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民歌《诺恩吉雅》诞生于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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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民歌《诺恩吉雅》诞生于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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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5-6-21　 新闻摘自： 北方新报
　　感谢《通辽日报》于2004年7月17日转载我的拙作《确有其人，确有其马――蒙古族民歌〈诺恩吉雅〉追本溯源》。正是这一转载，引起更多的学者关注，才有了《通辽日报》2004年10月14日《叙事民歌〈诺恩吉雅〉所创年代之我见》（下简称《我见》）一文，这对蒙古族民歌研究是颇有裨益的。
    我细读《我见》，收益匪浅，但是总的感觉是民间传说多，事实根据少，缺乏说服力。为此，我提出以下意见，与作者商榷。
    首先，《我见》作者说，诺恩吉雅是奈曼旗第十二世扎萨克郡王德木楚克扎布弟弟德木楚克道尔吉的女儿，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嫁给了“乌珠穆沁王嫡亲布仁巴特尔之子博迪毕力格”。说这是作者于1981年“用20来天时间深入奈曼旗农村牧区调查蒙古叙事民歌的来历”而得到的材料。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交代这些材料的来源是听说的呢，还是有文字根据？
    其次，奈曼王的侄女诺恩吉雅是怎么嫁到乌珠穆沁的，《我见》更没有说清楚。文中所说继承父亲爵位的萨格拉“为装修王府，发展蒙古族文化而从旗内外招募了不少文人雅士以充其幕僚”之事与诺恩吉雅嫁到乌珠穆沁有什么联系呢？迷雾重重不得而知。对此，《我见》没有作一个字的交代，可是《我见》却很肯定地说：“现在推算起来，这一历史距今足足相隔一百五十年”。《我见》说诺恩吉雅的伯父德木楚克扎布即位十七年，于1865年病故，那么即位当是1848年。诺恩吉雅出嫁于150年前，也就是1854年，其伯父即位才六年，这说明诺恩吉雅是其伯父在世时出嫁的，这与其子萨格拉于1865年以后“装修”王府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再次，就算是奈曼王爷的一个名叫诺恩吉雅的侄女远嫁到了乌珠穆沁，但是不一定远嫁而思乡的姑娘们都能够上民歌，上民歌的姑娘肯定都有各自的动人故事。如果没有什么故事，普普通通的一个远嫁姑娘，无论她们是平民的姑娘，还是王爷的姑娘，人们是不会为她们编歌的。《我见》中的诺恩吉雅，可以说什么故事都没有。敖汉王爷的姑娘诺恩吉雅就不同了，她有许多感人的故事，而且大多都是她健在的亲人讲的。敖汉王爷的诺恩吉雅，天生丽质，性情温柔，聪明令俐，有文化，近30岁才出嫁。新婚不久，丈夫又外出几个月，守空房的诺恩吉雅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因为思念故乡而哭泣，只好以看书和骑马打发苦闷的日子。他们家有个很会唱民歌的马佗，为诺恩吉雅牵马，非常同情她的处境。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环境，最容易产生民歌。
    还有，有关在《诺恩吉雅》歌词中出现的那匹“拖拽着缰绳的马”，是这一歌曲所独具的特色。《我见》中说：“据其家乡父老传言，诺恩吉雅的坐骑从乌珠穆沁逃回后，曾经流窜于老哈河两岸。”这只是传言而已。敖汉王爷的诺恩吉雅“拖拽着缰绳的马“，不是传言中的马，而是真马，马的主人――看见套在马头上的笼头和半截缰绳的人还健在，马的主人还记得那匹马的毛色，是“胡拉”（黄褐）马，是达力扎布娶诺恩吉雅时当作彩礼送给敖汉王爷的9匹马中的一匹。
    《我见》拿出了《诺恩吉雅》创作年代早于1943年的4条证据，但是都经不起推敲。    其一，《我见》说，“早在1950年，著名散文家安波在搜集整理并译介蒙古族民歌时，就说过〈诺恩吉雅〉是五十年以前发生的故事。”众所周知，安波等同志搜集整理的《蒙古族民歌集》，最早出版于1949年11月，由内蒙古日报社出版。安波同志1949年9月19日写的《〈蒙古族民歌集〉出版感言》中说：“八一五后，我到了热河……在极短的时期内，就搜集了七八十首民歌。”他又说：“就在这一时期许直和胡尔查同志亲密合作，记录了二百余首民歌。”许直和胡尔查同志在《关于采译本集民歌的几点说明》中说：“本集中的一百五十六首民歌，都是四八年冬季在冀察热辽联大鲁艺时记录的，演唱者虽以昭乌达，卓苏图盟为限，但有些歌曲流传范围是广的。”说明这些歌曲是在“极短的时期内”记录的。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在“极短的时期内”，对二百多首民歌的来历和创作年代是不可能一一调查清楚的，他们只能根据听到的传说写了一些译注罢了。比如，就拿收入本集的《侬嘉》（后译为《诺恩吉雅》）来说，当时第一、第二段译为：“嫩江的岸上/脱了笼头的马；老实的侬嘉/嫁到遥远的地方。黑龙江的岸上/脱了辔头的马；亲爱的侬嘉/嫁到遥远的地方。”人们根据歌词中出现的“嫩江”和“黑龙江”等地名，以为这首歌是呼伦贝尔民歌。其实，民歌诞生地是绝不能拿歌词中出现的地名来断定的。所以，绝不能因为《诺恩吉雅》中出现“奈曼旗”一词，就断定这首民歌就是奈曼民歌。
    其二，《我见》称，1931年秋，就有科尔沁左翼中旗的色拉喜、孙良、苏达那木、嘎尔布僧格、德宝等人组成“八人民歌队”，受日本人指派曾经到五岔沟向蒙古劳工们演唱《诺恩吉雅》时，让劳工们哭得死去活来。人所共知，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刚刚发动“九一八”事变，还未来得及控制整个东北，特别是日本人还没有来到科尔沁，在这个时候日本人怎么有可能“指派”蒙古族“八人民歌队”去五岔沟为劳工们唱歌呢？况且日本人抓劳工，在五岔沟修筑工事是在1932年春建立兴安四省之后的事。
    其三，《我见》中还说，有一个老艺人的外孙说他1921年出生时，他的姥爷就唱过《诺恩吉雅》，“听者无不掉泪”。一个人竟然记得他出生之年什么人唱过什么歌，这太神奇了！这只是外公讲给外孙的故事而已，这样的故事可以编得很多很多，但是不能作为《诺恩吉雅》创作于1921年以前的证据。
    其四，《我见》称，民歌《诺恩吉雅》从来没有在昭乌达民歌集和敖汉歌集中出现，都是出现在科尔沁民歌集中，云云。历史研究是允许新发现的，新发现推翻原有定论的例子屡见不鲜。一个严肃的研究工作者，对新发现、新结论是应该认真对待和仔细研究的，而不应当一概否定。退一万步说，《诺恩吉亚》就算是奈曼民歌，那么奈曼旗从清太宗元年，即公元1636年就隶属于昭乌达盟，到1948年才划归哲里木盟，隶昭时间长达312年，隶哲时间才2年（至1950年），而《诺恩吉雅》正是在奈曼旗隶属于昭乌达盟期间所创的，从这个角度讲，《诺恩吉雅》为什么不可以说成是昭乌达民歌呢？问题的关键，争论的焦点，不是这首民歌属于哪个地区，反正都是蒙古族民歌，诞生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这首民歌的真实来历。我何尝不希冀蒙古族民歌历史更久远呢？民歌历史久远，说明我们的文化古老，而有古老文化的民族是自豪的。但是，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暂时宁可相信这首民歌的历史短些，而不相信它的所创年代在“一百五十年”之前。
    据说，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人录制过蒙古族民歌，在日本有藏品。如果能找到1943年以前录有《诺恩吉雅》的唱片，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就无话可说，彻底闭嘴了。愿意与包括《我见》作者在内的广大读者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口文/元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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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间的话去看看今年的内蒙古日报的《生活周报》上定的
蒙古族著名作者勒*敖斯尔老人家的《诺恩吉亚的秘史》!可读！写得不错！
那种《诺恩吉亚》后面的文化背景是《诺恩吉亚》的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