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选集（一）略论毛泽东的“神性”和“人性”（下）
12、略论毛泽东的“神性”和“人性”（下）
在（上）文里，我略谈了毛泽东的“神性”，并认为毛泽东超越了一般的人性，具备了完美的“神性”，才至于死后被向往社会基本公平和正义的普通老百姓尊为神。那么，这个被超越的“人性”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毛泽东的人性？
告子曰“食色者，性也”。据此，即使在现代中国，在一般大众的理解中，所谓人性，依旧只是“人要食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但是，吿子的这个表述是远远不够的。若把人性的全部理解为“食色者”，那我们就不仅不能完成对自我之兽性的超越，不仅不能理解毛泽东之人性及其全部所作所为，而且不能理解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和现代文明。
所谓人性，我以为是人在进行自然改造、社会活动以及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总和。这里，重要的不是关于人性的抽象的定义，而是它的表现形式。人性是通过“表现”而被认识的。为了叙述和理解的方便，我对一般人性的表现，做如下一个简单分层。
第一层（本能层）：衣、食、住、行、色。主要是为基本生存和生理需求而表现出来的自然属性，既能产生为勤劳、俭朴、克己、为人的人性之善，也可衍生出懒、馋、贪、占之类人性之恶。这个层是直接兽性的。在这个层面上表现出的人性，若不加约束，往“恶”向发展，就基本与兽性无异。因此，它是人性的地狱。遗憾的是，这个层面上发生的一切，又恰是最为一般人所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并在当下被一些改革者视为人性的大部甚至全部。所谓“食色者”是也。满足这个层面的人性需求甚至成为了经济改革的唯一理论依据。
第二层：婚姻、家庭、爱情、亲情、友情。这是为满足人的较高层面生存需求和基本社会需求而表现出来的较高层面的自然属性和较低层面的社会属性，既可产生出和谐、美满、诗性、优雅等人性之善，也可衍生出嫉妒、愤怒、仇恨、背叛之类人性之恶。它是从地狱通往第三层（炼狱）的一个明亮、宽敞、温暖、惬意的通道，常常让人生出美妙无比的温馨感来。唯其如此，许多人便驻足在这里，不再向上攀爬。这个层涵盖了人群中的绝大部分。
第三层：事业、理想、国家、民族。这是为满足人的社会需求和自我实现所表现出来的人较高层的社会属性，既可产生英雄精神、集体主义、爱国情结之类人性之善，也可衍生出权斗、攻击、毁灭、杀戮、残暴等人性之“恶”（注意这个恶是加引号的，因为不行 “大恶”，不可达“至善”）。这是人性向上的攀升阶段，是人性的炼狱，一切是是非非（又总是大是大非！）似乎总是纠缠不清，仿佛凡是即非，凡非即是，认识者必须掌握认识论的基本方法，方可衡度。这个层面的人，若一切顺利，则向第四层发展，并可能获得成功，而一旦遭遇挫折，自己意志又不坚定，就很快滑落到第一、二层。
第四层：正义、公平、公正、自由、平等、博爱、宗教、信仰。这是满足人自我实现所表现出来的高层的社会属性。这些属性的和，构成人性的崇高，或人性的终极善，并与神性靠拢。这个层上，没有人性之恶。因此，他是人性的天堂。
以上第一、第二层是感性层，多数时候显得温情脉脉，第三、第四是理性层，靠近真理或等于真理，通常显得冰冷，甚至残酷。这个上下各两层完成对人群的第一次划分，区分出普罗大众和“优秀分子”。停留在下两个层面的人，是普罗大众。他们中的一些人，基于自己的人性弱点，对毛泽东的人性展开较多批评，并直接影响身边还没有犭虫立思考的年轻人群。可是，由于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人性深度不够，他们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却又往往不着边际。唯其如此，这些人的批评并不可怕。
第三和第四层对人群进行第二次划分，就是在“优秀分子”中区分出真正的优秀分子和冒牌的优秀分子。从第三层退回到第一、第二层的是冒牌的优秀分子，驻留第三层和攀升到第四层的才是真正的优秀分子。遗憾的是，冒牌的优秀分子，并不只是影响身边的小股人群，他们对大众舆论具有操控和左右能力，而这种操控和左右具有最大的欺骗性，因为他们的确曾是理想主义者，并为理想奋斗过，失败后，才成为虚无主义者，走向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完全否定。由于他们具有相当的知识和实际的经历，对于大众的欺骗，总是仿佛头头是道，故其毒化作用显得难以消解。知识界的非毛者，粗略说，都是从第三层退回到第一、第二层的人性失败者。
驻留在第三层（人性炼狱）中的人，情感和判断都最为复杂。他们在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格面前总是失败，却又总是不服，对毛泽东有恨，但也总怀着敬畏（也许没有敬意）。进入第四层的人是历经沧桑和苦难而绝不放弃理想者，走向了精神和思想的真正自由，也就是走向了崇高。今天，从感性层面感谢毛泽东的恩情的人是普通老百姓，而从理性层面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和精神道德体系的人，就是这个层面的人，黄克诚、罗瑞卿是他们优秀的代表，他们不能想毛泽东之所想，做毛泽东之所做，却能理解毛泽东，并即使蒙冤也致死维护和敬重毛泽东。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这个层面的人，他们物质上可能并不富有，但绝对都是精神上的富翁。在未来，引领中国走出迷茫的，将是这些人。
秉公、客观的读者，可以依据以上的分析，循着这些线索对毛泽东的人性，得出自己的基本认识，并对于是什么样的人、用什么卑劣的方法、在什么问题上，几十年如一日，展开对毛泽东的丑化、诬蔑和攻击，建立起一个基本清晰的判断。毫无疑问，毛泽东一直走到了人性最高阶段，并且是这个阶段完美人性的杰出代表。也正因为他的这个高度，让绝大部分人难以企及，关于他的是是非非也就特别难以调和。这个难以调和彰显的不是毛泽东人性的复杂，而是认识者自己的局限。
此外，毛泽东早年拒绝父亲的意愿，坚决不做丰衣足食的小老板，还写下“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便远走高飞奔自己的理想去了。不久，他就成为了共产党的核心之一。个体融入了集体、融入了党，融入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这个过程太短，以至于我们在许多时候难以分清一些失误是他的人性所至，还是共产党集体之失察所致。这一点为许多人认识毛泽东的人性增加了难度。
但是，毛泽东的人性决不是不可认识的。他既然是人，就与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有各种本能需求的。就第一层面看，他似乎对于物质的东西毫不在乎，他一生很少与钱打交道。完全成了党的人之后，更谈不上物质追求，迄今为止，可以知道的是，他有许多政敌，但没有任何一个是因为个人物质利益而结下的。在物质层面的人性上，他没有衍生出懒、馋、贪、占之类一般人性之恶。为此提供具体佐证的还有以下的实例。
在“一大”时期，其他人西装革履，他长袍马褂，全然漠视“另眼”；1949年，他入北京（当时叫北平），要会见民主党人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只好穿了补丁的衣服去会见民主党的大佬，向他们奉献出自己的治国方略。陈毅去世，毛泽东参加追悼会，他在内衣外，套上那件外事服就了事。尼克松访华，他穿的也是打了补丁的衣。他访苏归来在东北和胡志明被一同款待了熊掌，为了客人，他吃了。后来胡志明不在，在被款待还要好的食品时，他就毫不客气指出，你们要当刘宗敏，我是不当李自成的。他把食与腐败连在了一起，与执政党的生存和江山社稷连在了一起。毛泽东的保留菜谱是红烧肉，这与时下每年3000亿的公务员吃喝相比，实在是发人深省。“大跃进”出现问题后，毛泽东连这个红烧肉也撤下了饭桌，与民同苦。革命途中他风餐露宿加窑洞；1949年革命成功，他最喜欢的住所是菊香园和游泳池。就行而言，早年的艰苦不说了，红旗车下线，他就坐了红旗，与今天一个县长都要坐豪华进口车相比，我们还能说什么？不至于说他出行坐专列火车太铺张浪费吧？如此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在1980年参观过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所看到的一切，绝不比一个当时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设施好多少。我辈实在是该感到汗颜的。
毛泽东是个性情男子。这给他生前死后添了太多的麻烦。生前失骄杨，一生成恨。死后因为贺子珍、江青的原因，被一些人指责为不忠于情感不说，有好事者，如李志绥和京夫子，诽谤毛泽东到登峰造极。那些文字的叙述，就如同作者架了一台摄像机，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从延安开始就跟踪着毛泽东直到他去世。略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作者抽的是自己的嘴巴。可是居然有美国的所谓学者，为这样的书推波助澜，认为是无价之宝，而更多的幼稚人士，居然还抱着这样的垃圾文字不放。有“善解人意”，“通情达理”者说，即使那些都是真的，也可以理解，皇帝嘛，三宫六院算不得什么，那是小节，不必追究，皇帝也是人嘛。这话包藏祸心，比公开的诬蔑更加恶毒。说这话的人，很可能自己“夜夜新郎”，一奶、二奶、三四奶。他们煞有介事说“皇帝也是人嘛”，不过是一面骂着毛泽东如同封建专制皇帝荒淫无道，一面掩盖着他们自己十足的禽兽嘴脸和荒淫。
就第二层面看，毛泽东的人性经历是大不幸的。但在这些不幸中，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人性中超乎凡响的坚韧、忍耐、克己、严厉、执着，以及其他许多闪光。他一生结了三次婚（不包括早年家里包办的那次）。中国自古有人生不幸有三：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毛泽东虽然不是少年丧母，却实实在在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它们都是可以避免的，但为了革命、为了国家、为了劳苦大众的事业，毛泽东自己主动做出了这些牺牲。诚惶诚恐的彭德怀专程回国，向他报告毛岸英之死并“请罪”时，他忍住悲伤，安慰彭，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要因为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就成了一件大事。我们普通人享受的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对于毛泽东成了奢望，但他无怨无悔。
毛泽东对爱情有怎样的理解和向往我们无法揣测。但是，从他写给杨开慧的两首词里，我们可以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有爱情的烦恼。“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恁。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这是毛泽东1921年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非性情男儿，怎能有此情感？如此哀婉的词句？(有人质疑该词是写给包办婚姻中的罗氏的，但无妨其表达的爱情的热烈和惆怅)。1923年，毛岸青出世，毛泽东要服从组织安排离开杨开慧，去上海，他又写下《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此情此景而今读来，难道不让“维特”们断肠？那一首寄托怀念、几乎人可成颂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就不提了。
这些辞章告诉我们，毛泽东真一个性情男子，一个痴情丈夫，一个爱美的英雄，本非铁石心肠，儿女情长起来，我等碌碌之辈何堪比！我们对爱情的缱绻悱恻，难割难舍，不能冲破，或导致毁灭，或导致无为，但是，他却可冲破烦恼，去挑战爱情的极限，成就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情悲歌。罗密欧朱丽叶的爱，只是殉情，而毛泽东的爱则是殉国，殉道！因为他是一个革命者，与牛虻一样献身革命，为了普天下有情人成眷属，花前卿卿我我，月下倩影无离，他只好舍弃自己的卿卿我我，爱子娇妻。读者诸君，你我之辈，能比吗？今天“老鼠爱大米”，“我就是那只披着羊皮的狼”的爱情，与毛泽东的爱情能比吗？
毛泽东后两次婚姻缺少悲情却是悲剧。人们指责他在没有杨开慧的确凿消息时，就另觅新欢，可是，他到哪里去知道杨开慧的确凿消息？白区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当时根本不可能获得杨开慧的准确消息。毛泽东向贺子珍表达爱情时，告诉贺子珍自己是结过婚的，还有三个孩子，现在都没有音信。他没有隐瞒婚史，这比我们今天一些人，包二奶，养情人，甚至隐瞒婚史二婚、三婚、骗财、骗色更下作吗？贺子珍自己当时都愿意接纳毛泽东，我们怎么可以假称善人？
既失杨，不能再失贺。在长征前夕，毛泽东说服中央，改变不带女眷和孩子同行的规定，同意32位妇女随军长征，贺子珍在其中。这一点，说明毛泽东情到深处，也还是徇一点私情的，不过这点私情无碍他人性的光辉。贺子珍后来被国民党的飞机投下的炸弹所伤，被送往苏联治病，这样才有了后来中央直接干预下的与江青的结合。虽然这个婚姻，可能缺少一些爱情保障，有许多这样那样的偶然、巧合，还无法摆脱政治色彩，毛泽东并没有像现在许多人那样把人老珠黄的江青扔掉，再娶一位新妻。以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这样做能有困难和阻力吗？就此一点，那些“杨开慧没有死，急于娶贺子珍，与贺子珍没有离婚，急于娶江青”的流言蜚语就可以不攻自破。在苍蝇的眼里，世界只有垃圾！！！
在爱情中，毛泽东心中有怎样一个情字，在这样的一个情字下，他居然归于“失败”。在亲情中，他又有怎样一个情字，在这个情字下，他还是“失败”了：自己背叛父愿，投奔革命，革命下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晚年孤苦凄凉，几乎没有获得一点天伦之乐。一国之“君”，甚至不能为一个从老家来求自己安排一个工作的亲人安排一个简单的职位。以第一、第二层人性之标准，这不仅没有“人性”，简直就是无能。然而，共产党人1949年前的成功和1976年前的廉洁就是在这样的榜样下获得的，一个全民团结、摆脱了“东亚病夫”称号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领袖的榜样中站立起来的。
在友情中毛泽东心中有一个更加沉重的情字，在这个情字下，他又一次“失败”了。由于毛泽东的特别身份，他其实是没有一般意义的友情的。他的友情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国家，属于民族。早年，“还我卢德铭来”的呐喊，几人记得？曾经鼎力相助自己的袁文才、王佐被彭德怀误杀，毛泽东如何克制，谁人忆起？许世友要学关云长“过五关”被毛泽东保护下来，谁人提及？叶剑英归队北上，毛泽东赞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谁曾珍重？皆不过人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延安整风王实味被康生错杀，毛泽东何其惋惜，萧军秉性孤傲，不合群，要离开延安，毛泽东挽留，谁还赞美? 徐特立、董必武、柳亚子、郭沫若、冯友兰、这些师长和朋友，与毛泽东之间有多少佳话还在被传颂？曾经敌对阵营里的李宗仁、张治中、程潜、邵力子、傅作义、国际友人爱德加斯诺、胡志明、金日成、西哈努克亲王，如何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如今哪个评说？病中强撑身体，不顾医生护士阻拦，泪别老帅陈毅，而今谁还为之动容？
许多人记住的就是贺龙、刘少奇、彭德怀晚年的悲惨！并以此否定毛泽东还有友情，还有人性，指控他十足一个现代刘邦，“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是罢了彭德怀的官，他是政治上打倒了刘少奇，他是一度冤枉了贺龙，他还把一大批老干部都请到冷板凳上去了。表面上都言之凿凿！无可辩驳，但是，这些人的遭遇，哪一个可以与韩信相比？怪不得他曾对陈毅喊道：我不是刘邦！毛泽东与他们是政见的分歧，没有参杂个人的恩怨。贺龙死于山西，当时一直有一个强大的医疗组跟随，死时73岁。中国历来73、84是生死坎，毛泽东也是没有过84这个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他是被迫害致死的？此外，贺龙早在文革中就被平了反。刘少奇是在林彪1969年“一号令”之后，被疏散去河南不幸去世，与毛泽东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更非“走狗烹”之歹毒（毛刘的事另文阐述）。彭德怀被罢官，事因“万言书”，而且事发偶然，与彭德怀自身好心为民，却缺乏政治韬略不无关系，与二人的个人恩怨何来半点瓜葛，更与毛岸英之死风马牛不相及。后来不给彭名义平反，是为了党内团结，因为平反就意味着对大跃进中更多干部的否定，包括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地方上许多省委领导，会导致党内的大分裂。“反右倾”没有犯“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大家是不是该深思一下！而且毛彭两人关系一如既往，毛还主动对彭说过，也许你对，也许我错，时间去回答吧。稍后还任命他为“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去四川。后来“文革”爆发，彭德怀批斗，是和许多其他老干部被批斗一样的事，是运动本身的产物，情况极为复杂，与毛泽东个人操守，是否重友情，没有直接关联了。彭德怀在北京西郊杨六郎一度挂甲归田的地方（挂甲村）养鸡安度晚年，文革后期寿终正寝于解放军301医院。
毛泽东对于友情态度，我们不妨借他早年写给一个叫彭璜的友人的信来考察一下，信中说，“天下惟至柔而至刚，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法，私交论情。”“做事论理法，私交论情”，贯穿于毛泽东一生中，作为一个杰出的成功的政治领袖，其在政治生涯的成功路上，在成功后继续为理想奋斗之生命的每时每刻，难免伤及一些无法也他那样行事做人的人和一些局外的无辜。我以为贺龙、彭德怀、刘少奇的晚期遭遇是这个“事论理法，私交论情”的毛泽东人生信条的结果，而非毛泽东不重友情的结果。在毛泽东那里，永远是“理法”高于”情”，二者相冲突时，“情”让位于“理法”，友情如此，爱情，亲情亦如此。如果不在这样一个人性的高度上去理解彭、刘、贺以及大批老同志的晚年“遭遇”，我们是无法对这些“遭遇”和毛泽东本人做出合理评判的。
共产党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悲剧：富田事件，AB团事件，反右扩大化，文革殃及许多无辜。这些事情被后人叙说和评判时，充满了感性色彩，因此也对毛泽东在感性层面展开批评甚至诬蔑诽谤。为了理解这些事件，我们不能只站在以上人性的第一、第二层这感性层面去理解，而必须超越感性层面，上升到理性的第三、第四层。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什么是中国的极大之恶？在1949年前，它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1949年之后，它是全党的骄傲自满情绪、小生产者的自发意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一盘散沙的中国能不能最后凝成一个力量的不确定性，等等。在对待这些“大恶”的过程中，需要牺牲，需要流血。李大钊的血留过，无数烈士的血流过，他们的流血因为是为抵抗明显的大恶，大家无需争议，而1949年后一些人的流血和非流血的牺牲是在抵抗看不见的大恶中做出的，不容易被一般感情所接纳，更不容易为大众甚至一些睿智者所理解。但是，我们必须懂得感性的忘却和理性的记住，不能在同情几个无辜生命的牺牲中不能自拔，这个理解的共识，是考验我们民族智慧的一个界标，达不成这样的理解共识，我们的民族会在未来牺牲千百万的生命，甚至遭遇不仅是文化的，也会是生物的种族灭绝。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必须明白现在是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时代。
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公正、公平、自由、平等的中国。毛泽东没有宗教，却有坚定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起公正、公平、自由、平等的中国。这里我们看到，他的理想和信仰合一，落脚在人民、国家和民族三位一体的重心上。这个理想被今天的实用主义者判决为乌托邦而遭到抛弃，同时否定毛泽东理想主义的价值。我亦不否认绝对公平、公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是乌托邦，但是，理想本身不是乌托邦，它是人赖以生活下去的支柱，即便是普罗大众，也常要问一句：“活着图个啥”？这个“啥”，就是理想，没有这个“啥”，人就不能活下去。如果因为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是乌托邦而放弃这个理想，那么，就如同婴儿最后还是要死的，何不生下来就掐死？为理想奋斗了，理想还没有最终实现，人类因为理想才至今天，柏拉图的理想国，陶渊明的桃花源，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大同世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切勾勒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而至现代文明的线索。
毛泽东理想中的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国家实体。1910年长沙饥民暴动，清政府暴力镇压，被杀的暴动者人头也挂到了毛泽东的家乡。据其后来与斯诺的谈话，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或许那一刻起，为这些被强权掠杀者的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的权力和权利奋斗，就成为了他的理想，并开始“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五四运动那一年，一个叫赵五贞的女子抗包办婚姻割颈自杀于花轿之中，举国皆惊，他让《湘江评论》的同事去调查事情的详细，或许从那一刻起，他就决心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中国而粉身碎骨。他一生以民众为依托，以组织工农，完成民众的大联合为职志，并实际上基本完成了这样一个伟业，这之中充满了他人性中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民族情结。他从来不像历来的造反者那样，标榜为“替天行道”，他总是“为民行道”。这是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在这个颠覆中，他完成了个人人性一切善恶的搏杀，而达至善。
他从来不向低俗和小生产者低头，即使这些低俗和小生产者是出自他信赖的工农，所以他组织他们走合作化、集体主义之路，实现真正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工者有其器”，“商者有其资”。这一切，必须是在国家犭虫立和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所以，他的自由平等，不仅是民族内部各个阶级的平等，也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自由和平等。故此，他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还要与帝国主义斗，与权贵斗，与蒋介石斗，与儒家文化斗，与小农意识斗，与不爱自由、不爱平等的力量斗，与不尊重工农利益的力量斗，总之，与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阻碍人类进步的力量斗。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斗是他生命的燃烧，是他人性与“大恶”的撞击。我们的国家是在这燃烧和撞击中诞生和站立起来的。
但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斗是哲学上的矛盾冲突，不是我们误解的街头小流氓的打架斗殴。蒋介石被他斗到了谈判桌上。蒋的代表刘斐问毛泽东：“你会打麻将吗”。“晓得些”，毛答。“你喜欢打清一色，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差点笑至喷饭：“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但蒋介石不想平和！毛泽东还对世界宣布，为了世界的和平，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毛泽东热爱着他的人民。1950年淮北水灾，有灾民落水爬到树上被蛇咬死，他看到报告后，不禁流泪。后来视察淮河，发起治理淮河，治理黄河，和一系列造福人民的水利工程（请批判者不要拿三门峡水库做反驳，这样做哲学上是无知的，品德上是无耻的）。类此的流泪还有多少次，我不知道。晚年的一个春节，他本来要在喜欢的杭州度过，为了让接待他的人，能够轻松的过一个春节，他只好回北京，宾馆的人员送别衰老的毛泽东时，一个个留下了热泪。这一别，竟然成永诀。延安整风扩大化后，他向被冤屈者脱帽鞠躬，为党承担扩大化的错误。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他总是向犯有错误的人网开一面，凡内部矛盾，政治上可以打倒，但肉体上不能消灭（那些他不知情的悲剧，请反驳者做具体分析，不要头发胡子一把抓）。甚至对敌方阵营里的弃暗投明者，也照顾有加。国民党旧军人被党内许多人拒绝收留，他坚持收留，还要大家“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匀出饭来给收留的国民党旧军人。民族的大团结，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智慧和仁慈下建立起来的。在镇反中，唯恐错杀，他在报来的报告中的“稳、准、狠”的“准”字下加着重号，体现出他对每一个生命的关爱。“死缓”，古今中外无有，却在共产党的法律中成为刑名，在中国实施。它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体现了毛泽东无处不在的对生命的珍惜和慈悲。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是东郭先生，他对于反人民的力量从来是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宜将剩勇追穷寇”，从不沽名学霸王。他把农夫与蛇的故事，写进1949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叫人民军队不要做那个可怜的农夫。他对剥夺者“四大家族”和其他小官僚地主的剥夺一点没有仁慈。他知道，对人民的敌人的慈悲，就是对人民的恶残。
毛泽东就是这样展示他的人性，并超越一般人性而至神性的。这人性恶嘛？
毛泽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师长，我们的父辈，我们的启蒙者，但我们总是跟不上他的脚步。所以，越至老年，他越走向最后的孤独：他扑灭了人性炼狱之火，走向了人性的天堂，而他的战友们，或者露出了与他原本不同的志向的本来面目，或者由于力量和智慧不足，停留在人性的炼狱，迷失在“凡是即非，凡非即是”的“二律背反”之中。或许只有青年，才是他的寄托。“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蒂是你们的”。青年，有理想，才有奋斗，所以与他的心是相通的，那些世故老人们，早已“忍将夙愿，付与东流”了。
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而今江山红遍，江山靠谁守？业也就，身已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有人说，毛泽东就是这么不洒脱，贪权恋栈到最后，还对身后事放心不下。但是，这些人错了，错在他们没有理想，永远只在人性的第二层之下。这不是贪权者的哀鸣，而是一个坚持马列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正在建设的公平公正、自由平等，将可能功亏一篑时，拼却生命最后之强力，发出的一声断喝。在这声断喝之后，社会主义的火焰在中国暂时地熄灭了。
（注：本文史料主要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和河北出版社特里尔《毛泽东传》第一版）
右而左
200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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