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满汉势力的消长及其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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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满汉势力的消长及其原因探析 　　左之涛 　　　　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联合政权,晚清72年间(1840年—1912年),满汉 　　关系经历了满汉矛盾缓和(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前)、汉族地主势力急剧上升(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满汉博弈(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满洲贵族最后反扑及失败(1901清政府“新政”开始至1912年清帝退位)四个阶段。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阶段分析晚清满汉势力的消长,并试图从民族融合与清政府为应付“内忧外患”,被迫启用汉族势力等方面找出这种变化的原因,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满汉矛盾的缓和 　　满族入关后,在中央机构中实行满汉复职制,名义上满族、汉族各占一半,人数对等,实际上,实权掌握在满人手里。在地方政权中,总督、巡抚、将军等封疆大吏,虽无满汉员额的具体规定,但在清朝前期与中期,汉族士人要想取得与满洲贵族同等的权力,也是十分困难的,满汉官 　　僚之间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清廷历来注重提高地方督抚中满员的比例,出任总督的旗员(包括满旗、蒙旗和汉军)比例尤高。“自顺治元年(1644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全国除陕西、山西、甘肃外,累计各省总督为185人次,其中满人32次,汉军128次,汉人仅25次;巡抚共515人次,其中满人36次,汉军260次,八旗蒙古4人次,汉人215次。八旗满洲、汉军、蒙古统称旗人,他们牢固掌握了各省地方政权。”①由于中央机构名义上的复职制,因此作为封疆大吏的督抚中满、汉的比例变化最能体现满汉势力的消长。满汉矛盾的渐渐消弥始于嘉庆年间,也就是说,晚清的历史是在满汉矛盾开始缓和的条件下开始的。如道光十年(1830年)至三十年(1850 　　年)中,总督人选中就有4年是旗汉各半。②到晚清,除去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外,全国共设8个总督,15个巡抚,虽然督抚的人选在道光年间大体上保持了旗人的优势,但与先前相比,应该说,道光对汉人出任督抚的限制有所放松,这首先是民族融合的结果。按照历史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③满族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满汉往与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长时间的满汉民族杂居共处,联姻婚娶、过继子嗣,无论是生产方式、阶级结构,还是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满汉之间的一致性日益增多,原有的差异陆续减少。清中叶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满族已与汉族相等的水平,满汉民族之 　　间的密切关系有了很大发展。”④所以,满洲贵族入关二百年之后,对汉族官僚的戒心已大为减 　　弱。其次,满洲贵族的逐渐腐化衰败,给汉族官僚崛起提供了机会。清中期历时九年(1796年 　　—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大批腐败的满洲将领和满洲八旗兵无法扑灭越烧越旺的起义烈火,清廷被迫启用绿营将领和允许地方地主招募“乡勇”,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这说明,仅仅依靠满洲贵族已无法稳固清王朝的统治了,统治阶级不得不让出一部分权力给汉族地主,减少汉族地主步入统治阶层的限制。 　　二、汉族地主势力的迅速上升 　　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却处于上升阶段。鸦片战争战败后,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加之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使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清政府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不得不联合和依靠汉族地主阶级一起维护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镇压1851年爆发的天平天国运动是晚清联合和依靠汉族力量的开始。为了挽救败势,即位不久的咸丰帝先后任命林则徐、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同时,又先后任命徐广缙、陆建瀛、向荣等人为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连同林、李两人,咸丰即位的前四年中共有五个汉族官僚享此殊荣,与同时期的旗员钦差大臣(纳尔经额、琦善、胜保、托明阿、和春)人数恰好相同。这自然更是清代空前未有的事。”⑤咸丰帝已经认识到,要稳定大清基业,应付“内忧外患”,必须像镇压白莲教起义一样依靠地方汉族地主武装。满洲贵族中的一些要员也公开主张重用汉臣。大学士、军机大臣文庆就曾谏道:“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⑥于是,清廷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湘军(1853 　　年)、李鸿章的淮军(1861年)便应运而生,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势力在几年内迅速发展起来。1861年11月“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继续重用汉人。她任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与道光朝甚至与政变前相比,汉族势力开始急剧膨胀,“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湘军集团已经在督抚中人数占据了多数,为总督者除曾、骆外,尚有刘长佑(直隶)、左宗棠(闽浙)和毛鸿宾(两广),共5人。李鸿章、唐训方、阎敬铭、曾国荃、沈葆桢、严树森、恽世临、郭嵩焘、刘蓉等人,也分别出任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省巡抚。”⑦如果连同其他汉人,汉人出任督抚的人数就更高,以至于“(同治)三年五月,总督只有一个旗人,巡抚一个也无。”⑧从满汉关系来说,由于湘淮军将帅拥有自行招募的私家军队,其权力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封疆大吏,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受到地方汉族势力的挑战,反映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它透露出满汉势力此消彼长的历史信息。 　　三、满汉博弈 　　随着满汉两族的融合已经渐渐淡化的满汉矛盾,从同治年间起又开始滋长起来。随着太平天国日益走向失败,形势逐渐稳定下来,清政府愈加害怕汉人羽毛渐丰,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故其防范和压制汉人之心变本加厉,汉族势力和满洲贵族之间矛盾也更加突出来。满清政府加紧抑制汉族势力的膨胀,努力采取包括重建绿营军、加强满洲贵族在地方的权力等措施恢复满族的统治地位。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在清政府满洲贵族的反攻下,不得不采取了“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战略,放弃兵权,裁减湘军。从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的两年内,如果不算已经别树一帜的李鸿章的淮军,50多万湘军裁减到不过10万人。作为汉族最大实力集团的湘系集团与鼎盛时期相比,实力有所削弱,满族贵族势力有所回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满汉贵族都在积聚力量。贯穿于19世纪60~90年代的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从满汉矛盾来看,是汉族官僚积蓄力量,以守为攻的阶段,是满汉势力博弈的重要一环。洋务派前期的主要代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以及后期的张之洞等人,都是一批掌握实权的汉族官僚地主。在满汉地主阶级为统治权明争暗斗的时候,洋务运动中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汉族官僚、地主和商人(包括买办商人)转化而来的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成了逐渐影响时局的新兴力量。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上层,他们的崛起也的上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领导发动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不仅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汉族民族资产阶级势力要求分享统治权力的一次尝试。通过洋务运动,淮军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以同治四年(1865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为例,“淮系为督抚则与日俱增,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并为总督竟达四年之多,其他淮系干将丁日昌、刘秉璋、潘鼎臣、张树声也先后出任巡抚。其中一年有两人者凡四年,有三人者凡两年。而旗员出任督抚者却很少,如总督有两年无一旗员,有六年只一旗员,其他五年也只有二个旗员;巡抚只一年有两个旗员,一年一个也没有,其他各年也只有一人。这与太平天国起义以前相对照,满族贵族对省级政权的控制,真有一落千丈之势。”⑨淮系集团的首领李鸿章更是进入了清朝统治的中枢机构,“除领有直隶总督的本任外,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并且戴有大学士的头衔,部下又有兵有将,可以指挥如意;所以李氏成为此时代唯一的中心人物。”⑩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由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穿针引线,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导,得到了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马癸的支持,开始对抗清政府“宣战上谕”的“东南互保”,就是汉族官僚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后几十年的积蓄,在满汉实力的博弈中力量日益壮大的表现。 　　四、满洲贵族最后反扑及失败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冲击下几乎垮台。为了迎合列强的需要,安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调和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矛盾,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目的,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鉴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动的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地方督抚对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要求变更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主张的支持,迫使清政府在1906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清末的君主立宪之争,始终贯穿着满汉势力的争斗。以慈禧为首的清朝中央政府,企图通过推行新政削弱地方督抚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地方督抚则打算通过立宪增强地方的权力,拓展自己的势力。这样满汉地主官僚的关系更加紧张,明争暗斗进入了炽热化阶段。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相继死去,宣统帝即位,由其父载沣监国摄政。在内外压力下,“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1911年5月8日),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的‘上谕’: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力(宗室)、协理大臣大学士徐世昌(汉)、大学士那桐(满)、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11内阁总理、协理和各部大臣13人当中,满族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9个满族贵族中,皇族又占7个。如与过去各部尚书满汉各半的规定相比,汉族反而大大减少。所以,当时人们把这个所谓“责任内阁”,称之为“皇族内阁”。清廷的“预备立宪”闹剧,不仅没有达到抵制革命、巩固其专制统治的目的,反而更加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增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怨恨和汉族官僚的离心。对清政府彻底失望的立宪派人士,纷纷到革命派方面寻找出路。曾经为“改良”还是“革命”激烈论战的资产阶级中上层和下层,终于走到了一起,清王朝彻底孤立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清政府被迫启用汉族官僚,袁世凯凭借其嫡系北洋军,取得了内阁总理大臣的实权,在南北妥协之后,2月12日,宣统帝不得不宣布退位。综上所述,晚清七十多年的历史中,满汉关系经历了满汉矛盾缓和、汉族地主势力急剧上升、满汉博弈、满洲贵族最后反扑及失败四个阶段。为应付“内忧外患”,使很大一部分原属中央政府的权力转入督抚之手,形成清朝政权内轻外重的局面,渐显“督抚专政”之势。“这种局面,咸、同后,日益加甚,到光绪末年,朝迁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而为督、抚者,都各专其兵,各私其财,唯知自固疆圉,而不知有国家,故康有为至以当时十八行省,比于十八小国。”○12究其变化原因,晚清满汉矛盾的上升主要是与汉族势力的迅速崛起分不开的。汉满洲贵族感到统治权力受到了挑战,而汉族势力的上升,又是清朝国力的下降无法应付“内忧外患”,被迫启用汉族地主武装的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清政府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地方主义的膨胀,同时清政府没能处理好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最终为清政府的灭亡埋下了隐患。在分析晚清满汉势力的消长及其原因时,也要看到满汉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乾隆朝以后,以及晚清初期满汉矛盾日益走向缓和就是例证。晚清后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受满汉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背景影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口号,但是不久,就认识到了其缺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在劳动人民中满汉已经融合的现实,革命派纠正了其狭隘的“反满”思想的错误认识,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什么“种族复仇”,而是推翻清政府,去其专制,“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13清朝灭亡后,没有发生民族仇杀,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晚清满汉满矛盾的上升特别是满洲贵族和汉族上层地主阶级及随后兴起的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可以说,只是满汉民族融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一个小波折而已。

蓝天雄鹰

袁伟时：辛亥革命是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  

标签：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 袁伟时 （进入专栏）   陈书娣   

    关于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袁伟时说：“坚守学术良知的史学家不是吹鼓手，周年庆典之类的尘嚣在他们面前毫无意义。就辛亥革命而言，基本面貌是清晰的，不存在让史家神驰梦绕的未知领域。戳穿假象，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倒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采访人：陈书娣
     
    与袁伟时对话是一段愉快的经历，虽然他已年届80，但酷爱用QQ，还喜欢发很多连一些青年人都没有存货的“囧”表情。而他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和认知，较之章开沅的温柔感性、许倬云的冷静犀利，更具有老顽童式的轻快别致。
    关于内地、台湾、美国对辛亥革命认知的差异，袁伟时认为不值一提，“分歧仅在是坚持冷静、客观、全面的学术立场，抑是把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搓捏历史为本党本派的利益服务。”而关于革命与立宪的选择孰是孰非，袁伟时认为立宪是最好选择，他为此还列表一封，以优劣数量差来进行比较，他认为立宪带来了制度建构和思想解放上的收益，而革命则造成了财政体系崩溃和军阀混战。“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来看，立宪是最好的选择。”
    袁伟时肯定了辛亥革命之后一百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他认为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不够。他说：“经过若干年努力，有可能恢复到民国初年的水平。”常用QQ联络众人的袁伟时赞赏互联网的作用。他认为，公民自己开辟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对于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袁伟时说：“坚守学术良知的史学家不是吹鼓手，周年庆典之类的尘嚣在他们面前毫无意义。就辛亥革命而言，基本面貌是清晰的，不存在让史家神驰梦绕的未知领域。戳穿假象，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倒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从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看立宪是更好选择
     
    凤凰网：能否谈一下大陆、台湾、美国等地对辛亥革命认识的分歧?
     
    袁伟时：真正的学术是全球性的，不以地域分界。以我阅读过的有关学术论著来说，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都没有。分歧仅在于是坚持冷静、客观、全面的学术立场，抑或是把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搓捏历史为本党本派的利益服务。至于一些小分歧，无关宏旨，不值得过多关注。
     
    凤凰网：辛亥革命时期，立宪与革命，哪个是更好的选择?
     
    袁伟时：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来看，立宪是最好的选择。可惜，在汹涌澎湃的请开国会运动面前，清政府不能当机立断，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具体算一算辛亥革命前后的损益表，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立宪的收益：
    1.在立宪派合作和支持下，大部分省份的政权和平转移，兵不血刃实现了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替。中央和省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2.军事混乱时期很短，经济继续增长。
    3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的制度基础被摧毁，宗法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摇摇欲坠。思想文化领域，中国进入了20世纪最自由的历史时期，1928年后才被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打断。
    收益主要在制度建构和思想解放上。由于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步伐可能稍微缓慢而已。
    革命的损失：
    1.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溃，外蒙古在沙俄蛊惑下宣布犭虫立。
    2.由于大量的“民军”、“革命军”涌现，军费突然增加四倍，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最严重的时刻，只剩下9万元。
    3.原有的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系统分崩离析，形成了以地方督军为核心的各自为政的军事强人统军的格局，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立了基础。
     
    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离民主宪政尚有距离
     
    凤凰网：您认为百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参与度，国民心态、精神面貌、世界定位等，有什么改进?
     
    袁伟时：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有制被铲除，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随之消失，个人自由和有关权利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毒素;加上思想改造、反右派、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中国知识阶层的脊骨被打断，自信、自尊的精神面貌降到历史最低点。其他阶层也处在严重被压抑状态。
    改革开放三十年，情况大有改善。但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高度。私人生活受监控、私有财产受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有多少人胆敢畅所欲言?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个人权利意识觉醒成了无法阻遏的潮流，经过若干年努力，有可能恢复到民国初年的水平。
    此外，随着互联网发展，人人可以在网上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书写自己的意见，压制和封锁激起强烈反弹，公民自己开辟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1943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1945年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国家犭虫立问题随之解决。不幸，随着内战爆发，经济崩溃，中国仍然是被蔑视的国家。30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可是，由于民主宪政尚未实现，被蔑视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改变。
     
    凤凰网：您认为辛亥革命与1949年，影响孰大孰小?
     
    袁伟时：1949年是旨在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决裂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开端，实际上，只是更迭了少数民族政权的辛亥革命是绝对无法比拟的。
     
    凤凰网：辛亥革命摧毁了旧的政治人物道德体系，您认为新的体系有没有建立?
     
    袁伟时：现代社会是在逐步清除污秽的过程中诞生的。新的道德体系也是在法治建立、健全过程中才能逐步形成。历史没有留给北洋政府足够的时间;国民党冀图脱离法治，孤立进行道德建设的新生活运动，陷入了失败的宿命。
     
    孙中山除了革命家称号其他方面乏善可陈
     
    凤凰网：能否评价一下孙中山本人，及在辛亥革命中的作为?
     
    袁伟时：总的说来，孙文终生都是革命家，其他方面乏善可陈。1896年10月清政府驻英使馆绑架孙文，帮助他暴得大名。他的全部作为概括起来是：
    1.制定和宣传革命理论，成为革命的旗帜。
    2.筹款，据有的史家研究总数50多万元。
    3.推动建立同盟会和国民党。
    4.1913年宋教仁案以后，一心一意用武力统一中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和自己的追随者手中，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出让主权。
    5.辛亥革命后至1925年逝世，发动三次战争：1913年的“二次革命”;1917年开始的护法战争;1922年以后的北伐战争。
    6.联俄容共，以俄为师，为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开辟了道路。
     
    让历史挫折转化为智慧是真正意义
     
    凤凰网：我们不断谈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那它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谈论?
     
    袁伟时：坚守学术良知的史学家不是吹鼓手，周年庆典之类的尘嚣在他们面前毫无意义。就辛亥革命而言，基本面貌是清晰的，不存在让史家神驰梦绕的未知领域。不过，由孙中山带头，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继长增高，进行了粉饰、装修这次革命的系统工程，这一历史事件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戳穿假象，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倒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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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刽子手

不用研究辛亥革命的意义。
仅仅研究清代满人如何衰落，这个帖子有意义。

蓝天雄鹰

晚清满汉势力的消长及其原因探析
　　13清朝灭亡后,没有发生民族仇杀,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晚清满汉满矛盾的上升特别是满洲贵族和汉族上层地主阶级及随后兴起的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可以说,只是满汉民族融合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一个小波折而已。henanhujaa 发表于 2011-2-10 15:43

九月初二日黎明，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下令进攻满城。满城在西安城内东北角，面积约占全城的四分之一，是满洲驻防旗兵及家属的驻地,是满人侵略者的殖民据点.守城满洲旗兵约3千人,有满人2万人.在张凤翙、钱鼎的指挥下，革命军经过一天激战，向满人侵略者和殖民者猛烈炮轰,攻占了满城，把伟大的中国旗插上了满城,驻防旗兵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经过激烈巷战,中国革命军将2万多名满蒙八旗侵略者男女老幼全部斩杀,西安全城光复。

1853年3月8日，从广西举义的太平军把金陵团团围住，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太平军将士，太平军扎下铁桶阵，不分昼夜地攻城，挖地道，埋炸药，"砰"的一声崩开了南京的城门，随后太平军蜂拥而入，攻下了南京，不过七日。南京城内的满城，江宁将军祥厚以下的侵华殖民者满人男女老幼大约有2万多人，统统被杀，一个不剩。

http://banng13.blog.hexun.com/32101290_d.html

牧师刽子手

我觉得满清的捐官制度导致江淮的商人进入官僚阶层，也是一个原因。
他们用钱搞官，还得用管赚钱，导致腐败。
腐败导致反抗，
反抗需要国家继续弄钱，再度买官。
最后买卖官职的成了最大的赢家。

蓝天雄鹰

我觉得满清的捐官制度导致江淮的商人进入官僚阶层，也是一个原因。
他们用钱搞官，还得用管赚钱，导致腐败。
腐败导致反抗，
反抗需要国家继续弄钱，再度买官。
最后买卖官职的成了最大的赢家。
牧师刽子手 发表于 2011-2-15 23:41

主要是洋人入侵，一批如邓世昌丁汝昌左宝贵等清廷培养起来的忠贞的汉族回族将领殉国，国库空虚，太平天国匪首洪秀全多次科举不中随起反心，清军直属部队在江南遭到重创，曾国藩依靠地方武装灭太平天国做大，他虽然隐退但是扶持了李鸿章，僧忠亲王剿捻殉国，李鸿章等人操练新军，地方武装在南方各省纷纷建立地方新军，军费扩大4倍，中央政府不堪重负而且失去了指挥权。
中央政府只能靠出卖满蒙的土地维持国家支出导致亲戚叛之。

所以我国吸取了教训大量扩招，把闲散青年招入高校。考完大学考硕士考完硕士考博士，考完博士申请博士后。。成烈士，军事指挥权高度统一，太祖在的时候调动一个团都得找他批准。
目前对教区的僧侣也实行等级考试持证上岗，发工资，考到八级就成活佛了，当活佛也7，80多岁，这岁数快归位了也没劲儿折腾了。

蓝天雄鹰

还有一个问题清朝是少数民族执政，一些反动知识分子利用各民族群众热爱本民族的心理，目前广大汉族，藏族。。。同胞还有这个心理，问10个有9个这么回答“让满族人当皇上？，那还不如让汉族/藏族人当皇上，让汉族当皇上？还不如我自己当皇上”,所以一忽悠就把中央政权推翻了，也就出了若干个土皇上，国家更乱了，战争更多了，日本人，俄国人乐了。

孙哥在国内出身红门也就是被我党镇压的红帮，在日本与吞并我国为目的的黑社会组织黑龙会称兄道弟以出卖祖国领土为目的，募集赃款。总的来说就是一反动会道门+汉奸，即使他成功熬过二战，49年后也得被我党及全国各族人民镇压了。

牧师刽子手

你这是百姓说史。情感化。
不能解释事故。

蓝天雄鹰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3000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整整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财政收入大体在每年白银8000万两上下。
    义和团之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要承担1两白银。这笔赔款分40年还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入。两次战争，清之财政已陷绝境。

清政府无论进退，皆为失据。财政之窘，清政府选择只有两途：其一，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其结果便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其二，加紧对国内的搜刮，竭泽而渔。

中央政府权力轻，而地方都督巡抚权力大。中央无权，积累资源与财富，并无可能。

蓝天雄鹰

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支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但到了1903年，岁入已达1.049亿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亿两。而1910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2.969亿两，岁出达3.386亿两。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国家与民众对立，已至空前。

牧师刽子手

说什么都不能否认，满清的腐败，还有制度上卖官。

海蓝汐

主要是洋人入侵，一批如邓世昌丁汝昌左宝贵等清廷培养起来的忠贞的汉族回族将领殉国，国库空虚，太平天国匪首洪秀全多次科举不中随起反心，清军直属部队在江南遭到重创，曾国藩依靠地方武装灭太平天国做大，他虽 ...
蓝天雄鹰 发表于 2011-2-16 00:26

人性趋利避害，将考试分数和前途、金钱挂到一起，用这招果然灵光。

海蓝汐

还有一个问题清朝是少数民族执政，一些反动知识分子利用各民族群众热爱本民族的心理，目前广大汉族，藏族。。。同胞还有这个心理，问10个有9个这么回答“让满族人当皇上？，那还不如让汉族/藏族人当皇上，让汉族当皇 ...
蓝天雄鹰 发表于 2011-2-16 00:32

孙哥压根就没把蒙、满当自家人，也没把蒙、满的土地当自己民族的土地。

海蓝汐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3000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整整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财政收入大体在每年白银8000万两上下。
    义和 ...
蓝天雄鹰 发表于 2011-2-16 12:27

安答，考研课本也是这么写的。

蓝天雄鹰

安答，考研课本也是这么写的。
海蓝汐 发表于 2011-2-21 20:53

马关条约的内容在哪本书都一样

海蓝汐

为啥没有蒙满势力消长研究？

henanhujaa

清政府腐败李鸿章无能和投降是甲午战败主因

史班正

《走向共和》那里，李鸿章一反往昔历史教科书中描述的昏庸无能、卖国求荣的汉奸嘴脸，成了高瞻远瞩、一心为公、忍辱负重的好人，《走向共和》强调，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军队武器不行，所以不能轻易言战，战则必败，李鸿章坚持对日投降才是正确选择。为澄清这个原本清楚的问题，让我们看一下那时双方装备的具体情况。 1894年即清光绪20年（甲午），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史称甲午战争。其主要战场实际在陆上，最终，日本依靠陆军包围，并歼灭了强大的北洋水师（李鸿章私家海军，由李鸿章铁杆同乡，丝毫不懂海军的丁汝昌直接领导），所以，这里先介绍当时双方的陆军装备。

中国曾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祖上留下了巨额黄金白银，甲午战前国力明显强于日本，中国的洋务运动的起步也早于日本，虽然清政府穷奢极欲，李鸿章之流贪污腐败，但甲午战前仍有足够的资金，大量购买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武器装备中国陆军。1862年李鸿章为镇压农民起义，命令淮军向洋兵学习西洋枪炮和阵法，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淮军扩充到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兵六、七个营。淮军从1871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1884年已装备370多门。1880年代以后，全部用西洋枪炮武装起来的湘、淮等近代化军队已经遍布东南、西北和南洋、北洋数省。中法战争中，出关作战的滇军主要装备是毛瑟枪，另外还配备了哈乞开斯连发枪、克虏伯钢炮等。陆军不仅装备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军事训练。甲午战前，中国全国共有防军和练军354784人。其中参战的在10万以上。 甲午战前日本地瘠国贫，其政府收入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比，日本竭尽全力于甲午战前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建立了一支拥有7个师团，6300名常备兵的陆军。其兵力和装备远不及中国陆军。

甲午战争中的枪械

步枪和火炮是当时陆军的两大基本武器。甲午战争前后是步枪发展换代的关键时期，各种新的步枪设计纷纷问世。 甲午战争前，中国军队装备有当时世界闻名的英国亨利-马提尼、德国老毛瑟枪（1871年式）、法国哈乞开司和美国的雷明顿枪等先进的单发后装线膛枪。 中国在1867年，制成了美式雷明顿后装单发枪，子弹为*****，子弹壳有纸和金属制两种。后来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已能仿制生产多种先进的后装单发枪。 日本陆军使用的QIANG支，大多依靠欧洲进口，型号庞杂，性能比清军落后。1885年，陆军中佐村田经芳对进口步枪进行改进，制成村田13式单发步枪，后又改进，成为村田18年式单发枪。甲午战争中，鬼子陆军多数均使用这种当时工业落后的日本生产的二流步枪。

单发后装线膛枪打一枪装一发（和今天的单发猎枪类似），射速低下。为此后来又出现了所谓“连发枪”（又称快枪）。后装连发枪的特点是，设有储存子弹的弹仓，可一次将多发子弹全部装入弹仓，射击时只要拉一下枪栓，就可完成装弹，明显地缩短了装弹时间，因而提高了发射速度，使射速达到每分钟10一22发，在当时这已经是极为惊人的火力了。 中国1860年以后进口过世界闻名的美国斯潘赛连发枪，该枪是电影上西部牛仔的标准装备，曾在美国内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1885年前后。开始装备美国17响温策斯特连发枪，中国后又装备和仿制了5响快利、5响黎意、9响斯宾赛、5响哈乞开斯，13响前拿德等先进后装连发枪，并装备陆军。甲午战争首批中国参战陆军部队则装备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德国连发毛瑟枪。

中国陆军连发毛瑟枪的威力十分惊人。平壤之战，9月15日日军进至大同江南岸船桥里的清军桥头堡附近。日军有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共3，600人；奉军将领卫汝贵从大同江北岸了望，见日军所在不占地利，于是亲率盛军传字正营200人从桥上过江作战。 只有单发枪的日军强行冲锋，结果困在缺乏隐蔽物的开阔地上，完全暴露在清军连发枪口下，日本的记载说：清军“频频发射的连发枪的子弹掠过树枝头，恰如疾风扫落叶一般”。让兵力占绝对优势的鬼子伤亡甚众，中队长林久实大尉被当即击毙，最后日军旅团长大岛见弹YAO用尽，士气低落，而且部队全天未吃饭喝水，不得不逃离战场，清军也没有追击，痛失全部击毙这股鬼子的机会。 这次战斗，日军将校以下死140名，伤290名，旅团长大岛少将及联队长、大队长等也被击伤，大败而返。日本诗人衫浦梅谭叹曰：“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 日本1989年，研制成口径8毫米（又称7.9毫米），最大射程3100米，可装填8发子弹的村田22年式连发枪，甲午战争中，装备近卫师团和第4师团，但并没有参加甲午战争，其中一个可能是当时贫穷落后的日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设备为他们生产足够的新式弹YAO。 甲午战争后，装备村田22年式连发枪的日本近卫师团入侵台湾，遭到了装备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的当地普通民众的激烈抵抗，日本近卫师团长白川亲王被击毙，日军死伤人数竟然比整个甲午战争多了近一倍。

加特林机枪是美国人加特林在美国1860年发明的一种手摇机枪，发射速度为350发每分，射程为2000米，在19世纪发明的手摇机枪中它最为有名。它有6-10根枪管，利用手摇作动力完成装弹、射击、退壳等动作。 中国最早使用这种机枪是1874年，李鸿章从国外购买了加特林机枪，当时称为“格林炮”，1877年天津机器局就成批生产这种机枪的子弹，1878年生产的数量为137万发。我国也曾制造过加特林机枪，1884年金陵机器局开始制造这种武器 当时贫穷落后的日本根本没有资金来装备这种先进的武器。

甲午战争初期参战的中国军队装备有大量加特林转管机枪，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枪械在甲午战争中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平壤北战场是日军主攻方向，日军在此集结了总兵力的将近一半，两个支队共7，800人。守卫在平壤城玄武门外的清军，是山东猛将左宝贵率领的奉军三个营，计1，500人；兵力不到日军的五分之一。日军素闻左宝贵挠勇，知宝贵不死，平壤不可得，于是专攻奉军。 日军进至堡垒附近低地时，清军的毛瑟十三连发枪突然齐射，飞弹如猛雨骤至。日军支队长正指挥间，忽有一弹飞来，击中前额。因射程太远，弹力已衰，幸免于丧命。

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奉军其余堡垒不断发起进攻。奉军虽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上午8时，清军的城外堡垒全部丢失。守军终于不支。左宝贵向李鸿章的铁杆亲信和同乡叶志超求援，叶坐拥重兵却拒绝支援。并主张逃跑，左宝贵不得不派亲兵监视叶志超。左宝贵当时在玄武门上督战，亲燃大炮，连发36颗。拚死一战，激战中，左宝贵两处中弹，犹裹伤指挥，后日军榴*****连至，炮中当胸而亡。督战勇将既死，玄武门失守。 经一日激战，日军虽然攻占了牡丹台和玄武门，但仍被阻于内城之外，无力继续进攻。而在平壤西、南两处日军的进攻更是连连受挫。此日之战，日兵死189人，伤516人，中国军队伤亡人数少于日军。在这次以1抵5的战斗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除了新式连发枪，据报还有加特林转管机枪。 这时日军所带的弹YAO、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忍饥露宿，处境极为艰难。日本历史学者说：“苦于粮食不足、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却。”

但一些败类，如作为清军统帅的李鸿章铁杆老乡叶志超，看到左宝贵战死， 不顾反对，传令放弃辎重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蜂拥出城。混乱中不分敌我，误伤累累。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2000多，500人被俘，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丢弃炮40门，新式步枪万余支、弹YAO、粮饷和其它物资无数，尽数为日军所得。叶志超带残兵狂奔500里退回国境。 中日黄海大战中北洋水师舰上也配有众多“格林炮”，“致远”舰曾使用“格林炮”，先后发射百余发，击中日舰甚多。旅顺黄金山炮台上同样装备有4门仿造的“格林炮”，守台的士兵曾使用这些机枪扫射日军约5个小时。

甲午战争中的火炮

中国军队使用的火炮主要是德国克虏伯钢炮。其中包括部分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管退式快炮，作战中使用的既有野战炮，更有大量炮台中固定式重炮。中国当时也能自产部分火炮，如1884年制成格鲁森式37毫米线膛后装架退炮，1891年9月，大沽船坞仿造德国一磅后膛快炮九十余门，1994年制成格鲁森式57毫米线膛后装架退钢炮。

鬼子陆军使用的火炮最初主要是旧式德国克虏伯炮，1881年大阪兵工厂仿造意大利等国2种青铜架退式火炮成功，其中70毫米野炮，最大射程5000米，70毫米山炮，最大射程3000米，不久又制成90毫米的臼炮，1887年后，陆续装备部队。这些旧式青铜炮性能当然不及中国陆军钢炮。 在炮兵方面，当时中国陆军具有百倍以上的优势。

例如大连有海岸炮台5座，陆上炮台1座；紧靠它的旅顺有海岸炮台13座，陆上炮台17座，守军共2万人，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师，拥有大小炮120门以上，其中包括许多240毫米的克虏伯远程巨炮，炮弹则有246万发以上。一个加强师的兵力拥有如此多的重炮和炮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炮兵总火力超过甲午战争时鬼子陆军火力之和，其总火力也超过了抗日战争时中国军队全军炮兵的总和，以及朝鲜战争初期志愿军炮兵的总和。然而李鸿章安插的亲信担任守将，他们纷纷丢弃炮台，不战而逃。余下官兵坚持在炮台，终因无人指挥，最后退出炮台。众多巨炮弹YAO几乎不战而落入日军之手。

1989年1月25日，日军24000余人冒严寒在荣成涉水登陆，普遍冻伤，冻掉手脚的亦不罕见，且粮弹不济，然而在延续数日的登陆期间，山东半岛驻军有2万多人，却没有半渡而击。在威海卫炮台，李鸿章安插的亲信守将同样纷纷丢弃炮台不战而逃。最后日军用清军留下的280毫米巨炮和炮弹，猛轰北洋水师，当即击沉数舰，最终消灭了北洋水师。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然而当时贫穷落后的日本根本无力购买足以击沉北洋水师的贵重的巨炮。清军陆军装备先进巨炮，北洋水师反而挨打被歼，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甲午战争战败原因是清政府腐败投降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经济实力占绝对优势，武器装备占局部优势，兵力上也占绝对优势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差巨大的结局?

军事专家金一南指出：自林则徐以后，中国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了，炮也不可谓不利，为什么还要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有人仍然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鱼雷艇，中方管带王平、蔡廷干冒死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丢脸地毁灭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这里面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么?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 李鸿章从始至终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以夷制夷"的手法贯穿了战争始终。算计不可谓不深，但恰恰忽略了现代战争极其简捷之处:它从头到尾都是兵器的较量，人的勇气、素质的较量。任何缺乏实力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甲午之败，其结局并非增拨一些经费、添购部分快舰快炮、或变换一下作战队形既可轻易改变。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 同样是在朝鲜战场，处于绝对劣势的志愿军反而能够把世界上最强大的“联合国军”打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两军相逢勇者胜。上甘岭有两个著名的高地:537·7和597·9高地。但极少有人知道，仅537·7高地七号阵地内，就有15名伤员饿死。10名战士饿死3人，（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金一南专辑）但他们致死没有放弃战斗。清军（包括今日伊拉克军队）官兵假如都有他们一半的勇气和战斗意志，如何有如此之败？

清末的中国输在制度的腐败，以及李鸿章等人的无能和对外投降；输在缺乏尚武精神，结果是经济富裕反而更危险，最后被外敌抢个精光。清朝统治者舍不得花小钱去抵抗侵略，却舍得得花大钱去赔款。 （新快报刊登人民大学史学博士翁飞）有人说，历史上李鸿章签订过大约30多个条约，几乎全是不平等的。其实签订这么多不平等条约不能说是李鸿章一个人的错误，所谓“弱国无外交”，以当时清朝的实力，换别人去谈判结果更差。

其实不然，与李鸿章同时代的左宗棠等人就曾不顾李鸿章的强烈反对，通过艰苦的反侵略战争和外交谈判，收复了中国新疆的大片国土。 清政府主管军事与外交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对外不轻言战争，军队职责重在对内维护清朝反动封建统治的稳定。李鸿章虽然购买了大批武器弹YAO，以巨资构筑了世界上少有的，远东规模最大的成群的巨型炮台，然而李鸿章目光短浅，缺乏保卫国土认识与决心。在他"保和局"的错误指导下，重在“不战而屈人之兵”，无心实战，李鸿章做梦也没有料到甲午战争爆发，战前他对于抵抗外国军队入侵的实际战争准备几乎为零。

而日本对侵略战争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日本在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派出以陆军中佐山本为首的大批特务扮作中国人潜入中国。日本间谍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 重点是华北地区军事、政治、经济情报。1893年4-7月，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釜山、仁川、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

李鸿章对战争的判断和指挥一错再错，致使中国军队一再坐失战机，被动挨打。而李鸿章选派亲信担任陆军要职，当时相当于团一级军官的年龄竟然在70-80岁之间，且贪污腐败，谎报军情，无能又怕死，遇战先逃，导致一败再败。各路军队怀有私心，导致有令不行，行动迟缓，无法整体作战，被日军各个击破。而李鸿章及其亲信指挥下的优势的陆军连大同江和鸭绿江这样的天险也弃而不守。战败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在李鸿章及其亲信身上。

甲午战争时中国的国力远优于日本，中国总体的军力远优于日本。而日本在甲午战争时还穷得当当响。战争末期，日本已是倾全国之力苦斗八个多月，国力已到了极限，到了一再借款作战的地步，精疲力竭难以为继；而慈禧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4000两！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试把它折成实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宫廷一日之费可买数十门野战炮，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可以重建一支海军舰队。如果当时能象后来抗日战争时期那样坚决抵抗毫不妥协的话，或者长期谈判再拖一两个月，最后撑不住的就一定是日本，当时李鸿章和各方人士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李鸿章出于对自己及满清统治者的利益考虑--他怕的是外战引起内乱，所以极力反对长期抵抗，赴日迅速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卖国的《马关条约》。结果令中国国力大衰，同时养肥了日本军国主义，使之后来有能力全面入侵中国，给中国造成了极为深重的民族灾难。

李鸿章作为清朝末期的第一重臣，采取了一系列的投降主义的政策方针，对外一味退让，李鸿章的一系列错误而使得中国受尽列强欺凌国力大衰，……李鸿章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复杂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力强衰，领土和主权是否完整，就是衡量当时主政者功过是非的两个根本标准。以此判断，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罪人之一！一小撮汉奸为李鸿章翻案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有的民族表面上身体上已经站了起来，而思想和精神上，面对野蛮残忍的历史强敌，却依然是跪着的。为了自私自利而拉帮结派、尔虞我诈、贪污腐化、鼠目寸光，战争和民族危亡时刻就等同于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历史提供了铁的镜鉴，值得后来者深刻反思。查阅古今，中华民族子孙，尤其是当政者必须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