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在北京的古董市场上开始流行一种以生动的动物纹样为主要特征的小型铜器，根据古董商人的陈述，这种类型的铜器来自鄂尔多斯，因此它们被称为“鄂尔多斯铜器”。这种铜器最先吸引了在中国的西方学者，他们敏锐地将这种铜器与更广阔的欧亚草民族的物质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将这种特征的铜器称为“斯基泰－西伯利亚铜器”。
最先到达实地进行考察的是日本学者，他们的考察主要是在原来的绥远地区，并将这种铜器命名为“绥远式青铜器”。其实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日本学者，对这种类型铜器的研究都是相当局限的：不是将其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就是将一个犭虫立的主体文化看成是其他文化的边缘类型。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是由中国考古学家在最的20余年中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来自桃红巴拉墓葬群、毛庆沟墓葬群和西沟畔墓葬群。
1972年，当地的农民在阿鲁柴登发现了金银器，由此发现了桃红巴拉墓葬群。次年，有关单位就在这里进行了发掘，游牧人群的墓地由此展现在考古学家面前。从墓葬形式上分析，当地人在埋葬死者时会将尸体和死者生前的装饰品一起埋入坑中，然后放置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工具和器物，最后将牲畜的头或脚砍下殉葬，也有用整匹性畜殉葬的例子。
毛庆沟墓葬群的发掘在内蒙古草原上可以算是规模较大的了，与桃红巴拉墓葬群的七座相比，毛庆沟发掘的墓葬多达81座。毛庆墓葬群位于内蒙古凉城地区的南部山麓地带，墓地是从北部山脚地带开始，依次向南方排列，且大致可以看出是东西成排的。墓葬区的西部边缘地区的南部山麓地带，墓地是从北部山脚地带开始，依次向南方排列，且大致可以看出是东西成排的。墓葬区的西部边缘地带多是儿童墓葬，而东部边缘则是以社会赤贫者为主。
这里的墓葬一般是单独埋葬，很少有合葬现象。当地甚为流行动物殉葬的习俗，有的研究观察到，在殉葬动物的区分上往往有性别差异的因素：一般女性多是单独以羊殉葬，而男性则是以牛、羊殉葬。随葬品因为墓葬主人的财富不一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而随葬品的出土位置都有一定的规律，一般料珠等小饰件出现在头部附近，牌饰和扣件出现在腰部及骨盆附近，短剑都在腰侧，马具一般放在头侧。这个发现多少帮助我们了解匈奴人的埋葬风俗了：匈奴人在死后一般没有特别的冥衣，生前使用的腰带和短剑会随葬墓中，马鞍一般是枕在头下，有的死者人上还会覆盖一个覆面。在毛庆沟，研究者在墓地中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埋葬习俗，一种是南北方向的墓坑，随葬品往往只是一件带钩；另一种是东西方向的墓坑，随葬器物具有浓郁的匈奴文化特征。
匈奴人到底是什么面貌呢？他们与汉人在外观特征上有多少差异呢？研究者将出自毛庆沟的人骨进行了分析，结果证明毛庆沟的匈奴人与当时华北居民的接近程度超过了他们与生活在漠北地区草原民族的接近程度，可见当时在长城地带的民族交融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层次。毛庆沟第59号墓葬的一些特色让人回示再三：在这个墓葬里，只发现了死者的手骨，但是随葬品非常齐全，青铜短剑、带饰、马具、铜镞都有发现。然而，这位武士的尸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起《匈奴传》中“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的记录，眼前不禁浮现出一位战死疆场而不须马革裹尸的武士形象。
西沟畔墓地是在1979年由当地的牧羊人发现的。这个墓地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到西汉时期，其中2号墓地出土的器物之丰富让人为之惊叹。这是一座南北向的墓葬，中间并没有葬具，其中埋葬的是一位男性成年人，在他的头部有一些牛羊骼，附近有四件铜鹿，两件铜镞，一件鹤首饰，七件银质的虎头形节钺。在遗骸的颈部有一个金项圈，头骨两侧有两件金耳坠，头侧还有一件铜镜。在中国古代，首饰并不是女性专有，甚至情况恰恰相反，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性往往用一定形式的首饰表明其身份。在死者的两腿之间。死者可能是一个匈奴酋邦的首领，否则墓葬中不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贵重金属制品。
在阿鲁柴登发现的一套黄金头饰，是中国早期金饰品中最璀璨的例子之一。整套头饰由冠顶、冠带、耳坠三部分组成。冠顶呈半球形，表面半浮雕有狼吞食羊的场景，羊前肢前屈，后肢被狼咬住，而狼呈横卧状。冠顶的顶部有一只立鹰，鹰的躯体、双翅和尾部是由黄金锤打而成的，翅膀上的羽毛层次分明，而鹰的颈部和头部则是由绿松石制成，通过金丝与躯体相连。冠带部分由三条半圆形金条组，每条都有虎、羊和马的浮雕形象及绳索纹饰。推测在冠顶和冠带之间原有丝织品或皮革制品作为冠的主体。
与冠配套的还有一对耳坠，圆形的耳环下悬一块两端包金的绿松石片和三片叶状金片，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胡冠标本。鹰一直是草原民族所喜好的形象，它象征着敏锐、果决和勇敢。这套头饰中的鹰立在顶端，俯视脚下的争斗场面，显示出一种卓尔不凡，傲视群伦的气度。不难推测，这顶稀有的金冠拥有者应是一位叱咤于草原之上的部族领袖。
在这些墓葬中发现较多、特色十分鲜明的是青铜牌饰。这些青铜牌饰一般呈方形或者近似方形，主要的纹饰是动物形象和人物场景。与中原农业民族用青铜制作庄重肃穆的礼器不同，草原民族的工匠们更加热衷于表现充满活力的生活场面。牛、羊、鹿等都是青铜牌饰最常见的动物形象，即使在最简单的几个动物排列中，工匠们也通过运用自然弯曲的犄角、运动中躯体的倾侧及四肢的交错等手法来表现一丝生气。动物咬斗则是草原民族工匠喜好的另一主题。于西沟畔墓地发现的一件牌饰上，描绘的正是生动的龙虎相斗纹饰：牌饰正中是一虎咬住龙的颈部，而龙回首咬住虎的背部，右侧另一虎咬住龙的尾部。另一件牌饰则显示出一副势均力敌的场景：虎咬住野猪的尾部，而自己的尾部又被野猪咬住，双方都在竭尽全力，身体呈S形扭曲。可以看出，这些工匠在制作中是颇心思的，野猪身体用细密的短竖线装饰，而虎的身体上仅用几道横纹点缀，两者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另一块在阿鲁柴登发现的牌饰，表现的则是一幅血腥的场面：牌饰中间是一牛，四虎从两侧咬啮，牛已显得奄奄一息。四只老虎却表现得强壮有力。
另一种牌饰在外形上呈一头稍大并成圆拱形，而另一头呈方形。这种形状的牌饰在欧亚草原地带有着广泛的分布，方的学者往往将其称为P形牌饰。这种牌饰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肉食动物捕食动物的场景，一般是虎引颈前趋，张嘴咬住一头羊或者牛，被捕食的牺牲者则无力反抗，身体扭曲，作生死挣扎。
毫无疑问，匈奴人对于猛兽的爱好是至为明显的。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猛兽所表现出来的强悍生机和活力是让马背上的猎人的难以忘怀的，因此一些猛兽也成为草原部族的图腾，这是一种让草原民族心仪的不可抑制的生命力。
匈奴人的铜器文化中，棍棒头也是一种颇有特色的器物。一般棍棒头都呈多棱形，中间有一个圆形透孔，在发掘之初，考古学家们并不清楚它的具体功用，随着发掘材料的日益增多，棍棒头的功用才被逐步揭示出来：它可能是附加在一根短棒的顶端，在狩猎活动中用来投掷打击野兽。当青铜质棍棒头出现在匈奴社会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因为原材料稀有，它不再是的狩猎的工具，而是个有一定的社会象征意义。这种形式的器物一直沿用到很晚的时期，在与北宋相当的契丹社会中，棍棒头演化成贵族的权杖“骨朵”，表示社会权力的象征。
随着匈奴文化逐步被揭示，彻底否定了过去将匈奴活动的长城以北地区视为化外之地陋识。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不是一枝独秀的，而是“满天星斗”，交相辉映，文化各有侧重，表达方式也有偏好，但在本质上绝无优劣之分。 |
发表于 2008-12-22 16: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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