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来看苏联与日本消费品工业在50-60年代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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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时代后期，苏联在全球范围内是当之无愧的消费品生产大国，而且增长速度也很快。

比如说，在汽车工业上，斯大林时代的汽车产量与当时其他西方大国相比毫不逊色，而且增长速度也很快。

在1949年，法国28.6万辆，苏联27.6万辆，西德16.2万辆，日本2.9万辆。

在1950年，苏联汽车产量是36.3万辆，同年其他西方大国的汽车产量分别是法国35.8万辆，西德30.6万辆，意大利12.8万辆，日本3.2万辆。

以上两个数据，仔细分析，法国在二战时遭受的损失远比沦为最残酷的东线苏德主战场的苏联要小，因此，战后4年，到了1949年，法国仍然比苏联有优势。但是，到了1950年，苏联的汽车产量就超过了法国。

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然后是1956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掀开了苏联“反斯”的序幕，索尔仁尼琴就是那个时候被赫鲁晓夫捧红的。

到了1960年，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4年后，西德205.5万辆，法国136.9万辆，意大利64.5万辆，苏联52.4万辆，日本48.2万辆。

到了1963年，也就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7年后，西德266.8万辆，法国173.7万辆，日本128.4万辆，意大利118.1万辆，苏联58.7万辆。

诚然，从1947年到1951年，西欧有了马歇尔计划的美国海量援助，而且日本也借朝鲜战争之机大发战争财，并且德国和日本由于是战败国，所以不能发展军备，因此反倒可以将精力专注于消费品工业发展，而同期苏联还需要来援助东欧、中国和朝鲜，与此同时苏联还卷入了冷战高峰时期对美国的核军备竞赛。但是，赫鲁晓夫于1957年所发动的对苏联工业的所谓“改革”之瞎折腾，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下面转载一份关于赫鲁晓夫打着“改革”的名义对苏联工业瞎折腾的资料：
　
苏联工业绝大部分由国家集中管理。1936年，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0％。从一个小别针到巨型发电机的生产都要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受政府有关部、局的领导。赫鲁晓夫上台后，发现中央很难把全国20多万个企业都集中管理好，力图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管理体制。他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

1957年2月，赫鲁晓夫在党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要求把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工作从中央转到地方。经过一个多月的全国讨论后，最高苏维埃于5月决定撤销25个中央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的部，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化学、中型机械等几个中央部。最高苏维埃还决定将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原属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各部管理的企业一律交给所在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赫鲁晓夫认为，放松中央控制会推动生产发展。但是，执行的结果，这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这次改革只不过把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即由“条条”管理体制改为“块块”管理体制。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故难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不仅如此，这次改革由于准备不足，由于没有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还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中央统一管理被削弱后，各地滋生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扯皮。这种情况对专业化大企业打击最大。过去它们只同上级一个主管部门打交道就可以组织好本企业的生产，现在则需要同分属于不同经济委员会的众多企业打交道，而且往往一个委员会就可以打乱整个企业的生产活动。专业化大工厂不得不生产过去可以很容易从其他州买到的零件。赫鲁晓夫看到这点，逐渐又把权力收回到中央。他先是合并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1960年由105个调整为100个，1962年又减为47个，最后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但是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又出现了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它在很多方面实际上重新发挥着以往的部的作用。这些委员会的主任以部级干部的身份参加苏联部长会议。结果，到1963年时，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有所精简，反而扩大了二三倍。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改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赫鲁晓夫在实行简政分权的做法失败后，开始寻求新的改革方案。1962年9月9日，哈尔科夫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在《真理报》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他建议用利润奖金等经济手段而不用行政手段来推动企业的生产发展。国家下达给企业的生产计划只限于各种产品的数量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其余完全由企业自行制定。利别尔曼还主张把赢利率作为衡量企业好坏和规定奖金多少的标准。利别尔曼的改革方案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并开始在乌克兰的一些工厂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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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说
看重物质奖励而不抓精神
在长期来看是很有问题的
从微观上说
很多企业间如果不按照计划行事
各个企业就会陷入无休止的“采购，生产，利润，费用”等诸多细节问题
而不能专注于产品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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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营企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

（载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
　　　
　　 苏联现在的国营企业依然打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招牌。但是透过这块招牌、分析一下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究竟归谁所有，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原来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蜕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苏修统治集团把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改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是从夺取领导权开始的。斯大林逝世以后，新老资产阶级代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施展了种种阴谋手段，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苏联国家性质变了，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很懂得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上台以后，便排斥异己，安插亲信，从中央到地方，把一批又一批的老布尔什维克、工农干部打下去，把他们的代理人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垄断全国经济命脉，占有整个社会财富。
　　
　　 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各级领导权，打着列宁党的旗号，挂着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各种决议、条例，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针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在分配制度上，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使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变质。
　　
　　 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在工业部门进行了所谓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的实质，就是废除适应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某些经营、管理方针，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针，把利润原则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使追求利润成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早在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集团就作出了“扩大企业经理职权”、“扩大厂长权限”等决议。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叫嚷“必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鼓励原则”。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强调要“加强物质刺激形式”，对经济工作进行“卢布监督”，“提高赢利率…应当成为苏联企业活动的法律”，要“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润”等等。一九六二年九月，苏联《真理报》抛出了苏联御用经济学家利别尔曼两篇鼓吹“利润挂帅”的文章，鼓吹利润应当成为衡量企业效率的最后的总尺度。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加以肯定和推广。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继承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衣钵，予一九六五年明令推行以利润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并制定了具体贯彻“新体制。的《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和所谓《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从立法上进一步肯定了在工业中业已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经济体制”既保证了以勃列日涅夫集团为总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对各企业实行严密控制，同时，又赋予苏修集团任命的企业经理在企业中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经营和管理的广泛权力。从而使苏联的国营企业完全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
　　
　　 苏联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企业领导人同广大工人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苏联工人阶级原来是企业的主人，今日变成了奴隶，劳动力重新变为商品，广大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
　　
　　 苏修的“企业管理条例”规定，企业经理、厂长等对企业“负全部责任”，可“不经委托即以企业名义办事”，对企业职工发布“命令”；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的财产，有权买卖生产资料；有权确定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任意生产利润高的产品；有权自行招收、解雇和处罚工人，自行确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等等。总之，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和运用连同分配、人事大权完全操纵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委派在企业的代理人手中，广大工人群众则完全被剥夺了领导和管理企业的根本权利。苏修的一位经理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托拉斯就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
　　
　　 事实正是如此。把持企业的特权阶层，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经理可以任意打击、处罚和解雇工人。这类现象，仅从苏联报刊上透露出来的，便已十分怵目惊心。莫斯科第十五卡车修理厂的经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一下子就解雇了该厂十分之一的工人；沃罗涅日汽车联合企业的经理，自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就解雇了五百三十人，“实际上更换了全部工作人员”。
　　
　　 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连苏修报刊也供认不讳。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工人的这些残酷压迫和剥削，有的还是由苏修领导集团明文规定并在全国推广的。臭名昭著的“谢基诺经验”就是一例。莫斯科附近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实行资本主义的血汗制度，加强对在职工人的剥削和增加劳动强度，在几年内就解雇了一千三百名工人。裁减工人后“节约”下的工资基金，大部分落到经理、厂长手中，而一批批工人被解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况。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实行“谢基诺经验”的企业，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止，就已经解雇了七万人。正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流离失所之际，“谢基诺经验”的创始人，从化学工业部部长到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却获得了巨额的国家奖金和勋章。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苏修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垄断着生产资料的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苏修当局除了以上缴利润形式攫取大量剩余价值以外，还打着“按劳分配”的旗号，大搞“物质刺激”，竭力扩大特权阶层不劳而获的收入。他们公开宣称，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要用更高的报酬来刺激”，建立了高工资，高奖金和兼职兼薪、特定工资等分配制度，并规定了名目繁多的个人津贴，贪婪地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苏修口头上侈谈“按劳分配”，实际上实行的是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的原则。
　　
　　 “物质刺激”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驱使工人为他们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是资本家加紧对工人剥削制度的翻版。实行“物质刺激”的结果，使工人遭受的剥削越来越严重。在阿克萨伊斯克塑料厂，工人每得到一个卢布的奖金，就要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多创造十六卢布六十戈比的剩余价值。根据苏修公布的材料，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二年，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三点七。而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首先通过税金和上缴利润等形式被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国家的名义所攫取。据苏修自己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的资料计算，苏联工业部门的赢利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两倍多，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二百以上，比二十世纪初沙俄工业部门的剥削率还高一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的剩余价值，被用来维持苏联的法西斯国家机器、用作为侵略扩张服务的军费、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还有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以扩大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至于留给企业的利润，大部分通过高工资、高奖金等形式，被那些特权阶层无偿占有。
　　
　　 高工资是新资产阶级分子侵占工人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除了领取职务工资外，还可以领取学位津贴、兼职工资、特定工资等‰这些工资加起来高达几百卢布甚至上千卢布。
　　
　　 除工资外，奖金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工人劳动果实进行巧取豪夺的又一种形式。在苏联企业里有五花八门的奖金制度，有的企业，奖金达一百多种，而奖金的分配又是按地位高低和工资的多少来分配的，因此，奖金的绝大部分落到了少数高薪的特权阶层分子的腰包。据第一批推行“新体制”的七百零四个企业的统计，在利润中作为日常奖励的款项中，工人分配部分只占百分之十八点一，而百分之八十一点九为企业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占有。奖金在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差距也很大。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显然经过粉饰的材料透露，一九六九年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工人得到的奖金只占本人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四，企业领导人获得的奖金却占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工资的一倍到两倍。据苏联报刊透露，戈米尔玻璃厂发给管理人员的奖金为他们工资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点二，然而却没有规定从物质奖励基金中拨出奖励工人的款项。企业领导人还巧立名目弄虚作假，多捞奖金。梁赞农机厂厂长在新调该厂的头十个月中，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就得到一千五百五十七卢布的奖金。利佩茨克一家工业建筑托拉斯经理一个月内就七次获得奖金，总额达一千四百卢布。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七五年透露，俄罗斯联邦一个建筑公司所属十七个企业的管理人员，通过虚报计划完成情况等手段，多领了五万六千五百卢布的奖金，其中企业领导人分到一万五千三百卢布。由此可见，苏联新资产阶级吸血鬼是何等的贪婪。
　　
　　 苏联企业中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实际收入比一般工人的收入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第一次大战前沙俄的资产阶级专家与粗工之间的工资差距是二十倍。现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与苏联工人的收入差距，甚至超过了沙俄时代。
　　
　　 此外，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还利用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通过各种手段，取得大量收入。营私舞弊，贪污盗窃，化公为私，收受贿赂等，更是他们的一大财源。“不少人在短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据苏联《东方曙光报》一九七四年八月透露，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了一百一十万卢布。苏呼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贪污受贿获得数百万卢布。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上述“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占有大量的商品和货币，过着奢侈腐化的寄生生活！与此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却收入微薄，生活日益贫困，有相当数量的工人生活和工作都没有保障。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伟大的导师列宁曾经指出，“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在现今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种种手段无偿地占有广大工人的绝大部分劳动果实。地位愈高，掌握的权力愈大，攫取的剩余价值也就愈多，这那里还有什么“按劳分配”的影子呢?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苏修统治下的苏联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招牌依然挂着，但实际上已经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企业。不管勃列日涅夫之流怎样辩解，也是难以掩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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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之流的谎言与苏联的现实

解放军报 1967年10月31日

作者:全国总工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前夕，早已无耻地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苏修叛徒集团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为了掩盖他们由于对外投靠美帝、对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而造成的困境，正在乔装打扮：一方面采取一系列的“福利”措施，另一方面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肆吹嘘“巨大成就”，极力渲染什么“幸福生活”，妄图替自己内外交困的局面罩上一层薄薄的“节日欢乐”的纱幕。

请听听这一伙叛徒和工贼所编造的美妙动听的神话吧！什么“我们的餐桌已经更加丰富多样”，“苏联人已穿得更好”，什么住房问题“正在高速度解决”，“我们的整个生活已变得更丰富，更加有趣了”，还吹嘘什么“全世界从中看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鲜明表现，它的人道主义和创造力”等等，等等。好一个“福利国家”的升平景象。

事实果真是那样美妙吗？当然不是。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这层薄薄的纱幕，来看看事实的真象吧！

“我们的餐桌已经更加丰富多样”。苏修高薪阶层的餐桌的确是“丰富”的：蒙古的牛羊肉，法国的香槟酒，波兰的大葱，保加利亚的葡萄，……，五光十色，但是从外国弄来的名酒佳肴又何足夸耀呢？对于每月收入只有几十个卢布的苏联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尽管耳边也响着蔬菜、水果“降价”的叫嚷声，但站在两个卢布（一个卢布合人民币一谰嵎元）一公斤西红柿，一个卢布一公斤黄瓜，两个卢布一公斤桃子和杏子面前，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了。他们的餐桌又有什么“丰富”可谈呢？最近，苏修报刊把水果之类的食品称为“贵重商品”，与冰箱、吸尘器、小汽车等并提，这真是对所谓“降价”的绝妙讽刺。

“苏联人已穿得更好”。这里所说的苏联人只不过是苏修特权阶层的代名词。为了满足这帮寄生虫、吸血鬼穿得更好的侈望，苏修头目们煞费苦心，在莫斯科搞什么“国际时装展览会”，并且一下子就从西方国家购置了价值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各式奇装异服。真是丢尽了苏联人民的脸。

苏联劳动人民是否穿得更好了呢？苏修报刊在大肆宣扬西方生活方式的报道中，也偶而透露出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对服装百货供应的不满。今年夏天，许多工人抱怨买不到汗背心、拖鞋、草帽。最近，《苏维埃商业报》在一篇社论中不得不供认，顾客对商品质量纷纷提出“严厉的指责”，不少顾客“抱怨买不到满意的，价格便宜的”秋冬衣服，货架上放着的“尽是高价的”衣服。在秋风瑟瑟、寒冬将临的现在，苏联劳动人民在穿着方面所面临的困境更是可想而知的了。

住房问题“正在高速度解决”。这更是欺人之谈。自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登上新沙皇的宝座以来，苏修集团耗费大量资金，在莫斯科大修旅社，在黑海边广建别墅。为高薪阶层居住的房子正在“高速度”地建设。莫斯科的一个科学院院士，家里只有两口人，却在一座新建的大厦里占居了五间房子，在列宁格勒还有一套住宅，另外，在这两个城市的郊外还有两座别墅。而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住得怎样呢？一位日本的旅行者在访苏后写道：“莫斯科有些居民两、三家合住一间房，憋得喘不过气来，只好在外面游荡到深夜来消磨时间”。塔吉克的一批开垦草原的工人竟连续七年住在帐蓬里无人过问。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多么严重的两极分化啊！

“我们的整个生活已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有趣了”。苏修一小撮叛徒和工贼做的是丧权辱国的交易，干的是欺压剥削工农的勾当，过的是腐朽没落的生活，他们竟然有脸夸耀自己肮脏的生活“丰富”、“有趣”，足见这班叛徒和工贼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对于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他们正陷于做牛做马，吃二遍苦的悲惨境遇。近年来，苏修叛徒集团越来越求助于“加强劳动纪律”，“采取经济行政措施”等迫害和镇压手段。一位老工人愤怒地说，现在苏联“工人根本没权利说话。工人对领导表示正当的不满，就会遭到领导歧视，压制和刁难，使他在工厂里呆不下去，甚至开除。如果工人被开除了，到别的地方是找不到工作的。因此碰到这种情况，工人就得在开除前，忍痛提出‘自愿’退厂”。最近，据格鲁吉亚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透露，在苏联，无理解雇职工的现象很严重。从一九六二年以来每年都处理一千多件这类案件，“这类案件并未一年比一年减少”。够了！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连工作都毫无保障，他们的生活难道还有什么“丰富”、“有趣”可谈吗？

苏修叛徒集团对苏联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弄得苏联人民衣食无着，工作毫无保障，而这伙叛徒们竟然还厚着脸皮宣扬什么全世界从他们的“业绩”中看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鲜明表现”，“人道主义和创造力”。视无耻为光荣，真是下流到了极点！

在今天的苏联，列宁和斯大林亲手树起的革命红旗早已被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们砍倒了。昔日世界革命的中心，如今变成了世界上反革命的一个中心。苏联人民的胜利果实丧失殆尽，他们重新沦为奴隶，呻吟在克里姆林宫新沙皇的奴役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景象啊！

然而，正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反动派“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列宁和斯大林教养下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决不会容忍苏修叛徒集团宰割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鼓舞下，苏联人民正在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

我国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过这样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首诗正是目前苏联的写照。从黑夜沉沉的苏联大地上正在传来声声惊雷。

去年，明斯克“军官之家”剧院的厕所里出现了一首耐人寻味的打油诗：

肮脏的厕所里写东西，

这个传统不新奇。

朋友，你们可同意：

言论自由只有在这里！

这正是苏联人民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愤怒抗议！

据外电报道，今年六月中旬，在苏联的中亚细亚某工业城市发生了工人大规模袭击该市民警局和邻近的一个派出所的暴动事件，差一点砸了监狱。后来只是由于苏修当局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打死打伤了几十个工人，才算平息下来。事情的起因是由于民警无辜打死了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结果全城的出租汽车司机就集结在一起，“几年来压在心头的对警察的仇恨爆发成了暴力行动”。苏联人民这个反造得好，好极了！

苏修叛徒集团不管是用花言巧语，还是用机枪刺刀来企图维持他们的法西斯统治都是无济于事的。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说：“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现在，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苏联大地上已经布满了干柴，熊熊的革命烈火必将重新燃烧起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必将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高举起十月革命的大旗，大造克里姆林宫里一小撮叛徒和工贼的反，夺他们的权，专他们的政，使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列宁和斯大林的故乡――苏联，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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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叛徒集团实行法西斯专政　苏联工人阶级陷入苦难的深渊

解放军报 1968年9月12日

新华社十一日讯　本社记者述评：苏修叛徒集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把伟大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剥夺了曾经是苏维埃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的一切权利。今天，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受着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残酷压迫、剥削和奴役，陷入苦难的深渊之中。

工人处处受压迫

伟大的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领导全体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苏联的工人阶级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十月革命中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后，在苏维埃国家的各个方面，长期居于领导地位。多年来，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页。但是，不幸的是，已经夺取政权，并成为统治阶级的苏联工人阶级今天又失掉了政权。失去了政权，也就失去了一切。他们现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生活上没有保障，行动上没有自由。正如一位老工人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的政权，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另一位工人愤慨地说，在苏联，“现在，工人处处受压迫”。

苏修叛徒集团在篡夺党政大权后，极力强化他们所控制的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国家机器，对苏联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大搞白色恐怖。谁要是敢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斗争，敢于反抗，谁就会被监视、盯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集中营，或者无缘无故地突然“失踪”。苏修叛徒集团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采取野蛮的镇压政策。去年六月，苏联中亚细亚奇姆肯特市的汽车工人因抗议苏修警察当局无故枪杀一名汽车司机而举行了示威，并袭击了市民警总部和附近的派出所。苏修当局马上凶相毕露地调动坦克和装甲车，对示威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打死数十人，打伤和逮捕很多人。在哈尔科夫，苏修头目也曾用武力镇压过工人们的罢工斗争。在格鲁吉亚，一位木材工人，只是因为表露出对苏修叛徒集团大反斯大林的不满情绪，就被流放边疆。苏修叛徒集团对苏联工人阶级的迫害和镇压，同帝国主义国系统治者残暴镇压工人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今天由苏修叛徒集团所控制的苏联共产党，早已经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苏修叛徒们窃踞了党的各级领导岗位，把大批资产阶级分子纷纷拉入党内，对工人出身的党员和一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进行打击和排斥。苏修叛徒集团使他们所操纵的党，完全成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维持其反动统治和镇压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工具。

残酷的剥削和如役

目前，苏修叛徒集团正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加紧推行的“经济新体制”，是全面地向资本主义的大倒退。他们用资本主义的利润法则和自由竞争代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把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变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所有制的企业。他们搞的这一套，给予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更多和更大的特权，使工人阶级完全沦为雇佣奴隶。

那些披着“厂长”、“经理”和“专家”等形形色色外衣的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把持和支配生产资料的特权，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明目张胆地干着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勾当。这些人把自己所掌握的企业当成发财致富的工具，大搞自由竞争和投机倒把活动。这些人残酷地压榨工人，任意侵吞工人的劳动成果。

这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公然叫嚷，他们“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北奥塞夏自治共和国农业部所属的贝斯兰市锯木制材企业的领导人加扎洛夫，依仗权势，随便宣布给工人以各种处分，或降低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什么事情都可以成为他对工人进行惩罚的理由。俄罗斯联邦基尔罗伏州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仅在一年内就私立二百二十三项对工人的惩罚条例，还处罚了一百二十五人，对三百五十人下达了追究物质责任的命令。

苏联工人阶级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表示了强烈的抵制和愤慨。这使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胆战心惊。于是，他们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搞了一个所谓“加强劳动纪律的决议”，扬言要充分利用“法律规定的行政措施”，加强“苏联检察机关和苏联最高法院”的“作用”，以此来进一步压迫工人。苏修叛徒集团对一些不满现状的工人进行打击报复，轻则罚款、处罚、降职、克扣工资，重则开除，以至坐牢。

推行“新体制”的结果，使苏联社会的两极分化更加尖锐。苏修叛徒集团本来就对企业负责人实行高工资政策，“新体制”又规定他们可以“自定”工资和奖金，而奖金又是按比例发的，工资越高，奖金越多。占苏联人口百分之几的特权阶层分子越来越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越来越穷。

苏修叛徒集团故意造成一个庞大的失业队伍作为产业后备军，以便进一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象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一样，苏联工矿企业为了牟取暴利，常常借口“裁减多余人员”和“紧缩编制”，大量解雇工人。有一个机械工程管理处共有三百五十个人，但在这个处的一个主任的任职期间，就先后解雇了三百一十八人。还有一个修路机械站共有一百九十个职工，一年当中就开除了七十九人。在实行“新体制”以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五家汽车公司在五个月内就解雇了二百三十九人。

在解雇工人时，妇女特别受到歧视。许多工厂首先解雇多子女的女工、暂时不能工作的孕妇和喂养周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大量裁减工人的同时，许多工厂还加重剥削徒工和童工，强迫他们同成年工人一样劳动，甚至超过成年工人。

许多被解雇的工人长期找不到工作，到处流浪。一些侥幸被留下来的人，也是提心吊胆，朝不保夕。企业负责人对在职的工人不断加重剥削，强迫他们代替被解雇工人的工作，一个人甚至要干两个人到三个人的活。有些企业还巧立名目，任意克扣工人的工资。在罗斯托夫州一个煤矿中，工人每天劳动应得工资十三个卢布，但这个矿的头头只发给他们三个卢布，其余的都被吞没掉了。

用西方文化毒害人民

苏修叛徒集团霸占了一切文化思想阵地，操纵着领导大权，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了今日苏联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学阀和修正主义文人，肆无忌惮地宣扬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想、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丑恶的“西方文化”，腐蚀和毒害苏联人民。

今天，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是苏修叛徒集团对苏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精神统治的重要工具，是完全为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苏修叛徒在大量出版的文艺作品中，彻底背叛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诽谤和丑化工人阶级。他们极力渲染战争恐怖，鼓吹活命哲学，宣扬物质刺激、卢布万能、个人第一等等资产阶级思想。

苏修叛徒还在苏美“文化合作”的幌子下，拚命贩卖最反动、最腐朽、最丑恶的帝国主义文化。他们在苏联大量翻译出版美国反动透顶、糜烂不堪的“文学”书籍。苏修《文学报》主编在一次谈话中供认：“苏联外国书籍市场上的畅销书是美国小说”。在苏修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舞台上，充满着低级下流的靡靡之音――爵士音乐，阿飞舞、摇摆舞、扭摆舞等黄色舞蹈和反动的庸俗的美国戏。苏修的银幕也成为宣扬“西方文化”的工具。苏修头目承认，经常有“几百部美国电影拷贝”在苏联各地巡回演出。苏修叛徒在酒醉饭饱之余，还模仿美国的生活方式，大搞胡作非为的夜总会，推销奇装异服和怪发型等等。今天苏联的文化领域里笼罩着一片乌烟瘴气。

苏修叛徒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无知之徒”，谩骂劳动群众反对苏修在文化艺术领域内复辟资本主义的正义吼声是“无知之徒的声音”。他们以资产阶级老爷的口吻叫嚷什么苏联劳动人民是“知识浅薄”、“完全缺乏艺术感”和“外行”，并且气势汹汹地威胁说要把劳动人民置于“难堪的境地”。

苏修领导集团为适应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在教育方面推行一整套资产阶级的办校方针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们竭力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的办校方针，使资产阶级学阀、反动的“学术权威”操纵高等学校大权，垄断一切，任所欲为地贩卖各种反动思想。

在苏联今天的教育中，明显地存在着阶级差别，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弟享受着种种优越条件，为所欲为，飞黄腾达；另方面是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弟和劳动青年，遭受排挤和打击。

据苏修报刊透露，现在苏联劳动人民的子弟和劳动青年很难进入高等学校，少数进入高等学校的也随时可能被“淘汰”。《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一篇文章说，乌拉尔大学“最近五年淘汰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其中“有工龄的人占多数”。“力学数学系被淘汰的学生占入学人数的四分之一”，许多人是由于“物质原因”、“家庭条件”等等被淘汰的。

苏修报刊还公然为高等院校排斥工农青年和工农子女的罪恶行径叫好，以资产阶级老爷的腔调叫嚷说，让“守门人、文书、售货员等等”进入大学是“奇谈怪论”。它们还诽谤劳动青年是“既没有能力，又不愿献身于科学的人”。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修叛徒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绝对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在不断加强革命斗争，他们一定会最后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henanhujaa

苏联新沙皇的丑恶面目是掩盖不了的

解放军报 1968年1月19日
作者:施皆红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唤醒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苏联广大劳动人民。苏联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为首的苏修叛徒集团，是对苏联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新沙皇。正是这伙叛徒和工贼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复辟了资本主义，使广大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重受资本主义的奴役。

苏修集团为了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欺骗苏联人民，一面玩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鬼把戏，胡说什么苏联“是没有特权阶级和特权阶层的社会”，“苏联人不知道什么叫剥削，什么叫失业”；一面贼喊捉贼，恶毒地诬蔑和诽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了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使“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遭到破坏”。然而，苏联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任何谎言都欺骗不了的。

究竟是谁“打击了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是谁“破坏”了“社会主义成果”呢？

让我们听一听莫斯科一位女工的愤怒控诉：“我们工人最了解，现在我们的厂长、政府领导人就是资本家，这和十月革命前沙皇时期几乎一样。”这个女工的话，一针见血地打中了苏修领导集团的要害。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一伙叛徒，骑在苏联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全国各地军警林立，便衣特务密布，“摩托化民警队”横冲直撞，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对不满现状分子进行“制裁”。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起码的政治权利，无辜遭受种种迫害。大批革命者被投进“疯人院”、集中营，受尽摧残和折磨。这不是最残酷地“打击了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又是什么呢？这跟沙皇时代用皮鞭、流放和绞索来对付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又有什么区别呢？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加紧推行利润挂帅的“新经济体制”，“卢布就是一切”的资本主义吃人法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苏联国民经济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变成了特权阶层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那些“厂长”、“经理”之类的新吸血鬼，专横暴戾，飞扬跋扈，公开叫嚷：“我自己是主人，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一个捕鲸船队的总队长，竟强迫工人在摄氏五十度的赤道酷暑下从事“死亡式的作业”，而他却跟老婆“在船上用洁白的磁砖修建的凉爽游泳池里游泳”。他经常恶狠狠地咆哮：“我要象切白菜叶子那样把不满分子赶走！”在苏联，残酷剥削、肆意解雇工人的事例，比比皆是。仅在苏联铁路的各个机务段，一年内被解雇的工人就有七千八百人。不少工人被迫打短工，甚至靠典当、卖血度日，有的因走投无路被迫自杀。这不是最严重地“打击了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又是什么呢？这跟沙皇时代大腹便便的资本家，靠工人的骸骨和血液养肥自己，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苏联，当年列宁和斯大林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农业，已被苏修工贼集团破坏殆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变成新富农的资本主义庄园。“分田到组”，泛滥成灾。出租土地，雇工剥削，投机倒卖，牟取暴利等现象大量出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广大农民惨遭剥削和压榨。阿塞拜疆“巴库工人”集体农庄主席每月平均工资是一千零七十六卢布，而庄员却不到三十八卢布，相差三十来倍。江布尔瓜果国营农场场长和党组织书记两人侵占两公顷半自留地，专门雇工耕种，工资由国营农场支付。这不是严重地“打击了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又是什么呢？这跟沙皇时代贵族地主们叫嚷的：“不要让农民长得毛蓬蓬的，应该把他们剪得象羊一样光光的”，又是何等相似啊！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叛徒集团打着“全民文化”的破旗，大肆贩卖丑恶的“西方文化”和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美国的爵士音乐、阿飞舞、黄色电影和奇装异服充斥着整个的苏联社会。他们拚命地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成了公开的合法的处世哲学。这跟沙皇时代，统治阶级用宗教和反动腐朽的文化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又有什么不同呢？

勃列日涅夫之流，打着“国际经济合作”的幌子，廉价拍卖苏联的领土和主权，干尽了卖国求荣的勾当。昔日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乌克兰，今天贴着各种标签的美国垄断资本又卷土重来；当年苏联红军和游击队员抗击日本法西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过的西伯利亚，今天却为日本财阀敞开了大门。勃列日涅夫之流引狼入室、丧权辱国的大拍卖，使苏联劳动人民遭受双重的压迫剥削。苏修叛徒集团干的这一切，跟十月革命前卖国政府把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森林和矿产出卖给美国，把巴库的石油资源供手让给英法资本家的罪恶勾当，难道还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吗？

触目惊心的现实，充分说明，苏联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已经丧失殆尽，劳动人民又重新遭受资本主义奴役和压榨。造成这种历史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以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为代表的苏共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以他无比伟大的气魄和智慧，亲自发动和胜利领导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维护了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成果。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出：“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苏联人民已经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启示和鼓舞。他们不仅认识到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推翻修正主义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正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同苏修叛徒集团进行斗争。他们用钢铁般的誓言向全世界宣告：“苏联的命运是在工人和农民的手里，是在几百万普通的共产党人手里，他们将要发言的”，“神圣的红旗，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旗帜”，“在社会主义祖国重新飘扬的时刻即将来临”。可以断言，一场比十月革命更加猛烈的革命风暴必将席卷苏维埃大地。苏联人民必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一小撮害人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使十月革命的红星重新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