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锫坚蒙古印象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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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1）社会转型的实验室――黄锫坚     当我们提到外蒙古，下意识里总将之视作内蒙的对应物。天苍苍、野莽莽、风吹草低见牛羊，成吉思汗、戈壁草原，这大概就是全部。如果说内蒙还有蒙牛、伊利等现代企业填充我们的想象，那么关于当代外蒙，人们多半一无所知，也不甚关心。内蒙和外蒙如何分离，蒙古和中国的百年关系，更是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情绪所主导。带着这样的懵懂和无知，我们登上了去乌兰巴托的飞机。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崭新的蒙古。
    成吉思汗：归去来兮
    其实，不光是中国人，即便是乐于穿越、善于探寻异域风情的西方人，也很少了解近百年的蒙古。大概有70年时间，共产主义蒙古一直对西方封闭。直到1990年，它那广袤的大草原才向外界开放。英国记者贝克（Jasper Becker）是闯入这片神秘地域的少数外人之一。贝克1985年到1990年为英国《卫报》北京站工作，后来主持过《南华早报》北京办公室。从1989年开始，他七次走访蒙古。在《遗失的国度：发现蒙古》（Lost Country: Mongolia revealed）一书中，他描述了蒙古的转型岁月，揭开了不为人知的喇嘛、政客、屠杀以及文化瓦解的百年历史。花了两年时间，贝克才拿到去蒙古的签证。1989年5月，当他第一次进入乌兰巴托时，看到怎样的情景呢？贝克的描述颇具细节：“街上什么都买不着，甚至一份报纸都找不到。市场、私人商店、饭馆，什么都没有。……最奇怪的是，没有丝毫唤起过去的东西。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踪影全无。即便在官方的历史博物馆里，那些装满展品和地图的屋子，也没有任何提及他的地方。一幅巨大的海报、血红色的列宁像，耸立在市中心，下面是他的标语：‘党是我们的灵魂’……不远处还有斯大林的雕像，世界上这样的雕像为数不多了。似乎从斯大林逝世起，蒙古的时间就停止了，这个城市仍在深深的默哀。”18年后，世界已经天翻地覆。蒙古国庆节那达慕刚过，我们从北京飞到乌兰巴托。这个城市已和贝克的描述大不相同，沧海桑田可见一斑。当苏联阴影被抹去，成吉思汗，蒙古最为自豪的符号，无疑会被他的后代无限繁殖。一个典型的游客，将在成吉思汗机场降落，攥着成吉思汗钞票，喝着成吉思汗啤酒，住在成吉思汗酒店。在地毯上、在电话充值卡上，这位弯弓射大雕的天骄，无所不在。而他的黑色雕像，更是出现在城市中心广场的北侧。他正襟危坐在中军帐里，俯瞰着今日的蒙古和世界。在那顶部为蓝色蒙古包式样的纪念台两端，分别伫立着策马扬鞭的忽必烈和窝阔台。这是去年纪念蒙古帝国成立800周年而修建的。那些与草原、骏马、征服相联的历史，终于又占据蒙古人的地理和心理中心。列宁、斯大林已不知去向，而广场中央，依然是1920年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苏和巴托英雄雕像，它和贝克的描述毫无二致：跨下的骏马依然奋起前蹄，在滚滚风沙中展望民族的犭虫立。雕像后本来还是苏和巴托的棺椁，现已被迁移到他处。据说也是由粉色和灰色花岗岩砌成。贝克的感觉是，“它不可思议地和列宁在红场的墓一模一样”。即便在后苏联时代，有心人依然能够识别出苏联的遗迹。就像春天到来，冰雪融化，但墙角和树根依然会有冬的痕迹。蒙古仍然使用俄文字母拼写的蒙文，所以，看着满大街的路标和招牌，你总有些置身俄罗斯的感觉。当然，越来越多的英文开始浮现，也许不久的将来，中文会占据更大的比重。    蒙古（2）流动宿舍里的精英
    Tsend· Enkhbat戴着Seiko手表，开着丰田巡洋舰，言谈乐观而自信。他是私营电视台TV9的台长，在他身上，你能清楚地看见社会变迁在蒙古人身上留下的烙印。TV9拥有60万观众，在蒙古可以排名前五，其他重要电视台包括国家电视台、UBS TV、Channel 25、TV5等等。怎么说，TV9也该算大台，但走进这栋两层小楼，我们不由得感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TV9和另一家公司共用这栋楼，一楼的水泥地面有些凸凹不平，二楼好歹铺了些地砖。三间演播室，30多人的员工队伍，包括所有电视制作人员、摄像和记者。其实也可以理解，蒙古的领土面积虽然可以排名世界30位左右，但人口实在不多。全国总人口刚刚接近300万，而乌兰巴托也就100万，放在中国，不知道在省会里面会不会排名末尾。谈起电视竞争策略，Ts.Enkhbat滔滔不绝。“它们像极了人造美女，看上去都一样。”他认为蒙古的大部分电视台，都没有自己独特的定位。而TV9的拳头产品则是新闻。在演播室里，我们遇到了TV9的新闻女主播、漂亮的巴彦扎尔嘎拉。在近期的晚间新闻里，她聚焦蒙古的时政要闻，比如失业率居高不下、河流湖泊干涸、森林遭伐、动物死亡、沙漠化逼近城市等问题。蒙古也遭受韩流袭击。Ts.Enkhbat介绍说，当地许多电视台竞相播放韩国电视剧，而TV9却别出心裁，引入了俄罗斯连续剧《不一定要漂亮》，收视率屡创新高。他还希望引进中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我们放过中国拍的《成吉思汗》，反响不错。”在Ts.Enkhbat的精明操作下，TV9的经营很有起色。4年前电视台创建时有大量贷款，去年已经还清银行欠债。但Ts.Enkhbat的目标不止于此，他要把TV9打造成24小时的新闻频道，立场犭虫立。“和BBC一样，不受任何党派的干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过去两年，蒙古一下子冒出八九家电视台。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自由化，许多企业家、政治家纷纷涌入电视业。因为电视不但可以赚取广告利润，还可为竞选造势。在2004年的议会选举中，TV9表现出明显的支持人民革命党的倾向。这给许多观众留下了不公正的印象。Ts.Enkhbat出任台长之后，花了3年时间来改变这种形象，要求记者以公平、客观的视角来做报道。看起来，他的努力已有成效。从Ts.Enkhbat的商业观念和媒体立场看，他和欧美新闻人几乎没有区别。但谈起往事，我们发现，他对苏联时代其实有着深深的眷恋。在乌兰巴托一间西式餐厅里，Ts.Enkhbat吃着牛排，喝着可乐，跟我们说起他的青春往事：“九十年代以前，乌兰巴托到莫斯科的火车票，一到八月底就非常难买。每年都有一万多名蒙古大学生去俄罗斯留学。一辆火车上往往有四百多名大学生。”青年时代的Ts.Enkhbat就是其中的一员。六千多公里的路程，浩浩荡荡，五天五夜，车厢成了流动的宿舍。Ts.Enkhbat上的是莫斯科的高尔基文学大学，即便是今天，谈起陀斯托耶夫斯基和普希金，他的眼睛里也闪烁着光芒。1983年大学毕业后，Ts.Enkhbat成了蒙古作协《文学与艺术》报的一名记者，负责报道文艺界的逸闻趣事。每月发工资的那天，他都会去书店，当时的蒙古人热爱诗歌和小说。一年一度的诗歌节，是Ts.Enkhbat和文学青年的盛会。在那个纯真的年代，Ts.Enkhbat出版过两本文学评论，其中的一本名为《希望飞到光明的未来》。前苏联解体后，蒙古人的希望和未来也发生变化。在乌兰巴托的街头巷尾，精英们谈论的是经济改革、蒙古如何摆脱苏联的影响。诗歌和文学，让位给政治和经济。1994年，Ts.Enkhbat也告别文学界，投身大众传媒。流动宿舍里的那些室友，也成了蒙古的各界精英，比如外交部长恩克·包立德，就曾在莫斯科学习印刷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Ts.Enkhbat的青春交给了苏联，而他的儿女则转到了中国。大儿子奥特根·加尔嘎拉正在天津学汉语，秋天就会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计算机，小女儿拉哈嘎瓦·苏荣在乌兰巴托的最好的中文小学——育才小学上学。苏荣的乒乓球打得极好，9月份要去东京参加亚洲希望杯乒乓球大赛。Ts.Enkhbat告诉我们，外交部长包立德的女儿也在北京大学学中文。对于Ts.Enkhbat和他同时代的蒙古精英来说，中国是一块巨大的磁铁。“这个世纪是属于中国的” ，Ts.Enkhbat感慨。
蒙古(3) 股票交易所与大爆炸改革
    和东欧一样，蒙古经济也经历过“休克疗法”。中心广场西南角的一幢粉色大楼，见证过一些关键情节。这栋苏联古典风格的建筑，曾经的电影院，现在是蒙古股票交易所。交易所粉色的外墙，和北边那一排灰沉沉的苏式大楼很不协调。而南边的邮局大楼，则垂下十多米高的广告，那是蒙古相扑手为某银行做的推广。目前有30多名蒙古人在日本从事相扑运动，每逢日本职业相扑大赛，乌兰巴托的商场、饭店、餐厅、酒吧，甚至机关办公室，电视机前总会聚集着观看比赛的爱好者。我们是下午1点多走进交易所的，按中国的交易时段，里面想必是人声鼎沸，或者有红绿数字闪烁的电视屏。让人失望，里面冷冷清清。一位身高足有1米9的高个子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向我们解释。这里每天交易两个小时，上午11点到13点。整个大厅，恐怕也就两个教室般大小。中央的狭长走道上，一位衬衣领带的家伙，若有所失地盯着孤零零的电脑。而周围的罗马柱背后，排列着20来个格子间，那大概就是券商的席位。在贝克的《遗失的国度》里，我找到了交易所的历史。核心人物是Zholzhargal，他曾经是交易所的头，也是其始作俑者。当年只有26岁的他，似乎是从华尔街径直走到乌兰巴托的。他身世显赫，父亲是蒙古前商务部长，母亲是前财政部长，哥哥是中央银行行长。在匈牙利念书时，Zholzhargal就对市场经济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是一场失败，蒙古白白浪费了70年时间。如果早点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蒙古将是另一个富庶的新西兰或者德克萨斯。1989年，Zholzhargal在蒙古中央银行工作，通过联合国一个项目的资助，他在美国待了6个月，学习那里的经济体系。在此后的政治转型后，他提出一个方案：在一年时间里将大部分经济私有化。炮制这份计划花了两个礼拜，他与七个朋友（据说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一台电脑，锁在一间屋子里闭门造车。大众的直接反应当然是抗议。老经济学家们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小孩子在玩市场经济的游戏，不过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使这戏剧化的解药有了用武之地。计划很简单。首先计算一下蒙古经济的总价值，按人口分成均等的份额，给每人发一张券，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就这么把国有资产给打包处理了。有些资产，如邮局、电厂还可以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其他，包括学校、医院，都给卖了。最后的计算结果是，每个蒙古人可以获得10000图，或者说100美元的股票。在第一阶段，每人领到一张粉色券（上有成吉思汗头像），可以竞购牲口、小商店和其他小企业。第二阶段，人们领到一张蓝色券，可以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所以，眼前这个小小的交易所，不是为了和香港、东京竞争金融中心，而是为了方便资产的再分配。外国人也可以购买股票，各种各样的公司都会在此公开他们的财务报表。Zholzhargal坚持认为，大爆炸的改革策略比渐进变化要好。缓慢变革会产生腐败，因为它允许党的精英将政治权力转化为商业势力。其实，和大国相比，蒙古的转型有很多便利，或者说船小好调头。它没有外债，也没有需要补贴的庞大的工业部门，人们都没有什么可以投资的存款或资本。

    就像在一个微型实验室里做一次经济实验，蒙古从一个十足的国有经济瞬间变成了放任的市场经济。
蒙古(4)一波三折的国企改制
    一个经济体的脱胎换骨，毕竟不是哈佛毕业生的论文。即便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大爆炸的余波。在乌兰巴托最大的百货大楼，游客一定会光顾羊绒柜台。羊绒是这个国家仅次于铜和金的第三大出口商品，而Gobi（戈壁）是其中的佼佼者，蒙古最大的羊绒品牌。Gobi羊绒衫价格不贵，但款式实在不敢恭维，不说西欧标准，即便以中国眼光来看，都有些土。几天后，我们走入了Gobi公司。这家蒙古大型国企的私有化，可谓一波三折，和中国的国企改制颇为神似。西装革履的Purev.Damdinjav大约50岁年纪，声音急促，急于解释，又有些不耐烦。名片上的头衔是公司CEO，但他却说自己是董事长。也许不能怪他，Gobi正处于非常时期，一切还未走入正轨。“Gobi现在完全私有化了”,P.Damdinjav首先确认了这个事实。其实，公司最近一次私有化招标是在06年12月，中标者是日本的Toshisoke投资银行和HS证券组成的联合体。此前有过两次招标，01年和03年，最后都失败了，因为当时的投标价格没有超过期望值。而新的中标者也不顺利。在中标半年之后，也就是我们采访前两个礼拜，他们才真正掌握控制权。中标联合体向政府支付了1385万美元，获得该公司73.4%的股权。私有化之所以拖延，是因为另一参与投标的联合体（由蒙古Bridge集团、日本Maruhachi Mawata和意大利Flabio Olyberio公司组成，投标价格是1350万美元），将国有资产委员会（State Property Committee）告上了法庭，指控他们对中标者有所偏袒。法庭花了6个月时间推翻了这项指控。按《乌兰巴托邮报》(UB Post)的报道，就在这段不确定的时期，工厂的管理松懈下来，出现了一些偷窃现象。有价值300万图的6箱羊绒失踪，去年12月库房还丢失了200公斤羊绒。还有一件蹊跷的事情，公司的高管竟然在原材料价格最高的时候进行采购。这使得公司有了40亿图的负债。新老板7月2日接管后，继承了这笔债务。现在，Gobi公司终于完完全全交到私人手中。而P. Damdinjav就是被中标联合体找来的新领导，他正忙着组建董事会，将一切导入正轨。其实，P. Damdinjav和Gobi公司的渊源很深。1975年，蒙古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家羊绒加工厂，当时他就是厂长。1981年这个工厂开始生产Gobi牌羊绒。公司的产品80％出口到西欧，如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地。除了半成品羊绒，工厂还生产各式男女羊绒衫和羊绒布料，品种齐全。1986到1995年时，P. Damdinjav也是Gobi公司的厂长。到今天，Gobi公司有职工1400人，80％的员工都不到30岁。90年代初，蒙古经历着政治和经济的大转型。1993年，依政府的法令，Gobi公司25％的股权私有化，1994年重组后75％的股权仍然控制在政府手里，1996年成为上市公司。可以想象，一家举足轻重的大企业，小心翼翼的迈出了私有化的步伐。这次私有化的效果如何？P. Damdinjav并未直接回答。在我们的追问下，他说出自己1995年时离开公司，下海创业。“想发财嘛，就搞了一个自己的公司，叫奥尔格勒。也是加工羊绒，很小的企业，20来人，每月生产200件。我以前在国外认识一些朋友，借助这个渠道来拿订单。”尽管他没有提及离开的原因，但国有企业的弊病仍然让他记忆犹新。“私有化后，经营会简单很多。以前国家控制得很厉害，官僚主义严重。解决一个小问题也要往上报，决策有很多层级，政府各个部门有五花八门的限制。”但也人对私有化有不同看法。Eermel是紧次于Gobi，蒙古第二大的羊绒制造商。公司也在蒙古股票交易所上市，大约50％的股份由员工持有。06年4月，该公司的行政主管S. Munkhjargal在接受当地一家报纸采访时说，“没必要把什么东西都私有化。如果Gobi羊绒厂无法正常运作，它就该私有化。如果它可以，就让它正常运转呗。矿产也不该私有化。不论是怎么发掘的，矿产必须由政府所有。蒙古宪法明确指出，自然资源必须受到国家保护。”“我个人观点，戈壁卖得太便宜了。” P. Damdinjav也承认，1385万美元的卖价有些低。他大致算了一笔帐，从建厂到现在，Gobi公司给国家上缴了36亿美元，大约为公司总利润的1/3。Gobi近几年的经营状况有些下滑。和90年代初P. Damdinjav当厂长时相比，现在的利润只有当年的一半。经营下滑有很多原因，外部因素是国际市场的变化，比如羊绒价格的下降。而公司管理人员也犯过一些经营错误。西欧曾经是很大的市场，但他们失去了很多合作伙伴，在销售方面出现问题。P. Damdinjav透露，目前公司的新老板，决定把经营权交给英国专家。“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要按成熟的西方方式来管理才有效果，才能提高Gobi的效率。这几个英国专家，有管理人员，也有市场和设计高手。他们都来自英国羊绒加工业的名牌公司，比如苏格兰的Dawson、Pringle……我们还要更换设备、扩大市场、扩展国外合作伙伴。计划通过两年时间，把利润增长2倍。”刚刚回到熟悉的环境，这位曾经的国企厂长、今天的私企经理人，正为Gobi描画美丽的未来。

蒙古(5)转型经济的惆怅
  “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贾樟柯在电影《世界》中曾使用这首歌。我想当然地以为，它一定也是某种捏造的异国情调。没想到，这歌还真有出处。翻译图拉绕有兴趣地听着，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它的蒙文原版。不过，乌兰巴托的夜，再也不是寂静而伤感的调调，它带着中国西部城镇那种粗糙的繁华。这里纬度高，天黑得晚，华灯初上已是九点多钟，卡拉OK、小型超市、本地快餐、沿街水果小摊、露天桌球台、遛狗散步的情侣……在西洋风格的餐厅里，年青人吃着牛排，陶醉在电子舞曲营造的小资氛围里。这旋律似曾相识，与中国的迪厅遥相呼应。蒙古人热情地拥抱市场经济，乌兰巴托也染上后发经济的通病。甚嚣尘上的尾气，遮蔽着蓝天之国的天空。苏联产的汽车已非常少见，马路上全是日韩二手车，现代、起亚、三菱……而悍马和丰田的巡洋舰，据说是当地人的最爱。奇特的是，蒙古虽然靠右行驶，但这里左呔、右呔车都有。所以打车时你不得不冒险：碰上右呔的出租车，你只能冲入呼啸的车流，从马路中间拉开车门上车。尽管乌兰巴托沐浴着消费主义的格调，但它仍有着自己的个性演出，那便是蒙古包。走在大街上，你会冷不丁撞见白色的蒙古包。往城市外围走去，更是看到漫山遍野的蒙古包区（Ger area），那是乌兰巴托的独特地貌。在蒙古，36.1％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生活在首都的一百万人口中，58％生活在蒙古包区。沿着尘土飞扬的颠簸窄路，我们的车径直开入蒙古包区。尼玛大妈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要求。60岁的尼玛，在乌布斯省当了大半辈子的牧民，2001年的雪灾夺走了她的200只羊。她和自己的十一个孩子都来到了乌市，只有一个儿子在乡下娶了老婆，不愿离开。这里至今无法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蒙古包里没有自来水，要到附近的水站去领；这里也没有交流电，所有用电都得靠蓄电池；自己搭的厕所也非常简陋。   尼玛告诉我们，一个最普通的四米直径的蒙古包只要三万到四万图，折合人民币不到300块，比盖房子便宜得多。根据蒙古宪法，每个公民可以免费拥有0.5公顷的地皮，只要通过乡行政部门的批准，就可以在乌兰巴托圈上一块地，当作自己的家。有钱人可以盖个两层的砖瓦小别墅，像尼玛这样的穷人只能盖蒙古包了。离别尼玛，我们爬上了附近的山顶，这里可以俯瞰乌兰巴托的面貌。在蓝天下，巴图巴特尔和索仁佐包立德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巴图巴特尔今年22岁，刚从色如勒格大学的会计专业毕业。堂弟索仁佐包立德有些害羞，言语不多。他还在国际经济大学念大四，但他显然对完成学业兴趣不大，因为他说目前乌市的失业率达到1/3。这样看来，也许生活在郊区反而更自在。在乌兰巴托市郊的纳拉赫区，我们曾走访过一家牧民，一家人就靠放羊，一个月的收入能有50万图，合3，300多人民币。两个年轻人前些天参加了韩国政府劳工部门的韩语考试。初试已经合格，如果体检也没问题的话，九月份他们就要加入一万三千人的大军，赴韩打工了。据说，去韩国打工从事的多半是枯燥的制造业，可能还对身体有害。不过，和乌兰巴托的收入相比，那边的薪水实在很有诱惑力。就干几年，巴特尔说，赚够了钱就回乌兰巴托做个小生意。在这个信仰藏传佛教的国度，人们相信祈愿的力量。于是两个年青人散步到这个山包，围着小小的敖包转三圈，每次掷入一块石子，许下心愿。巴特尔喜欢听摇滚，尤其热爱蒙古的摇滚乐。他应我们的要求哼唱了几句蒙古歌谣，歌声随山风飘到很远的地方，带着些许青春的彷徨。蒙古的社会转型，会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怎样的未来，一切还不那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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