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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辛亥百年人物评选大陆领导人为“负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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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0 14:52: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news.qq.com/a/20101220/001248.htm

“民国百人”不能有毛泽东、邓小平?
台湾政界正是在多种历史诠释中不断摆荡游移,搞不清究竟是要采“中华民国史观”、“中华民国是台湾史观”还是“台独史观”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杨伟中发自台北 12月8日和9日两天,“国史馆”这个直属台湾“总统府”的冷衙门,突然成了岛内各大媒体的新闻焦点。原来,由于明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台湾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庆祝建国百年”系列活动,作为活动的一环,“国史馆”举办了“民国百人·票选百大人物”活动。不过,票选名单中因列入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在台湾引发了轩然大波。
邓小平“大赢”陈诚
“国史馆”自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下午3点起推出的这项活动,原定到明年1月10日晚上6点截止,得奖名单将于明年1月31日前在网页公布。“国史馆”将所有票选人物分成八大类,包括“政治、财经、军事、外交、社会、宗教、学术与艺文”。其中,毛泽东列在政治类,邓小平则放在军事类。“国史馆”设置了活动的专门网页,供网友上网票选。
截至12月8日晚上6时30分,票选的结果显示,“政治类”由孙中山先生以2965票领先,于右任、丘逢甲分居二三名,“军事类”则由张学良以122票领先,但邓小平曾一度得票数高居第一名。其他几类的首位分别是:“财经类”的王永庆、“外交类”的宋美龄、“社会类”的吴三连(台湾无党籍政治人物,《自立晚报》创办人)、“宗教类”的释圣严(台湾佛教宗派法鼓山之创办人)、“学术类”的梁启超、“艺文类”的邓丽君。
12月8日上午,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周守训在“立法院”提出质询,他表示,庆祝辛亥百年活动应是“中华民国的建国百年”,“有这么多曾捍卫中华民国的军事人物,为什么会选出曾任中共中央军委会主席的邓小平?难道没人可选了?”
台“国防部”副部长赵世璋说,“国史馆”的做法“绝对不合适”,将联系表达关切。而“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代局长”王明我也表示,“国史馆”并未征询过“国防部”意见,“确实让人意外”,会再了解。
面对压力,当日下午,“国史馆”第一个修正动作就是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溥仪等4人被从民国百大人物名单中撤除。随后,由于马英九要求“国史馆严肃处理”,“国史馆”晚间宣布停办这项活动,相关网页全数撤除。当晚,其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关于民国百人票选活动,馆长指示此一活动尚未成熟,因此停止试办,对之前发生的困扰,本馆深感歉意”。
大陆领导人被视为“负面人物”
虽然,“国史馆”迅速取消这个号称是“试办”的活动,但第二天台湾各大报还是大幅报道此事,相关的议论数日未歇。
岛内深绿媒体《自由时报》的标题是“离谱国史馆”,讽刺“毛泽东‘打败’蒋介石”,“邓小平‘大赢’陈诚”;而《联合报》记者则撰写评论特稿质疑“到底票选哪国人物?”,该报的短评“黑白集”直斥此活动是“丑事”,堪称“国耻”,“非办人不可”。平常尖锐对立的“独媒”和“统媒”,却在此一事件上有了若干交集。
《联合报》“黑白集”的论点,首先是从“国史馆”的定位出发,认为“国史馆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维持中华民国历史正统的价值标准”,“应在史实中把持是非之辨”。这样的论点似乎有其道理,毕竟“国史馆”不是学术单位,而是台当局机关。不过“是非之辨”一词,仍难免反映了台湾一些政治人物、舆论界和民众历史观的僵固,还是固执于某种“正统史观”,对于历史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缺少理解,对于被传统教科书定型化的“负面历史人物”,没有更全面、广泛的认识。
其实,台湾已经出版了越来越多种、观点越来越多元的近代史书籍,尤其国共斗争和中共历史方面的书籍不在少数,大陆出版各种历史书籍也在台湾广泛流通、再版,从《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国四大家族》、《长征》,以至于各种版本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传记都在市面广泛流通。越来越多民众从传统国民党正统、反共史观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发现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以及历史评价的多面性。只不过,此次事件仍反映出,多元史观还不是台湾政界与社会的主流思维。
另一种观点则是认为,既然是要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怎能列入“灭亡(或伤害)中华民国”的历史人物,所以不仅仅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不应纳入票选,袁世凯、汪精卫、溥仪等人也该摒除。《联合报》“黑白集”便说,“毛泽东、邓小平诸人虽从学术观点或可列为对‘中华民国影响重大(惨重)’之人,但竟将之列入庆祝建国百年百人志的名单,已非但是专业上的荒唐,甚至是无常识”。
其实,所谓“庆祝”,是否只容许“颂扬伟业”,不容许反思历史、汲取教训,显然还可以多做讨论。传统中国的史观中,“知兴替”、“鉴往知来”本就是历史的一大功用。
问题根源出在台湾的历史观
在台湾媒体中,《旺报》的社评倒是比较中肯,这篇题为“国史馆事件凸显国家定位的混乱”的评论指出:
“顾名思义,民国百人是指1911至2011年这段期间较具代表性者。毛泽东与邓小平固然是推翻中华民国的人,但严格来说,1949之前,两人还是中华民国的公民,除非国民党口中的中华民国系指1949后的台湾,或如同部分民进党人士的主张,中华民国始于1992年。如果我们认同《中华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均属一个中国的范畴,那么,将毛、邓二人列入中华民国百年人物,除了不容于当前台湾的政治气氛外,并没有逻辑上的问题。”
“台湾在戒严期间,两岸处于军事对立状态,中共被视为叛乱团体,理论上邓小平与毛泽东尚被通缉,自不能成为人物。于今,台湾早已解除戒严,动员戡乱法条亦已废除,两岸的交流与合作正处于历史巅峰,此时在民国百人志方面大作文章,确无必要。”
《旺报》社评的题目已经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所谓“台湾定位”问题。
在统独激烈争论的台湾,“中华民国”可说是台湾各种政治立场的最大公约数,除了那些最激进的“统派”与“独派”之外。但,“中华民国”所指为何,却是各派“各自表述”。如果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中华民国”涵盖的是从民国元年至今的海峡两岸,只不过如今“中华民国”暂时“治权”不及大陆地区。但“独派”心中的“中华民国”自然不包括大陆,甚至是从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1996年(“总统直接民选”)算起,这大概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是台湾”论述。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认同的“中华民国”则可能是1949年以前的大陆,加上1945年光复以后的台湾。
台湾政界正是在这多种历史诠释中不断摆荡游移,究竟是要采“中华民国史观”、“中华民国是台湾史观”还是“台独史观”?始终没有很好地厘清,也随情势而变异。正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导致“国史馆”这次风波的发生与扩大。
其实,如果回到“国史馆”举办此活动的最初立意,就会赫然发现,原来天下本无事。“国史馆”当初的构想是“选出100位在民国史上最具影响力,或在各领域有重要贡献的人物,透过他们的生平事迹,让参观者领略这一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多元样貌。”既然选择标准是并举“最具影响力”和“有重要贡献”,又要强调“历史发展的多元样貌”,这份“民国百人名单”本来就应该尊重史实,容纳百川,面面俱呈。
看来,在拿捏、厘清“政治立场”、“价值判断”与“历史事实”的分际方面,台湾社会还有很多该反思学习的地方。
 楼主| 发表于 2011-2-10 15:12:02 | 显示全部楼层
http://jds.cass.cn/Article/20080428190628.asp
50年来大陆学者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2

作者:郭世佑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点击数:1100    更新时间:2008-4-28

三、余论

虽然大陆史学界至今未见专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著作问世,也不曾组织以研讨孙中山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学术团体,其学术力量的投入不及台北同行,不过,与自身相比,大陆学者在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研究中,探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论文最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递增趋势。据初步统计,如果不包括综合性研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专著与论文,仅就专论包括反满思想在内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而言,50年代有3篇,60年代至1984年约11篇,1985年至90年代末约14篇。 

就研究队伍而言,论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作者主要来自两个阵营:一是近代史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二是民族学研究者。按理说来,以民族学为专业的作者探讨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应该拥有相应的学科优势,但大陆学术界的情况略有不同,从有关民族学院的学报发表的多数文章来看,作者有关民族学的学术理念受革命史观的影响较大,摈弃某些过时的定论似乎比近代史研究者要难,因而相对来说,在同类论文中,近代史或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成果质量似乎略高一点。民族史研究者一般对孙中山大汉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缺陷强调较多,突出民族团结或民族平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近代史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一般强调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肯定反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综观有关研究状况可知,虽然大陆学者在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很有学术分量的见解时有所见。不过,也有部分论著的学术水准显得参差不齐,某些学术倾向有待克服。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数端: 

1、有的论著不太符合学术规范,不仅论题重复,而且其中的论点与论据也多有重复,形同炒剩。关于民族主义的内涵分析与价值评判,有的论著明显引用早在50年代张磊先生发表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或苑书义先生发表的《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论文,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有的论文就抄录章开沅、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下册,而且既无注释,又无正文说明。 

2、对个别概念的使用有欠准确,缺乏相关讨论,容易影响论著质量,有关时间概念便是一例。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阶段,有的分为早、晚两期或前、后两期,这显然还不够。仅以常识而论,在早与晚或前与后之间,至少还应有一个既不在前也不在后或既不算早也不算晚的相对犭虫立之时间段,对变化程度较大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来说,尤其应当如此。还有个别论文把自己的两阶段论称作“早期”与“后期”,其词义更不如使用“早、晚”或“前、后”那么确切。至于早期或前期的时间界定,有的指兴中会之前,有的指辛亥革命之前,还有的则指1923前之前。彼此对同一人时间概念的理解与使用是如此悬殊,笔者却未见有人先具体讨论“早期”或“前期”的分歧问题,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内涵与相关价值评判的讨论就只能是各说各的了。还有个别论文在引用孙中山的言论时,时而摘录辛亥革命时期的内容,时而改用中国国民党“一大”前后的讲演,然后在此基础上阔论开来,毫无具体的时间交代,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 

3、有的作者似乎不曾认真翻阅有关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字,东拼西凑的痕迹比较明显,还常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甚至沾染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但是”、“不过”等转折词之类不良文风,常使读者不知所云。还有个别论文不着边际地作学术演绎,全凭作者个人的想象,把孙中山原本就没有的思想强加于研究对象。例如,有的作者事先不曾对西方近代丰富多彩的民族主义之理论与实践作出具体研究,就说:孙中山目睹晚清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压迫,滋生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另一位作者称,孙中山指出:革命党人进行反清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这是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共同使命。……他告诫革命党人,不团结满族人民共同斗争,要完成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是困难的”,这显然只是作者的现代语言,在借孙中山的口说自己的话,而不是孙中山本人在说话,与孙中山的真实言行无涉。有篇论文称,“民族关系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是促使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生成的现实基础和土壤”。明眼人一看便知,至少在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族关系不平等的现实土壤促使孙中山生成的并非什么“民族平等”思想,而是不乏大汉族主义的反满思想。还有一篇论文在肯定辛亥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时,说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没有赋予汉民族的特权,没有否定少数民族的权利云云,似乎容易给人以画蛇添足之嫌。其实,问题的关键并非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是否赋予汉民族的特权与否定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是他提出“五族共和”的文本与当时孙中山关于民族平等的真实理念及其实际操作之间的真实联系究竟何如?政治活动家的言行常常是可以随机应变的,某些内心意念却又常常以不变应万变,这就为史学研究增添了难度。研究者需要紧扣当时的语境,弄清有关主义与思想的变与不变,也就是要弄清研究对象的言与行、理论与实践、动机与效果之间的真实联系,并给予相应的说明。 

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多数论著以列宁、毛泽东的见解为蓝本,连话语结构和语气都颇为相似,而且定性分析明显多于定量分析,价值判断又明显多于事实判断。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已有明显改变。部分学者已开始注意科际整合以及海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学科交叉,丰富研究手段,扩大研究视野。除了历史学,还有货真价实的民族学,还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盟其中,还有少数论文试图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放在当时与今日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克服就事论事的偏狭范围,所得结论自然有所不同。可以说,前辈学长章开沅先生、林家有先生等在这方面带了好头。 

就现有的研究情况来看,有些问题恐怕还得依赖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与考释。例如,何启等人对兴中会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影响较大,就需要充分的资料具体说明这些影响。进一步弄清兴中会秘密誓词的真伪问题,无疑关系到弄清孙中山早期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形成的真实过程。 

即使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有些问题亦可进一步探讨。例如,从春秋或魏晋以来本国多民族关系史的角度考察孙中山所高举的反满大旗,也许别有一番风景。自八旗劲旅入关以降,满汉矛盾在不同地区与不同阶段的消长情况究竟何如?汉人与汉族知识分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了满族贵族的统治权威?只有具体弄清这些问题,方可切实了解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中战略成分与策略成分的真实位置。又如,辛亥革命高潮到来时,反清志士之所以未出现大规模的民族仇杀,除了孙中山等人的反满言论原本就可以有所变动外,是否也与辛亥革命本身的暴力色彩并不浓有关? 

学无止境,知无际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与梳理,随着两岸学者之间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增加,大陆学术界关于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必将呈现新的起色。

(资料来源:《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郭世佑,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蒋金晖,湛江师范学院历史教育系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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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苑书义.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J].历史教学,1955,(8)(注:黎明认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之来源有三:一是“中华民族革命传统的继承”;二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教育;三是“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启发”。(《论孙中山前期的民族主义》,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此论与苑书义的见解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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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钟卓安.辛亥革命与反满思潮[J].广东社会科学,1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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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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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金冲及.谈谈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N].光明日报,199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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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2-10 23:50:52 | 显示全部楼层
所谓正面,所谓负面或许多年以后才能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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