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凡经之地寸绿不留 ZT

大漠云天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 ... =1581198&page=1

中国人凡经之地寸绿不留

作者:钟祖康
2007-03-27 17:23:14


我在《历史悠久不是福》一文中，阐释了古老文明适应现代世界的困难，和寒带文明较温热带文明发展优胜的原因，不过，这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何以中国文明长期反覆下堕，可以胡天胡帝千载。原来，中国几千年来在黑暗摸索中还犯了几个万劫不复的大错，最严重的可能是独尊儒术。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一大残害，就是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资源。

“无后为大”迫出食人传统

中国自汉代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说，就是赤裸裸的搞思想管制，行极权统治。将全国人的思想定于一尊已经够糟，更糟的是，是定于一种以唯道德主义、形式主义、性别歧视、人伦差别、超实用主义和反宗教精神为本、以繁殖和愚孝为人生至高目标的教条。若中国当时挑的是墨家，中国将大不同矣，甚或可与西方的基督精神互相辉映。结果，自汉代始国人真的听从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指令，将繁殖后代视为人生的第一要务。更坏的是，这个“无后”仅指“无子”，并不包括女性。为了“有后”，加上求子，再加上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即奉行小政府、大家庭主义，对民众生计任其自生自灭令“养儿防老”。中国几千年来史不绝书的灾荒和战争造成的人口减杀也无法控制中国的人口，以致于连相对寒凉的华北地带也出现严重人口过剩，需要不断扩张南进掠夺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过去我曾悬想，若几百年前黑死病也在中国大爆发，当会像造福欧洲一样的造福中国，但现在认识到儒家思想衍生的繁殖能力，相信黑死病在中国控制人口的成绩不消数代人就会化为乌有。

中国初民在人口压力下对黄土高原的生态摧残，令黄河水患失控，确保了黄河流域一带的贫穷。中国社会科学先驱潘光旦教授在八十年前说的话今天似更适用，“中国民族的许多‘劣根性’既因缘于灾荒的反选择影响；而中国之所以成为‘灾荒的国家’是因为西北的旱化，而西北的旱化，又局部因为先民斫丧与蹂躏树木的行为；那末......止旱须有大规模的造林运动。”但问题是，中国人的品质已经恶劣到这个地步，还有能力扭转滥伐林木造成的旱涝相夹大势吗？自潘光旦发出这呼吁的八十年来，中国西部的森林覆盖率又再从原来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下降至现在的不足百分之二十。你去《四库全书》和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资料库搜寻一下出现了多少次“屡禁不止”这个成语，再看看《四库全书》中出现多少次灾荒中“人相食”、“易子而食”、“男女相食”、“父子相食”、“母子相食”、 “父子夫妇相食”、“父子兄弟相食”的记载，就明白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属于一个什么档次的文明。

鸦片战争来得太晚

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来华的外国人也对中国人对生态的疯狂摧残感到震惊。于一八五九年抵华后游历中国五十年，以中国第一艘蒸汽船横渡长江三峡的英国人 Archibald J. Little说，“中国人永远像蝗虫一样，凡经之地寸绿不留。”美国矿业工程教授Lynwood Garrison 一九○一年撰文指出中国的伐林问题时说，“像中国人这样一个实际的民族，居然不早就认识到森林文化的种种好处，实属反常。”知名地质学家 Baron von Richthofen（一八三三到一九零五）说，种种迹象显示，山西等北方省份古时繁荣丰饶得多，衰落的原因“除了政治之外，就是因伐林造成的气候恶化。”于一九二零年代初到中国救灾多年的Walter H Mallory在其一九二六年出版的 China: 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中说，“中国前代的伐林行为，比任何其他大国都要来得彻底。任意砍伐的行为，其害不特造成了今日的情形，且使中国西北地带日渐干旱，并使现在尚较肥沃之地也会因同样原因越来越像中亚细亚地区那样。”

而当中最重要的人物莫如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任教的美国学者罗德民教授（W.C. Lowdermilk），他于一九二零年代初来华，到一九四五年才返回美国。他说，自某天突然领悟到黄河水患是由于水中的黄泥后，就矢志要找出这些黄泥的源头以期杜绝。他花了三年时间在山西的雨季实地考察，终于确凿找出这些黄泥是沿岸农民砍伐林木造田后所致，并在当地发现一些于西元前二世纪的灌溉水道也同样因淤泥阻塞而废弃。研究更显示，当地寺庙周围受到保护绿树成荫的森林，就是四周濯濯牛山的原貌！近年的化石花粉研究也进一步印证，这些不毛之地过去曾为森林所覆盖。

可是，中国这样的严重水土流失的情况，洋人那么好奇，也到较晚才知道。据自然科学史学者罗桂环教授分析，这是因为“鸦片战争前西方人在华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不就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代价？那么，从抢救中国的生态着眼，鸦片战争看来是来得太晚了。中国实在没有“不假外求”的能力。

胡人入侵改善中国生态

黄河自中国人摧毁了黄土高原生态后，主要出现两段平静期，但都是外国人的功劳。一是东汉后的约五百年，据已故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教授的研究，是因为这段时期大量异族如匈奴、羌等进驻了黄河中上游一带，专事马牛羊等牲畜牧业，令该地带暂时免于汉人不断伐林造田的破坏，减少水土流失，从而令黄河安流数百年。此说甚有洞见。但我认为还有别的重要原因，就是胡人没有汉人那样耽于厚葬，较少为了厚葬而破坏林木。儒家思想极重愚孝、盲孝，并压抑正规宗教思想，因而极力鼓吹厚葬（甚至是薄养厚葬），再经董仲舒等儒士引入“天人合一”的谶纬之学，厚葬之风从此失控。厚葬对生态之破坏，对社会生产力之虚耗，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儒家厚葬传统对中国林木的摧残由于太过荒唐，许多人要不是刻意轻描谈写，就是不会相信。就如一九七二年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掎侯利苍之妻的棺椁，耗费原木不少于两百立方米！而且都是最珍贵的楠木，并且是可造出一吨多重木头的大古木。这些都是举世皆知的。一些研究人员就这样慨叹：“英国人用最好的木材去做船，日本人去搞建筑，美国人去做家具、艺术品，而中国人却去做棺材。”若以造一吨纸需三立方米木材算，利苍夫人棺椁所用掉的木材足够制成六十多吨纸！若以造一吨纸需要二十棵普通体积的大树计，这就等于一千两百多棵大树了！厚葬除了导致伐林，也毁了大量良田来筑巨坟，从而迫使农民益发伐林造田。

虽然许多农业专家早就指出，中国西北地势欠平，且雨水稀少，气温偏低，宜牧不宜农，或起码也应农牧并行，但国人却从不因地制宜，一面倒的发展最容易破坏生态的农业，仿佛不贯彻“以农立国”就“有违祖训”，对不起老祖宗那样。中国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才颁令土地须合理利用，指定坡度十五到二十度的用作牧场；西北等高寒地区发展畜牧和各大河上游两岸以林牧为主等等。但此规定此后似也不了了之。

“用夏变夷”代价惨重

中国人对畜牧业的抗拒，多半也源于国人在大汉主义下架起的夷夏之防（力主“用夏变夷”的儒家对此自然也有责任），以致夷人的生活特色如畜牧业和乳制品也统统不要。诚如潘光旦教授在其〈检讨一下我们历史上大汉族主义〉中胪列了汉人的以我为主、不可一世的心态：“我们自称为诸‘夏’，用古文字写出来，‘像人形 ’，而其他邻近民族在类别上就要低于人了，有的近乎虫类，例如闽和蛮；有的近乎犬类，例如狄，例如?狁；有的近乎豸类，例如貉与貊；有的近乎羊类，例如羌和羯等等......”。

但这种夷夏之防结果又是害了自己。消耗无数林木造砖以修建万里长城；过度发展农业滥伐林木令中国旱化沙漠化；不发展畜牧业令中国的战马不敷应用和骑术不精，以致“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汉兵）以步追之。”汉人能驱逐胡人，也只是一时，而且是惨胜。这不就是国人两千年后在洋人船坚炮利下土崩瓦解的前奏？至于抵制乳制品，则令国人体质虚弱，而未能善用羊毛羊皮，也使国人要消耗更多的林木取暖。黄河水患自胡人被逐后又故态复萌，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工程师 Oliver Todd利用现代工程知识奋斗十年才受到控制。
＝＝＝＝＝＝＝＝＝＝＝＝＝＝＝＝＝＝＝＝＝＝

“自古以来”啊

稻草人

粗鲁掠夺的文明造就的恶果！

游牧文明才是和谐的发展的文明！