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被编辑

Har

转载：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496478
对于中国人来说，蒙古是一个特殊的国度。因为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蒙古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对这个与中国有4000多公里边境线的邻国，是那么无知，以至于国内有些人还在一厢情愿地谈论回归的可能。

“回归，是100%没有可能的。”无论是蒙古人，还是在蒙古的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容置喙。关于蒙古大呼拉尔第43次讨论回归中国的议题，也纯粹是好事之徒的画饼充饥。现实情形是，蒙古人拒中国千里之外尚且不及，又何谈投怀送抱呢？

“想知道中国人在蒙古人的心里是什么位置吗？日本人在中国人心里是什么样，中国人在蒙古人心里就是什么样。”一位在蒙古生活了多年的朋友这样跟我说。

中国人在蒙古的真实境遇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人在蒙古，被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到过蒙古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我去蒙古之前，朋友就告诫我说，自己一个人要小心，特别是晚上的时候，要离街上的醉鬼远一点儿。

Idre’s Guest House的老板曾经对我说：“我从不接待中国人，因为你分不清谁是生意人，谁是旅行者。”他很坦诚地当着我的面表达自己对中国商人的厌恶。

中国在蒙企业是这种厌烦情绪的最大受害者。山东正元公司相关负责人曾向我提及，2003——2005年间，正元公司在苏赫巴托省开发金矿时，当地的环保警察与县长，经常会来找麻烦。2006年在公司另外一个项目场地，地方环保警察让所有中国工人站成一排，在太阳底下站着，自己则坐到蒙古包喝起酒来。

“这是一种侮辱，但我们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其他的外资企业便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李德亮对此表示无奈。（详见另文《中资企业蒙古寻矿》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4c3250100arbf.html）

在乌兰巴托，曾有多名中国劳工向我倾诉自己在蒙古被打被抓的遭遇。（详见另文《乌兰巴托的牢笼生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4c3250100arzi.html）

我在二连浩特的一个朋友也曾亲口告诉我，前几年他曾在苏赫巴托广场被小偷偷去手机，谁知追到小偷后却被当地警察带到警察局，小偷被放走，自己反而挨了打，只因自己是中国人。

蒙古人对中国人的不友好，由来已久。蒙古前华侨协会段会长说，在蒙古的华侨基本上都有过挨打的经历，挨骂更是家常便饭。“在老家过的舒心啊，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在这儿不行，唱之前还要先往周围看一看。”

在蒙古的中蒙混血儿，一般不会主动对别人谈及自己的中国血统，特别是有中国血统的蒙古官员对此更是讳莫如深，因为这是断送其政治前途的危险举动。

我在蒙古，时值奥运。现任侨协会长李有生对我说，中蒙选手争夺射击金牌时，蒙古选手手枪出现问题，当时电视台主持人脱口而出，是不是中国人搞得鬼？一家大众媒体的主持人在毫无调查的情况下，口无遮拦，无疑是不负责任的。然而这“脱口秀”的背后，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动因。

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种种不友好，蒙古媒体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往往将集于一点的事情，渲染成一个面，以至于中国大使馆不得不做一些公关工作，来维持中国在蒙古的形象。驻蒙大使馆相关人士对我说：“为了跟蒙古媒体保持良好关系，此次北京奥运会邀请媒体的名额，都在中国使馆手里，平常蒙古媒体负责人去北京上海参观的机会，也有很多。”

然而，如果当地报纸做了中国的正面报道以后，往往不久要再做对应的负面报道进行中和，由此可见其国内的读者的社情民意。蒙古的政党同样如此，在议会选举中，反华往往成为选举的政治筹码。在一个民主国家，这至少反映了当地民众的好恶。

2006年，是对中蒙关系颇具考验的一年。只因这一年是大蒙古国建立800周年。前中国驻蒙大使高树茂出于淡化历史、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考虑，说出了“成吉思汗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既然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就要共同发展”的话，结果被蒙古媒体列为最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之一，说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在蒙古如此的舆情之下，中国民间要求蒙古回归的民族主义者们，无疑缺少更深层面的思考。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只顾自己在网上自说自话，有时只能帮倒忙。

高大使说过：中国的崛起，历史观必须走向成熟，坦率地说，历史问题不正视，很多周边国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国家发展是有阶段的，有一个大的长远的战略利益在其中，国家一再强调尊重蒙古主权，但是我们民间却有不同看法，不能说这些人是不爱国的，但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驻蒙使馆工作的多位朋友，在谈及中蒙当前的主要问题时，都不约而同提到“增信释疑”这四个字。的确，如果做一下换位思考，小泉去靖国神社参拜，中国人尚且暴跳如雷。当蒙古懂中文的人打开中国网站，看到的都是要求收回蒙古的言论时，蒙古人会怎么想？这个问题绕不过去，中蒙民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友好往来。

增信释疑，首先要做的是了解蒙古人如何想，以及为什么这么想。蒙古人为什么仇视中国人？要弄清这个问题，恐怕应该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去探寻原因。

在国家博物馆解读蒙古人史观

中国人对蒙古特殊的情感，全因我们根深蒂固的“海棠叶”情节。而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种种不友好，也起源于这片“海棠叶”。不同的是，中国人对这片海棠叶充满向往，蒙古则充满厌恶。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中国将蒙古建国看作国家分裂与领土缺失，蒙古则看作是民族解放与国家犭虫立。他们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彻底摆脱了中国将近300年的殖民统治。

我的蒙古朋友孟和在跟我聊历史的过程中，曾反复用到“征服王朝”这一概念。“蒙古在元代也曾征服过中国，为什么不说现在中国是蒙古的一部分呢？回归，蒙古人100%是不会同意的。”孟和的这种解释不无道理，而且还自成体系。

蒙古人这种史观的叙事范本，全部躺在它的国家博物馆里。位于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苏赫巴托广场西北的国家博物馆，共由10个分馆组成，记录了从匈奴王朝到蒙古国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通过展品的内容、陈列样式与展馆大小等细节，我们可以了解蒙古人对自己的历史，究竟是持怎样一种态度。

与中国民族大一统史观不同，蒙古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中国的历时描写中，匈奴、鲜卑、柔然等称谓，更多用来指代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却忽略了这些称谓也同时代表了与中原政权对等的国家。在蒙古国家博物馆的墙上，这一点被特别强调出来。按照时间顺序，蒙古国家博物馆在不同展厅里是这样叙述自己国家历史的：

匈奴帝国（3BC -1AD）：从公元前300年开始，冒顿单于在中亚建立第一个帝国——匈奴。前198年汉朝承认了匈奴帝国的边界，它南到长城，北到贝加尔湖，西至塔城，东达朝鲜。公元1世纪，由于内部冲突与外部周边国家袭击，匈奴帝国灭亡。

鲜卑帝国(1ST AD -3RD):公元1世纪，鲜卑继匈奴统治了中亚，鲜卑王朝是由很多中亚的Proto-Mongolian（一说东胡后代）组成，他们和匈奴一样信奉萨满教。3世纪，鲜卑帝国分裂成许多小部落。

柔然帝国（402 AD -552）：4世纪，东胡后代与杭爱山脉的游牧民族组成了柔然，其起源、历史、文化与蒙古人相近，在种族与文化上，他们被认为是蒙古人。

这三个帝国之后，展馆的陈列顺序分别为：突厥人建立的突厥帝国、KOK TURK(蓝突厥)帝国、VIGUR（维吾尔）帝国及最后的蒙古帝国、满族统治之下的蒙古、革命前夜的蒙古、共产主义时期的蒙古与民主化后的蒙古国。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博物馆，在看似千奇百怪种类繁多的展品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即向参观者证明自己国家民族的正统性与唯一性，蒙古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

蒙古国家博物馆展厅的历史排序，无疑是想告诉参观者，蒙古国是自古以来中亚各个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历史上各个帝国的统治者或是蒙古人的直接祖先，或与蒙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0多年来，中亚的居住者、建国者与统治者的后代，便是现在的蒙古人。

蒙古国家博物馆告诉人们的，并不只是蒙古人对国家正统的申述，还有他们对外来统治者的厌恶。满族或者中国，在这里被当成一个侵略者的角色，用来批判。

批判的武器，首先是展厅的展览方式。突厥王朝的展厅，是蒙古与代表土耳其政府的土耳其国际合作机构共建的，因为突厥帝国创立者的后裔，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人。按照这个共建逻辑，元清时代的展览部分，似乎应与中国政府共建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蒙古人能坦然面对古代突厥人的统治，却无法坦然面对满族或者中国人的统治。这一点，第五展厅空间的狭小，似乎给了另外一个佐证。

照理说，从1636年清军入关前征服内蒙开始算起，到1911年清朝灭亡，有清一代对外蒙古统治将近300年，比起后来苏联70年的间接统治，要长出很多。但如果你到蒙古国家博物馆就会发现，300年历史的第五展厅“满族统治下的蒙古”，不及“共产主义时期蒙古”展厅的三分之一，是10个展厅中空间最小的。

批判外来统治者的武器，还体现在展览内容上。第五展厅展品的内容，只突出两个主题：军事与刑具。前者强调清朝对蒙古的军事征服；后者用图片加实物刑具的方式，刻意突出满族统治下的残酷、黑暗。实际上稍对蒙古历史了解的人，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蒙古国家博物馆陈述立场的偏颇。

1921年苏联控制蒙古以后，没收佛教寺院的财产，摧毁庙宇，逮捕喇嘛，基本上毁灭了藏传佛教。在1932年蒙古出现反抗苏联的行为后，苏联当局开始在蒙古进行清洗迫害。从1933——1953年，有36000人死亡或失踪，而当时的蒙古只有73万人。短短20年间，这个国家将近5%的人非正常死亡。在文化上，蒙古遭受了与越南同样的命运，老蒙文被改为俄罗斯式的斯拉夫文字，隔断了他们自身文化的传承。以上数据，都来自蒙古国家博物馆。

对比便知，第五展厅描述清朝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只是大而空的宏观论述，缺少历史证据的支撑，却几乎占到整个第五展厅的三分之一；而苏联统治下对蒙古货真价实的残暴统治，却隐藏在共产主义时期蒙古工业化大生产的成就展品中，被轻描淡写般带过。这分明是用政治来解释历史，用当下来诠释过去，印证了克罗齐那句“一切历时都是当代史”的名言。

在第五展厅里，蒙古人用的是“满族统治”而不是“中国统治”，似乎对两者的概念还有所区别。但在普通蒙古人眼里，这种区别是微乎其微的。他们认为，清代是中国人殖民了蒙古将近300年，并不会理会是满族还是汉族。

实际上，就我们自己的史观来说，认为蒙古是中国一部分的前提，则必须承认清朝满族即代表中国，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那么蒙古人认为清朝时期外来统治者为中国人，起码在统治主体上是一致的，并无差错。

在第七展厅“革命前夜”里，有一段描写更是赤裸裸地表现了蒙古人对中国商人的愤恨，现照录如下：

“中国商人充斥乡间，从牧民手中以低价收购皮革、羊毛、骆驼毛等商品，再将这些商品高价卖出，迫使蒙古人负债累累，由于牧民不能读懂中国商人的账本，中国人因此很容易耍花招，蒙古人经常反抗他们的压迫。”

蒙古国家博物馆在这段文字旁，别有用心地配上了一幅没有具体出处的图片，上面是一个带着镣铐正在受刑的蒙古人，暗示中国人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在这里，满族人的官府与汉人的商人，都是被当作中国人来看待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自治，八世呼图克图出任皇帝。1919年北洋政府派徐树铮将军入蒙，解散自治政府，外蒙古重归中国。“蒙古如此之少的人无法与中国人抗衡，先后向俄、日、英、法、美求救，但均遭拒绝。”蒙古国家博物馆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说到。

在蒙古国家博物馆的描述里，从没有“分裂”这样的词汇，他们形容徐的军队时用到的词汇是“入侵。”其中一幅北洋军在广场阅兵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兵士们看上去趾高气昂，旁边的英文图说是：中国政府撤销蒙古自治的一个庆典。

这是该展厅极少有英文图说的一幅照片。这颇让人奇怪，与其他展馆相比，这个展馆的英文解说少的可怜，只有在涉及中国军队侵略的内容上，才会出现英文图说。我因此怀疑是有些历史蒙古人不想让外国游客知道。

其中一幅1919年徐树铮与蒙古王公贵族的合影或许可以印证我的想法。照片中立者为徐树铮与蒙古贵族，右侧与后立者为北洋诸将，背后是各国国旗。这至少表明，当时徐的介入与取消蒙古自治，是得到部分蒙古上层与国际支持的，这或许颇让现在的蒙古人感到难堪，因此英文介绍便被隐讳不提。

中国人被区别对待的现实原因

历史永远是现实的拐杖，现实才是行走着的双腿。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控制下的蒙古也被灌输了反华教育。但据在蒙古生活多年的老华侨回忆，那时的蒙古民间，对中国并无反感，互相反感的，只是两国政府而已。

然而今天的情况却刚好反了过来。如今，中国已经连续9年是蒙古的最大贸易伙伴，中蒙贸易额占蒙古贸易总额的50%，用驻蒙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文睿的话说就是，过去蒙古是反华但不反华人，而现在蒙古人却比较反感中国人。分析其中究竟，更多的原因还是来源于现实。

中国敞开国门以后，一批中国商人裹挟着伪劣商品来到蒙古淘金。这些人在蒙古人眼中的形象，与蒙古国家博物馆里描绘的中国商人并无二致。这部分人，是抹黑中国的先锋队。随着中蒙经贸往来的加深，淘金的大部队纷至沓来。

据中国使馆统计，去年一年中国公民赴蒙人数达20万人次。在人口只有280万人口的蒙古，这个比例相当大。这20万人次，又大多集中在人口只有130万的乌兰巴托，难怪蒙古人会惊呼：“中国人来了！”

如今在蒙古国，中国人几乎涉足到了所有的商业领域。其中最主要的集中在矿产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至于很多蒙古人会抱怨说，中国人正在掠夺他们的资源，抢夺他们的饭碗。

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蒙古偏偏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将自身的恶俗带入蒙古。一些华侨向我反应，有些中国老板在当地一掷千金，泡蒙古女人，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这些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蒙古人由此生成的，便不仅仅是抱怨，还有嫉恨。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如蒙古，那时蒙古认为中国是个穷国，现在却完全颠倒过来，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妒忌的心理因素在作祟。

除了嫉恨，在蒙古最深层的心理层面上，还有对中国的恐惧。如果你有机会站在博格达山顶俯视整个乌兰巴托，你就会体会到蒙古人的这种恐惧。蒙古国全国人口只有280万，只相当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人口。当一个国家一半的人口可以被一眼望穿的时候，当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夹在几山之间的时候，又有谁会对旁边这个拥有13亿人口且走向不明的大国放心呢？驻蒙大使馆政治部主任孙洪量说的更为到位：“与其说蒙古恐惧，不如说他疑虑，包括蒙古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不知道中国以后要走向何处。”

1919年，西边边防军司令徐树铮仅仅用了两旅一团的兵力，就撤销了蒙古的自治。蒙古国家博物馆是这样回忆此事的：“蒙古如此之少的人无法与中国人抗衡。”可见蒙古对这段历史的耿耿于怀，对与中国人口的巨大差距忐忑不安。

给两个大国当了几百年夹心馅饼的蒙古，当然深知自己的境遇。300年前，在中国与俄国之间，蒙古选择了前者；1911年，蒙古则选择了后者。在蒙古人看来，这两次选择都是处于被迫，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在1989年苏联解体，蒙古再有一次选择权的时候，变精明的蒙古选择了“多支点”外交：用合纵连横之术来对付中俄，这使得它有越来越多的资本与这两个国家叫板。

中国人在乌兰巴托的不友好待遇，与这个城市的无度失衡的城市化也有关系，这是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据孙洪量介绍，原来乌兰巴托只有80万人口，且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随着牧区经济的不景气，大量牧民进入城市，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便聚集在乌兰巴托周围，形成了现在城市周边的棚户区。

蒙古又是一个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城市，人均年龄不到30岁，这些年轻人在城市中找不到自身定位，剩下的便只有对社会的不满。由于有大量的务工人员在蒙古，加之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成了蒙古向外引导社会矛盾的替罪羔羊。

蒙古现在的民族心态，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浮躁。苏联统治时期对藏传佛教的灭绝，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造成信仰上的真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部势力的介入，造成不知所措。蒙古人还没有做好准备，还不能用一种发展中国家的、上升中国家的平和心态来对待外来冲击。

蒙古还是一个好狠斗勇的民族。（详见另文《奥运飓风刮过乌兰巴托》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4c3250100b0h5.html）对外国人，中国人骨子人里有一种敬怕，蒙古人却相反。蒙古人总希望想挑战外国人。这是一种沦肌浃髓的草原性格，这种性格也是促成中国人遭受不友好待遇的另一因素。

在乌兰巴托最时尚的迪厅METRO POLIS，我亲眼看到过蒙古人挑衅欧美人的场面。在乌兰巴托的大街上，你会发现，几乎找不到一辆没有划痕的汽车，他们开起车来像参加那达慕。有一次，两辆汽车撞到一起，车主下来二话不说，便大打出手。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会遮遮掩掩的民族，韩国人、日本人，在蒙古也有过不敬遭遇，只不过中国人的不幸更为普遍而已。

转机悄然来临

否极泰来，事分两面。在蒙古国旗里，有一个中国道家的阴阳图案，这表明蒙古人也相信阴阳转换的道理。中蒙民间的友好往来，虽说任重道远，但在某些地方，这种转换已经悄然发生。

蒙古人反感中国人，从另一面分析，正是中蒙民间交往不断加深的表现。我接触到的蒙古人中，凡是去过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对中国的态度便明显积极。据统计，去年一年蒙古公民赴华人数，已经达到60万人次。

此次汶川地震发生后，蒙古许多企业、个人到中国大使馆来吊唁、捐款，原计划进行3天的哀悼活动，结果进行了半个月，总计捐款280万人民币。对于蒙古这样的国家，已属不易。标题

[ 本帖最后由 DeGaulle 于 2008-11-17 18:34 编辑 ]

Har

中资企业蒙古寻矿



在全球矿产市场价格狂飚的今天，蒙古国已然成为全球资本寻矿的热土。蒙古国巨大的矿产储量与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像两台高马力的助推引擎，将国内矿产企业推向蒙古国的草原戈壁之中。然而，中资企业的北上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矿产合作一家独大



二连浩特市郊草原，砂石铺成的篮球场上，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篮球赛。比赛双方分别来自二连浩特市政府与华电集团。副市长郭刚一个中投，正中球篮。这场比赛，可以看作是二者合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一场庆祝赛。



就在不久前，在二连市政府的帮助下，华电集团刚刚与蒙古国达成协议，每年从该国进口100万吨煤炭，以此缓解企业电煤日益紧张的局面。



“从蒙古国进口的煤炭，经陆路运往中国港口，然后走海运送达南方各省，连运费全部算下来，每吨煤较国内市场要便宜100——200元。”华电此项目的负责人王春光告诉记者。



像这样将目光聚焦于蒙古国矿产能源市场的，远不止华电一家。



记者从蒙古国中华总商会获悉，截止2007年底，在蒙投资中国企业总数达到3769家，直接投资总额11.8亿美元，其中矿山领域的投资约占中国在蒙投资的59.98%。



“在商会注册的企业，有100多家，这100多家企业，都是实力比较雄厚的大中型企业，其中矿业企业占到一半以上。”商会秘书长商拉那图对记者说。



这个北方草原之国，早已成为中资企业寻矿的新天地。中蒙之间的贸易主线，也早已从原来的轻工业，平滑过渡到了矿产机电领域。这一点，从二连浩特温州、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中的冷冷清清便可见一斑。



据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介绍，目前中国从蒙古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便是矿产品。



“其中铜矿粉是一大项，蒙古国额尔登特铜钼矿是世界十大铜矿之一，这个铜矿的产品几乎全部卖到中国去，每年大概有40——50万吨。除此之外，还有众多中资企业投资的锌矿、铁矿，以及规模比较小的金矿。”



蒙古正元有限责任公司，便是这众多中资企业中的一家。在对蒙古国矿产资源进行详尽调查后，正元公司2003年开始进入蒙古国，目前主要在乌兰巴托到二连浩特铁路沿线勘查铁矿。



该公司负责人李德亮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手中有7个矿权，总面积90多平方公里。主要工作是前期勘探，勘探结束后便将矿权转让给其他公司开采，由此获利。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将盈利前景好的矿产自己开采，国内铁矿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市场销售不成问题。”

截止2007为止，正元公司勘探的哈拉图特锌铁矿探明铁矿储量5000万吨，锌矿储量40万吨，可开采30年左右。目前已经与山东黄金合作，进入开采阶段。



“像这样的矿产开采，一般5——6年可以收回成本。”李德亮说。



在蒙古国矿产勘探市场，像正元公司这样专注于勘探领域的，还为数不多。更多企业，则是将目光直接集中于矿产投资、开采。



其中中国有色金属NFC公司与蒙古国金属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的图木尔廷-敖包锌矿，是迄今为止中蒙矿产领域最大的合作项目。



该矿位于蒙古国东部苏赫巴托省，拥有750万吨矿石，预计可露天开采25年，地下开采30年。截止2006年，图木尔廷-敖包锌矿每天可加工1000吨矿石，每年生产7万吨以上锌粉。据统计，仅2006一年，该矿就为蒙古国经济增长贡献了9.6个百分点。



在众多参与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的中资企业中，中有色只是其中一家。



除此之外，山东鲁能参与了苏赫巴托省附近的煤矿勘探；神华集团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参与开发了世界上最大的煤矿塔木陶勒盖，储量70亿吨；大庆油田与胜利油田，也参与了蒙古国的石油勘探，并已开始小规模出油；包钢与蒙古国泰盛发展公司也开展合作，后者拥有蒙古国南部最大的两个铁矿山“额仁”和“达矿”，资源供给量1.3亿吨……



记者从蒙古国中华总商会获悉，目前中国有70余家公司在蒙古寻找矿产勘查项目，其中大中型公司的名单上，可谓是众星云集：中国铝业集团、江西铜业集团、福建紫金矿业公司、神华集团、鲁能集团、中国有色矿业建设集团、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等。



尽管这其中的很多企业仍处在前期准备过程中，尚未进入实质开采阶段，但无可否认，一场中资企业参与开发蒙古国矿产资源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



中资企业的利好



北京开往乌兰巴托的火车，一路呼啸地穿过草原大漠。巴吉和儿卡已经对眼前景色的变化失去了兴趣。因为一年当中，他们要如此往返很多次。儿卡告诉记者，二人同为加拿大一家矿业公司工作，前往北京是为了与中方合作伙伴洽谈业务。



像巴吉与儿卡这样为外国矿业公司工作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一般都具有地质学专业知识，精通英文或者中文。在蒙古年轻人当中，他们是高收入群体。驱使他们奔波于北京与乌兰巴托之间的，正是蒙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与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



从蒙古国最新统计数据来看，该国已发现矿产6000多处，其中铜铁矿各20亿吨，金矿约3100吨，锌矿约755万吨，煤炭约500亿吨，石油约60亿桶。除此之外，还有钴、钨、钼、锰、铬、铀、萤石等各种稀有矿产资源。



这仅仅是蒙古国矿产资源的冰山一角。据专家预测，该国至今未探明的地下资源将大大超过现有探明的资源量。



而在蒙古国南边，处于工业化高峰期的中国，对矿产能源的需求十分巨大。



近几年，随着国内汽车、内燃机、电动机、电子通讯设备等一些耗铜机电产品产量迅增，拉动了对铜的需求。同时国内在建、拟建的铜冶炼项目不断增加，国际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这些都拉动了国内铜产品的需求量。



另一方面，中国大型、特大型铜矿床所占比例极小，多数为小型矿床，且铜矿床多为多金属矿共生，伴生元素多，品位低，组分复杂，选冶难度大。



2007年，中国铜精矿产量85.63万吨，精铜产量344.14万吨，而当年全年铜消费量却达到456万吨，铜供应严重不足。根据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预测，2008年我国铜消费量将增至500万吨。而我国铜矿山的生产能力只能满足冶炼能力的40%。



国内铁矿石需求的缺口同样如此。据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预测，2012年前中国铁矿石需求将以每年平均8%的幅度增长。其中，2007至2012年全球铁矿石需求将增加2.5亿吨，预计76%的增幅来自中国。



像这样稀缺矿产资源的名单，还可以拉上很长。



除此之外，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量闲置资金迫切需要找到投资项目。而国家资源战略储备体系的建立，使国内对矿产能源的需求更为迫切。



据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介绍，蒙古国已经确立了以资源开发带动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在 2007——2021年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前半期以资源开采带动经济发展，后半期靠资源创造效益带动其他相关行业发展。



在中国方面，国家早在几年前就鼓励企业“走出去”寻找资源，对前往海外找矿的中资企业，在政策上还有特别支持。正元公司李德亮告诉记者，财政部有一笔风险勘探基金，每年发放给在海外勘探资源的中国企业。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蒙之间的矿产资源合作，便是在情理之中。除了资源与市场的互补，在矿产合作方面，中国还有着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



中蒙边境长达4700公里，有18个陆路开放口岸，蒙古国的出海口锦州港、大连港、天津港，都在中国。单是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之间，就有310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中蒙之间有多条的公路联结，联结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铁路，终点也在北京。



“蒙古国如果不卖给中方，东西就运不出去。像华电、神华这样的大企业，进入蒙古矿产能源市场后，这些优势可以保证他们很快拿到对方的资源。”二连浩特副市长郭刚告诉记者。



从另一方面讲，蒙古国国内内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巨大，但是由于受资金、技术、设备等条件所限，矿产资源勘查力度不够，不少成矿区（带）勘查程度偏低，大多数矿产尚未进行开发。



而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却是中资企业的强项。



由于地质结构相同，中国矿业企业在勘探、开采的技术上，很容易将国内的经验移植到蒙古国来。除此之外，中国矿产勘探企业的优势在于其成本，在设备、人员、劳务、运输等各方面，均低于外国公司。“外国公司勘探费要高出正元50%左右。”正元公司负责人说。



此外，内蒙与外蒙同根同源，无论是在语言交流上，还是生活习俗上，都比较接近。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记者发现，在中国矿业公司从事翻译、管理的人才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内蒙古或者是在蒙华侨。这种人才储备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对中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利好。



合作之路并不平坦



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坑洼的路面随处可见。



记者曾坐车前往蒙古国中部地区哈拉和林，老式的苏联汽车驶出乌兰巴托十公里之外，便很难再见到柏油路面。所谓的公路，便是在穹天盖地的草原上被汽车压出的土路。行驶在这样的道路上，上上下下，颠簸异常。



据统计，蒙古国公路总长49250公里，其中土路为43665公里，碎石路1946公里，改良路1923公里。从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的柏油路，至今还有400公里尚未修通。



不仅如此，矿产勘探与开采所需要的水、电、手机信号等，基本上也处于空白状态。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前往蒙古国进行矿产开发，前期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据正元公司负责人李德亮介绍，正元公司这一部分的投入，占到总投入的20%——30%左右。



基础设施的薄弱，可以通过加大投资来弥补。但是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往往使中资企业更为头疼。

“很多蒙古人将矿产开发看作是掠夺资源与破坏环境。特别是由于历史与现实上的一些原因，中国人在蒙古经常受到不友好待遇，于是中资企业在这方面遇到的阻挠尤其的多。”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说。



正元公司便遇到过这样的麻烦。据该公司负责人李德亮介绍，2003——2005年间，正元公司在苏赫巴托省开发金矿时，当地的环保警察与县长，经常会来找麻烦。最后考虑到该矿资源一般，加之当地的复杂情况，公司便将此矿转手给了加拿大一家公司。



2006年在公司另外一个项目场地，地方环保警察让所有中国工人站成一排，在太阳底下站着，自己则坐到蒙古包喝起酒来。“这是一种侮辱，但我们又不得不忍气吞声。”李德亮对此表示无奈。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得知，很多中资企业都有类似经历。为了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中资企业在开发矿产资源的同时，不得不做出一些额外的示好工作，借以维持与当地的关系。



例如正元公司帮助当地建立幼儿园与喇嘛庙，花费200万图帮助当地政府拉电；中有色每年负担苏赫巴托省20名大学生学费，并为该省综合医院新建了先进的X光透视室，对病房进行装修，此外还投入1.1亿图为矿点与西乌尔特县之间架接了15公里光缆，联通了MOBICOM与SKYTEL的手机网络。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为了博得民众好感，中资企业往往在当地媒体上将如上事迹大加宣扬，唯恐天下不知。记者在乌兰巴托的几家蒙古媒体上，都看到过类似的自我宣传。



基础设施与当地关系，还不是中资企业所要面对的全部。对这些企业来说，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蒙古国多变的法律环境，特别是矿产法律的变动。



据蒙古国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商拉那图介绍，根据蒙古矿产法第8.1.4条规定，蒙古国大呼拉尔2007年底27号决议第一附录，将15个矿点列入战略矿。在这些矿产中，如果国家参与了前期开采投入的，股权要占到51%以上，如果没有参与的，则国家不低于34%的股份。



“现在议会又有新议案，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国家必须参股51%以上，现在这个议案正在讨论之中，还没有通过，但是意见基本上一致了。”



新议案提出后，在蒙古国内部引起很多争端，有矿权的表示反对，没有矿权的表示要维护国家利益。“实际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问题。外资企业之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在议会中他们往往成为箭靶。”



虽然新议案还有待下一届议会通过，但是很显然，蒙古国政府已经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矿产政策：抓大放小。大型战略矿国家控股的比例，已经成为影响中资企业长期战略计划的重要因素。



商拉那图说：“以中有色为例，之前与蒙古国政府签订的优惠协议是前5年免税，后5年减半，此外还有其他优惠政策。但是矿产法一经修改，这些优惠都没有了，外资企业全部变成了国民待遇。这些变故本不在企业的成本预算中，现在都必须计入预算了。”



正元公司负责人李德亮对此深有同感：“蒙古国政策经常变化，没有连续性，比如矿产资源法的修改，使很多在蒙投资企业转持观望态度。”



除此之外，更多的地方性保护政策，如设立环保区限制矿产开采，也是中资企业需要面临的一大困难。“分明是野地，没有草也没有资源，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保护什么。”李德亮抱怨说。



在企业用人方面，蒙古法律对外资企业也有限制。



李德亮告诉记者：“最早时公司工人劳务费为每人7万图，如今雇佣中方劳务人员有一个1：10的规定，即雇佣一名中方劳务人员，要付出比蒙古国工人高出10倍的工资。”



阻力不只来自蒙古国



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中资企业面前，那就是外国矿业公司强有力的竞争。



“在矿产合作领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要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说。



记者在蒙古国停留的20天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乌兰巴托街头，能说英语的当地人，十有八九在外国矿业公司上班。



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于对自身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蒙古国开始奉行“多支点”外交，即在与俄罗斯、中国两大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重点加强与美、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借以获取经济外援，一方面得以在多国竞争中保持蒙古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很多西方矿业公司纷纷进入蒙古国矿产市场。



据蒙古国资料统计，单是加拿大一国，在蒙投资的上市矿产勘查公司就有19家。其他国家的矿业公司，如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和力拓公司，英国的金龙资源，日本的三井与三菱公司等，都在蒙古设有分公司。这些公司较中国矿业公司来说，资金更为雄厚，技术更为先进，在蒙古国进行矿产开发的时间更早。



在蒙工作多年，现为二连市副市长的郭刚告诉记者：“美国与加拿大等国，控制了蒙古的重要战略资源，比如说铀与石油、焦煤、黄金等，俄罗斯作为传统势力的拥有者，则控制铜、白银、萤石。”



“占有蒙古大矿的，主要是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公司，矿产投资额上，中国虽然可以占到第3位，但是矿产分散，多而小。”正元公司负责人李德亮也有同样认识。



众多外资企业竞争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中资企业拿矿难度加大。中国企业看上的矿，往往已经被其他外国公司先行获得。



“我们神华公司看中了蒙古国的一家焦煤矿，但是进展的不顺利，因为加拿大一家叫艾芬豪的公司也在争取这个项目，结果造成神华公司4年谈判而没能取得进展。”郭刚说到这儿时，脸上划过一丝无奈。



阻力并不仅仅来于自国外。国内的外贸体制，是中资企业头上的另一道紧箍咒。



目前在蒙古国投资的中资企业，享受的是蒙古国的国民待遇。但是在中资企业海外投资上，同为中资企业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政策上面临的却是两重天地。



郭刚说：“我们国家体制约束很强，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一般是没有贷款。有些情况下获得贷款必须通过中信保来投保，这种繁琐的程序使得民营企业往往是看的到项目拿不出去钱。”



以铀矿投资为例。十一五期间，国家加快了核电站的建设，预计在2020年之前，将上马一批新的核电站。而目前情况是，国内的铀资源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蒙古的铀贮备相对丰富，两国地理位置接近，中资企业投资蒙古铀矿，应是理所当然。



“在蒙古国的铀矿开发上，我们是全军覆没。”郭刚这样告诉记者。



原因有很多，但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能参与开采是重要症结。国有企业在海外参与这种敏感的战略性矿产时，必然引起很多人的猜忌与怀疑，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便是前车之鉴。



但国内民营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样的投资。“没有政策优惠，还要背负政治负担，还不如去金矿开采，一袋金子开采回来了，卖给谁都可以。”郭刚说。



跟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进入蒙古国开采矿产资源，在资金、技术、装备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协同作战，当正元公司力量不足时，可以向其他国有企业请求帮助。”正元公司李德亮说。



但民营企业所遇到的困境，国有企业同样感同身受。



正元公司对此便深有体会。进入蒙古国勘探铁矿，公司只得到财政部一笔200万左右的风险勘探资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在开采阶段，国家可以提供无息贷款，但是在勘探阶段没有。我们现在的大部分资金，主要靠自己筹集。”李德亮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还存在层层审批，效率不高的问题。李德亮告诉记者，“我们在蒙古国看重一个项目，要报到山东局批复，大一点儿的项目还要报到总局，有时等待批复下来要一年时间，错失了很多良机。”



共赢的未来



阻力也不仅仅来自于体制，还来自于中资企业自身的意识。



蒙古国矿产资源法的颁布与几经修改，目的就是将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按照蒙古国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设计，到2021年，蒙古国人均GDP要达到19000美元。在这个矿产资源丰富，人口只有280万的国家里，这并非不可能。但前提是蒙古国对本国矿产的控制与有效开发。



记者曾经在蒙古报纸上读到一篇名为《蒙古人人都能成为富翁》的文章，其中心思想，便是蒙古矿权全民持股、引入外资、定期分红。在蒙古国这样的国家战略面前，相关人士指出，中资企业应该适时转变思路。



“我们要摒弃绝对控股的思维。超大型项目由中国来控制对方的命脉资源，可能么？尤其是小国，他有自己的安全考虑，有自己的心态。”柴文睿说。



未来中蒙矿产合作中的一大亮点，是靠近中蒙边境地区的奥由陶勒盖铜矿。从目前勘测的结果看，该矿是一个超大规模储量的铜矿，存储量有可能超过智利。此外，还有蒙古国南部塔木陶勒盖超大储量的煤矿。



“这两个矿的矿权都不在我们手中，但是将来中国要切切实实参与到这些矿产资源的开放中去，只有参与进来，才能达到我们利益的最大化。”柴文睿告诉记者。



由于中国有市场与地理之利，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中蒙经贸中，是蒙古国有求于中国，如果中国人不买，蒙古国的资源下辈子也卖不出去。柴文睿十分反对这种观念。



“必须要让蒙方看到实际利益，必须对蒙古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必须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实惠。” 柴文睿一连用了三个必须，来强调共赢的重要性。



记者在蒙古国20天的采访中感受到，在蒙古国与中国的矿产合作中，蒙古人有很强的戒备心理，总是认为中国是在掠夺他们的资源。



蒙古人有这样的想法并不为怪。横亘在中蒙矿产合作之间的，有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有蒙古人对中国不信任的问题，有蒙古国国家政策的问题，还有蒙古国经济犭虫立与国家安全的问题。



“中蒙两国之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增信释疑。”柴文睿说。



做到增信释疑，中资企业或许可以尝试更多的合作方式。



华电的做法便受到了二连浩特副市长郭刚的赞赏：““像华电这样的企业，很有智慧，有战略眼光。你要的是资源，你想喝牛奶，不一定要养奶牛。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据郭刚介绍，华电集团每年从蒙古国进口100万吨原煤，采取的是只做贸易不做投资的方法，为了保证原煤的运输，华电与蒙古铁路局正在进行谈判，内容是自备车皮将蒙古国国内的煤矿运输回国。



“蒙古全国只有1800辆车皮，一年的运力满打满算是700万吨。那么我再投1800辆，这样每年就能从蒙古运输回来700万吨煤了。所以对蒙古国的工作，不要去投资矿，而去投资车。谁卖给我我就叫他装车拉煤，我只拉我自己的煤。”郭刚说。



同样的方法，秦龙国际也正在尝试。郭刚就这种方式打了一个巧妙的比方：我出钱去你家挖东西，我带着铁锹去。虽然土地、矿权、路权都是蒙方的，但通过投资铁路，中资企业同样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蒙古国方面少了疑虑，双方合作会减少很多麻烦。



凡事都有正反两面，矿产资源法的修改，同样也有利好的一面。



柴文睿告诉记者，过去中蒙之间的合作，多是企业对企业，无法与政府谈判，因为政府手里没有任何企业。矿产资源法修改以后，蒙古国政府有了股份，两国政府间或中资企业与蒙古政府间，就有了沟通的可能，这对中资企业未必是坏事。



记者离开蒙古国的前一天得知，苏赫巴托广场国家礼仪宫前宏伟的成吉思汗铜像，是在中国铸造，随后在蒙古国成立800年之前运回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的铜矿粉与中国的资金技术，成就了800年后的成吉思汗塑像。这并非是一种巧合，它预示的，或许正是两国矿产合作的未来。

Har

苏赫巴托广场，夕阳西下，已近黄昏。此时对夏季的蒙古来说，仅仅意味着一天生活的开始。广场周围的酒吧，笙歌渐起，酷爱喝酒的蒙古人，渐入佳境。滑轮少年，吉他歌手，三三两两，聚向苏赫巴托的雕像，准备展示自己的才艺。暴晒褪去后，蒙古人的夜生活即将到来。



我路过广场的时候，李安顺（化名）与黄文徽（化名）双手搭在建筑工地的围墙上，正望着对面喷水池前照相的男女发呆。



他们身后，是主体工程已经完成的香格里拉大厦，乌兰巴托未来的五星级酒店。由北京建工集团承建的香格里拉，17层的玻璃面墙，傲视群楼，在广场旁边分外惹眼。钢管与木板围成的高大围墙，将香格里拉与外面世界隔开的同时，也将李安顺与黄文徽与外面的世界生生隔开。



“你们是哪里人？”一句中国话，一支中南海，将二人的话匣轻易打开。



李安顺，安徽郎溪县人，与生在绩溪的胡适可算作老乡。他原来是县城粮食局下属油籽厂的职工，2万块钱买断工龄之后，便随着同是安徽老乡的工头出来做工，到现在为止已有8年。妻子在家中经营小卖铺，女儿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已留在南京工作。



从今年3月算起，李安顺来到乌兰巴托已有半年，每天的工作是在这栋大楼里面看仓库管后勤。大楼的对面，便是熙来攘往那个的苏赫巴托广场，这个国家的行政中心，精神象征。



出乎我的意料，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却不知道广场正中的苏赫巴托塑像是谁。因为他从未涉足那里半步。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



谈到这里，老李与老黄便向我倒起了满肚子的苦水。



“我们平时不敢出去吃饭、喝酒，根本没有任何娱乐，连香烟都是有蒙古小贩早晨送到工地上来。”李安顺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激动。



“为什么不敢出去呢？”



“因为醉酒的蒙古人会找我们麻烦，轻则骂街，重则痛打。警察也会检查我们的护照，而我们手里只有复印件，原件都在老板手里。老板让我们平时不要出来，要是我们真的出去有了事情，老板就会说：‘说不让你们出去你们不听，现在出事了吧？’”



这样我想起了此次到蒙古之前朋友的忠告：自己一个人要小心，特别是晚上的时候，要离街上的醉鬼远一点儿。当时听来，并没当回事。到了蒙古以后，接触的中国人越多，才逐渐体会到他们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



蒙古人对中国人的不友好，由来已久。蒙古前华侨协会段会长告诉我，在蒙古的华侨基本上都有过挨打的经历，挨骂更是家常便饭。“在老家过的舒心啊，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在这儿不行，唱之前还要先往周围看一看。”



我在二连浩特的一个朋友也有过亲身经历。前几年他曾在苏赫巴托广场被小偷偷去手机，谁知追到小偷后却被当地警察带到警察局，小偷被放走，自己反而挨了打。“当地警察偏袒蒙古人，这跟中国刚好相反，以后没事我再不会去蒙古了，太受气。”



李安顺曾亲眼看到，两个醉酒的蒙古人闯进他们的宿舍，在几百个中国劳工面前楞是将一人打成重伤。



老李愤怒地对我说：“当时我们每人吐一口吐沫，都能把他们淹死，可老板不让我们还手，说被蒙古警察抓去了要挨揍，还要坐水牢。”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李转过头去问老黄：“到底有没有水牢？他们都说有，谁也没见过。”



更惊险的事情发生在今年7月1日。因为民主党与几个小党对议会选举结果不满，党徒与民众聚集在广场周围示威，随后演变成骚乱，人民革命党大楼被烧毁，警察开枪，当场打死了4名示威者。



这本与中国劳工毫无干系。但是香格里拉大厦恰好夹在苏赫巴托广场与人革党总部之间，而大厦偏偏又由中国人承建。这个交集当然逃不过那些好事之徒的眼睛。



李安顺告诉我，那天有500多名蒙古人将大楼团团围住，正在大楼里面工作的中国劳工有100多人。最危机的时刻，骚乱者已经上到了第7层，中国工人则退到了13层，流血冲突一触即发。



“当时吓死他妈我了。”老李讲到这里时，脸上的肌肉有些抽搐。



最终，是资方雇佣的保安公司救了他们。“来了两大车保安，不是现在门口这样的老弱病残，是保安公司从全城抽调来的精兵强将。他们拦住了蒙古人，隔出一条路来，我们才得以脱身。”



为了更好地再现老李与老黄的恐惧，在这里我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们说话时的场景。当时我是背对着老李老黄，身后是一个带喷水池的小广场，熙来攘往。老李与老黄身子在建工集团的围墙之内，只有头露在外面，正对广场。



当跟我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我观察到，他们的双眼就像站岗的田鼠，不停扫视对面人行道上的路人。



“你们看什么呢？”我问到。



“得提防着点儿，随时都可能有石头飞过来。”



“有那么严重么？”



“上次我们一个工友就在这里被一个蒙古小青年给袭击了。”李安顺说。



谈话期间，我不时递上去的中南海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老李同意带我上到大楼里面去看看。进门的时候，门口的蒙古保安本没有过问之意，老李还是特地跑过去对他们说：“这是我的朋友。”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要不是我在这儿，你就进不来了。”



5层的宿舍里，用木版隔出的库房就是他们的宿舍。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几张有床垫或者没有床垫的宿舍床板。老李从一个大木箱的深处掏出一包绿茶来给我沏上，边对我说：“这是家乡的茶叶，胡锦涛小时候都喝过。”



在这间逼仄简陋的工棚里，黄文徽给我讲述了另外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他与两名工友一同乘坐电梯，同乘的还有三个蒙古人。电梯行进中，其中一名醉酒蒙古人突然掐住中国工人的脖子，老黄的另一名朋友气不过，就上去拉那个蒙古工人，却不料上来就遭到一拳。



“太他妈受气了。”老黄气愤地说。



一直对我埋怨说没有肉吃的老黄，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身体单薄，骨瘦如柴。同老李一样，他也来自安徽郎溪，家中有十几亩薄田，老婆至今在家务农。有一儿一女，儿子是汽车司机，女儿已经嫁人。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岁数还来异国他乡干活儿的时候，老黄无奈地说：“农村儿子结婚就得十几万，不出来挣钱儿子怎么办？”



的确，每月3500元钱的工资，比起家乡的种地生活，已经好上许多，这便是吸引他们继续留下来的根本原因。



下楼的时候，老李又专门跑过去对蒙古保安说：“我带朋友来这里看看，他这就要走了。”老李为了我的安全，执意要求蒙古保安送我出门到苏赫巴托广场。我执拗不过，只得从命。从大楼到广场不到百米的路上，二人将我夹在中间，像看着一个犯人。我注意到老李的眼睛在不停地四处张望，像一只惊恐的羚羊，搞得我这个在乌兰巴托大街上平安游荡了一个星期的人也紧张起来。最终，在老李再三的叮咛下，我们互道离别。



此时，已值华灯初上。苏赫巴托塑像旁，已经聚满了前来玩耍的年轻人。他们也许并不知道，马路对面的那栋大楼上，一群中国劳工，将他们看成是危险人物，处处提防。蒙古中国大使馆的朋友告诉我，这样的务工人员，在蒙古有2万人左右。



我回过头去，整个香格里拉大楼漆黑一片。老李和老黄，或许正在某个角落里注视着我。城市的灯红酒绿与他们咫尺之遥，他们却像犯人一样将自己囚禁在工地，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花花世界，对于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没有交集。唯一另他们欣慰的，或许只是那每月几千元的收入与妻儿受到汇款后的微笑。

Har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参赞柴文睿谈中蒙经贸

据蒙古国海关统计，2007年中蒙贸易额首次超过20亿美元，达到20.62亿美元，占蒙同期总额的51.5%。2008年上半年，中蒙贸易总额为13.82亿美元，同比增长62%。

这个与中国有着4700公里边境线的北方邻国，目前与中国的经贸究竟是什么状况？存在哪些问题？又面临哪些机遇？就此，本报记者在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采访了在蒙工作多年，熟悉中蒙经济的柴文睿参赞。

连续8年最大贸易伙伴国
记者：如今中蒙经贸总量是多少？贸易结构又是怎样一种情况？
柴文睿：中国已经连续8年是蒙古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蒙贸易额占蒙古贸易总额的50%。今年上半年，中蒙之间的贸易额就达到了20亿美元，去年一年蒙古国全部贸易额加在一起也只有40亿美元左右，可见我们对蒙古国经济的影响。
从贸易结构上看，主要是我们进口蒙古国的矿产品、原材料。铜矿粉是一大项。蒙古国额尔登特铜钼矿是世界十大铜矿之一，这个铜矿的产品几乎全部卖到中国去，每年大概有40——50万吨的数量，这是中蒙贸易的大宗。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投资锌矿、铁矿以及规模比较小的金矿等。
其次畜产品，主要是皮毛。中蒙之间还有一些加工贸易，但是已经逐渐萎缩。比如说服装业，蒙古国没有配额限制，所以过去我们在蒙古国有很多服装加工业。中国加入WTO以后，也取消了对我们的配额限制。蒙古国既缺乏熟练的工人，劳动成本又在逐渐增加，所以我们的服装企业几乎都撤回去了，坚持下来的只有3家左右，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益，都大大萎缩了。
中蒙之间的贸易，中方有1亿多美元的逆差。绝对数量上不大，但是从比例上讲，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贸易逆差是很大的。当然这是结构性问题，因为我们要进口矿产品，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更需要。

记者：回过头来看，中蒙之间的增长速度是多少？
柴文睿：这个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大概每年在13%——20%之间，每年都在递增。2005年贸易额刚过10亿美元，去年全年就已经达到20亿。这与蒙古近年经济发展速度有关，去年达到9.9%，今年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速度可能会放缓一些。
2005年，蒙古国的人均GDP只有750美元，到2007年已经增长到了1200美元，发展速度非常快。去年蒙古国国民生产总值将近40亿美元。我们已经连续9年是蒙古国的最大投资国，连续8年是蒙古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中蒙间的经济合作在蒙古国经济发展中的位置。

矿产合作是大宗
记者：就我了解，在1992年蒙古国刚刚开放矿权的时候，取得矿权十分容易。但是近些年来蒙古国对矿权的限制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国家在在矿产投资方面，通常是采取一种什么形式？
柴文睿：既有独资也有合作的形式。小型的矿产，基本是独资。稍微大一点的矿产，基本上是合作开发。比如中蒙之间最大的合作项目，图木尔廷-敖包的锌矿项目，合股开发，蒙方以矿权入股，我们出资金、技术与人力。当然毫无疑问，产品最终是销往中国。这一点是肯定的，不管跟谁合作，最后产品肯定是销给我们，因为市场在我们这边，更何况是自己参与合作的项目。这个锌矿项目我们投资了4000多万美元，其中我国政府前期注入了2亿多的启动资金，实际上这也是两国政府间的一个项目。

记者：除此之外，中国与蒙古国还有哪些大的矿产合作项目？
柴文睿:除此之外，我们进入的还有一些铁矿、金矿与其他一些有色金属项目，包括非金属的煤矿，都有一些，但是规模都不大。到目前为止，中蒙间合作的主要项目，也就是这个图木尔廷-敖包锌矿项目，这也只能说是一个中型项目。
此外还有石油勘探项目，我们的大庆油田收购了国外一家公司的股份，胜利油田与另外一家私人企业也在进行石油勘探。据蒙方统计，这几家企业加在一起的石油开采量，也就10万吨左右，还不成规模。

记者：目前这些中国企业投资的规模有多大？
柴文睿：据蒙方统计，中国在蒙投资企业有3000多家，投资总额11亿美元，这是很少的。这些企业中，据使馆估计，正常经营的，也就400——500家，包括私营的中餐馆在内，据说这其中还有100多家中餐馆。实际上在蒙古中华总商会注册的企业，也就100多家。
应该说目前上规模的企业还很小，但可喜的是，一些大型的上规模企业正在逐步进入蒙古国市场。比如说中有色建设、大庆石油、中国铝业、华为、中兴、鲁能、神华、华电、中国电网等，这些大型企业在逐步进入与关注蒙古国市场，当然都还处在一个商谈阶段，到现在还没有最终定型的项目。

互利共赢是长远合作的基础
记者：中蒙矿产领域的合作，有哪些互补优势可言？又存在哪些问题？
柴文睿：首先，我们国家现在处于工业化的腾飞阶段，近几年国际市场金属价格走高，中国对资源与能源的需求非常大，我们有市场。第二，蒙古国从经济发展角度讲，也确立了以资源开发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应该说这是蒙古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国家战略。
这就是2007——2021年蒙古国15年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里，前半期以资源开采带动经济发展，后半期靠资源创造的效益再带动其他相关行业发展。因为蒙古国光靠国家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目前来说并不现实。
2003年胡锦涛主席访问蒙古国的时候，与蒙古国总统商定，中蒙之间的主要合作领域，就是资源开发与基建。这是对蒙古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无论从蒙古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讲，中蒙经济之间的互惠互利讲，还是从中国的市场需求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已经具备了对外投资的能力，所以我认为，中蒙之间矿产的开发合作，只是刚刚起步，真正的发展时期还没有到来，我预测至少在5年以后。
我们的企业也有一个准备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具备了海外市场的能力，但是我们从目标上、管理上、技术上、政府的政策支持上，宏观协调上，我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尤其是我们政府的宏观协调。从经济发展角度讲，我们不歧视任何所有制企业，但是从形势讲，我们更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开拓蒙古国市场。这一方面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蒙古国所需要的。
此外，蒙古国在资源开发方面，虽然确定了这么一个战略，但是这个战略是否深入蒙古国人心？未必。蒙古人有一种与生俱来对环境的爱护，从正面讲，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我们农牧民族所欠缺的。但从侧面讲，又过而不及了，他们一味地保护，而不是在开发中加以保护，这就意味着牺牲发展。在蒙古与中国的合作中，还有很强的戒备心理，总是认为中国是在掠夺他们的资源。
这一方面需要蒙古国改变观念，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的企业有序进入蒙古国市场，切实做到互利共赢，决不能搞掠夺式开发，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发展规划，这样才符合双方利益。在目前的发展阶段，靠损害一方的利益去发展，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

记者：您刚才提到两点，一点涉及到的是合作方式问题，第二点是中国宏观政策的扶持问题。就第一点而言，如果现在我们所有的矿产开发都以获得矿权为前提，会遇到很多困难，您觉得用其他方式进入蒙古国矿产市场，是不是更可行？
柴文睿：其实中蒙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多种形式的，不论以何种方式合作，应该体现一个根本原则，就是互利共赢。必须要让蒙方看到实际利益，必须对蒙古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必须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实惠，这样他才会有积极性，否则他对资源过度保护的心理是不会改变的。还要从可持续发展出发搞开发，这就需要我们对蒙古国的环境加以保护。

记者：多种形式合作，请您详细谈谈？此外您对在蒙投资矿产的中资企业有哪些忠告？
柴文睿：比如说合作开发、合资开发、合股开发。我们要摒弃一种思维，蒙古虽然地处中俄之间，但是它并不一定只能与中俄合作，它可以和它国进行合作。事实上，在矿产合作领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要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
中国企业要改变这样一种观点，并不是蒙古国交通距离中国最近，出海口也在中国，中国在对蒙经济上就高人一等。我们一定要树立平等开发的理念。有人认为，如果中国人不买，蒙古国的资源下辈子也卖不出去，我就十分不赞成这种观念。中国不能自己卡自己的脖子，事实上蒙俄合营的额尔登特铜钼矿，几乎全部出口中国，过去我们是从二道贩子手里购买，这说明你要卡是卡不住的，因为我们的市场需求摆在那里。
另外一点，我们要摒弃绝对控股的思维。绝对控股从追求经济利润，从经营的角度讲，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蒙之间有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有蒙古人对中国不信任的问题，有蒙古国国家政策的问题，有蒙古国经济犭虫立与国家安全的问题。超大型项目由中国来控制对方的命脉资源，可能么？尤其是小国，他有自己的安全考虑，有自己的心态。
未来中蒙合作中的一大亮点，靠近中蒙边境地区的奥由陶勒盖铜矿，据说是超大规模储量的一个铜矿，存储量有可能超过智利。还有南部超大储量塔木陶勒盖煤矿，这两个矿的矿权都不在我们手中，但是将来中国要切切实实参与到这些矿产资源的开放中去，只有参与进来，才能达到我们利益的最大化。

5年以后中蒙矿产合作将上新高度
记者：您提到5年以后，中国企业参与蒙古经济特别是矿产开发将达到一个新高度，那如今国内在宏观政策上，在整个中蒙贸易政策上，是否给予了足够的支持？
柴文睿：首先，我们制定了开展国际合作的政策。我们把它简化为“走出去”的战略。但我们要多做少说，走出去是对中国企业的一个要求，不是对外的宣传口号，也不能歧视民营企业，既然鼓励走出去，就要制定一个切实的优惠政策。政府的宏观调控要加强。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仍没有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蒙古更是如此，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措施，不规范的东西依然很多。蒙古国的硬环境很差，这大家都能理解，缺乏基础设施，水电路都没有。蒙古国的软环境也不完善，法律政策多变，服务不到位，甚至相互掣肘，相互推诿，相互设卡，所以要发挥好双方政府宏观协调的职能。中蒙之间有许多机制，例如说政府间的经贸科技联合委员会，也有各个分委会，这些都要切实起到作用。
此外，蒙古国的资源开发战略，相当一段时间还是模糊的，仅仅是今年才确定了一个中长期发展战略。坦率的说，蒙古这几年政治环境不是特别稳定，没能将主要经历放在发展经济上，对投资者来说没有稳定的投资环境，这是最大的问题。
矿产资源由蒙古国国家控股，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的主体经济还是公有制，过去中蒙之间的合作，都是企业对企业，我们无法与政府谈，因为政府手里没有任何企业，所以造成这些年我们开发蒙古国资源缓慢。政府有了股份之后，政府就有能力去协调，那么可以企业与政府谈或者政府与政府谈，或许会更容易些。

记者：最后，请您对中蒙未来5年的经贸前景做一个预测。
柴文睿：中蒙之间的国家关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我们3任国家主席，都前后访问过蒙古国，蒙古国总统也是一样，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有所加强，两国关系涉及到了所有领域。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无疑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是未来两国的重中之重。加强两国的民众往来也是一样。欲取之，必与之，让利于蒙。
我相信蒙古国5年以内可以真正启动资源开发，到那个时候蒙古国就不是又穷又落后了，4年GDP翻一翻，从人均GDP的角度讲，他会很快把中国甩在后面。有些中国人认为蒙古国穷，抱着施舍的态度，再过10年，很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到2021年，中国这点儿投资，蒙古国肯定就看不上了，尤其是小企业，它会给你设定很高的门槛，蒙古人就可以自己投资了。这意味着未来5年将是非常关键的5年。遗憾的是，我们相当多的企业，还处于朦胧的状态，还没有明确的目标。（中国经济导报）

litkt

“2005年间，正元公司在苏赫巴托省开发金矿时，当地的环保警察与县长，经常会来找麻烦。”
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企业在中国国内对生态环境负债累累，蒙古国的环保警察对在蒙古国的中国企业那是“找麻烦”吗？

左倾右派

“我相信蒙古国5年以内可以真正启动资源开发，到那个时候蒙古国就不是又穷又落后了，4年GDP翻一翻，从人均GDP的角度讲，他会很快把中国甩在后面。有些中国人认为蒙古国穷，抱着施舍的态度，再过10年，很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到2021年，中国这点儿投资，蒙古国肯定就看不上了，尤其是小企业，它会给你设定很高的门槛，蒙古人就可以自己投资了。这意味着未来5年将是非常关键的5年。遗憾的是，我们相当多的企业，还处于朦胧的状态，还没有明确的目标。”

原来预想中蒙古的发展前景也许是这样，但是在美国股市崩盘，世界经济空前混乱的局势下，蒙古的前途未卜。

litkt

蒙古国既不贫穷也不落后，用GDP计算比较根本就是个错误。

大Q

歧视是有，但这两民工搞得也太神经西西了吧，谁一天到晚没事干了就袭击他们，照他俩的意思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好像也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消息

科尔沁呼

楼主哥们儿你说的也太过了吧。我也到过蒙古，但是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中国民工连乌兰巴托的广场都不敢去去了就挨打要不就挨骂！荒唐。蒙古国人讨厌汉人没错就连我们内蒙古的蒙古人也很讨厌汉人。日本，俄罗斯，新疆维吾尔人，都讨厌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说的实在是太过了，好像蒙古国的人跟中国人有什么深仇大恨是的，还有你说蒙古国人的心目当中中国人就像，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一样，这个比喻不恰当；中国和日本是什么关系啊国仇家恨，日本人曾经侵略过中国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屠杀了中国人，而蒙古国的人只是讨厌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而已。两者的关系怎么可以随变比较呢，说话要负责人啊！其他的写的还算是可以。

老那

这些都是转载的。。。
ps:楼上写的中国民工的遭遇纯属事实。没有过分夸大。
9月我在回二连的车上遇到一帮回家的民工，他们来到ub后直接被拉到了住处，负责人为了安全起见一开始就收下他们的护照，送工地每天都是车接车送。饮食都是蒙古或者内蒙翻译等人去市场买来给厨子，甚至烟都是这样。他们在ub工作3个月，连广场都没有去过。一方面因为没有护照容易被警察拉走，另一方面，到那里真的可能会被打。

老那

蒙古国人讨厌中国不只是讨厌和看不起而已。。。
不知道你在ub呆了多久 或者什么时候去的。
现状就是，他们就是恨中国人，甚至内蒙人。因为老多内蒙人在那边做生意或者做翻译，变相坑蒙古。或者在二连，北京，张家口，内蒙的小混混坑蒙拐骗什么都干着。

我就亲眼在北京动物园地下通道见过操着东蒙口音的几个小伙子刷刀子抢蒙古人的钱。。。

另外，你为什么讨厌日本人？当年日本人对内蒙都做了什么你了解么？
呵呵。。。
当今政府教育机制不容小视。。。

老那

回错了。应该回的是9#的帖子。
不好意思。。。

蓝天雄鹰

9楼的意思是不要过分突出两国人之间的隔阂

蓝天雄鹰

啥时候看到有人在地下通道耍刀子，北京动物园地下通道修地铁被封了有年头了。在那疙瘩玩儿刀子可是找灭啊，很久以前看见过一帮人在那儿摆象棋残局骗人，突然一只脚踩在棋盘上，一看是便衣。那帮人撒丫子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