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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和匈奴考
夏和匈奴考
【数据库】语言文艺史地科技类（1998年）
【文献号】2358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4
【原刊页号】18～35
【分类号】K21
【分类名】先秦、秦汉史
【复印期号】199801
【标题】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
【作者】陈立柱
【作者简介】１９６３年生，安徽省宿州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讲师
【正文】
夏文化就是夏朝夏族创建的文化。关于夏族活动的中心地区，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豫
西晋南地区〔1〕，时间大体是公元前２１—前１７世纪。夏文化的特点，先秦著作每有涉及
，秦汉著述时有引述，但都零散不全。考古方面，豫西晋南地区于夏代积年内的文化以二里
头遗址文化为代表〔2〕。经过多年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3〕。
了解夏文化，弄清它和先商文化的区别是必要的。李伯谦先生对此有详细的研究。这里
引述一些可以体现其基本区别的陶器方面的情况，以资参考：
夏文化比较稳定的陶器组合是长腹罐、圆腹罐、大口尊、三足盘、刻槽盆、小口瓮等；
先商文化中比较稳定的陶器组合是鬲、ｙǎｎ＠①、长腹罐、瓮、盆和豆等。有人形象地将
夏文化称之为“罐文化”，将先商文化称之为“鬲文化”。器形上，夏文化陶器从早到晚平
底器渐少，圜底器、凹圜底器逐渐增多；而先商文化中，自始至终都以平底为特色。夏文化
一般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少于夹砂陶；先商文化恰恰相反。夏文化陶器以灰色、器表以有
纹饰占绝大多数，其中主要是绳纹素面陶较多；先商文化中有较多的褐色陶，绳纹虽也为大
多数，但比例低于夏文化陶器，素面陶则大大高于夏文化〔4〕。
其他差别还有，但以此为大。本文即以此为参照，初步探讨夏文化向北方的传播及其与
匈奴人的关系。
一、夏文化向北方传播
夏朝灭亡后，夏族人四处奔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我以为是向北迁移了。文献与考古
方面都有丰富的材料证明。
（一）先是夏桀自伊、洛迁至晋南。《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
居之。”〔5〕有学者直说斟寻即二里头遗址〔6〕。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夯土建筑，具备
作为都邑的条件。再由“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7〕看，
说桀都斟寻（二里头）是可信的。夏桀因为荒政无道而遭到东方大邑商的讨伐。《诗•商颂
》说，“韦顾既伐”，即是商先进攻夏的与国。韦与顾遭伐，东方屏障解除，夏桀遂“徙都
安邑”〔8〕。商人继续追击，“汤伐桀，升自＠②，战于鸣条之野”〔9〕。战于鸣条事，
各书所说略同，惟鸣条所在地，学者间颇有异论。《帝王世纪》谓安邑“西有鸣条陌，汤伐
桀战昆吾亭”〔10〕。此地今仍名鸣条岗〔11〕。由“升自＠②”〔12〕及《史记•殷本纪
》“桀败于有绒之墟”〔13〕看，鸣条在安邑西是不错的。
夏桀败之，古书多谓奔于南巢。南巢何在？《史记•夏本纪》之《正义》云：“庐州巢
县是也。”学者至今多以为是〔14〕。周秦至汉魏文献所记“巢父”、“巢亭”、“巢门”
、“巢国”、“南巢”之名很多。南巢在庐州说大概是根据《左传》文公十二年、定公二年
所记吴、楚间小国“巢国”之名，附会而成。实际上春秋时，河南还有一个巢地〔15〕。夏
桀败绩鸣条，是在商人一路追击包围下战败的，南逃巢县的可能性显然不大。《太平寰宇记
》卷四三晋州襄陵县条有：“巢水源出县东南，巢山在县北１５里”。以事理及地理推之，
此巢山、巢水与夏桀败逃处应更相近。夏、商王朝中心经常迁移，周代殷又封古帝王苗裔于
各地，迁封诸侯事也时有发生，古地名因此屡变，造成异地而同名的很多。两汉经生多据春
秋战国的传闻及地名，注疏古书古事，反不如魏晋隋唐各地方志书，根据当地故老相传而记
下的可信。夏人事迹多在山西特别能说明这一点。
（二）山西地面多有大夏、夏墟的名称。如《史记•晋世家》之《索隐》引《世本》云
，唐叔虞“居鄂”。宋衷注：“鄂在今大夏。”《左传》昭公元年有“迁实沈于大夏”。杜
注在今晋阳县，服虔说在汾浍之间。春秋时齐桓公“西伐大夏”〔16〕，学者多指在山西西
北部。秦刻石记功碑也有“北过大夏”语。据刘起＠③考证，古书所记仅晋西南就有大夏、
夏墟之名７处之多〔17〕。由此可见，以夏相称的地名遍于晋境各地。徐中舒说，“地以大
小为名，原有对称之意，故地称小，新迁称大”，如大月氏小月氏、大梁小梁、大东小东等
〔18〕。大夏应即是从夏人原居地迁出的一部分。
（三）《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索隐》引《括地谱》
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中国谓
之匈奴”。又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这里直说夏桀之子率众北徙。
（四）与夏人一同北迁的还有昆吾。昆吾，商人曰鬼、鬼方，周作虞（吴）氏、禹氏，
楚则曰昆吾、昆仑。《国语•郑语》云：“昆吾为夏伯”。徐中舒说：“他们原是古代两个
联盟部族”〔19〕。《左传》语：“昆吾夏桀同日亡。”〔20〕《诗，商颂》也说，“丰顾
既代，昆吾夏桀”。他们是同宗伯国，因此会协同作战。《说文》云：“壶，昆吾圆形器也
。”夏亡以后，圜形器多出土于山西、陕北、内蒙中南部地区，正是他们向北迁徙的明证。
（五）卜辞反映的情况。有商一代，直接说到夏的文献没有留下来。卜辞见到的是＠④
方、土方、羌方、鬼方等，许多时候他们是商的敌国。《诗•商颂》说，“禹敷下土方 ”。
土方的地望，邹衡以为在山西石楼县〔21〕；李伯谦说“当在太行山北段左近求之”〔22〕
。两说近。胡厚宣还考证土即夏，土方即夏人居处的地方〔23〕。说明到了公元前１５、１
４世纪，夏在北方还是一个强大的方国，与商人经常处于对抗之中。正因为此，卜辞常有征
土方、＠④方（＠④方、鬼方，董作宾以为系同音假借字〔24〕）的内容。武丁以后他们被
打败，从此少见于卜辞。
以上是文字资料的反映，考古文物方面也提供了不少证据。
山西地面，相当于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分布比较普遍，“文化分布范围往往都在二里头
文化的区域范围内”〔25〕。晋南地区以东下冯晚期为代表〔26〕，晋中地区有太原光社〔
27〕、汾阳峪道河〔28〕、忻州游邀〔29〕等文化遗存。
东下冯类型与偃师二里头文化的渊源最深，这是大家公认的。“东下冯遗址文化层……
（晚期）一般在年代上比河南二里头相同类型稍偏晚”〔30〕。显然东下冯类型晚期直属于
夏末或夏亡以后。
晋中地区，“从目前发表的晋中地区（包括吕梁山区）的资料看，相当于夏商阶段遗存
其主体成份应属于二里头文化”〔31〕。邹衡把它分为四类，其中第二、三两类时代相当于
夏至商代早期〔32〕。从文化面貌上看，以二里头文化成分为主，如单把鼎、简流爵相似于
二里头类型同类器，平口蛋形瓮、鼎、碗形豆见于东下冯类型的地区。纹饰以绳纹为主，至
于圆腹罐等更是二里头文化的标志器。游邀遗址晚期的许多特征，据发掘报告说，“与其说
与龙山文化有所差别，莫如说与更晚的商代接近”。其实这种急速的变化，正是由于先进的
夏文化向北传播造成的。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到夏后期两者日益接近，到商代夏而起后两者在
考古学上已很难区分了〔33〕。孔子说过夏、商、周相因相革的话，《礼记•礼器》也说“
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青或素，夏造殷设，周坐尸”。说明他们也觉察到这一点。另
外，在太原狄村、东太堡等地出土的陶器鼎、爵、盆、豆等与二里头同类器也相似〔34〕。
夏文化对于北方的渗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向北推进。如位于内蒙古中
东南部的朱开沟遗址第五段（早商），其中大型房址四周均有垫土墙基，居住面用黄粘土铺
地，其下铺有烧烤过的细砂。据发掘报告，造型与建筑方式“与二里头九区的相似”。不光
如此，第五段文化特征的许多方面表明，二里头文化已深入到这里。如自第三段开始出现的
圆腹罐，到第五段时，“这种罐无论在遗址还是墓葬中，均占有显著的位置”。发展序列极
明显，口沿由侈口矮领→直口高领→叙直口矮领，腹部由微鼓→鼓腹→圆鼓，底部由平底→
圜底或圜底内凹。陶器大多数为灰陶，呈灰褐色，绳纹猛增到８０％以上。发掘报告还说，
第四段与第五段之间有明显的变化。这同游邀遗址的情况相仿，是由夏文化的深入造成的。
属于第五段的四座出土青铜器的墓葬，特别能说明这一点。四墓共出土铜戈四件，短剑、铜
刀、铜鍪、铜耳环各一件，铜圆牌四件，带纽圆腹罐二件，陶簋、陶豆、石刀、石斧各一件
和石串珠等〔35〕。显然这四座墓与其他墓葬颇有不同。没有花边鬲，而这一直是朱开沟遗
址墓葬中最多的器物。也没有蛇纹鬲，所有的都与二里头的相似。铜器水平与前期相比，提
高过多，看不出连续关系。相反与二里头、尸乡沟出土的环首刀〔36〕、虎头纹〔37〕铜戈
、短剑等渊源极明显。结合房址特征及整个陶器变化情况看，说二里头文化的主人已到了这
里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北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朱开沟一地。在陕西北部出土的玉石、陶器〔38
〕，内蒙古喀喇沁旗发现的石磬〔39〕，以及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的陶爵、＠⑤等
〔40〕，都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特征。内蒙古中、东南部地区可能是夏文化向北推进较集中
的一个地区。
夏文化向北推进，与前文提及的与商殷的战争可能有关系。卜辞有“贞＠⑥大邑于唐上
”（《金》６１１），“乙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乙》５７０）。就是
说战争胜利后，在唐地筑城以监视镇压各部族。
北方地区在受到夏文化影响之前已有自己的文化创建，但是青铜制器水平不高，夏文化
推进到这里与之融合，创造了独具特点的新文化，这就是“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有人称之
为“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夏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影响是很明显的，正是由于夏文化向北发展
，推动形成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朱开沟墓葬的青铜刀、戈、鼎等与圆腹罐、豆、簋伴出是
最好的说明。
朱开沟文化到第五段后突然消失了，既看不出战争毁灭的印痕，也看不出自然摧残的迹
象。看来只能用继续迁徒来解释朱开沟最新文化创造者的归宿问题。殷墟卜辞也透露有这方
面的信息。“己酉卜，＠⑦贞，鬼方易，亡囚（祸）？五月”。（《乙》６６８４）丁山、
于省吾释“易”为“ｙáｎｇ＠⑧”，“鬼方易”即鬼方远ｙáｎｇ＠⑧之意〔41〕。武丁
以后他们不见于卜辞，也说明他们可能移徙了。他们去了哪里呢？
我们知道，在这前后北方地区有一部分人向西迁徙了，后来被称为大夏、月氏〔42〕，
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夏家店文化区〔43〕，或者留居于河西一带〔44〕。其中一部分我以为去
了遥远的西北方。下面一节是对这一历史变迁的初步考察。
二、夏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
卡拉苏克文化是公元前１４世纪前后开始出现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基河沿岸的一种青铜文
化。关于这一文化的渊源，学者们的意见分歧很大。本世纪４０—５０年代，苏联一些学者
如吉谢列夫认为，“卡拉苏克文化中，有东南方向中国北部居民带到叶尼塞河沿岸的器物”
〔45〕。但后来，吉氏转向于肯定塞伊马青铜文化对卡拉苏克的影响。但是塞伊马青铜文化
没有陶器伴出，单用青铜器来推断绝对年代不能令人信服。一些苏联学者就把塞伊马文化的
年代断在公元前１１—前８世纪，即不早于卡拉苏克文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卡拉苏克文化
的发源地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西南、接近于帕米尔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认为卡拉苏克文
化创造者的祖先由此渗入蒙古、图瓦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同当地居民融合，形成卡拉苏克文
化和鲁加夫卡文化。卡拉苏克文化的个别器物向南传入中国殷（迟至周）文化中〔46〕。此
一说法明显不实之处太多，仅是指出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在商代早期即已初具规模就足以令其
结舌了。
从卡拉苏克文化与其前期安德罗诺沃文化比较及多数学者的意见看，卡拉苏克文化是受
外来影响而形成的一种青铜文化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问题是它到底渊源于何处？
我觉得首先分析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器物，然后进行综合考察不失为弄清其来龙去脉的
一条路子。 |
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器物，陶器方面以圜底形器为代表，占绝大多数。这是和前期安德
罗诺沃文化平底形器大不相同的。圜底器中又以颈部陡直而高度适中的球形或“芜菁形”陶
罐为最常见（占８３％）。纹饰有乱划纹、杉针纹、几何纹、三角形花边和素面的。青铜器
中弧背弯刀最典型。吉谢列夫把它分为曲柄刀、凹背刀和弧背刀几种。不过这几种刀在曲柄
、弯尖、有段和有格等主要方面非常相似，说明它们的渊源是一致的。有学者分析后期以析
背刀最典型，是前期发展的形式。兵器方面有短剑和戈。短剑身与柄之间有凸齿，齿下有凹
槽。铜戈有銎管，近圆锥形，援部扁平。戈有的呈三角形，有的较方正仅在末端变尖。工具
方面以铜锛为典型，都是有銎锛。这几样以后期出土的为多。另外还有一种用途不明的弓形
器，苏俄有人叫它“牛轭模型”，主要出土于卡拉苏克文化后期遗址（或叫它“石峡期”）
和塔加尔早期遗址中。
以上是卡拉苏克文化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器物。很显然能给这一文化以深刻影响的文
化族体至少要具备这样三个条件：一是它的发展水平相当高，因为卡拉苏克文化的青铜制器
水平不低于中国北方的青铜文化，某些方面还超过黑海沿岸晚期青铜铸器水平；二是陶器系
列上必须是使用圜底形罐器为主；三是时间上必须是在公元前１４世纪以前已经达到这一水
准。
放眼望去，整个欧亚内大陆的广大地区，公元前１４世纪以前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文
化族体，我以为除了推进到中国北部的夏文化再无第二个。也就是说，是夏遗民中的一部分
人由于受到商人的压迫或其他原因，不远万里向北迁徙，最后到达米努辛斯克盆地，在那里
留下了他们民族文化的标志物：圜底形罐和青铜器。当时的戈壁沙漠比现在小得多，也窄得
多，穿越过去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47〕。气候的转变也是有利因素，从夏代后期开始气温
变暖，商代大部分时间里气温暖湿〔48〕。这就容易促使原处暖温带的人群向北移徙。
那么卡拉苏克文化的标准器物能否在夏文化中找到它的渊源流变的情况呢？
卡拉苏克文化的圜底形罐大多数呈球形，夹砂，灰褐色，往往有三角形花边。在朱开沟
文化中这种罐是在第四段（夏末）开始出现的，到第五段（早商）大有增加。这种花边罐在
偃师二里头出现不少，东下冯类型中已经很多。陶罐的形状，二里头类型是圆腹、长腹占多
数，到朱开沟文化晚期已是“器腹圆鼓，近球状”。这和卡拉苏克文化的球形罐相差无几，
演变序列分明。
铜锛的使用，我国可以追溯到偃师二里头，锛为实心，到商代早期（二里岗）出现了銎
管。这种有銎锛在我国广大地区甚为流行。卡拉苏克文化的铜锛形状和我国殷周期北方出土
的铜锛标本完全一样〔49〕。
关于剑和戈。从形制上说，早期的铜剑和铜戈是从玉戈演变来的。我国北方出土的戈和
剑，有人认为是受商代的影响，实际上商代的戈与剑都是继承了夏代的传统。有学者指出，
夏民族本是“柄戈尚武”的民族，商代凡有“戈”之图徽的族体都是夏后氏苗裔〔50〕。《
潜夫论•五德志》直说，“戈”为“禹后”。戈的发明者大概是夏人。《越绝书》卷一一说
，夏人“以铜为兵”。这个“兵”大概即是戈。二里头三期发现有铜戈〔51〕，其中一件直
援曲内无阑，援中起脊，援面由脊向刃斜抹而下，到近刃处又凸起增厚，形成一道沟，安柄
一段有一单面孔似的圆穿，穿以后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有凹槽。这件曲内铜戈制造精致，
偃师商城的戈、剑是它的发展形式〔52〕。朱开沟出土的铜戈与偃师商城的铜戈一样，铜短
剑环首，有格，柄部也有纹饰加工。我以为也是二里头三期铜戈的改造形式。卡拉苏克的戈
和剑和我国商周时期北方的标本大致相当，基本方面没有什么差别〔53〕。
弧背弯刀，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这种刀的最初形式是环首刀。环首刀在偃师二里头Ⅲ
区２号墓曾出土一件〔54〕，也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环首刀，背部有凸棱，柄部饰有斜线纹
和凹槽。这件铜刀被学者们认为最具北方文化的特色。实则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正是由
于夏文化向北推进造成的。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刀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出土最早的青铜刀
，照报告图形所示：曲柄、凹背、环首，其承续二里头刀的印迹很明显，边和卡拉苏克的铜
刀极相似。年代上宋开沟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相首尾。
关于弓形器。上引乌恩、林＠⑨文都有深入的研究。弓形器以殷墟出土的为早，也很精
致，北方地区的弓形器保持了较原始的形式。卡拉苏克的弓形器都出土于后期，林＠⑨指出
它是受中国影响的结果。
此外，吉谢列夫书中提到的白玉环、典型中原式的带菱形铤的矛，“商式”铜箭、三足
陶器及战斧等，都是中国上古文化中的典型器物。
关于卡拉苏克文化创造者的种属问题，吉谢列夫曾毫不怀疑地把它看成是中国北部居民
迁入的结果。前苏联有人认为卡拉苏克文化的居民属于帕米尔—费尔干纳人种而非大陆蒙古
人种。〔55〕。这一观点的论证我没有看到，但说是新观点则未必尽然。著名人类学家捷别
茨早年也曾认为卡拉苏克人属帕米尔类型，但经过多年研究，捷别茨最后放弃了这一看法。
他说，“高脸、圆而高的眼眶、中等高度或甚至于扁平的鼻子占相当大的比例，这种特征在
欧罗巴人种是看不到的，它们表明这一类型可能起源于蒙古人种，……卡拉苏克人脸型略近
中颌面，额部中等倾斜，这表明它们接近于远东人种的华北类型”。同时捷别茨还在专门的
注释中承认自己过去错认为卡拉苏克人头骨同帕米尔类型相似，后者具有蒙古人种外貌是“
晚得多的混血结果”〔56〕。
我认为捷别茨的意见是可取的。关于新石器时代以及早期铜器时代生活于黄河中游地区
的华夏集团的人种学特征，韩康信、潘其风研究的结果是：“中颅型、高颅、中等面宽和面
高，中等偏低的眼眶，较宽的鼻型，比较扁平的面和上齿槽突额，中等身高等特征占优势”
〔57〕。两者间基本方面的相似是明显的，说明卡拉苏克人和华夏集团的密切关系超出它与
其他人种的密切程度。
卡拉苏克文化遗址分布的特点也是有利于说明我们的意见的。在阿凡纳谢沃和安德罗诺
沃时期，米努辛斯克盆地是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东部地区。在卡拉苏克时期一切都发生了变
化，卡拉苏克的器物只有几件作为一种偶然远离故土的东西出现于西部，然而在东部、东南
部的贝加尔湖沿岸、蒙古和中国长城地区，都有大量卡拉苏克典型形制的器物出土。
关于卡拉苏克文化的器物纹饰与雕像，学者们已做了很多的研究。这里只想指明以下几
点：１．卡拉苏克文化的野兽纹的动物母题以羊和鹿为最突出，这和我国北方青铜文化的特
点是一致的。２．象征性手法的运用，这特别表现在卡拉苏克石碑刻像上。刻像上的许多脸
型很像中国的绵羊及牛饕餮，特别是一些细节的刻画正是中国象征性手法的运用。３．卡拉
苏克艺术和中国北方青铜艺术的相似性不是个别的表现，而是几乎所有的雕刻纹饰都具有的
特点。艺术特征的这种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把它们联系起来看。
卡拉苏克居民是定居生活的农人，或至少是经营流动农业的居民，这由陶片遍布各地、
墓葬集中埋在一起以及出土不少铜镰、碾、锛、铜刀等生产工具可以体现出来。另一方面，
“当时最盛行的风俗是以绵羊肉随葬”，说明养羊业在卡拉苏克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华
夏集团农业生活是人所共知的。华夏集团祖先之一的炎帝，姜姓，姜者羌也，西方牧羊人。
古籍中多处说到“禹出于西羌”。有学者直说，“羌与夏同族”〔58〕，夏王朝即是“以羌
族为主建立”的〔59〕。这些情况表明，华夏人的经济生活与卡拉苏克人是一致的。
以上情况的某些方面，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人注意到了。如洛杉矶夏文化国际研讨会上，
美国学人胡博就指出，二里头文化与内蒙古北方类型以及卡拉苏克文化有某种关系〔60〕。
只是没有人做综合性研究。国内学者有把殷人或早期年代不甚清楚的丁零人与之相联系〔61
〕，今天看来不仅文化特征相差太多，年代学上也说不过去。这些情况与中国北部考古工作
的进展也是相关的。如今两地之间的整体关系虽还不能说得很确切，但清晰的线索已经能够
看得出来了。以上所述卡拉苏克文化在所有重要方面，我们都能看到它与受夏文化影响的中
国北方文化的联系，而时间上的首尾相接正说明前者是在后者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三、匈奴与夏族有关系的史料证明
匈奴和夏族有什么关系？汉代大学者司马迁说匈奴是夏后氏的苗裔。但是近代学者研究
的结果表明，匈奴和汉人的先祖夏人彼此语言不同，种族有别，民俗不一，不可能是同一族
类。目前一些大家的意见也多集中在匈奴是突厥族抑或蒙古族上〔62〕。匈奴为夏后苗裔，
如吕思勉〔63〕和徐中舒〔64〕坚持的，因为证据不足，附和者渐少。
我的意见是，从族属上说，匈奴和６世纪的突厥诸部族关系最近。此问题容另文探讨。
检讨周秦汉晋史籍有关匈奴的材料，我觉得司马迁的话虽然不能说正确，但还是给我们透露
了一些信息，即夏人与匈奴人有某种关系。下面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
龙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关于龙的传说流传甚广，其中涉及夏人的尤多。《礼记
•明堂位》载，“夏后氏以龙勺”，“夏后氏之龙＠①①”。二里头夏文化有龙纹饰出土，
晋南陶寺文化遗址发现有彩绘蟠龙陶盘〔65〕，这地方正是“夏墟”所在。由此，闻一多说
“夏为龙族”〔66〕是不错的；今日也基本上形成共识。
匈奴也有龙祠。《汉书•匈奴传》有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匈奴岁有三龙祠”。据丁谦考证，“单于庭南有泊，曰台鲁尔和
赫，相传为龙所潜”〔67〕。《淮南子•要略训》许注云：鬼神之事北胡谓“请龙”。马长
寿也言：“龙城以西有＠①②林水（塔米尔河），其地‘阴垒千尺，松石骞叠，俯视龙涡，
环绕四野’，匈奴于此建立龙祠。”〔68〕诺颜山匈奴墓有数幅龙画像出土，风格与中原汉
地不同〔69〕。《晋书•载记》有刘豹“祈子于龙门”，求龙神赐子事。综合上述，匈奴有
如同夏人一样的祭龙风俗无可怀疑。
《汉书•匈奴传》：“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一风俗上古华夏族也
风行。上文引夏桀之子妻其后母即一例。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此种遗风尤存。《左传》桓公十
六年载：“初，卫宣公＠①③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取于齐而美，公取之。”
后“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①③于宣姜。不可，强之”〔70〕。与匈奴如出一辙。
顾颉刚《由“＠①③”、“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一文〔71〕，叙述了匈奴与
中原地区此一风俗的同一性。此其二。
《史记•匈奴列传》载：“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蒙古发现的匈奴木椁
墓壁上（靠头部）钉着饰有日月的金片，且不止一处〔72〕。显然，匈奴人有祭拜日月的习
俗。
祭祀日月在中国起源甚早，学者以为原始社会后期已经有了，到夏商时，拜祭日月已成
大事〔73〕。《国语•周语》说，“古之先王即有天下，又崇立于上帝明神（旧注：明神，
日月也。）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礼记•玉藻》：“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
听朔于南门之外。”《祭义》也说：“祭日于东，祭月于西。”证之《帝王世纪》记夏桀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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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 16: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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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 21: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