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简单来说就是任何国家想要自立自强必然要经历工业化，而工业化中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为基础，但基础工业的建立需要原始的资本积累。法国英国西班牙通过殖民获得，而日本德国发动战争也是为了抢夺殖民地，推动本国工业化。二战之后这两个国家也多少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殖民地纷纷在政治上犭虫立——这也意味着经济殖民对任何国家都敞开了，英法不能再独占。而美国倚仗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且都在本土，具有发展工业的先天条件。
而后起的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地区人民只有两条路——要么受剥削，要么做买办。而完成本国工业化则是彻底解决本国民生问题的根本方法。但作为工业基础的重工业的发展天生就是赔本的买卖，初始阶段必须通过政府输血才能发展。俄国，日本，这些相对后进国家的工业化，都是如此。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和二战后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剥削农民，压制议会，国家集中控制社会资源，大力发展重点产业的方式，同中国道路几乎无异！（原文观点）所以列强对中国的批评对中国的道德优越感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真的针对民主，而是恐怖于另一个大国的崛起。
编者注：这是台湾网友在台湾天下纵横谈网站发表的《台湾经济的未来与困局》的上、中部分。
★★★台湾经济的未来与困局(上)--工业革命与发达国家
（作者:voyager_ho）
最近前暨南大学教授李家同在联合报写了一篇社论：“我们需要第二次工业革命”。请大家自己去Google搜索详细属性。我个人非常尊敬这位学者，他在信息区为台湾扬眉吐气，更为台湾的教育做出奉献，这些成就是王建明无法比拟的，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台湾之光”。文中他点明台湾“新技术产业”的困境，而“新技术产业”正是台湾经济当前赖以生存的基石，甚至连政治口水都开端把这当作筹码与大陆叫嚣对抗。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工业革命”的方方面面，以便了解发达国家何以发达，台湾又何以落后？否则我们无法找到台湾经济面临当前困境的核心原因，我们也从不可能让台湾人有一天过着像日本人或者美国人那样的高生活水准。
我会用三篇文章来谈这个议题：第一篇是关于工业革命的基础和发达国家何以富裕的本质，第二篇关于世界范围“中国威胁论”的生成原因及中国大陆为何富强的秘密，第三篇是台湾民主、台湾经济以及当前政治乱象的相互关联性和治疗药方。
产业生产从手工业过渡到大工业，以机器生产逐步替换手工劳动，以大规模车间化生产替换个体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并扩充到其他行业。这一演变过程叫做工业革命。
蒸汽机被用于动力机改变了纺织业的生产面貌，因此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然后人类用电力带动机器，电力被广泛运用成为补充和替换蒸汽动力的能源，钢铁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到了1978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发明后，借由计算机芯片，人类能让工具机有“犭虫立思想”，并且精确的完成生产任务，芯片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
今天我们生活里的MP4和抽水马桶都是古代帝王无法拥有的，因为工业革命我们才有高品质生活，否则我们只能像非洲原始部落的酋长一样看族人表演跳舞。
让我们看看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里的一段描述：
英国伟大的工业中心伯明翰之所以变得重要，就因为它为殖民地提供了种种产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着用的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铛声；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
这个时期新的需求分为两种，一种是为殖民需要的，比如杀人用的船、火炮、黑色火药、硝石等，以及殖民钉子（美洲盖房子用木头）等金属制品，另一类是加工奴隶劳动的成果：熬蔗糖用的煤炭开采、纺织工业等。这些需求是巨大的，因为海外抢劫和殖民活动发生的很迅速。仅仅北美因为盖房子需要钉子，就产生原来生产方式无法满足的需求。
它还发展起一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产钉子的铁器商即铁车间老板将针条分发给制钉工人，由他们在家里加工，然后再运回去销售。到1775年，钉子制造业每年用去一万吨铁，雇用约一万名工人。任何一种经济状态，如果没有外来突发性的经济因素冲击，一般不会产生巨大的内部变革，而会持续原本的状态。没有“强盗－殖民经济”，不会产生欧洲内部新的、强烈的生产力变革需求。欧洲会持续已经延续了500年的中世纪生产力水准和经济结构。
西方国家的“强盗－殖民经济”引发了工业革命，这是个什么样的经济体系？
英国人等从非洲捕获和贩卖黑人到美洲，在美洲和印度用奴隶劳动生产大量的粮食、棉花、甘蔗、烟草、咖啡等产品运回本国（鸦片当然运往别国）。这就形成了三角贸易：非洲－－美洲－－欧洲。另外一个三角贸易是用在殖民经济中赚来的钱与中国人做生意。新产品、新路径、新方法成就了大英帝国。到18世纪末，工业化革命前，英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利用土着劳动力挖掘出许许多多的银子。德累克在对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获得了等于其远航投资额的4700％的利润。伊丽莎白女王为他提供了几条船，也分得一些股份，净赚250000英镑。她将其中一部分投资于黎凡特公司，该公司的利润后又用于创办为英国赢得印度帝国的东印度公司。
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德雷克用‘金鹿号’带回来的掠夺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国对外投资的源泉和起源。”非洲也以几万奴隶被掠去充当美洲种植园的劳动力的形式为欧洲冒险家提供了巨大利润。比奴隶贸易本身更有利可图的是由奴隶劳动力经营的甘蔗种植园。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是当时的巨头，只有以往在印度发了财的“大富翁”能与他们相比。这些人挥霍无度、开销惊人，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种种陆上殖民地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实际上，布里斯托更因为成为奴隶贸易和蔗糖贸易的中心而成为英国的二等城市。当地有位作者写道：“没有一块砖不是用奴隶的血凝成的。豪华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仆人都是财富的产物，而这种财富是用被布里斯托商人们买卖的奴隶的苦难和呻吟制成的。”
工业革命不会凭空发生，变革生产力需要大量资本，上面的历史事实解释了英国资本累积的史实过程。除此之外它还需要两个基础：
第一要限制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决定性影响力，必要时废除。封建制度下，“你的是你的，你却是我的”，限制封建制度的最大理由在于保证个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否则无法提高生产的积极性。我的命如果是你的，那么我再怎么努力任务还是会被你拿走。只要政治经济上保持奴隶制就无法完成工业化，例如印度和茜臧。完全废止奴隶制的国家才有工业革命的条件，如日本。
第二要强力压缩大地主在农业上的比重，方法是土地改革。这和第一个条件是一体两面。确保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才能提高农业生产量，农业剩余才有可能成为市场发展的基础。农民多收获50公斤稻米卖到市场上，就有能力优化自己的生活，也才有心思去优化农业技术。连吃穿都顾不上了，能指望他们搞实验提高产量吗？指望开明的大地主提升农业技术更是缘木求鱼。压缩大地主的农业角色后，也才能顺势引导他们把资本投入工业生产。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都无法产生工业革命，例如东南亚和南美。
上述两要件对西欧不起作用，因为当地贵族势力总保持着经济、政治和军事犭虫立。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活动是皇室独资，利润八成以上归皇室。见钱眼开的形势下，协作经济很快出现，因此每次海外冒险都可借筹资完成。出资人可以是任何人，封建制度这时就剩形式。荷兰人青出于蓝，用全民参股“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方式更好的实现平等。
“东印度公司”首先发行股票，股票可以买卖，增加了风险规避的条件。几乎所有的人包含外国人都可以买这里的股票，只要你愿赌服输。女仆、小贩、渔民、铁匠、贵族、平民、将军、士兵、王室、商人…几乎欧洲大陆的每个人都能在这场对全世界的抢劫和奴役中获取好处，只要你买了股票！这种以契约为基础的经济分配基本规则就是“按股分红”。假如同样持有10荷兰盾1股的王室一年分5盾，贵族分3盾，铁匠分1盾，女仆分10分，这个公司最后只会剩余王室独资。因此按股份分红，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非常普遍。有这种好康的发财机会，西欧不需要解决东亚国家的土地集中问题，去东方才重要。
英国人照章画葫芦，结果英国发现了更好的生财之道：贩卖黑人+农业生产。不管三七二一，先从非洲抓满整船的黑人再说，然后卖到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和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这些“移民”开拓了面积远大于整个欧洲的庄园，加上在印度奴役印度人种植棉花和鸦片，英国人创建起一个新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活动方式成为17世纪到18世纪末“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自然也带来最“丰厚”的利润，最后引发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随之而来的流动人口会升高社会对立，就业压力会转变为劳资对立和争取参政权，而产业资本也需要面对原料短缺和市场扩张的问题。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原料短缺使英国向海外“寻求”充足供应的棉花和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电气化”让产业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更是殷切，这个时候“钢铁”成为解决问题的良方，流水在线源源不绝的钢铁不但是产业基石，更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对外扩张”成为一石数鸟的妙招。
工业革命先行国家例如英美法可以用殖民地来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顺便引导人口流向殖民地就业，今天的印度、澳大利亚、南非和香港就是英国皇冠上的明珠。法国有西非，美国则有西部大荒野等着移民去开发。原理换汤不换药，无非“枪杆子在手，本爷永远正确”。
“仗剑经商”让英法两国国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准和世界地位，更重要的是产生一种“良性循环”，对他们而言是福利，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却是灾难。殖民地的年轻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不孤注一掷的前往“宗主国”发奋求学，回家乡后成为统治者的“代理人”，例如李光耀和岩里正男之流；要不一辈子奔波劳碌，当个平庸的小老百姓，有口饭勉强温饱就谢天谢地，例如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
殖民地的好处是一言难尽的，首先是充沛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英法在各自的殖民地内用关税和行政手段排挤其他国家生产的工业产品，并且用高昂的价格加速其本国的资本累积。而本国国民在殖民地不但享有优厚的就业条件和待遇，更占有司法审判上优势。有了充沛的资本累积，更为了应付潜在军事冲突，技术改良必不可少，确保军事优势成为重中之重，两国也因为军事优势演变为帝国。
这一切让英法两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军事和工业相辅相成，工业和商业同心协力，军事和商业缺一不可。基督教教义中的“三位一体”在帝国主义时代有了全新的面貌和内涵，信奉了一千年的上帝终于让英法子民生活在奶酒之乡，“我们要领导落后地区人民开化”成为当仁不让的使命，让全世界沐浴在“帝国的光辉之下”成为终极目标，不管宗教或政治皆然。
好日子总有尽头。工业革命后进国家如德国日本也想过上好日子，但无法比照办理，殖民地已被英法等国瓜分，为了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甚至为了打破封锁，唯一手段只能诉诸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开端的，第二次大战尤为明显，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德国的“雅利安人生存空间”都是形而上学的鬼话，本质还是“强盗－殖民经济”。
物理学中的永动机是指不停做功的机器。工业革命中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就像物理学中的永动机，只要细心维护并且供给充足原料，就能为本国人民高品质的生活持续做功，做出贡献。而钢铁工业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一切都是以钢铁为基础。
为什么？
钢铁工业不仅代表钢铁冶炼，还包含化工和材料等工业。煤矿开采完后首先需要炼焦，将其中的硫和其他成分分离出来，例如煤焦油用以生产纺织业用的染料，苯提供给有机合成工业，譬如制药。炼焦是早期最重要的化工产业，后来重要性排名被石油化学工业替换。塑胶产品是石化工业最重要的贡献，没有塑胶，我们今天的方便生活完全是泡影。
化工产业在军事上可以生产炸药，农业上生产肥料，用来生产炸药肥料的石油就如同生命一样无比重要。除了石油，工业永动机还大量需要各种原料，例如镍、铬、铀、铝、锰、铜等矿物，这些东西除了保证军事上的优势，也能保证国民的生活水准。
为了确保石油和各种矿物原料的供给，美英法德日俄等行强无不发展强大军备，也就是以钢铁为核心的产业，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大打出手。所以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铁，工业时代就是铁的时代。拥有石油，却没有足够的强大的钢铁工业保护自己，下场会如同今天的伊拉克。拥有钢铁，却没有足够的石油，行强的动作必定是军事出击，好比今天的英美和二战时期的日本，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保证工业永动机的原料供应是何等重要的任务！
为了让工业永动机持续运转，所有的产业都是必要的，而且一定要能本国制造。轮带、飞机、造船、汽车、铁路车辆、工具母机等一个都不能少。发展的越齐全，综合国力就越强，各产业还能彼此提携，促进发展。“市场狭小”、“比较优势”、“贸易分工”、“进口替代理论”。。。这些理论在行强眼里全是狗屁。除非确实落后太多，需要引进研究，否则外购根本不考虑。
商业金融资本的主要任务是为了繁荣本国市场，尽力支持国内的技术开发体系，以便创造良性循环。别人来买本国的工业产品没事，但本国的市场不允许被外国公司侵占。金融全球化的理由之一是为了阻击潜在的竞争对手，本国金融市场则不开放。金融资本的另外一项任务是推广本国货币在全球范围的使用，持有本国货币越多，本国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就越大。落后国家如果突然有了巨额资本，由于缺乏强大的本国工业，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军力，只能被迫投资行强的产业，例如萨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
军事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属性，没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商业资本和工业产品就缺乏临门一脚。英国人用鸦片战争才迫使中国打开口岸，美国的佩里舰队用炮轰才迫使德川幕府开放通商。二次大战后，美国完整继承了英法两国原本在世界上的位置，成为世界霸主，原因在于美国复员辽阔，人口比英法总和还多，矿产丰富而且位于本土，相较英法从殖民地进口更容易确保安全，加上运用了科学化的工业工程管理，辅以适合美国移民社会的生产组织体系，美国凭此才能彻底击败日本德国意大利。
从历史角度来看，德国日本确实战败了，但从“打破工业原料的垄断”来看，德日是成功的。他们借由战争让英法殖民地大范围的犭虫立，从此可以用金钱来购买工业原料，确保各自的工业永动机顺畅运转，同时用产品的品质优势获得世界市场。用于购买原料金钱只能算零头，工业产品换回来的收益远比原料多的多。
二战后的电子科技发展最终导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竞争属性在原先的基础再加上吸引人才和资金投入开发的烈度。李家同教授所说的FM集成电路就是核心属性，可以理解成CPU，或者微处理器。这些计算机芯片对于产业发展非常重要，应用广泛。通过程序编写，我们能细致的控制自动化工具进行生产，甚至能替换经验丰富专业生产人员，从而降低生产工本，提高产品品质。军事上我们能提高侦查设备的运行速度，例如敌军雷达信号跟踪，远方战斗机的定位，陆军火炮的瞄准计算，还能提高商业交易速度和工本，例如电子交易。性能优越的芯片在战时更是确保自身军事优势的平安险。
德国把FM集成电路当作“杠杆支点产业”，日本则称为“产业之米”。德国一向出口精密的加工工具，用集成电路提高精度后的工具可以确保德国优势；日本则把芯片应用在家电、相机和汽车上，用电子化在世界市场上攻城掠地。这些就是李家同教授所说的高附加价值产品。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所创造的资本累积不但为下一代的新产品作出贡献，也促使芯片更军事化，结果是行强能让自己的地位不受后来者的挑战。
这些还不够。为了万无一失，还需要对不发达国家或者开发中国家进行“人才吸血”，以便彻底摧毁来自这些地区的潜在挑战。利用本国已经拥有的高品质生活环境和研究机会，加上提供奖学金，向全世界招聘有用的人才。“损不足以奉有余”是工业发达国家万年不变的一贯方针。
如果我们把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看作一个人，那么血液是商业金融资本，身体是工业生产体系，心脏是科技开发，身体披着一层坚实精良的盔甲。一个手无寸铁的酋长与这样的对手对抗会有什么下场，其结果只能是曝尸荒野，非洲土着、南美印加人、北美印第安人等毫无例外。
工业发达国家都是民主体制，但实行民主体制是否能保证成为工业发达国家，甚至行强？
不可能。为什么？
因为行强间在外交上的尔虞我诈和军事上的磨刀霍霍从没停止过，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这样。民主人权是他们用来圆场的客气话，确保他们自身利益才是真的。更何况这些行强本身民主进程不同，控制行强的也不完全是人民。
越是工业革命先行国家，例如英美，它们的民主化程度就越高，给予人民的政治权力就相对较大。但工业革命后进国家民主化的发展就相对缓慢，它需要集中国家的一切力量急起直追，没有本钱进行民主化尝试，所以政治集权成为首要选择。例如日本的民主化就贫乏的可以。金美龄敢在日本大声批判昭和天皇吗？要知道昭和天皇是掀起日本二战的罪魁祸首，如果东条英机是A级（甲级）战犯，昭和天皇就是S级（Super）（特级）战犯。东条英机在东京大审判里一开端的供词毫不避讳天皇的罪责。国民连批判元首的自由都没有，它的民主算什么？
实际控制这些行强的到底是谁？
美国：摩根大通公司、美国银行、杜邦、通用汽车、通用电气、石油产业等。
日本：三井集团、住友集团、三菱集团、三和集团、芙蓉集团、第一劝银集团等。
德国：蒂森克虏伯、西门子、IG Farben，Basf等。
法国：Total、Elf等。
我们可以在每个行强发现类似的结构，这些集团所代表的正是“工业永动机”的核心部分，它们不但输出原料供其他中小企业加工，还可以肩负起技术开发的重责大任。它们善尽职责的为本国国民提供高品质生活的保证，但它们永远也不会被民主体制所左右，除非整个国家被摧毁。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强盗－殖民经济”有新的花样。方法是把发达国家里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开发中国家，同时用知识产权迟滞开发中国家的技术开发速度，再适当配合商业低价倾销战术和债务陷阱确保本国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高端支配地位，使开发中国家成为本国隐形的劳动力和市场补充。
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认清这种形势，自立自强的坚持创建自己的工业永动机，到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工业化失败。但失败了也不奇怪，工业后进国家最后步入发达国家之林的也只有日本而已。
工业革命的基础是“军事工业永动机”，发达国家富裕的秘密是“强盗－殖民经济”，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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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的未来与困局（中）——中日两国的近代工业化道路
比起中国大陆，台湾人还是比较喜欢日本，觉得日本既进步又有礼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连钓鱼台都考虑当成礼物送给日本。那么我们就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回顾一下近代中日两国的历史，顺便看看后来的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这一切和现在的中国经济又有什么关系？“中国威胁论”从何而来？中国大陆为什么富强？
今天的台日关系和钓鱼台问题是甲午战争所留下的直接遗产，战争的结果使近代中国国运急转直下。这场战争对中日两国意义非比寻常，因为这是两国在开展各自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冲突，等于是两国工业革命成果的一次总验收。日本胜利的结果，使日本跻身为东亚列强。没有甲午战争的胜利作为基础，日本不可能有信心发动日俄战争，更不可能成为东亚霸主，发动后来的“大东亚战争”。失败的中国在战后加速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半殖民地化的命运，更猛烈的内部矛盾随后爆发出来，“庚子拳乱”可以看成是中国民间一次寻求自强的尝试，但错误的开始和错误的方法，使中国必须偿付有史以来最大的赔款，间接导致了清朝的覆亡。从1930年代开始连续15年的日本大规模侵略战争中，中国遭受无比惨烈和骇人听闻的奸杀抢掠，直到抗战胜利为止。这期间死于非命和家破人亡的中国人又何止数千万？
在武士们开展铸炮运动的同时，日本的兰学家们也正密切关注各藩的铸炮进展。对佐贺藩遇到的困难，他们认为使用传统反射炉制造的铁溶解困难，就算成功溶解铁矿石也无法制造优质大炮，用高炉从矿石炼铁是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面对出现越来越多的技术难题，佐贺藩认为必须深入和系统的研究铸炮业，于1852年成立“精炼方”，负责研究冶金、铸造、蒸汽机、蒸汽船，并聘请大量外藩人员，它相当于日本近代最早的工业技术研究所。这些研究和事业需要的资金庞大，即使富裕的藩国筹集资金也非常困难，各藩国在铸炮运动中开始意识到破除行政疆界隔阂及集成全国资源的必要性,从而为将来推翻德川幕府，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行动迈出第一步。
任何角落总有贫富差异。看着富裕藩国的大举炼铁，贫困藩国除了如热锅蚂蚁般干着急外，只能另想办法。钱少只好勤动脑，毕竟天道酬勤。日本东北的南部藩总算找到了商人出资，聘请大岛高任担任技术指导建设制铁高炉。这个根据荷兰书示意图，炉高20英尺，按照日本土法建造的“大岛型”高炉，于1858年12月制铁成功。大岛型高炉对日本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突破，用水车送风，木炭消耗为传统反射炉制铁的1/3，而且是半永久的制铁炉，不像传统反射炉需要废弃。但大岛型高炉仍然有缺点，它的风箱送的是冷风，炼铁单位消耗燃料多，炉温低，不容易维持铁的熔融状态，只能连续运行4-5天。大岛型高炉的意义是为后来明治维新建设的国营釜石制铁所提供技术和人才准备。1880年，占日本全国预算庞大比例的国营釜石制铁所竣工，采用全套进口设备，此厂原是为兵工厂预备的，可惜当时日本负担不起焦炭炼铁，又因为当地木炭短缺，进口设备水土不服，与当地铁矿石不能良好配合，很快便关厂。当时的日本非常贫穷，因此关厂是个财政灾难，日本的第二次大炼钢以经济倒退10年作收场，但武士们不气馁，打算继续干下去……
大岛型高炉生产出的是白口铁，而兵工厂需要灰口铁。灰口铁中的碳是以游离态的石墨微结晶形态出现，在切削加工时，石墨可以作为润滑剂，可以作为机械加工的铁。白口铁则质地坚硬不易生锈，适合传统锅具和刀具市场。在给大岛型高炉加装热风炉以提高炉温后，大岛型高炉也开始能生产灰口铁，被称为釜石铁，但釜石铁还是过于坚硬不适合机械加工。
从成本角度看，等重量釜石铁的价格是进口铁的2.3倍，兵工厂却依然是釜石铁的忠实客户，为什么？因为釜石铁的老板有极强的政治背景。这种交易无视自由市场经济而且浪费税金，可制铁所因为有这个铁饭碗才能稳定发展。第三次大炼钢算成功一半，武士们继续干下去。
从技术角度看，焦炭比木炭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炼焦过程中生成的可燃气体可以做高炉燃料，可惜日本还是负担不起。技术的改良持续进行。经过科学计算，大高炉焦炭消耗率低，焦炭的火力足，总成本还是划算。为了适应解决铁矿中的高硫问题，在炼制过程中多添加石灰石就能解决。更重要的是，原先国营釜石制铁所的进口大高炉还很完好，改造一下就能用焦炭炼铁。武士们用双手应验了“如果做就能成”这句话。日本不但“能够”，还“知道”如何生产全套制铁设备，第四次大炼钢完全成功！
这里有个大问题。研究炼钢吃力不讨好，从西方买钢铁就好，何必自己费心制铁炼钢？用比较优势拿丝绸去换西方钢铁不好吗？买进口设备炼钢不也可以？
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租列强的船运输部队，这时列强为自个儿的利益拒绝日本，日本连军队都出不了海。在透视“列强行为准则”的真面目后，日本下定决心要自立自强的把工业革命干到底。从制铁的土产高炉开始，最后全面使用先进的焦炭炼铁技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和技术人才，武士们明白这个道理能应用到所有产业，于是“殖产兴业”带动了日本全面发展，造船厂、兵工厂、铁路、纺织，它们都得到大量政府补贴，根本没有自由市场经济。
中国讲求有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速度至上，阿斯本舰队就这么从英国开到中国，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也没得到。日本是武士当家，中国当家的文士们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中明白列强的实力非比寻常，心动不如马上行动：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65年李鸿章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67年崇厚创办军火机器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数年间现代兵工厂在中国可算遍地开花，这些官办工厂在违反自由市场经济的前提下隆重成立，按理强兵富国指日可待，怎么到后来连蕞尔小国的日本都打不赢？
中国史书追究原因说中国封建制度腐败是最大原因。在日本上下大建铁路的当下，中国第一条铁路因为官民反对而拆除，问题是最后拍板定案的皇室正是极权的典型，怎么这时会从善如流的照章办理？原来中国要尊重自由市场经济规律。当年清朝官办的兵工厂造船厂进口材料和机器，为累积技术储备还愿意提高工资吸引人才，甚至海关的税银都投入了，决心可谓无比坚定。但尊重市场机制的大臣们上书“糜费过重”、“与民争利”、“性能不如洋货”，“极权的清朝”体恤民意而且从善如流，反正节省银子的事情办起来大家都满意，官员还有机会中饱私囊。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除非有利可图，谁肯去研究制铁？就算某人成立制铁厂，没有政治背景的铁饭碗合约也根本不可能活下去，这就是汉阳铁厂迟至1890年才竣工的经济背景。“御外侮”是场面话，“挽利权”是真心话，只因为“进口铁”导致“庞大的贸易逆差”。日本武士们知道铁矿石和制铁设备相互配套的重要性，透过牡丹社事件明白“列强的定义”，无视自由市场经济坚定贯彻犭虫立自主，并用坚持补贴建立了配套的造船厂兵工厂；中国文士们认为有进口设备就能大炼钢铁，阿斯本舰队事件纯粹是犭虫立事件，坚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造船厂兵工厂要和舶来品公开竞争，政府补贴绝对不合理。
清朝祖训是“永不加赋”。英国国王要白纸黑字的大宪章才能自律，清朝皇室有先祖训示的家规就能贯彻，中国人凭什么觉得英国政治体制月亮比较圆？所以就算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盖颐和园也只能“挪用海军预算”，不能加税。颐和园好比今天的豪宅，可以被视为房地产行业。颐和园的雕梁画栋好处是非常多的，不但能提升中国工匠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彻底发挥清朝的贸易比较优势，还能多赚点西洋白银。至于费钱的军工产业要耐心等待资本累积，扰乱社会秩序的铁路更要仔细评估。反正GDP看起来都差不多，拼经济也确实看到成效，皇室完全有本钱信心充足的去开创光明前途。从这里我们能确定清朝是开明科学的，以民为主，当然也是民主的。
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海战方面，威震亚洲的北洋海军在“镇远”、“定远”的带领下实际上跟日本舰队打个平手，但龟缩在港中的北洋海军最后被海陆夹攻毁灭。陆战方面，清军初期大量杀伤日军，但租来的运兵船在海上被击沉后，加上缺乏海军切断日军后续兵力，清军一直溃退到鸭绿江，最后战败。马关条约除了失去琉球台湾外，相当于日本10年全国预算的两亿两白银就这么丢了，而且埋下今日台湾问题的种子，接着发生在清朝的骨牌效应人尽皆知。
清朝为什么失败？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文士们自作自受。遵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就没必要建立制铁厂，用“比较优势”换取舶来品即可，所以也无法解决造船厂兵工厂原料昂贵的问题，然后发现耗费太重，又不愿意政府补贴，只能想办法减产关厂。等到1890年必须赶忙建立汉阳铁厂的时候，发生铁矿石和进口制铁设备不配套的问题，生产停顿，还是不愿意政府补贴，大规模的建设铁路短时间内就更没可能。在没法降低陆运成本的前提下，集成国内区域市场和降低原料运输成本纯粹是空谈，工业循环体系当然从缺，工业技术当然是零，整个国家还是大刀和弓箭的农业时代，而且还是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1894年的清朝就是用这种真实的社会经济体制，去面对影响今后五十年中华民族命运的甲午战争。
黄海海战中的北洋海军呈现训练不足是合理的，没有制铁厂生产原料，兵工厂成本太高，弹药储备当然只能靠舶来品，扣除备战弹药，平时自然无法进行高强度海战炮击训练，一旦碰上高强度的黄海海战就会越打越弱，因为北洋海军无法修复所属舰队。剩下的战术选择只能用“舰队存在”伺机打击日军的补给舰队，期望降低日本陆军在朝鲜的战力，减缓入朝的清朝陆军的正面压力，所以李鸿章下令“保船制敌”在战场指挥上是完全明智的，中国史书还说他迂腐！？日本明白北洋舰队存在的威胁和影响后，用海陆联合强攻威海军港，北洋海军只能背水一战，最后壮烈覆灭。由于清朝不造船，也自然无法组织大规模的民用支持舰队支持入朝作战的陆军，只能找列强租船，等北洋海军被海陆夹攻消灭后，就更不可能再租到船支持入朝的清军。清朝陆军的大退却实际是缺乏补给的表现，无法补充兵员、弹药、粮食，东北也没有建设铁路供军队迅速集中兵力，清军在高烈度的消耗作战下能不退却吗？
日本为什么胜利？当时的国会议员想通过民生法案的结果是被警察驱逐出场，然后强硬派单独表决通过备战型经济决议。当民生法案被迫通过后，政府的选择是直接解散国会，让议员回家吃自己。日本当时的税率实际达到了五公五民甚至更高，而且投入全国财政资源的60%让军工产业有铁饭碗活下去，还不计一切代价的建兵工厂、造船厂、铁路，军队进行“月月水火木金金”（周日视同周一；周六视同周五，亦即每日训练）的训练，甚至国内引发暴动也毫不考虑的武力镇压。高烈度的黄海海战开始后，炼焦厂加班炼焦、制铁厂加班制铁、兵工厂加班增产械弹、造船厂加班修船，以这些近代工业为轴心，工业永动机的威力开始体现出来，这种现代战争的补给系统最后消灭了北洋海军，更是日本陆军逼近中国东北的原动力。日本付出一切努力坚持到战争结束后，成果是拿回两亿白银来缓解国内经济危机；打开清朝的市场；获得台湾和朝鲜做未来的市场和原料补充。反观中国，永不加赋的民主皇室决定缓建与民争利的铁路，天道酬勤在此偏向日本明治维新，清朝自强运动赢了才是怪事。
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无法建立工业革命的军工钢铁产业？因为它们在初期绝对是惨赔的。
英法美三国能顺利推动工业化的原因是他们可以有外部补充，用剥削非洲美洲大陆的资源做惨赔的本钱。首篇我们看到欧美的工业化动力来自肮脏的贩卖奴隶和三角贸易促成资本积累，然后升级的军事武力提升对此种三角贸易的垄断能力，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争夺海上霸王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只有霸主才能吃肉，其他国家只能喝汤。德国幸运搭上第一次工业化的末班车，用傲人的80%国民识字率和高效的教育体系赶上英法。工业化出现的社会紧张在德国同样出现，重点倾斜工业的结果是高度军事化。举世闻名的德国参谋本部是蒂森克虏伯为首的德国军工产业最大客户和支持者。普法战争后的50亿法郎赔款不但救了德国经济，还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煤铁矿区，更加提高德国工业永动机的潜质。
列强在完成第二次工业化后开始走上全球扩张殖民的道路，它们的工业永动机比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更多原料和更大市场，任何国家如果打算靠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累积工业化资本的尝试都会是徒劳无功。列强首先会要求未开发国家和开发中国家开放港口，同意通商和船只补给，识相的国家会同意，不识相的会被狂轰滥炸到同意为止，然后列强会用自身大批量生产的纺织品和工业品（火柴、钟表、肥皂、军火等）倾销，这只是地狱的开始。中日可算特例，中国可以靠茶叶、陶瓷、工艺品大量换取欧美白银，日本则可以靠少量丝绸。中日对列强的贸易初期是公平、平等、自由的，但阴狠的列强随时能用军力掀桌子逼你玩它自己占便宜的贸易。果不其然，列强用鸦片“平衡贸易逆差”，中国被逼查禁烟毒，迎来的立刻是军事侵略的狂轰滥炸。真金白银、各种原料、当地市场永远是让列强最兴奋的战利品。
鸦片战争的战败证明没有军力做后盾，就算在商业领域筹集到资本也迟早会被抢掠。中日开始工业化的时候，连德国的条件都不具备，加上欧美国家此刻在全世界开展全方位侵略，因此这个时期筹集工业化资本所剩下的唯一途径是更完全的国家集权和经济补贴！起步更晚的中日两国更不可能找到除了自力更生以外的第二条路，不止如此，两国还必须完成“铁的国产化工业生产”才能稳固跨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钢铁两个门槛。日本和清朝各自的兵工厂造船厂为这个时期的工业化难度和工业化失败结果做出最好的正反例证。中国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不补贴制铁造船兵工各厂，不坚持采用国产武器，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技术储备，也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工业永动机，对其他产业如纺织和机械工具等旁支产业的提携作用也就无从谈起。随着列强进一步发展，面对来自更强大工业永动机所支持的列强军事挑战，中国下场只能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很快的清朝历史就此写下句号。
筹集资本的方式需要相对适应的政治体制。如果英国算列强中最民主的，稍后发展的法国比英国更极权，德国比法国更极权，因为这是筹集和分配资源的必要手段，由于德国本身是一个强调秩序的国家，并没有对市井生活生成巨大影响。对已经稀缺资本的中日两国来说，民主体制根本是雪上加霜的死胡同，要开展工业化只能用更专制集权的方式。明治维新对应了工业化的时代要求，自强运动却沿用古老的民主合议制旧瓶装新酒。同样是炼铁办厂，日本武士们贯彻始终，中国文士们瞻前顾后；拿刀的武士们用军事暴力解决政治矛盾，拿笔的文士们用奏折论战选择经济优先，结果甲午战争后日本经济步步高升，中国经济垂直掉落。
筹集资本的另一个商业途径是土地改革，引导资本投入工业发展。不过这触及中国社会精英的利益，跟抄家的意义一样，是人人闻之色变的做法。讽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民经济问题而引起，中国历史一直在一个长期和平，但每隔300年一次的全国性暴动周期中循环。小说“赛金花”写实的表现了农业社会中大地主的社会经济影响力。假使有个开明而且科学的地主投入研究炼铁，也出资成立炼焦厂，开始点火制铁，就算有条件再好的当地传统农具和锅具市场也无法消化这些铁，所以他最后只能破产，炼铁效率越好，越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定律，多劳多得，他破产也越快。如果他再赌一把，建设与民争利的铁路，他得担心抢了漕运的工作或者被信仰风水的群众破坏，最好的下场是政府出钱把他的铁路买回来。开展铁的贸易也不行，因为被列强们垄断托拉斯，他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打败全体西方钢铁工业。他只能当个洋翻译或是帮洋人买卖物资的生意人，这是当时赚钱的上上策。
问题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这根本无法完成工业化，不采取手段压缩大地主也无力把农业劳动力引导转移到工业部门，不确保私有化就无法顺利推动土地改革，不土地改革就无法解决资本和劳力短缺问题，也无法集中资源投入工业技术储备。越晚工业化所面对的难题就越大，随着时间推移，还需要适度推动“均匀贫困”来累积工业资本，这就是为什么越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越明显，甚至是共产主义国家而且用军事手段进行土地改革，并以军力为后盾实行配给制。采取这些手段是被逼的，因为无法在不受列强阻挠下完成工业化，俄国就是例子。也因此西方国家非常痛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表面说它们异常邪恶，实际理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挑战它们的工业永动机，并且和他们争夺原料以及市场。
列强会在世界各地安插代理人以防止对列强不利的情况出现。民国初年的各地军阀本质上代表列强的在华利益，混战的表面理由是统一中国，本质上是暗助列强获得更多市场和原料。1928年国民党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还同时不知不觉的继承了列强利益代理人身份。无论如何振奋人心的“黄金十年”拉开了序幕，一如中国传统习惯，“路线争议”再次出现。
1928-31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以“国营重工业”为主，以国防为核心的工业化计划，但因缺乏资金支持迅速结束。继任的陈公博提出以“私营轻工业”为主，以融入国际体系的工业化计划，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是：活用民间资本、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国际贸易分工；认为重工业发展道路不适合当时中国的理由：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产业集成、民间资本无法回收利润、列强对本国重工业有大量财政补贴。欠缺上述任何一个条件，中国走上自由市场经济道路。
中国在德军顾问的协助下建立了现代化的陆军师，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极大的震撼日军。抗战中有四件事：德械师在南京失守后消失、国军缺乏武器越战越弱、严重的通货膨胀、普遍的政府贪污。这些现象彼此有什么关联？
“黄金十年”的本质是以私营轻工业产品、农产品、矿产交换等值的德国军工产品。中国实际上是亏本的，没有化工产业提供化肥，农产品在传统条件下的增产可以被忽略，而矿石永远比工业品便宜，大量农产矿产出口只能换少量德国军工产品。虽然尽职的德军顾问帮助中国建立初级现代军事工业，但缺乏重工业支持，进口再多的兵工厂生产机器对国军武装还是杯水车薪，甚至连机枪、步枪、子弹这三种需求都无法满足。德军机枪射击时用金属链条供给子弹，中国却只能用布条，因此机枪常常停止射击，只因为中国没有重工业。由于高档官员本身具备私营企业主的身份，自由市场经济只是变形的官商勾结，用一切资源所生产的物资和利润无法完全换成军备或重工业设备。中国的战前准备实质上只有一点银子，搭配一个初具国家雏形的骨架，指挥10万德械师和百万民兵跟日军对决。当中国转向战时官方掌控的计划经济后，经济形态变成官僚的商业垄断，贪污自然是普遍的。日军侵占大面积国土和矿产资源、政府退到农产相对贫困的西南山区、缺乏化肥提升粮食产量，然后大量难民涌入，粮食短缺下的通货膨胀成为理所当然，这一切根源于中国决定采用自由市场经济。各种条件决定中国打败日本的唯一策略只能是用持久战把日本拖到战败为止，代价是全体中国人无比惨重的牺牲。
走轻工业道路的中国无法提供一门火炮轰击日军，无法提供一架飞机对抗日军的轰炸机和军舰，无法让机枪顺畅的射出子弹，德械师的消失只是时间早晚，最后只能让军人悲壮的拿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如果历史重来一次，“黄金十年”的中国能走上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吗？
不可能。
这个时期的工业化难度比清朝自强运动的时代更难，凭借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海军舰队和标准化武器大量装备的陆军部队，列强已能有效率的侵略全世界任何角落，而且毫不放过任何猎物。任何国家必须完成蒸汽机和钢铁工业，还得另外准备足够军力才能“开始工业化”，最后还不一定能成功。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原因在于自身工业化程度不足，随后的共产主义革命立即遭到列强的入侵，在自己的国土上打败列强后才能开始工业化。苏联尝到被入侵的苦果后，明白已没有足够时间用轻工业道路完成工业化，同时也没有任何殖民地可以作为补充，只能直接走重工业道路。建立工业永动机的代价是高昂的，苏联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条件却非常差，为筹集工业化资本，解放农奴，土地矿产国有，实行军事配给制，用军事力量强迫一切资源向重工业集中，高强度开展工业化的代价是饥荒。
1928年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做到上述工作。孔祥熙当时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国民党本身需要各地的地主充任官员以掌控行政区域，命令他们革自己的命无疑是天方夜谭。土地不可能收归国有，农民也就不可能解放，“二五减租”的实况是假扮农民的地主对这个行政命令阳奉阴违，最后不了了之。筹集工业化资本在私营企业的体系里不可能完成，理由是他们认为自己赚来的钱是应该的，凭什么因为你的一个命令就把钱投资在看不到收益的工业体系里？除非政府给补贴！问题在于国民党根本没钱。中国名义上的统一意味着军阀仍然林立，国民党用军力强力推动经济上的军事配给会变成自乱阵脚。国民党加强军力的唯一途径只剩下努力创汇买武器。没有重工业支持，自然也无法建造铁路去提高部队行进速度，最后被迫掘开黄河大堤以迟滞日军进攻，结果创造了黄泛区，数百万人民必须面对饥荒和洪灾。 |
发表于 2012-8-1 13: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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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 17:1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