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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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林纭

中国文物报 20040813第7版

    关于早期鲜卑史的考古学研究，自从宿白先生凿破鸿蒙的《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发表以来，当推乔梁《鲜卑遗址的认定与研究》对20年来各种新发现、新见解总结最全面、所考虑的问题最周到，很有启发性。魏坚主编的《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一书，结合新的考古资料，再次对早期鲜卑史作全面的综合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见解。因而引起我也想说几句的念头。
    完工墓地是不是鲜卑遗存
    完工墓地被宿白先生定为最早的拓跋鲜卑遗存，由此，张英执笔的《榆树老河深》结语部分把器物有相似性的老河深中层墓葬也定为鲜卑，又进一步影响到乌恩在《试论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把榆树老河深和通榆兴隆山的出土物都作为鲜卑的典型器物。
    产生上述误会的主要原因，是完工墓地有一部分陶器(长颈的壶、鬲、鸭形三足器)跟兴隆山这样的西汉汉书二期文化遗存有关，而老河深中层墓葬这一类现已确定为东汉夫余族的遗存，也吸收了汉书二期文化的成分。早在1989年第2期的《北方文物》上，陈雍就发表过《扎赉诺尔等五处墓葬陶器的比较研究》一文，指出“老河深、兴隆山墓跟‘基点墓’(按：即呼和浩特的北魏墓 )之间缺少对比点，无法类比”。而把它们排除在鲜卑遗存之外了。但是，陈雍认为完工墓地排除了上述成分外，仍然是“跟‘基点墓’有某些联系的”，并具体指出：“如完工MlB：61卷沿有颈壶，有可能以类似大安渔场墓壶为中介，发展为美岱墓的细颈壶。”而且，早此一年杨晶已经在《吉林大安渔场墓地的时代与族属》中说，除了那种卷沿有颈壶，还有完工的高直领罐，都可以通过大安渔场中介，和南杨家营子的器物联起来。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则认为完工墓地不但有短直颈展沿壶与拓跋鲜卑有关联，还有长弧颈侈口壶和小口侈口罐与慕容鲜卑有关联。而且，陈雍因为1961年完工出土的陶罐颈上有凸棱，器表有横向和竖向的磨痕和刮痕，认为年代大概在东汉末期以后。许永杰更定为“北魏时期”。乔梁受此影响，说1961年出土的和1963年M1B出土的饰暗纹或波纹矮领陶壶年代似乎都不会早于东汉。
    魏坚在书中提出“完工墓葬应为和匈奴文化有密切关系并受鲜卑影响的遗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过去对完工墓地的研究都过分偏重陶器。宿白师在他的论文中已经提到过：“完工墓地的随葬品中发现不少和其他民族有联系……从一些铜制的小型饰具如各种式样的环、扣上可以看到他的西邻——匈奴的影响。”最近，我的研究生潘玲在做博士论文《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时，根据1995~g以来出版的外贝加尔地区匈奴伊沃尔加古城和伊沃尔加、德列斯图依墓地的详细报告，对该地区西汉时期匈奴的文化特征有了进一步了解，故在论文中提出了“完工墓地主要含有汉书二期文化和西汉匈奴文化两种文化成分”这一观点。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只要看过达维多娃《伊沃尔加古城》、《伊沃尔加墓地》和米尼亚耶夫《德列斯图依墓地》，就会发现，过去被怀疑为东汉以后到北魏时期的砑光暗纹，以及肩颈之间加凸棱，乃是西汉匈奴陶器的流行装饰手法。1963年MlB：61和1961年出土的短颈圆唇罐和高颈罐，都可以在外贝加尔西汉匈奴陶器中找到十分相像的器形。特别是1961年出土的短颈圆唇罐外底似汉字非汉字的印记，与伊沃尔加古城许多器底的印记如出一辙。陶器之外的相似点更多。铁刀、有针形扣鼻的铁带扣、铁环、带骨哨的铁鸣镝、铜铃、背有横梁的长条形铜带饰、马蹄形铜带扣(镂空有乳钉的和动物纹的)、铜环、分尾式骨镞、圆头和方头共存的骨弓弭、弓把上的骨贴片、束腰长条形骨器、海贝、仿贝蚌片、大量的串珠，都是形式彼此一致的。特别要提出的是分尾式骨镞在我国其他鲜卑墓中未见报道。另外，完工出土的银耳环和宁夏同心倒墩子西汉匈奴墓中的金耳环形状很接近。
    了解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葬，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所总结的鲜卑墓的特征，有的并不是鲜卑独有的。例如，头宽足窄的木葬具，在德列斯图依墓地也有不少例子。反过来说，上面所举完工和外贝加尔墓葬的相似点，也不一定是匈奴墓所独有的特征。从完工墓地出发，自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已被认定的鲜卑墓葬中，还有没有匈奴墓葬呢?究竟如何识别匈奴和鲜卑墓的区别性特征呢?既然史称“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王沈《魏书》。《后汉书·乌桓鲜卑传》作：“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万余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除“十万余落”两者一致外，行文不同。未知范晔是仅据《魏书》敷衍成文，还是确实别有所本)，则东汉晚期后，鲜卑中存在很多起源于匈奴的部落。如何从遗存上识别这种人群，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魏坚文中提出了一个“二兰虎沟和石家沟组”，认为是拓跋鲜卑迁到“匈奴故地”后，分布在当地的与匈奴有关的部族，无疑是一种有新意的思路。但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要等内蒙古境内发现更多的早于东汉晚期的匈奴遗存后, 才能有更坚实的基础。
    南杨家营子墓地的性质
    上引陈雍和许永杰的论文中，都认为南杨家营子的陶器是从扎赉诺尔到美岱村北魏陶器演变序列上的中间环节。不过，许永杰又提出，与慕容鲜卑有关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陶器器形，也可能以南杨家营子为中间环节，和扎赉诺尔、完工的器形构成演变序列，并推论，不但拓跋鲜卑的考古遗存源于扎赉诺尔一类遗存，慕容鲜卑的考古遗存也主要源于扎赉诺尔一类遗存。
    田立坤的《鲜卑文化源流的考古学考察》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他认为，扎赉诺尔分为二兰虎沟和南杨家营子两支，而南杨家营子又再分为两支，一支以M3为代表，演变为朝阳十二台乡石厂魏晋时的东部鲜卑墓葬；另一支以M15、M16为代表，演变为大同电焊器材厂M238、M73等墓出土的夹砂戳刺纹陶罐，即早于北魏的拓跋鲜卑遗存。
    其实，宿白先生当初一方面把南杨家营子墓地作为拓跋鲜卑在诘汾领导下南移途中的遗存，但同时又提到：“南杨家营子墓群所反映的拓跋部落的较大变化，是与匈奴混合和日益临近汉族地区以后发生的。”特别是在文章结尾处还指出：“南杨家营子的位置和张穆推定的鲜卑山不远，既然鲜卑山是东部鲜卑的早期居地，因此南杨家营子遗迹，或许也和东部鲜卑有关。这样，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就不是关系密切的问题了。”对南杨家营子遗存在族属上可能存在的复杂性已有充分的考虑。
    乔梁上引论文中，是把南杨家营子墓地作为不能归群的特例而单独讨论的。他说：“这一墓群的面貌比较复杂，既有类似于A群(按：即扎赉诺尔为代表的)的在加厚口沿下饰以锥刺或压划纹饰的做法，也有类似于E群(按：以察右后旗三道湾和山西右玉善家堡为代表)的在罐、壶颈部戳印或按压数周纹饰的作风，还有近似于G群(按：即所谓‘舍根文化’)饰印纹的‘舌状唇’壶和小口壶，同时从出土的情况看上述几种因素在墓中也有共存现象。就已发表的材料分析，在陶器的诸种因素中似乎以接近于E群者略占上风，但限于发现及报道，仅就现有资料尚不足以做出由定量到定性的分析，所以也很难进一步确定其具体的族属。”
    综上所述，南杨家营子墓地陶器的文化面貌是很特殊的。其实，该墓地的葬俗也有特殊性，即存在多人葬，而且有一墓达八人之多。这是除完工墓地以外仅见的，但具体葬式又和完工不同。仅据现有资料，可以把南杨家营子的器形跟任何其他墓地的器形排成似乎看得过去的演进序列，却缺乏使大多数人认同的可信度。所以用单纯的类型学方法来解决其归属问题已陷入窘境。如果从历史地理考证来看，首先是原报告所定的年代范围很宽。上限为1世纪左右(据墓中出现东汉五铢)，下限可能为4世纪左右(未出现库莫奚和契丹式葬俗)，至今尚无进一步精确化的可靠途径。在这样长的时段中，居住在该地的族群实有多种可能。所以，南杨家营子的族属，目前不可能有科学的结论。既然南杨家营子遗存的性质如此不确定，我觉得以南杨家营子为中间环节的鲜卑文化演进序列和迁徙路线的种种拟构，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鲜卑遗存真的应该分为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两大支吗?
    从对南杨家营子墓地性质的讨论中，反映出鲜卑考古中的一个流行观点，即把鲜卑在文化上分为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两大支，并从这种观点去分析“鲜卑遗存”的文化属性。造成这种观点流行的客观基础，是因为认识早期鲜卑的基点有二：一是代魏时期的拓跋鲜卑遗存，二是三燕时期的慕容鲜卑(包括鲜卑化的冯氏北燕)遗存，这两种遗存有显著差别，所以自然会到更早的鲜卑遗存中去探索其不同的源头。但是，把鲜卑分成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两大部分，把慕容鲜卑归人东部鲜卑，其实是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所使用的权宜性分类名词，根本不应作为文化分类概念来理解。
    拓跋是古文献中固有的词汇，但究竟是不是鲜卑，是有疑问的。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魏虏传》载：“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晋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索头猗卢遣子日利孙将兵救刘琨于太原，猗卢人居代郡，亦谓鲜卑。”可见匈奴本是匈奴，而“亦谓鲜卑”者，正是王沈《魏书》所说自北单于遁逃后，匈奴“余种十万余落……皆自号鲜卑兵”也。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南方人把拓跋称为“索头”，同是南朝梁人沈约写的《宋书》中，把记载拓跋史事的列传名为“索虏传”，说：“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晋初，索头种有部落数万家，在云中。”把猗卢的哥哥猗称为“索头单于”。《南齐书·魏虏传》解释说：“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可见他们的发式跟髡发为特点的鲜卑也是不同的。不过这一支匈奴在后来自称鲜卑，是有考古遗存可证的。1956年在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发现一批金饰和金印，一件金饰牌上有猗(字省支马傍，和《魏书·序纪》相同)之名，而印文作“晋鲜卑归义侯”、“晋鲜卑率善中郎将”。这一支原是匈奴的鲜卑因为统一了中国北部，便自命为真正的正宗鲜卑，把拓跋氏的起源传说作为鲜卑的起源传说了。
    马长寿不相信南朝史家的说法，主张拓跋是“鲜卑父胡(按：指匈奴)母”之意。他的这种说法依据两条记载。一条是《魏书·铁弗刘虎传》述铁弗氏的起源说：“北方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铁弗”《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作“铁伐”)另一条是《十六国春秋·南凉录》述秃发氏的起源说：“初，寿阗(匹孤子)之在孕，母姓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后一条中，匹孤是北魏一位有名的先祖诘汾的长子，属拓跋氏，“胡掖氏”即《史记·匈奴传》所记匈奴贵种“呼衍氏”的不同音译。马长寿用秃发寿阗是鲜卑父胡母，而以秃发为氏，作为实例。又引钱大听说秃发和拓跋既为一音之转，“无二义也”。然后又主张“‘拓跋’一词与‘铁弗’、‘铁伐’、‘秃发’语词的语源相同。北人既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或‘铁伐’，那么他们谓鲜卑父胡母自然也是‘秃发’，而‘秃发’与‘拓跋’又是同源并同一语词。”(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248页)从而得出拓跋是“鲜卑父胡母”的结论。
    其实，马长寿的全部论证中，只有拓跋和秃发同音而可能同义，是比较言之成理的。而可接受的推论应该是“拓跋”也是“被”的意思。至于铁和秃(拓)只有声母相近，韵部不同，说铁弗和拓跋两词同源是很不可靠的。而且北方人是指什么民族?匈奴语和鲜卑语是什么关系?都说不清楚，怎么能说“北人既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或‘铁伐’，那么他们谓鲜卑父胡母自然也是‘秃发”，而把“秃发”义为“被”的说法就置而不论了呢?所以，马长寿的这种见解实在是出于臆想的牵强附会。现在考古界仍流行拓跋鲜卑是鲜卑母胡父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考查一下马长寿说法的由来。
    “东部鲜卑”则完全是马长寿自创的一种分类术语。古书中只有《晋书·段匹传》有“段匹，东部鲜卑人也”。但同书没有说任何其他人也是东部鲜卑。所以只是说段匹这个人是东部的鲜卑人，并不把“东部鲜卑”作为鲜卑的分类概念。马长寿则把全部鲜卑分为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两种，拓跋鲜卑起源于北方大鲜卑山，而东部鲜卑“起源于蒙古草原东部的鲜卑山”。所以，只要是起源于鲜卑山的鲜卑，即使跑到西面“尽据匈奴故地”，例如檀石槐到高柳(今山西阳高)北300多里的地方建立牙帐(大体相当于内蒙古商都一带)，也还是东部鲜卑。但是他在谈到檀石槐大联盟解体后，东部鲜卑的界限就不太明确了。特别是到他论述“后期的东部鲜卑”时，这个概念被偷换为分布在东面的自称为鲜卑的集团。因为这时马长寿说的“东部鲜卑”只剩下慕容部、段部和宇文部。而起源于东部跑到西方去建立南凉的秃发部，就不算东部鲜卑了。而被马长寿归入东部鲜卑的宇文部，《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明确记载：“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显然不是起源于鲜卑山的鲜卑。
    可见，马长寿的“东部鲜卑”是一个没有明确界定而自相矛盾的分类概念，当然不能视为文化分类概念。今后在考古遗存分析中，似乎不宜继续使用这个名词。目前在内蒙古发现的“鲜卑遗存”年代最早的是西汉的，从历史实际来看，从西汉一直到十六国时代，在中国北方除鲜卑外还存在多个游牧民族，汉代有匈奴、乌桓，还有很多别的部族，都可能对鲜卑发生影响。而且就匈奴来说，它由于建立过庞大的联盟，本身的成分也很复杂。因为游牧民族不断转徙和频繁地相互征战，吸收不同的异族成分是经常发生的。以拓跋部为例，据《魏书·官氏志》分析，3世纪初神元皇帝力微时，除了帝室十姓外，其他异姓加入拓跋部的政治组织内的，还有七十五个姓。其中可考知的匈奴姓六、丁零(包括高车)姓六、柔然姓三、乌桓姓二、其他鲜卑姓七、卢水胡姓一等等。因此，我们在分析已发现的鲜卑遗存时，自然应该想得复杂一些，如果只有一个分成两大系统的观念，就难免要削足适履了。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mgwwkg2003010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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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问题也被肢解的七零八落．

非要整出，拓拔，慕容两大支

鲜卑１５５年就降伏了北匈奴，成为从满洲到巴尔喀什湖的草原霸主．
这段时间的鲜卑考古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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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开始边年出兵攻击北匈奴。公元85年，鲜卑与南匈奴、西零及西域各族共击北匈奴，迫使其中逃循。公元87年，鲜卑再次大败北匈奴，斩杀优留单于。公元91年，东汉政府和南匈奴对北匈奴进行了致命打击，北匈奴西迁。鲜卑趁势占据了漠北地区，留在漠北的匈奴十余万落并入鲜卑。鲜卑自此强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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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屡次战败北匈奴，并夺取北方草原霸权的鲜卑，这个时期的考古那里去了？

十几万户，６０万北匈奴，留在蒙古草原，这是匈奴西迁了吗？

割裂历史是一种不好的做法．易中天说过，有历史形象，也有民间形象．

尽量改变历史形象，当无法改变历史形象的时候，就改变民间形象，于是就有了杨家将，呼家将．．．．．
有了把屡战屡败，说成战无不胜的各种演义．

匈奴西迁无非是众多民间形象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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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tv.com/folklore/special/C12689/20040802/101706.shtml

Yungsiyebu

主要是鲜卑在漠北时间不长，就四向迁徙了，目前没有肯定属于鲜卑的漠北遗存发现。至于拓跋鲜卑在呼伦贝尔地区的祖先，目前也就是这个完工组具备最大的可能性，人类学特征具有远东、北极、北亚三者同时接近的特征，其中更偏向北极人种一些，按朱泓的分类应当归入古东北人种，典型代表是东蒙、辽西、冀北的红山新石器时代文化人群、北满的新开流新石器时代文化人群、以及俄远东滨海的波伊斯曼新石器文化人群，整体而言都接近今天的北极人种（或者叫东北亚人种，也就是爱斯基摩、楚克奇等为代表）。

内蒙古西部的鲜卑遗存，具有较典型的北亚人种特征了，mtdna分析也显示与匈奴和现代北亚人群吻合，这样，可以从侧面暗示，拓跋鲜卑在漠北的确是广泛的吸收了匈奴的血统，种系特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另外，蒙古地区青铜时代，分为三个类型，其一是蒙古西北的昌德曼文化人群，这个人群与南西伯利亚的种系一致，代表印欧人种占主成分的斯基泰游牧文化人群，中部石板墓文化人群与其后的北匈奴具有一致的人类学特征，应为先匈奴，也就是北亚人种的始祖类型之一古蒙古高原类型；东部石板墓文化人群，与中部石板墓文化人群略有不同，但也代表一类北亚人种的始祖类型，据推测可能就是先鲜卑；在西伯利亚贝加尔地区还一类北亚始祖类型，即古西伯利亚人种类型。蒙古方面的资料非常少，只是从别人的转述中有如下基本的认识，有看过这方面资料的朋友请多多转述，非常重要。据报道，最近的一次匈奴国际研讨会，蒙古专家有egyin gol方面的专门人类学报告出来了，非常遗憾的是一直没看到。egyin gol因为古代DNA最早出来，太著名了。

Yungsiyebu

看一下，几个朱泓的人类学类聚分析图：

完工、平洋、西团山、关马山，四个组可以归入古东北人种类型，代表的东蒙、东北、俄远东滨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原著成分。应当是对于肃慎、扶余系统的族群。完工组很可能是汇入一定北亚因素的土著人群，所以可能民族属性已经发生了变化。

夏家店上层合并组是山戎；毛庆沟-牛饮沟合并组是南匈奴，可以归入古华北人种类型的种系范围，而这里的南匈奴组明显是匈奴化的狄系人群。以前对这组人群的一些分析：

东蒙夏家店上层合并组、和中南的毛庆沟-饮牛沟组类聚在一起，代表古华北人种，毛-饮文化人群为游牧族群，一般认为他们是匈奴前中国人所称的胡，更具体些，毛-饮文化人群应为林胡、楼烦族群，北狄系。赵人用他们的技术武装自己后很快击退了两族，二者退居鄂尔多斯草原；匈奴崛起，林胡渐渐汇入匈奴，在同赵的另一次冲突中失利，从此不见史册；楼烦在匈汉的一次冲突中失利，自此不见史册。同时，我们注意到其后南匈奴文化遗存呈现出明显的古西伯利亚-古华北的过渡型人种特征，显示北狄系族群已经汇入南匈奴。古华北人种的代表朱开沟文化人群的mtdna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古代组最近的是牛饮沟文化人群，现在组最近的是内蒙蒙古人、其次内蒙汉人；这样一方面表明，漠南蒙古历代游牧部族的演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正如草原帝国中所表达的观点一样，游牧帝国的此衰彼涨，只是一个异旗过程，而组成人群并未发生实质的变化，相反具有很强的人种连续性；另一方面，内蒙汉人同古华北人种的类聚，似乎古华北人种所代表的游牧族群也的确对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人群有过一定血统影响（可能与南匈奴五胡入住中原关联最大），因为内蒙汉人主要是他们的后裔。

贝加尔新石器组、外贝加尔匈奴组、扎赉诺尔A组、南杨家营子组，代表典型北亚人种类型组，这是典型的北匈奴人群遗存，当然也可能包括鲜卑的一些成分。

扎赉诺尔C组、青海大通匈奴等组成的类聚群，代表三者之间的混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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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帝国的此衰彼涨，只是一个异旗过程，而组成人群并未发生实质的变化，相反具有很强的人种连续性；另一方面，内蒙汉人同古华北人种的类聚，似乎古华北人种所代表的游牧族群也的确对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人群有过一定血统影响（可能与南匈奴五胡入住中原关联最大），因为内蒙汉人主要是他们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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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这个观点．

可是鲜卑夺取蒙古草原霸权的考古缺失，实在是难理解．这个时期应该是最强盛，信心最强的时期．
武力，兵器，生产力也相对的比较发达的时期．

Yungsiyebu

主要是时间太短，鲜卑人入主漠北，未必代表漠北文化特征一下子鲜卑化，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我个人而言真的对蒙古的考古知之甚少，都是侧面看到的转述，没有一手资料，所以，希望有这方面知识的朋友多多介绍，我现在对漠北同时代人群的认识，全部得力于近几年分子人类学方面的最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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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时间太短，鲜卑人入主漠北，未必代表漠北文化特征一下子鲜卑化，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我个人而言真的对蒙古的考古知之甚少，都是侧面看到的转述，没有一手资料，所以，希望有这方面知识的朋友多多介绍，我现在对 ...
Yungsiyebu 发表于 2010-3-1 17:18

我认为这个时期的匈奴和鲜卑的关系．
有点象清朝和科尔沁，喀尔喀．．．．．

甚至不能说成入主漠北．即使入主也是迅速被匈奴化了．

否则，怎么没有这个时期的鲜卑的文化遗存呢？

Yungsiyebu

拓跋鲜卑应当在漠北没多少停留就杀到内蒙了，然后在这里盘踞多年，入主中原。如果呼伦贝尔完工组代表拓跋鲜卑人的始祖类型，显然，南迁到内蒙古中南部长城沿线的拓跋鲜卑应当是漠北的北亚成分为主成分，而极少看到类北极人种的成分。这个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而且人口基数相对较小，因此带来的人群种系特征变化应当更强烈。

南匈奴时代，显然北亚成分带来的影响有限，牛饮沟等南匈奴人群的人类学特征还基本上与之前的狄系人群一致，而拓跋鲜卑南下则带来了更多的北亚人种成分，我推测这个过程，可能迫使长城沿线的属于古华北人种的南匈奴或者戎狄人群应当大举南迁到了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因此给黄河中下游人群带来了不小的人群种系变化，当然了，中原地区的变化由来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