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龙：“经济至上”摧毁了中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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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至上”摧毁了中国人的生活


作者：俞飞龙

http://www.blogchina.com/20080917604746.html


9月16日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大日子”。

当晚的新闻联播，爆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几乎所有一线牛奶品牌都在产品中添加了一种化工原料，这种色泽与奶粉相似的化工原料可降低成本，同时可诱发多种疾病，由于牵涉品牌有22家之多，且多为全国性知名品牌，所以这一事件牵涉的受害者甚众，估计受害人数甚至可能与整个欧盟总人口数相当，已有网友提议：应把9月16日称为“国殇日”。

这一事件已经几乎引起了所有中国人的愤怒，他们在怒斥无良企业主“坏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一如既往地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是“质监局的失职”导致了这场灾难，一些一直试图用“经济变革”摧毁这个“专制国家”的人，也开始在网上刻意渲染和放大政府的弊端。但也有人在同时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被一些精英所憎恶的毛时代，没有、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并认为，“正是这些改革派导致了今天的恶果，他们用30年时间，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变成了一个个金钱至上的‘经济人’，但现在，他们又用这个结果来证明‘政府’的罪恶，这是不能容忍的，中国人有权利知道这一系列恶性事件的真正真相并最终找到解决的办法”。

也许，有关这场争论最终焦点，依然会落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评价中国长达30年的“经济至上”。最近两年，这个话题被一个个恶性公共事件逐一放大，成为愈来愈多中国人关心的大事。也几乎成为了这期间每一个重大事件的争论落脚点。

事实上，这样的争论，从改革之初就一直存在，一群不愿意放弃社会主义理念的老人，坚决反对这种“经济至上“的改革导向，认为它是一种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甚至“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但这个观点遭到了强硬的改革派的嘲笑，改革派理论家们甚至故意强化当时国家领导人邓的“猫论”，以在社会上突出“经济至上”的价值优势。连本应以“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人生目标和价值所在的大学教授，也被打上了金钱的烙印——“一个没有别墅小车的教授是不成功的”。

“经济至上”扭曲了在世界上享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人的道德，以致有人愤怒地在网上写到，“中国已经进入魔性经济时代”，这篇列举了大量事实、语气激愤的文章，曾在网络上受到热捧，并被多数评论者认为切中了时弊。

一个学者向我抱怨，现在在中国，想做一个正直的人太难了，在现实里，他几乎可以和一个不正常的人划等号。因为一个人如果循规蹈矩，基本就意味着收入有限，而收入有限，就意味着自己是个“窝囊废”。同时，假如你没有合理利用自己的职务去发财，你会被很多人认为是“神经病”，或者是一个有所图谋的“虚伪的人”。

“经济至上”的发展观，必然诱导出“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甚至“金钱是人唯一可信赖的价值”这样的人生观，并由此自然排斥道德本应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可能是因为它在很多时候，成了人们谋取财富的障碍。

有愈来愈多的事例显示，中国人确实对“道德”充满鄙弃，很多人在网上为“用身体换取职位”、或发誓“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人辩护，一些曾是大众生活道德标杆的人物或事例，如雷锋，孔融让梨等，则遭到嘲弄和怀疑，甚至，不久前的地震中，一个放弃学生自己逃跑了，让欧洲人惊讶、被戏称为“范跑跑”的中学教师，也在网络和媒体上广受同情，被称为一个“诚实的人”，而一个在电视节目里指责这种行为的评论人，则被嘲笑为“郭跳跳”，因为他涉嫌拿着一根“道德大棒”鞭打范跑跑。这些行为可能欧洲人都很难理解，因为在欧洲人看来，正是道德使公共生活成为人的一种可能和需要。

30年来，“经济至上”的观念激发每一个中国人去做一个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损害本来就拥挤的环境，并以让人不可思议的优惠到处招揽世界各地的人去那里投资，同时勤劳地，几乎发狂地工作，也许，中国人每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是整个欧洲、北美洲甚至大洋洲三个洲的总和，记住，在全球化视野里，他们大多是在用世界一流的设备在生产。并由此创造出了数额惊人的实物。有人甚至戏称，全世界只要中国人工作，就足以满足所有人都需求了。

但由于理论界有意遗忘了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财富：分配原则，导致中国大多数人虽然也积极参与了被他们命名的改革，但却获利甚微，而中国富人却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尊贵的地位，这一现实已引起多数中国人的不满。

同时，被老一代“社会主义顽固派”所预言的“断子绝孙”的发展方式，也似乎正在开始拉开帷幕，在中国改革的起源地广东，已有大约近两成的新婚夫妇患上了不育症，而此前，这个地方的行政中心广州，则被知名专家告知“50岁以上的人的肺都是黑的”。本次22家奶粉企业都在产品中添加了化工原料，则把大多数中国人都牵扯进来，一些婴儿受害者在几个月前就不得不住进医院，用手术来解除这种化工原料带来的病痛。

一位资深社会问题专家觉得，中国人应该从诸如此类的恶性事件中醒来，不要只是仅仅热衷于指责事件的挑起者，或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为政府，任何时代的社会生活，都是由多种因素和力量平衡交叉构成的，我们在指责这些肇事者的同时，更应该学会反躬自问，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以钱为最大追求目标的人？是不是也觉得“道德”是一个很没意义的东西，甚至习惯了对拿“道德”说事的举动嗤之以鼻，简言之，自己是不是客观上成为了这类恶性事件的土壤？他说，如果中国人学会了这样的追问，放弃“经济至上”的发展理念和人生观，才可能真正在社会杜绝类似的事发生，不再去吃在粪坑里浸泡的臭豆腐或加了化工原料的奶粉，甚至直接用化工原料做成的鸡蛋。我们必须明白，“经济至上”的资本逻辑已摧毁了我们的生活。

中国人会在这次举国憾动的灾难事件中醒来吗？也许，全世界都在害怕中国人醒来，又或者，全世界都在等着中国人醒来。

manos

这叫报应!社会体制的报应.

litkt

原帖由 manos 于 2008-9-19 08:02 发表
这叫报应!社会体制的报应.

这是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

郭于华

为奥运成功举办而欢欣的激情还未退去，“三鹿毒奶粉”事件已提上案头。这又是一次触动人们内心、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以至有人惊呼：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竟然对自己的下一代下毒手！？
暂且不说毒奶粉是由于“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是多么不能自圆其说，也不谈“下毒元凶耿氏兄弟（挤奶户）已经被捕”是如何荒谬可笑（也太低估中国民众特别是网民的智商了吧），人们对“三鹿事件”的共识之一是：这只是“冰山一角”，其下的水到底有多深、有多浑还无法度量。这不，写到这时，刚刚听到“22家奶粉生产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三聚氰胺”的噩耗，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其实听到这类消息已经不太让人感到震惊了，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习惯而麻木，另一方面也多少是预料之中了。
千万别跟我们说这只是“个别”现象、特殊事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我们不知道下一次将是什么（但知道还会有下一次），也揣测不出底线在哪里。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消费者，难道真的需要炼就百毒不侵、千毒不坏的金刚之身吗？而这次的受害者却是新生稚嫩的祖国花朵啊！

稍微回顾一下，近年来我们不断地受到食品安全问题（当然不只是食品安全问题，其背后是什么问题大家心知肚明）的刺激：从“注水肉”到“瘦肉精”，从“掉白块”到“苏丹红”，从“毒粉丝”到“毒大米”，从“二甘醇”到“三聚氰胺”，从“大头娃”到“结石儿”……，层出不穷；而且由此形成一种恶性互动的怪圈：制造毒大米的人当然不吃自己生产的米，可能选择吃面；而向面粉里掺滑石粉大白粉的则可能选择吃大米；造毒奶粉的绝不喝自己生产的奶，或许选择喝豆奶，可别忘了豆奶中毒事件也曾发生；好吧，既然猪肉可能注水或含瘦肉精，禽蛋产品可能有丽红素，那大家就多吃天然的蔬菜水果吧，可是别忘了，菜农却可能种一小块不施农药化肥的菜地自己消费，而把有化肥农药甚至是剧毒农药残留的菜卖给其他消费者。如此，所有的造假者、掺毒者同时也是其他有毒有害食品的食用者。呜呼！难道这是一个造假成性的民族？这是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
我在多年前曾写过一篇《培养精明人的社会》的文章，提到在一个没有规范的市场、合理而有效的制度的社会中，普通消费者就会逐渐趋于“精明”甚至全知全能，否则就只能自认倒霉。而在这种社会中交易成本高得惊人，人们活得不堪其累。工于算计的“精明人”与小人的距离已不遥远，而如今“小人”早已被超越，这是一个盛产恶人的社会。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网上一篇贴子说得好：生产害人奶粉的人，生产伪劣产品的人，可能就是跟我们很近很近的那些亲友，那些没有权势的弱者，那些普普通通的民众。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具体数量有多少，只知道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体，汇聚成一个个小的利益团体，就溶入我们中间，甚至和我们血肉相连，但我们却分辨不出来。他们一方面从来是社会伤害的承受者，另一方面也是道德沦丧的推波助澜者，向正义和良知低头的伪劣商品的制造者、经营者。当太多来自官方腐败的丑恶开始掠夺我们的善良时，加入群体的人也就跟着越来越多，自觉和不自觉、有意识和无意识相结合，终于导致了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集体麻木和对生命尊严的漠视与践踏。……这道理好比众人都砍了一刀的话，谁也不用为死者负责一样。因此，不会有多少人会在良心和道义上背负沉甸甸的负罪感，相反，他们还会心安理得地享受体面工作换来的工资和安稳。问题是：我们是怎么走到这样一条没有诚信、没有声誉、没有畏惧、没有神圣、人人都要为道德的沦丧买单的绝路上来的呢？（《改革内参》蓝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信仰）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使人想起阿伦特所分析的“平庸的恶”——与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激进的邪恶”、极端的邪恶相对应的“平庸的邪恶”。作为这种“平庸的恶”的体现者阿道夫.艾克曼，“一个看上去彬彬有礼的人，他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在艾克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邪恶平庸的活生生的体现：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艾克曼确实没有任何动机，……用通俗的话来说，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所体现的邪恶平庸指的是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邪恶因动机的肤浅而平庸，邪恶的动机是平平常常的人性弱点，这动机人人能懂，并不需要高远深奥的理论解释”（见徐贲：平庸的邪恶和个人在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
多种婴幼儿奶粉含三聚氰胺事件表明，这种“平庸的恶”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肌体，其结果就是整个信任结构的崩塌，就是恶人当道、小人得志，就是相互投毒的社会。

平庸而普遍的恶是如何形成的？有人归结为利益，有人归结为信仰（文化），有人归结为人性，有人归结为制度。在我看来，谋利型权力（争夺利益；放弃责任）所形成的制度条件，造成了制度、文化与人性的恶性互动，致使整个社会相互欺骗、相互“投毒”——商家、厂家欺骗消费者，教师欺骗学生，公仆欺骗百姓，所有人欺骗所有人。于是从官员到民众，从精英到平民，从上层到底层竞相沉沦，加速度地堕落。落到什么时候是底？谁又如何守得住底线？
张五常教授最近说：由经济的高增长证明“中国的整体制度是最好的。腐败没那么严重。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我宁愿相信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可眼前的现实却怎么让人感到不只是“沙石”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结构坏了、烂了呢？



                                                      2008-9-16 23:30

litkt

作者：俞飞龙为什么我认为改革精英是真正罪魁
　　
　　拙作《“经济至上”摧毁了中国人的生活》、《再谈奶粉事件：牛根生的谎言毫无智商》见于网络后，得到了很多网友支持（在此表示感谢），但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提到了几种不同看法，比如认为“文章避重就轻，在为制度或贪官开脱”，或认为“文章对张维迎、高尚全、厉以宁、周其仁、茅于轼等改革精英不公”，或以 “西方也‘经济至上’了，但没出现类似事件”为由，认为“现在举国疯狂，错不在我们实行了‘经济至上’，完全是因为制度的漏洞和缺陷所致”。
　　把任何恶性事件的原因都推到制度身上，这是中国部分以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群体持续了近60年的毛病，说的难听一点，这个指向使得我们对于一些事件的认知，往往陷入矫情、肤浅、偏执、宣泄，甚至被带入一个价值陷阱而误导整个社会。
　　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如官僚主义、不作为乃至贪污盛行，但可能那些反对我观点的人也同时觉得，现在的制度再差，也好过30年前，那么，为什么三十年前没有这么多贪腐败污？没这么多道德败坏坑蒙拐骗？没有化工奶粉、毒大米、地沟油、苏丹红、粪坑浸泡的臭豆腐等等诸如此类令人发指的事件……所以，如果我们真想探索真相，就有必要尊重客观，抛弃偏见，不应简单从头到尾把一切都归于制度，由此使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真相，让诸如此类的事件继续损害我们的生活。让真正的真凶继续在社会推波助澜。
　　制度于一个社会确实很重要，但它远远不是一个时代的全部。此外我还想提示一句，中国目前的制度虽尚有诸多不足，但于食品安全这块，却并非无法可依，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制度相当完备，事件发生后，我们也不需要另立法律，才能使这类行为得到应有点法律制裁。这套完备的食品安全生产、监督机制爆出“化工奶粉”的最真实的原因在于——无论是生产的人，还是管理的人，以及政府相关机构责任人，都在围绕 “经济和效益”思考，加上社会大环境所导致的道德和责任缺位，在“稍微加点不会有事，但却能实实在在降低成本”之类的侥幸心理下，往奶粉里加三聚氰胺遂几乎成为一个行业的潜规则。
　　我们现在的大环境是什么？人人向钱看，也可以说是“人人不得不向钱看”。这样一个与人的价值和社会发展目的背道而驰的精神指向是怎么产生并最终包围了我们的？这个现在中国几乎人人都在抱怨的结果，就与一系列改革精英30年来为我们提供的有关社会发展和人的价值的观念不无关系。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简单解释： 30年前的改革共识，在于我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意识到，在当时的管理水平下，用国家统筹一切的方式不利于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展生产力，于是政府有限接受了“市场”这一概念，开始逐步放弃计划经济，把愈来愈多领域的发展权利交给社会，允许私人、团体乃至境外资本参与，用“市场”来调节资源，试图以此形成一个有益于激发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但诸多改革精英，却在此期间，把改革一步步引入歧路。逐步在中国诱导出了一个对资本产生严重依赖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切以‘资本’为中心和标准的”的价值体系。在达到这个目的过程中，他们不但歪曲中国的历史，也歪曲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及流行价值，并按“社会主义不合时宜”这一预设设计和推动了90年代之后的改革。使这期间的改革尤其具有从价值和社会结构两个层面“解构中国”的性质。
　　在4月份博客中国主办的“激辩广东模式”研讨会上，我有这样一段发言：现在我们有很多思维定式，比如“七八年前的东西都是错的”，谁要去肯定那段历史里的某些东西，谁就有被扣上“极左”这个帽子的危险，很有些风声鹤唳的味道……一部全部都错了的历史大家见过吗？就连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我们都能客观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为什么我们一些人却如此坚决地仇恨多次打败列强，把我们带到现代民族之列、让我们拥有了完备工业体系的那段历史？我总觉得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不仅仅只是个认识偏差这么简单，而是，从客观上而言，这种全盘否定的姿态是为了满足社会按符合这些人意愿的方向发展的需要，他们需要这样的价值观来奠定他们一些具体改革主张的合理性。比如解构国企，否定国家发展经济的正当性。解构劳动者的权利等等。
　　
　　在不争论的政治大背景下歪曲历史，为改革精英实施“解构中国”计划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合法性，在厉以宁、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等改革精英的倡导下，一系列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主张粉墨登场：经济增长被等同于社会发展，国企因被认为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而改制，资本被赋予了为劳动者确立价值的权利，甚至公开鼓吹“为了效率，牺牲公平是必要的”。为此，90年代后期，改革派还与被称为“新左”的学者之间，爆发过一场著名的“效率、公平”之争，这也是改革精英首次跳出“专业领域”在“社会公共价值领域”发言，这场影响较大的争论，非常公开地坦白了改革精英一心一意要把“经济人”这顶帽子戴在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头上的意图，悲哀的是，由于当时社会多数人依然被改革精英所描绘的前景所吸引，他们所主张的改革理论对社会弊端依然具有看上去可信、可行的解释力，这个对弱势群体构成权利剥夺的歪理居然最终为大众接受，并没能阻止住改革派的步伐。
　　过分强调“经济”，一切为“经济”发展开道，为“经济”大唱赞歌的结果，是中国社会结构和价值具有了强烈的以“经济”或“资本”为导向的特色，在世俗生活里，“经济”也成功成为个人成功最主要甚至唯一的价值标准（甚至，连学者成功与否也打上了物质标准烙印）。
　　有人说，发展经济天经地义，西方也“经济至上”了，怎么没导致我们现在这样的精神处境？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首先，这种“一切向钱看，一切以钱为标准”的精神困境，西方也有过，我们熟悉的《一袋金币》、《百万英镑》、《我的叔叔于勒》、《一根项链》等，揭示的都是这样的精神困境。
　　西方没有彻底抛弃道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他们的基督教传统，这是维系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文化体系，到现在他们中大部分人，也几乎每个月会去教堂，我们今天早在嘲笑“狠斗私字一闪念”了，但直到现在，大部分西方人依然在一些时候，去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生活（忏悔），而中国一直是世俗社会，并被改革派为“走向西方”做舆论准备，提前割断了传统资源（代表作品：《河殇》），将传统文化也打上了落后、愚昧的印记。由此，我们的社会价值（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全面沦陷。
　　第二是二战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观念上的和解（此不同于政治上的对立和冷战），这个和解在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有比其他资本主义地区更为深厚的基础和社会共识，这种基础和社会共识，甚至导致欧洲在6、70年代爆发过轰动一时的“红色浪潮”，而北欧则干脆整体走向了“社会主义”。
　　也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压力和影响，西方才真正走上了现代民主之路，逐渐有了福利制度，遗产税乃至范围愈来愈广泛的选举权，而之前，甚至直到上个世纪 50年代初期，在“最自由民主”的美国，黑人在公共汽车上，在白人没有完全有座位的时候，不能去坐座位，到六十年代，黑人还不能与白人同校。
　　我这里要特别提提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行了的遗产税，遗产税的征收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承认财产的创造是社会公众参与的结果，具有公共属性，所以，财富创造者在死后，大部分财产应充公，由全社会支配使用，这个政策实际是认同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部分见解的结果。我希望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制度持续实施100年后，这个制度所在国是不是就自动过度到社会主义了？另一个问题则是——大家可以去查查，有多少个发达国家在实行这一制度。
　　但是，我们被改革派精英刻意灌输的观念却是，社会主义过时了，“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噩梦”，拜改革精英30年努力所赐，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在思想里几乎自动屏蔽了社会主义，一提起社会主义就“深恶痛绝”，似乎不深恶痛绝一番就会表示自己“不正常”，这是一个民族多大的悲剧？我曾很苦闷地告诉一个朋友，中国真象网上流传的“城里人乡下人”段子里的乡下人，城里人在用纸擦屁股了，我们还乐呵呵地用它擦嘴——国外已经在限制资本权利、不断用社会主义理念来改造社会了，我们却在又一个所谓的历史机遇前，开始为资本高唱赞歌。并认为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我最不能宽恕改革精英之处在于他们在新的社会发展方案中毫无顾忌地放弃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是我们民族已经取得的一大文明成果，内涵着劳动者在社会和劳动中的地位，财富的公共性质及否定资本具有剥夺他人权利的特权。而几乎是在用18世纪的观念来解释劳动、财产、分工、社会发展等诸多对我们生活和社会走向构成重大影响的概念，以致在今天，资本已经主宰对他人的劳动分配，绝大部分劳动者沦为一个经济元素，在工作中陷入“被异化”的处境，甚至我们中的很多人还开始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的这种权利，认为“资本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功臣，资本为我们提供了劳动机会”，真是这样吗？资本是为了盈利而雇佣工人的还是因为要解决社会就业而雇佣工人的？——我们已经被颠倒黑白到如此荒唐的程度！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提“民主、自由”，殊不知，就在被他们嘲笑的社会主义价值里（甚至已经明确写进了《宪法》），有比现在西方更彻底、不单单只有政治民主，还包含了对人人平等的法律认同也即经济民主。
　　这是几千万先烈用生命换得到一个文明成果。
　　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争，应该是中国人用战争这种最残忍、最惨烈、也最有说服力的方式来决定未来中国走向的一次全民公决。也许，这几千万先烈，并不能像一个学者那样去清晰地描绘社会主义这种制度，但这种制度的基本价值：直到今天也在世界范围享有崇高位置，也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血液之中。但我们的改革精英，根本就对这一价值没有起码的敬畏和尊重，根本就不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相，或者真正真相，而是按“社会主义是一种过时的专制制度”的预设来安排了这场改革。
　　因为社会主义在具体执行过程出现了失误，甚至酿出过悲剧，我们就彻底抛弃这套价值，把“脏水和婴儿一起泼了出去”，张灯结彩重新迎接资本的回归，为资本竖立起一个让全体中国人顶礼膜拜的神坛，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逻辑推理！这是一场多么壮观的时代悲剧！
　　我曾说，我并不喜欢爱骂人，我实际很希望赞美人，我的文章也赞美过不少人，比如遭人非议的郭台铭、张宏良，甚至在一些“高大全”眼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我都赞美过，我甚至也不排斥资本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不排斥用“市场”原则去调剂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但它们都该有一个重要前提——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即不能让“资本”、“市场”成为剥夺、践踏他人权利的工具。很可惜，很多知名学者已经越过了这个底线，我实在没办法为他们唱赞歌，这次我所点名的这几位“学者大员”，他们误导整个社会，或为资本大唱赞歌，或为国企改制鸣锣开道，或不惜激起众怒为贫富悬殊提供另类解释，或赤裸裸为富人得到社会更多保护摇旗呐喊的壮举，早在社会广为流传。
　　在传统价值被解构，为国家奉献的价值被解构的情况下，改革出一个对资本产生严重依赖的社会结构，进而衍生出以“金钱为标准乃至唯一标准”的社会价值。必然致使道德观念日益淡漠，人的行为异化，因为说到底，多数人的行为是由社会流行观念决定的（关于这一点，行为心理学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系统阐述，有兴趣的可在网上查阅），于是，我们生活里也顺理成章地有了毒大米，苏丹红，地沟油，粪坑发酵的臭豆腐，化工奶粉乃至假鸡蛋。
　　所以，在化工奶粉这一事件上，别跟我扯什么制度，这是一种绝对托辞，在这一事件上，制度并不缺位，而是责任缺位；为什么责任缺位？因为道德缺位；为什么道德缺位，是“人人向钱看”、“人人不得不向钱看”的大环境挤压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大环境，是因为“经济至上”的发展观，催生了对资本产生严重依赖的社会结构，并进而衍生出了“以金钱衡量人生” 的价值观、再进而衍生出了“用金钱几乎可以无限获得个人需求”的社会价值和服务体系，这些价值体系和服务体系又反向以“现实”的方式强化和证明着“以金钱衡量人生” 的价值观；这些社会结构、发展观、人生观、价值体系来自何处？改革理论；谁提供或在鼓吹这个理论，答：正是这些改革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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