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自爆欠巨债 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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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自爆欠巨债 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方案

2007年03月23日10:44 来源：中国新闻网

　　日前吉林大学发布校内通知称，“2005年起，吉大每年要支付贷款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为此吉大于前天召开了座谈会，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昨天吉大财务处综合科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透露，吉大目前共需偿还30亿元债务。

而吉大宣传部长刘景辉称，自己不清楚欠款具体数额，但这些钱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人头费。

　　事件原委

　　吉大网上贴出通知自曝遇到财务困难

　　几天前，吉林大学财务处在该校校内网上贴出名为“吉林大学关于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通知中自曝:从2005年起，学校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至1.7亿元，财务困境从2005年开始逐步显现。学校规模大，各方面的资金需求也非常大，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通知末尾称，“为集思广益，尽快解决财务困难，我们迫切需要向广大师生征集具有建设性、操作性强的合理化建议。”

　　学校欠下巨额债务

　　吉大财务处贴出的通知中详细介绍了吉大财务发展状况：“自合校(编者注：2000年)到2004年底，学校财务环境是相对宽松的。当时的资金供求缺口一方面可以通过向银行贷款予以弥补，另一方面，学校科研经费等沉淀资金也被大量用于周转使用。当然，伴随宽松的经济环境的是我校巨额的内外债务。”

　　2005年起显现财务困境

　　通知中称，“鉴于我校的财务风险较大，国家决定，从2005年开始，我校新增银行贷款必须上报教育部批准，未经批准，不得贷款，否则将追究责任，对此，我校近两年是按规定办理和执行的。从2005年起，学校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学校的可支配资金大大减少。”通知中称财务困境从2005年开始逐步显现。

　　想尽办法节支难奏效

　　通知中透露，“学校尽最大努力从财政部、教育部、地方政府等相关部门争取了大量资金(如2006年就额外争取资金1.05亿元)，同时想尽办法节支，如预算压缩10%至20%，预算执行中再尽量节省(2006年节省6757.37万元)。”但也坦言，“学校规模大，各方面的资金需求也非常大，增收节支的成效很难体现，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

　　校方说法

　　巨额欠款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人头费

　　昨天记者从吉大财务处综合科得到证实，通知为财务处所贴，座谈会已于21日召开完毕。吉大宣传部部长刘景辉称：“会议主要面向教职工，同时吸收一些学生代表参加，这些学生是自愿报名参与的”。

　　吉大财务科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吉大共需偿还银行贷款约30亿元，而现在吉大的运行经费主要都是靠教育部的拨款”。

　　宣传部长刘景辉称：“欠款主要用在两块，一块是基本建设，还有就是人头费，因为合并之后，工资得往高处拉齐。”当记者追问合并是不是造成债务上升的主要原因时，刘景辉回答：“那肯定啦。”但他表示，对于学校欠款的具体数额不太清楚。

　　各方声音

　　高校背高额债务并非只有吉林大学，昨天一位高校教师如是说。一位教育学硕士称，一些学校扩地搞基建，建成后再扩大招生，高教繁荣发展的泡沫背后蕴藏着风险，为还贷高校勒紧裤带，削减教师工资，导致优秀资源的流失，这种恶性循环应尽快得到遏制。一位年轻教师称，吉大有勇气公开财务状况，说明学校非常重视此问题，此外他也同情吉大的遭遇，“高校运行需要大量经费，国内高校都要靠国家拨款，但高校众多，拨款却有限，所以很多高校都为钱发愁。”(徐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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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一个吉林大学毕业生说,吉大一天的开支就有五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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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许多大学拖欠巨额贷款或面临破产

亚洲时报吴忠撰文/香港---在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年度会议结束后，公立大学过度借贷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同时也不禁让人担心，许多大专院校是否会破产，它们的银行借贷是否会成为坏帐。

大学过度借贷的问题去年首都曝光。在审查几所公立大学的帐目后，大胆直言的国家审计长李金华提醒有关方面，当心大专院校从银行过度借贷的金融风险。

据中国社科院2006年的社会发展蓝皮书估计，公立大学2005年拖欠的贷款在1500－2000亿元（按当前汇率约是193－258亿美金）。

但甚至这一数字也被大大低估了。九三学社副主席、政协常委邵鸿在人大和政协会议进入尾声时说：“公立大学所欠的债务实际上要比这一数字多得多。”这位南昌大学前副校长称，中国公立大学总债务高达4000亿元，而且这还是“保守的估计”。他说，除了银行贷款外，许多学校还欠建筑公司和其他机构的钱。

官方数位显示，自1999年以来，全国各地公立大学在基建领域的投资超过5000亿元。很多业内人士与邵鸿持相同的看法，即这些基建资金的80％来自贷款。

同样也是政协常委的苏州副市长朱永新估计说，公立大学借贷总额可能高达5000亿元。从金融方面来说，很多大学处在破产边缘。实际上，它们的运作情况正出现问题。

据中国《财经》杂志报道，大学过度借贷问题是两会小组讨论的热点。代表们提出了不下12项涉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动议。

政协常委朱永新说：“巨额债务已成为限制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些学校处在破产边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给中国高等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追本溯源，过度借贷问题缘自上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

在1949－1999之间的50年＿堙A中国大学被作为与政府相关的组织机构，其运作依赖政府拨款，严格遵循“收支平衡”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它们不得向银行贷款。

然而，在九十年代中期，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期刺激投资和国内消费，进而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正是在这一政策下，高等教育扩张为一个重要的消费部门。

当时主管教育的常务副总理李岚清在退休后回忆说，做出这一决策有几个原因。除了进一步普及高等教育，满足社会需要外，教育开支还可帮助刺激国内消费。而且更多学生留在大学＿堙A可缓解就业压力。（但结果证明，大学扩招只是推迟了就业问题，近来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困难。）

在1999年，中国国务院宣布大幅增加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规模。然而，中央政府一方面制定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政策，另一方面却未能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反而鼓励学校像企业那样进行商业运作，因此准许它们向银行借贷用於扩招。

地方政府立即将这看作是一个增加当地基建工程的黄金机会。因此，1999年公立大学开始大规模向银行借钱。大多数贷款用来扩大校园，修建新的教学楼、办公楼、宿舍等设施。

许多地区甚至争相建立规模巨大的新“大学城”。例如，广州斥资120元在4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一个“大学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中等城市廊坊也斥资50 亿建立“东方大学城”；南京甚至了建了两个大学城，一个占地面积70平方公里，投资50亿人民币，另一个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投资逾40亿人民币。

投入这麽多钱，中国高等教育的确发生了一次“大跃进”。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从1998年的1022所，猛增到2004年的1731所；在校生人数从1998年的643万也随之猛增到去年底的2500万。仅1999年，扩招人数就增加了50多万。

公立大学几乎把所有贷款都用在了与地产开发相关的项目上，但不幸的是，它们却不能像商业住宅开发商那样出售地产。於是它们只有两种方式偿还银行贷款：一是申请新的贷款以偿还先前的贷款；二是大幅提高学费。

但在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领导的新内阁开始实施宏观调控，停止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后，大学的贷款潮也随之平静下来。商业银行因担心坏帐增加也对向大学贷款持谨慎态度。

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堙A中国高等教育是免费的，政府甚至给每个学生一些补贴。从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开始准许学校收取学费。在90年代中期，每位学生的平均学费是几百元。

但自1999年后，学费成倍增长，如今每年在5000－8000元（645－1030美元）之间。越是名牌大学，学费越高。但在此期间大陆居民平均收入只增加了4倍，远远低於学费增加速度。

高涨的学费已成为公众不满的重要问题之一。甚至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去年初退休前也抱怨说，他和妻子两人的收入加起来尚不足支付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

但即便大幅提高了学费，大学也无力偿还银行贷款。例如，邵鸿说，他所在的南昌大学欠债20亿，贷款利息每年为1.1亿。但学校的总收入，包括学费在内，尚不足3亿元。该校甚至无力支付利息，更不要说偿还大笔贷款了。

如今由於政府强化监管以期平息公众对高学费的不满，大学已不能靠大幅提高学费来增加收入了。

银行给大学的贷款期限大多为6－8年，很多贷款已到期或即将到期。因此目前是偿还的高峰时刻。有人担心，大学拖欠的巨额贷款将会导致国有银行正在下降的不良贷款率再度反弹。

为平息公众的担心，教育部长周济两周前同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说：“有人说一些大学会破产，这是夸大其词。高等教育不会成为国有企业的另一部门。”他保证说，教育部将会认真处理大学贷款问题。“这个问题将会得到逐步解决”。但至於如何解决，他并未透露详情。

根据周济的上述说法，我们可以相信政府最终也许会施以援手。由於中国财政收入近来大幅增加，政府事实上完全有能力这麽做。河北省发改委官员马甯最近写道：“由於所有公立学校都是国家所有，因此这个帐单最终应该由国家来付。”

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林立（音译）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拨出专款支付大学的银行贷款，但利息应由学校偿还。

但有人认为，中国应借机重组高等教育结构，将其中一些大学私有化。朱永新就是其宣导者之一。他建议，国家维持约10所一流国立大学；各省维持一两所省立大学；县级市维持一所自己的大学。其馀所有学校均出售给私人投资者。通过这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不仅能偿还银行贷款，而且还可用来提升国立大学和发展初等及中等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支持这种做法，现在正值其时。

不管中央政府采取何种解决方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必须彻底评估已产生了很多问题的公立高等教育商业化运作模式。既然中国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的，政府就必须承担责任，把高等教育作为公共服务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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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大学生拖垮家庭经济 教育致贫严重


    前不久，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公司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其中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

    本报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在校阶段，有四成家庭要付出当年全部以上的家庭收入。

　　67% 年花费1.5万元左右

　　李成(化名)在大连一所大学读书。他今年大四，入学时每年的学费是8000元，每月的花费在500元左右，全年花费在1.2万元。他的父母在辽北一个城市做小生意，一年的总收入是1万元，他四年的学费是一个经济较为宽裕的亲戚为他交上的。

　　李成的大学过得很节省，自己打工也挣了近1000元，他认为靠打工念大学不太现实，“要养活自己就得打两份工，这样学习就耽误了，顾不过来。”

　　李成表示自己工作后一定会还亲戚这笔钱，记者问他还上这笔钱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李成计算了一下，三四年应该够了。

　　本报调查显示，现在大学的学费3成每年在5000元以下，45%的人学费是每年5000～9000元，还有25%在1万元以上。

　　而包括学费在内，一个大学生的年花费有多少？67%的人表示总花费在1.5万元左右，25%的人在2万元以上，年花费在1万元以下的仅占8%。

　　41% 花掉家庭当年全部收入

　　一个大学生一年会花掉家里多少钱？选择全部收入及以上的占了41%，另有42%的被调查者表示在一半左右，选择在四分之一以下的为零。

　　这意味着在孩子念大学期间，四成家庭的年收入为负数，其中不少人还要拿出以前的积蓄。而在所有发达国家的统计中，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开支都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0%。

　　与高额的家庭投入相比，家长对教育的态度则是非常明确。如果经济困难你会对孩子采取什么态度？表示让孩子放弃念大学的仅有3%，其余都是通过向亲友借款或是申请助学贷款来解决。尽管供个大学生不容易，但孩子如果要考研，超过6成的人表示，只要考上借多少钱都供。

　　市民李先生孩子去年上大学，第一年入学就拿出去1.5万元，估计以后每年都得花去这么多。李先生夫妻二人全家年收入约在3万元左右，平时过得很节省，除了看电视，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孩子说将来想考研究生，我虽然不太赞成，但不能说什么。”

　　42% 降低学费减轻家长负担

　　教育、医疗、住房正成为家庭消费的“三座大山”，房子可以住旧的，孩子上学不能不供。怎样减轻家长在大学教育方面的负担？大多数参加调查者认为应该降低学费。其中认为国家应加大教育投入以降低学费的占42%，认为应加强监管、合理制订学费的占39%，还有少部分人认为应该推行长期、完善的贷款机制及建立贫困家庭助学基金。

　　根据新华社的一则报道，1994年至2005年，国内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元～8000元不等，10年间学费猛涨20倍，而此其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加大教育投入、降低学费成为众多家长的希望。

　　大连一位银行界人士表示，有指标限制，现在大学里能享受到助学贷款的人并不多。因为信用机制不健全，导致还款率差，所以很多银行不愿意开展这项业务。而在日本等国家，大学贷款机制很完善，大学生完成学业靠贷款成为普遍，有的贷款期限长达20年。

　　“父母债”何时能还清

　　参加本次调查的有不少是大学生本人，在大学花费上，他们普遍表示，父母为自己投入太多了，自己一定要还这笔债。

　　“我上了大学之后父母就过得很节俭了，除了生活必需品，他们将生活需求降到最低。”一位毕业于大连轻工业学院的同学表示。父母的月收入共计2000元，而她要花掉1000元，所以自从她上大学后，家里基本就没有大件消费，而在这其间，父母还为她配备了电脑。

　　采访中，这位同学最近刚刚辞职，正在找份新工作，她也希望自己早日有稳定、满意的收入，让父母享享自己的福。

　　以一个大学生每年总花费在1.5万元左右估算，4年的总花费在6万元，如果毕业后去掉租房、生活、交际等各项费用，每月结余1000元计算，需要5年才能还清。而这时，他(她)已将近30岁，已经或面临着结婚、生子等各种花钱大项。

　　但很少有父母指望着让孩子还上这笔钱，“只要他毕业后能养活自己就行了。”一位家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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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致贫背后隐含的教育风险
       

　　日前，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
(《中国青年报》2月8日)

　　透过这个信息，我看到了教育风险时代正在悄悄来临，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知识神话与市场经济短兵相接的可能性结果。

　　教育之所以会成为多数城乡居民的头号家庭开支，不仅是出于社会人本身的权利需求，其中更隐含了人们的心理预期：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这样，对教育的投入便包含了一种投资特性，即人们希望不断累加的教育投入能在若干年后带来一个较为丰厚的回报，以此改变孩子的命运甚至是整个家庭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家庭不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改善家庭生活、增加其他消费或投资金融品种，而独独钟情于教育的原因：人们看中的是教育无与伦比的长线投资价值。

　　现在的问题正在于：一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高回报的教育投资，正在逐渐步入高风险区域。产业化运作带来的教育成本过高使普通家庭经济不堪重负，而高等教育的“含金量”下降、大学生及高学历者日益凸现的就业难现状、因“扩招”而导致“过剩”、因“过剩”而引发的“深造”风和过度教育现象，不但使教育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更使千万个普通家庭经济因循环投入而发生恶化。不仅使普通家庭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大打折扣，更进而影响到其对投资教育的信心―――高成本低回报使得教育风险度也在逐步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