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解释为何要“让步”
当然中央也明白吃了亏。“1957年3月,周恩来先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在昆明召集的云南省各界和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做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主要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针‘吃亏太大’的问题,从解决该问题的目的、国际意义方面,进行了说服工作,‘进一步统一了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中央指示云南省委在开展未定界地区的工作时,“不要强调国民党政府签订1941年协定是卖国行为,也不要称1941年协定是卖国协定。否则,不仅不能解释清楚,反而使群众思想更加混乱”。对“1941年线两侧的头人和民众要进行说服和劝导。”(《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范宏伟,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1956年12月,中方举行“中缅边民联欢大会”,缓和两国关系紧张,同时也争取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边界问题的理解和支持。周恩来在联欢大会上讲话称,为了发展两国边境人民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边境人民应该比缅甸的边境人民做出更大的努力。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的主动措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对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一贯信守不渝……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显然,领导要把缅甸问题作为示范效应,力图向世界证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真实性。正如1957年周恩来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它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在十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解决后它们就放心了。”
当然,中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在冷战时代一大主因是出于反制美国的封锁意图,尽可能保持和平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1957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称:“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
本专题参考:《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范宏伟,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中缅边界谈判研究》,康超,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