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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是文天祥的20世孙（又说为27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文强17岁拜见过中山先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和毛泽覃感情最深，中学毕业后，两人曾乘同一条船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文强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5年到广州后由周恩来介绍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 在广州，文强还应邀和周恩寿一起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与周恩寿一起送给新郎新娘的贺礼是条幅，上书“花好月圆人寿”，那时，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校长是蒋介石，文强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以后随部队转战到四川，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一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四川23个县，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成功越狱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而离川到沪，在寻找周恩来申诉未找到人的情况下脱党。在北伐战争前夕，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同年9月，文强到杨森部下任组织科长。1927年3月，脱离杨部，奔至武汉，回到武汉后，文强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指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春，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关系。在成都接上党组织关系后，他被派入川军第28军第7混成旅第2团进行兵运工作，其掩护身份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附等。1929年夏，文强被任命为中共江巴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省委书记。1931年秋，文强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后被地下党救出，但在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出逃过程时，被省委主要领导误解，给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一气之下，与妻子一道出川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1937年8月，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根据得到的情报资料，经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进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人们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没有被引起重视。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因此以特殊功绩而晋升为中将。戴笠死后，1948年8月，文强脱离军统控制，自谋正规军职，在其父老朋友程潜处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被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
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症结所在；后来，特赦之后的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在293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名。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
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之日，文强兴奋之余，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不禁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特赦三天后，生活安排工作办公室的一位干部找文强谈话，认为他请求定居祖国的决定，是真心实意的，是多年脚踏实地的改造结果。政府对此表示满意和信任，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后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对人民有益的事。
此后不久，文强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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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0 22:4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