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进口的“市场依赖”与“生存依赖”（转帖）

老那

虽说和草原关系不大，说的是农业的问题。但是，还是觉得，理论方面可以借鉴。以及可以对那些关心蒙古国农业的人有些帮助。

茅于轼先生最近提出中国不再需要保护耕地、要突破18亿亩耕地的红线、让农业给城市化让路等等理论，引起了一阵舆论震荡。茅先生非常自信地说：反对他的人除了谩骂，就是“对粮食问题缺乏认真的思考”。的确，谩骂是令人遗憾的，也是缺乏思考能力的表现。但并非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是这样大脑简单。比如，一位网友在他博客中的留言就非常一语中的：“制度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各种力量和利益挤出来的，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就不可能设计制度，这和智力没关系”。此话当然有愤激之处。人类的许多制度，都是一点一点地设计出来的。不过，总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演化而成的大多比较健康。乌托邦主义的制度设计却经常带来灾难。茅先生所深恶痛绝的计划经济，其实就是来源于这种“设计心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多有这种“设计心态”。他们经常把老百姓经过经验而达成的共识抛在一边，认为那不过是愚昧落后的产物；希望依靠政治权力强行执行自己聪明的设计方案，以减少市场经济形成的交易成本。



也许是因为从事的是历史研究，我不象社会科学家们那样注重“理性”，而更加看重人类的经验。所以，对于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等，我更愿意从历史的经验的角度来解读。



在世界史上，从古代的雅典、罗马，到大英帝国，先进的经济经常依赖粮食进口，后进地区则多为粮食供应地。所以，中国是否应该保证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关键还在于中国如何摆正自己在未来世界的位置。



古雅典是个城邦国家，粮食严重依靠进口。特别是到了希波战争后的“帝国时代”，其粮食供应地从西西里、黑海地区、一直延伸到埃及。这种粮食的供应结构，也被罗马帝国继承并发表光大。在罗马帝国的治下，地中海等于是罗马的“内湖”；地中海上的贸易，也成了帝国的经济命脉。这一切随着阿拉伯人在九世纪对地中海的主宰而终结。



十一、十二世纪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势力迅速反弹，重新夺回对地中海的控制，领头的正是几个粮食依赖进口的北意大利城市国家，其粮食供应地还是远达黑海和埃及、北非。在前近代的技术条件下，维持如此之长的供应线实在令人吃惊。现代社会运输和通讯技术空前发达，粮食的供应线当然可以更长，网络可以更大。这也确实说明，靠粮食进口而长期维持一个先进经济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这些简单的事实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认真地考察这种长距离的粮食供应线是如何形成的、在什么条件下才靠得住。事实上，维持这样的粮食进口，必须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强权或贸易垄断。罗马帝国是个最极端的例证。她所谓的粮食进口，其实几乎已经不能说是进口，而是内部贸易。因为大部分产粮地已经在她的正式版图之中。到了中世纪不存在这样庞大的帝国，问题就复杂得多。但是，当时威尼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贸易帝国，其舰队在地中海首屈一指（唯一的竞争者大概是另一个城市国家热那亚），曾率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这一东方最大都市（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和热那亚一起主宰了通往黑海的航路。另外，威尼斯作为当时欧洲的第一大贸易帝国，是拜占廷帝国最大的债主。拜占廷皇帝不得不把自己的皇冠拿给威尼斯作为贷款的抵押，甚至一度因为欠债不还而成为威尼斯的阶下囚。可见，这个大帝国的皇帝，不过是威尼斯的儿皇帝而已。靠着这样强大的军事和财政实力，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廷帝国享受着免税的待遇，把本地商人挤出市场。他们不仅控制着东西国际贸易，甚至控制着拜占廷帝国内部的贸易。连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也操纵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手中。



佛罗伦萨不具有威尼斯那样的军事强权。但是，佛罗伦萨实际上是中世纪欧洲的华尔街，其商业网络无与伦比，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力雇佣雇佣军来应付军事危机。更重要的是，佛罗伦萨的商人通过向那不勒斯、西西里等产粮区的君主借贷，换得对这些地区粮食销售的控制，进而不仅解决了佛罗伦萨的粮食供应，也主宰着西地中海地区的粮食贸易。



尽管有这种军事和贸易上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威尼斯还是佛罗伦萨都出现过粮食恐慌。后来两个城市的军事和贸易地位下降，粮食进口越来越无保障，经济也迅速加大向农业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北意大利这种城市国家，人口最盛时也不过十万人上下，黑死病后则大多减半，何况还有些本地的粮食生产。进口粮食所维持的人口规模还是相当有限的。



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一国的人口规模要大得多，主要国家的粮食供应中依赖进口的比例，很少达到中世纪意大利这些城市国家的程度。大英帝国崛起之初，是个粮食出口国。英国的粮食进出口到1800年还基本持平，以后则逐渐依赖进口。为这种进口提供保证的，则是这个“日不落”之国的海洋霸权。美国则自始至终是粮食出口国，并在粮食生产过剩的时代仍然维持着保护农业用地的政策。



另外，我们还必须搞清楚一个概念。所谓发达国家粮食依赖进口，究竟是“市场依赖”，还是“生存依赖”？举个例子。在十七世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是荷兰，其粮食供应严重依赖进口。但是，荷兰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富到连农民也拥有油画和股票、债券的地步；况且人口密集、地域狭小，选择粮食进口乃是市场的逻辑。但是，这种对进口的依赖实际上是“市场依赖”。也就是说，如果切断进口，荷兰人不至于没有饭吃。只是特定的国际市场环境下，他们从事工商业比从事农业更有效益，因而把农业“外包”了。等十九世纪世界金融中心转移到伦敦、英国成为粮食进口国时，荷兰居然从粮食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可见其农业生产的弹性。十九世纪英国的国际粮食供应如果突然被切断，也照样可以启动自己的农业生产而自给自足，只是经济效益比融入国际贸易体系要差一些而已。日本何尝不是如此？茅先生只提到日本有60%的粮食靠进口，但忘记了日本的农业是最受政府保护的部门之一，这种保护之优厚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乃至不断引起国际贸易纠纷。日本粮食靠进口，不是因为生产不出供应本国人口的粮食，而是国产的粮食太贵。日本农民经常是一家几辆车，住着独居的“豪宅”。这样的贵族农民产出来的粮食谁吃得起？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比中国人口密度还高的日本，城市用地非常有效率，乃至留下了大量耕地和自然野生地。最近甚至有报道说，日本人落户北海道可以自动免费拿到一块政府赠送的土地。这是“市场依赖”的粮食进口，和一旦没有进口自己就种不出足够粮食的“生存依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茅先生提出通过市场调节来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指出中国只被缺粮危机所吓倒，却忽视了粮食过剩的经济代价，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有贡献的。在全球化的时代，粮食生产确实不应该脱离国际市场。但是，增加在粮食供应上的市场弹性，和政府对耕地的保护并不矛盾。比如，面对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政府正好可以把保护耕地的政策转化为保护环境的政策，按亩数支付给农民固定的一笔“免耕钱”，让其将耕地抛荒为野生地（这也是美国环保政策的重要部分）。当国际市场的粮价大跌时，中国可以低价进口粮食。当粮食供应紧张、粮价上涨时，在这些野生地上生产粮食的经济效益就会超过政府所支付的“免耕钱”，市场杠杆就会自动让农民将这些地重新开垦。这样，中国的粮食生产才可能随着市场供需的浮动而自由伸缩。



如果按茅先生的方案，中国耕地就可能大幅度萎缩。中国的粮食生产就只能随着需要的减少而减小，却很难随着需要的增加而提高。市场怎么可能只进行单向浮动呢？从世界史上看，一国越是减低在粮食进口上的“生存依赖”（即有应付不时之需的备用农地），就越是有信心增加在粮食进口上的“市场依赖”。更重要的是，靠进口来保障粮食供应的安全，必须建立某种世界或者区域霸权。从美国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建立这样的霸权成本非常高，超出了目前中国的能力。在经济刚刚崛起之时，最忌讳的就是对国力的泡沫式期待，更不能以这种泡沫式期待为基础而制定公共政策。我虽然同意茅先生的观点，即中国的粮食政策不应该建立在世界对中国进行禁运的基础上，饥荒的可能性也非常之小；但是，依赖市场也不能一厢情愿。最近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世界粮食的供给赶不上需求的增长，最近粮价的下跌很可能是暂时现象。2008年在世界粮食危机的高峰期，几大产粮国已经宣布禁止粮食出口，有些国家因为缺粮而发生骚乱。而这还是在中国基本不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入粮食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这一节骨眼上耕地大幅度萎缩、要依赖国际市场来解决问题，那么粮食恐怕还是可以买得到的；但那可能几乎是黑市价格，还不如自己种合算。



市场的理念并没有错。但是，任何市场都镶嵌在特定的政治框架和国际秩序之中。忽视了这一点，市场经济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litkt

"现代社会运输和通讯技术空前发达，粮食的供应线当然可以更长，网络可以更大。这也确实说明，靠粮食进口而长期维持一个先进经济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严重的经验主义.事实上现代社会的运输技术严重依赖矿石能源,可再生能源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从太阳能获得总量上来说,不可能维持现在的运输水平.
正确的思路是够用即可,在够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和能源消耗.这是我反对"集约化"饲养和大棚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思想下,一个地方只进行适合本地气候条件的生产,这样成本低,能量消耗少,产量高,品质佳,而且本地高效益(不是高效率)消费,即什么都不浪费,尽可能的缩短运输线.比如在德国,当地产面和土豆就多吃面和土豆,实现想换换口味吃点大米也要吃法国产的大米,绝不买来自非洲东南亚日本和美国的.

还有大米的成本跟农民的消费水平并无关系.日本大米之所以成本高的原因是日本的地形导致稻田无法使用大型农机具,这就导致了无法用廉价的石油(当年,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代替人工繁重的劳作以降低成本.
厉的思想很典型,总是在不应该化约的地方化约,总是用微观经济学中的相对无限的小环境中得到的结论不加分析的扩展到宏观经济学的绝对有限的大环境中去.
景观生态学有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不同的尺度下的规律是不一样的,在一个尺度下得到的结论不能随意用于另一尺度.
所以说景观生态学从根本上是反对"试点-推广"模式的.
山东的沿海水产养殖业就出现过这类问题,山东什么学院的研究成果是海水立体养殖是可行的,经济效益是高的.
但是真正一推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问题出在那个学院的实验是在小尺度下进行的,表面的养殖的系索覆盖水面面积不大,并没有约束住海浪,而一旦大面积推广,则大面积水面被表面养殖系索所约束,海浪不起,结果海水中氧气缺乏,造成下层养殖物和野生水生生物全部死亡,高效益的立体养殖变成了低效益的平面养殖,环境也遭到破坏----当地的野生天鹅所需的一种海藻灭绝,天鹅没吃的了,变成了依赖人工喂食及拣食垃圾的垃圾鹅.

德飘

茅先生提出通过市场调节来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指出中国只被缺粮危机所吓倒，却忽视了粮食过剩的经济代价，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有贡献的。在全球化的时代，粮食生产确实不应该脱离国际市场。但是，增加在粮食供应上的市场弹性，和政府对耕地的保护并不矛盾。比如，面对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政府正好可以把保护耕地的政策转化为保护环境的政策，按亩数支付给农民固定的一笔“免耕钱”，让其将耕地抛荒为野生地（这也是美国环保政策的重要部分）。当国际市场的粮价大跌时，中国可以低价进口粮食。当粮食供应紧张、粮价上涨时，在这些野生地上生产粮食的经济效益就会超过政府所支付的“免耕钱”，市场杠杆就会自动让农民将这些地重新开垦。这样，中国的粮食生产才可能随着市场供需的浮动而自由伸缩。

litkt

在中国由于信息并不顺畅,行政权力部门人员并不守纪律袖手于市场之外,因此市场手段往往失灵,所以在中国只能被迫采取防微杜渐的极端手段.让农民自发的去保护环境,是要全民环境教育深入人心之后的事,不是现在.
另外粮食作为需求弹性很小而且储存期可长达数年的产品,国际市场的供求变化不会是很大,不过百分之几的水平,之间的利益盈亏与耕地保护\环境保护失控的巨大险恶局面相比,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德飘

德飘

那我们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