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法国的刘春兰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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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法国的刘春兰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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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城位于巴黎市区东北部，属于10、11、19和20区的交会地，各国移民和
多元文化在其间混杂交错。以美丽城地铁站为中心，方圆几百米内遍布着花花绿
绿的中文牌匾。据非正式统计，这里生活着四万多名华人。两个多月前，来自中
国抚顺的51岁的非法移民刘春兰，为了躲避警察，在地铁站沿拉维烈特大道向北
5分钟路程内的一栋五层临街住宅的窗下意外身亡。

悲剧并非只在巴黎 轰动法国的刘春兰之死

前往巴黎的家人在包裹刘春兰的骨灰




　　在法国，这一事件成为了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之一，刘春兰的悲剧被法国人
普遍地与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残酷”的新移民政策联系在一起。萨科奇总统要求
法国警方每年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


　　不过，悲剧并非只发生在巴黎。11月17日，刘春兰的骨灰被装在一个蓝色袋
子蒙着的罐子里启程回国。两天后，在抚顺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中，骨灰回到
家乡，并最终入葬城郊的金山息园公墓。此时的抚顺，对于刘春兰所熟悉的下岗
工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困境中的城市。


　　巴黎华人社团“汇集协会”资助刘春兰的家人前往巴黎料理后事，他们在一
份公报中解释：“刘春兰离乡背井的梦想和理由是为她25岁的独生子张宇虓提供
更好的生活，首先想给他提供一间公寓以便让他能够结婚。”
　　


“饥荒全部还上了”　　



　　事情发生在9月20日下午3点多，当时房客李萍刚刚回到41号单元。这里有门
禁但没有口令，推门可入，72家房客中至少有11家住的都是中国人。不长的过道
昏暗狭小，边上摆着几个垃圾桶。绕着蜿蜒的楼梯爬上二楼，正对面有一扇深红
色的房门，透过昏黄的灯光，依稀可见门上油漆掉落后的斑驳痕迹。


　　在门后，“房东”聂文奎正在给自己剪头发。聂文奎跟刘春兰是老乡，都是
辽宁省抚顺市人。在这里，“房东”的意思是最先租下这处公寓的人，然后他又
把房子按铺转租给后来人。


　　李萍是昨天晚上才搬到这间屋子搭铺的，正在因为她的一个没有证件的朋友
被警察带走而忧心忡忡。“你吃点东西吧，别上火。”同屋的刘春兰劝慰李萍，
给她端来自己炒的豆角和米饭。


　　这一天是李萍第一次跟刘春兰聊天。两人于是拉拉家常。今年五十多岁的李
萍从沈阳过来，在巴黎“看病居留”，已经待了一年多。


　　有人在敲门。聂文奎过去开门。李萍听见来人在门口用法语隐约说道：“警
察……护照……警察局……朋友……明天……”她面朝门口坐在桌子旁，看见聂
文奎与两个法国便衣警察在聊什幺。


　　刘春兰基本不懂法语，但听出了是“玻利丝”(法语“警察”的谐音)，滋溜
一下钻进了厨房。


　　事后，她的三姐刘冬兰回忆起刘春兰打电话时说过，她怕警察：“她跟我说
，在这里挺害怕警察的，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就要被送回国了。我当时就说，
你要是被送回来就回来呗，在外面也不容易，咱就当旅游一次回来好了。她说，
她出国欠了七万多块钱，回来的话找什幺工作来还清啊？身体再不好，也得做下
来。”在电话中，刘春兰不止一次对家人说起她看到的非法移民被抓的情景。事
发当时，李萍亦起身去上厕所。过了一会儿，听到了警察下楼时“咚咚”的声音
，聂文奎说警察走了。李萍就朝厨房喊了一声，“警察走了，你出来吧。”可是
没人答应。李萍走进厨房，不料厨房没人，窗户是开着的。李萍探头出去，看到
许多人围在下面，她一露头，下面的人就都往上看。她赶紧朝聂文奎喊：“坏了
，出大事了！她跳下去了！”聂文奎说：“事情大了！”


　　片刻之前，楼下家居用品店里的突尼西亚大妈正站在店门口，看见刘春兰从
二楼的窗户里先把拖鞋扔到楼下，然后赤脚踏到窗外。“当时她走在我店铺的雨
搭上。晃了几下，就一脚滑了下去，头部朝下重重地摔到地面。我冲上去抱着她
喊：太太，你没事吧？她努力挣扎着半睁了一下眼睛，应了一声便不省人事了。
” 两名法国便衣警察正好走到楼下，看到躺在地上的刘春兰吓了一跳，赶紧打电
话叫救护车。刘春兰已经伤重昏迷，被紧急送到了乔治?蓬皮杜医院。事实上，刘
春兰根本不需要逃跑，两位法国警察的任务并非逮捕任何非法移民。


　　他们事后解释，当日前去该住处的目的是给“房东”聂文奎送一张法院传票
。在塞纳·马恩省莫城，有人控告了聂文奎。原告也是一名中国非法移民，被抓
到拘留中心后，警方到他所居住的搭铺取他的皮箱，而后这名非法移民报告说，
皮箱内的重要物品不翼而飞，怀疑是被一起搭铺的聂文奎偷盗。


　　仅仅在一周之前，远在抚顺的张宇虓还接到了来自母亲刘春兰的充满兴奋和
喜悦之情的电话：“出国的饥荒(债务)已经全部还上了，从今天起，就可以挣钱
给你买房子了。”另外她还说，“我已经攒了一些钱，改天给你寄回去。”然而
，一个星期后的9月26日，噩耗就从法国大使馆传来。

作为昔日的产业工人和“技术革新能手”，如今的下岗女工和非法移民，刘春兰
死于在巴黎入院的第二天夜里。


　出国的念头在刘春兰头脑里酝酿了多久，她的家人并不清楚。她几乎没跟人商
量，就独自凑齐了出国费用并办理好了所有的出国手续。7万块钱的出国费用对这
个一贫如洗的三口之家是一笔天文数字，刘春兰动员身边的亲戚和朋友，花了半
年时间筹上这笔钱。2004年 10月，刘春兰怀揣着一本旅游护照，也带着7万元钱
的债务，只身一人远走法国巴黎。那天她走得有点儿悲凉，没有一个亲人替她送
行。儿子要送，被她劝阻了，而她与丈夫的感情近年来又一直不睦。


　　在张宇虓看来，父母之间是“正常感情”。刘冬兰则说，妹妹和妹夫感情“
一般”，要不是有儿子，估计早离了。


　　初到法国，刘春兰在美丽城街区警察局下属的救济所过夜。后经中介介绍，
刘春兰在巴黎北郊塞纳圣丹尼省的维勒班特市找到了一处住处。旅游签证快到期
的时候，刘春兰向行政当局递交了避难申请。这个决定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赌
博。她的目的非常明确：为儿子挣钱。


　　张宇虓自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直到25岁还没谈过对象。刘春兰赚钱给儿子
买房的目的是让他娶媳妇。


　　2003年，刘春兰的丈夫张百良下岗了，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张百良
是抚顺市木器厂一名普通职工，这家木器厂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前身是一家棺
材铺。张百良的父亲、张百良和他的弟弟都用了将近半生的时间服务于此。张百
良也曾有过骄傲：他是厂子里的技术骨干、“先进工作者”。


　　在木器厂工作了30年的张百良，第一次独自面对社会。对他来说，失业后的
再就业培训、政府的生活补贴，从来都仅仅是出现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


　　同样的厄运，此前八年就曾在这个普通的家庭出现过一次。1995年，刘春兰
从抚顺市服装二厂下岗了。她是最早感受到市场经济残酷的那一批人，而服装和
纺织业则是这个城市里最早经受市场经济考验的行业。刘春兰好强、有主见，也
曾有过自己的荣誉：连续几年被评为这家企业的“技术革新能手”。


　　自谋出路的刘春兰第一次体会到社会竞争的残酷。四十多岁几乎是一个毫无
竞争力的年纪，她替缝纫店做过针线活，一个月能挣四五百块钱，随着年龄的增
长，视力下降，只能干类似护理老人、饭店洗碗的工作，收入日减，最少的时候
只有一百多块。


　　张百良的失业让这个家庭彻底没有了希望。他常年在木器厂工作，腰落下了
毛病，干不了重的体力活，下岗后只能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水果，一天干十个
小时，碰上好运气能挣十几块钱。


　　贫困的接力棒开始向下一代传替。由于家庭贫困，自从17岁初中毕业，张宇
虓就进入了社会。8年间，他做过服务员、网管、宠物店职员，工资最高时也不过
每月600元。刘春兰认为张宇虓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为了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刘春兰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国。赖活着
还是赌一把？三姐刘冬兰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孩子是个闺女，她也会出国，在
抚顺根本看不到解决生活困难的希望。


　　尽管刘春兰干的是巴黎最底层的工作，收入却是她的姐姐不敢想象的。将近
三年的时间里，刘春兰还清了全部的七万多债务，每年两三万人民币的结余，让
远在抚顺的家庭看到了希望。


　　许多初到法国的非法移民都会申请难民资格，初次申请往往容易获得三四个
月甚至一年的认可，每个月大概能拿三百多欧元资助，并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但
到了2005年1月份，刘春兰的难民资格申请被拒绝，从此变成了真正的非法移民。

　　



从穷抚顺到穷巴黎　　




　　李艳跟刘春兰住上下铺，但是打交道也不是很多。“碰面的机会其实很少，
况且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哪还能来得及想别人。听说刘春兰后来找了个阿拉伯
男朋友，本来还想着结婚，但后来不知怎幺又分手了。”嫁人通常是女性非法移
民获得合法身份的最方便最快速的途径。今年的8月，刘春兰委托三姐，与丈夫办
理了离婚手续。


　　三年中，她以最贫穷的方式，生活在巴黎最贫穷的城区。美丽城有一个名为
“巴黎超级市场”的超市，经常在晚上六点扔掉过期食品，许多人等候已久，这
时就上前捡些东西回家。刘春兰在电话里告诉过家人，自己也会在这里买面包吃
，“有时候在超市门口捡到的东西也挺好”。


　　她住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卧室里，房客总共八个人。室内摆着三张上下铺
，其中有两张男女合住的双人铺。最里面的一张横挡着惟一的一扇小窗，光线只
能从床铺空隙中依稀透射进来。每个床铺上都有用布头蒙起来的窗帘，遮得严严
实实。一张小桌靠在左边的墙面，形成和对面床铺间的一条狭窄的过道，走过时
必须侧着身子。


　　穿衣镜下半部分是碎的，浴室没有窗户，墙壁都因湿气褪了皮，浴室的下水
道因为老化而漏水。


　　在抚顺，她的家人的处境与此相似。那是一套建筑面积33平方米的一居室，
屋里的摆设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样：结婚时的衣柜、桌柜和床，都是张百良自己
打的。嗡嗡作响的冰箱和老式的电视机，是下岗前张百良在旧货市场上分别以100元
的价格买的。这个家在7楼，天黑以后他们摸黑上楼梯，只是为了省下一个月两块
钱的电费。


　　在巴黎，41号单元楼边的墙壁上贴满用中文写的各种招工启事，有招餐馆女
招待的，有招清洁工的，也有寻人教中文的。在这一点上而不只是在薪水标准上
，抚顺还比不过美丽城：张百良和张宇虓看不到多少招工启事。


　　巴黎的小房间里，除了床铺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抚顺房间的衣柜顶上则有一
把吉他，是刘春兰年轻时的最爱。“穷巴黎”与“穷抚顺”之间是有管道相连的
。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抚顺经历着长久的转型阵痛，由
于生活困顿与机会的匮乏，这里有着成千上万的出国淘金者。


　　在家人印象中，刘春兰性格活泼开朗，会弹会唱。以前在工厂上班时，每逢
礼拜天家庭聚会、朋友串门，她就会拨弄拨弄吉他，下岗后，这把吉他在衣柜顶
上一放就是十多年，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琴弦也断了，从那时候起，这个家里
就再也没有过歌声。


　　回忆起和妹妹当年在乡下的田埂上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情景，刘冬兰流露出
少有的兴奋。


　　刘冬兰的丈夫陈玉林2000年下岗后在劳务市场打散工。家里揭不开锅，刘冬
兰给丈夫下了死命令：晚上回来要挣回大米钱。蹲在劳务市场直到晚上七八点，
陈玉林也没有活干。“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根本没人要。”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毫无
用处的废人。刘冬兰给丈夫记过账，陈玉林下岗后最多的一年挣了4000块钱。


　　回忆起下岗后的生活，刘冬兰忍不住辛酸的眼泪，觉得“活着就是个负担”
。买三毛钱的菠菜，早上起来给丈夫熬一顿，晚上回来熬一顿，刘冬兰自己空一
天的肚子。为了节省开支，她将一日三餐改为早晚两餐，10年来，这个生活习惯
一直保留。


　　“终于退休了。”直到2007年，刘冬兰才领到了每月680块的退休金，家里终
于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日子是一天天熬过来的，最害怕过年过节、人情事务，拿100块钱都困难。
”刘冬兰说。


　　“好消息”接踵而至：从今年10月份起，丈夫陈玉林可以领到每个月400元的
生活补贴，条件是他一个月要到街道干三次活。这得归功于丈夫原单位抚顺石油
三厂的同事，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些没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下岗职工们频
频去北京上访，事情终于在两个月前有了转机。


　　刘春兰自己的家庭同样贫苦若此，急需她的“输血”。有人事后为她算过一
笔账，节省一点过日子的话，每个月120欧元搭铺费和80欧元钱伙食费基本就够花
了，而做保姆每个月能挣六七百欧元。作为非法移民她不能在银行开户，领到工
资后马上就通过西联汇款寄回国内。


　　巴黎华人社团汇集协会副会长董力文解释说，这是很多在巴黎的中国非法移
民的通常做法。


　　在这里，刘春兰的生活与其它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别无二致。她捡垃圾
，到跳蚤市场去卖。


　　在巴黎领取遗物时，刘冬兰在妹妹的包里翻出来一大堆捡来的衬衣衬裤。她
把它们全部扔掉了。

借了7万元，还了7万元　　




　　在法国《解放报》记者和汇集协会的帮助下，张宇虓和三姨刘冬兰、舅妈陈
建云于10月31日去到法国，处理亲人的后事。当张宇虓费尽周折来到母亲生前住
过的小屋时，他哭了。


　　三年前，刘春兰穿著从二姐那儿借来的鞋子踏上了去巴黎的旅程。三年后，
刘春兰“穿”着三姐带去法国的鞋子回到家乡。她的家人说，在这3年里，刘春兰
没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


　　刘冬兰回忆说，“我只知道她刚出来那会儿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姆，替别人看
孩子。做了一年多，检查出来身上有糖尿病，后来边打工，边看病，今年年初时
又打电话说，她挺长时间没有找工作了，身体没力气。”李艳说，在刘春兰出事
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巴黎的风声特别紧，刘春兰除了下楼看看招工告示外，都不
太敢出门。刘春兰的家人还说，刘春兰甚至在2006年一度动过回国的念头。


　　刘春兰还是坚持了下来，尽管因为害怕被遣返而时时生活在恐惧当中。最终
，她留下的只是困窘艰难的身后事。


　　张百良说：“再怎么艰难，生活也得继续，不是吗？”刘春兰的死给这个家
庭带来的悲伤，只能被深深埋在了心底，张百良甚至没有精力咀嚼痛苦，就得每
天忙着奔波于工作和家的路上。


　　几个月前，张百良托人找到了一份看门的工作，每月600块的收入足以令他满
足。为了省下40块钱的月票钱，每天他骑自行车上下班，来回两个小时。抽烟的
费用一个月3块钱就够了：烟丝两块，卷烟纸一块。猪肉涨价后，就没吃过。


　　刘冬兰没敢把妹妹的死讯告诉年近八旬的母亲，她担心母亲接受不了这个打
击有个三长两短。


　　这一决定中包括了非常现实的经济考虑。“母亲不能出事，弟弟一家三口全
指着她的退休金。”


　　在这里，“啃老”是普遍现象——老人至少还有稳定的退休金，而下岗失业
的中年人却没有任何稳定的经济来源。在这样的家庭里，老人的去世往往意味着
稳定收入的断绝。


　　在巴黎，董力文寻访刘春兰在这里的生前故交，在事发地点贴上海报寻人，
但一个多月以来毫无收获。事发当天的目击者聂文奎和李萍都已经搬走，其它的
非法移民们更是跑得无影无踪，以前的合住者中只有李艳、李晶姐妹还留下来。
行踪不定再加上东北移民群体之间的疏于交流，使得刘春兰在法国的三年生活变
成了一片空白。


　　即便是家人，对刘春兰巴黎生活的了解也只有概况：借了7万元钱，来了；还
完了7万元钱，死了。


　　在巴黎，张宇虓回忆起母亲的最后一个电话，“我已经攒了一些钱”。但是
，他没有在她的遗物中找到这笔钱。她很可能又一次被偷了：最后一次剥夺。身
无分文的刘春兰最终还是为儿子留下了一笔钱，不是靠她的贡献和服务，而是靠
她的死亡在法国的影响力。这笔善款来自汇集协会、普通法国人、传媒机构和世
界范围内更多的与闻此事者，包括非洲的一位参赞。


　　刘春兰留下来的箱子里没有一分钱，只有一块手表、一部手机、毛衣、外套
、牛仔裤和一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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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美国梦

程 宏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迄今累计有4000多万第一代移民从世界五大洲涌向美国。移民具有的冒险精神、挑战精神、吃苦精神和最少保守思想，给美国社会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为美国的高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美国国土地域广阔，并且警察一般不随便检查居住者的身份证，从而非法居住者和偷渡者很少有被捕遭驱逐和遣送的危险，加上美国资源富有，因此，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移民的圣地。
    对中国经济移民来说，美国梦的诱惑在哪里？经济移民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生活方式和水平？他们在美国的心态如何？

                                基本移民方式

    一般情况下，排除政治因素和战争因素，当前国际上移民的趋势，主要受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素所推动，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形成所谓“国际劳工无疆界” 的“经济移民”。经济移民通常有三个特征：一是自愿地到别国，二是以体力劳动或较低知识技术为谋生手段摆脱经济困境，三是返回原居住国后仍会受保护。由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入境限制，经济移民常常通过非法途径达到目的，多数情况下，非法移民几乎就是经济移民的代名词。
    来自中国的经济移民按进入美国的通道方式可分为直线通道和曲线通道两大类：前者是直接来自中国大陆，后者是来自以东北三省为主，遍及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非农业人口，他们被称为“外省人”或“北方人”。“福州人”是经济移民的主体，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笔者曾经接触过一个福州籍的“曲线”移民，他竟然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先到欧洲，又到南美洲，最后才到了美国。20世纪 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经济移民多走海路和陆路，以无护照偷渡人境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多走空路，以假签证护照蒙混入境为主，近些年来，则大批出现以组织商务考察团和探亲的名义获得B1/B2签证，入境后则无期限地“考察” 和“旅游”下去。
    多数经济移民来美后，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外，最大的一桩心事就是想方设法搞到身份，一旦成功后，其家人便可以美国永久居民甚至是美国公民的亲属身份向BCIS（公民与移民服务局）提请合法移民美国。在美国搞绿卡的途径有很多，常见的有“特殊人才”、“国家利益豁免”、“F1转H1（工作）再转绿卡”、“投资企业”、“婚姻”、“公民亲属”
以及“政治庇护”等。美国移民法律存在的诸多漏洞，为非法移民入境开了方便之门，特别是对那些来自“对立”意识形态国家的移民的“政治庇护”鼓励了偷渡，使后来者不断效仿。由于“政庇绿卡”总费用不算太高，大约10000美元，政治迫害文件的造假相比其他移民文件简单得多，容易得到移民局和法庭的认可，因而“政庇”成了常见的经济移民入境后转换为合法身份的首要途径。其次是由于“政庇”案子利润也较高，于是很多真真假假的律师楼应运而生，编织材料，甚至有些材料是中国制造、出口美国，多以“异议人士”、“宗教信仰’”、“###功”、“计划生育”乃至以“同性恋”等理由向BCIS申请政治庇护，可是这条途径并不是畅通无阻的，2003年，美国移民与归化局局长透露“政庇”
申请案的成功率为13％，这意味着每7到8个申请者才有1人获准。
    婚姻与依亲则是经济移民获得绿卡的第二常见方式，投资和杰出人才绿卡基本与经济移民无关。

                                  难圆后移民梦

    进入美国是移民的梦想，但这个梦想不是以仅仅进入美同国境而告完满，美梦的延绵不断是人类不断努力、奋斗上进的本性。对多数经济移民来说，完成入境美国只是美国梦的第一步，后面还有三大“后移民梦”——绿卡、立业、讨老婆。大部分经济移民入境美国时并无绿卡身份，因此刚入境美国的第一个“后移民梦”就是绿卡梦，它包括一系列相关期望——政治庇护、婚姻登记、劳工卡等。其中对那些非签证人境、签证期失效、政庇失败者来说，最大的期盼就是移民大赦。然而美国移民大赦常常是有附加条件的，例如“64”绿卡，就有严格的持中国护照的签证许可和入境时间的条件限制，它既拒绝了无数在该时间段以外的合法入境者，更拒绝了在任何时间非法入境滞留者的绿卡申请人。
  
很多经济移民在取得身份后，接着就是谋生的问题。没有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要想找一份白领的工作近乎于梦想。于是低文化层面的服务行业成为他们创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常见的有中餐馆、小旅馆、杂货铺、礼品店、首饰店、洗衣店、加油站、指甲店、装修和搬家公司等，其中开办中餐馆是他们绝大多数发家的首选道路，老移民们开的餐馆多以堂吃餐馆为主，且主要分布在纽约、旧金山（三番市，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芝加哥和华盛顿DC等老一代华侨集中的大城市。新一代福州移民开的餐馆多以自助餐馆和外卖餐馆为主，后两类餐馆在美国已占据了中餐馆的大多数。因为外买餐馆规模都很小，投资也相对较小，但利润率相对较大。所以，相当多的中国移民创业发展的起步都是从外卖餐馆开始的。老板快速
积累资金的基本办法有两个，一是做假账以逃税漏税，二是降低商业成本。后者包括食物原料、水电煤气、员工住宅及工资等。其中以提供廉价简陋的住宅给雇工和克扣雇员工资较为容易掌握。有些老板发家的起步往往不是正道，多少有点偏黑。这与他们本身的移民方式有关。一些人早年偷渡来美时，本身就是华人黑帮的各种不法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目前随着美国警方打击黑社会的力度加大，这一部分人也越来越少，越来越淡出了。
    很多经济移民在来美国之前，收到的误导信息是打工两三年就可以还上偷渡债务，之后就可以自己慢慢当上小老板开始发财致富了。因而大多数想永久留在美国的经济移民的最大愿望就是弄到合法身份后，在三十五岁之前自己能开一家餐馆，哪怕是当个小股东老板或者独自拥有个小夫妻店。这就是经济移民的第二个“后移民梦”。然而现实中，从打工仔发展成老板，除了艰苦奋斗和资金积累以外，还要靠运气和机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上老板的。即便把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股东老板的人也计算在内，除以庞大的移民基数，其比例可想而知。
    对绝大多数的小老板来说，有了一点家业产业，也不会高枕无忧，仍然整天忙忙碌碌，神经高度紧张，不敢一丝怠慢，以至于几乎没有休闲时间，生活品位低下。他们在心理和工作上的压力甚至比手下的打工仔还大，不少移民老板说：“打工累，当老板更累。雇员每周可休息一天，我们却不能。”因为他们明白，美国每天有无数个公司破土而生，同时也有无数个公司凋谢枯死，餐馆也不例外。
    经济移民的第三个“后移民梦”就是家庭婚姻。经济移民第一代的年龄在进人美同时大都在18－30岁，未婚者居多，且男多女少，据笔者在小样本上的估算，男女比例约为4：1。对于受过大专以上文化教育的华裔与外裔通婚者，虽然不多，尚属可见。对于较低文化水平的华裔移民来说，语言障碍使他们与外裔通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很多男性要找一个异性伴侣谈何容易，只能大打折扣，大都更不必谈爱情二字，甚至条件降低到只要是个女人就可以的地步。就算两人都有心维系，但在颠沛流离之中，能保证善始善终吗？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中国经济移民极易埋下社会问题的隐患，滋生嬗变成黑社团和犯罪集团。

                                  幸福评估标准

    经济移民的绝对生活水平同原先在国内居住地相比确实提高了，然而这能意味着幸福水准也同步提高了吗？幸福的评价标准比较复杂，既有客观物质的，又有主观精神的，多数情况下，后者分量比重偏大。完全可以想象，无所追求的穷人有时比忧心忡忡的富人在精神上的愉快感要好得多。海外经济移民与国内流动打工群体相比，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可以说是与地理上的阻隔距离成正相关，国度越遥远，压力越大。经济移民所受的最大的苦不仅仅是体力上的辛苦，更是精神上的“心苦”，其中有两个较为突出，一是亲情，二是感觉。
  
亲情是一种奇妙的感情，当经济移民们撇下亲生父母、同胞兄妹、朋友恋人、妻子儿女来到美国时，他们才发现这些原先在国内熟视无睹的东西，成了他们孤军奋战能否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撑。笔者曾经亲眼见过很多单身经济移民，包括非法与合法身份的，将自己家人的照片摆在床头上天天守着，或者经常将装满家人照片的影集册子拿出来翻看，并在工友中传阅。笔者还见过一位单身经济移民，将女友的照片放在钱包里，虽然他和女友已经失去联系，而且也知道女友已经不再属于他了，但他仍然不时地给别人讲起与女友共同生活的故事，女友送他上飞机来美国的情景。在美国，再好的朋友都因为忙生存，很少走动，一旦病倒，往往连杯开水都没人给倒，仿佛感到天昏地暗，世界末日来临。缺少了这样的亲情，在某些情况下可
能是致病致命的重要原因，因为除了自家亲人，外人很难了解治疗自己的心理疾病。现实中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并不比生理疾病为低，而且很容易彼此转化、恶性循环。不少人可能在某几年内碰不到这样的病魔，只要你碰上一次，就会百分之百表现为脆弱无力，易于受伤。较为极端的例子就是在连年迭发的华人犯事案中，那些心灵上缺乏亲情滋润的高比例犯事者。
    感觉在心理学上是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物属性的反应，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感觉”大多是一种心理承受能力及反应的指标。美国人没有终生职业的概念，也找不到稳定的铁饭碗，今天钱包鼓鼓，明天也许身无分文，今天贫困挣扎，明天也许一夜暴富。正是这种随时存在变数的社会，对于曾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过的中国人来说，可能非常不适应。如今很多中国经济移民都是独立生活多年的成年人，他们的目标就是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成功。衣锦还乡的虚荣，社会竞争的激烈，工作节奏的加快，利润欲望的攀升，让很多经济移民无法与社会同步，造成心态严重失衡，感觉极不愉快。那种流浪漂泊的生活、缺乏归宿感和安全感、对前途的惶恐是很多经济移民不愿倾倒的苦水。
    那些临时经济移民只想在国外多赚点钱回国花，这无可厚非，也有点正面意义，比如磨练意志，培养生存能力，为国内减轻一点负担。至于那些永久经济移民死活定居国外也自有千条原因万个理由，美国环境优美，社会秩序井然，物质生活丰富，福利待遇优厚（非法移民难以享受）等。这些带给经济移民的只是瞬间的感觉。对于一些偷渡移民来说花六万美元的偷渡费值吗？他们来美国后悔吗？笔者曾经就这个问题询问过五十多个偷渡移民，结果八成五以上的人表示，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一次话，他们会留在国内。特别是很年轻的女孩子，“早知美国是这样话，说什么也不来”，但他们又表示后悔也无用，首先必须要偿还偷渡费，再者有碍脸面也无法回国。
    大多数移民在取得合法留美身份和挣了一点钱后，会衣锦还乡，其派头像中了六合彩和挖到了大金矿的财主一样，花钱如流水，建宅像别墅，办宴比排场，修坟攀帝王，在花光了多年积蓄之后，返回美国重操旧业，周围的邻里乡亲乃至父母和兄弟姐妹永远不知道他在美国的那份“心辛”
二苦、也正是这种虚荣狭隘的光宗耀祖观念，扭曲了从美国反馈回来的信息，误导了人们的移民倾向，把周围村民的那颗移民好奇心炒热了，炒爆了，炒成了迷魂之心和不归之心——“能跑出去的，没有不发财的，已经跑出去的，没有愿意回来的”，这就是一般移民的前期心态特征。他们只看到大把的绿钞票寄回了国内，还了偷渡债务，盖了楼房庭院，却看不到欢乐背后的悲哀，听不到笑声背后的哭泣，品不到富有背后的苦涩。以至于误导后来者认为美国遍地皆黄金，弯腰即可拾。从而形成源源不断、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地涌入美国、加入“国际丐帮”的浪潮。
    笔者在乔治亚州某餐馆看到几个福州经济移民，当他们听到有个河北人打了四年工，已辞退工作，马上启程返回大陆时，表现出既惋惜又羡慕的复杂心情。惋惜的是以自己偷渡来美国的金钱代价来衡量别人在美国的居留时间；羡慕的是以自己背井离乡的现状来比较别人即将回国与家人团圆的现实。他们流露出一种肺腑心声：“等我们中国发达了，让美国人去中国为我们打工！”
    这何止是他个人的愿望，这是移民美国的华人华侨的愿望。但愿这一天早日来到。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5期《中外书摘》）

henanhujaa

这是一个比童话还要梦幻的晚上，两位中国女孩Veronica CHOU和陈晓丹有足够理
由把今宵星光灿烂中的陶醉长留心间。周来自显赫的富商大亨家庭；晓丹则是国家开发
银行行长陈元的千金——确切地讲，是我朝建国经济工作核心领导人、邓小平时代二号
人物陈云同志的孙女，和2003年轰动一时的首位受邀华裔女孩万宝宝（Baobao WAN，前
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孙女）同属红色第三代。此时此刻，中国上流社会已经戏剧化地得
到西方传统的承认：我们，终于，也有贵族了。

2006年11月25日星期六，巴黎，月明星稀的夜晚。陈晓丹一袭紫色晚装，优雅地扶好主
持人Stephane Bern的肩膀翩然起舞，正式拉开巴黎社交名媛成年舞会序幕。17岁的陈
来自中国大陆，外电对她的描述简洁而名贵：ADLER Jeweller; Make-Up by MAC,  
Hairstyle by Alexandre de Paris。晓丹身后，15个国家的22位贵族少女亭亭玉立，
兴奋矜持又略带紧张地面对着全球的镁光灯；如果可以把内心激动付诸言语，我想，姑
娘们会轻启朱唇，骄傲整齐地宣布：上流社会啊，我们来了。
      
     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独特的梦想；有的追求名分，有的看中实权，还有的但求苟活
而已。对于名门女孩而言，香榭丽舍大道尽头Hotel de Crillion的年度舞会才是童话
般值得憧憬的梦: 这个巴黎社交季唯一向全世界开放的贵族舞会源自西欧古老的蓝血名
门传统；有资格参加的女孩必须在17-21岁之间，苗条漂亮，出身于可圈可点的望族，
还要兼备名校学历证明之的兰质慧心。今年入选的23名“公主”包括菲亚特汽车总裁吉
亚尼·阿涅利的孙女和拿破仑家族玛丽·波拿巴公主的曾孙女；四小时正式晚宴需提前
36小时开始准备工作，每人配备专门的化妆师、发型师及舞蹈师指导，而陪伴她们走进
舞会的英俊男伴将来自王子、爵位传人或家族集团继承者。
      
      
     革命者的后代是今天的门阀世族，被称为红色贵族的他们正无可争议地统治着这
个国家所有的重要经济部门。如果你足够好奇，会发现利润最高的合法命脉企业（石油
、电力、煤炭、金融等等）高层中都有红色贵族的身影，而其父辈很可能就在《红星照
耀中国》或《三大战役》中担当过叱咤风云的重要角色。低调的红色贵族二代构成中国
真正的上层社会——即使媒体的目光无意或有意地更多在关注史玉柱李彦宏一类弄潮儿
。我们终究是讲政治讲正气的国家，权力，也只有权力才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实际控制
力。最聪明的外企很早就意识到这点并及时完成了中国本土化转型；以最能反映现代全
球融资特点也最受有志青年追捧的外国投资银行为例，摩根士丹利中国区十年灵魂总裁
竺稼，号称“从未失败过”的美林中国CEO刘二飞，还有那位满身豪侠气的德意志银行
大中华区主管张红力(Lee ZHANG)，无不是长袖善舞的政治公关高手。Lee本人就是位积
极的党员兼政协委员；而德意志银行投行部北京办公室里最打眼的装饰并不是股票走势
表，而是张标有中央国家机关各部正副负责人照片及姓名的超大版政府机构组织图。
      
    观察投资银行实习生群体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不光是因为yutou有投行实习经历
，也不光因为实习报酬比大部分正式工作高，故事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在于：这里能隐隐
窥出红色贵族第三代的某种成长方式。我实习过的那家牛哄哄投行就先后磨炼过小平同
志的孙子，陈赓大将的孙女孙女婿以及中国证监会领导家的公子，省级国企级领导子女
更难以细数。客观地讲，除去政治公关的因素不计，这些小孩大都聪明乐观并且积极勤
奋，在兼并收购与IPO项目的血雨腥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市场历练。当然他们并不会
在这种折寿行业里长期透支青春，去赚笔虽然也算可观的血汗钱——那是中层或底层出
身的高智商孩子们的职业之路；实习后的格格阿哥会继续深造，被介绍入实业界，或者
开始熟悉家族企业的融资及日常管理以便顺利向继承人过渡。

   在奔往远大前程前，这些孩子在海外名校接受着最好的本科教育。他们的父辈毕业
于红旗飘飘的清华北大或莫斯科大学，而如今开放的中国世家大族终于有足够的魄力与
财力将后代送往以美国、加拿大及英联邦为代表的英语区国家顶级高校接受全球化熏陶
，也不介意子女参加欧美上流社会的同龄人活动。出身瑞士金融望族的阿兰.德波顿就
读于剑桥大学历史系期间，其银行家父亲曾在剑桥图书馆附近书店开设专门帐户，以便
儿子随意购买相中的任何新书。不知正在杜克大学求学的陈晓丹有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劝
学待遇，不过我想，即使没有专门帐户，公主大概也不至于因为区区书价而意踌躇而长
太息吧。
      
    如果不出意外，现在这批满脸稚气的年轻红色贵族将在二十年后开始统治这个国家
；而倘能在美国长期居留，我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去深入了解分析这群孩子
的成长轨迹与思想群像。因为他们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 ——至少避免成为
暴发户后代型消费主义群体——将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时代面貌。

守护者

如果不出意外，现在这批满脸稚气的年轻红色贵族将在二十年后开始统治这个国家
；而倘能在美国长期居留，我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去深入了解分析这群孩子
的成长轨迹与思想群像。因为他们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 ——至少避免成为
暴发户后代型消费主义群体——将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时代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