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1953年的乌拉特前旗及其周边地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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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以1953年乌拉特前旗的农牧纠纷为契机探讨生态政治。乌前特前旗西部是灌溉农业区，南边是沙漠，1953年南边和西边受到大量外来牲畜的压力，内部许多地区的草原也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将农区的牲畜向外驱逐，同时在内部清理农田与牧场的分界线。旗的边界和旗内农田牧场边界都因此产生了相应的生态政治过程。村庄产生了协调委员会以解决农田和牧场的纠纷，旗边界的争端仍在一般的条条块块的框架内解决。1953年的生态政治仍有其的地方特点。
   
http://www.qiqi8.cn/article/143/148/2007/2007081455819.html[/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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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科意识上讲，生态政治是人类生态学的研究领域，涉及到人类广泛关心的政治与环境治理问题。生态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生态环境长期就受政治的控制。从周礼上的生态保护政策到现代的小流域治理、退耕还林、退耕还牧、退牧还草以及生态移民等影响广泛的政策看，生态政治问题不但是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必须注意的问题，也应引起政策研究者们的重视。内蒙古地区的农牧纠纷是一个生态政治问题，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汉文史料主要集中于各种抗垦活动，具体的农牧矛盾过程难以了解。满铁资料关于草原调查和游牧调查方面的内容的确非常好，但也缺少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因为调查者们毕竟不了解蒙族社会。但这种材料在1953年有比较清晰的报告，乌兰察布盟档案馆对1953年的农牧纠纷的档案相对具体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很凑巧的是，档案集中在乌拉特前旗。所以，利用档案资料，对农牧交错带的生态政治问题作一个个案的探讨就有水到渠成之效，通过这一个案的研究，可以初步揭示生态政治的运作形式。[1]

一．生态压力：历史传承与四围形势
从生态学理论上讲，农牧是相互补充的，在中国历史上，农牧关系有互补和矛盾两个方面。但就北方汉民与少数民族而言，却难以形成互补关系，双方长期为草原和农田资源争战。究其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农牧互补往往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内部，既使在农业区，往往只在同一个家庭里，才有互补。村庄内邻居与邻居之间，都可能因牲畜侵占农田而打架，何况在两个民族之间。在蒙古草原上，蒙古族自己的农业与其游牧业也是互补的。但蒙汉之间的农牧互补就很难。人民公社时期，地方领导人曾试图将汉人迁到呼伦贝尔草原实现“农牧互补”，但农民与牧民根本不是生活在一起，最后还造成了麻烦，惊动了中央。


   [1]（p135）在古代，农牧边界附近甚至发生着不间断的民族战争。清代以前农牧斗争以长城为界，清代中后期以后，汉人进入草原，农牧分界线变成农牧交错带，界面增多，但由于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复杂，双方的斗争关系也极为复杂。但有一个是众所周知的，就是随着农牧交错带人口和牲畜的增多，生态压力越来越重。






乌拉特前旗当时属于绥远的乌兰察布盟。乌盟的牧区长650公里，南北宽150公里。南部草场质量稍好，北部多荒漠，质量差。因为东部雨量稍高，所以东部草原稍好，而西部的草原较差，。[2]草原类型为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这一地区是最受农业冲击的地区，因雨量和草原产量都低，游牧生态很脆弱，农业的冲击会使游牧业很快退缩变化。除了农田占据耕地外，农民的牲畜也占领草原，农民也向草原索取燃料、饲料等生活资源。由此生出形形色色的民族斗争。农牧纠纷可以说从清中叶就已经开始，1949年前，除了王公和一部分转化成农民的蒙古民之外，真正的蒙古游牧民基本上处于节节败退阶段，他们不得不向北迁移以保持游牧。在东部的察哈尔一带，外来的农民开垦了最好的草场，最优良的草原变成农田。[ii]（P227-228），民国时期，正白旗、镶黄旗牧地被侵占，出现了人畜向北大规模迁移的现象，一度使北部草场的羊密度陡然大增，许多羊也因环境不适而染病死亡。[iii]（P101-119）在察哈尔丘陵的中北部地区，草原的破坏程度小，蒙古人仍在放牧，土地很少，在草原中像皮肤上的搔痕一样。农业村落的外边是耕地，再外边有大量的草原。[iv]当时汉移民的尖兵在德化一带，察哈尔右旗的农牧分界线土牧尔台一带，那里的蒙古人至今仍有冬、夏营地。与现代相比，尽管农牧分界线未变，只是农业的密度大大增加了。据一些现在的一些老人回忆，20世纪50-60年代，察哈尔右旗到处是草坡。当时农牧分界线一带的蒙古人一点地也不种，而现在大多数是耕地。[v]南部地区因牧场被农田切割，原来旗的游牧界限已发生细分化，在正白旗，旗下的弦——相当于苏木这一级，有了游牧界限，各弦的牧民不准越界游牧了。[2]（P358-362，P294）在正白旗、上都旗等地，冬牧场上不再随意游牧，而是划分到户，各自在分得的草场上饲养自己的牲畜，这种牧场还可以让子孙继承。[vi]（P9-11）






这种旗下苏木分界的现象在西部乌拉特一带还没有发生。1939年乌前旗的生态压力似乎并不严重。山田武彦等人从固阳县到安北县，[3]途经乌拉特前旗，他们发现尽管农田与牧场交错，但有许多村落都成废墟。说明当时汉移民的农业固定性不强，在草原开垦的早期，半农半牧一般都是如此，因有大量的土地，农民可以随时迁移。草原中有数百头的羊群，说明草原负载量是相对可以的。在安北，他们汽车行了35分钟，经过地大约有1/4是农耕地，1/4荒地，1/4荒漠盐碱之地，还有1/4是有枳棘的茅草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干旱草原。安北县以后属于乌拉特前旗，当时安北县的西南部为半农半牧区，东北一带仍以牧为主。[vii]（P240）处于农牧分界线上，农牧分界线大体上与百灵庙相一致，在现在乌拉特前旗的北部，北纬42度左右。乌拉特中后旗则基本上为牧区。早期的农田嵌在草原中，一般人称其为“飞地”，当飞地连成一片，就形成了农人驱逐蒙古游牧民的局面。[viii]（P165-166）尽管生态条件并不像后期那样严重恶化，但蒙汉斗争却是很严重，蒙古人甚至进乌拉山放牧躲避战乱的蒙古人，乌拉山在乌拉特前旗的中南部，其阴坡有薄层粘性土，植被比较茂密。山谷中也有森林和草原的分布，也可以维持游牧生存。他们在山地草场放牧山羊，每年牧草返青后上山，秋后返回山麓过冬。但进山毕竟是被迫的，山南有更好的草场。“大汉族历史上对牧场的侵占，蒙古被迫只好由南逐渐向北迁移，有的进入深山居住，放牧牲畜，因草场很小，牲畜食草困难。一经降雪，就造成大批牲畜死亡”。北部纯牧区受南部的压力也呈现出衰退的趋势。乌拉特中旗第二努图克巴音布拉嘎查的两个小组，1936年左右有蒙民25户84人，拥有50个蒙古包，46头骆驼，540匹马，506头牛，6780只羊。经过15年，仅剩下10个蒙古包，马22匹，牛52头，羊241只，骆驼全无。人只剩下15户，生活程度日益下降。建国后，随着牧区局势的相对稳定，实行自由放牧政策，一时间，有许多从深山迁出放牧。[9][ix]





自由放牧政策是照顾蒙古人的，许多农区汉人也趁机进入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放牧自己的牲畜，草原的压力顿增。农牧交错带上的各旗县都明显地感受到农区牲畜的压力。与乌拉特前旗相邻近的达茂联合旗，固阳、武川、土默特等农业县的大量牲畜进入这个牧业旗。1953年这个旗有土默特旗的马1763匹、牛76头；武川县的马123匹、牛501头、绵山羊2282头；固阳县的马140匹、牛333头、绵山羊1472头，再加上四子王旗的部分牲畜，共有9262头牲畜在此旗流动，分布在东西350里、南北240里的草原范围内。放牧的人有许多准备长期居住，在此建棚搭圈。因为原地的农业密度相对加大，牲畜已没了草场，“固阳四区百灵淖以北在50年大部是牧场，但到现在全部开垦，郊（较）影响牧区农区的放牧，因此造成他们只好北进入场”，这些人占住了达茂旗南部的牧场，放牧的农民也不愿意离开牧场，有许多人已经迁此好几年了。他们的牲畜就在当地蒙古人的蒙古包周围吃草，使蒙古民大为不满。南部的一部分牧场也被占，尽管他们缴纳一些水草捐，但达茂旗的人宁愿他们离开，认为牧草捐只是暂时居住放牧时当缴的，长期居住则不行。所以，这一年旗政府代表牧民向上级反映强烈要求回南地放牧，也就是要求驱逐汉人南归。[x]既使是以前因习惯长期在达茂旗放牧的，政策上可以照顾的外地人也与当地政府发生了纠纷。固阳县德和村的地主韩根保在1943年以前就有牲畜牛羊三千多头，在达茂联合旗放牧已有十余年。1953年达茂旗准备以斗地主为名将韩赶回固阳县，但引起德和村民的恐慌，德和村荒地开垦完毕，没有草坡，如果韩将牲畜赶紧回，将直接引起德和村的农民的牲畜吃不上草。最后固阳县要派人到乌盟联系，希望达茂旗能在沿边地区收容地主和其畜群。[xi]包头市郊区的生态压力也很大。因郊区狭小，没有放牧的草滩，有些群众向乌拉特一带渗透放牧。1953年夏天，乌拉特中后旗的牧区要驱逐包头市农民的牲畜，令这些农民十分为难。因为为炎热的季节赶回牲畜，而本地又无储草，又无放牧地，势必造成大量牲畜死亡。最后包头市与乌兰察布盟联系，希望就地解决。[12][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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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前旗所面临的外来牲畜压力是最大的，因乌拉特前旗的西部是农业密度极大的五原县，五原县属于河套农业区，因为河套灌溉区几乎没有牧地留给农民放牧了，五原县为了排解生态压力，肯定会首先向乌前旗转移牲畜；在乌前旗的南方是黄河和乌布齐沙漠，生态脆弱。当时的米仓县，即今之杭锦后旗，一遇到自然灾害和农业的压力也马上向北转移牲畜压力。这一切都在1953年达到高峰，乌前旗集中了外来的牛、羊20万头左右。这些牲畜基本上属于现代乌前旗内部和安北和绥西等县。[9]形成了空前的生态危机。当时，在一个地区形成特别强的牲畜压力，这就是在“该旗乌拉山前东西百余里，南北平均三里狭长地带里”，外来的牲畜加上本地由于历年开垦所排挤出去的牲畜，共有“十万多头牲畜”，根本不是放牧，简直是践踏牧场。[xiii]许多村庄在压力下有大量的牲畜死亡。在乌拉特前旗的第一努图克小庙子行政村，1953年上半年“死羊最多，至五月统计已死羊582只，其原因，主要是环境地域牧场狭小造成的，该村牧场位于乌拉特山前，南北宽四里，东西长十里，计四十平华里的牧场。东西南坡农田控制不得发展，北上高山更不适于放牧，如此小的牧场，供给该村牲畜二九五一只的吃草是不足供应的，约一亩地就有一个半牲畜吃草。且牧场中横着包宁公路，以北三里的土质砂石甚多。不利于牧草生长。公路以南十里多的牧草中部为枳棘，大部为寸草，牲畜虽在吃，但惟牧草不多不能解决全部牲畜饲草问题”。[xiv]在本旗处于高度压迫的形势下，前旗政府不得不做出驱逐外地牲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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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纠纷：形式与话语
驱赶外地牲畜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基层进行的，反映在档案中的往往是一些极端的事件，且与其他旗或上级部门有关系。从乌前旗与米仓县的文件往来可以看出，这批外来牲畜是首先是打乱了原来牧民的基本生产循环。众所周知，牧民对冬营地是做特殊保护的，其它季节不放牧，因为冬营地遭受破坏后草的高度会不够，冬天稍下一点雪就会覆盖草场，使牲畜因吃不到草而遭灾。1953年，乌拉特前旗春夏天旱，其它季节正在打草，并组织在冬营地建棚以防冬天的雪灾。冬营地本来就不多，但农区这些放牧人，根本不管这些，直接将牲畜放到了冬营地，因为冬营地那里因蒙古人要保护草场而没有牲畜。前旗第二区第一村的牧区预先保存过冬营地，春、夏期间牧民转移到了其它营地。在这期间，米仓县12个村的农民赶着约6000头牲畜蹂躏了这个村的冬营地。[i]这件事引起盟领导的重视，驱逐牲畜会进展得顺利。另外一件经过盟领导的事是来自阿拉善旗，阿旗旱灾，生态严酷，共有牛228头，驼354头，山绵羊3848只，毛驴21头，来到乌前旗。到此的牧民“还搭了许多棚圈，打算长久住下去”。听说乌前旗准备驱逐所有的外旗县牲畜，阿拉善旗通过宁夏省向绥远省交涉。提出：出于阿旗当年出现旱情，实在容纳不了这些牲畜，又鉴于阿拉善旗的人以前与乌前旗的人长期交叉放牧，要求地方政府给予交涉，允许放牧。[ii]这两件事经过上级政府调解的纠纷和请求，都相对地得到了解决。
还有一件事引起纠纷，这是因为这批牲畜来自上级部门，但也遭到了驱逐，正可见驱逐牲畜之措施实在是得到了民间的响应。1953年，乌前旗的打拉亥行政村的贾彦窑子自然村与乌盟运输站的骆群发生了纠纷。这个村南边是耕地，西部是牧场，东西约有五里，负载了当地羊1000头，大牲畜300头。半农半牧，草场生态严重破坏，除了一些牲畜不吃的草以外，牧场上的其它牧草已被啃食到根部。突然来到的158头骆驼给这个村的牲畜带来灾难性后果。对这批官方的骆驼，村民一开始不敢轻举妄动，骆驼群从春天就开始在这放牧，到其它各处则受驱逐。放驼小组先在邻近的乌兰计牧场放牧，被驱后到该村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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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达茂旗，9月份以后从达茂旗又回到此村附近。放驼队组长9月1日将蒙古包札在离贾彦窑子村东北二里远的草滩内，随着驼群在村边放牧。此时，全村的人开始躁动，并不是干部先去交涉，因牵连到自己的利益，三个农牧民先本着本村的利益劝其倒场。由于交涉不成，当晚这3人就召集全村人开了一个会，研究决定，提出派人继续劝其离场，“如不行，就只有一打”。以后他们果然不听劝，他们就动手驱赶，放牧人逃走，留下物资和驼队无法解决，驼队则被村民扣住。最后，当地人要求赔偿工资和庄稼等损失。[iii]既然官方的牲畜都可以被当地村民甚至以武力相驱，一般的外地牲畜当然不在话下。




除了外来牲畜外，驱逐的对象还包括人群。农区燃料危机延及前旗，许多人进来争夺牧草资原。1952年冬，“陕坝专署的晏江县第二区第六村的汉民到蒙古牧场内搂柴草”。双方几乎打起架来。[iv]在1953年，第二努图克与五原县农民为烧柴问题发生纠纷。五原县车副县长亲自到乌前旗协调，前旗政府允许了五原县农民进来打柴。但有规定，只将部分地区的柴草开放，“经我们研究确定乌拉壕南、五加河北的东部夹道内芦苇柴是可以打的，至于乌拉壕南的其他地方柴草由方负责，在不妨害畜牧冬春草场的原则下指定地点有组织地打柴，乌拉壕北的柴草，原则上不让打，但需要时在不妨害冬春牧场的原则下，必经旗县区嘎查干部双方共同研究指定打草地点范围，方准予打柴，以免破坏牧场。”[v]除了打柴草外，也有打牧草的人群，还有挖甘草的人群。甜草即甘草，是药材，挖甘草破坏草原的事由来已久，至今仍很严重。这种人群在一定季节会蜂拥而至，对草场农田造成极大的压力和破坏。1953年时政府也致力于禁止挖甘草，尽管“自入秋以来，分别曾多次下过通知，并在旗各种会议上，多次布置过禁止挖根的事情，但迄今数月，不但没有见效，相反的有些不听政府法令的人，私自偷挖甘草，将三区东部的农田挖坏了很多，有的地方几乎全部挖坏”。最后，政府还要动员人力平坑以保农田牧场。[vi]
纠纷引起的话语冲突往往被官方或农民自身引到政治的高度。在三合村，当时给牧民留出了东西9里，南北2里的草场，但其中有汉民的大小牲畜4000多头，蒙古民甚至说：“过去封建时代受压迫没有法子，迁到山里放牧，现在能放了，搬到平地也是没有牧场”。[19]当时的官员将这样的句子写到报告上，故意将现在的状况与民国时期作对比，无疑在利用官方的关于党团结少数民族的权威话语为问题的解决提供话语上的权威支持。旗政府也与外旗或向上级打报告时也尽管利用群众话语，以体现当时对群众意见的重视。当时在农牧纠纷的档案中，乌前旗的一位群众代表的“信”引起了各方领导的关注，这位代表的名字叫唐长命（乌尔图那生）。乌旗利用这种方法，从下而上，将蒙民不满反映出来。以前关于米仓县的牲畜进境问题，就是唐在信中提出的，他还提到了第二区第四村与武川县的争端：“本区第四村地方与武川县境毗连，在一九五二年将‘哈尔木克’湾中的一部分地区，划为牲畜牧场。又在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即将土地规定为牧区，但因为该地那个时候业经开垦了的关系，又议定在一九五二年中暂种一年，但是到了一九五三年仍末归荒，因住居该地的蒙民提出意见，反映如果不把这个地方归荒，他们就没有地方居住了。尤为严重的是：这一块地现由汉民李银吉耕种。蒙民对他表示，那块地是个牧场，不许他耕耘。或者有时放的牲畜，不免走进他的地里。他就漫骂说：不应给‘牛蒙古’以自由权，给了自由，他们就把牛尾巴高举起来。”[19]唐的这种反映，同样也是借民族团结的政治话语权威，希图解决农田归荒问题。唐还以农牧关系为题批评了五原县的干部，当时的五原县部分与乌旗相邻的村民垦种了部分有争议的草地，引起纠纷。“五原县第四区干部巴彦拉格说是依乌兰夫主席的号召，即有下湿之地，不管怎样，都可以耕种”。“依我们看法则是五原县只重视农业，而不重视畜牧业，借口乌兰夫主席的号召，随便破坏牧场，违犯保护牧场的政策”。[19]最后，唐长命的信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关于乌拉特前景长唐长命代表所反映的五原米仓两县占用牧场问题，我们认为完全是正确的”。最后乌兰察布盟政府命令有关各旗县根据保护牧场的政策处理。[22][vii]现在仍有米仓县的档案材料，反映了唐的话语相对偏离了事实，夸大其辞。但不否认在边界上存在着农牧纠纷，不过认为农牧纠纷早已解决，破坏前旗冬营地的12村牧民在当时就已被迁散，“所称蹂躏一节也非事实”。尽管如此，唐的信毕竟有很大的威力，米仓县政府的马秘书特意要向唐代表面呈处理意见。[23][viii]
以民族团结为话语权威的实际上不限于蒙古人保护牧场。在石拐沟矿区，与萨县的农民当地蒙民有牲畜放牧的纠纷。他们会说：“过去蒙汉不团结，还叫我们放牧，现在团结了。倒不叫我们放牧了，我们这个地方，还搞什么蒙汉团结，蒙老乡根本不愿和我们团结，民族政策行不通”。[24][ix]




档案中对当时因牲畜破坏草原的话语的正确性应该没有问题，但草原破坏程度，却很难把握。原因有二点：一，当时的人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有可能夸大草原的危机。二，与现在相比，当时的人还不知道生态破坏可以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尽管已经是破坏了，但与现在相比，现在的许多人还在赞美20世纪50年代的草原生态。乌拉特前旗和中后旗草原已经到了沙化程度。2004年1月28日新华网上发布新华网记者访问乌拉特中旗时，此旗的一位副旗长谈到20世纪50-50年代的乌拉特草原是“水草丰美，牛羊在草原上根本看不到，野生动物成群结对。那时草原上的优质牧草有160种之多，如今退化得只剩下50多种了。那时100亩草场可养10只羊，现在退化得养不了3只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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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村庄往往也有农牧争端。这是外界的争端，更重要的还有内界争端，内界是旗内的农田与草原的边界问题。
对于界限问题，学者们长期以来对之感兴趣，无论如何，这牵涉到1949年以后大的制度与政治环境的变化。清代有旗界的规定，这是清王朝控制蒙古方法。清末民国时期，汉民北移，草地被垦，土地权利受到了重视，东部察盟为了土地利益，旗下的弦甚至也出现了界限。乌前旗没有这种现象，但1949年以后则不同，旗作为一种“块块”成为计划经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单位，在加强控制的时代一定要确立下来。各苏木甚至各自然村的界限也要逐步形成，这是草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农牧交错地区，一个村内的牧场和农田的界限却是因着为解决农牧纠纷而起。实际上，农田牧场划界，是对早期自由放牧政策的一种修正，因一开始的自由放牧政策只是对过去王公霸占草原的一种对抗，随着政权的建立，各种纠纷的发生，界限又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整合。
划界工作自从1950年前后已在农牧交错带上进行。 “对农牧界线分明者，就现状划定”。 “对农牧交错农牧都适宜者，则固定农田牧场面积”，[25]（P99）[i]当时，由于绥远的农牧纠纷较多，故这一地区的农田、牧场划界工作进行得最为明显，用了1年多时间，绥远省半农半牧区清理出牧场8万多顷，占全省的农田牧场的总面积的1/7左右。工作的形式仍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必有口号，当时的口号是“耕地集中，腾出牧场，蒙汉同意，农牧两利”。调整划分牧场后，以行政村为单位，由蒙汉农牧民共同组织保护牧场委员会，共同管理牧场，协调农牧业生产。此举被认为是增强了民族团结的举措。[26]（P60）[ii]但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划定了牧场后，曾解决了若干问题，但由于部分地区的干部对于解决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忽视做经常的工作，近年来纠纷又在部分地区发生。这些纠纷集中在开荒问题上。有的农民把划定的牧场界标搬开进行开荒，将牧民种过的漫撒籽地改为大垄地，牧民移到夏营地后侵占牧民冬营地”。[27]（P142-146）[iii]这些问题可能是在集体化以后才彻底解决，因为集体化以后不存在这个问题。
1954年中共内蒙古分局重申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很大程度上是由1953年绥远省特别是乌拉特一带的农牧纠纷引起的。首先，旗内的农牧界限实际上就是蒙汉民族之争，这在1953年相当严重。根据档案，在前旗第一奴图克的三个嘎查内，纠纷因农场的界限不清而引起的纷争，具体说是汉人争打牧草引起纠纷，也就是汉人无视界限。当年的蒙古人牧场的草质量因天旱缺雨，生长很短。“在八月份虽下一场透雨，亦因过迟，只能使一些小草发芽，而得不到生长和保持它的寿命，因之经走过的牧场，均是经滩一片（红色土壤裸露），有一些稀零的小草，亦难满足牲畜的供应”。在这种压力下，因打草发生纠纷了。“虽经旗府再三布置经统一进行，但农民们不断有偷割事件发生，当时发现制止，即有的地点已经割完。亦有的地区放水浇地时淹掉牧场，蒙民群众甚为不满。公庙子行政村大树营子自然村老乡多人将村附近的马连草连夜割掉”。这些村附近的马连草是蒙古人牧场的草；有的农民到第一努图克挖甜草，蒙民发现后制止，最后竟然引起武力举动，只是“正要打时，后被查汉、琪琪格等二妇女将铁锹夺下，双方漫骂一顿”；还有的农民浇地将水淹了田边的牧场，“蒙民群众甚为不满”。[28][iv]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些蒙古民称当地的农民为老乡，说明彼此是熟识的，但草场已经没有一点“公有地”性质。像水淹了地这样的小事都会引起反应，可见农田、牧场界限之争的激烈程度。
有一些纷争是牧场农田的界限没有统一规划好引起的，并没有蒙汉斗争，农田可能是蒙古人自己的农田。在乌拉特前旗第一努图克查汗不良行政村。牧民普遍反应草场不够，当时此村的牧场并无明显的界限，牲畜明显已经超载，剩下的草地大部分有许多大小顽石，产草也是非常之低，大概12.4亩才能养1头羊。这种状况草原工作站的人员认为有的本来就有，还有一些是因为开垦成耕地后土壤变劣引起的。植被破坏后引起风蚀，土壤吹走，砂石裸露。土壤砂砾化以后，存不住水分，太阳一照，地面干燥发热，影响牧草生长。好一点的土地，已开垦为耕地，这批耕地主要在公路两旁。既使是耕地边上的质量较好的草地，产量也不高。牧民怕伤了农作物，未去放牧。牧民对牧场中所夹杂的农耕地意见很大，认为妨碍了游牧，要求调整牧场。由于这个村也有一部分耕地，要与其它地方进行交换、调整。根据这个旗草原工作站为他们所划定的牧场划界，他们需要与乌拉特前旗第三区、包头第五区合作才能最终确立。[29][v]  
划定界限以后，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人口压力和汉人农业文化的特点，农牧纠纷复又暴发。按当时的政策，农牧交错带上禁止开荒，在已开垦的农田中，1949年以后开垦的明令封闭。大片草场中的小片农田应实行封闭，如果是汉人的农田，则同时动员汉民迁移。其它农田、牧场相交错的地区则以固定农田面积以限制农田的扩张。众所周知，当时的农业是休耕农业，休耕期内的杂草可以放牧，固定面积本身就有一定的弹性，并非以成不变。漫撒籽地是蒙古人的种地方式，他们在夏营地期间随意选择的耕种地，不锄不管，耕种完了离开，秋天收获后又离开，种完之后土地肥力下降就弃荒很长时间，任草原植被恢复，这样的农业实际上不破坏草地。农民的大垄地则是相对固定的农田，或年年耕种，或休耕轮种，长期改变草原植被。政府在限制开荒时，主要对这种大垄地进行限制，但许多地方不但不限制，并且他们在蒙古人之后用种大垄地的方法去种种植蒙古人暂时放弃的漫撒籽地。农民因界限未划定，开荒地不太需要施肥，故尽量开荒，对原来的旱地“不好好经营”。但界限工作首先是对这种大垄地进行限制。划定范围，要求在划定农牧范围的同时，不但要固定农田面积，“对种轮歇地的农民，而又不宜迁移的，应划定轮歇范围，不使妨碍牧业生产亦不使农民生活困难。对于牧区的“漫撒籽”庄稼，在目前牧业生产还不发展，牧民生活还有困难的情况下，还可暂予保留，但应逐步缩小，并动员牧民改种苜宿等牧草”。但许多干部仍然纵容农民扩张，“有些干部（包括一部分民族干部在内）比较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疾苦，却不甚了解牧业生产和牧民的疾苦”。“一部分地区中已划定牧场，但开垦牧场仍较普遍”。不但农田不许扩张，植树也不能到牧场的范围。“有的地区盲目植树造林，也与牧业生产发生矛盾”。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口的植树就引起了纠纷，因为植树改变地面草原植被，牧民无草可牧，最后，乌拉山口的植树计划与蓿亥滩的封滩计划告停，因政府要给予牧民放牧方便。至于一般的农牧纠纷一般是召开大会予以解决。[27]（P142-146）
除了界限控制农田扩张以外，政府也在管理上有一定的方法。后期的政府往往不要等第二年发生了纠纷才进行管理，因为庄稼种下后，既成事实，很难毁坏青苗。所以，他们采取控制秋耕的办法。1953年的乌盟政府要求各地对已经封闭的农田禁止“秋翻”。头一年就对以前的农田实行监控。因农田只要在前一年制止了秋耕，一定程度上也就制止了第二年的耕种。鉴于以前各地政府对保护牧场未引起重视，要求各级领导“一定要采取坚决彻底的态度，对一九五二年已闭的地应一律禁止秋翻”。[30][vi]  
这是旗县内的界限控制。旗、县之间或旗与旗之间的界限之争，便涉及到上级权力。一般需要盟政府进行协调。农业区牲畜到牧区去放牧，实际上也是一个越界问题，盟政府要求农业区牲畜离开，确有困难的外地牲畜要通过盟甚至省一级的政府批准才行。因历史放牧习惯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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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跨界放牧，则要进行协商。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特别急于划界，这也是边界村庄的农牧纠纷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乌兰察布盟为在农牧两区结合部的蒙古牧民划出一定的牧场，“但农民仍利用过去的办法，开垦划定的牧场，靠近农区牧民的牲畜就被农田控制造成牲畜缺草，发生农牧纠纷”。[31][vii]
牧区旗与牧区旗的牧场之争也集中在边界上。与其它牧业旗不同，过去的乌拉特三公旗各旗间并没有划分旗界。乌前旗成为半农半牧旗，草原压力剧增，人畜自然向中后旗转移。乌前旗与中后旗的冲突大多数是在这种背影下发生的。乌前旗的第二努图克所属的牧民与中后旗所属的牧民有牧场冲突。冲突大都仍围绕冬营地进行，夏营地时期草原产量高，可以相对容纳一定的外地牲畜，到冬天干草产量降低，自己的牲畜往往都不够。许多中后旗的人对已经进驻的前旗牧民说：“你们的牲口不能进入咱们的牧场，不能越境赶快搬出去”，因此，乌前旗第二努图克的牧民因没有冬场感到困难。一些牧民夏天在中后旗放牧，夏天草场载畜量大，中后旗的牧民未驱赶，到冬天不行。中后旗的牧民在冬前驱逐乌前旗3户牧民时说：“这是我旗的地区，请赶快搬家”，撵了3次。前旗的一位牧民一直在他原来所占的冬牧场阿力西雅图放牧，1953年他在冬营地自己盖圈，快要盖完了的时候，当地第五努图克的西尼耐木说：“这是分给我们的地区”，于是将盖起来的圈折了并撵走他。还有的前旗牧民到中后旗的冬场放牧是以前就有的习惯，前旗第七嘎查毛林高拉村9户牧民“按冬场去时，中后旗第二嘎查达与扬登、苏达那木来又说：‘这地方已改为我旗冬场你不能住’”。[32][viii]这些放牧地点，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并确定是中后旗的。1953年，前旗的牧民指出了6处被中后旗占住的牧场历来就是前旗牧民的。在这些地点，许多前旗的牧民已经盖了房子，中后旗的人却来请他们搬家。前旗的领导人认为之所以发生了纠纷，是因为界限不清。在以前没有界限的时代里，前旗与中后旗的牧民在许多地点交叉放牧。各旗犭虫立后牧民仍按以前的习惯放牧，没有冲突。但这种习惯实际上在1953年已经是不合时宜了，特别不适合新政治体制统一管理。尽管上面的指示要求；“本省各旗牲畜，原则上应在本辖境内放牧，并有计划地培植牧场，如辖境毗连过去交错放牧者，应予保留”。但毕竟不便于管理，何况前旗向中后旗转移生态压力呢？中后旗在自己确定了界限以后，就让前旗的牧户搬家。但前旗却反对中后旗自己决定界限，认为他们不经双方协商自己定旗界后又让前旗的牧民搬家更是错误的。并认为这种作法“最易引起蒙民内部间的纠纷，造成不团结的现象”。[32]
实际上，为了防止中后旗的驱逐，前旗的牧民已经在很大程度将冲突升级了，中后旗领导指责前旗牧民在他们认为是中后旗的牧场——至少是双方公共的牧场，放置了夹挠防止中后旗的牧民放牧。夹挠是用以防狼防盗的杀伤性武器，用以保护牲畜，但这时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对付其它人的牲畜。纠纷发生于中后旗第五努图克牧场西界，与前旗第二努图克第六、七嘎查的牧场相交错。中后旗的官员汇报说：“前旗六、七嘎查白彦、计西那齐尔、查汗帮代等人，把羊群赶入我旗五努第二嘎查莫日齐格、共呼得嘎一带冬营草场放牧，并他们说：‘三公旗在历史上没分过草场，我们也没有规定的冬营场’。除用这些理由来侵占我旗冬营牧场外，并有刀不登老乡等六人在我旗伊日木格草场（为我旗好的冬营牧场）上，放了八十个夹挠，牲畜不能进场，意图不叫我旗放牧，现在我旗牲畜已有损失，如五努二嘎查他拉曼被夹住一只羊、而夹挠的主人巴嘎拉嘎说：‘伤的羊已被夹住，你说多少钱吧’。此夹挠现在他拉曼家里。还有那苏和喜格的一个二岁牛被夹断一打腿，另外，我旗五努二嘎查的马群被夹死一个马驹子。我旗牧民不叫放夹挠。但前旗保门则仍老乡说：‘我们放夹挠是有政治意义的，是国家号召的’。而我旗牧民说：‘我们保畜难道没有政治意义吗？’因此相争吵。”除了放夹挠这种极端的措施外，前旗牧民还用了强赖不走的作法。前旗二努图克七嘎查塞斯令等到中后旗五努图克一嘎查计划的冬营地放牧，先行占领，中后旗人去劝退，他们说等过春再走；前旗二努六嘎查的一部分牧民进入中后旗三努图克的冬营地。面对中后旗的利益受损，中后旗也接受了无旗界的传统，似乎也接受了一部分前旗牲畜可以到中后旗放牧，但坚决反对侵害中后旗的放牧利益。当地的旗长和副旗长为本旗论证时指出：“三公旗历来没分过界限，这是谁也都了解的，并且在现阶段来看，谁也不能主观臆断来划定界线，更不能限制境内境外和前旗与中后旗等，但不能藉口‘三公旗因来没分过界限’等来乱侵害共他人准备的冬营场，更不应在其他人的牧场上乱放夹挠而使别人的牲畜受到伤害，影响保畜工作。如果新组织、新政府为了自己利益而不管他人如何，这样来互相侵害，使牧民在思想上更加波动，甚至有牲畜饿死、冻死的危险。同时，移动季节已经过去，因此，别说三公旗，既使一个村也不能胡乱侵害牧场，所以需要相互协议才对”。][ix] [33
前旗与中后旗正因有了界限的模湖，才有了纠纷和争端。在这些争端中，冬营地的利益是争端的核心，冬营地一般是当地人辛辛苦苦地保留下来的，一但遭到破坏将直接危及牲畜过冬，所以，中后旗的人在冬营地问题上不让步。另外，根据乌盟政府深入对纠纷的调查表明，地方干部也参与了利益的纠纷。[34][x]当然，最终的结果仍然由盟政府从中调解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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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运动中去。在当时的形势下，生态政治的管理过程在乌拉特前旗特别明显，一方面乌前旗南边和西边的农区的牲畜压力是其它旗所未有的，另外，乌前旗与北部中后旗的边界问题的历史特点也是他旗未有的。所以，乌前旗的生态政治也是独特和因地制宜的。尽管现在没有人对中共的生态政治特点进行研究，但可以断定，生态政治长期是在“一刀切”和“因地制宜”之间徘徊。集体化时期，尽管有时也强调因地制宜，但由政治体制本身的特点，“一刀切”长期影响着中国农业，特别在“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中尤其如此。但在1953年，这种一刀切的毛病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来。一是当时的领导多为老区的地下党，有适应当地的政治局面的能力；二是合作化运动尚未开展，一刀切还不具条件。随着以后集体化的到来，这种农牧纠纷问题不存在了，但其它问题随之而来，像草原开垦和农田扩张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随着牧场和农田的承包，这种生态纠纷重新又产生了。纠纷不再是村内蒙汉冲突，大部分是人与人的冲突。现在的内蒙古草原到处是铁丝网，一部分是作草库仑，一部分是封闭外人牲畜的。生态利益之争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形成。2000年以后，政府鉴于内蒙古各地的草原破坏，几乎开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和退牧还草过程。这一生态政策对内蒙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本人对内蒙古地区的走访过程中，发现许多生态移动运动中形成了许多新的移民定居点，目前主要靠政府的补贴生存，至于这一生态政策将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还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说，生态政治问题将是内蒙古地区长期存在的一个现实课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仍然取决于地方利益、群众利益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

talinhan123

楼主这个学者整天讲大道理，大道理上头人看看文字也能懂，但是一笑而过，没用的。要发展什么东西都是狗屁。狗屁环保，狗屁法律，狗屁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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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这个学者整天讲大道理，大道理上头人看看文字也能懂，但是一笑而过，没用的。要发展什么东西都是狗屁。狗屁环保，狗屁法律，狗屁人生命。
talinhan123 发表于 2011-5-19 21:25

念在你还把我当成一个“学者”
这次就不封你的号了。
我居然成了学者，心里又愤恨，又不屑，又受宠若惊，真是百感交集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