏更深更有经验的人到现场，所以组长才派自己来找出这个人是谁。赵建军注意到这个人一会儿专注的听演讲，一会儿装出不经意的对会场迅速瞟一眼。他时间把握的真好，建军想，完全是老手。建军注意到在演讲最没有意思，场内听众窃窃私语，东张西望时，那个男人都会假装全神贯注的盯着主席台，仿佛他可以听出别人听不见的声音。然而在魏先生的机智幽默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大家都前仰后合时，这个中年男人就赶紧借机会对会场进行扫视，或者手指头连连按下那个傻瓜相机的快门。就算人家注意到，也好象是因为魏先生的幽默引起他浑身笑抖，传递到手指头似的。

    真是老手，建军一边想一边举起自己带来的长镜头相机，对着那个正假装聚精会神听着报告的中年人连拍了三张，又等他笑得前仰后合控制不住手指头时拍了三张，当然也没有使用闪光灯。他不是第一次对这些特务拍照，每次他就禁不住想，不知道这些人在执行这样的任务时，到底有没有听魏先生讲过的任何一句话，他们假装在听时正是会场上其他听众东张西望的时候。

    建军收取照相机，看了看手表。两项任务都完成了，如果现在走，赶到机场还可以吃一顿麦当劳。他准备起身时，看到坐在他前四排的一个中国学生站了起来。

    "魏先生，"建军从前面这个学生的声音中听出了敌意，他取消了赶到机场吃一顿的念头，反正飞机上有点心供应，还是免费的。

    "你一直反对中共的'一言堂'，不是吗？"那个学生接着说，"现在是不是也给我们机会发表一下意见。"

    那个学生接下来就说魏先生在国内这十几年基本是在牢房度过，然后被当局甩上飞机，然后到美国后就开始告诉人们中国是什么情况，这个学生问：魏先生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是否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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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都是这样的问题开始，赵建军很熟悉了，接下来这位被部分人士封为民主之父的魏先生就只有招架之力了。

    会场气氛活泼起来，接着有些学生冲上了讲台，十分钟后，会场基本上分成两派性，一派支持魏先生或者同情魏先生遭遇，或者佩服他人格；另外一派则是以这些年轻的学生为主的，也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人数多还是他们会鼓噪，明显的占了上风。他们提出：魏先生根本不了解中国，一出来就对中国进行攻击，还对共产党充满仇恨；有的更加使用魏先生出国两年多在西方的遭遇攻击揭露西方民主的虚伪和对中国政府的仇视。这些听似慷慨激昂的攻击都是一样的，难怪很多人认为这是国家安全部事先策划的。赵建军愤愤不平起来，他妈的，这些贪污犯的狗崽子们，又让中国贪污蒙受不白之冤。他决定继续听一会儿。

    台上的那个十几年都没有向世界最邪恶政权低头的硬汉在这群十几二十岁中国留学生面前很不自在地强忍着悲哀和无奈，这些都看在赵建军眼里。他为这个有民主之父称号的人感到难过。他本来应该对中国那块土地上的十几亿中国人民讲他那些浅显的道理，可是却被中共政权根剥夺了这个机会，他被抛到这个他完全不了解的世界，面对他完全不了解的人── 建军想，如果能够知道自己知道的一半，那他一定不会象现在这样无助坐在那里听这些年轻中国学生指责。建军看到那两个穿戴整齐的外国人互相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无奈和鄙视的表情。他再看那名中共特务，那脸人露出也许只有建军才可以觉察的微笑。赵建军想，那个中共特务一定很得意和自豪，他效劳的政府竟然得到这么多"小人民"的支持。耳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仿佛把他带回十二年前的天安门广场。那时大家也为民主是什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争论不休，最后也没有统一意见。可是热血的学生都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广场，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民主政治是什么，无论中国得到什么样的民主制度，都会比目前的共产党一党专制，制造腐败独裁的政治制度好！！

    这样想着，他开始为魏先生难过，也同时开始为自己现在无法站在这个自己一直敬佩的民主运动前辈旁边支持他感到灰心丧气。他又陷入一种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未来的幻思之中 ──

    "魏先生，我想问你，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你到底看到没有？"

    "你追求的那种民主会搞乱中国，中国需要稳定，再稳定！！"

    "魏先生，你应该出来后多读点书，不应该忙于攻击生你、养你的祖国。"

    "你只要回答我，是生存权重要还是人权重要？"

    "Right of subsistence is more important! Do you understand? Mr.Wei ？""We China got our own democracy."

    "你知道多少西方的民主，我们总书记都会用英语背诵林肯总统的哥德思包演讲，请问，你知道英语的民主怎么说吗？"

    "要引进西方民主，你是否先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哈哈......"

    "IF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English, what can you do?"

    会场已经完全陷入年轻学生对魏先生的质问，最后欺负他不懂英语的学生竟然使用英语对他进行了指责。这些穿戴时髦的留学生声音洪亮完全盖过了魏先生任何试图回答的声音。到后来连主持和魏本人都明白那些提问者根本就没有想听魏先生的答案。有些支持魏先生的人已经开始起身离开，建军注意到那两个加拿大政府的密探已经不耐烦到要离开的样子。那个中国特务则已经毫不掩饰流露出脸上混合着蔑视和胜利的表情。这时赵建军突然站起来。他发现自己穿着风衣，带着礼帽，还有墨镜。他高大的身材向讲台走去时，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和崇拜。

    "小同学们，我可以发言吗？"他觉得叫他们小同学，理所当然，他不但比他们大多数块头大，也比他们年纪大，但他这时最主要认为自己也比他们伟大。"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发言。"

    "啊，不重要就不用发言啦，下去吧，刀疤脸同志，哈哈......"

    赵建军已经不耐烦了，他一步跨过去，毫不费尽就从这家伙的手中拿过话筒。那个被剥夺了发言权的学生在抬头看到建军的表情后，忘记了自己的天生人权，让到了一边。

    拿到话筒的建军发现虽然自己的喊叫的回声传回自己耳朵都觉得很响亮，可是并没有引起会场注意，甚至连那个中共特务也没有举起傻瓜相机照他。他有些气愤了：

    "你们不是问我是谁吗？我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在美国的情报人员，就是你们说的特务！"建军觉得这句话太长，就加了一句："我是特务！"

    其实用不着加，他第一句话还没有说完，会场已经完全没有了声音，结果他那后面的"我是特务"几乎是对着一片寂静喊出的，全场只有几声杯子中咖啡溢出的声音。那个坐在会场中的中共特务脸上的表情和坐在台上的魏先生的表情一样，毫无表情。然后，赵建军就不再看任何人的脸，只是以无法打断的声音开始他在心中不知道练习过多少遍的演说：

    "我先自我介绍，你们一定感兴趣，这么多年无论是民主人士，还是其他华人华侨留学生，每天都在喊特务来了，不是吗？不过据我所知，这些年一个特务也没有被揪出来。现在我自己来了，站在你们现在眼前这位就是国家安全部在纽约的情报员，你们叫特务，美国人称我们为间谍。如果有对我身份疑问的，会后我们再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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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大概是因为我来跟踪魏先生的吧，不错，这确实是国家安全部主要的任务，不过这里已经有一位跟踪魏先生的。"建军用手指了一下那个中共特务，他正象热锅上的蚂蚁，相机胶卷已经用完了。

    "跟踪监视魏先生已经毫无意义，他从十几年前开始在与世隔绝的中共监狱中度过，出来后几乎没有机会看一眼中国就被抛上到美国的飞机。他可以说身无分文，甚至连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应该生而拥有的护照都没有。我想他唯一带出中国的就是他满脑子自由民主观念，说实话，那个概念在西方是家喻户晓的，一点没有什么出奇。你们这些读书人都比他知道得多，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再无耻的政府也不应该对剥夺得这么干净的公民搞跟踪监视。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这些学生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了解更多中国情况呢？我倒想知道你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是否比魏先生更加了解中国。请回答我，你们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十三亿五千万，他们回答时声音中带着嘲笑。"有多少农民？'

    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准确的回答，赵建军接着讲：包括流落到各地打工的农民子弟，总共九亿五千八百万左右。你们知道他们今年年均纯收入是多少吗？

    没有人回答，建军也没有指望这些学生可以回答，他看一眼前排的一些不知道是什么报社的记者，接着讲下去：

    "287美元，他们一年有287美元的收入。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你们中在这个大学学习，有多少是拿奖学金，有多少是勤工俭学供养学费和开支的，请举起手好吗？"

    建军知道这个大学中四分之一中国留学生是靠成绩得奖学金或者靠打工维持的，他也清楚，今天是星期二晚上，靠苦力的学生不可能有几个可以打扮漂亮的来听报告。果然，不超过四位学生举起了手。他知道现在应该转入正题了。

    "我应该不再谦虚了，我比你们都清楚，你们在座的在这里留学每个星期的开支都要超过300美元。在下一个问题我提出前，── "

    有些聪敏点的学生可能知道这个阴险的刀疤脸要搞什么鬼，开始鼓噪，有的开始嘘他，建中仍然很平静，他知道下面的话说完，他们都得安静下来。

    "我再次声明，我是中共特务，明白吗？换一句话说，我知道你们每一位的底。注意不是你们的底，你们还年轻，没有什么底值得我知道。我是说你们父母的底。他们在国内的职务，收入，他们送你们出来的花费，还有你们总共有多少存款，任何人在我讲完话之前再放个屁或者提前离开，我就让他们父母的资料明天同时在纽约，温哥华和北京街头上贴满。

    "我显得很霸道是吗？我毕竟是中共特务，请原谅吧。如果我没有统计错误的话，你们这些留学生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父母是县级以上的政府官员或者国营厂矿厂长，公司经理。如果不服气的话，我们大家现在可以关起门来，让我当着记者和魏先生的面给你们一一对号人座。并且你们不用生气，我也可以告诉你们这百分之八十中父母供你们读书的钱百分之九十九是非法的，最轻微的罪是没有给国家上缴任何税收，严重的我就不说出来。如果有反对，请上台，我现在以中国国家安全部一名特务的名誉当着记者的面把问题给你证实清楚。如果不是这样，我供你读完所有大学，还给你200万零花钱"。

    建军可能是顺口说出200万的数字，这却更加让他激愤。"现在我再进一步统计一下，你们这样的身份，应该在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只占百分之零点八。不到百分之一。"

    "可怜的魏先生，"他把头转向这时也注意听着的魏京生，"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本来应该对广大的中国人演讲的。可是他现在在这里却不得不面对你们这一小撮......原谅我，我又使用了中共语言，不过这次非常准确，你们这一小撮人的子女。你们早就解决了生存权，也到这里来解决自己的人权。如果不统计我也知道，你们中又有几个会回去呢？你们父母有足够的钱到时再帮你们解决公民问题。有哪一位认为我说的不对？"

    看到魏先生眼中的痛苦和感激混合的眼神，看到台下那些一个个打扮入时目瞪口呆的小留学生，建军觉得自己已经给明天各大报纸制造了头版新闻，没有必要再讲了，否则组长要责怪自己破坏了他的大计划。

    前排有两个学生站起来时把凳子推向后面，碰得建军膝盖生疼，也把他从这种梦幻之中拉回来。他发现自己还是那身西装坐在后排。会场上已经没有多少人，那个特务和加拿大的密探们也都离开了。建军看了看表，起身走出会场。他心情已经好多了。他想起组长说过的，作为一名情报人员，你要学会忍耐，特别要学会忍受该出手时却无法出手时的无奈。组长说，情报员的第二条金科玉律就是你必须在有这些冲动时使用幻想或者回忆来帮你平静下来。赵建军知道，自己喜欢对未来幻想，组长则总是靠对过去的回忆。

    回忆可以让你更加智慧，幻想则可以给你干劲。在通向温哥华机场的高速公路上，赵建军心情愉快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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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耐心的听着大校渐渐露出烦躁的声音，他在想如何向这位军人解释。局里的心理医生在这方面一定比自己强，但是大校不是谁都可以见的。他想下次见面前一定先向局里的心理医生请教。他自己真是无法向这位解放军大校解说清楚，他确实是这些年叛逃到美国的最高级别也是从最重要位子上叛逃的解放军军官，但是美国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在军事领域使用他；他提供的情报也很重要，只是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情报没有实际使用价值；他也对中共运作了如指掌并且愿意为中央情报局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过中央情报局在丹尼尔领导下自有一套对华情报模式；而且重要的是，无论你在中共级别多高，美国是民主国家，给你叛逃后的转换身份，安家生活费用都是固定而有限，不是丹尼尔自己可以决定的。何况，大校可能还不知道美国当局的担心，如果给的奖励太高，他们真害怕中共军队到时好似冲锋陷阵一样来投奔自由美国。作为中央情报局主管中国及东南亚情报的副局长，丹尼尔认为，大校以下最好不要叛逃，从情报和外交上都无利可图。     大校徐俊平还在一个劲的说："你们完全低估了中共，我在国防部美大司任司长。你们应该把我的话反复研究才对。我发现你们连笔记都不记。这太让我失望了。中共目前一切都是明一套暗一套，你们如果不洞察一切，到时会吃不了兜着走......""这是什么意思，"早年在台湾学会中文的丹尼尔听到陌生或者有趣的成语和歇后语都会打断人家的话，有时不管有多重要。当然在美国可以和他说中文的还没有地位高到让他无法随时打断谈话的。"我是说，吃不了兜着走，是什么意思？"

    大校徐俊平强忍着怨气，向这位新主子解释了歇后语的意思。丹尼尔发现这个以"吃"开头的谐后语其实并不是关于吃的，稍稍有些失望，他原来以为可以用这个吃的谐后语到春霞面前去炫耀的。

    "局长先生，请你告诉我，我对你们有什么贡献？"

    "哦，"丹尼尔回过神来，"徐大校，你的贡献很大。我只是根据规定不能......告诉你。我这里可以再透露一点，你虽然没有能够指出我们内部是否有中共军方的间谍存在，但是你来自美大司，你带来的所有三百多份文件可以清楚表明，你们在我们内部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情报人员。你们针对美国的有关军事，情报方面的评估报告竟然错误出百，简直不如任何一份美国的地方报纸上刊登的更加详细或者准确。"

    "这就是我的全部贡献？"徐大校愤愤地打断丹尼尔的话，还不客气地用眼睛瞪着他。

    "不是，完全不是，你的贡献很多。只是根据我们的一贯规矩不能都告诉你。这你应该可以理解。"

    "我理解，那我问你。我给你们提供的关于中共最近发展对付美国和台湾的王牌武器的详细报告，怎么你们国防部拿去一年多，连一点消息都没有。难道不需要我继续提供一些情况？"

    "哦，不是。我可以告诉你，关于你提供的中共秘密发展电磁脉冲武器和激光武器的报告我们很重视，不过我们已经掌握有关情况。并且，我们也在中共甚至还没有开始发展这些武器前就作了评估，那对解放军可能算得上是王牌武器，但对于我们，那只是十年前的技术。"丹尼尔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马上停下来。他不是军人，更不是前线的情报人员。他只是长期在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国情报分析的专家，冷战结束后，中国一跃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头号目标国，他在现任总统的父亲任总统时直接从一名专家升为副局长。不过在很多时候他自己也发现自己更加似学者，并且心肠软。上面这个问题他本不该回答大校的。

    大校这时也可能平静了一点，终于意识到对方口气和眼神中的不信任。他开始默默地抽烟。

    丹尼尔有些歉疚，眼前的大校在一年前叛逃来美国，他发现短短一年叛逃生活已经在这位强壮的军人身上留下了恶毒的痕迹。他走路从昂首挺胸变成有些气踹嘘嘘；原来炯炯有神的军人的眼睛变得疑神疑鬼，捉摸不定；在谈话中不时流露出烦躁和不耐烦。即使有他爱上的那个华侨女子终日在身边安慰，这个军人也仍然被叛逃生活折磨得不成人样。丹尼尔知道每一个叛逃者，不管你从那个国家叛逃到哪个国家，不管你动机多高尚还是卑鄙，也不管投奔国家给你的待遇如何不同，叛逃者大多遭遇同一个命运：他们很快自暴自弃，酗酒，吸毒，心脏病，身体肥胖或者骨瘦如柴；不管他们叛逃时多么强壮，他们平均寿命要比正常人短十五到二十年。虽然知道这些事实，丹尼尔仍然对眼前的大校的变化深感不安。他从局里的叛逃问题研究专家和心理学家处知道，避免叛逃者走上悲惨之路的唯一方法就是启用他们，可是从美苏两国过往的间谍史中外人也可以看出，一旦重用叛逃者，他们再次叛逃的机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中央情报局早从八十年代后期已经立下规矩，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叛逃者。虽然这个规矩是从美苏间谍战中总结出来的，并不一定适合和中国人打交道。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研究的丹尼尔知道中国人绝对不会原谅叛逃者，所以叛逃者如果真想再次叛逃回中国，等于是自取灭亡。不过，话说回来，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规矩毕竟是规矩。在没有取得共识之前，他也不想破。

    不管怎么说，丹尼尔对中国来的叛逃者有一定的同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以来叛逃到美国的两个最重要人物都是他负责审讯和安排的。这使得他认为自己比局里任何一位专家更有发言权。他承认这次来找徐俊平大校帮忙心情是复杂的，他想得到徐的帮助毫无疑问，可是他更加想通过向徐大校请教的方式能够让徐感觉到自己还有用处。在见到徐大校的情况后，他更加觉得就算没有事，他来找徐大校聊天讲汉语也应该。他真不忍心看到一个好端端的军人被叛逃生活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

    他把那些照片拿出来放在徐大校面前的桌子上。徐大校立即掐灭了烟头，凑过来看。那是些年轻男女的照片，有的穿戴很时髦，有的背着书包，有的照片显然是在餐厅拍摄，有一张还是半裸和人躺在床上的。"这些相片中的人你有印象吗？"

    "好象都很面熟，"徐大校仔细盯着看每一张照片，"哦，这两张想起来了，是我们同事的小孩，这张是我上级的。这个好象是海军大院的孩子，我经常去那里参加家庭聚会。"徐俊平停下来，看着副局长，八张照片中的男女只有一张他想不起父亲是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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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你显然有非常强的记忆，特别是认识人方面。我这方面还得你多帮忙，我们手下的那帮白人笨蛋看到中国人最多可以分出男女来。这些照片确实是你们单位同事和海军大院的将军的孩子们，他们都在美国和加拿大学习或者工作。我们虽然有他们的资料，可是你能帮助我们认识就很解决问题。"丹尼尔收起照片，"我今后还要多麻烦你呀，如果你愿意的话。"徐俊平大校在沉思。

    "其实，你记得你上次提供情报说，明年的中共十六大上原来的参谋部副部长龙将军要升任国防部长或者参谋总长吗？这个情报就很重要的，不过是错误的。你还记得他在1996年海峡危机时在美国叫嚣要用核弹头攻击洛杉叽吗？在他发出这个威胁时，住居在洛杉机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子女比住在北京的还多。当时他自己主管的总参情报部中正负部长共六位解放军最高情报首长的子女家属有五位定住在美国，其中四位包括情报部部长姬胜德的家属就是美国公民，其他三位年限没有到，还是绿卡。当然后来我们也给另外一位副部长家属绿卡了。我想，无论如何，解放军首长不会放过口不择言的龙将军的。"

    徐俊平突然想起了刚才那张照片上的小伙子是谁了，他头上涔出了汗珠。那孩子住在军事科学院，他父亲就是负责研究电磁脉冲武器的科学家，享受中将待遇。

    丹尼尔亲自把徐大校送回马里兰的住处。看到他的房子隐藏在绿树之中，他觉得对这位大校做的还是不错的。大校得到了这套房子，价值达到50万美元，要知道丹尼尔自己买这么一套房子花了二十年时间。何况，徐大校除开一次性得到10万美元的奖励外，每个月还得到中央情报局的3000美元的补贴，直到他愿意找到超过这个数字的工作为止。只是徐俊平大校当时在讨论到他的掩护身份和地点时坚持要求留在华盛顿附近或者他读书的哈佛大学附近，局里的其他局长和中国问题专家对于这要求不解，认为留在这两个中国人多的地区会有危险。丹尼尔最后还是批准了徐大校的要求。他和徐大校都知道，中共近二十年没有在国外搞过暗杀。丹尼尔更加清楚，中共根本没有胆量在美国或者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搞暗杀。

    丹尼尔把车顺着95号高速公路向华盛顿方向开去。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车子在出来时，已经到了白宫的南面。在驾驶经过华盛顿纪念大桥时他心情愉快了起来。现在已经是中午了，他把车拐进通往中央情报局的华盛顿公园路，这里车不多。他稍微减了点速。他知道中午要到餐馆"梦湘"去吃饭，他不担心那里过辣的菜，他只担心春霞姑娘今天是否来上班了。

    结婚近二十年的妻子由于受不了他的工作，特别是他把自己搞得象一个中国人后离开他。那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用这样的心情想一个人。他甚至觉得自己是否有点病态。在1989年六四后，他开始负责对中国的情报分析，后来随着升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他开始全面负责对华情报。在九十年代初，冷战在出乎中央情报局意料之外的结束，在给他们造成大量对原苏联东欧的情报资源过剩的同时，也使中央情报局面对一个他们所知甚少的更加庞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丹尼尔现在一想到冷战刚结束几年开始部署对华情报连连受挫仍然心有余悸。那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在共产党象魔术师般的教育下，几乎人人都是反间谍人员。加上任何时候白种人在中国街道上行走都会有好多双好奇的眼光盯着，就算上厕所都有人把头凑过来试图搞清楚你的生殖器和他们的有什么不同。这样上亿双警惕的眼睛加上上亿双好奇的眼睛再加上为数不少的无聊的眼睛，你就不要说派遣间谍，哪怕去旅游一趟回来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老觉得背后有眼，有些为此甚至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隔膜，丹尼尔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对华情报几乎是屡战屡败。其中不乏一些笑料。六四后中央情报局物色一些骨干派遣到中国美资公司任职。其中一位从哈佛毕业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自信可以象007样搞清楚中央政治局的运做。结果是在潜伏了三年后他竟然还没有搞清楚中央政治局在哪里开会。此人回到美国后，写长篇报告建议，既然打不进中共政治局，不如从诸如桥牌协会，京剧协会入手要容易得多。这位哈佛高才生的理由是，92年邓小平南巡改变十二亿人口国家的发展方向时，唯一的职务是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他预测目前的最高领导人下来后可能会退到京剧协会继续统治中国。

    丹尼尔一想到这个年轻人就觉得他妈的好笑。在这样的碰壁发生太多次后，工作仍然没有什么进展。不幸的是，随着俄国和东欧国家走上民主化的不归路，中美两国已经无可避免的滑向政治上对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丹尼尔发现了对华情报的捷径。他自己喜欢中国成语，他在局里称自己的计划为"守株待兔"，几乎每一次在研究这个计划时，他都津津有味的对部下重复那个成语故事。

    中央情报局也曾经在八十年代中国第一代大批留学生涌进美国时针对学生展开工作。让中央情报局头痛的是，中国人放一起也可能是一盘散沙，甚至钩心斗角；可是他们每一个人心中，不管是那些正式申请留学或者藏在船底下象猪崽一样运过来的，都同样具有一棵坚如磐石的中国心。让中央情报局在整个80年代到处碰壁，始终没有能够在对四万多留学生和众多难民中形成一种系统的情报来源。1989年六四后，丹尼尔由负责黄雀计划中接触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和前政府官员，民运人士。情况有了些变化，学生们亲眼所睹或者从电视实况上看到那个政府的残忍使得丹尼尔可以从这些学生或者前政府流亡口者中知道一些有价值的中国情况。但这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随着中国政府切断海外民主人士和国内的的一切联系而渐渐失去。同时，由于无论是流亡海外的学生还是民主人士，前政府官员，他们仇恨政府，但这仇恨毕竟是从爱国爱人民心境生出的。所以即便是在和中央情报局"充分合作"的时候，也都会对他们自己认为会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情况守口如瓶，这始终使得丹尼尔的情报有管中窥豹的感觉。1992年后，丹尼尔对这一情报资源也开始放弃。这个时候也正好是中美对抗渐渐取代原来美苏对抗，美国最需要中国情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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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株待兔计划在中央情报局对华情报"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启动起来完全来自丹尼尔偶然的发现。他在审查移民局有关中国移民情况时，发现九十年代成几何上升趋势涌进美国的两个中国阶层：一是中国在逃官员，大多是因为贪污受贿，少数因为不满现状；另外一个则是大量的干部子弟，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子女家属到县城甚至南方的乡镇干部的子女家属，他们以留学，海外开公司或者直接投资移民方式来美国。饶有兴趣的丹尼尔在取得美国的西方盟国情报部门支持下，获得的更加全面的情况显示：中国逃亡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厅局级以上的官员或者国家企事业相当于厅局级的经理1990年达到260，主要是六四时候逃亡的前政府支持民主的人士。1992年达到400人，仍有部分同情民主人士。1993年达到860多人，绝大多数已经是因为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而潜逃出境。1994年急升到1500人，已经是清一色的贪污受贿潜逃出境的。1995年的统计已经达到两千人。这里潜逃出来的虽然大多为经济部门以及在国企任职的干部，但也不乏党政军政法系统的。只要想象一下，丹尼尔主管的中央情报局对华情报部门多少年来都没有成功发展一两个党政军或政法部门的局级干部，现在有这么多涌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局级干部，他们大多拿着非法得来的护照或者是没有长期签证的中国护照，在海外举目无亲，又无法溶入主流社会......，一想到为了得到住留权或者绿卡而讨好丹尼尔的那些家伙会如何挖空心思把肚子里的中国情况倒给自己，丹尼尔兴奋得手舞足蹈。

    与中共贪官污吏大逃亡一起改变了中央情报局对华情报战略策略的另外一方面则是干部子弟的大转移：转移家属子女和财产到西方国家。中央情报局虽然早在八十年代就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专门派两到三人守候在在签证处，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共高级干部子女来使馆签证面试时套取情报或者视机发展，并对高干子弟网开一面一律给予签证。那时的高干子弟大多级别较高，包括现在总书记和总理的儿子都获得到美国签证。但是现在呈现在丹尼尔面前的情况已经说明完全没有必要浪费人力在使馆"钓鱼"了。让丹尼不敢相信的是，以1992到1995年的转移速度和规模推算，到2000年世纪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子女几乎都要有西方国家的绿卡或者永住，中央军委和各大军区，三总部和四大兵种的正副首长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家属或者子女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定住，购买物业或者是开户存款。全国的省级干部家属子女转移出来的数字更加惊人。以致在丹尼尔最后制定守株待兔计划时，不得不宣布副省级和军区副军长级别以下的子女家属不得作为工作接触对象，以免应接不暇。

    丹尼尔在搞守株待兔计划之始，还受到来自局里特别是对苏联情报专家的质疑。丹尼尔只好向他们耐心解释两者之区别：苏联时候苏共高干子弟出来西方国家的不是正式访问就是潜逃，数量少的可怜，自然不能作为一个情报来源去开发。但是中国目前具有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个国家的统治者自己似乎已经完全失去对国家的希望，他们在把人民钉牢在国土时，争先恐后的把自己亲属子女家属转移海外，同时带出大量资金。对他们的工作不但简单，也更加有效率。只要想一想，中央情报局在前苏联发展一名内线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还不说被发现后要承担的政治和外交风险，何况一名内f？再怎么接密，范围也相当有限。再看看中国，我们可以从政治局委员的子女一直找到军队军区首长的家属子女，甚至某个具体基地首长的子女，他们已经大多数把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自己的家，或者至少也是避风港。我们对他们稍微做点工作，加点利诱，必要时来点点威胁，只要他们里面十分之一的人如果同意或者心照不宣的和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获得上至政治局会议，导弹基地，下至每一位省级干部包二奶的情况。

    半信半疑的中央情报局高层很快对丹尼尔佩服得五体投地。短短半年，中国相关情报源源而来。并且在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后，中央情报局已不满足于只把高干子弟和家属仅仅作为情报来源---

    现在回想来看，丹尼尔对于中国高干子弟大转移和国家资产大转移的推测甚至有些保守，特别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1997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后，中共高干子弟转移资产到海外更加肆无忌惮。丹尼尔于是从推行"守株待兔"计划以来，几乎没有能够停下来过。他常常开玩笑说，早上刚刚听了几位省长通过他们子女传来的"汇报"，中午还要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家属海外资产增值表，晚上还要会见几大军区和导弹基地首长的公子们。最让丹尼尔在华盛顿声名大振的是他在1995到 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前后通过对中共大军区首长的子女在海外对台湾股票的投机买卖中准确分析出中共何时举行导弹演习以及何时结束。使得自以为是的五角大楼颜面无光。自那以后，丹尼尔成为对华秘密人力情报大师的地位已经没有人可以挑战。

    可是这些却无法掩盖丹尼尔时常暗自流露出的不安。做为对华情报分析专家，丹尼尔发现最困难的部分不是出在情报或者工作本身，而是两国的历史背景，文化差异，以及人民的素质差异。为了弥补这个不足，丹尼尔从九十年代开始实行把自己"变成一名中国人的"计划，现在他不但已经开始喜欢中国菜，喜欢大声说话，而且开始使用中文思考问题。可能唯一还没有中国化的就是他做梦时仍然是用英文的旁白。在这个计划使丹尼尔获得成就的同时，使他失去了结婚二十年的妻子。妻子不能理解丈夫怎么变成了"白皮黄心"的中国人。丹尼尔在知道要失去妻子时，发现两件事情无法逆转：一是他无法再把自己"染上"的中国习惯除掉，这似乎使这位情报专家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无论到哪里仍然是中国人；二是他发现自己竟然象绝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对这个自己的工作对象产生了深深的感情。在接触那些外逃贪官以及转移到海外的高官子弟之时，他开始为那个国家以及十多亿人民感到不安。那个国家宣称二十年来都处于高速经济增长，可是国家资产却掌握到一小撮高干和精英手里，并被高干子弟大量转移到海外。国家事实已经被掏空，国家也成为统治者敛才的工具。让丹尼尔不安的是国家统治者还象耍猴一样通过共产党的特殊教育，培养出十几亿如此爱这个"国家"的人民。想到这里丹尼尔禁不住打冷颤，对自己的对手中共统治者的无情冷血卑鄙无耻感到害怕和恶心。这些年中共高干通过共产党教育已经把"国家"神圣化，并且深植十三亿人民心中，这个国家的化身就是他们的统治，人民是国家的奴隶，人民只有爱国家的份，统治者通过国家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残酷的剥削人民。当他们把国家的千亿计的资产转移到海外之时，大约一亿五千万农民子弟正作为盲流流浪在各大小城市街头等待每小时十几美分的苦力差事的光顾；他真不知道那个国家的勤劳的人民是否知道高速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赶不上贪官和高官子弟转移国有资产的速度的。每当想到这些，他的心口都隐隐发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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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对于有一个现象早就注意，那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或者俗成的中国通往往在研究中国一段时间后或多或少喜欢上中国，并且十有八九开始在美国各种场合为中国说话，有些甚至会为中国政府的恶行进行辩护。中央情报局一度认为这些学者或者专家一定是到中国做研究或者其他什么场合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拉拢，甚至是受到中国政府的贿赂也有可能。丹尼尔虽然不这样认为，他也一直想搞清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那些有教养知识渊博的西方学者对那样一个国家深爱不已；又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些被自己国家抛弃被象卖猪崽一样偷运到美国的中国人对那个国家念念不忘；他想知道"中国"两字为什么具有那样神奇的力量---

    只到有一天他发觉自己竟然无法心平气和地分析中国局势，他才赫然自己也落到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一样的下场：他开始爱上那个国家，他开始为那个国家统治者的残暴愤怒，开始为那个国家人民的苦难忧心，开始为那个国家取得的进步暗暗高兴。他只是仍然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自从当上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后就无法访问中国，更没有机会去接触普通中国民众。他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勤劳的中国人学习生活在这里，可是他每天接触的不是贪官逃犯，就是叛逃出来的，或者是那些鱼肉中国人民的高干子弟。他接触的普通中国人就好象只有春霞姑娘，可是，那是普通的中国人吗。丹尼尔叹了口气，那个让自己失魂落魄的服务员，那个看到自己吃辣椒吃得浑身大汉就过来一边仙笑一边递纸巾的湖南女孩---如果说现在还有最让丹尼尔害怕的，那就是有某一天他走进梦湘时，人家告诉他春霞姑娘走了，到大城市，找到好工作，嫁人了......

    他停下车时已经有些急不可待，打开车门才发现自己差点忘了"化妆"。到这个餐馆来他不再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而是专做中美两国贸易的跨国公司经理，他喜欢春霞姑娘听自己讲那些中国见闻时咯咯笑的样子，为此他有时不得不靠从局里秘密中国报告中找素材编造他自己的见闻。

    三年前他第一次走进这间湖南餐馆。从那天起，春霞姑娘先走进他的视线，又走进他的梦中，后来深深走进他的心里。只是她始终没有走进自己的生活。

    化了三分钟，他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变成了跨国贸易公司的经理后走进了梦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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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贴看不到。回帖巨那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