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蒙古族文化现状之个人分析（一）

huhechaon

衰落中的科尔沁蒙古族文化及对它的现实思考



引言

一部反映草原蒙古族文化的作品《狼图腾》问世以后引起了世人包括众多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关注。本书作者所反映的额伦草原的文化异化、生态恶化问题实际上展现了整个蒙古文化的没落过程，而作为草原文化璀璨明珠的科尔沁文化可能是这个异化过程中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举世闻名的科尔沁大草原（即现在的通辽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历史上的科尔沁因为孕育了孝庄文太后、曾格林沁等中国政治舞台的精英人物，曾经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进程，而今天的科尔沁却因为种种世人熟知的问题如《狼图腾》中所描述的额伦文化一样不可避免的遭遇了文化的陨落。

一、璀璨的科尔沁蒙古族文化

科尔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主体是现在的通辽市，其前身是始建于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的哲里木盟。通辽市总面积六万平方公里，包括五旗（奈曼旗、扎鲁特旗、库伦旗、科左后旗、科左中旗）一市（霍林郭勒市）一县（开鲁县）一区（科尔沁区）和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居民以蒙古族为主，汉族占多数，同时生活着满族、回族、朝鲜族、达翰尔族等32个民族。2005年10月份的统计资料显示，该地区总人口达309.3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139.3万人，是全国和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少数民族地区。
科尔沁是红山文化、富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多年来，蒙汉等各族人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科尔沁文化 ，其核心部分是科尔沁蒙古族文化。科尔沁蒙古文化既具蒙古民族文化的一般性，又有科尔沁地方特色。
科尔沁蒙古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科尔沁蒙古宗教文化。同大部分蒙古地区一样，藏传喇嘛教是主教，特别是16世纪以后，北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有流传。但是对该地影响力更大的是其本土化宗教“蒙古博教”，作为科尔沁蒙古国教的“博教”是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的拜物教，是科尔沁蒙古族文化的典型代表。这种代表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历史上科尔沁“博教的”影响渗透于该地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人们的衣食起居（直至现在，仍然可以在科尔沁蒙古的种种习惯中体察到这种痕迹）。“博教”的仪式活动是科尔沁蒙古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博教”的神职人员“博”和“渥都干”又同时充当了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角色，他们以极富民族医学文化特色的堪称绝妙的接骨术和精神病疗治闻名遐迩，同蒙古普通居民呈现出息息相关的特征。
另一方面，科尔沁“博教”的观念体系形成了科尔沁蒙古人的生态观。事实上，出于对自然本身的顶礼膜拜，“博教”教义中形成了种种对自然的禁忌，正是这些禁忌，客观上构成了科尔沁蒙古人的生态观。
可以这样说，没有这种“博教”，不可能存在科尔沁蒙古族文化。如今，科尔沁“博教”走向了前所未有的衰落，但是科尔沁“博教”已渗透在科尔沁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积淀于科尔沁文化的深层结构和人们的潜意识中。其信仰和禁忌逐渐世俗化，并以民俗文化为载体遗存，成为科尔沁人的主要意识形态。
除宗教文化外，作为蒙古民族文化一般特性的英雄文化也是科尔沁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其他地区一样，科尔沁蒙古人最早逐水草而居，以狩猎游牧为生，放牧和部落氏族战争造就的长年累月的马背生活和与天地自然奋斗的需要，使其历来崇拜阳刚之力，而具有强生殖力、战斗力、承受力及智慧力的英雄恰是阳刚之力的典型代表，由此科尔沁蒙古人形成了独特的英雄文化精神，其核心理念事实上就是对“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默认，是在对自然膜拜基础上的对人力的充分肯定，这种默认和肯定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竞争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气息体现于竞技场上，也体现于人们的生产组织过程中，这和同时期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国人熟知的蒙古族男子三技：赛马、射箭、摔跤，既是力的较量也是生产、征战和塑造阳刚之美的重要手段。这种英雄主义精神充分的展现于科尔沁神话传说、史诗文献，以及祭敖包、那达慕庆典等民族风俗中，而科尔沁塑造出来的众多天之骄子正是集聚了这种英雄主义世界观的精华。
狂欢文化是科尔沁文化的另一个文化特色。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狂欢文化和狂欢文化的活态遗存，体现于科尔沁蒙古，尤为明显。庆典和狂欢，可以诠释一个民族、一个部族或地区的精神文化的神秘内核。
舞蹈是狂欢文化的最直接最普遍的表现形式。蒙古人的舞蹈多种多样，有盅晚舞、筷子舞等等，其中“安代歌舞”和“那达慕篝火”又是科尔沁狂欢文化之最。那“快把你的鞋底踏破，让歌声随着脚跟起落”的呼唤和跳得撕掉了袍襟，磨破了蒙古靴子的特定场景；那通宵达旦的歌舞，沸腾的竞技，多彩的礼俗，最大限度的表现出了迷醉的力量、野性的冲动、生命的潜能，狂欢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无疑是“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蹊，没膝之尘矣”庆典情景的活态遗存。
叙事民歌是科尔沁狂欢文化之秀。达尔汗民间歌王查甘巴拉等艺人的演唱，似天籁之声的交响，似天人合一的变奏。沉迷于他们的歌声的草原人，常常进入集体无意识状态，也情不自禁的放开歌喉。
马头琴是科尔沁狂欢文化之巅。对于马头琴的痴迷，是科尔沁人“爱马”、“崇马”的延续和升华。由一代琴圣、马头琴之父――齐宝力高作曲并策划的一曲千人演奏的《万马奔腾》狂飙起了世人的震撼和惊叹，而万人奏《万马奔腾》又将寄托科尔沁蒙古的梦想和希望。马头琴的凝聚力、吸引力、张力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文化气息，作为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之一，成为世界独特的文化景观之一。
此外，蒙古族长调、民间故事、好莱宝、英雄史诗、蒙古族祝赞词、乌力格尔也都或多或少的蕴涵了狂欢的特质。
同其他民族一样，独特的婚礼仪式、民族服装、民族节日、民族食品也是科尔沁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一般性特征，此处不再赘述。
毫无疑问，科尔沁蒙古族文化是科尔沁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以科尔沁蒙古族本土“博教”为主体，以狂欢文化为承载形式，以建立在对自然膜拜基础上的英雄观为内核，通过祭礼、婚礼、服饰、节日和食品等方式表现出来，既具蒙古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又融合了科尔沁地区的地方特色，充分的展现了科尔沁蒙古族的民族特质。
但是这种古老游牧民族的科尔沁蒙古族文化，伴随着现代化文明的扩张、一元化价值体系的强制、缺乏实践基础的唯意志冲动、毫无理性的愚昧的计划，在由牧业向种植业的强制过渡中完全的破坏了生态基础，生态环境的恶化剥夺了文化的现实经济基础，最终使科尔沁蒙古族文化不断地走向了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