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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4 00: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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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钢铁工业的破坏和对立面的斗争及现状
魏 一
◆邓对七十年代中期钢铁工业拉不上来的说法◆
◆第二次大跃进中冶金部对我国钢铁工业的贡献◆
◆钢铁工业的成就正源于邓匪深恶的大批判开路◆
◆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必要性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发展地方中小钢铁的必要性、必然性和伟大前途◆
◆七十年代中期钢铁上不去的人祸正是邓匪破坏◆
◆王君绍是谁的宠儿？邓小平匪帮的棍子◆
◆邓匪复辟后的钢铁工业，劳民伤财的宝钢◆
◆宝钢的预演，从武钢的一米七看红色买办◆
◆宝钢：“红色买办”给外国垄断资本的见面礼◆
◆总工程师周传典的批判◆
◆倒打一耙，尽量夸大，所谓损失2800万吨钢◆
◆第二次大跃进中攀枝花钢铁厂的成功和经验◆
◆首钢的曲折和第二次大跃进中的飞速发展◆
◆第二次大跃进中地方中小钢铁厂的大发展◆
◆邓匪复辟后，地方中小钢铁厂遭受的摧残◆
◆重搞无米之炊，对矿山建设的再次摧残◆
◆对于1975年钢铁座谈会的不同说法◆
◆比较，以及在曲折中发展◆
◆第一钢铁大省，河北◆
◆江苏和山东在曲折中前进◆
◆全国各地方钢铁工业的规模◆
◆中国钢铁工业的巨大潜力◆
◆为什么毛主席在相当长时间里不打倒刘邓◆
◆反对中小工业的真正目的是复辟和奴役地方◆
◆我国现有钢铁工业的殖民地性和危机性◆
◆展望◆
◆邓对七十年代中期钢铁工业拉不上来的说法◆
根据邓小平帮提供的数字，1975年和1976年我国的钢产量都低于历史最高水平拉不上来，这可以相信是事实。然而是谁的责任呢？邓小平匪帮历来像赫鲁晓夫那样，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罪责推给别人。尽管1975年邓小平主持了三个多月的国务院工作，却把早在1974年八月就拉上来的经济归功于自己。甚至他自己在江西劳动时，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大发展，也设想出种种“理由”毫不知耻地归功于自己，倒打一钉耙，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跃进说成是破坏生产、破坏经济，把科技大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说成受到了严重破坏。
七十年代中期钢铁工业拉不上来自然也是这样。他们的说法是：问题出在“四人帮”。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一种不光明的说法。后来他们觉得时机成熟，果然提出“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把罪责直接算到了文化大革命头上。不过经过十月阴谋，打倒了“四人帮”，我国的钢铁生产还是没有拉上来，尽管我国钢早已达到了3000多万吨的生产能力， 1977年仍然只生产了2374万吨，低于1973年的历史最高产量2522万吨。
邓小平帮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按他们说法“四人帮”是如何破坏的呢？邓当时又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外因论”。
据他们篡夺把持的红旗杂志1978年第六期特约评论员文章，《大破外因论，坚持高速度》说：
“四人帮”一伙搞外因论，首先是个政治阴谋。他们在冶金工业部的那个亲信，伙同冶金系统的反党帮派，把钢铁工业搞得一塌糊涂，造成了新的徘徊，却倒打一钉耙，嫁祸于人，胡说什么：钢铁上不去，主要是综合平衡没有搞好，煤、电、运供不上。猖狂叫嚣：“生产完不成计划，讲原因，首先要找国务院、计委”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领导同志。这是他们破坏冶金工业的毒计，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手段。
这儿没有点名，我们并不明确“‘四人帮’在冶金工业部的那个亲信”究竟指谁，和“四人帮”是不是真的有关。反正有一点大家都知道，只要谁反对邓匪小平，反对他的党羽，毫无例外都要扣上一顶“四人帮”的帽子。按理来说，“四人帮”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有多大的错误或罪行，反正只有四个人，而且历来以不能团结大多数为人们所共知。毛主席批评江青时也说，为什么不能团结大多数中央委员呢。可是到了邓小平匪帮那儿，“四人帮”成了万金油，到处都可以擦一下，只要和自己意见不一致，就是“四人帮”，以至于抓“四人帮”时，就不是抓四个人，辽宁省委的毛远新也被抓了。后来又揪“小四人帮”，打击排挤了吴桂贤等人，再后来抓“帮四人”，打击了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甚至连亲自去逮捕“四人帮”的汪东兴也毫不例外。陈永贵也被扣上了“反对中央领导同志”、“极左”的罪名。其实所谓的“中央领导同志”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胡乱邦”。胡乱邦算什么“中央领导同志”呢？陈永贵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呢！而胡乱邦从来就没有当过政治局委员，不过是一个紧紧追随邓匪集团的小走卒，被撤掉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反对陈永贵才是“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呢！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的冶金工业部部长是陈绍昆，这位陈绍昆，1921出生，江苏省宿县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历史上他有没有军功就不说了，不像邓小平匪帮和一切走资派，动不动就大谈自己的“光荣历史”，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国民党的代理人。1970年 6月，陈绍昆调任冶金工业部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就是被认作为“四人帮”在冶金部的党羽并在后来撤职的。也不知道是否真是“四人帮”，但显然那篇评论员文章说的就是他了。但我们知道，十月阴谋时他没有被捕，继续当他的冶金工业部部长。从姚文元的日记看，对他也并不信任。他在批邓时揭露出了邓小平集团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邓小平匪帮也讳莫如深，从来没有透露出来。也不知道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和冶金工业上不去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说邓小平集团在煤、电、运输上卡了冶金部。因此，说他反对邓小平集团是事实，要说他是“四人帮”，至少华国锋等人当初还不这样认为。反对邓小平的人多了，包括华国锋都是“四人帮”？！邓匪出来不久，对于十月阴谋还不满足，就开始了所谓的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到1977年6月他就被罢官了，由唐克接任冶金部长，可是1977年全年的钢铁生产没拉上来，邓匪还是要他负责。除此以外他还受了留党察看处分，从此以后被看作“四人帮”的亲信，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工作。
◆第二次大跃进中冶金部对我国钢铁工业的贡献◆
先不说1974年以后作为冶金部长的陈绍昆，对于钢铁工业上不去有没有罪责？什么样的罪责？多大责任？首先应该肯定，冶金部在文化革命胜利结束以后的四年里，第二次大跃进的1970到1973年，对于我国的钢铁工业立有很大的功勋。即使根据邓小平匪帮提供的数字，那一段时间里我国钢铁生产直线上升。在短短四年间，生铁产量由1969年1280万吨猛增到2490万吨，几乎翻了一番，平均年递增18.1%；钢产量由1333万吨猛增到2522万吨，猛增了 89.2%，平均年递增17.3%；钢材产量由926万吨猛增到1684万吨，猛增了81.8%，平均年递增16.1%。不能说没有组织、没有直接领导者的功绩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如此大成绩的取得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下获得的，没有斗批改一切无从谈起。就是这个原因，使得邓小平匪帮永远不能放过冶金部，要不惜一切手段予以打击。这段时间里，冶金部在报上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大批判文章。冶金部一直在批判“抓中间，带两头”大打矿山之仗，正是这，才促使我国钢铁工业迅猛发展。除此以外冶金部还批判了条条专政，拥护党的两条腿走路方针，积极地支持地方发展自己的中小钢铁厂，1976年1月24日甚至还专门决定在计划司、钢铁司、矿山司和基建局内设立地方中小企业处（组）。没有这一些，我国就没有1970年到1973年那四年的钢铁工业迅猛增长。另外那时我国钢铁工业的建设也非常迅速，首钢和攀钢就是典范。
七十年代中期鞍钢的生产一直拉不上来，但鞍钢决不是从来就如此，也不是始终如此，下面会说到1976年批邓时，鞍钢的生产虽然仍没有完成计划，但上半年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唐山大地震后九月份也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同一个陈绍昆当冶金部长，1973年鞍钢生产的钢材、钢、生铁、铁矿石，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加了37%到百分之90%，比解放初期的1949年增长了56倍到 123倍。几年来，鞍钢还为国家增加了成百个钢种和上千种新钢材，填补了我国冶金工业的空白。为国家积累的资金，可以再建设一个鞍钢。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不是产量，而是生产能力，那时我国的钢铁生产能力比钢铁产量增长还要快得多。那下面就会说。
即使七十年代中期，冶金部也不是没有功绩，尤其要指出的是他们对“大打矿山之仗”又有了创造性的发展，提出了“找富矿，抓精料”的方针。他们指出我国石油工业能够高速发展，就是打破了“中国贫油论”的枷锁，驳斥了“陆相沉积无油论”而赢来的丰硕成果，同样我国幅员那么辽阔，难道就找不出富矿来？世界上于六十年代新发现火山岩型的富铁矿，就突破了“火山岩无富矿论”的老框框。我国含铁石英岩分布范围很广，虽然已知含铁层较薄，但形成富铁矿的地质条件还是具备的。勘探也已经证明我国存在着富铁矿，必须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成矿规律，探索出找富矿的方向。为此还得改进富铁矿的勘探技术。我国历来以简易的磁力探矿为主，发现的大多是贫铁的黑矿，必须尽量采用先进探矿技术，把地质勘探和物理化学探测结合起来，采用重力法寻找大而富的红矿。另外要搞好粉碎、选矿、烧结，抓好精料，提高效益，降低消耗。——这一方针是对头的。这是我国工业“以钢为纲”的第三阶段。说了就做，1975年1月15日冶金部发出《进一步加强北方富铁矿找矿和研究工作的通知》。9月 25日冶金部提出《关于加强富铁矿地质工作的初步设想》。10月23日冶金工业部召开红矿选矿技术攻关会议，确定进行磁—重，磁—重—浮，弱磁—强磁—重力联合选矿流程的工业试验。对于主张依赖进口矿石的刘邓集团来说，这些自然就算不了成绩了，或许还是罪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冶金部的成就正源于邓深恶的大批判开路◆
以上这一些，正是邓小平恨之入骨的。甚至发表这些观点的自然科学杂志也被打成了“四人帮”、“极左”予以取缔，已发表的统统秘密销毁。因为反对建设矿山，提出什么“抓中间，带两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刘邓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鼓吹“先建厂，后找矿”，“建高炉，逼矿山”，“主动创造不平衡，促进生产力发展”，美其名曰：“抓中间，带两头”，搞“无米之炊”。他们还提出什么“开矿不如买矿”等等。结果恰恰是“砍两头，卡中间”，严重破坏了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下面将有一系列例子，如首钢等来证明文革前他们这一方针对我国钢铁工业的破坏。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冶金部批判了这些谬论，指出：从生产的客观要求来看，发展钢铁工业，要从原材料搞起。钢铁工业的原料，就是铁矿和其他辅助原料矿。有矿才能炼铁、炼钢，有钢而后才可以轧材。矿山发展了，才能供应数量足、质量高的矿石，使高炉吃饱吃好，生产更多更好的钢铁。因此，矿山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直接决定着钢铁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矿山是钢铁工业的基础。不搞矿山，只建高炉，就是搞“无米之炊”。如此高炉再多，钢铁工业还是不能迅速发展。在六十年代初的下马风里刘、邓、陈就是首先大砍矿山，造成许多钢铁厂吃不饱，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使得钢铁产量大幅度下降，造成了十年徘徊，连带着以钢铁为原料的工业也产量下降，铁路建设等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我国的钢产量，经过三年大跃进，从1957年的535万吨，猛增到1960年的1866万吨， 1961年猛降到86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1962年大部分铁路建设和其他最最低限度需要的建设都停顿了下来。经过十年徘徊，到1970 年第二次大跃进中才恢复到1800万吨。钢材也是一样，由大跃进的1960年的1111万吨猛降到455万吨，1970年才结束十年徘徊。依靠矿石的生铁更是如此，由1960年的2716万吨猛降到1961年的1281万吨、1962年的805万吨。1963年全国各项工作大多数好转，但生铁产量继续下降只有741万吨，几乎下降到了四分之一。一直到1970年才恢复到1706万吨。以后由于大打矿山之仗加上办小钢铁等，生铁产量增长得比钢快，1972年达到2355万吨，超过了钢产量。陈绍昆就是在1970年当上冶金部革委会主任（冶金部长）的。
发展钢铁工业，必须注意钢铁工业内部的综合平衡。避免主要生产环节相互脱节，这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之一。平衡历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历来主张积极平衡，反对消极平衡。但要达到积极平衡，就必须狠抓薄弱环节，用哲学的语言说就是抓主要矛盾。在钢铁工业内部，矿山、冶炼、轧钢这几个主要环节中，一般来说建高炉较易、较快，建矿山较难、较慢，矿山常常是薄弱环节。建矿山，先要从地质勘探搞起，探明一个矿的情况，需要一定的时间。矿石的采掘量和运输量很大，炼一吨钢要挖、运十几吨石头。铁矿石采出以后，大部分还要经过多次破碎、选矿、烧结，变成精料才能入炉。而且矿山大多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要修筑公路、铁路，电站，需要的投资比较多，建设周期也比较长。建设一座现代化高炉只要几个月，而把相应的矿山搞上去，比建高炉的时间却要长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狠抓矿山建设这个薄弱环节，把客观上较难、较慢的矿石生产搞上去，才能实现主要生产环节的综合平衡，使冶炼和轧钢等设备充分发挥作用，达到增产的目的。
可是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在大跃进的时候，歪曲积极平衡，人为地制造不平衡（公平地说：当时有一些不平衡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不能全怪刘邓），后来又倒打一钉耙，把自己一手制造的不平衡归罪于大跃进，归罪于“积极平衡”，在文化大革命受了批判后又怀恨在心，一直妄图反攻倒算。我们不管陈绍昆有没有错误，也不问如果有的话是什么错误，多大错误，但是应该肯定，冶金部在文化革命以来的斗批改中，批判“抓中间，带两头”，“大打矿山之仗”没有错，而是重大的功绩。方向是对头的。后来提出“找富矿，抓精料”更是创造。
刘邓路线在矿山工作中还片面地搞大矿，轻视中小矿，认为“小矿星星点点，不解决问题”。这是他们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决定，决定了他们历来搞“高度垄断”、“条条专政”，反对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反对群众运动，反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反对两条腿走路，反对社队企业和农村工业化。这一罪行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肃批判。大批判认为：根据地质资源和其他方面的条件，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大型矿山，是保证大型钢铁企业的生产所必需的。同时必须大中小相结合，多搞中小。只有这样才能使矿山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小矿不解决问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大和小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小可以变大，积小可以成大。有些大型矿山，也是从小规模逐步发展起来的，或者是许多中小型矿山组成的。全国各地办起一大批中小型矿山，就可以起到好多个大矿山的作用。中小矿山设备简易，投资不多，便于土洋结合，大家动手，建设周期短。省、地、县、社都能办。大中小结合，多搞中小，才能充分发挥各级办矿的积极性。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赢得矿山生产建设的高速度。在这方面河北省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成了全国的典型。下面就要讲，现在河北成了钢铁大省，不能说不是得益于大跃进开始并在文化大革命确立的这一方针。
如当时河北武安县根据本县的资源条件，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办起了五十多个小矿点。1970年第二次大跃进开展不久，就生产了近百万吨的富铁矿。邯郸冶金矿山公司，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毛主席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中小矿同时并举，土法、洋法一齐采用，七十年代初就建成大中小铁矿十多个，中小型选矿厂三个，铁矿年产量1970年比1965年增长三倍，成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矿山的一个榜样。正由于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才有了河北省的钢铁工业大发展。其他大中小矿山一起上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安徽繁昌县，自力更生办起了二十二个小矿山，不但满足了本县钢铁厂的生产需要，还支援了一些大钢铁厂。事实证明，多搞中小矿，不是“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了大问题。1970年我国铁矿石产量比1969年猛增了48%，选矿，烧结和矿山运输能力也相应提高。全国先进单位还有黑龙江省，山东烟台地区，江苏镇江地区，江西丰城县，广西陆川县，广东杨春县，山西晋城县，河南济源县等等。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在这儿举个例子。1971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冶金部写作小组的大批判文章《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批判刘少奇破坏“以钢为纲”的罪行》，文章说：
1961年到1962年刘少奇和薄一波等再一次跳了出来，攻击“以钢为纲”“挤掉了其他”，叫嚣“钢铁生产必须下马”，公然利用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对钢铁工业特别是大跃进时发展起来的“小土群”、“小洋群”大砍大杀。
刘少奇一伙一贯仇视“小土群”大砍中小钢铁企业，有的人也看不起小企业，一眛追求“大洋全”。
应当看到在一定条件下，小可以变成大，土可以变成洋，我国许多大型钢铁企业是由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即使新建大型企业，也是分期建成的。许多中小企业，经过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产品质量和技术经济指标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某些大型企业的水平。有些土法上马的小厂子，也搞出了“高精尖”的产品。贯彻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必须大破“条条专政”。过去刘少奇一伙在钢铁战线上推行“条条专政”、“一家独办”疯狂地叫嚣“我要管起来”、“不准地方管”，竭力鼓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大办“工业托拉斯”，他们把许多地方办起来的中小钢铁企业强行垄断起来，一切统得死死的，上不谋中央，下不谋地方，妄图破坏党的一元化的领导，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变成部门所有制，严重地压制了地方办钢铁的积极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了条条专政，在地方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下，大的老的钢铁基地青春焕发，成百上千的中小钢铁星罗棋布。
这些话写得多么地好啊！全都是事实！正是在大批判开路下，我国的冶金工业才有了新的第二次大跃进。文章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众所周知，邓小平一样有罪责，只是毛主席宽容，还给他改正错误出来工作的机会罢了。
发展钢铁工业大打矿山之仗，还必须反对洋奴哲学，打破洋框框，走自己的路。华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五一八队就是犭虫立自主、自力更生，批判刘、邓的洋奴哲学，创造出了巨大的成绩。1957年五一八队为了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开进了邯邢地区，大打矿山之仗。当时，翻开这里的地质历史资料，全是外国“专家”、 “权威”对这个地区所作出的“无矿”、“矿小而分散，无工业价值”等等结论。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不迷信洋人信实践，用毛主席的“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来指导勘探工作，冲破了“高值异常才有矿，低缓异常没有矿”、“火成岩底下没有矿”、“煤系地层下部没有铁”等洋理论和旧观念的束缚，大胆实践，19年里先后在邯邢地区的9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开展了普查找矿工作，共钻探543000千米，找到大小矿点一百多处，在许多原来认为无矿的地方找到了矿，在许多原来认为只是小矿的地方找出了大矿。到1976年这个队已经探明的铁矿储量，比洋“专家”曾经作过的结论多170 倍。邯邢地区百里矿山的开发，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犭虫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下面我们会说到邢台和邯郸都已经成了巨大的钢铁基地，而且准备合并成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没有大跃进以来，尤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打破洋框框，走自己的路，从而找出了大量铁矿，就没有现在河北省钢铁工业的大发展。如果按照邓小平鼓吹的洋奴买办思想去干，把外国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明，不敢动一根毫毛，那么，邯邢地区丰富的铁矿资源至今仍然会沉睡在地下，也就不会有今天蓬勃发展的百里矿山。
除此以外冶金部还有了新的发明创造。“找富矿，抓精料”是我国工业以钢为纲的第三个阶段。
我国在1958年第一次大跃进运动已提出“以钢为纲”，这是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强调大打矿山之仗是第二阶段。大打矿山之仗实际也是从1958年第一次大跃进就开始的。大跃进中我国的工业发展那么快，一个犭虫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迅速建成，正与大打矿山之仗分不开的。由于发动广大群众找矿，仅仅1958年就发现了大小矿点16万处，其中许多经检查证实是大型矿床。这一成就使我国受用无穷，后来许多地质上的发现是1958年群众找矿的延续。许多矿山正是从那时群众发现的矿点发展起来的。到了第一次大跃进的后期，就明确地提出了“大打矿山之仗”，甚至还提出过找富矿和抓精料的问题，但很快就被刘邓路线扼杀了。不过当时我国工业能力还很薄弱，大搞精料存在着客观困难，许多情况下高炉只能吃“粗粮”。（公正评介，不一切归罪于政治对手。）
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国进入了第二次大跃进，这次毛主席的“开发矿业”、“大打矿山之仗”正式作为促进工业，尤其钢铁工业大发展的国策。再一次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找矿活动。有了第一次大跃进的经验，这一次组织工作比第一次大跃进做得好得多。广大的地质工作者深入农村社队，开调查会，摆矿石摊（展览），普及地质知识，举办训练班，培养了不脱产的地质员，群众找矿报矿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许多大队、公社、县，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群众报矿组织，组成了群众报矿网。有的县还成立了地质队。没有多久不少地方就找出了铁矿和煤矿，为各地建立矿山和地方性的中小钢铁厂提供了条件。也有不少矿山为大型钢铁厂提供铁矿。这在1970年毛主席和斯诺谈话时就说过，得到了斯诺和国际上的公认。在大打矿山之仗中，我国广大矿山的工人不断革新采矿方法，提高掘进速度，增加矿石产量，适应我国的矿石资源，发展选矿技术，研究矿石资源的综合利用。使得我国能够自行设计和制造许多新式的大型矿山机械、矿山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为冶炼工业提供了原料，各地方在发展地方性的中小工业中，也学会了设计制造适合自己需要的中小矿山设备。没有文化大革命、不批判刘邓路线，就没有这一切。因此这一切都是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高度垄断资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970年全国矿石产量比1969年猛增了48%。1971年头五个月又猛增了35%，该年前11个月铁矿石产量比70年同期增长四倍多。小钢铁生产水平大幅度上升，铁矿石、生铁、钢产量增长40%以上。1971年全国铁矿山采剥总量比1970年增长26%，重点矿山突破十年前大跃进创下的最高年产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后期，就明确地提出了“找富矿，抓精料”这一以钢为纲的第三阶段。可惜由于邓走了更大的弯路，邓一复辟就被抛弃了，至今还没有能够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不过后面将要说，河北等钢铁工业搞得好的地方，实际上还是在按这条方针办事，而且并非完全无意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的历史功绩是无法磨灭的。
在第二次大跃进中，通过大打矿山之仗和发挥两个积极性，大中小并举，我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成了三千多万吨的钢铁生产能力，包括一大批中小钢铁企业，为我国钢铁增长提供了条件。各地方也学会了建设工业，培养了技术和干部队伍，在《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等文章里我们已经说过，这是大办中小工业和地方工业的最最重要的成就，人是生产力中第一位的因素，相比之下建起工厂、获得产品还是第二位的。这一切为今后进一步地、大规模地发展工业铺平了道路。没有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培育的大量人才，就没有现在地方工业的庞大，以至于把邓小平匪帮情有独钟的中央大工业都淹没了。
◆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必要性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小矿山和中小钢铁厂的建设正是犭虫立战争，即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一切开始于1958年的第一次大跃进。那时，我国就举行了伟大的大炼钢铁运动。遵照毛主席在大跃进前，在《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实现我国工业化的道路，开始了建设地方中小钢铁厂的热潮。1958年到1960年我国的钢产量能够由1957年的 535万吨猛增到1960年的1866万吨。小高炉起了巨大的作用，1960年全国有一百五十多个专区和市，六百多个县分别建起了1300多个中小钢铁厂，这些中小企业生产的钢、生铁和铁矿石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30%、50%和47%。不但赢得了钢铁工业的高速度，也大大改善了钢铁工业的布局。在大跃进中，我国的大型高炉操作技术主要指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地方上的中小高炉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甚至某些技术指标，如利用系数还赶上了大型高炉。
地方性的中小钢铁厂是从1958年的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开始的。刚开始也尝试了低温炼钢等很小很土的方法，一直到现在还成为资产阶级老爷们攻击大跃进的话题。不管什么样的事实摆在眼前，他们一律不看，只要一提起大跃进时的钢铁生产大增长，他们就说——这是没有用的土钢，即使跟他们说清楚已经扣除了土钢的数字也没有用。因为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以及破坏我国工业化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汉奸本质，决定他们必然要不顾事实地攻击使我国得以建立起自己工业体系的大跃进运动。尽管1958年低温炼的土钢确实没有多少用处，但如果认真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在历史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经历的一个尝试。爱迪生发明电灯试用了1000多种材料，如果谁要抓住他使用过并被淘汰的材料说：“你看，爱迪生就是这样地胡闹，纯是劳民伤财。”我们将怎样看待这种人呢？只能说他居心不良要扼杀发明创造。何况爱迪生最后用的以竹子做的碳丝灯泡也只能点几十个小时，很快就淘汰了，为钨丝所取代，这更可以为居心不良的攻击者作为话柄了。有人问爱迪生，前面一千多次试验有什么作用？爱迪生回答说：“我发现了有一千多种材料不适宜于作电灯泡。”同样，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中，以两条腿走路、大中小结合作为指导方针，还是没有先例的第一次，究竟土到什么样子最合适，没经过试验谁能够下结论。在这一问题上任何专家都不能充内行，因为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我国的国情，做个这样的试验。土钢也并不是天然地质量不好没有用。从春秋末期世界上出现干将莫邪剑，一直到1856年一个大炮工程师贝色麦发明现代炼钢以来，全世界炼的都是土钢。英国的瓦特制造蒸汽机就是用的土钢。洋钢刚传入中国时，质量还不如中国的土钢。所以能够得到推销不在于质量而在于价格低廉。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在探索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时，就不能试一下炼土钢呢？如果说当时炼的土钢质量不好，那不是土钢的本性所然，而是炼土钢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大多数人没有经验。就是那个贝色麦提出转炉炼钢时，一样经过曲折，还被人们骂为骗子。如果说不过几个月，炼土钢就被淘汰了，那也是经过试验有了更好的办法，不然还得进行下去。我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炼铁炼钢的试验，就好像培育杂交稻使用了各种品种，最后却选准了野败那样，谁也不能拿着淘汰的品种否定杂交水稻。小高炉后来越造越大，起了很大的作用。青岛用小转炉炼出了合金钢，也有地方用小转炉炼出了矽钢，并且轧制了矽钢片，制造出了电机。炼土钢的群众运动，最大的好处就是筛选出了更好的小高炉技术，以及培育了技术力量。文化大革命推动下的第二次大跃进培育了大量干部和技术人才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继续。经过一段时间，群众性的炼钢逐渐成熟。质量越来越好。到1960年，煤炭、矿山、钢铁等中小企业已经得到了技术改造。许多小炼铁厂增加了鼓风设备和热风设备，厂内厂外的运输已经由汽车、小铁路或其他各种轨道运输、索道运输所承担。这些企业和1958年草创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了，如果能够真正“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即使为了当时的农业不能不大大减少人员，不能不下马一批，也未必不可以保住一批，并且继续大大地提高中小钢铁厂的水平，使得钢铁产量不致大幅度下降。
可是在1961年和1962年，刘邓路线却以调整为名把我国的地方工业几乎完全打下去了，地方的中小铁矿几乎全部摧毁了，中小煤矿也大批摧毁了。他们叫唤：“要挖地三尺，地平线上不留痕迹。”造成了我国在1961年和1962 年工业的大幅度下降和钢铁工业的十年徘徊。他们攻击的矛头首先就是对着铁矿山和煤矿的，矿山一垮，没有了煤、没有了矿，生铁产量就不能不大幅度下降，这就给他们摧毁大跃进的一切中小工业和地方工业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根据”，客观上也确实搞不下去了，于是整个地方中小工业就成了多米诺骨牌成片地倒了下来。就是中央的大工业也受了严重影响。比如武钢是苏联帮忙在五十年代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当地群众只用了短短的六个月的时间便建成投产了灵乡铁矿使得武钢的高炉提前得到铁矿石得以开炉生产。可是在1961年的下马风中，刘邓强制推行“抓中间，带两头”，反对矿山建设，又大肆反对中小企业的建设，强令“中小矿山要下马”，灵乡铁矿所属的九个采矿场，一下子就被砍掉了六个，产量急剧下降，而武钢的高炉也因原料不足产量急剧下降，甚至不能不处于“保温”状态，一直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开始大打矿山之仗，武钢才真正建成投产。下面还要谈到首钢等例子。
但尽管如此，大跃进中我国的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还是没有白搞，还是为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成就就是在1963年建成了我国犭虫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这为我国今后的工业和科技等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第三世界是第一个。像印度等国家原来的工业底子比我国好得多，却在十几年以后，当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走了第二步，建成了犭虫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后，才初步实现，而且还借了大量的外债长期不能偿还，而我国不但没有借外债，反而还清了抗美援朝的债务，成了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内债的国家。没有这个工业体系，我国就不可能进一步地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工业。
对于建立这个工业体系，地方中小工业贡献了五亿多吨煤炭、二千多万吨生铁（不包括土铁），一千万多吨钢（不包括土钢）至少等于 1957年四年、四年和两年的全国总产量，还有约为半数的铁矿。以山东为例。在全省，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生铁是十三立方米以下小高炉生产的；一吨以下的小转炉几乎生产着全部转炉钢；90％左右铁矿石是小矿山生产的；三分之一煤炭由小煤窑生产的；水泥也有一半的产量出自小水泥厂。同时，这些“小土群”和“小洋群”经过技术改造之后，不仅高产，而且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建设一个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钢铁等材料，周总理在1959年4月18日的二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说：“我国钢产量不足，妨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是如此！要知道1949年我国总共只有15.8万吨钢产量，也正因此必须有个大炼钢铁运动。这个大炼钢铁运动至少为我国建设犭虫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提供了钢铁条件。在1953年到1957年，我国建成投产的钢铁生产能力分别是：炼铁339万吨，炼钢282万吨，速度不可谓不快，成绩不可谓不大，使得我国钢铁生产能力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加了好几倍，但按照这个速度能够在短时间内满足建设一个犭虫立的工业体系所需要的钢铁吗？只怕再过两、三个五年也生产不出来。就是能够生产出来，下面说的固定消耗只怕也水涨船高了，能够用于工业体系建设的又不足了。
注意：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工业体系，不是零星的产品。一个具有一定完整性的有机体。就好像一个农民必须通过突击筹集资金来买牛作为耕畜，而不是每隔一定时间买几斤牛肉。既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体系，那么作为这个体系的各个企业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一个企业建成投产后必须另有企业为它提供各种原材料、燃料、动力，还要有运输系统相配合，以及其他配套工作如提供配套零部件，产品也得有出路，后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就是市场。最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作为工业体系的各个工厂在同一个时间内同时建成，这就是突击。这就决定了建设一个工业体系必须通过突击才能成功。在短时间内，通过大突击大幅度地提高钢铁产量是非常必要的。否则这个工业体系根本就不能建设成功。
1957年生产了535万吨钢，轧制成品钢材415万吨，这些钢材，军队需要一部分、轻工业需要一部分、建筑业需要一部分、直接用于人民生活的需要一部分、农业也需要一点，钢铁本来就是容易锈蚀的，已有设备的修理维护和更新等又需要不少 ——这一些且称之为固定消耗，扣去固定消耗，真正能够用于基本建设的“余额”就不多了。如果按照常规速度仅仅用这有限的“余额”来建设，不但需要极长的时间，企业还只能在长时间里逐个竣工，竣工了又得长期等待其他企业提供配套不能正常开工生产，以致长期闲置。当后一批企业投产后，只怕第一批企业早已腐蚀朽烂了。——这就是极大的浪费。反过来第一批企业锈蚀后，新建起来的配套企业也就失去了服务的对象，又陷入了闲置状态，又要锈蚀。所以如果按照“常规”速度用钢铁的余额来建设，不但时间长，实际上还根本不能成功，国民经济将长期处于开工不足状况，新企业不能不长期等待，这不但是极大的浪费，而且在最后将以建设起来的企业全部锈蚀为结束，以至一事无成。
这些道理，1957年的有些右派是懂得的（这些右派的水平还算高，许多右派可没有他们这种水平）。他们正是以此为理由来论证我国根本就不能建设自己的大工业。结论就是只能去投靠帝国主义。在当时的反右运动中批判了右派的这些论调，办法就是大突击，就是大跃进。没有伟大的反右运动我国也不能建设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来。
正是这个原因，在我国要建立犭虫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就必然要求大炼钢铁，通过突击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提高钢产量，使得扣除固定消耗后，“余额”有大幅度的提高。也要通过大突击把这些钢铁变成各种机器，建成一大批互相配套的工厂。如能这样做，情况就不一样了。大跃进三年，我国大中小企业生产的钢4053万吨（不包括土钢，其实就是土钢也在许多地方用来打制农具或生活用具，顶替了洋钢，减少了洋钢的消耗量），是1957年的7.58倍，扣除固定消耗后，就有数量上比按“常规方法”发展生产多好几倍的“余额”，能够用于基本建设，并在机械等工业上也通过大突击，依靠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大大地发挥爱国的拥护大跃进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这些钢铁变成各种设备，尤其是制造成功我国以前根本不能制造的设备，从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整套工业建成各个企业互相配套而投产。所以大跃进、大突击、大炼钢铁是我国能够建成自己的工业体系的唯一方法。当然这样一来用于固定消耗的钢铁在钢铁生产的总量里所占的比例必然大幅度地下降了。——让陈云去攻击我们轻视和损害轻工业吧！说得客气点，纯是书呆子见识。实际上大跃进中凡是使用重工业原料的轻工产品，如自行车、缝纫机、钟等，增长速度还是和钢铁、机械等重工业等一样迅猛的。在大跃进中我们还第一次开始生产手表、照相机、电视机等。因此实际上“固定消耗”也并不固定，只是增长量并没有用于基本建设的那么快罢了，用于设备维护修理和补充钢铁锈蚀的就不会变。
现在且抛开这一点不说，为了定性说明问题，我们在量上且做些假设（由于缺乏用于基本建设的钢铁数量资料，不能不用假设来定性说明），如果轻工业等固定消耗真的固定，也就是说如果大跃进三年中我国比1957年增产的钢铁全部用于建设犭虫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那么这将为我国的基本建设增加多少钢铁呢？ 1958、1959、1960三年，我国生产的生铁分别为1369、2191、2716万吨，合计6276万吨，比1957年的594万吨的三倍1782 万吨多出4494万吨，光这个数字就是1782万吨的2.522倍，假设1957年生产的生铁有一半用于基本建设，即297万吨，那么这个数字就是 15.1倍，再加上三年，就是1957年的18.1倍。也就是说在三年大跃进中，由于大炼钢铁给基本建设提供的生铁相当于1957年的18倍，如果没有大跃进，按1957年速度计算，需要18年才能提供建设犭虫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所需的生铁。依同样方法计算这三年的钢产量分别是800、1387、 1866万吨钢（不包括土钢），合计比1957年535万吨的三倍1605万吨多2448万吨，如果1957年生产的钢一半用于基本建设，需要12.2 年。考虑到土钢顶替了一部分洋钢用于农具和生活用品，实际需时还要多。钢材产量分别是591、897、1111万吨，合计2599万吨，1957年是 415万吨，按同口径计算需要9.52年。经过这三年大跃进，我国犭虫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大部分的工程已经完成了。后来几年则是将它建成并完善化。由于大跃进三年钢铁和钢材的产量迅猛增长，所以尽管1961年刘邓大刮下马风，我国的钢铁产量和1957年比还要高得多，所以用于续建这一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的钢材数量还不少，比如沈鸿同志的九大设备就是在那个时候制造的，这些建设使得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得以配套成龙，在1963年终于基本建成，1964年和 1965年完善化并大规模地发挥了作用，从而在那几年里我国的工业大幅度地上升。——这本来正是大跃进的伟大胜利，然而刘邓和陈云之流居然毫不知耻地把这几年我国的生产形势大好记在他们下马风的“功劳簿”上了。不过当时刘邓一伙还是回过头来表示拥护三面红旗的，也乘机对反对他们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好人进行反攻倒算。到了1979年，邓小平匪帮才彻底地、无耻地完全叛卖。
仅仅从钢铁积累来看，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就完全必要、功不可没。钢铁还是极易腐蚀的产品，据世界上的统计，一般来说每年腐蚀的钢铁占既有钢铁总量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且假设为四分之一，那么如果我们不是在短短的三年里生产出那么多钢铁的话，而是按照常规走路比如用16年的时间来积累，那么16年以后每年腐蚀的钢铁制品即制造出来的机器设备，将占已经积累起来的四分之一，也就是四年的产量，以后每年都腐蚀四分之一，这样还有完没完？也就是说，正是大跃进，使得我们不仅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大致建起这个工业体系，而且避免了花上十几年才能建设其所需的企业，以至于在连续十几年的时间里新建的工厂总是开工不足，到最后一批企业建成时第一批已经腐蚀。总之，没有大跃进这个犭虫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是根本建设不起来的。
——经济建设必须有突击，一个家庭买个大件尚需要突击呢！何况一个国家。与家庭比国家更需要突击。家庭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把钱存入银行。而国家存的是物资，就以钢铁来说，存起来就难免锈蚀。保管也需大量的人力物力和仓库等。凡是大跃进的反对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肆反对在经济建设上搞突击。我们要问他们，你们家中搞不搞突击？没有一个家庭可以不搞突击，无论平常百姓还是富裕之家，从六十年代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到七十年代后期的黑白电视机、八十年代的彩色电视、冰箱，到现在富豪的大豪宅和汽车，哪一样不通过突击就能置办。穷人穷项目要突击，富豪搞富项目也要突击。大跃进的反对派们会说，经济建设和家庭不同。我们要问：“你们的根据何在？为什么总是不要根据信口开河？”真的不同吗？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任何人都没有经验，他们有什么资格说相同或不同？农民买牛就要突击。资本家办厂，哪一个不通过突击？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资本家办厂由各个资本家自己规划突击，而社会主义国家把这总结为理论，上升为国策。斯大林的两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突击，毛主席更是总结为大跃进。这都是经济理论上的创造性发展。苏联和中国的工业都是这样建成的，使得斯大林和毛主席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个经济学家，他们的实践告诉人们，按资本主义方法两个被认为最最不可能建设起犭虫立强大工业的国家，建起了相当强大的工业。当然他们的创造还不仅仅这些。苏联后来还是让反对突击占了上风。突击是经济建设的正常之路。反对突击就是反对经济建设。所以大跃进中大突击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符合客观经济建设规律的，也是取得了巨大成绩的。没有短时间里的大突击，就不可能建设起我国自己的工业体系。
附表一：大跃进和前后年份钢铁产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及其指数（以1957年为100）
年份 基本建设 更新改造 两者合计 生铁产量 钢产量 钢材产量
亿元 亿元 亿元 指数 万吨 指数 万吨 指数 万吨 指数
1957 143.32 7.91 151.23 100 594 100 535 100 415 100
1958 269.00 10.06 279.06 184 1369 230 800 149 591 142
1959 349.72 18.3 368.02 243 2191 368 1387 259 897 216
1960 388.69 27.89 416.58 275 2716 457 1866 348 1111 267
1961 127.42 28.64 156.06 103 1281 215 870 162 613 147
1962 71.26 16.02 87.28 57 805 135 667 124 455 109
1963 98.16 18.5 116.66 77 741 124 762 142 533 128
1964 144.12 21.77 165.89 109 902 151 964 180 688 165
1965 179.61 37.29 216.9 143 1077 181 1223 228 881 212
资料来源：邓小平匪帮提供。
可以看到大跃进三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1957年的七倍多，大炼钢铁在三年大跃进中为我国的大建设提供了大量的钢铁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群众性的大炼钢铁，没有地方中小钢铁厂的建设，就不会有钢铁工业短时间内的大幅度增产，也就不会有这个工业体系的建成。——陈云大喊大叫基本建设规模太大了，刘邓先是盲目地扩大建设项目，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后来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但是如果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大跃进的建设规模并不大，只有一个项目，一个工业体系，还是“初具规模”的。对这个工业体系的建成，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至少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尽管这个脚手架被刘邓和陈云等人摧毁了，尽管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原本不应该仅仅起个脚手架的作用。地方性的小钢铁厂虽然被大量摧毁了，但这是暂时的，对于我国工业化的伟大功绩则是永恒的。在后来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中地方性的中小钢铁厂的建设又一次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开始了。而目前我国的第三次大炼钢铁，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还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发挥地方积极性、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毛主席的创造，违背了难免受惩罚。
刘邓一伙在摧毁了地方性的中小工业后，由于煤、铁、钢等的产量大幅度下降，造成工业大幅度下降，连中央的大中型企业也受到了牵累，到1962年他们终于沉不住气变得惊慌失措了。刘邓一伙原本一贯只看重中央大企业，并自封为大工业和先进工业的代表，此时也稳不住了，竟然连正在建设并快要完工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也要砍掉，说要做“伤筋动骨”的“调整”，完全向陈云路线和一切反对我国建立自己工业体系的国内外反动派投降了。就像华国锋在十月阴谋后那样地无耻。 ——这就是1962年的右倾。如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和毛主席、柯老、周总理等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我国在大跃进中建设的犭虫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差点被摧毁。国内外反动派大肆攻击大炼钢铁运动，实际上正是刘、邓、陈等人，使得炼土钢长期延续下去。由于大砍大杀，我国许多省、许多地区又回到了“手无寸铁”的地步，炼土钢就不能不继续进行——许多地方的农具和家庭用的菜刀等，一直在用土钢打制。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带来了第二次大跃进运动，各地改变了“手无寸铁” 的局面，土钢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毛主席严肃地批判了他们的罪恶行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把工业都下马了就否定了大跃进，坚决把犭虫立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建设下去并且取得了成功。到那时刘邓一伙就又回来要攫取大跃进的成果了。忽然他们又成了大工业的代表者，而且比谁都重视大工业，反对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还是如故。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国大跃进中搞的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如小水泥厂、小氮肥厂、小水电、地方农机工业等纷纷翻案。毛主席在1965年又明确指出：“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打起仗来要靠它。”当然搞小钢铁厂也不仅仅为了打仗，各地如果没有自己的钢铁厂（即使规模还不大），搞自己的工业就无从谈起，就是能够搞一些，也不过是中央大工业甚至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经过犭虫立战争，即伟大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批判了刘邓路线，地方获得了发展自己工业的犭虫立性，地方工业包括中小钢铁厂就又如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了。
◆发展地方中小钢铁的必要性、必然性和伟大前途◆
在办好大型钢铁企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地方中小钢铁企业，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地方矿产资源，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大搞群众运动，是多快好省地发展钢铁工业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发展地方工业、中小工业和土洋结合的道路，可以动员各地的人力物力，设备比较容易制造、技术比较容易掌握，地方上办得起，便于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土洋结合、由土到洋，由大跃进时的游击战到第二次大跃进的运动战，在邓小平匪帮篡权上台时有的已经开始了阵地战，如果不是他们破坏，决不至于要近三十年，全国大多数地方就都可以走向大规模的现代化阵地战了。——这在陈绍昆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写的大批判文章中已经作了预言，并且指出前途了。
大、中、小本来就是相对的，我国的八大钢铁公司中，鞍钢、上钢、首钢、本钢就是由小到大发展过来的。只有武钢、包钢、攀钢才一开始建设就是大钢铁厂。鞍山算是最大的了吧！但解放前的产量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一百万吨，那时我国冒烟的高炉仅七座，最大的高炉不过 596立米，平炉在50吨以下，电炉、转炉不到 3吨。本溪在解放初期年产几千吨钢、几万吨铁，完全是个小钢铁。按照邓小平匪帮的标准这些厂就必须统统摧毁，“彻底否定”。他们也是这么做的。1975年他们仅仅篡得了部分权力对鞍钢就准备推倒重来——这在下面就要讲。地方性中小钢铁能够利用各地的资源，可以就近支援农业，也就是从农村得到市场，除了为农业机械化服务以外，进一步还可以为农村工业化提供设备和培育技术力量，可以促进地方相对犭虫立的各有特色的工业体系的建立。自然，打起仗来还可以和各地的工业结合，建立起打不烂摧不垮的战略后方。
如南京钢铁厂就是省委主要领导挂帅动员全省七个市、五个地区、一共二百多个企业进行设备大会战。自力更生制造了80%以上的设备建设起来的。江苏省委在1969年做出大规模扩建决定，4月上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建成一项投产一项，生产能力逐渐扩大。不过四年到1972年就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型钢联，钢产量年递增70%以上。1973年产钢32万吨，又增长了14%。山东烟台动员了160多个单位经过几年革新改造，建成了从采矿、选矿、烧结、炼铁到炼钢、轧材的地方性小钢联。
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能够扭转调入粮食，成为粮食输出省就和发展地方小钢铁支援了农业有关。这三省的中小钢铁都搞得比较好。河北每年拿出几十万吨生铁和十几万吨钢制造农业机械，战胜了连年干旱。山东烟台由于建立了小型钢铁工业，1970年全地区生产的农用动力机械比1966年增长了约1.7倍。并用自产钢铁制造设备武装县社工业。使得1970年县以上五小工业比1966年增加了近一倍。河南1965年只有一座中型钢铁厂，第二次大跃进一开始就新建20个小钢铁厂，在1970年初已有十个建成投产，使全省生铁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钢增加50％。新建和扩建45对小矿井有15对已投产。到1972年已有50多个小钢铁厂，生铁产量增长10多倍，钢 1.7倍，地方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多。地方工业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已能制造不少成套设备了。新乡地区建立了小铁厂，一半用于农业，还换回了六套小化肥设备和大批的拖拉机、汽车。邓复辟时已经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机耕面积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灌溉面积达到四分之三，粮食亩产由文化大革命以前的240斤增加到600多斤。山东烟台的小钢联自从1969年投产以后，带动了工业的发展，建立了包括有色冶炼、石油化工、化肥、机械、造纸、纺织、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无线电、仪表等几十个工厂，1976年工业总产值是1965年的4.3倍，1949年的103.5倍，初步形成轻重并举，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到1976年底全专区农用动力达到176万马力，拖拉机1.6万台，基本上实现了脱粒、磨面、粉碎、运输、农副产品加工，渔业捕捞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粮食亩产量在1971年上《纲要》，1975年过长江超过千斤，社员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如果说现在全国的农村中，河北、山东、河南比较好的话，那完全离不开小钢铁，离不开当地地方工业的发展，离不开邓匪复辟时已经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河南省和山东省还是受到刘邓路线严重破坏的穷省。
如果说经过二十多年，在邓复辟前夕，本钢能够由解放初的小钢铁发展成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鞍钢能够从严重破坏的中钢铁发展成年产600多万吨的大钢铁的话，那么再过二十几年，七十年代的地方中小钢铁厂中，为什么就不能涌现出一大批本钢、鞍钢来呢？它们不少规模比解放前的本钢和鞍钢还大得多。就以南京钢铁厂来说，尽管邓匪复辟一再地大肆攻击“小生产方式”，没能取得应该有的成就，但到1996年，铁、钢年产量还是双破100万吨。现在己经发展成集矿石采选、钢铁冶炼、钢材轧制於一体，运输、动力，机修等辅助配套齐全的钢铁联合企业，具有年产300万吨的综合能力。然而这还是小小的例子之一。“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小钢铁厂只要幸存下来，现在大多数已经成为钢铁骨干企业，如邯郸钢铁厂、安阳钢铁厂、济南钢铁厂等，都是年产钢几百万吨的大型钢厂了。邯钢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钢铁，发展成为总资产和销售收入均超过300亿元，年产钢800万吨的现代化钢铁企业。邓匪小平的心肝宝贝宝山钢铁不过600万吨。从这儿也可以看到邓匪的宝钢之劳民伤财。宝钢用了至少300亿元，那时的钱值钱得多，而邯钢是现在的300亿元。宝钢是个无底洞，即使把固定资产折旧算上也要17年才能收回投资，还不包括借的外国高利贷的利息。而邯钢一年的销售收入就相当于总资产。还有更大的下面来说。
1957年我国有十一个省不能炼钢，有九个省、市、自治区手无寸铁。1976年除了茜臧，各省、市、自治区都能够炼钢炼铁了，并建立了中小型骨干钢铁厂。全国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年产五万吨以上的钢铁企业达到五十多个。分布在二十三个省、自治区。建成小钢铁厂五百多个，分布在四百多个县、市。全国五分之一的县、市都有了自己的钢铁工业。此外还建立了数以百计的犭虫立的中小矿山、辅助原料矿山、铁合金厂、小焦化厂，集体所有制的群众性的采矿点更是分布在全国各地。1976年我国中小钢铁厂的钢、铁和铁矿石的产量，分别比1965年增加五到六倍。中小钢铁在全国钢铁工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冶金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广东、辽宁、安徽等十几个省、自治区，中小钢铁厂的钢产量都比解放前全国的钢产量还多，设备和技术力量都超过解放前的全国。从1949年到1978年不过29年，即使不计解放前三年的恢复时期，从1952年算起是26年，如果再过26年或者再多一些时间，平均每个省、区发展到1978年我国全国那样的规模的话，那么就是1978年三千万吨生产能力的二十多倍，那就是七亿多吨，可见这是多么庞大的生产力啊！这在下面将专门讲。
七十年代中期我国地方性中小钢铁的布局已经展开，队伍已经形成。不是说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有的地方钢铁企业生产环节还不配套，不少小型企业技术上还需改造，最突出的还是矿山。可以这样说，任何人只要不是有意地抹杀历史、涂改历史，而是真心诚意地写一部我国的经济发展史、工业发展史乃至科技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他就不能不写一部地方工业的发展史。今天我们不管到那个地方，只要写那个地方的工业发展史就不能不写五小工业包括小钢铁的发展史。不能不写犭虫立战争即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能不写发展地方工业的第一次尝试和取得经验，即不能不写到大跃进。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从小水泥看文化大革命为人民居住大改善奠定了基础》里已经专门论证了。这儿就不多说了。
◆七十年代中期钢铁上不去的人祸正是邓破坏◆
在以上这些事情上，冶金部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确实，一直到1977年冶金部还在批判刘邓路线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反对大打矿山之仗、大搞条条专政、反对地方建设自己的中小钢铁厂以及贪大求洋、崇洋媚外等等罪行。怪不得邓小平匪帮要恨之入骨。
邓小平匪帮没说陈绍昆等人攻击的“中央领导同志”具体究竟是谁？毫无疑问，就是他们自己。历来，即使同样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对中央，“朕即国家”，反我即反党，这种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的老调看惯了。何况邓匪本身早已经被撤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不过是一个不肯改悔的留党察看分子。1978年《大破外因论，坚持高速度》发表时，他留党察看已经为时两年，按照党内历来的规矩，他早就不该是党员了，更谈不上什么“中央领导同志”。
但是通过上述那段文字我们终于明白当时钢铁工业上不去的原因——原来存在着两股势力的斗争，发生了扯皮。一股以冶金工业部部长陈绍昆同志为代表，掌握着冶金工业大权，按邓匪说是“四人帮”，并且必须对于冶金工业负责。另一伙人在国务院和计委里，掌握着煤、电、运输的供应大权，自称“中央领导同志”，也就是邓小平匪帮，不但包括邓小平，也包括他的支持者。按理在其位、谋其政、应当对煤、电、运输负责。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不必负责。
钢铁工业上不去，前者说是因为你们的煤、电、运输供不上。而后者却说你们这是“外因论”，我可以不给你煤、电、运输，可以对此不负责任。但你如不靠“内因”把钢铁搞上去，那就是你的破坏，就是你把钢铁工业搞得一塌糊涂，就是你造成了钢铁工业新的徘徊。如果你要抱怨煤、电、运输供应不上吗？那你就是“外因论”，就是“倒打一钉耙，嫁祸于人”，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领导同志”。就是“破坏冶金工业的毒计”，就“首先是个政治阴谋”，“篡党夺权的阴谋手段”。
把“外因论”作为政治阴谋也不是在1978年。1976年没听他们说过，但到1977年打击陈绍昆以后，尤其在剥夺了发言权以后，邓小平匪帮就肆无忌惮地这样说了。可是却从反面告诉了我们事实真相。《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2日就出了篇文章《鼓吹 “外因论”是个政治阴谋》（简称《阴谋》）。文章一开始就打着主席的旗号说：“1975年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对钢铁工业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文件一开头就尖锐地批判了把钢铁工业上不去的原因归之于煤、电、运输等外部条件的‘外因论’。文件指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邓小平匪帮企图使我们相信批所谓的“外因论”是毛主席的意思， 1977年他们打倒人还要借毛主席的名义。但就根据引用的那半句话，我们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煤、电、运输就是钢铁工业上不去的“一个方面”。显而易见是对负责提供煤、电、运的人的批评。至于“其他方面”是什么问题，也决不能根据邓小平匪帮所说来下结论。他们并没有拿出原件来，也并没有引用原文，就只有这么半句话。甚至我们无法确信毛主席批发的这一文件有没有“外因论”三个字。如果有，邓小平匪帮为什么反而不引用呢？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想起了“571工程纪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
至于陈绍昆本身有没有责任，毛主席有没有批评他，在看到毛主席批发的文件前我们无法下结论。邓小平匪帮不公布就是阴谋。不过《阴谋》里是这么说的：“凡是生产上不去的冶金企业，都要认真检查一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不是落实到基层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原来陈绍昆的罪行是反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知道陈绍昆是不是真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现在谁都清楚，最最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匪帮和一切文革反对派。
这个邓小平说的“重要文件”是指1975年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1975〕13号文件《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据说批评冶金部搞“外因论”的文件，恰恰不是别人，正是源于冶金部。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冶金部上报《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得到了中央的批示同意。现在该文件已经被邓小平匪帮封杀。希望有这个文件的同志能够拿出来让大家鉴别一下，看看文件中所说的“另一方面”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不是邓小平匪帮说的“外因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冶金系统确实很积极，出了不少文章——大概正是这个原因，陈绍昆会被说成“四人帮”在冶金部的代理人。他们是不是否定钢铁生产中存在“另一方面”的原因呢？这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批邓文章。他们明确地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工业生产”、“坚持《鞍钢宪法》，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人民日报》1976年3月24日《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和《在斗争中坚持鞍钢宪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为钢铁生产存在着问题，或者说“另一方面的原因”，但不是“外因论”，正是邓小平之流反对《鞍钢宪法》，重新搬出《马钢宪法》。比如第一炼钢厂1975年生产一度比较被动，对资本主义倾向批得不狠，厂党委到工人中去调查认识并扭转了这个问题后，从1975年十月以来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1975年第一初轧厂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厂党委接受了工人的批评，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使这座老厂出现了一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来冶金部是主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少口头上是吧，对于1975年钢铁生产回升也有和邓小平匪帮无耻地归功于自己不同的看法，而且恰恰符合中央〔1975〕13号文件。197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右倾翻案，促工业生产》则说：要牢牢抓好阶级斗争这个钢，抓革命、促生产“特别要搞好钢铁、煤炭、电力的生产，搞好支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的生产，搞好铁路运输。……（其他措施略），防止有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 ——这儿明确地把钢铁和煤、电、运输联系了起来。这些文章是否正确这儿不做结论，反正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作为另一方面的观点，必须兼听。这些文章并没说除了煤、电、运输以外，钢铁生产拉不上去不存在“另一方面”的问题。这样他们上报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就应该是另一种意思，邓小平匪帮不能不把它封杀。可是在整冶金部和陈绍昆时，他们居然还断章取义地借用这篇文章。只是弄巧成拙，唯一引用的半句话，除了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大知识分子外，反而使有所见识的人们看到了邓匪破坏的一些真实情况。
1977年2月12日报上首先提出“‘四人帮’及其在冶金部的黑干将”，显然已经把矛头指向陈绍昆了，但是还没有出现什么“外因论”。1977年3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大治冶金企业》第一次出现所谓的“外因论”，但还没有给大家说什么是“外因论”。在197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关于一次冶金会议的报道文章《抓纲治钢，尽快让钢铁元帅升帐》，说要把 “‘外因论’，批得臭不可闻。决不能手软，手软等于犯罪，手软就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只是在最最末尾才提到的仅有一次，同样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外因论”，同时还提出“其他战线也要保证冶金企业生产所必需的煤、油、电、运等外部条件。”而在这以前，在1975年，从来就没人提出过什么“外因论”，邓小平匪帮说：“早在1975年，中央就尖锐地指出：‘前一段时期有些人总是说钢铁上不去，是由于煤炭、运输等外部条件跟不上。’‘他们对于钢铁工业内部的问题，则往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而这恰恰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已经知道，这儿所谓的“中央”不过是他们窃取党的名义，这些话他们说过没说过无关紧要，关键是要拿出文件来。看来决不是1975年13号文件说的。在1977年才出现了所谓的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
至于《阴谋》在下面所说的话更是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使我们知道当时钢铁生产上不去的人为原因是什么。邓小平匪帮在文章中说：
“四人帮”这一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在1976年象疯狗一样反扑过来，变本加厉地破坏冶金工业，同时，更加明目张胆地散布“外因论”。他们狂叫乱喊：钢铁上不去，原因在煤、油、电和运输跟不上；钢铁生产完不成计划，找原因，主要在国务院、计委。在“外因论”烟幕弹的掩护下，“四人帮”一伙向党中央、国务院的猖狂进攻达到了顶点。在冶金系统，一时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祸首成了原告，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被诬蔑为罪人。
“四人帮”鼓吹“外因论”一曰：“上面不支持，困难大。”“没有哪个副总理管我们”“使我们工作困难很大，许多问题向国务院汇报没人处理。”
二曰：“计划不落实，缺口大。”钢铁生产上不去的关键在那里？冶金部的亲信攻击说：“首先是煤，煤中有运。”，“电的矛盾也很突出”，“由于上边的官僚主义”，造成原材料“也有很大缺口”。
三曰：“冶金部抓企业无能为力。”
如果陈绍昆的抱怨是错误的，确是政治阴谋，那我们就要问，究竟哪个副总理管了的？是不是下面说的谷牧？可谷牧只是要推倒鞍钢的大高炉搞大引进。他们向国务院汇报过哪些问题，处理了没有？怎样处理？他们说“计划不落实，缺口大。”计划是多少？实际给了多少？为什么邓小平匪帮对这些问题都避而不谈？却要我们相信他们的批“外因论”？！如果确实没有按照计划给煤、给电、给运输，那冶金部自然无能为力了。如果陈绍昆说：“这就好像周瑜为了杀诸葛亮，要诸葛亮造十万支箭，却在原材料上卡他。这是一个政治阴谋，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打击我们，就不惜破坏我国的钢铁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邓小平匪帮将如何回答呢？我们总不能要求陈绍昆也来个草船借箭吧！草船借箭也需要鲁肃提供二十条草船。没有鲁肃帮忙也借不成。冶金部抓企业为什么无能为力下面还会说。
我们实在不知道陈绍昆等人对于钢铁工业上不去究竟有没有责任，有哪些责任，但还是知道，不会因为邓匪怎么说就怎么相信。俗话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煤、电、油、运输反正不是什么“外因”，而是生产必要的燃料、动力等要素。不给人家煤、不给人家电、叫人家怎么生产，不给运输，矿石总不能自己长脚走到高炉中去。无论怎样“发挥主观能动性”，总不可能无中生有，这根本不能算什么“外因论”。现在邓小平匪帮对于1958年大炼钢铁似乎是最最痛恨的了。罪名之一就是“破坏综合平衡”。当时有没有人破坏综合平衡？有！不是别人也正是刘邓一伙。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专门讲到这个：“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可见大跃进时，炼铁炼钢也存在着煤、运输等问题，也存在综合平衡问题，也是出在国务院和计委。现在还是这些人，还是综合平衡，还是煤和运输还加一个电、一个油，却被认为是“外因”，不要煤、不要电、不要油、不要运输就要求把钢铁搞上去。那时毛主席没有把他们作为政治阴谋，而这一次却是道道地地的政治阴谋。既然现在邓小平最最坚决地攻击大跃进“破坏综合平衡”，可见他们对于煤和运输等的重要性原本是知道的。
不给煤、不给电、不给油、不给运输，冶金部当然要“狂叫乱喊”，当然要当原告，邓小平匪帮说什么“祸首成了原告”可是看了他们的文章，我们不能不怀疑会不会是罪人贼喊捉贼，把原告当成了祸首。他们说陈绍昆“向党中央、国务院的猖狂进攻达到了顶点。在冶金系统，一时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祸首成了原告，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被诬蔑为罪人。”他们说的党中央、国务院究竟指谁？是不是又是“朕即国家”？而且这个“朕”还是冒称的。难道他们倒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
邓小平说：“外因论也是‘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一个突出表现，其流毒很深，影响很大，不可低估。有些同志至今还在受它的影响，还没有从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照这样说，到1978年这篇文章发表时，相当多的人还是站在邓匪的对立面，认为正是他们无理并站在陈绍昆一边。按这样说“四人帮”并不孤立，在钢铁系统倒是人多势众的。或者说冶金部始终“人妖颠倒”大多数人不认为陈绍昆是妖，邓匪自己才是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不得人心，还被冶金部的不少人认作妖。邓小平匪帮历来就是乱扣帽子的，谁反对他们、谁拥护文化大革命，谁就是“四人帮”。看了邓小平匪帮的文章，我们至多只能说陈绍昆是文革派，并且积极参加了批邓。邓匪在《阴谋》里说：张春桥曾经说过陈绍昆“也是受压的，要同情他，支持他”。这大概就是最最重要的“证据”，但是除了说明他受压以外还证明了什么呢？充其量说明张春桥同情他，也想拉拢他，并不等于他就是“四人帮”了。只要他受压是事实，张春桥同情他也是无可非议的，决不是什么罪行。邓小平匪帮又说陈绍昆：“赶忙就冶金工业发展问题编造了一个诬蔑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送给张春桥。”这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四人帮”，批邓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只能说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从邓小平匪帮所说中，我们看到陈绍昆认为正是他们破坏了我国的冶金工业，我们决不能因为邓小平匪帮说他是“黑材料”就认为是黑材料，如果他说得无理的话，为什么不拿出来让大家来鉴别？邓小平匪帮又指责他说他们“口喊加强、支持，实则打击、拆台”，他们对他是不是打击不是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吗？如果以前没有打击过他，为什么不把他说的打击的理由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有理没理呢？按照党章，处分党员，党员有申诉的权利，他邓小平当初受批判，还让他申诉了呢！可是除了对自己当逃兵作了辩护以外，他只是保证“永不翻案”。
文章的下面就是光扣帽子了。如：“看不到内部潜力，看不到群众积极性，看不到有利条件，看不到光明远大的前途，光埋怨左邻右舍，不找自己差距，一味地等靠要，一讲引进技术，又忽视自力更生，不发动群众挖革改，社会主义工业必然要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云云。——其他没有什么内容。
真是好玩！别的不说，“忽视”自力更生，只讲引进技术的不就是邓小平匪帮吗？原来文革派、“四人帮”不是闭关锁国，不是不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倒是反对自力更生，只讲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还有，原来现在不是只有资本主义的黑猫、白猫才能够抓住老鼠了，倒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必然要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所以不要煤、不要电、不要油、不要运输，就应该把钢铁生产拉上去。
邓小平匪帮又说：
外因论的第一个特点是：把外因看作是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外因论的第二个特点，是见物不见人，他颠倒了人和物的主次关系，把物质条件看成是发展工业的第一位的因素，否定人在实现高速度、大跃进中的决定性作用。……外因论的第三个特点是害怕困难，贪图安逸，缺乏干劲，怨天尤人，这是懦夫懒汉世界观的集中表现。
邓小平居然又成了大跃进的化身，1958年他和刘少奇想当大跃进的化身，并倒打一钉耙想把毛主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后来忽然据说大跃进不灵了，劳民伤财，造成了大批人饿死，于是又急急忙忙把“责任”推给毛主席，现在他们又成了“大跃进的化身”了。文革派、“四人帮”倒是反对大跃进的。他们历来反对人的因素，现在又成了最最强调人的因素了。我们也不知道陈绍昆等人是否真是懦夫懒汉，至少这够不上什么“四人帮”亲信的罪名，除非出于需要有什么样的罪名，就给对立面加什么样的罪名。——这是历来如此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红卫兵、造反派被加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1976年有些反对邓小平的人还被加上了反对批邓，参加四·五反革命暴乱的罪名，许多毛主席的坚决拥护者有三反分子的罪名。
邓的意思很明白，不要任何物质条件，光靠人的因素就应该把生产搞上去。众所周知，生产力包括生产者和生产工具两大要素，从事生产活动还需要劳动的对象，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以外还需要厂房、场地等等。运输本身就属于生产活动，从来就没有光靠人的因素就能进行生产的。人的因素第一，不等于人的因素唯一，光有人是实现不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的。这是唯物主义，反之是唯心主义，唯意志论。
——邓小平历来诬蔑毛主席路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什么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可究竟谁才是唯心主义，唯意志论？
下面就是邓小平给冶金部罗列的一大批罪状，最最主要的当然是“‘四人帮’在鞍山、鞍钢的党羽，负隅顽抗，疯狂地捂盖子，压群众，用破坏生产的卑劣手法来破坏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另外则是冶金部出现了“四多一少”——钱多、设备多，材料多，人多，少一个自力更生的大庆精神。结果就造成了“六大惊人”：消耗高、亏损大得惊人，设备损坏得惊人，质量低得惊人，投资效果小得惊人，“胡子”工程长得惊人，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
其实早在1976年11月17日冶金部就在北京召开了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且不论“四人帮”该如何评价，至少冶金部和“四人帮”并无什么关系。所谓“负隅顽抗，疯狂地捂盖子”就是说他们要杀谁的头，谁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把脖子伸上去。我们不知道冶金部是不是真的钱多、设备多，材料多，人多。但是至少那边在埋怨煤少、电少、油少、运输少，如果有此四少中的一少，钱再多、设备再多，材料再多，人再多，都是难以解决问题的。我们也不知道“六大惊人”究竟冶金工业部部长陈绍昆等人有没有责任？如有，要负多大的责任？什么样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生产需要连续性，煤、电、油、运输供应不上，开开停停，消耗必然要大。邓小平匪帮说：“冶金工业部前几年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严密控制和严重破坏下，生产几起几落，停滞不前。”——这几起几落不正是生产开开停停的活写真吗？这怎么不会造成消耗高、亏损大等“六大惊人”呢？还有说冶金部在“四人帮”破坏下“投资效果小得惊人，‘胡子’工程长得惊人”，邓小平篡权上台是不是改变了呢？举个例子，1981年1月8日《工人日报》文章《资金使用浪费严重》说：首钢有不少设备未能使用，高达1300万元。如中心轧机厂一些设备已经闲置八年之久。八年前正是1973年，那么在打倒“四人帮”已经五年后为什么还闲置呢？炼铁厂新二炉投资1.2亿元，投产一年使用效果不如投资仅三分之一的四炉，吨铁成本平均143.7元，而四炉仅119.64元，高出24.08元。使总成本共计升高1526万元，1980年前九个月的利润只有1979年的一半。这个新二炉是邓匪篡权上台后，“彻底否定”原来的二号炉建的，总不能再怪“四人帮”和冶金部的“党羽”了吧！
冶金部是不是真的钱多、设备多，材料多，人多呢？我们不知道，也许是多了。因为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国的冶金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生产能力早就已经超过了三千多万吨。在《从邓小平报刊看基本建设》中我们已经说过，即使根据邓小平匪帮报刊提供的数据，1966年到1976年我国的经济建设仍然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确地说，正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钢铁工业在这段时间里，矿石生产能力猛增了8888万吨，超过1953到1965年新增能力的 1.1倍，平均每年在800万吨以上。就算全是贫铁矿吧！按照四吨矿才能炼出一吨铁的比例，也可以炼出2222万吨生铁。实际当然不止，那时候，尤其 1975年以后我国努力寻找富铁矿，而富铁矿最多两吨就可以炼一吨生铁。何况老矿还可以挖潜。在这十年中，钢的生产能力新增加了1423万吨，占建国四十年期间的38.5％。而1966年我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1532万吨，生铁1334万吨，钢材1051万吨。即使不考虑挖潜，不考虑小钢铁具有几乎无穷的潜力，我国钢的生产能力也已经达到了2955万吨，实际肯定大大超过3000万吨。而这还是在“投资效果小得惊人，‘胡子’工程长得惊人”下达到的成就。相比之下，复辟以后在1979到1986年间，即使根据邓小平匪帮的数字。钢的新增生产能力也仅仅 696万吨，不到骂得狗血淋头十年的一半，仅占四十年期间的18.8％，生铁生产能力仅仅 554万吨，仅占建国四十年4267万吨的13.0％，至于铁矿，邓小平历来只强调买矿，不赞成开矿，所以也没有拿出数字来，根据他们的国民经济公报，1979年是 462万吨、1981年 475万吨、1982年只有 310万吨、1980年只有 274万吨，越来越少，而且可以肯定都是第二次大跃进、大建设的延续，即建到一半的工程投产并且被他们拖延了时间。按照以前的年平均水平这四年里总投产能力只相当于以前的一年多。而1983、1984、1985、1986四年数字太低，拿不出手，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们根本就没把铁矿石开采放在心里。
《工人日报》1980年5月12日《冶金矿山问题应挂急症号解决》透露：“冶金矿山是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矿山一直是个薄弱环节，目前冶金矿山（尤其是黑色冶金）问题很多，维持简单再生产已经发生困难，老矿山能力不断消失。又没有多少在建的后续能力，如不采取紧急措施解决，对钢铁生产将会产生严重后果。钢铁生产可能掉下来。”果然1981年钢铁生产掉了下来。这离打倒“四人帮”才几年？离批判所谓“外因论”，打击陈绍昆才几年？我国的钢铁工业就被弄成了这个样子！！！而且这次怎么不再依靠“内因”、依靠人的因素来增产钢铁了？矿石作为原料不也是“外因”吗？
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才是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发展时期。1973年是我国钢铁工业的一个历史最高年份，那年邓小平刚刚从江西回来，他的走卒们也才“解放”或安排工作不很久。到那以后才出现了两种力量的扯皮，我国的钢铁工业也就上不去了，实际产量好几年低于1973年的2522万吨以下。
但是如果按照邓小平的另一种说法，冶金部就不但不能算“钱多、设备多，材料多，人多”，简直就是过了时的土八路。不说别的，据他们说，1975年邓小平执掌国务院的那个时期里，他和谷牧，还有李先念，到冶金系统召开“如何加速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这次会议反革命阴谋家叶剑英也是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谷牧等人对冶金部的设备大加指责了一通，说那是不讲现代化，接着提出了一个方案，要把鞍山钢铁厂的两座我国最大的高炉推倒，然后从日本引进一套大型的先进的高炉来。——这能说是“钱多、设备多，材料多，人多”吗？至少当时他们不是这样认为的。
不仅如此，他们根本反对我国自己发展工业的道路和方向，崇洋媚外，盲目照搬外国，提出完全采用日本办法，沿海建大厂。设备全部国外引进，矿石进口。当时就遭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理由是：我国自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设备制造能力，为什么还要全买外国的设备？我们不同于日本，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为什么要依赖进口，何况我国外汇有限，买得起吗？怎么能够另起炉灶，推倒正在好好地使用的鞍钢大高炉，另外再搞一套引进。会上有同志明确地提出建新厂还应该沿着文化大革命以来建攀钢的路子走下去。如果说这次会议有什么斗争，首先就是这个问题。攀钢是我国打破苏联框框，自己设计、制造、修建的第一个大钢联。下面将专门讲。
尽管这一方案受到了与会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激烈反对，有人指出即使西方国家也不全都是最最先进的设备，而是最先进的、比较先进的、老的、陈旧的设备一起用，我国鞍钢的那两个大高炉虽然不是很先进，也不算差了。有人还算了经济账，指出推倒那两个大高炉得不偿失，就是引进也决不能把现有的设备随便推倒。但是邓小平、谷牧等人却刚愎自用，全然听不进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悍然定下推倒大高炉、另起炉灶、另搞一套的方案。——这自然要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激烈反对。不久就开始了可恶的批邓，邓小平匪帮破坏我国钢铁工业的方案没有能够得逞，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并且作为邓小平集团的罪行。
——这就是他们后来所说的“四人帮”的破坏，还有什么“排外”。中央否定这样的方案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就是197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四三”方案，即我国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26个大项目正建设到一半，已经引进了大量外国先进的设备——这难道能说是排外吗？这些项目还正在迅速地建设中，正急需外汇，有限的外汇必须用到刀口上，决不允许在大规模的建设中不顾国力，出于纯粹的政治需要另外又搞大规模的引进。也就是说，不但不存在什么“排外”，而且正是为了保护已在建设中的大引进。
现在谁都知道，1975年邓小平以及谷牧的主张不是别的，正是他们在1978年出于政治需要搞的上海宝山钢铁厂。在这个问题上李先念完全是他们的同伙，1975年他也是参加那个钢铁问题座谈会。1977年他还专门到日本向新日铁乞求“合作”。冬天，日本的稻山嘉宽又到中国来，李先念再一次乞求帮建一座钢联。1978年李先念参于了那个大规划，后来一直为其诡辩。宝山钢铁厂上了又下，下了又上，耗资多少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还有一些引进设备1978年借高利贷买来，在长江摊上一搁就是六年，转运到上海又搁置了三年，一直拖到九十年代初，在大规模勒索地方和挤占了其他建设项目的大量物资和资金下才投产。毛主席的“四三”被拖延，耗资增加。许多地方经济在1989年大屠杀前后几乎窒息。整个1978年大规划从根本上是失败的，这才是胡子工程长得惊人。——而1977年12月27日2580立米，年产150万吨的中国最大高炉在鞍山大修改建工程竣工投产，仅花了九个月的时间，从时间来看开始建设正是陈绍昆还在当冶金部长的时候，这个高炉的改建正是在1975年和邓小平、谷牧针锋相对提出的，仅从这个项目来看，建设速度不能不承认很快。
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大跃进建设的钢铁厂远不止此。1960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基本上没有建设什么新的钢铁厂，甚至连五十年代建设的武钢、包钢也长期不能完全投产。攀枝花钢铁厂由于毛主席和刘邓路线的坚决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开始建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第二次大跃进，我们的钢铁厂建设才真正重新开始。
且不算中小钢铁厂，新建的大型钢铁企业随便抓一些例举如下：1967年7月攀钢 1号高炉开工建设并于1970年7月1日投产，容积1000立米，1971年5月21日攀钢某铁矿万吨级大爆破成功，共用炸药10162.20吨，爆破岩石1140万立米，是中国工业建设史上最大的露天爆破。整个攀钢在1974年建成。1969年1月23日大型轧钢厂——包头钢铁公司轨梁厂只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就安装好各种设备一万多吨，创造了设备安装的高速优质新纪录，提前一年投产。1969年九大召开期间，我国又一座现代化大高炉在武钢建成，从该年1月全面动工算起只经过三个多月。这座三号高炉从1960年就动工，但赫鲁晓夫背信弃义在下半年撤走专家，带走图纸，撕毁供应设备的协议。接着刘邓路线扼杀了该高炉的建设。1969年11月武钢程潮铁矿投产。该矿于大跃进的1958年开始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建设， 1962年刘邓一伙提出“封炉子，停矿山”，直到1965年才恢复建设于此时建成。1973年10月武钢第一炼钢厂8号平炉投产。该厂8座平炉全部建成。 ——至此包钢和武钢才正式建成。1969年4月24日党的九大批准9424工程动工建设，9424的本意就是九大和4月24日。1970年8月8日 9424工程1号高炉投产，容积1033立米；1971年5月，2号高炉出铁，容积也是1033立米；该年底其他生产配套项目基本完成，仅仅两年时间，建设速度不能谓不快。但由于邓小平匪帮的破坏直到1982年9424才正式投产。邓匪痛恨这个带有文化革命标记的名字，9424被改称为梅山基地。1969 年10月我国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投产，首钢的805初轧厂建成试轧成功。1970年9月30日酒泉钢铁公司容积1513立米的1号高炉投产。1971年 10月1日鞍山钢铁公司新建11号高炉投产，容积2025立米，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高炉，我国的高炉越造越大了，这就是邓小平、谷牧之流在1975年要推到的高炉之一，建成还不到四年。1973年3月28日鞍钢9号高炉进行富氧鼓风试验。1970年11月1日舞阳国产第一套特厚钢板工程会战开始，于1980 年3月6日投产。由于邓小平匪帮的破坏，河南舞阳钢铁公司一度下马，到1981年12月18日才同意恢复建设（这大概也是胡子工程长得惊人的一例）。 1972年11月冶金部开始和一机部联合研究连续铸钢。1973年10月16日冶金部在渡口召开会议提出五种钢铁冶炼新流程，它们是“回转窑还原—电炉冶炼—氧气转炉炼钢”、“钠化球团竖炉还原—铁钛钒分离—电炉炼钢”、“钠化球团回转窑还原—铁钛钒分离—电炉炼钢”、“流态化焙烧还原—铁钛钒分离—电炉冶炼”、“球团矿带式烧结机预还原—电炉炼铁—氧气转炉炼钢”。1974年11月23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设备的本溪一米七轧机工程动工兴建，1980年3 月26日试车。它是我国第一套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大型轧机，尽管遇到了邓小平匪帮的复辟，还是比引进的武钢一米七快。1972年8月21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从西德、日本引进一米七连续轧机，建在武钢，尽管由于邓小平匪帮的捣乱和卖国，成为“四三”方案中最最有问题的项目（这将在下面专门讲），但建设是快的，1974年9月7日破土动工，1978年12月可以算是竣工，只是由于邓匪的破坏，到1981年12月12日才正式交付生产，并且问题多多。
仅从以上来看，我国大型钢铁企业建设成绩是相当大的，至少1973年以前也是相当迅速的。到邓匪复辟时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新的生产力快要建成竣工投产，这白白地便宜了邓小平匪帮，可他们居然还要攻击。从这些事例还可以看到如果冶金工业确实存在“胡子工程长得惊人”，那邓小平匪帮至少得负相当大的责任。刘少奇也有罪孽。前面列举的许多项目是在大跃进起家的，正是他们的下马风和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才搁置了下来，是文化大革命把它们建设起来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反而有罪。邓匪上台后也大大破坏和拖延了在建钢铁厂的建设。原因有两个，一是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只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匪帮搞1978年大规划，在钢铁工业方面则是建宝钢挤了正在进行的建设。这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如此。我们已经知道，毛主席的“四三方案”凡是在邓匪复辟前夕投产或即将投产的都是投资少、建设快的，凡是在邓匪复辟时尚未建成的，那怕已经到了收尾阶段也是投资加大一拖就是好多年的。这在《从化肥工业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进了生产力的大飞跃》和《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化纤大建设和人民衣着的改善》中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上面说了那么多，在那些“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人的眼里还是不算数。可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邓匪复辟就拿不出那么多的成绩，相当长时间里除了劳民伤财的宝钢以外，即使建成的也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第二次大跃进的续建工程，还往往被拖了时间。
——也是那个时候，除了宝钢以外，他们仍然坚持要把鞍山的两座大高炉推倒。1976年十月阴谋虽然把“四人帮”抓起来了，冶金部的大权还没有落到邓小平匪帮的手里，于是他们怀恨在心，尤其对1975年在冶金部门指手画脚被否定而怀恨在心，继续在煤、电、油、运输上卡冶金部。使得1977年钢铁产量还是未能拉上来。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所谓的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陈绍昆就被认作“四人帮”在冶金部的党羽并且被撤职处分，并终于夺得了冶金部的大权。陈绍昆一撤职，被剥夺了为自己辩解的权力，他们就大批“外因论”，把一切罪责归罪于对立面。
最最令人吃惊的是邓小平匪帮给他列的罪状里居然还有：“干扰破坏鞍钢文化大革命”、“妄图从根本上歪曲文化大革命”、“破坏冶金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罪魁”。据说打击了他“不仅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恰恰是真正保卫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祥见《人民日报》1978年9 月7日著名李文的文章《冶金部第三战役打得好》——注意：这是1978年9月，邓匪将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已是路人皆知了。
不过我们还是必须承认，在七十年代中期，煤、电、运输等确实紧张，不能完全归罪于人为因素（公正评介），不能像邓小平匪帮那样一切推给政敌。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生产关系上的因素、上层建筑上的因素、人的思想意识上的因素，总之人为的因素，往往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生产力发展中必然要遇到的一些矛盾的放大。由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改革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我国进入了一场大建设，经过一段时间，大批工厂企业投产或者扩大了生产能力，煤、电、运输也就必然紧张起来。七十年代中期正是这样的时期，每年数以万计的企业成批、成批地竣工投产，还一直延续到邓小平匪帮复辟初期几年里，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他们大砍大杀，企图置于死地，也没能达到目的。一般来说，加工工业比较容易建成，建设周期比较短，而原材料包括钢铁，还有燃料、动力、运输等就成了短线。经过一段时间，随着建设工期长的短线企业投产，这种情况也就消失了。陈绍昆抱怨的“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既不能归罪于文化大革命，也不完全是邓小平匪帮等作怪的结果——这儿必须为他们说公道话。1976年唐山大地震也是一个严重的破坏因素，煤炭部长肖寒就说：“当时国家急需煤炭，受开滦地震影响，造成了很大的煤炭缺口……煤炭紧缺！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用煤和出口任务的完成”。不过邓匪小平及其追随者利用把持着的煤、电、油、运输的供应大权，以及这样的局势，制造人为破坏，为自己的反动政治服务那就罪大恶极了。反正到处都在叫唤煤、电、运输，谁政治上不追随自己，或者和自己唱对台戏，就在煤、电、油、运输上卡谁。这种政治上的破坏，本身也决定于客观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并且加剧了生产力发展中必然要出现的矛盾。
除了扯皮以外，七十年代中期钢铁生产上不去的另一个原因是邓小平集团再次反对大打矿山之仗，重搞“无米之炊”和重搞条条专政。
辽宁本溪的历史就很说明问题。1958年到1965年本钢曾经三次开发歪头山铁矿，就是因为条条专政，使得地方积极性不能发挥，人力、设备、材料等问题解决不了。三上三下，白白浪费了2600万元资金，未拿出一吨矿石。刘邓一伙反而说：“老厂已经定型，没有发展前途了”使得本钢长期徘徊不前。1970年中央下放权力，本钢被下放到地方管理，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地方党委统一指挥，成立了建矿指挥部，每天都有上万人奋战歪头山。仅用一年时间，就高速度地建成了这座大型的现代化综合矿山。1970年本溪市委又组成扩建改造会战指挥部，辽宁省委还组织全省沈阳、抚顺等十三个市和地区，十多个行业，三百多家工厂，各行各业大协作，大会战，为本钢改造工程提供设备，以及组织施工力量前来支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顺利完成新建矿山、焦炉、高炉、烧结机等五大工程和相应附属工程。到1973年，本钢的矿山生产能力和炼铁生产能力比改造前的1969年增长50%。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大跃进时虽然有刘邓路线的破坏，本溪的成绩仍然是突出的。总的来说大规模的矿山开发还是使得高炉吃饱吃好，高炉的利用系数达到二左右。生铁产量大幅度增长，1959年矿石产量创造历史最高水平。但是1962年刘邓路线和他们在冶金部的代理人提出“开矿不如买矿”，对矿山大砍大杀，迫使新矿下马，对老矿也停止建设，不搞剥离和掘进，造成采剥失调，压缩产量，三座矿山几乎有两座陷于停顿状态，使得矿石产量大幅度下降，高炉吃不饱，甚至被迫吃硫酸渣等“代食品”，高炉的利用系数下降到1.1，几乎低了一半。生铁产量也比1959年下降一半以上。文化大革命革委会成立后大抓矿山，提出“以矿促产，矿石自给”，1969年矿石产量比1966年提高1.4倍，生铁产量随之创造历史最高纪录。1970年矿石产量比1969年又提高了84%，生铁产量随之增长了88%。1970年矿石自给，几年里年年高产稳产，全面完成国家计划，高炉利用系数、焦比、产品合格率等一直保持全国先进水平。
可是邓小平出来后反攻倒算，重搞条条专政，改造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建设计划、工程项目安排、设计审查、材料设备调拨、施工力量使用等统统上收，重大问题不和地方商量，削弱了工程会战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使工期一拖再拖，已建成的主体工程也长期不能配套，无法投产。敷设两条地下输水管线为例。一条施工前期搞的28公里长的歪头山铁矿地下输水管线，由于大搞群众运动，只用五个月时间就建成了。另一条施工后期搞的只有5.5公里长的地下输水管线，由于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没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施工中遇到种种障碍，五个多月还没有完成。可是邓小平匪帮居然把“胡子工程长得惊人”全都推到别人身上。批判了邓小平的条条专政，本钢的铁矿石产量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增长一倍，生铁产量增长70%。如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不发挥地方积极性，就没有这样的巨大成就。当时冶金部的广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是坚持大打矿山之仗的。而且正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找富矿，抓精料”的正确方针，在1975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找富矿工作。可惜不久就被邓小平匪帮的篡权复辟打断了。邓匪强行把我国的钢铁工业重新拉回到“采矿不如买矿”的老路上去。
为了打压冶金部，“证明”没有煤、电、运输等照样可以把钢铁工业搞上去，邓小平匪帮说：“当年王铁人不是以四十年代的钻机打出了六十年代的先进水平吗？而今矿山铁人王君绍不是以五十年代的装备打出了七十年代的水平吗？”
这就是说没有煤、没有电、没有运输，钢铁生产还可以拉上去。——邓小平匪帮在偷换概念。王铁人是用落后的设备打出了先进的水平，如果地下根本就没有石油，王铁人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如果打出了石油不给运输，运不出来，那么光有铁人精神，大庆油田也是达不到“先进水平”的。冶金部并不是抱怨设备落后了，相反认为自己的设备已经不算落后了。倒是邓小平要立即从日本引进新高炉，受到了冶金部门绝大多数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对。用邓匪的话说，这就是 “其流毒很深，影响很大，不可低估。有些同志至今还在受它的影响，还没有从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确实如此，到现在为止已经快三十年了，尽管陈绍昆同志是“问题将军”，冶金系统对其在国家冶金部的工作还“一直有争论”，不少人对他还是很尊敬。他写了回忆录，避开了冶金部的工作。可惜的是，在邓小平匪帮的宝钢投产十周年时，他居然去填词。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只要他能说出历史真相，对于三十年中的失节可以谅解。
必须声明，七十年代中期在邓小平集团的破坏下，我国的大型钢铁企业固然减产，问题很大，地方钢铁工业由于不在邓小平一伙高度垄断资产阶级残余的控制中，生产和发展仍然很好。如河北省1974年地方工业中，生铁产量达到七十多万吨，原煤七百多万吨，水泥一百多万吨，到了1975年又有了很大的增长。
◆王君绍是谁的宠儿？邓小平的棍子◆
至于那个大名鼎鼎的王君绍就是邓小平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就从这个被他们篡夺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们树立王君绍目的之一正是为了打击冶金部。
打击冶金部也仅仅是手段不是根本目的，邓小平出来后，开始还比较收敛，但随着权力逐渐到手，也就越来越露出他翻案复辟的凶残面目，出于政治需要他在全国很树立了一些“先进典型”作为打手，王君绍是最最出名的一个。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个人，邓小平宣称要为他当入党介绍人。
邓小平树立这样一些典型的矛头是指向整个工人阶级的，因为1973年工人阶级觉得受了新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压迫，有了反抗情绪，这种反抗情绪的一个表现就是有一段时间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不高。毛主席从来就没有对工人有过任何指责，因为他知道这是工人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斗争的低级形式，在那时他甚至坚持在宪法上写明工人有罢工的权利。自然这种情况也不应该长久维持下去，工人阶级的斗争必须由低级形式逐步地转入高级形式。1974年毛主席号召干部到工人中去参加劳动，工人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上来了，生产也一下子上去了。可是新老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以前打倒的各种剥削阶级的残余，出于共同的剥削阶级的本性，都把责任推到工人头上，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工人镇压。邓小平把王君绍这样的人树为典型，正是为了打击工人阶级，那是说：工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奴隶，不能对奴隶主有任何反抗情绪。他这一做法正代表了所有新老剥削阶级的意愿。
1977年邓匪在华国锋的叛卖下，才出来不久，王君绍就立即又捧了上来。《人民日报》5月9日有这样一篇文章，《为把钢铁工业搞上去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王君绍发言》，从中可以看到王君绍不但是邓匪捧出来的，而且在鞍山名声很臭，受到广大工人和干部们的反对。在“发言”中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怕“四人帮”打棍子、扣帽子，坚持大干社会主义不动摇。
我们小分队在学大庆的道路上刚刚迈出第一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组织就给了我们很高的政治荣誉。1974年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我们小分队的代表。1976年冶金部表彰小分队为全国冶金战线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激励着我们在学大庆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插一下，“四人帮”究竟有没有“打击”过王君绍，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邓小平匪帮的报刊书籍上，凡是指责“四人帮”的都应该读为文革派、读作广大工人群众。当时冶金工业部部长还是陈绍昆，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打击”还是真的表彰过王君绍，如果表彰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那真的是自作自受。但是从王君绍的讲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最最主要的祸首确实是邓小平匪帮等“中央领导同志”。而且就在王君绍大红大紫前不久的3月下旬，《人民日报》已经在批判“外因论”了，前面已经说过。又不过一个月，陈绍昆就被撤职。而王君绍于7月起任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8月这个在1973年9月才混入党内的骗子，又被邓小平匪帮捧为伪十一大的“中央委员”，接着于10月送入中央党校“学习”涂金。到1978年6月又篡夺了鞍山钢铁公司弓长岭铁矿党委书记。而1978年正是报上大肆批判陈绍昆的“外因论”的时候。此落彼起可以一见。
——冶金部里也确实有人表彰过王君绍，那就是副部长唐克，后来就是他取代陈绍昆当了冶金部长。但直接地最先捧起王君绍的是沈越。这个沈越，文革中被批判后于1972年出任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第一书记，一出来就树立了这么一个“先进典型”。也是这个沈越，一贯地和陈绍昆作对，1977年首先起来攻击陈绍昆的就是他。他忠实执行邓小平匪帮复辟资本主义和破坏经济的路线，邓匪搞宝钢，他去日本“考察”。他也很快受到邓匪小平的重用，1979年升为辽宁省委书记，后来又担任国务院东北能源交通规划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东北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省顾委副主任。死于1992年。邓小平匪帮把鞍钢的生产搞不上去归罪于陈绍昆，且不论陈绍昆有没有责任，作为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第一书记，邓匪的忠实追随者沈越，难道可以不负责任？难道就可以把一切过错归罪于上级？下级有邓小平这样硬的后台撑腰，并与冶金部长作对，作为部长的陈绍昆，抓这样的企业当然“无能为力”了。而且按照沈越的说法，冶金部长陈绍昆到鞍山，就是什么“曾经多次窜到鞍山地区，把黑手伸进了鞍钢，大搞阴谋活动。” （见人民日报1977年3月23日《抓纲治钢大治大上——五个重点冶金企业的负责人发表谈话》）
——自古以来从未见过对上封锁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上级到了下级部门就是“窜”、就是“伸进黑手”，这叫上级部门怎么干工作？1973年担任首钢党委书记的周冠五、武钢的党委第一书记李振江、上海市冶金局革委会主任陈大同也发表过类似的“批判讲话”。七十年代中期我国钢铁工业生产的徘徊本来就是鞍钢、武钢、上钢、马钢、本钢等主要钢铁基地的产量下降所造成的，首钢也没有了前几年的突飞猛进了。周冠五在复辟后名声大振，成了全国“国企改革”的首中之首，和步鑫生齐名的“企业家”，后来因儿子当了特大型的贪污犯而“退休”。李振江写出了“拨乱反正”的第一篇文章。钢铁企业控制在这些邓小平匪帮的爪牙手里，他们有邓小平、李先念、谷牧这样很硬的后台撑腰，叫冶金部长怎么工作？这些企业减产他们就没有责任？邓小平、李先念、谷牧等人就没有责任？倒要一个根本不能到下级企业去，去了就是“窜”、就是“伸进黑手”的冶金部长负责。
荒唐的是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唐克还在鞍山召开过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沈越作了题为《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报告，王君绍也作为先进典型当了代表。还发言要“集中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带头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沿着 ‘鞍钢宪法’指引的道路阔步前进，把鞍钢建设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后来邓匪小平可以把王君绍这盆烂屎扣到文化大革命身上。真正的批邓被排斥打击，让一贯反对批邓、反对文革的人来慷慨激昂地批邓，这在1976年并不鲜见。许多单位出现这种情况，从1971年批“极左”、批林批孔、贯彻“三项指示为纲”、批邓、批“四人帮”直到“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出风头的都是同一批人。
接下去：
“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批林批孔时搞“三箭齐发”另搞一套……在他们煽动下，我们矿业有那么几个人，一不批林、二不批孔，专门批“一条龙” 小分队，说什么“树立一条龙小分队的方向不对头”，“小分队的经验是假的”等等。妄图搞垮我们小分队。一时间大字报贴满了矿党委会办公楼。……
——原来王君绍小分队在矿上名声很臭，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受到了广大工人和干部的“专门批判”，被认为“方向不对头”是假典型。“妄图搞垮”他这个假典型。——有一点可以肯定，反对他的决不会王君绍自己说的仅仅“几个人”。谁都明白，仅仅靠“几个人”是不可能把大字报贴满矿党委会办公楼的。至于什么 “一不批林、二不批孔”现在只能使人感到可笑了，难道他还是批林批孔的典范？批林批孔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联系他这种“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典型！王君绍这种倒打一耙也是不鲜见的老手法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如果谁要在批林批孔中联系实际，照例都会得到一个“一不批林、二不批孔，专门批×”的罪名。下面他又说：
1976年6月，应湖南湘潭钢铁厂邀请，领导同意我们去湘钢汇报学大庆的体会，讲了以后湖南省委又在长沙召开万人大会，让我去汇报。我刚讲了十分钟，“四人帮”在湖南的黑爪牙就冲进了会场，抢了话筒，污蔑我们的汇报是“扭转斗争的大方向”是宣传“唯生产力论”，非法扣留了主持会议的省、市委负责同志三天三夜，还要和我们辩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篇报道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新闻稿，送给他审阅。他恶狠狠地说：“这是唯生产力论”接着在我们鞍山也刮起了一股妖风，诬蔑……是“走资派的一张王牌”。
这儿“送给他审阅”是指毛远新。原来王君绍确实受到了文革派毛远新的反对。至于唯生产力论当然应该批判。因为其实质就是工人阶级只能生产上当奴隶，不能在政治上当主人。工人阶级哪么能够接受？毛远新反对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
原来在鞍山反对他的声势还不小，不然怎么称为“刮起了一股妖风”呢？他说许多群众反对他这个“走资派的一张王牌”未免太抬高了自己吧！他充其量不过是邓小平匪帮手中的一个工具。
邓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如获至宝，除了大篇幅地刊登王君绍讲话，还加了个编者按。说：
王君绍同志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读了很令人鼓舞。这个小分队不愧为全国冶金战线上工业学大庆的一面红旗。在他们看来，“山高大有爬头，困难大有斗头，任务重有干头。”他们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有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而迅速地把钢铁搞上去的革命责任感。所以敢把千种困难踩在脚底下，把千斤重担挑在肩上。他们敢于斗争、敢于创新、敢于跃进。他们不是以干一阵为满足，而是成年连续大干，一年干了两年的活。他们顶得住“四人帮”的打击、非难，就因为对大干社会主义有理看得准。……我们遵循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学大庆，大干快上，就要学习和发扬“一条龙”小分队这种革命精神。
王君绍是邓小平的宠儿，是他们培育出来的假典型昭然如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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