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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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
陈寒鸣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绝对贫困”是指在流通中、在市场上被剥夺了物的财富的工人所处的除了拥有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外，其他一无所有的状况。他指出：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在流通中，由于货币和劳动力的交换，货币才转化为资本，而这种交换是以劳动能力本身与货币相对立为前提的。在这种对立中，“财产与劳动相分离是资本和劳动进行交换的必要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93页）正是在这种分离状况下，劳动能力表现为“消极的――表现为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产品，非生活资料，非货币，即与一切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分离、与它的全部客体相分离的劳动，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是一切客体都完全被剥夺的劳动的可能性。劳动能力表示绝对贫困，即物的财富被全部剥夺。”（同上）他还指出：“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困，因为整个物质世界以及物质财富的一般形式即交换价值，都作为别人的商品和别人的货币与它相对立，而劳动能力……本身失去了这些条件而独立地存在着。”（同上书第38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绝对贫困将不断地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再生产出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产生不仅以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的历史过程作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还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关系并使之日益尖锐化。”（同上书第159页）“这些前提，最初表现资本生存的条件，因而还不能从资本为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现在，它们是资本实现的结果，是由资本造成的现实的结果。”（上书第46卷第457页）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相对贫困”是指被并入资本的工人在参预社会总产品（总基金）分配时，其所取得的份额与资本家占有的那一部分相比较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使得工人处于贫困状况。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上书第3卷第135页）在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过程中，工作日长度总是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中创造的价值，而工人只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换言之，工人只得到他所创造的价值的相对部分。这种工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的比例关系，就是工人的相对贫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会加深工人的相对贫困。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此外，还通过使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量增加（由于分工等等），使总产品中归结为工资份额减少的办法使工人减少的状况恶化。”（同上书第389页）但是，当我们从社会总基金的分配比例来计算工人所得部分时，“不应得出结论说，工人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会绝对地减少。这种基金同他们所生产的总产品相比，只是相对地减少。”（上书第2卷第645页）此外，也“不应当因为在某个国家中劳动的相对价值随该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就认为在不同国家中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情况恰恰相反，在世界市场上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生产率越高，它的工资也就越高。在英国兴驻名义工资比大陆高，实际工资也比大陆高。工人吃较多的肉，满足较多的需要。”（同上书第5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相对贫困”通过工人的相对工资（也叫比例工资）表现出来。因为相对工资反映了“产品的价值在他（指工人――引者注）与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上书第47卷第607页）马克思很重视这种比例关系，他指出：“阶级和阶级相互之间的状况，与其说决定于工资的绝对量，不如说更多地决定于比例工资。“（《资本论》第3卷第477页）并且，亦如工人的“绝对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相对贫困” 也会不断地在生产过程再生产出来。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55页）因此，工人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都是这种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工人贫困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从资本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角度上来考察，“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统一构成了工人贫困的总体状况。一方面，工人由于同物的财富相分离而陷入“绝对贫困”，故其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唯一所有的劳动能力，而劳动能力一旦出售，他就从一种贫困进入了另一种贫困即“相对贫困”。可见，“绝对贫困”是“相对贫困”的基础。另一方面，处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再生产的结果之一，乃是工人和物的财富相分离的关系，即产生工人的“绝对贫困”。这样，“相对贫困”又是“绝对贫困”的基础。由此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互为因果的。
在这两种贫困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东西：“劳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19页）

资本的存在就是工人贫困的存在。只有在资本“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同上书第520页）以后，从而也就是资本被否定、资本家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被废除以后，工人的贫困才会从现实的存在转化成为人类幸福前史上的文字记载。

上述马克思关于工人贫困的理论绝没有过时。这理论不仅仍可用于解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贫困问题，而且对于分析研究我国当前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也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20余年来，我国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对之不宜估价过高，而应实事求是地看到，由于失去了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联系，当代中国有相当部分工人群众处于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状况，其现实生存处境实在令人堪忧。比之于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我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处于相对贫困状况。20余年来，我国私营企业能够迅猛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来华经商办企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或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高过最低工资线，但其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灾害，基本人以维持下去，陷入绝对贫困的窘境。绝对贫困的职工究竟有多少？这似可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数目难以统计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人当远远不止这2053万。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随养老抚幼、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消费等等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卖血”之事，甚至自杀身亡的惨剧也并不鲜见。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不仅是其自身社会地位演变的反映，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年来我国社会的变化，故而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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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贫富两级分化：工人群众贫困的社会背景
与普通工人劳动群众的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20余年来现实社会生活中骤然形成了一个暴富群体。当普通工人劳动群众不仅为自身生存，而且还要为其家庭购房、子女就学、购房等问题而忧愁的时候，在上海，紫园以最高单套售价高达1.3亿元而名列世界地产研究院评出的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榜首；在北京，一位27岁的富豪以92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世界顶级赛车。……可以说，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构成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现实背景。所以，我们有必要先从背景角度谈起。

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来看，我国这些年来贫困人口过多，比例过大。根据2005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1年我国高度贫困人口2.1亿，占总人口的 16.6%；中度贫困人口5.9亿，占总人口的16.7%。而从我们关注的工人阶级状况角度看，造成贫困人口过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工人工资太低。2002年，工资占增加值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为50.9%。（参阅《谁来纠正贫富悬殊的天平》，见2006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另一方面，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70%的全国财富，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 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报告显示，在中国大陆，共有管理资产额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25万户，列全球第六位；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中国90%的富豪是经营企业挣钱，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几个大城市”。（据2006年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这表明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已十分明显。2005年底，人类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已经显著超过0.4的国际擎戒线，可达到0.45了：

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国升9位

我国贫富差距破国际警戒线
贵州的人类发展指数仅超过纳米比亚 上海则与葡萄牙相当

昨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在北京发布，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去年相比上升9位。但令人瞻目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中的受益者与落后者之间的鸿沟正逐渐拉大，这种不公平尤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表现得极为突出。

这份主题为“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是联合国开发计划暑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联合国开发暑和报告的作者们希望该报告能成为针对如何进一步在中国推动均衡发展政策对话的催化剂，并为正在制定的“十一五”（2006至201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升最快

作为一个综合指数，“人类发展指数”是用来度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三个基本维度所取得的平均成就：健康和寿命（主要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衡量）、知识（以成人识字率及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毛入学率衡量）和体面生活（以美元购买力评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一般认为，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替代经济收入情况而用于综合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福祉的十分有效的指标。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暑逐年在全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发布人类发展指数，今年9月在联合国峰会前夕发布的全球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全球排名自1990年以来上升了20位，取得有史以来最快的人类发展速度。

报告还肯定了中国过去30年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如果不算上中国的进步，整个世界在减贫方面从总体上说实际上是倒退了。

名次上升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

2005年，城市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为列前10位的国家是：挪威、冰岛、澳大利亚、卢森堡、加拿大、瑞典、瑞士、爱尔兰、比利时和美国。报告显示，中国 2005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17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5位，为中度人类发展国家，而去年中国排在第94位。今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与去年相比又提升了9位。报告认为名次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

贫富差距突破国际警戒线

但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的弱势人群，尤其是无地农民、下岗职工和农村人群，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正是这种正在不极增加的不公的受害者。在城乡差距方面，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1，而农村人口的城市人口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67，仅是前者的83%。不公平在东西部之间和不同省份之间同样显著体现。

此前联合国开发计划暑9月公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也表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仅刚刚超过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的话，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葡萄牙相当。

根据经济学上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分析，如果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基尼系数以0.4为警戒线，当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大于0.4时，便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出现了社会不公平。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甚至可以达到 0.45。

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经济发展翻两番的目标，均衡的人类发展应该成为我们的政策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在该报告的序言中表示，在有13亿人口而又经济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是极其艰巨复杂的。完成这些任务，需要解决大量的政策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且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
（2005年12月17日《北京晚报》）
“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是由联合?开发计划署委托中?发展砰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这报告说“人类发展指数”是用来度量一个?家在（1）健康和寿命；（2）知识；（3）体面生活这样三个基本维度所取得的平均成就。而今日之中国，基尼系数已达超过0.4、可达到0.45，并且，主要由失地农民、下岗职工和贫困地区农村人群构成的中国弱势阶层（实即是当今中国工农劳动人民的主体）更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境地，他们正是那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看似不断增长的“不公的受害者”。

至于2006年的情况，则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12月下旬举行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暨《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社会蓝皮书》的主编、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表示，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倍，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李培林说，在整体居民的生活改善当中，现在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太一样，在多数人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时候，有一部分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变化，还有百分之十几的居民认为生活水平是下降的。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的发展和改革，它的普惠性要小得多了。差距在拉开，有一部分困难群体的生活在下降。由于分配带来了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问哪两个区域差距最大的时候，50%以上的人都认为群体之间贫富差异最大。并且，对于中等及中上阶层，理论上向来认为，他们是社会稳定的最基本因素。然而，在中国却有这么一种特别现象，那就是中上、中等收入者缺乏认同感，甚至“看扁自己”。蓝皮书指出，据调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中层”认同比例为 39.6%，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可见，不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问题远未得到解决，而且那种认为“培养和发展”“中间阶层”就可保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这能不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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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商品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时期，私人资本聚积的速度是异常惊人的。短短十多年的工夫，全国已经产生了一批亿万富翁。为首者，据说已向百亿元逼近。至于手握百万、千万的老板，在县乡已是司空见惯。
这些现象的出现，虽带有不可避免性，但实事求是地讲，也是始料不及的。由此而引起的社会一系列深刻变化，都被人们有较深的体会。今天理智地看到和认识这些，并不是见富眼红，并不是现阶段就限制和消除私有制。共产党人，坚信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人们，也不别回避和隐讳自己的观点，即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最终要与私有制及其观念的两个根本决裂。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家们，从来就不忘对我们进行分化、西化，就连经济贸易接触也看作是为了加快我们的“变革”。他们的信念和立场，从不隐讳和动摇；我们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全面维护工人阶级的劳动权益和生命安全，防止两极分化，恰恰是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更好地支持私营企业依法经营、健康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发展的需要。讲明这个观点，可以使私营企业主依靠诚实劳动、放心地去发展。人类最美好的前景是在彻底消灭剧削、消除两极分化之后，创造政党、国家都要消亡的条件，私有制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还应看到的是，贫富悬殊的状况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且，由于两个事实会进一步促进这一现象的恶性发展与扩大：一是若干私营企业主已经与某些党政官员结成了难解之缘。有的官员尽管工资收入有限，但其灰色收入却相当惊人。称病住院、儿婚女嫁、爹娘归西、工作调整、出外参观，甚至其他借口，就可收受花不完的钱；有的握有土地、企业股份、报酬提成，实际上有的已经是事实上的老板。二是分配不公，也就是与其劳动支出或贡献无关的收入增大。一些垄断行业的中高级职员、效益高的企业承包人等的收入，比一般职工的工资要高出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多。少数影星、球星、律师、广告人、教授、作家的财富也达百万、千万。问题更在于，高收入者在暴富挥霍的同时，还会拿出一部分当作资本，通过代理人投向生产流通、参与炒股等，追逐资本增值。
但是，作为社会另一端的贫穷者队伍不断增加。他们是下岗人员、停产半停产以及所谓“放长假”人员、提前退休尤其是在地方小企业和大集体单位的人员、贫困地区和因无法抗拒原因而产生贫困的农民等等。虽然不少地方公布过最低收入保障标准及救济标准，但实际上很难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最低的不要说养家，连个人生活也难保证。医疗的困难就更为普遍。这个庞大的人群，与灯红酒绿、一掷千金的富人相比，十分显眼。
由此可以看到，贫富悬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进而联想到两极分化，决不是无病呻吟！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三番五次地讲过，比如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算是走了邪路了。”难通还不能算是谆谆教诲吗？
（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00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20余年来，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从0.29扩大到现在的0.47，已超过0.4 的国际警戒线。而世界银行的统计也宣称，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另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新浪网新闻中心、北京华通明略信息咨询公司题客调查网联合实施的一项调查（10250人参与），89.3%的人认为我国现在的贫富分化问题已相当严重查中，分别有 72.4%、67.5%和50.1%的人认为，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弱势群体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有权的和没权的之间”、“打工者和老板之间”。在受访公众眼里，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据2006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
那么，在当今中国是哪些人构成了贫者呢？“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城市下岗职工、退休职工、进城务工人员和大部分农民及其家庭，是人口最多、钱袋最瘪、竞争能力最弱而又最不应忽视的群体，如果加上勉强摆脱衣食困扰的更低收入者，这个群体更庞大。”（雯子：《让低收入者有能力消费》，载200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其实，这里没有提到的全国在职的工人阶级群众，月工资平均到不了1000元，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就算夫妇俩都工作，供应一个三、四之家的生计，还要解决老人的瞻养、子女上学、购房、看病等诸多问题，同样紧吧吧的。这样加起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贫者。具体说来主要有下列七种人构成了当今社会生活中的贫困阶层：
（1） 长期失业者。一般每月发50----100元生活补贴，许多地区不发失业费；
（2） 下岗失业人员。一般每人每月发80----320元生活费，不少城市未按最
低生活费标准发放，有的以“自谋职业”为名将其推向社会。
（3） 其他靠社会救济者。因有病及残疾不能工作的人、无亲友抚养或赡养
的人，一般按每人每月60----230元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至于农村“五保户”原则集体保证供应，“大包干”后，开始由每户轮流供应，现在不少地区、尤其是那些贫困村，已无人顾及而任其“自生自灭”了。
（4） 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一些最贫困农村地区人均年
收入不足100元。
（5）早年退休人员。不少退休人员每年只有3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自然很艰辛。
（6）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的职工。黑龙江森林工人每人每月补助15元，其他靠自己在土里刨食吃。
（7）多子女家庭和重灾重病户家庭等。据民政部统计，2003年上半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已增到2182.7万人，1---6月累计支出“低保”资全 71.04亿元，每人每月平均补助金额，最高的北京市231元、最低的河北省仅35元，全国平均每人每月55元、每人每天1.77元。
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以工人和农民及其亲属为主的贫困人口的数量很大，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十分窘迫。”“对工人、农民来说，他们关心的是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公正的回报。”（肖云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公正社会》，见2004年8月1日《中国青年报》。）
发展到2006年，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经济持续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这使城市贫困群体呈发展趋势。“专家们注意到，上个世纪90 年代以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而新出现的城市贫困难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在专家的眼中，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可能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同时，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与失效，也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群体呈发展趋势》，见2006年2月9日《中国青年报》。）
与工、农劳动群众普遍贫困相对照的，则是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暴富阶层。据美林集团统计，2003年中国内地有百万美元以上富翁23.6万个，比上年的21万个增长12%，拥有总财富9690亿美元（合8020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3年GDP117390.2亿元的68.3%；每户平均财富410.6万美元，合3398.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全国人均GDP9101元的3934.2倍。。到2005年，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的富豪已达32万个，比上年增长6.8%。关于这些富豪的生活状态，下录两份资料可见一斑：
36栋“亿元别墅”9月现京
庭院面积至少4500平方米，户型信息只对已付部分房款的买家开放
9月开园不销售；一些特质问题已申请专利，但“亿元”身价尚未公开
本报讯（记者张学冬）记者日前从业内获悉，将高端住宅“私密性”作为产品主打牌的京东某超贵别墅将于9月开园，届时社区园景对外开放，目前开发商表示销售价格未定且暂不对外销售。但据有关知情人士透露，该项目每栋别墅售价接近亿元，将成为目前国内首个售价接近亿元的别墅社区。多数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该项目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可目前不好评说，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望。
户型面积约2000平方米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京东近郊，周边座落有不少高档休闲娱乐场所。项目总规划用地近400亩，规划有36座独栋别墅，每栋别墅的户型面积在2000平方米左右，其独栋别墅私家庭园面积多达4500---6000平方米。据开发商方面透露，该别墅室内户型信息只对交纳一定数额房款的买家开放，在产品“惟一性” 等特质问题上已积极申请专利保护，同时根据业主的不同需求，还可接受定制。但至今开发商尚未正式对外公布产品价格。
5000万元/栋别墅已少见
由于该项目9月份只开园不销售，因此别墅售价至今还是个“谜”。但有业界人士推测，按照该项目的设计标准，每栋售价可能近亿元。北京别墅市场迄今为止尚未出现销售过亿元的项同，此前上海紫园别墅曾售出上亿元，但也仅此一栋，如果9月这一坊间传言被证实，该项目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售价接近亿元的高档别墅社区。
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京城别墅市场中销售价格较高的几个项目，如西山美庐和东山墅，都是得益了产品位置的优越性。“一个位于老城区的四合院卖到1亿元有可能性，但别墅出此高价还十分罕见。目前北京别墅总价约2000万元/栋的就属高档产品，5000万元/栋的别墅已是凤毛麟角。”该人士表示。
（2005年7月27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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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豪华车品牌正接踵而至，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池塘”的水很深，潜藏的“大鱼”更多
豪华车市场的狂欢
本报记者 武卫强
9月9日，浙江中誉汽车公司在抗州推出了5款奔驰凌特改装车。该公司副总裁张建华介绍说，这些装配了全球卫星导航、多媒体视听、无线通讯网络，并可选配卫生、办公用品的豪华商务车最便宜的一款售价也要70多万元。
张建华告诉记者，在未来1年中，他们的销售计划是2000辆。用3万多元的吉利轿车来衡量，2000辆凌特改装丰的销售额与近5万辆吉利轿车相当。这对于一个刚刚进入汽车业的民营企业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且利润空间显然比低端轿车丰厚得多。
能否完成这个目标，当天前来祝贺的杭州市市长孙忠焕比中誉汽车公司的销售人员更有信心。他对记者说：“前些天，有人告诉我杭州进了一批3万元一条的女士牛仔裤，我说怎么能卖得出去，可不到一个星期，一抢而空了；还有7.5万元的男式皮包，我也叫不上什么牌子，竟然旺销到无货可卖。”他说，当一个城市的 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会出现两种转变，一个是产业从轻化向重化转变，一个是消费向中高端走。目前，国内有多个城市的GDP人均超过3000美元，高档、豪华产品的消费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来自全国乘用车信息联席会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8月份汽车市场继续呈下滑趋势，销售环比下降8.5%。与此相对应的是，整个豪华车市场却一直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在国家倡导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同时，在业界对限制小排量汽车口诛笔伐的时候，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处于车市“金字塔”塔尖的豪华车市场却在狂欢。
北京博瑞雷克萨斯4S店的顾问姚晓军告诉记者，他们今年开始营业的时候，预计每个月的销量也就20辆左右，但从目前看，销售最差的一个月也卖出了60多辆。售价600多万元的奔驰迈巴赫在北京燕沙设置展厅以来，开业仅3个月就售出了7辆。主管迈巴赫销售的何其乐说，中国每年在超豪华物品上的消费能够达到 20亿美元，是全球奢侈品消费大国之一。
何其乐对中国豪华车市场的估计显然过于保守了。宝马7系售价在94万---177万元，从2002年初到2005年5月，该车系在中国大陆的累计销量超过 1.4万辆，约占同期宝马轿车在中国总销售量的三分之一。就此，中国在2004年成为美国和德国之后世界三大7系销售市场。此外，记者从奔驰骄车三家国内代理商公司了解到，今年奔驰骄车国内市场销售量保守估计也会突破400辆；而奥迪A8今年在国内的销售也会突破500辆，再加上凌志及少量的林肯、劳斯莱斯、本特利和保时捷，预计我国豪华轿车的销量今年会突破9000台，销售额高达80多亿元。
一个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国家，豪华车市场竟然有这么大的容量，这是很多“老外”都不能理解的。去年北京车展上标价888万元的宾利728被神秘中国买走后，又有两辆同价格车型被预订。宾利公司的相关人士介绍，在全球售出的5辆宾利728中，中国内地售出了3辆。在这样的销费驱使下，今年4月的上海车展，宾利展出了1188万的雅致Mulliner728，比一般宾利轿车长728毫米，结果有4名中国客户提出购买。
劳斯莱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伊思.罗伯森4月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劳斯莱斯去年推出的新车型幻影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欢迎，同时客户跟我们提出，希望有更豪华的版本，所以我们推出的新幻影加长了25厘米，这是专门针对亚太和中东地区的消费期望设计的。”
纯手工打造的世爵是来自荷兰的豪华车品牌，今年9月份开始，他们准备加快中国市场的开拓。其相关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宾利在全球市场上大幅度下滑，是中国市场拯救了宾利。该人士说，豪华车的全球增量主要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尽快进入中国市场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但让这些豪华车厂商头痛的是，他们无法统计中国豪华车市场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即便是最有实力的调查公司也无能为力。奔驰中国区总裁韩力达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零花钱”有100万----500万美元的人就是“超富人”。在中国，这样的人群同样存在，但数量是未知的。他说：“根据我们的市场调研，中国人对豪华车的需求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凸现出超越美国的前兆。”
上周，北京奔驰挂牌成立，并准备年内推出奔驰E280。与此同时，奔驰凌特商务车也淮备在福州生产，凌特的改装权利交给了新出道的中誉汽车。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黎信在杭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誉的奔驰凌特目前是在进口车的基础上改装，等凌特在福州国产化后，将由他们为中誉提供车辆。他说，中国高档休闲游行房车目前还是空白，市场潜力很大。
与中低端汽车市场的恶性价格战相比，豪华车市场一枝独秀，稳坐钓鱼台，并开始从轿车领域向商用车扩张。现实的态势是：全世界的豪华车品牌正接踵来到中国，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池塘”的水很深，潜藏的“大鱼”更多。
（2005年9月15日《中国青年报》）又是上亿元的豪华别墅、又是狂欢的豪华车市场，还有豪华俱乐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另据有关媒体报道，北京颐和目听鹂饭庄西安分店一桌豪华“天龙御宴”就吃掉36.6万元（折合黄金8斤），相当于贫困农民3660人全年总收入。2004年8月，云南昆明一盒月饼售价31万元、一部手机售价21万元，一个8个8字的电话号码拍卖价70万元。2005年国庆期间，上海金窍大厦举行过一场超“百万元婚礼”。至于中国赌徒到澳门和美国赌城豪赌，一次就输掉几百万上千万美元，已非罕见之事。……这与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工农劳动民众处于贫困状态，在为生计而苦苦煎熬的情形相比较，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呵！真不知当今中国究竟是谁在做主人的社会？
这些富豪们是如何发家的？2005年8月18日《中国青年报》?载的洪巧俊《还有多少可以一夜暴富》，该文先引述别人的文章道：“相当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利益。”接着举了一些事例后说：“富豪们极富戏剧的暴富经历，也使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弊端暴露无遗。追溯原因，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个人主观因素的考量上，更应该注意制度层面的思考。”我们确实应该深刻反思近年来为什么会以年增长1---5倍的速度造就出如此众多的富豪，又为什么会产生出约1.92----5.05亿左右的贫困人口，以及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在贫富差距方面与资本主义美国相比毫不逊色（1994年美国《商业周?》报道，美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 4.7%，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6%。而在中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 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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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雄伟在2006年2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高素质的新富豪是“呼吁”不来的》一文说：我们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源，资源主要由政府来配置，可是我们又缺心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又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这当然就给了当权者以权力寻租的机会。这意味着，谁能够与权力挂上钩，谁能够与政府或政府中的某些关键人物建立“关系”，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决定着谁能够成为富豪。这种权力格局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之路。在上世纶八九十年代社丢上流行的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典型地说明了某些人发发家致富的浮踪背景。某些善于钻营的“胆大”者利用时代提供的“机遇”，拉扰关系、依托权力迅速发财。这也造成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当某些人不光彩地一夜暴富的同时，他们也会利用极力与金钱将其他人挤出发财的“快车道”。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某些人迅速富裕起来，在短短的时间里聚敛了上亿甚至上百亿的资产；另一方面，有国企职工下岗，有农民失地，社会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断裂。
此外，富豪们又主要是通过剥削广大工人劳动者发起家来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郭门有关人士曾详细揭露了部分企业克扣工人最低工资的多种违法手段：（一）将不属于最低工资组成部分的收入列入最低工资，这是支付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案件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较普遍。如某服装厂职工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大约1000元，看上去企业支付的工资超过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690元，但实际上该企业加班现象严重，在1000元工资里面加班费大约要有 500元左右，因此工人的实际工资只有约500元，低于上海市690元/月的最低工资标准。某电子厂规定职工工资是690元/月，这似乎正符合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但其中包括饭贴30元、车贴50元，而根据有关规定，饭贴和车贴都不作为最低工资的组成部分。（二）试用期人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如某金属制品公司规定所有新进人员工资一律按600元/月支付，经过一段时间不等的“试用期”并经单位考核为熟练工后，再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底薪。（三）计件定额过高导致职工收入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某制衣厂实行计件工资制，所规定的计件定额奇高，根据规定的计件定额标准，职工在提供正常劳动情况下所得的月工资仅为420元。（四）实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兑现的出力动者，企业预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如某销售公司对部分职工采取的是按考核周期兑现工资的工资支付方式，公司规定每季度考核一次，考核后计发工资，平时则每月预支500元给职工作生活费。（周凯：《谁动了我的最低工资》，2006年9月2日《中国青年报》。）在盘剥工人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资本家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呵！
2006年8月21日《中国改革报》发表该报记者云富采写的报道，现摘录于下：
前不久频发的矿难不仅使煤矿安全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把“煤老板”这一特殊群体推到了前台。近日，记者奔赴云南省宣威、富源等地，走近这些“煤老板”，了解他们的黑白人生------
走近“煤老板”
一万三：唱歌喝茶吃顿饭
一壶茶380元、一顿午餐4500元，唱几首歌花了9000元……亲眼目睹了宣威市文兴乡某煤矿的王老板一天的生活，记者真正领略到“挥金如土”的气势。
7月14日上午9时，记者在宣威市龙堡大衔上一茶室里见到了王老板，他的价值65万元的丰田路霸越野车就停在茶室门口。他十多熟练地向服务员说，来一壶 380元的龙井。他说本想破例请记者到其家里去坐，但在茶室里显得有气氛，同时还让人觉得有品位。前年底，他在该市文兴乡从别人手里花750万元买下了两口井，过上了煤老板的生活。
基本是幕后管埋
“我的煤矿设计年产3万吨煤，矿上有工人200余人。”据王老板介绍，纶并没有直接参与煤矿管理，一般都是在幕后进行管理。矿上设有矿长一人。选矿长时要非常小心，必须是自己比较贴心的人，而且还要精通煤矿生产程序及管理办法，因此开的薪酬也就比较高。矿长以下又按生产、后勤、安全、运输等设了几个副矿长。王老板说，在正常开采的情况下，他一般要一两个星期才会到矿山上一次，或者到发工资的时间才送钱上矿上，平常很少上山。遇到煤矿有事，他就通过手机与矿长等联系。
招待是笔大花费
10时30分，矿长来电话说有需要招待的朋友要在这两天到矿上，要王老板先“打点”一下。挂断电话后，王老板立即翻开电话簿，在电话里约定相关人员在宣威一著名酒店吃饭。11时30分，他先到洒店订好包房，坐在那里等着客人到来。席间9人喝了5瓶五粮液，结帐时，记者看了一下帐单，这顿饭花了4500元钱。他说，接待这些人一顿吃掉几千块钱不算什么，有一次他请某个单位的朋友吃饭，然后又到昆明去娱乐，一次就花了7万多元。有时一个月要接待十几起，这是很大的一笔花费。
晚上，王老板专门邀请记者等朋友一起，赶到曲靖一豪华KTV包房唱歌。为了避免别人打扰，王老板花9000Ô包下了其中一层。
“小王，叫几个漂亮的小姐过来陪我们唱歌。”王老板刚到包房里坐定，立即招呼一个妈咪过来。随后妈咪叫了十余位年轻漂亮的女孩进来。这些女孩显然都认识王老板，齐声叫着“王总好”和王老板打招呼。
“有的人很势利，如果你的行头太差，就会对你挑鼻子竖眼睛。”王老板说，他买了一套12万元的西服、14000元的皮鞋、7万多元的一块劳力士金表，把自己武装一新。
记者在富源、宣威一星期的采访中，共了解了9位煤老板。这些人多数出手阔绰，能把钱认真当回事的没有几个。煤老板们大部分文化程程普遍偏低，文化最高的就是高中毕业，个别甚至连小学都还没有毕业。
宝马车撑门面
“没有哪个煤老板是一蹴而就的，我说是是实话。”7月18日，富源县富村镇的煤矿老板刘某说。
刘老板今年41岁，脸膛黝黑，个子粗矮，身体壮实，讲话嗓门特别大，一身名贵的西服穿在身上显得有几分滑稽。他经营的煤矿在富源算一个小型的煤矿，年产量两万吨左右；他的“坐骑”，是价值超过百万元的宝马越野车。他的发达轨迹，是当前富源县众多煤老板发达路的一个影子。
2003年5月，刘老板带着表哥和小舅子，在请人勘察了村旁一座小山里有煤后，申办了相关证件，借来7万块钱，开始打矿井。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只在要封顶的时候请人帮忙，平时都是三人用竹篓一点一点把泥土背出来。就这样，花了三个多月Í出了第一口井，经过有关部门验收后，当年12月开始正式生产，列某也正式当起老板，开始过起煤老板的生活。他没有雇人来当矿长，而是让表哥当了矿长，此外，矿里主要职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都由亲戚担任，他认为这样做很放心。
一年几百万的收入，这是几年前刘老板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有了钱，刘老板花钱开始大手大脚。他说：“有钱后，我把儿子从富源一中转学到昆明最好的私立学校上学，每年好几万的学费。”今年年初，他花一百多万元买了一辆宝马越野车，把开了一年多的普拉多给了表哥。
“煤老板”张狂的奢靡生活是建筑在一次又一次煤矿事故殉难者累累白骨基础上的！这种完全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才有的野蛮场景，居然出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究竟说明什么问题？
权贵与资本相结合，在当今中国推演了一场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闹剧，而在这场闹剧中培育出了多少“煤老扳”式的富豪，更使亿万劳动者陷入贫困化境地。这不真实地表明这种“改革”实际已蜕变为改向------使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偏离出社会主义轨通了吗？“主流学者”、“精英人物”无视这种事实，不准许人们反思、批评其推展的“改革”，动辄即给反思、批评者扣上“极左”、“保守”、“僵化”、“仇富”等帽子。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贫困人口还不够多、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基尼系数不科学”、“超过0.4也不必担必”。他们一方面在鼓噪当前中国的关键是要“制造中产阶级”、“培育高素质的有产者”，另方面又在宣扬“低保制度养懒汉”之说，还将他们的那一整套思想主张标榜为“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们真不知这些大人先生们还要把中国导引到什么路途上去？真不知他们还想怎样祸害中国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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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源，资源主要由政府来配置，可是我们又缺心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又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这当然就给了当权者以权力寻租的机会。这意味着，谁能够与权力挂上钩，谁能够与政府或政府中的某些关键人物建立“关系”，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决定着谁能够成为富豪。这种权力格局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之路。.....
   中国特色的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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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修正主义
作者：九月十五（lujun1999）

什么是修正主义？

四十年前的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主要论点就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古稀之年的毛主席却不得不面对文化大革命失败，反修防修失败的巨大风险。这个我们可以从这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地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后一次集体会见时的谈话中可以见到。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

为什么毛主席会觉得文化大革命会失败，反修防修会失败呢？毛主席的解释是“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些反对文化大革命,要算文化大革命帐的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这个我们可以从《邓选二卷》某页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处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对文化革命不理解、有抵触、不满意的代表人物则是叶剑英，这个我们可以从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中可以看出来“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好像原话是“啥子修正主义，谁也搞不懂？”。文革十年了，一大批老同志还不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又如何能够取得反修防修的胜利呢？


那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讲话中提到了修正主义，把修正主义等同于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十几天后的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更是明确了修正主义，并提出了要对修正主义展开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之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3页。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我们知道马列主义的某些结论是错误的，如果全部照搬马列主义的结论，必定会犯严重的教条错误，就会断送中国革命，断送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次发生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绝对不能否定呢？否定了它就是搞修正主义，坚持了它就是搞马列主义呢?我们知道马列主义是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他宣扬的是劳动创造价值，人民创造历史。所以，个人认为这个不容否定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普遍真理就是：“依靠劳动人民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同样的推理，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普遍真理就是：“依靠资产阶级，为资本家服务”。如果中国共产党依靠的对象不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不是无产阶级，那肯定搞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修正主义。只有依靠的对象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才能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如果依靠的对象不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剥削阶级那肯定会被资产阶级利益代表人逐步夺取权力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是妄想依靠资产阶级来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的路线。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军事斗争转为经济工作。军事斗争有路线问题，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清晰的回答。经济工作同样有路线问题，同样有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来发展经济，毛和邓分别给了不同的回答。毛时代依靠谁大家都很清楚，至于邓时代依靠谁可能会有不同意见。我用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名词来说明邓到底是依靠谁？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厂长负责制”，一个是现在的“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厂长负责制”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发展经济已经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了，而是依靠一小撮精英厂长、经理们了。改革了二十多年，发展经济所依靠的对象也变成了“海外战略投资者”，现在振兴东北喊的最响的就是“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依靠的对象也变成了外国资本家，振兴东北经济看来是要依靠美国、日本的剥削阶级了，这就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振兴东北的国策。现在中央政府的路线是马列主义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就不用我说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依靠的对象是剥削阶级，还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只有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才会说能够。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如何把一头大象装进冰箱？”，答案是：把一只猫装进冰箱，然后大肆宣扬猫也是大象来给无产阶级洗脑,还谓之曰”解放思想”。依靠剥削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实际上和大肆宣扬猫也是大象的人属于同一类。现在不是有主流学者宣扬股份制也是公有制吗？按这些人的推理，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股份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国家也全部变成了公有制国家，也全部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什么叫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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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修正主义？
这就不能不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错误。第一个错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为什么？因为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在不断提高，不断发展。根据这个错误来推理，在这个社会阶段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这个推理直接否定了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的社会民主党本身存在的合法性，这就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目的被抛弃。无产阶级政党不搞社会主义革命了，要去发展资本主义了，同资产阶政党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在中国，陈独秀根据这个错误提出了有名的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只有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在此基础之上，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并用“二次革命论” 来指导整个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造成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虽然从实践上推翻了这个错误，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生产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但并没有从理论上系统的阐述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生产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到底是偶然取得胜利还是历史的必然，谁也没能说清楚。因为列宁正忙于从实践上证明在生产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够建成稳固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可惜，人的一生太短暂了，列宁没来得及完成这个任务就去世了。列宁之后,这个任务落在了斯大林身上。应该说斯大林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一大半，没有能全部完成。列宁、斯大林仅仅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就使苏联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二号工业化强国，并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谁也不能否认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在欧洲只能排到第四位，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已经是经济实力全世界排名第二的工业化强国。但这也只能说是列宁、斯大林把一个生产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建设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能说建设成了一个稳固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大并不代表稳固，希特勒的德国是强大的，但他并不稳固。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强大的，也不稳固。现在的美国也是强大的，同样也不稳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强大是建立在掠夺其他国家人民财富的基础之上的，一但他们不能够继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财富，他们内部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强大而不稳固，是因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济理论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济理论问题一直困扰着列宁、斯大林一生。1953年3月，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一两天对刚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切斯诺科夫说：“你们应当在最近就抓进一步发展理论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在经济方面出一些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纠正过来。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出了错，那么就会断送整个事业。没有理论，我们就会死亡，死亡，死亡！……”。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问题一直困扰列宁、斯大林呢？这就要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二个错误：以消灭生产过剩为目的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相对生产过剩，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产品生产要有计划按比例的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要刚好满足人民的需求总量，要求大致平衡,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生产太多了就会出现生产过剩，还是会出现经济危机。生产太少了又满足不了人民的生活需求”。要使某段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总量刚好满足于某段时间内人民的需求总量，这个计划如何做？我是认为这个计划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因为人民的需求总量是随着产品的价格和人民的收入而变化。价格高需求就会少，价格越低需求就会越多，人民的收入越增高，需求就越高，人民的收入减少，需求也会减少。除非商品的价格固定不变而人民的收入可以预测才能够作出此种计划。人民的收入增长可以预测这个可以做到，但商品的价格固定不变却同“错误的货币理论”相冲突。既要商品的价格固定不变又要“错误的货币理论”看上去没错误，所以就出现了严格控制各种产品生产总量的计划经济。有美国学者研究指出：“苏联政府曾经对高达5500种产品作出生产计划和分配计划”。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二个非常严重的后果。1、生产能力总是满足不了人民的生活需要。2、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很慢。这都是人为的控制生产过剩所引起的。人民急需的生活用品总是生产不出来，不急需的生活用品倒是生产一大堆卖不出去而造成浪费。全部的计划分配又造成了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很慢，决大多数厂家根本就没有生存压力又怎么会主动去开发新技术呢？当然，中国的计划经济还是吸取了苏联计划经济的一些经验教训，中国政府最高也只对不到600种产品制定了生产计划和分配计划。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出现这种有问题的经济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上，这就是错误的货币理论。错误的货币理论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这里就不再分析了。建立在错误的货币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的社会实践出现了一个始终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为什么世界上第一个把人送入太空，宇航技术非常发达的苏联却生产不出苏联人民需要的粮食和轻工业产品？而生产粮食和轻工业产品的技术比起宇航技术来说，却是太简单不过了。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错误，导致了后人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些人始终没有明白错在哪里?这些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有很多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宗旨“依靠劳动人民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而成为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 妄想依靠资产阶级来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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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修正主义。

我们已经知道：“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妄想依靠资产阶级来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那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则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陈独秀的修正主义路线直接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的产业工人并不多，才约二百万人，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党内高层领导人都感觉到了无产阶级力量的不足，但多数都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只有毛主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同属被剥削阶级的农民。毛主席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见之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陈独秀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依靠已经组织起来的同属被剥削阶级的农民而是妄想依靠属于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把第一次大革命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为了迁就国民党，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六万共产党人杀的杀，逃的逃，叛变的叛，最后只剩下一万多人。血的教训教育了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岂能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修正主义路线宣告破产。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连续剧《星火》，其中曲折的透露出了一段农民革命斗争失败的史实。为什么会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抛弃了农民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第二次出现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则是刘少奇。第一次出现的修正主义路线主要体现在军事斗争上，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妄想依靠资产阶级力量来推动革命。第二次出现的修正主义路线则体现在经济发展上，表现为无产阶级政党妄想依靠资产阶级力量来发展经济。我们知道1949年建国时，中国经济水平相当落后，要联合一切力量来发展经济，不管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是资产阶级的力量。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都要发展经济。只不过马列主义路线主要依靠无产阶级力量来发展经济，资产阶级力量只是作为一种补充。修正主义路线则主要依靠资产阶级力量来发展经济，把无产阶级力量作为一种补充。这才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列主义路线和以刘、邓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区别。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此段话足以证明毛主席对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采取何种经济发展路线，有着清晰的判断。即：“建国后，将会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在这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内，允许私营企业发展，但不能让私营企业操纵国民生计”。私营企业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当然也就是由公有制企业来操纵国民生计。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但公有制经济要占绝对主导地位。这条经济发展路线获得了毛、刘的一致赞同。对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经济政策的具体操作方法刘少奇还做了进一步研究，并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与资本家的斗争应主要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来进行”。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３日，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斗争策略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后，说：“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个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从这句话来看，刘是非常有才能的。对于今天的中国，还特别具有指导意义。只不过“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竞争不赢，而是被人打着“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造”的幌子活活掐死，强制卖给私人变成私有企业。县市级全民企业已经卖完了，省级企业有的已经卖完了，有的还在卖。中央企业太大，私人买不起，就通过上市或者是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来私有化。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完了，政治上也要失败。这种后果可是刘少奇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指出来的。对于刘的主张，毛主席深表赞同，还嘱托刘对新中国的经济性质进一步思考和分析，写出文件，提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这个我们可以从薄一波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回忆刘少奇同志建国初期的一些经济建设思想》(1989.11.13)一文中就可以看出来。刘的正确主张也可以从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刘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讲话中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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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更是提出了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通过对以上选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部分内容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观点：

1、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并受到了毛主席的不点名批评。
2、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工作重心转移。
3、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不能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此条吸收了刘少奇的观点“与资本家的斗争应主要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来进行”，只是把经济竞争改成了经济斗争，并增加了同资本家进行政治斗争、文化斗争两项内容。这三项斗争不能取得胜利，共产党就会失败。
4、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的依靠对象。
5、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城市工作的中心是生产建设。
6、生产的目的首先要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如果不这样，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如果共产党失败，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7、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继承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观点。私人资本主义有积极作用，并且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尽可能利用他，但也要限制他。
8、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定义了什么是经济发展路线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观点和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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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立的经济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然而，在建国后的五十多年中或左或右的背离了这条正确的经济发展路线。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很多城市相继解放。１９４９年４月９日，薄一波在给毛主席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由于天津解放后，没有及时宣布有关工商业和劳资关系方面的政策法令，资本家普遍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他们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表现消极，有的甚至想弃厂外逃。同时，也由于有些工人在对资斗争中，向资方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这在群众斗争的高潮中虽然是难免的，但却增加了私营企业面临的困难。据该市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５日的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３０％。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就会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恢复整个经济秩序都极为不利。对此，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极为重视。少奇同志认为，现在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当然这种存在和发展必须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他亲自到天津去考察。（见之于薄一波《回忆刘少奇同志建国初期的一些经济建设思想》）


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考察工作。当时一切工作以恢复生产、保障供应、安定人心、维护治安为中心开展。有些资本家老实的想多办一些工厂，但怕剥削的多，罪恶大，如启新洋灰厂经理说：我办了第三个厂，就不想办第四个厂，怕第四个厂子办起来后就是大资本家了，就要审判了，审判就有罪，有罪就枪毙。结果就引发了刘少奇一段很著名的讲话“剥削有功论”。“在现阶段，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现在工人的痛苦是工厂关闭、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店员失业、生活没有着落，造成社会治安不稳。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要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就没法活。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是有功。”（见之于《高岗留下的困惑》作者:终极无间华岳论坛）。平心而论，这段讲话相对于当时的局势来说是正确的，而且也符合毛主席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毛主席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大妥当。而且，毛主席也没有认为他错了。要不然毛主席也不会在几年后把刘推上接班人的位置。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农村经济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让贫苦农民得到生产资料-土地。所以被解放的地区首先就要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但是，随着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农村中又出现了贫富分化。有人富起来，成为富农，买房买地。有人穷下去，卖房卖地。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土改后分到土地的农民十几年、二十几年后又会形成贫农阶级和地主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如何应对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出现的新情况？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中共山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就提出了解决农村贫富分化的办法。“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基本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说，目前已发展了多少富农。而是说富农方向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个趋势，这一问题，我们是很注意的。如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互助组织。产生了新的因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征集公积金，增强公共积累。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红问题。应采取按劳力、按土地两个分配标准，按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于按劳力分配的比例，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刘少奇是如何应对土改后的中国农村又重新贫富分化的现象呢？这个我们可以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刘少奇《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文件的批语》中就可以看出来。“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为什么土改后的农村又会出现贫富分化？农村又会出现贫农阶级和地主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呢？这是因为我们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建立的经济制度并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和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王朝更替之时的土地重新分配的性质是一样的。还是建立的一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小农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贫困的农民必然会卖掉自己的生产资料-土地，而重新成为贫农阶级。富裕的农民必然会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 土地，而重新成为地主阶级。根本原因就是土改后的中国农村搞的还是土地私有制，并不是土地的全民所有制。毛刘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刘认为当时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搞土地私有制是合理的。毛主席则认为当时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搞这种土地私有制是不合理的，长久下去将会动摇社会主义。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对中央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刘少奇的《历史任务》，遭到高岗们朴素而直白的质疑：照少奇同志的说法，我们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是搞不上社会主义了？而资本主义一路搞下去，我们有什么前途？革命不是白干了？二、叁十年后，农村不又成了新富农、新地主的天下？城市不又成了新老资本家和私营资本主义的天下？（见之于《高岗留下的困惑》作者:终极无间华岳论坛）。

一九五一年七月，围绕着刘《历史任务》的讲话，毛刘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分歧呢？很多人把刘的《历史任务》当作毛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继承与发展，认为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正确的施政大纲。其实，我们详细分析就会发现他在很多地方都背离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过渡需要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大约在15-30年之间；――无异议。

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只要第叁次世界大战不爆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叁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埋头苦干，责无旁贷，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无异议，但是不明确，没有说依靠谁来发展经济。
叁、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五种经济成份，即国营、集体、私营、合营、个体应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只有在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才能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前一句话很正确。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说过“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容许他发展”。这后一句话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成份？实际就是公有制企业。只有在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公有制企业，才能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实际上就是把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希望不是寄托在公有制企业身上，而是寄托在私有企业身上。难道整个社会生产力没有得到全面提高，就不能逐步增加建立公有制企业吗？难道公有制企业就不能承担全面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任吗？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讲话“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从刘的《历史任务》来分析，这些糊涂的同志其中显然包括刘。
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积累资金去发展重工业；――谈不上什么原则分歧。

五、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对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搞建设性急不得，不可能一晚上吃成个大胖子，那只会得浮肿病。如果过早实行社会主义，势必会在城市和乡村触动私有制。中国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国有化，只会伤害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大不利。在农村，不顾条件去推行集体化，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动摇私有经济，是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一下，结果农民认为你是搞共产，就把猪牛羊都杀掉吃掉，私有树木也砍掉用掉，只会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这一论调毛、刘看法完全相左。前面分析过，毛主席是允许私营企业发展的，但中国共产党依靠的对象始终是公有制企业，实际上是允许私有企业、公有制企业同时存在。不说动摇、否定私有制，但削弱私有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则是肯定的、理所当然的。而刘的这一论调，把公有制企业、私有制企业简直是搞得水火不容。似乎你要发展公有制企业，必定就要消灭私有制企业。特别是对于在农村搞集体经济的看法，就是把农民的私有财产猪、牛、羊、树木都无偿的弄到集体上去。这一作法，在后面的农业合作化中受到了毛主席的强烈批评。这一论调也与刘１９４８年９月的讲话“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个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自相矛盾。

六、只有稳妥地渡过了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二、叁十年时间)，工业发展了，农业发展了，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目标实现了，我们的经济企业管理干部也成长起来了并日渐成熟了，各行业的技术专家也大批培养出来了，工农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并提高了，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一段话与前面的话自相矛盾。前面闭口不谈如何发展公有制企业？都是说要发展私有企业，那“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目标” 又如何能够实现？难道刘的“社会主义步骤”就是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内，共产党全力扶持、帮助私有制企业的发展，等私有制企业养肥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然后共产党把军队派过去，把私有企业老板杀了，把私有制企业抢过来变成公有制企业不成？


刘的《历史任务》受到了毛主席的强烈批评。导火线则是刘少奇《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文件的批语》。一九五四年二月，刘少奇作《我的自我批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问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一九五O年一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一九五一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七月问。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刘虽然作了自我批评，但刘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刘的错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可以找到理论根据，这就是“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之上”。只要马克思主义这个错误结论没有被推翻，一但毛主席所探索的道路遇到了困难、挫折，一部分共产党人就会退缩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当中去，从而酿成了中国共产党内长达五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路线之争。

LUJUN1999

200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