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边疆研究的途径看云南蒙古族研究-

huhmoren_2 · 发表于 2005-10-26 20:47:59

（二）、“我们研究边区的第二途径，就是要考究边民的个人行为方式。个人行为一方面有其生理的基础，一方面实由于社会互动关系所造成。”[1]这样一个以蒙古族居民占主体的乡镇中，自然有其特殊的习惯风俗，“接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兴蒙乡的蒙古人家庭中，每逢家人上山砍柴的时候，家里总要有人去接。若弟弟去挑柴，则哥哥去接；妹妹去挑，姐姐去接；老人去挑，子女去接；家里人有特殊情况的，亲友去接。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寒霜酷暑，家人都要翻山越岭前去接应。不去“接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不去接柴会被看成是一家人互不关心，不守“古规”的表现。接柴看似一件个人的事、纯属个人行为方式，其实不然。接柴体现了家人亲昵、互助、相互关心的深厚情感。这个“个人行为”是有其不可分割的社会历史背景的。首先，挑柴的路程比较远，兴蒙乡蒙古族挑柴要到河西镇背后很远的山上去。一般情况下天没有亮就得起床煮饭，天亮时带一包冷饭就离家上山。山上的干柴不容易找，在山上吃过午饭，挑着满担干柴往回走时，往往已经天黑。其次，往返的路上并不安全，时常有埋伏的土匪抢劫钱财衣物。为了亲人的安危以及减少劳累程度，接柴无疑是一个好办法。久而久之，接柴的习惯就逐渐形成了，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可见这种风尚是徒居云南的蒙古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由原先的个人行为逐渐演变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兴蒙蒙古族乡人民每逢农历四月初二，必热热闹闹地过他们的传统节日“鲁班节”。兴蒙乡被人们誉为云南的“建筑之乡”，因为蒙古族人民建造的房屋不仅造型别致，而且经久耐用。传说鲁班是木匠、石匠、泥瓦匠的祖师，而兴蒙乡蒙古族人的建筑工艺就是从鲁班师傅那里学来的。流传在当地人民中的《鲁班和旃班》的故事中讲到，旃班是鲁班的蒙古族弟子，四月初二是鲁班向旃班赠送《木经》的日子，也是旃班收徒弟的日子，所以在这一天过“鲁班节”。每逢这一天，出门在外的泥、木、石、瓦等工匠，无论路程远近都要按时赶回来欢度这个节日。而节日期间不回来的工匠，则会被认为是个不尊师不懂规矩礼仪的人。届时各村寨要杀猪宰羊，搭台唱戏，把供在中村大佛殿里用檀香木雕成的鲁班像，抬到各村游行一番，一路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与此同时，还要耍龙灯、跳蚌壳、划彩船等，热闹非凡。同样，学习建筑手艺，学做泥活、木活、石活和瓦匠活，原本是一种个人行为，是一个人为了求得谋生的本事而进行的活动。然而随着学习同样技巧的人越来越多，施工队伍就逐渐扩大，进而导致建筑的规模就扩大，工程变大，简单的施工技巧不能满足建筑需要时，就要求提高技术含量，改进建设工具，进行分工分项合作，以求每一个细小环节都能够负责到位，精益求精，从而又要求再扩大建筑队伍，完善建筑技能，提高工作的效率和精度。这样，一支建筑队伍形成，又一支建筑队伍紧跟着形成，他们不仅满足了本乡人的建筑需要，还进一步扩大范围，在云南省内都留下了建筑的痕迹。于是，他们这个由若干个人组成的团体，以共同完成工作任务并展示出出色业绩为兴蒙乡赢得了“建筑之乡”的美名，他们因此而感谢那位曾无私传播手艺给他们的鲁班师傅，并以此为纽带，把众多建筑工匠聚集在一起，共渡这个有感恩意义的节日。经过变迁，原先的个人行为上升成为一种集体行为，一旦成为乡规习俗，就以某种方式固定下来，约束着其间的每一个个人。正如林先生所言：“要知道个人，就得考察这个个人所往来的其他个人，因为他的行为方式的形成，即系他已往与人共处生活所积累的经验。个人和社会是同一问题，不过两方面的看法而已。研究个人是必须考察他的环境，特别是他与人发生的互动关系，我们也可以说，社会状态由于研究这个个人，而表现出来。同时，研究社会时也不得不考虑个人，因为社会便是每个人所组合而成的，提社会而脱离了个人，无非空谈抽象的名词罢了。”[1]除此而外，兴蒙蒙古族乡的饮食也较有特色。由于居住环境与北方草原的不同，经济生产方式也就不同，从而生活细节也会有所差异。兴蒙乡的蒙古族一般日食两餐，栽秧、收割农忙时吃三餐，不再吃奶茶乳酪，而是和当地其他民族一样，以大米为主食，不喜面食。由于居住于杞麓湖边，所以擅长烹调鱼，特别是称为“太极黄鳝”的一道名菜，已成为蒙古族人民招待客人的佳肴，其做法是把抓来的活鳝鱼直接放入锅中加热，不剔骨，被黄焖的黄鳝因为遇热身体自然盘曲，形象“太极”，所以起名“太极黄鳝”，据说味道鲜美可口。蒙古族人民除善于捕鱼外，还饲养鸭子，所以，百余年来，他们别具特色的烤鸭技术也已远近闻名。由于居住地域狭小，从前放牧牛羊的畜牧业变为主要从事饲养生猪的养殖业。每户养猪2―10头，为通海县成为全国生猪生产基地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猪在兴蒙蒙古族乡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份量，作为食物，在某些场合它甚至具有了象征的功能和作用，而这样一种重要食物对于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人来说，应该是羊，而不是猪。从《蒙古秘史》的记载来看，北方蒙古族的“许婚筵”，蒙语叫做“不兀勒扎儿”，意为“羊颈喉”，因为羊颈喉的肉坚韧耐嚼，含义是牢不可分，象征夫妻百年好合。结婚时，两个新人从结婚之日连吃此肉三天，以示庆贺。除此而外，羊还是重要的聘礼。今土默特一带蒙古族的婚礼上，新郎到女方家迎亲，女方必先闭门不开，男方必以羊碰门，叫“碰门羊”。在女方举行的婚宴上，还有放“特洛西”的习俗。所谓“特洛西”就是把煮熟的羊腿放在桌子中央，新郎新娘争夺，如果谁能得到这块带肉的骨头，谁就平安健康。按照蒙古族的习俗，特洛西是婚礼上的一种吉祥物。在男方迎娶新娘的婚礼上，羊头也是一种吉祥物。敬献羊头是最大的敬意。《绥远通志稿》云：男家款待男女送亲者，宴席仍用旧礼……蒙人必以全羊为宴席盛品者，取吉祥之意也。[2]其整羊席上煮出来的整羊都放在银制云头图案的大盘中，按照躺卧的姿势，把两条羊腿顺着前肢左右扣紧，前臂骨往里折放，形如卧着的活羊一般。摆上桌时，羊头必须朝着主宾。可见，羊在蒙古族的婚礼中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蒙古族婚宴上的佳肴，而且是婚礼上的吉祥物，是蒙古族人婚礼的凭证。而在兴蒙蒙古族乡的婚礼过程中，新郎迎亲时给女方送猪腿一只、酒一坛，女方父母则以两小块煮熟了的猪乳头的母猪肚皮肉（俗称离娘肉）、两瓶酒、两条鱼作为回礼。新人在入门以前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在门的左边摆有一放有三牲酒的香案，上面摆有一只公猪头，嘴里含一条猪尾，寓意有头有尾。由此可见，同是蒙古族，北方的蒙古族和兴蒙乡的蒙古族在婚姻过程的习俗中已有了明显不同。文化，因适应环境而产生，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又由于文化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习惯行为和生产方式，文化环境一旦形成，又制约着人们的言行，使其举止必须与周围的文化氛围相适应，如此几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三）、“个人和社会间最明显的联系，莫如语言的训练。语言的训练，一方面需要机体生理上的根据，诸如肺部、咽喉、声带、口舌等等的连用，另一方面需要社群生活和团体互动的作用。语言系人类行为方式的一种，明显而具体，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最根本的条件。”[1]于是，研究兴蒙蒙古族乡的第三个途径，就是它的语言。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支。元代落籍兴蒙乡的蒙古族有语言无文字。现在他们使用双语：正式公共场合使用汉语，在日常交流和群众集会中则以兴蒙蒙语为主。兴蒙蒙语与内蒙蒙语差别很大。忽必烈入滇以前，兴蒙当地的居民是彝族，忽必烈攻入云南，蒙古人与当地彝族通婚，故而兴蒙蒙语中彝语占30%，蒙古语占10%，哈尼语占10%，傈僳语、白语、普米语各占10%。建国后，兴蒙乡同内蒙古开始有交往，语言文字是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1956年秋天，北方亲人派来一位历史学家，第一次赴兴蒙乡考察。1957年底，兴蒙乡派出四人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学习，半年后，他们掌握了简单的蒙古语会话。兴蒙蒙古族乡与内蒙古大规模的正式交往始于1976年5月，内蒙古师范学院蒙语系组成的一个语言文学调查组，专程到云南蒙古族聚居的通海县西城公社兴蒙大队，调查了解蒙古族的语言文字情况。此后，南北同胞往来不断，交往更加密切。兴蒙蒙古族乡政府曾专门聘请老师在学校中教内蒙的蒙语，但由于学生课业负担重，既要学汉语，又要学蒙语，加上所学蒙语日常生活中常用不上，考试用的又是汉语，结果双语教育宣告失败，最后只好取消，放弃了蒙语教学。所以在兴蒙蒙古族乡人们的交流中，兴蒙蒙语占主要地位，内蒙蒙语仅有重大节日庆典时写蒙文标语之用。由此可见，兴蒙蒙古族乡无论是在节日庆典、生活习俗，还是语言文字上都与内蒙的蒙古族有了很大的差异，仅这一点就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的了解。而林耀华先生的研究边疆的方法，无疑是我们研究工作中最好的依据和参考，有了它的指引，兴蒙蒙古族乡的乡情文化才会全面而又清晰透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并能一一寻得历史渊源，找出其存在的功能和作用。

huhmoren_2 · 发表于 2005-10-26 20:48:30

（四）、1、研究边区的第四个途径，就是研究人群团体的机构。其第一个观点是，人与人的活动间，必有功能关系的存在。就兴蒙蒙古族乡的忆祖节来说，对于调节兴蒙乡的日常生活，增强作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方面，忆祖节这个节日活动就承载着许多功能作用。兴蒙蒙古族乡的忆祖节是为纪念蒙古族落籍云南而延传至今的传统节日。届时蒙古族群众都身穿节日盛装，纷纷聚集到塑有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像的“三圣宫”举行悼念活动。纪念活动持续一整天。上午活动由村中年长者主持，向祖先晋献哈达，向成吉思汗敬献三杯哈达酒，之后由主持人歌颂成吉思汗的功德，所有到场人员向神像鞠躬敬礼，然后会餐。下午三点开始，由县、乡领导主持，向群众讲说云南蒙古族从北方草原落籍云南通海的艰苦历程，接着颂扬先人勤劳勇敢、不畏强暴、团结战斗的传统美德，勉励后人继续发扬自尊、自立、自爱、自强的民族气节，同时宣传党的政策，强调自力更生，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醒每个人在一年中做事要对得起祖先。忆祖节的形式虽然不复杂，内容上也重点突出、含义明确，看似一个平常的节日，实际上却包含着许多功能和作用。首先，人数上千的蒙古族同胞聚在一起，必定产生不一般的热闹，这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的场面定能改变人们平日辛勤劳作的心情，把大家的情绪提高到另外一个层面，这样的活动成为人们日常忙碌生活中一个正当休息的理由，算是平静生活中的一个小高潮，给劳累的人们一个暂停劳作的机会，对于之后大家重新投入生产生活有一定调节作用。其次，蒙古族人民平时均与周边各民族共同生产劳动，虽然有民族上的区别，但日常活动中必定不会加以严格区分。而忆祖节到来之时，蒙古族人穿上蒙古族的节日盛装，从衣着外表上就明显地与当地其他民族分别开来，自会产生一种对民族的亲切感和热爱感，加上活动本身的主要内容又是回顾蒙古族在此落籍的历史和追忆祖先的功绩，这在感情上和思想上都必定把过节的群众纷纷凝聚到一起，既让大家铭记了历史，又加强了当前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对作为身在祖国西南边疆，心系北方蒙古族祖先，在云南诸多少数民族中，仍保持其蒙古族特色的兴蒙乡人民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民族意识加强作用。再次，活动过程当中还有宣传党的政策，强调自力更生等内容，这再次把群众看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超出了民族的界限，站在了鼓励大家共同在新时期条件下改善物质生活，提高精神面貌的高度。还有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一次大型的群众活动，必不可少的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多，节日期间的商品物资交流与往日相比肯定有大幅度的提高，对于个人来说，趁着节日的喜庆，给个人或家庭成员添置生活用品是再合适不过了。2、研究人群团体的第二个观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行为方式只有程度上的变动，没有种类上的区别。不能了解这一点，往往容易犯错误。好像一般讨论士气的人，以为士气是类绝对存在与否的东西。实则，所谓士气也不过是人类团体间互动的多寡轻重的分别罢了。对于兴蒙蒙古乡有“建筑之乡”的美誉这一点来说，情况亦如此。落籍云南的蒙古族，因为没有了昔日放牧的辽阔草原，面对有山有水的地理环境，他们改变生产方式，从畜牧业经济变为农业经济，在与当地地理环境适应后，又逐步与当地其他人民交流，学会了捕鱼、建筑等技术技能。随时间的流逝，建筑本领从原先的农业耕作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手艺，并为越来越多的兴蒙乡人掌握，渐渐成为除农业、渔业以外的另一种生产方式，并因为兴蒙乡人的吃苦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品质，使他们的建筑成果不仅遍布兴蒙乡，还扩大至乡外、县外，以至在整个云南省内都颇有名气。于是，人们给兴蒙蒙古族乡“建筑之乡”的美名。这个美名的背后不是说整个兴蒙乡的人员都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兴蒙乡里除了建筑行业外，当然还有人甚至是数量更多的人从事农田耕作、畜牧饲养、渔业林业，以及其它副业手工业等；也不是说除了兴蒙乡之外，其他乡、其他地方的人就不会建筑一行，凡起屋盖房一事都得出自兴蒙乡人之手；更不是说兴蒙乡人是建筑行业的始祖，建筑业发端发展于此，由此而向外传播。相反，兴蒙乡蒙古族人的建筑手艺还是跟外人学来的。仅管如此，“建筑之乡”的美名还是落在了兴蒙蒙古族人的身上，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的手艺比其他地方的人要强，建筑队伍比其他队伍实力更雄厚，由他们建造的建筑物造型美观、坚固耐用、特点突出、广受人们的欢迎。因而归根到底，这不是种类的区别，而是程度的不同罢了。同是蒙古族人民，北方草原的蒙古族就以畜牧生活、以白羊成群闻名；而兴蒙的蒙古族并非没有畜牧方式，并非没有洁白的羊群，只是数量上远不及北方，发展程度不一样而已。3、第三个观点，人群团体间、人与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均衡状态。为了说明这种均衡状态的存在及其表现，林先生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比方说一个政客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候，他和党政僚友相接触互动的时间往往多于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必因为此而发生一些小小的纷乱，这纷乱也就成为调适这位政客不在家的一个过度。到他的政治活动停止之后，他又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上，这时，这个家庭则又恢复到原来的均衡状态上。林先生这样总结：这个均衡观点最为实际有用，我们无论描述何等人和何团体，需要应用这个观点。实则，人类生命都不过摇摆于均衡和不均衡之间而已。的确，兴蒙乡的蒙古族人民从700年前以统治阶级身份落籍云南开始，生活历经了几个世纪的变换，从最初的统治阶级到被统治阶级，再由牧民变为渔民，又由渔民变成农民。这部变换的历史，就是云南蒙古人这一群体在远离北方草原的环境下，为适应环境需要，从一种均衡状态转向另一种均衡状态，而后又重新打破均衡，再演变成为一种更新的均衡状态的“均衡演变史”。元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于公元1368年结束，在云南的统治则延长了13年。政局的变化对云南的蒙古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已无法回到北方的蒙古草原，并从统治地位下降到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这些因素都给云南的蒙古族在生活、生产、心理诸方面带来了巨大压力。留下的蒙古人只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以捕鱼为生，变成了渔民。也可以说，蒙古族是杞麓湖西畔的开发者。“杞麓”为蒙古语，意为“石头山”，杞麓湖即是“石头山畔的湖”。杞麓湖边海东村附近的“渔夫堆”，据说就是蒙古族先民撒网捕鱼的地方。现桃家嘴村又称“渔夫墩”，也是蒙古族先民捕鱼之处。后来因通海杨广出现落水洞，致使杞麓湖的水位下降，蒙古族的先民失去了捕鱼为生的环境，只好又另寻出路。杞麓湖的湖水退后，岸边的沼泽地里长满了芦苇，蒙古族先民又在这里围湖造田。他们和大自然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先用木棍打桩，并在桩上编柳条把沼泽地圈围起来，然后把从湖里捞起的海泥和从陆上取到的土填到桩里，使其成为田地。蒙古族先民先后围湖造田数千亩，在这些田地上种植庄稼，又从渔民变成了农民。回顾兴蒙乡蒙古族落籍云南700多年的历史，建国前是受压迫剥削、受歧视的历史，也是由牧民变为渔民，后来又变为农民的历史。可见，人群间的关系，随时变动，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不过变迁不致破坏团体完整的时候，均衡的状态仍可以维持。如果来了一个猛烈的扰力，或是一个扰力长久的存在，那么团体就不能够恢复原有的状态，经过了相当时间，这种不均衡状态就另外演成一种新均衡状态了。4、研究人群团体的第四个途径即是系统的观念，社会上的一切制度，诸如家庭、商店、工厂、学校、邮局、教堂、庙宇、政治团体等，都可以称之为一个个系统。研究社会，无论是边区社会还是中心社会，都得首先考察清楚这一个个具体小系统的情况，在把社区本身作为一个大系统，仔细分析各个小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以及它们是怎样形成和作用于社会这个大系统的。为了近一步了解兴蒙乡蒙古族人这个大系统，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们家庭组织的情况，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兴蒙蒙古族家庭一般以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为主。多为两代人共同生活的核心家庭，也有祖孙三代和四世同堂的扩大家庭。年长的男性一般是一家之长，负责家中重大事务的决策。但这些决策通常要通过家庭成员的共同协商后才付诸实施。子女结婚后多数和父母分开过。在财产继承方面，根据传统，女儿出嫁后无权继承和分享娘家的财产。过去主要由长子继承较多财产，现在一般是所有儿子平分，赡养老人们的责任也由儿子们共同承担。有的家庭分家后，儿子仍同父母一起居住，但各自房产划分得很清楚。无子的家庭，通常要招赘女婿，由女儿女婿继承财产并赡养老人。整个社会中，家庭代际冲突并不明显，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是蒙古族良好的社会风尚。家庭还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单位，无论是发展种植业还是养殖业，男子和妇女都一同经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商店、饭馆等也不少。家庭同时还是进行传统教育的场所。作为蒙古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云南蒙古族的独特语言。另外，女孩子稍大一点，母亲要教会她做针线活。女子出嫁时所穿的嫁衣，一般都是自己亲手缝制的兴蒙蒙古族传统服装。5、兴蒙乡的蒙古人，从小就知道蒙古族从北方落籍云南的历史，言行举止遵循的是蒙古人的风俗习惯，欢庆的也是蒙古族的特有节日……这一切，我们统统称之为文化，它不是一把椅子、一张桌子的“死文化”，而是从思想上到行为上都给人深刻影响的“活文化”，它造就了一个人的习惯、信仰和不可改变的民族认同感，使之一切都自觉地在其范围内的行事，又以此为特征区别开与其他民族的差异。人与人在交往互动中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维系这一文化，又同时都在这种文化氛围的束缚之下生活，不过这种文化不会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诸多因素条件的改变，这种文化还会再有创新、再有发展，它将打破原有的均衡，重新再形成新的均衡。这就是研究的第五个观点：人与人互动的关系或是团体系统的机构，必受着文化的支配，文化上的技术、动作和符号等无疑的都能控制个人和个人间的调适。三、结语林先生研究边疆的途径至此，已叙说完毕。十分明显，通过应用这些途径方法对兴蒙蒙古族乡做研究，得到的认识是极清晰和明了的。兴蒙蒙古族乡在云南是惟一的蒙古族人聚居地，它至今能保持蒙古人习俗，在西南边疆独树一帜，又能根据环境的不同而区别于北方内蒙的蒙古族，既归属于蒙古族这一大家庭，又有自身文化上的差异，是由于有其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创造出了许多特殊的节日和风俗来保持其传统，并通过它们的功能和作用来维持蒙古人的文化特质。同时，通过对兴蒙蒙古族乡这一个案的分析，也更加论证了林先生的观点：环境为人类生存的根据点，人类机体需要适应环境产生文化，文化累积造成文化环境，又控制人类行为，支配团体活动。于此，环境、人类、文化三者交互作用，循环不息。

huhmoren_2 · 发表于 2005-10-26 20:47:22

从边疆研究的途径看云南蒙古族研究-以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为个案研究
李亚
[摘要]老一辈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的学术思想至今对当前的民族学研究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其早期发表的《边疆研究的途径》一文阐述了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变迁对民族发展的调适作用。云南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的个案分析和研究正是从《边疆研究的途径》中寻找到了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蒙古族环境人类文化研究
一、引言
学习民族学理论知识，掌握田野调查方法，必定要拜读老一辈民族学家的著作，他们的学术思想中西贯通，结合中国实情，道理精辟明了，方法细致科学，加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使得他们的学术成果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闪耀着光辉，树立了从事民族学研究在方法上和态度上应循的榜样。林耀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著述等身的学者。他深厚的学术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对于指导今天的民族学研究工作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国三十年至民国三十七年，在西南边疆出版过的刊物《边政公论》就收集了大量老一辈民族学家早期的优秀作品，如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罗莘田的《语言学在云南》，林耀华的《边疆研究的途径》等。这样一些作品的汇编，用《边政公论》发刊词中的话概括来说就是“欲凭客观的见地，真诚的研究，一方阐发一般边政原理，使得边政实施能有个正确的理论做参考基础；一方研讨实际问题，搜集实际资料，冀能为建设边疆尽其前哨的义务。”[1]
二、研究边疆的途径
（一）、如今，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红土地上居住着25个少数民族，其中蒙古族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民族。他们主要是元朝从北方草原迁移至云南的蒙古族的后人，与世居于西南一带的其他少数民族在历史渊源上有很大不同。他们具有蒙古族的传统文化特点，但又不完全同于内蒙古的蒙古族，他们的文化生活虽然仍保留有茫茫草原畜牧生活的印迹，但却更明显的烙上了高原农耕文化的色彩，这就使云南的蒙古族人具有不一般的文化背景和现状，从而使研究他们文化生活的工作也与以往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一定差别。尤其是玉溪市通海县的兴蒙蒙古族乡是蒙古族在云南的惟一聚居地，蒙古族在全乡的人口比重中高达97%。因此，对他们的调查研究也必须用特别的方法。现在应用林耀华先生在《边疆研究的途径》中阐述的理论和方法对兴蒙蒙古族乡进行研究，以分析兴蒙蒙古族乡的特殊文化事象。
在《边疆研究的途径》一文中，作者以此开篇：“人类社会无论在什么区域，或在什么时代，都包括三个要素的交互作用。这三个要素是什么？它们是环境、人类和文化。”[1]之后，作者分别就环境、人类和文化展开细致论述。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两大类，在人类生存的早期，自然环境比较重要，随着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人们渐渐制造出由简单到复杂的文化工具，去适应自然，进而控制自然。文化由此积累产生，从而形成了文化环境。于是，人们的生存除了处在自然环境之中外，还处在了人为的文化环境之中。人类包括每个个人，个人生活在社会的大环境中，由于每个人的具体背景、处境不同，因而会产生出个别的个人活动和行为方式去适应他的特殊环境。文化的产生来自于人类适应环境的结果，文化要素一旦形成一种文化环境，就影响制约着生存于其中的人的行为活动。而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下，产生出的文化环境又是不同的。总之，环境、人类、文化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谁也离不开谁。
所以，第一，我们首先必须知道蒙古族聚居地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历史沿革是环境、人类和文化三者交互作用的经过事实。兴蒙蒙古族乡的地理环境带有比较典型的云贵高原特点，与内蒙古草原的情形极不相似。
兴蒙蒙古族乡隶属于玉溪市通海县，是云南省蒙古族的惟一聚居地，地处通海县西北，位于杞麓湖西，距通海县城15公里，距玉溪市39公里，距离省城昆明129公里。兴蒙蒙古族乡东西跨度3.74公里，南北跨度3公里，全乡总面积4.77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1111人/平方公里，根据1998年统计站的统计资料，兴蒙乡当年人口5479人，其中蒙古族5339人，占97.44%；汉族115人，彝族16人，哈尼族5人，回族2人，傣族1人，拉祜族1人，共占2.56%。其东连九街镇大河嘴，南与河西镇螺髻、寸村相连，西邻河西镇代文、解家营，北邻河西镇石山嘴。全乡由中村、白阁、下村、交椅湾、桃家嘴五个自然村组成，乡政府所在地白阁村海拔1800米。
兴蒙乡地处通海湖盆区，属中亚热带半湿润凉冬高原季风气候。常年四季温和，年平均气温15.4℃。主要自然灾害为旱灾、涝灾、冰雹、地震。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涝灾最为严重。地形以坝区盆地为主，兼有小面积丘陵，土壤为赤红色，植被为次生针阔林叶混交林。全乡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石灰岩是主要矿产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稀缺，但水资源较为丰富，乡内的中河及小海塘与杞麓湖相连。
在兴蒙蒙古族乡，传统生产方式主要以农业、建筑业、渔业为主。水田精耕细作，传统的水田稻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位于杞麓湖畔，兴蒙乡的水利资源丰富，蒙古族先辈们充分了解并利用了这一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素有“男打鱼，女撮虾”的说法。
兴蒙乡还有云南“建筑之乡”的称号。全乡长年在外参加全省各地建筑部门工作的有850人，属于离土不离乡、亦工亦农的建筑队伍有1200余人。
知道了兴蒙乡的地理环境之后，紧接着我们需要了解红土地上的蒙古族人民是怎样到来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是纵向的研究，即历史沿革。
云南蒙古族是从元初开始进入云南地区的。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忽必烈领兵征大理。这是历史上大量的蒙古族第一次进入云南。随着蒙古族在云南统治的建立，蒙古人进入云南的渠道就更多了。有元一代，出镇云南的蒙古诸王近20位，这样，随宗王进入云南的蒙古人也不少。元中叶后，云南还成为谪贬罪人之所，诸王月鲁铁木儿、中书右丞脱脱等皆流放云南。此外，还有很多进入云南的蒙古族劳动人民。由于各种原因，一部分元代从北方迁徒到云南的蒙古族留在云南，繁衍生息为今天生活在云南的蒙古族。
玉溪市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的蒙古族，就是元代迁徒到云南的蒙古族后裔。这一点无论是从碑刻文献、民间传说、还是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充分的证明。
保存于兴蒙乡三圣宫的《敕授宣慰司总管始祖公讳阿喇帖木耳蒙古右旃墓志》有：“吾家籍原蒙古，随大元入中国，官于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于至正二十年始祖公讳阿喇帖木耳蒙古左旃奉命平滇。任宣慰司总管”的记载。兴蒙乡后面山墓地中的《明、清故越氏门中历代先远昭穆考妣神之墓》的碑记中也谈到：“吾家系蒙古籍，自蒙古入滇，居河西下渔村住，世远年久矣。”兴蒙乡三圣宫所存的下村《以垂永久碑》也说：“盖闻本村原籍蒙古，自元时随旃元帅莅任滇南，镇守曲陀关，流落河西东门外土住” 。从这些碑刻的记载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当地蒙古族的先辈是从北方迁徒而来的。
从兴蒙乡蒙古族的民间传说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族源。阿扎拉的故事是在当地流传非常广泛的民间传说。传说阿扎拉是位十分勤劳能干的少女，她和小伙伴们从一代传一代的故事中得知，他们的祖先骑着大马，乘着皮筏子横渡金沙江，从北方来到云南。他们思念一望无际的草原，唱着思念家乡的歌谣：“西沉的星星嗬咿告诉我，草原尽头的森林还有那样青吗？北来的大雁嗬咿告诉我，旃檀子孙的家乡还那样美吗？”小伙伴们都想回家乡去看看。阿扎拉用草扎了一条龙，用牛鞭一抽，草龙变成了一条活的大青龙，载着阿扎拉和小伙伴们飞到了蒙古草原，又飞到了元朝的大都。这个民间传说，体现了兴蒙的蒙古族人民对北方家乡的怀念。
兴蒙蒙古族人民对自己的祖先成吉思汗非常崇拜。在兴蒙乡建有三圣宫，塑立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三位祖先的坐像，有专人看管，成年香火不断。每年成吉思汗的生日，便是兴蒙蒙古族的忆祖节。这一天全乡人民要在三圣宫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追忆先人的丰功伟绩，由长者向群众讲说云南蒙古族从北方草原落籍云南通海的艰苦历程，勉励人们发扬本民族勤劳勇敢、团结互助的美德。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兴蒙乡蒙古族确是北方蒙古族南迁的后裔。
现在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兴蒙蒙古族乡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但是知道环境和历史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以此来了解环境是怎样影响人类的，知道人类怎样适应环境产生文化，知道这些文化产物在人类生活或人与人关系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当然，在了解了这些背景后，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究也就有根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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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从边疆研究的途径看云南蒙古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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