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油全面涨价背后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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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油全面涨价背后的黑幕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最近中国国内的粮油价格全面上涨，引发了民众的恐慌。中央政治局胡温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然后发改委等五部门紧急发文稳定粮价。到底中国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面又有什么黑幕，今天我们就谈艺谈这个问题。

草庵：最近，中国粮油价格全面上涨，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开始是在几个大的省市，然后就蔓延到了全国，时间非常的快，粮油价格从开始上涨百分之十左右，几天之后又上涨到了百分之三十左右。速度非常的快。

伍凡：这是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目前是秋后，粮食刚刚收割完毕，而在前半年，中国的粮食并没有短缺，而在最近，中国政府又没有宣布粮食大幅度减产，中国农民又没有遭到天灾。怎么会突然发生粮食大幅度上涨的现象呢？

草庵：客观讲，中国农业粮食基本上已经实现自由经济市场化了。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粮食价格低，政府收购旧亏损，所以，政府除去收购一定的战略储备粮以外，一直拒绝大量收购中国农民手中富裕的粮食。结果造成了中国农民有粮卖不出去，大量的粮食被压价出售。甚至大量的政府收购粮食无钱支付，农民手中握着大量政府开出的白条。

伍凡：根据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虽然中国人民币存在着贬值的可能性，但在最近及年，中国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实行着温和的通货膨胀，在最近几个月夜没有大量发行货币。相反，因为小幅度开放外汇管制，大量的人民币因为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问题而使得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减少了许多。这更不可能促使中国粮油全面，大幅度的上涨。中国出现这个问题，一定有内部深层的原因。

草庵：您说的太正确了。中国这次粮油涨价确实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内幕秘密。这个秘密中共不敢对外讲出来，一旦将讲出来，中国百姓就会闹翻天，就会造反。

伍凡：这可是件令人惊奇的内幕了，是什么样的内幕能这样牵动全中国百姓？

草庵：事情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中国政府又在全球期货市场上作赔了一笔大订单。自今年10月份以来，玉米的现货价格大幅上涨。但是，中国玉米出口商判断有误，在价格1250元/吨时，认为价格会下降至1150元/吨左右，就签订了 450万吨的出口合同。不料，由于农民惜售，我国北方四省以外的省份玉米又大量减产，玉米价格反升至1500元/吨，许多供货商面临无法交货。这样一来国内玉米就成为了粮食出口商重点收购的产品。因为就按前些天的1500元/吨价格计算，中国玉米出口公司由于判断严重失误，在短短两个月里，已经为国家亏损了112,500万元人民币了！大约为一亿六千万美元。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玉米价格已经高达1700元/吨。

伍凡：你说的玉米出口商恐怕就是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了。这是一家老牌的中国政府拥有的国营企业。按照你的说法，你提出的数据是截至到目前为止的亏损，如果按照期货市场的状况，恐怕未来的损失不会少。在不久前，中国就发生过铜期货的交易损失，结果中国政府损失惨重，这次粮油交易还不吸取教训，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亏损，还波及到了全中国百姓的利益。

草庵：具体的情况尚无法估计，因为中国政府马上就将这次交易列为国家机密了。外界还无法得知真正的消息和准确的数字，根据目前我所知道的情况时，中国出口公司签订的合约是450万吨的出口合同，各类小公司和地方企业签订的合约大约在100万吨左右，合计约为550万吨。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这些企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五亿美元。

伍凡：根据资料，目前中国玉米产量大约是1.6亿吨，玉米产区在北方，销区在南方，在空间上，黄淮地区的玉米主要销往华东，东北的玉米主要销往华南和华东，西北的玉米主要销往西南；在时间上，华北玉米销售高峰期在每个粮食年度的11 －4月，东北玉米销售高峰期在5－10月。每年6月份以后，华北和南方生产的玉米所剩无几，南方客户开始转向北方购买玉米。中国玉米出口量已经超过 1000万吨

草庵：世界玉米总产量大约为六亿吨，世界玉米生产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欧洲、巴西、墨西哥五个国家和地区，其产量占了世界玉米总产量81.6％。中国是世界上第二玉米生产大国。玉米主要进口国依次为：日本、欧洲、韩国、中国的台湾省、墨西哥和埃及，这6个国家和地区占了全球玉米进口总量的70％。玉米主要出口国依次为：美国、阿根廷、法国、中国、南非。

伍凡：当前中国玉米消费主要有口粮、饲料粮、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四个方面，在流通中还会产生一些损耗。据估计，每年饲料消费1.75亿吨；工业消费（玉米深加工）约0.1亿吨；口粮消费约0.16亿吨；种子用粮约 0.01亿吨；损耗每年约0.09亿吨。按照目前的供需产量计算，实际上中国的玉米是需大于供，紧紧饲料消费就超过了产量。

草庵：确实如此，去年，中国出口可部分玉米，但实际上还进口了更多的玉米，主要是从美国进口的玉米高达1820万吨。中国的玉米长期以来都是依赖进口来维持需求的。而且中国的玉米产量在近几年一直没有增长，甚至有几年是连续下降。

伍凡：11月17日称，阿根廷将暂时停止玉米出口许可证的颁发，暂停时间不确定。农业秘书处秘书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新的玉米出口许可证可能要等到出口登记程度确定后才能发放。当日早些时候，做为全球第二大玉米供应国的阿根廷宣布暂时停止所有谷物和油籽当日新出口许可证的发放。农业秘书处消息称，近几天收到了大量出口许可证的申请。登记情况显示截止周三申请06/07年度玉米出口的数量达到了1010万吨。农民目前仍在播种新报玉米，美国农业部预测阿根廷 06/07年度玉米产量为1750万吨，出口量为1150万吨。

草庵：11月22日消息：交易商周三表示，韩国玉米加工工业协会（KCPIA）已经买入11万吨产地可选非转基因食用玉米。招标分成两批，每批5.5万吨，抵达时间分别在明年1月10日和4月25日。第一批自ADM公司买入，如果来自美国或南美，C&F价格为230.97美圆/吨；如果来自中国，价格在 220.97美圆/吨。第二批自托福公司买入，如果来自美国或南美，C&F价格为227.96美圆/吨；如果来自中国，价格在217.96美圆/ 吨。 印度料将实施玉米出口禁令放弃15％关税，一工业人士日前表示，印度可能很快将对玉米出口实施禁令，并可能会放弃15%的进口关税。该贸易人士表示，上周五有关人士提议对出口实施禁令，该决定最早将在本周宣布，100%将会禁止玉米出口。１１月中旬，国际市场玉米价格上涨。芝加哥玉米期货价格为３５４美分?蒲式耳( 合１３９美元?吨) ，上升２．４５％；阿根廷市场玉米现货价格为１８７美元?吨，上升４．１％。近期国际玉米价格创下１０年新高。

伍凡：美国农业部在11月份供需报告中继续调低玉米产量。预计2006?07年度玉米产量为2.7293亿吨，比上月预计数调减407万吨，期末库存数为 2739万吨，比上月调减153万吨。国际谷物理事会(IGC)在月报里也调低了全球2006?07年度玉米产量，较上月预估值调低了770万吨，仅为 6.903亿吨。数据预测显示出，产量明显小于需求。巴西亦表示明年将减低玉米种植面积。各种有利消息支持玉米价格上涨。

草庵：另外，国际玉米燃料乙醇业发展亦十分迅猛，仅美国2005年燃料乙醇的产量就为43亿加仑，玉米原料消耗量为3600万吨。2006年美国燃料乙醇产量预计将达到 49亿加仑，玉米原料消耗量为4200万吨。有消息称，美国在建年产1亿加仑的乙醇工厂将达到10个。基于现有乙醇厂的产能，再加上扩建及新建项目的潜在产能，预计美国2007-08年度乙醇行业的玉米用量将达到30.5亿蒲式耳，比美国农业部对2006-07年度的预期用量高出约9亿蒲式耳。因此拉动了国际玉米的需求。

伍凡：面对这样的国际需求和实际情况，中国国有企业又做了一次失败的判断和损失惨重的投机。再次上演了一年前的铜期货。这是实在是难以让人理解。

草庵：没有办法，中共缺乏真正的金融操作人员，信息又被中国的网路封锁掉了，从业的人员也缺少国际全局观念，怎么会不失误呢？他们连真正的经济消息都得不到，你让他们怎么办？他们想看海外新闻网站，结果是被封锁的。只能是凭感觉胡来。

伍凡：这次玉米交易损失，看似是国有企业的损失，但从目前的全国状况看，实际损失最大的还是老百姓。全面的粮食涨价必然损害百姓的实际利益。政府损失百姓承担责任。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草庵：在中国可悲的事情很多，不过这次确实是牵涉到了全国百姓的利益，最后中共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损失有多大，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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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最近中国粮油全面涨价，通货膨胀又起，这就又引起一个众人关心的话题，中国离经济崩溃还多远。

草庵：上世纪，我就写过一些文章，主要谈的就是中国经济问题。本世纪初，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2008，中国经济崩溃。当时就预言中国在2006年到2007年两年间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成为金融危机之后又一个引发中国社会动乱的严重因素。

伍凡：你当时的观点很惊人，很多人也反对你的观点。我们在独立评论节目开播不久久谈过中国的社保基金问题，结果也是如同我们预料的一样，中国社保基金出现了大的问题。很多想像不到的事情也发生了。

草庵：不久前，国内一些学者和官员又发表了些很惊人的言论，他们说：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结果他们的言论讲过没几天，中国的粮油价格全面上涨，幅度超过百分之三十。而且这样的讲话一发表就引发了百姓的责骂。甚至有人扬言要送这些学者和官员去中国贫困地区去体验生活。

伍凡：这些官员的观点也很简单,他们用中国企业有多少进入世界五百强为依据来判断。1996年中国只有3家企业，而2005年则有19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且销售利润率还高于世界五百强的平均水平。由此，他们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

草庵：其实我们也用他们同样的标准开衡量，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中国进入五百强的都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国字号的电信、银行、石油业、电力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靠的是垄断中国的庞大市场，而不是世界性的技术、品牌、营销、管理竞争力。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大而不强，甚至是外强中干，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这些企业都是在用跨国公司的电信设备、电力设备、石油开采提炼设备、银行信息系统在处理业务，其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被跨国公司赚走了。

伍凡：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是增强了，这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报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了，成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了。好一点的，如联想、海尔、长虹、一汽等，这些似乎成长起来了的中国企业，究其实质，无外是微软、英特尔、松下、康宁、三菱、菲利浦、德国大众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拥有中国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则在跨国公司优势技术的打压下，纷纷败落，或者放弃自主技术和品牌，而改换成门，成为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技术和产业领域，自主技术或被主动抛弃，如运十飞机；或遭被动淘汰，如机床工业；重大技术进步寥寥无几。

草庵：这些学者和官员看问题是在是简单无知。中国经济的内忧有：两极分化，内需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银行巨额呆坏帐，对外依存度过高，外资控制了绝大部分技术和大部分产业，产业结构停留在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布局过度向沿海地区集中，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经济的外患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上升，主要矿产资源依赖进口，外国资源方操纵资源价格，资源运输通道控制在它国手中，美国经济双赤字不断增长，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其中单项因素爆发就可以引起经济运行的不安；多项不安全因素同时爆发，相互激荡，足以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陷入动荡甚至崩溃。

伍凡：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安全到了最危险时期，这两者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正如一辆快散架的、刹车失灵的破车遇到下坡地形高速下冲时，谁会觉得安全呢？中国经济是不是快散架的？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差距、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外资企业不断扩张、内资企业日益萎缩、日益成为外资企业的附属物，资源和利润流向国外。失业率居高不下，与经济增长极不相称。大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和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数量过剩而质量不足。财政、金融体系腐败大案、要案、窝案频繁爆发，经济血液循环系统失血过多，流动不畅。这些是不是中国经济大车快散架的迹象？中国经济是不是刹车系统失灵？以前有人称，中国经济就像是一辆自行车，只能蹬，不能停。此说后来成了政府经济决策的基本依据。

草庵：果如此说，则刹车系统失灵无疑。事实上，中央对房地产泡沫屡次进行宏观调控，但每次都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大利益集团化解，中央对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屡次进行调控，也是成绩不佳，产能严重过剩已成定局。这不是刹车系统失灵吗？那为什么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呢？这是因为遇到了下坡地形。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过剩，而中国的劳动力不但过剩，且价格低廉，缺乏罢工权等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又加上中国社会强控制下的稳定，这就是中国经济遇到了世界性的下坡地形。下坡地形的尽头，是全世界制造业的岗位都转移到中国。然而，这显然会造成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抵制中国产品，使中国冲下坡的高速经济列车撞到内需不振、外需萎缩的巨大冰山。在我看来，内忧外患相互增强，造成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大震荡的危险已经近在眼前。对于一些短视的人来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现在没出大问题，经济就是安全的。但这样的人其实只是用一己、一时之限推论国家经济整体的安全，实在是 “夏虫不可以语冰”！

伍凡：什么算国家经济的死亡？哪一部分死了就是国家经济死了？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发达国家希望，他们来做全球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四肢。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死亡了，但却出现了一大批四肢型的产业，为跨国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加工基地，出现了一大批高价推销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死亡了？抑或中国经济从此变得安全了？

草庵：什么是一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产业？从实体产业的角度看，心脏产业是机械产业，是为各产业提供装备的产业，而机床工业则是心脏中的心脏产业。大脑产业是信息产业。国产的彩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汽车、摩托车，其发动机是进口的，其集成电路还是进口的。这种缺心又缺脑的国货究竟是不是国货，实在值得怀疑。外国企业从中赚走了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品牌费、管理费，留给中国的只有低微的利润、税收和工资。中国的石化、钢铁、船舶、建材、电信、电力、航空等产业，几乎全套生产和运营设备都是引进的，零备件都是进口的。巨额利润流出本国不说，一旦发生战争，外国停止供应零备件，这些产业都可能停止运行，造成中国经济瘫痪、交通停顿，社会动荡。这样，中国经济的命脉就不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而是外国人手中。

伍凡：从实体产业加虚拟产业的经济整体看，心脏产业是金融业，而头脑产业则是设计业、媒体业、律师业、会计业、教育业、咨询业、投资业等。长期以来人们更看重厂房、设备、地皮等实物，而忽视设计、广告、管理、投机等业务的重要性。其实，后者调整的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寻找的是市场和技术机遇，其利润远比实体产生更丰厚，甚至可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这些虚拟的心脏和头脑产业拿走了。当境外风险投资公司到中国市场上寻找投资对像时，当麦肯锡公司给中国企业做咨询时，当中国的媒体业跟着华尔街的调子起舞时，当中国的律师业、会计业接受美国模式时，当中国的优秀人才纷纷到美国大学留学时，当中国的银行接受外资银行的战略投资时，实体产业的利润就以各种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流出了国门。

草庵：当每一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当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最大化了，还有经济安全问题吗？经济安全问题提出来，实际上说明在全球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强者、成了胜者，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弱者、成了败者。这是问题的关键。胜者控制着大脑和心脏产业，败者只好做四肢产业。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接受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败者地位呢？透过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就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是中国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主流，使世界利益最大化了。透过非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在很长时间内走了极端，损害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更进一步，中国成为世界打工厂，既抢走了发达国家蓝领和白领的工作机会，也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作机会。这个过程的唯一受益者就是发达国家的大资本。

伍凡：确实如此，中国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造成中国目前现状的原因其实就是中共自己造成的。是利益集团垄断政治造成的。这些人根本就不顾全中国百姓的利益，为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而进行。

草庵：其实，中国经济距离崩溃已经很近了。世界上有很多案例。拉美国家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明证。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社保危机，而加上目前的粮油全面涨价，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这些现象都预示着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崩溃很可能瞬间爆发。

伍凡：经济崩溃一旦发生，损失最大的还是中国百姓。看看国内的现状，我们就知道，中国政府根本就无法扭转目前的危险局面。政治部改革，百姓就更没有伸张正义，扭转经济危机的可能。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就暂时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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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中国经济――可资参考的日本经验        
http://www.rieti.go.jp/users/kan-si-yu/cn/c040622.html

关志雄(日本RIETI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

　　在投资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房地产价格高涨等泡沫经济的迹象。但是，以最近政府的紧缩政策为契机，投资和景气已经开始放慢，资产价格走低也成定局。如果泡沫破灭，中国就会象90年代的日本一样，企业部门被迫削减员工、减少设备投资，以减轻负债。

　　首先，日本的很多大企业实际上是采取终生雇用制，因此削减员工花费了很长时间，不过，尽管萧条加剧也没有出现大量的失业者。与此相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很高，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将大幅度上升。现在，从农村流向城市以及从内陆地区流向沿海地区的打工者就已经高达一亿人。由于他们向家乡的汇款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滞后地区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对政府而言，维持就业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事关整个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

　　其次、最近的很多设备投资是以经济繁荣今后还将持续下去为前提的。然而，经济景气一旦放慢，销售不再增长，企业就会出现设备过剩。特别是已经出现过热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与建筑相关的行业正面临严峻的形势。汽车行业也很可能陷入设备过剩。以丰田等日资厂家为首，世界主要汽车厂家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而且，以往与汽车生产毫不相关的中国企业也在跃跃欲试地进入汽车行业。在缺乏内需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将不得不加大出口。但是，中国已经是美国贸易赤字最大的来源，从中国的进口如果进一步增加将加剧双方贸易摩擦的激化。

　　第三，在作为借款人的企业业绩恶化的情况下，银行拥有的不良债权将进一步增加，惜贷问题将加剧。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过热行业”的投资中四成依赖于银行融资。在即将到来的调整中，包括企业破产在内，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产业重组，银行也不得不为此承担部分损失。中国的银行拥有的不良债权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坏的水平，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进一步恶化不可避免（表）。为了防止出现与日本同样的金融危机，政府为了处理不良债权，就不得不向银行部门注资。但是，国有银行与作为其最大的融资对象的国有企业在缺乏公司治理的情况下，即使政府资金的导入能够一时减少不良债权，但却无法防止新的不良债权产生，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四大国有银行虽然制定了在不远的将来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的计划，但是，如果正好赶上不良债权问题加剧，其实现起来难度将很大。在日本，以长期信用银行（现在的新生银行）和理索纳银行为首的一部分银行不得不打消了依靠自身力量从资本市场上筹资的念头，最终被迫走上了“国有化”的道路。

　　为了解决雇用、设备和债务这“三个过剩”问题，日本花费了10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可以用来避免这种日本型危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表 中国银行业不良债权余额与比率（2003年末）


（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出处）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4年1月11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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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差距已经超过了允许范围――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道路依然漫长
http://www.rieti.go.jp/users/kan-si-yu/cn/c051129.html

关志雄

　　中国的地区差距与世界各国比较是明显偏大的。若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相当于日本的都道府县）按照2004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顺序进行排列，最高的上海已经达到5165美元，而最低的贵州只有492美元，其差距超过10倍（见图1）。对以构建“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的胡锦涛温家宝政权来说，纠正这种地区间差距是重要课题。 　　

　　地区差距的扩大除了自然和地理原因、历史和文化原因、经济基础与市场潜力的差异等客观理由之外，也反映了经济体制和政策的选择与发展战略。特别是那些率先被指定为对外开放地区、受到引进外资恩惠待遇的沿海地区实现了达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实际上，按照2004年的数字，如果将东部（人口为 5.41亿人）的人均GDP定为100，那么中部（人口为4.54亿人）为52.0，西部（人口为2.99亿人）降低至39.6（见表1）。而且，农业就业者比重越高的地区，人均GDP就越低的倾向也非常显著，地区差距问题与农村和城市间的差距问题相同，可以看作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的关系（图2）。 　　

　　就中国过大的地区间差距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提出，在“一个中国”存在着“四个世界”（《中国终将超过美国》PHP研究所）。换言之，中国目前同时存在着（根据购买力平价）收入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北京、上海、深圳等第一世界（占全国人口的2.2%），超过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广东、江苏、浙江等第二世界（占全国人口的22%），只有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中部省份所代表的第三世界（占全国人口的26%），以及属于贫困地区的贵州、西藏等中西部省份所代表的第四世界（约占人口的一半）。 　　

　　在这样的“四个世界”之间，不仅人们的收入方面，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以通过将人均收入、识字率、平均寿命等综合而成的人类发展指数为基准，将中国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中国在被调查的177个国家中排名85位，大致居于正中间。并且，在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先进的上海和北京已经分别达到了葡萄牙（第27位）和阿根廷（第34位）的水平，与此相对应，最为落后的贵州省只有纳米比亚（125位）的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05年版）。处于中间位置的广东省相当于马来西亚（61位）的排名（图3）。 　　

　　因此，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成果并没有惠及全体国民。为了纠正这种地区差距，2005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加入了“继续推进西部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同时提出了“形成东中西部携手合作，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的方针。正如笔者再三强调，其主要内容是构建确保物品、人员和资金自由移动的统一市场（国内版FTA），按照比较优势构建分工体制（国内版雁形布局），以及利用中央预算进行地区间的财政转移（国内版ODA）。
图1　中国各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2004年）

　　
表1　不断扩大的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收入（人均GDP）差距

（注）括号内的数字反映是以当年东部数字为100时各地区的数额。关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分类，参见图1。
（出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绘制。

　　
图2　与农业就业者比重成反比例的各省人均GDP

（出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绘制。

　　
图3　从人类发展指数看中国的地区差距

（注）（　）内为在世界上177个国家中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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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苦手”时刻

来源： 商务周刊        
作者：宁南
发布时间：2007年03月14日

http://www.p5w.net/investor/zhuanqu/200703/t824734.htm
         
　　治理中国目前面对的金融难题，不缺少有效的工具，而缺少有效的协调。

一场没有开完的会议

     “谁也没有想到期待已久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这种方式结束，没有定调，没有结论，甚至连表述最多的农村金融改革也被内部政策人士透露为‘还不是最后完全的定论’。”1月25日，某跨国投行中国区高管告诉《商务周刊》，这次全国金融会议让他相当费解，“老实说，没理由说这次会议开完了”。

     如果把此次会议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下和2002年刚刚加入WTO背景下的两次会议相比，既没有1.4万亿不良资产大剥离和600亿美元外汇注资这样的大手笔，也没有成立保监会、银监会和启动中、建、工三大银行股改这样的大举措，确实体现不了5年一次的高规格。

    事实上，从 2006年年初，决策层就要求主管部门准备此次会议，当年“两会”后成立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改委等部门分别牵头组成的包括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农村金融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资本市场发展、金融业对外开放、国有银行改革、保险业发展、公司治理结构和政策性银行改革等内容的10个专题调研小组，为会议进行决策准备。

    最后的结果却是除了农行和国开行改革有了较明确定位外，其他内容不是基调未变，就是措辞棱模。当《商务周刊》就市场上对“金融十大改革主题”的热望变成失望的情绪与央行某主管官员交流时，他惜字如金地向记者解释说：“（许多改革）条件不成熟。”

    这个回答从侧面印证了《商务周刊》从这次会议中得到的消息。一位权威人士告诉记者，针对十大主题，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而且许多内容的讨论结果和讨论建议始终没能让决策层满意，“这种状况从去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什么时候意见统一还不得而知”。

     在他看来，目前的情况远远不能与2002年和1997年相比。“金融改革10年来，最初的改革共识由于利益的不断划分已经形成了多方博弈。这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难尽人意的一面，比如中立客观的建议不是轻易可以找到的。”他认为现在最棘手的是，金融改革中许多付出重大成本的举措反复出现失误和漏洞，不但让老百姓对金融改革的成绩持不信任态度，而且决策高层对之也时有怀疑，难以放心。

    这位参加会议的人士透露，温家宝总理在整个会议期间态度严肃，语气凝重，既肯定已取得的成绩，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不足。比如，会上温总理对某些国际石油巨头以境外战略投资者身份参股中国石油公司上市，持股锁定期刚到就套现巨资离场的举动非常生气，并就此案例对国内已上市大型金融机构是否会频繁发生此类行动表示担心，给主管部门敲了警钟。

    2004 年2月10日，英国石油公司（BP）突然出售了其持有的中石化全部股份，套现了57亿港元，净赚约28亿港元，收益率约为100%。此前，英国石油还突然抛售中石油的全部股份，套现130亿港元，净赚95亿港元，收益率高达211%。另外，当年3月18日，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也突然抛售其所持有的中石化全部股份，套现58亿港元，净赚约27亿港元，收益率约为87%。一夕之间，战略投资者蜕变为战略投机者。

    显然，决策层已经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股权换技术和管理”的说法产生怀疑。截至2006年12月29日最后一个交易日，中国工商银行总市值已经达到2511亿美元，其三家境外战略投资者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所持有的10%股份市值达到251.1亿美元，是当初所付成本37.8亿美元的6.64倍。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掌控中国建设银行总市值9%的美国银行，掌控中国银行20%市值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淡马锡，以及掌控交通银行19.9%市值的汇丰银行。

    “2008年10月，建行境外战略投资者三年锁定期将结束，持有数百亿美元市值的外资金融机构的一举一动都值得高度关注。”这位人士认为，决策层就此透露的信息是，为避免措手不及，造成不良后果，“应及早主动采取措施应对境外机构可能的退出动向”。

    值得注意的是，1月18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签署修改《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将原“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中的“境外”二字抹掉了。可以说，对“境外”曾经的迷信因为残酷的事实而轰然倒塌。

     类似的漏洞还包括近年来外部投机资金对国内市场的肆意冲击。温总理在会议上也就此提醒相关部门高度关注。某高层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了一个现场细节，温总理拿着1月19日出版的一份报纸，读了其中《外资做庄中国股市揭秘》一文的标题，就其反映情况的触目惊心提醒与会者，要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这几年，国外游资炒完房子炒股票，气焰嚣张，说明我们近年来的相关管理是值得商榷的。”该人士评价说。

    会议上，还有一个更令决策层难以安心的问题是潜在的不良资产反弹趋势。据银监会最新统计，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06年末的7.5%；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从2003年末的8家增加到2006年的78家，达标银行资产占比相应从2003年末的0.6%上升到2006年的76.4%。

    但《商务周刊》采访中发现，在大多数金融官员眼中，这个优异的成绩单仍然是国家大规模注资后的结果，与银行自身竞争力水平关系不大。甚至包括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7年银监会工作会议上也不放心地强调：“今年要高度重视并切实防止不良贷款反弹。”

     “2000年，四大商业银行信誓旦旦说剥离1.4万亿就干净了，但没过3年又出来一大堆。于是，2004―2006年工、中、建、交四家银行股改再次剥离和核销的不良资产超过了1.1万亿。”审计署一位参与国有银行审计的官员向《商务周刊》评价说，这也是中央领导对金融改革成果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所在，“这 4年，每年新增贷款都超过2.5万亿，去年更是3.18万亿，现在经济形势好还看不出来，如果增长速度慢一点，不知道还会暴露出多少问题。”

　　 “目前我国银行系统的经营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依旧较为薄弱，包括现在已经改制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他看来，现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主要风险正在向基层聚集，“许多分支机构还在做官、做数字，尤其对基层一把手监督不力，造成违法违规问题严重。整体上金融业违规问题时有发生，金融案件未得到完全遏制。”
而且，业务经营中存在的风险比较突出，公路贷款和担保贷款等开展的新型业务存在着较大隐患，而且车贷和房贷中的不良资产孳生趋势也在加大。他判断，在这些情况影响下，尽管银行的报表至少到2008年还能保持漂亮，但“过了2008年就很难说了”。

     采访中，一位央行官员出身的著名金融学者也不无担忧地告诉记者：“2003年以来，金融市场中除了证券市场在制度建设和改革发展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战略转变外，其他领域比如货币政策、汇率利率市场化等等，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在市场后面跑，甚至是越跑越复杂、越跑越被动。最典型的就是流动性过剩搅得银证保三个市场一片混乱，迟迟难以理顺。”这种情形下，他认为不难理解中央领导的严肃态度和金融工作会议的无调而终。

货币乱局

    去年年底以来狂飙突进式的股市持续暴涨，竟然使传说中一场关于“股指期货”的市场“阳谋”演绎得越来越逼真：股指直冲云霄，被认为是3月份股指期货推出后“做空中国”的前奏（见本刊2007年第2期《中国股市暴涨阳谋》）。

     无论这个传说是否影响到了监管层，但1月20日召开的2007年全国证券期货工作会议上，出现了对于股指期货的最新表述：“按照高标准、稳起步的原则，在准备充分、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推出股指期货。”这被市场理解为监管层对原本今年三四月份推出的股指期货时间表，产生了愈来愈浓厚的疑虑。

     “原因很简单，半年前还热盼资金进场的资本市场，没有料到股指期货已经被市场投机势力做成了一个局。这个原本用来对冲市场风险的工具在推出前的一刻，潮水般涌来的流动性提前将股市逼到了‘墙角’。”近期关注大资金流动的华夏银行战略部经理沈小平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为记者描述了“墙角”的滋味：“目前的现货指数太高，一旦股指期货推出，来源各异的大资金将对已经重仓的大盘蓝筹股做空，锁定利润，引发行情剧烈波动，这会给一些追高的现货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目前牛市行情里新进的没有风险意识的散户，大震荡下面临损失的可能性难以承受。”

    沈小平指出，这还仅仅是“墙角”的一面，“另一面是，如果监管层推迟股指期货，股指将越冲越高，继续过去单边市一路涨到‘黑’的故事”。在他看来，做局者而言已经是招招在先，“尚福林将再次面对一场艰巨的市场考验”。

     目前股市中来势凶猛的资金，不论是被指责为外部游资还是投机性热钱，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是，都是近年来流动性过剩“放养”出来的“鲨鱼”。如果简单回顾一下2003年以来的中国投资市场，就会清晰发现，这群“鲨鱼”从原材料市场开始，而后转战房地产市场。去年年中随着政府终于拿出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又迅速冲进资本市场。

    这个过程中，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令人倍感无奈的剧目：一边是货币当局不断祭出加息、提高准备金、汇率浮动和央行票据等“宝器”四处围堵，一边是“鲨鱼群”借助泛滥的流动性肆意出入原材料市场、房市和股市，所到之处资源和资产价格无不搅得天翻地覆……

     也因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近日下了论断：“如果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基本特点，毫无疑问应该是流动性过剩。”资金的流动性泛滥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当前中国尤其突出。1月20日，2007年央行工作会议上，“加强流动性管理”已经成为央行年度工作的中心任务。

    但流动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而且央行就此遇到的两难，可能远比证监会目前面对的困境更加别扭。
比如，年初以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再起，曾经话口死咬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已经在多个场合透露“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是政策取向，可这招用来舒缓流动性的策略无异于公开向天下的资金大鳄发出邀请帖来炒中国；加息也是当前货币当局回收流动性的强硬工具，但削弱存贷利差这个国有商业银行目前仍旧依赖的主利润源，央行不能不考虑，这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刚刚改制上市就亏损的窘境。

    “事实上，流动性过剩使得许多货币政策只能原地兜圈子，处处掣肘。”前述出身央行的金融学者认为，尽管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中有许多国际环境和国内贸易政策的因素，“可不能不反思的是，应该看到货币当局在政策选择上也是造成当前结局的重要因素”。

     他给出一组数据反映，2003―2006年的4年间，新增贷款12.18万亿元，是此前4年新增贷款的2.05倍；特别是2003年和2006年，新增贷款分别达到3.63万亿元和3.18万亿元，分别超出当年年初计划1.83万亿元和6800亿元。“这样一个超量货币供应，无论来自怎样的政策理由和辩解，也很难相信是与这个时期的市场相适应的。”他认为，近4年来的中国货币政策需要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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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熟悉中国货币政策历史沿革的前金融官员，向记者钩沉了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方向性变化。“2003年开始，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开始发生重大改变，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数量工具被当作落后的政策手段而遭到质疑，而以利率为目标的价格工具因为其市场化特征而作为先进工具得到了青睐。”他介绍，这个变化为后来货币供应失控埋下了伏笔。

     “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巨大的利差空间的存贷款利率管制制度，和与基础货币供应之间存在共生关系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是我国中央银行建立价格型货币调控机制必须首先克服的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贸然更换中介目标的结果是，利率的价格工具失灵，不得不重新拿出信贷控制和货币供应量调控的数量工具，“而政策手段转换间，调控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失去，过多的货币可能已经被放出”。

　　 4年来，他认为货币当局留给市场的一个最深刻的影响就是，“霹雳手段不多，菩萨心肠太重”。去年11月15日央行提高准备金率后，11月24日货币市场中7天回购利率飙升到了4%。令人惊讶的是，随后仅用三天时间，央行就把此利率压回到准备金率调整前的2.5%。“这次利率波动应该可以当作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的一次生动教材，让市场成员体会利率市场化条件下资产风险管理和投资操作的深刻体验，但央行温暖的大手再次解放了被勒紧脖子的市场冒险者。”

    他遗憾地告诉记者，“这样方式的利率回归，对央行来说是保持了利率稳定和投资者，但同时也葬送了市场走向成熟、投资提高市场化意识的机会，以后真正市场化的时候，恐怕还要付出一代人的代价。”

    1 月15日，央行发布的月度金融报告称，2006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3.18万亿元，同比多增8265亿元，全年新增贷款数创出了近4年的新高；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4.56万亿元，同比增长16.94%。钱淹脚面市场上，在资产价格迅速变动的背景下，面临强烈通胀预期的央行将如何接招？


监管层手中还有多少牌？

     过剩流动性携自己的两大杰作――逼近3000点的沪指和超过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继续同监管层展开博弈。与此同时，一份发表在商务部网站题为《外经贸发展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挑战》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了“年升值4%―5%”的人民币升值速度建议，甚至提出了人民币低估15%的假定值。尽管商务部出面对此矢口否认，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事实上鼓励了新一轮升值预期再掀高潮。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周春生告诉《商务周刊》：“人民币持续升值就意味着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价值上升，从而导致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上升。2007年，中央政府担心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而形成泡沫并破裂，将成为制定宏观政策的出发点。”

    现在，监管层手中有多少牌，如何出牌？已成为最近一段时间业界讨论的焦点。

    1 月26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要加强对国有企业资金进入股市和转手进出的监控。”而此前，银监会一份《关于进一步防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证券公司业务往来相关风险的通知》已下发至各金融机构，明确要求“严格禁止任何企业和个人挪用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进入股市”。显然，目前各监管层已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国内资金流入股市的单项对策。

    “堵是最下意识的办法，但根本解决问题还在于疏。”沈小平认为，这个浅显的道理之所以难以贯彻，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境外有7.2万亿美元的热钱，而对于不足3000亿美元市值的中国资本市场，几百亿美元的流入都可能掀起惊天大浪。减少国内资金入市，要求基金减仓、限制央企资金入市等等，最多做到防止可能的风险损害更多的国内资金。

    “国际游资不同于以往的国内主力资金，其主要特征是隐蔽性、灵活性和流动性强，具有丰富的对抗国家政策经验，对抗国家监管上的能力远强于一般国内资金。”在他看来，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对外部热钱的监管体制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甚至“堵”的政策效果也没有发挥出来，更遑论“疏”的政策的有效协调和引导。

    “因此，要在对热钱监管的复杂性保持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以绝不回避的态度直面这个世界性金融难题。”沈小平告诉记者，“1990年代初期，巴西、马来西亚、智利、泰国以及捷克等国都经历了大量的国外资本流入，而只有智利实现了成功管理，其经验值得中国监管部门研究。”

    1991―1998年，智利首先对所有证券投资流入都要求将流入资本的20%在中央银行进行无息存款，这等于对资本流入进行征税，其税率主要取决于资本滞留该国的期限以及这些资本的机会成本。随后，对资本流入有存款准备金要求的覆盖面延伸到了贸易信贷、与FDI相关的贷款，甚至延伸到了在纽约交易所交易的智利企业股票，和与FDI有关的融资行为、债券发行。

    随着智利对流入资本管理的有效性和可控性提高，1990年代末，该国存款准备金率由一度最高的30%下降到 10%最后降至0。但期间流入智利的资本总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持续增长，同时资本流入机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短期资本从1990年的90.3%下降到 1997年的2.8%，长期资本则上升到97.2%。

    “最成功之处在于，这种管理短期内减小了智利比索的实际升值预期，长期对实际汇率也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沈小平介绍说，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智利将汇率从单一钉住美元转变为钉住一篮子货币，从固定汇率制度转变为爬行带状汇率，并最终在1999年顺利实现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没有给其他市场带来冲击。

    因此在他看来，目前的监管层事实上还是有许多工具可以利用，但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和不同利益集团对政策的不对称影响，使得工具效果大打折扣。他警告说：“各部门监管之间的制度漏洞和缝隙，已经成了整个国家监管‘大堤’上‘管涌’的根源。”

    2005 年5月，在外汇管理压力最大的时刻，也是汇改的前夜，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司副司长孙鲁军发表文章，透露了自己的苦衷：“为了缓解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给国内经济扩张、通货膨胀以及汇率升值等造成的负面影响，国际上管理外资流入成功的国家采取了诸如加强资本流入管制、中和外汇干预、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或者重估汇率水平，以及加强金融监管等政策措施……尽管上述国家所采取的对应政策和措施也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面对国外资本持续大量的流入，并没有仅仅依赖某一单一的政策工具或政策措施，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而且，多数国家还采取了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给予支持和配合，如智利、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捷克等都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公共部门的支出，增加税收，降低财政赤字。”

    在这些声色不动的列举式表述之中，我们依稀可以品出外管局“孤军奋战”的孤独感。

　　1月30日，上证综指上攻3000点未果，尽管投资者已经普遍感受到泡沫作响，监管层也频繁预警，市场仍然情绪“高昂”，诸如“进入指数型牛市，涨到5000点也不必称奇”、“A股年底挑战5000点”和“此轮牛市乃最持久牛市”的声音热闹喧天。

    同一天，无职一身轻的谢国忠正在向记者回顾自己的杰作――亚洲金融危机中对印尼金融崩溃的预言：
“在那份200多页的报告中，我告诉政府为什么印尼经济会倒？如果仅仅是经济周期，没关系一切还会回来。但如果一个国家在根本上出了问题，竞争力的丧失会因为体制原因而无法恢复。印尼当时出现的情况就是，公司赚钱都不是因为生意做得好，而是因为在逃税、漏税，在坑银行，在打通政府官员……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很多公司这样干……那么，最后的结果还用判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